发布时间：2023-11-27 10:26:2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对传播学的理解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近读胡翼青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颇有启发。该书理清了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耶鲁学派之间复杂的学术关系；更精辟地论述了美国传播学诞生过程中，知识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企图，使笔者对传播学术史研究方法和路径选择有了许多新思考，特别想对该书作一些回应与评价。
一、传播学术史应当破除历史“神话”
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和历史叙事，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和逻辑构成的。这些概念和逻辑，限制了当时人们思考问题的模式和框架。中国历史原本与西方历史有着不同的书写逻辑，但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一些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科学、资本等问题的追问和反思，让中国人用一批外来概念构建了中国近现代史，甚至套用新的概念重新界定、塑造中国的古代历史。大到人类整个思想系统，小到一个学科范式的确立，其背后都有一种权力意志的作用。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人们谈论传播学，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传播学；谈到传播思想史，首先想到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的贡献。然而，这种以编年史形式书写的传播思想史，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垄断和学术霸权，它遮蔽了传播思想真正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一种关于什么是传播学的历史神话。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骆正林：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兼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个学科的诞生是学术群体思想合力的结果。“传统学术史多为思想史、发展史或者编年史。能够进入学术史的只是极少数对学术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知名学者，而与他们同时的绝大多数普通学者都被排斥在学术史的大门之外。”\[2\]（P5）编年史是以往书写思想史最主要的方法，它通过记载主要人物和事件，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思想史的轨迹。然而，知识生产并非是一条线性的历程，它有更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而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的活动。传播学最初的发展曾是高度多元化和不确定的，然而，很多方向在后来的发展中被“遗忘”了，另一些方向的思想则被放大和强化。美国传播思想史就是通过“剥落思想、留下事件”的方式，制造了几个主要学者的“创世神话”。现在传播学科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编年史的外衣下，为现有学科结构的合法性辩护，它重视的是所谓的“天才们”的智慧和贡献，而忽视了很多普通学者的艰苦工作。不仅如此，它还有意无视并非主流阵营的其他天才学者。编年史将传播学的开创由帕克、李普曼、米德等几十人逐渐变成“四大奠基人”，而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和编年史相伴的“历史决定论”，是另一个造成历史神话的动力，这种历史书写擅长制造“优越性神话”。历史决定论试图从琐碎的、大量的表层历史事实中，通过揭示因果关系、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然后再依据历史规律预测社会发展方向。作为一个具有批判眼光的学者，胡翼青对历史决定论持有戒心：“尽管历史上有不少思想家曾经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规律的问题，但事实上这种分析从来就没有真正获得成功过，形形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一度大行其道，但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决定论可以解释所有的历史。”\[3\]（P15）在传播学史上，人们通常认为，芝加哥大学的衰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崛起，是传播学范式转移的历史必然，其根本原因是芝加哥大学的非学科化倾向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胡翼青在书中通过大量材料佐证：芝加哥大学的黯然退出，哥伦比亚学派的蓬勃发展，都不是完全必然的，其间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胡翼青指出两大学派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芝加哥社会学系中也有定量研究者，而且这些定量研究者如奥格本、斯托弗和西尔斯，在美国社会学界定量研究领域有很高的声望”\[3\]（P44）。笔者认为，历史决定论的背后通常埋藏着这样的逻辑，那就是现在的主流思想是击败一系列思想的最优思想，其书写背后暗含着某种优越性的自证，这就为主流思潮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塑造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历史神话。
正如俞吾金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总是一个或一些理论家通过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总体思想资源的选择、组合、改造和原创性的阐释过程中形成起来的。”\[4\]（P47）所以，通过重新阐述被编年史有意无意忽略的传播思想史，通过解构决定论，揭示了更多学者对传播学诞生的思想贡献，传播思想史才能冲突历史“神话”为我们建构的世界观。这样才能打开了被遮蔽的历史空间，进而打开了封闭的传播学学科边界。这样做的意义是唤起新的研究问题。问题域的扩大和问题域的转换是学科发展的源泉，任何理论体系都是通过一系列问题来构建自身的，“一个理论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问题域，而一个问题域也就是指某一理论体系可能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总和”\[4\]（P48）。破除神话就意味着提出问题，从而激发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活力。
不过，需要与胡翼青商榷的是，对于主流传播思潮神话的解构，是否有可能意味着另一种学科神话的建构，比如芝加哥学派的神话。在《再度发言》一书中，胡翼青曾经这样评价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许多要素似乎已经渗透到各种研究范式内部，这些因素在传播学科理论整合的今天，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内爆式的范式革命。芝加哥的学术气质与学术观点经过各种各样的重组，正成为当代传播学科中越来越具有活力的因素。”\[5\]（P353）这种评价似乎又是一种值得警惕的优越性神话的建构。而他在《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中，评价施拉姆是“所有传播学奠基者中的第一个政治家”\[3\]（P194）。“他创造了第一批被称为‘传播’的大学单位，撰写了第一部传播学课程的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3\]（P395）尽管对施拉姆进行知识社会学批判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看待美国传播学，但这种批判对于施拉姆范式的批判似乎又通过批判的方式从反面论证了施拉姆等人对传播学史的重要性，并没有真正起到解构神话的作用。看来，与思想史神话做斗争注定要历经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二、学术史应剖析学术背后的权力关系
知识并不主要源于个体的冥思苦想，认知通常是集体的认知，集体的认知先于个体。因此，传播先于知识。每个知识生产的主体无法摆脱人际关系和价值立场，各种观点背后都有利益的诉求。自福柯以来，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知识本是权力争夺的场域等观念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不过在新闻传播学科，这种批判意识似乎还很淡薄，学者们似乎还不习惯将本学科的学术作为研究对象放在权力关系场域中去分析和解读，这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种自反性的缺乏是致命的，因为它总是会让学术理解停留在是什么的表象之上。学术研究需要“走进去”，更要“走出来”，作为一个学者，不能“研究什么，就消失在什么中，至多引证别的批评家的话做一些表面文章”\[6\]（P11）。
美国传播学向来被认为是传播学的“正统”，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客观存在。李金铨曾批判性地指出在美国人眼里：“所谓传播学当然就是美国传播学，不必标明‘美国’，因为那是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识’。”\[7\]（P1）自传播学诞生以来，美国传播学的历史、概念和模式，相当程度地限制了各国传播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然而，当然的东西未必合理，胡翼青提醒我们，当我们确信传播学是什么的时候，传播研究似乎也就停止了。“很显然，一旦当什么东西不再遭受质疑，不再引发思考，成为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且不断地被重复再生产，它的功能就从学术层面转向学科规范的层面或者说专业意识形态的层面，从而转为一种学科的‘神话’和学科的‘集体无意识’。而且它还成为这一学科专业意识形态变革的重要阻力。”\[3\]（P2-3）施拉姆等人在构建美国传播学的过程中，是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了传播学科的知识规训，强化了传播学者们对现有知识体系的“忠诚度和认同感”。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或思想的生产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因素有关。人们在谈论传播学的时候，更多看到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的贡献，而忽视了美国社会情境和美国意识形态对传播学产生的深刻影响。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传播学的建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主要关注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追求的是一种学术体系的建构和美国社会的进步。然而，二战让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宣传与民意，国家进步开始取代社会进步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多的学者开始转变角色，成为国家智库的成员。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实施的舆论战强行促进了各个学科的跨学科整合，传播研究因此在这个无形学院中成为研究的热点。二战后美国致力于谋求世界霸权，为了证明美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性，美国的学术思想与舆论共识融合在了一起，而传播学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被创立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通过大量的史料论证和逻辑推理，把握了美国霸权性意识形态这根主线，并尖锐指出：“似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没落、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法兰克福学派的迎来送往、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合流、社会学家的角色转型以及施拉姆对传播学科的设计，似乎都与这条线索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3\]（P214）正是这个睿智的发现，帮助我们解开了传播学术史书写过程中的很多历史悬案。
国家的需要决定着学者的命运，也决定着学术的命运。首先，学者的人生和命运会因此而改变。作为政府雇员的学者可以获得研究资金和社会地位，可以让研究获得最好的理由：美国的国家利益。拉斯韦尔曾经是一个桀骜不驯、满腔抱负的青年政治学教授，最后成为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忠诚斗士，后半生致力于用心理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美国没有国家认同感，而且都来自美国的敌对国，他们所关心的反犹问题与美国政府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必然成为美国学界的边缘人。其次，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引进到传播研究领域。芝加哥学派的没落，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经验学派在美国大行其道，都是为了满足战争需要的结果。“是战争，使得以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社会研究成为当时传播研究唯一可行的方法。”\[3\]（P158）二战对决策的时效性、精确性的要求提高，同时学者们也需要规避决策失误的责任，因此定量研究成为了传播研究最主要的方法。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因为更契合美国权力阶层精确决策的需要，因而比社会学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学科优势。再次，意识形态的需要决定学术的融合与发展。比如，拉扎斯菲尔德的有限效果论与霍夫兰的说服理论并不是一回事，但哥伦比亚学派和耶鲁学派，却被一种强大的力量书写为同一种范式，而5W模式为两大学派提供了双方都能认可的研究框架。施拉姆在二战后创立传播学以及选择传播学的“奠基人”时，不仅考虑到施拉姆所在的学术圈和社交圈的声誉和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都是美国政府的御用文人”。冷战开始后，美国需要大型宏大理论来论证美国制度的合理合法性，同时需要一般的、普遍的理论来论证美国价值的普适性，这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有关。“为了在冷战背景中证明美国制度的优越性，社会科学研究被美国政府卷入了一场为意识形态与市场服务的现代化理论的运动中。”\[3\]（P235）施拉姆等人创造的发展传播学理论就是现代化理论运动的直接产物。
所以，一切的学术问题说到底都是权力的问题。知识就是权力，这种相互勾结或者说同谋的关系，使权力庇护之下的知识不断得以重复和再生产，从而极大地局限了学科与学术的发展。权力对于学术的局限并不仅仅是限制言论自由那么简单和粗暴，它真正厉害的一面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软控制在学术领域扶持自己的代言思想，并隐性束缚了这一领域多数研究者的视野。
三、学术史不能仅仅依靠文本解读
做传播学术史研究往往会陷入一种误区，就是将证据的基础完全建立在文本之上。对于文本的研究当然是非常必要的，文本确实是最主要的证据。然而解读学术文本不能仅仅依靠文本本身，因为文本的解读既需要时代的宏观语境，又需要文本创作主体的微观语境。前者讨论的是学术文本生成的时代背景，后者讨论的是学术主体的行动与关系。文本只有在语境化尤其是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的解读中才会具有确定的意义。否则，对于文本的解读就可能是随意的，缺乏一个可以参照的框架。由此导致的问题有二：一方面，我们也许会因为两个主张完全不同的学者在某一文本中达成的共识来判断他们可能是同一学派的学者，同样也可能会因为两个主张极其相似的学者在某个问题上观点的分歧而判断他们是对立学派的学者，从而导致自说自话和违背常识；而另一方面，我们会因为将学术与社会分离而无法理解文本的动因和意义，因为学术不仅仅从文本中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研究主体的关系与行动中体现出来。
在《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中，学者之间的关系及故事被多次反复提及，从而呈现出微观语境对传播学术的影响。该书评价较多的学者是拉扎斯菲尔德。拉扎斯菲尔德被看成“经验的社会研究的奠基人”，一些学者将他形象地比喻为“学院资本家”，他是将政府、企业和学术联系起来的老手。胡翼青将拉氏一生的研究概括为三个特征：擅长团队合作，精于创建研究机构和热衷寻求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综合。而拉氏的这些行为恰恰型塑了其研究文本的特征：科层制和流水线式的知识生产决定了其研究产品的形态和风格。《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对拉氏与默顿、阿多诺的交往着墨较多，认为拉氏和默顿的配合，是哥伦比亚成为国内和国际社会学中心的重要原因。阿多诺具有孤傲的处世态度、攻击性的文风、不合拍的价值取向，流亡美国的阿多诺在拉氏的研究团队中很不受欢迎，但拉扎斯菲尔德却经常为阿多诺开脱，宽容地将阿多诺的错误揽在自己身上。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在文本上呈现出来的学派之间的关系，从而体现出了学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张力。
当然，仅有微观语境是不行的，因为把学术问题仅仅放在学术场域来写作容易掩盖主流学术为权力服务，权力型塑主流学术的互动关系。这一方面有利于藏匿权力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将权力的合法性美化为主流学术的合法性，使其可以更好地为权力服务；另一方面则有利于主流学术自证清白，塑造其价值中立的神话，并因此更好地为权力服务。所以在宏观语境方面追问学术的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非常必要。《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显然关注到了这一点，因此在这方面多有论述：如移民产生的社会问题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创立的基础，实证研究方法的确立是基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传播学的起源和进步运动关系密切；帕克时代专家和自由知识分子成为知识生产的两种对立类型，专家们成为社会和政府的智库，有用和务实逐渐成为美国学术从未动摇的气质……笔者非常欣赏该书的提问方式：“为什么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时空（1922―1949），出现了这样一种传播学科形态，而且为什么这种学科形态会不断被强化和细化，直至成为大批美国学者的集体记忆。”\[3\]（P28）这种提问方式有利于我们将传播学文本的意义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学者群体紧密勾联在一起，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追问权力扮演的角色。
一部好的学术史著作不应仅仅是掉书袋，而同样应当是讲一系列好听的故事，而这一切仅仅依靠解读文本是不够的。解读文本导致了学术史写作的结构化和概念化，并产生了一种想当然的陈词滥调，历史的个性与偶然性就此荡然无存。胡翼青应当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他2004年出版的《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一书，就是因为只解读文本，不分析研究主体的行动，导致对传播学科范式进行了一种僵化的划分。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二元对立，媒介环境学是一种技术主义范式等论调，将活生生的传播学术运动变成了几个僵化的概念和空洞的范畴\[7\]。同一时期的其他传播学术史著作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但这样的学术史作品并不能帮助我们还原真正鲜活的传播学术，不能让大师们的思想重获当代的意义。所以，在《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中，胡翼青完全进入到了一种讲故事的模式，从而一下激活了已经被教科书固化已久的美国传播学，重新解放了那些被误解已久的思想，给人以许多启发。这充分说明，高度语境化的解读对于学术史的写作有多么重要。
传播学术史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2013年11月底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学会，标志着这一领域正在快速崛起。然而，如果这一领域要保持足够的活力和影响力，就不能满足于对国外学术思想剪刀加糨糊的简单译介与拼贴，而是要形成科学的路径与方法，形成自觉的学术意识。《传播学科的奠定》是一个很好的探索，但这应当只是一个开始。
参考文献
\[1\] 施爱东.学术行业生态志：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2\] 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3\] 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 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5\] 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序\[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关键词：阿芒・马特拉；传播学史；传播政治经济学
一、传播学的多学科历史谱系
1.拼图式的历史图景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描述“本书试图理清这个领域内的各个派别及其差异，运用历史的眼光，在物质和非物质网络、生物学和社会学范式、自然和文化、技术设备和言语、经济和文化、微观和宏观、村落和全球、个体和系统、自由意志论和社会决定论之间，把握学科发展的张力。”①
作为一本学术发展史，马特拉们并不致力于呈现传播学科的连续的发展历史，而更侧重传播现象在特定历史时期里如何成为研究对象、彼时不同学科的研究发展和提供给传播学的研究基础与条件、传播学与这些学科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传播话语产生的政治、经济、技术等历史背景。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多学科的人际、组织、群体传播或者媒介传播研究，以及与传播有关的技术、经济、文化、历史等研究，构成了传播学发展的图景。
因此马特拉所描述的传播学发展图景是拼图式的，他对传播学历史的描绘不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认识，也不是针对传播学连续性的追溯，而是多元的、分散的视野，因此使得这种描述更为宏大和复杂。
2.历史谱系学的研究方法
对于这种学术史的写作方法，马特拉说自己主要受到米歇尔・福柯的历史谱系学影响，“从福柯那里，我发现了历史的谱系学方法，解构观点系统、挖掘它们的根源和谱系及其明显的联系、归属、互动框架，关注被忽略的来源。”②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马特拉在材料组织及叙述时的选择，他并不追求建立一个可以统领一切的结构，而是把它们展现给我们，强调抓住原因和结果的多种关系和历史主体的多样性。通过这种方式使读者了解，他所理解的作为一个学科的传播学，其涵盖之广阔，其内容之繁杂，以及它又是如何在多学科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
3.对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回答
在马特拉们的拼图中，关于传播在许多片段上均有深入的研究。众多的传播现象的研究分布在语言学、历史学、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志、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并借助各个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解释，很多重要的传播研究发展都不是在传播学的旗号下获得的。③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传播学常常对诸多学科概念和框架的借用，使得其作为一个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对此，马特拉认为“传播现象受到诸多学科关注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应该由多学科协作的研究对象，传播的过程、形式、内容、参与者、环境、策略、制度形态、伦理规则、各种实时或延时的效果……可以也应该在多学科的关照下得到更好的解释。”陈卫星教授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的代译序《马特拉的词与物》一文中，就这一问题更有明确的答案，“这一点恰好说明了传播学本身的学术合法性地位，同时又推动传播学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类比来建构自己的学术自治地位”。④
对于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欧美传播学，在梳理了传播学的历史发展后，马特拉对它的认识是“这里还是一片处女地，一些都待开创。”于中国的传播学而言，西方传播学是引进才区区三十几年的舶来品，我们的传播学在新闻学基础上开始发展，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多效仿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沿袭使用既有理论，鲜有创新和新的发现。处在传播学西方中心体系下的边缘地位，我们一直在求索传播学本土化路径，马特拉的视角或许对我们思路的开拓有所助益。
二、批判视角：传播学背后的“控制”
马特拉从不讳言自己的批判立场，总体上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传播学简史》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鲜明风格。该书主体的7个章节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内容丰富、视野宽阔，但从中可以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传播学发展背后“控制”的力量与“反控制”的反思。
1. 以控制为动因建立起的“工具”传播学
（1）人类整合与社会管理的工具
第一章“社会有机体”追溯传播学概念的起源。19世纪，基本的通信技术系统和自由贸易原则初现雏形，传播作为人类整合因素的概念浮现。马特拉认为，“劳动分工”的概念是传播理论发展的第一步。19世纪后半叶，以圣西门和赫伯特・斯宾塞为代表将社会视为网络和有机整体的观点使得信息流通被视为社会调节的信息系统。因而传播最初既是物理网络的重要问题，也是观念形态进步的核心要素。把传播系统描述为社会发展与文明之动因的社会生物学模式在19世纪末得到普遍认可。
作者认为，最初的传播理论来自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描述，而此后延续至今的媒介被认为具有战略性作用的“发展”的历史观也正是源于此。
到19世纪末，社会物理学、随机分布理论、概率论等被应用于社会管理，相互依存的生物概念为必要的沟通理念提供了基础；社会心理学领域，西皮奥・西盖勒⑤与斯塔夫・勒庞共同开创的群众心理学、塔尔德的“模仿理论”、西美尔、涂尔干等人的研究引发人们对传播互动的分析兴趣――使得传播概念中开始加入管理大众的含义。
（2）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工具
延续19世纪末“发展”的观点，即社会科学可以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第二章“新大陆的经验主义”也发生在这样的思潮背景下。20世纪的前10年，承袭西美尔和塔尔德观点的“芝加哥学派”将城市视为社会的“分光镜”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其整个学派都到受到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1927年拉斯韦尔的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传播方法被视为“政府管理舆论”不可或缺的经济的巧妙的“万能工具”。基于勒庞的群众心理学、约翰・B・华生开创的行为主义、俄国心理学家伊万・P・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和英国社会心理学先驱威廉・麦克杜格尔的简单冲动或本能揭示人类和动物行为的思想，一种“靶子观”竖立起来。
沿着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1937年美国舆论研究协会创办的《公众舆论季刊》标志着传播学这门新学科的创立。此时的传播研究多是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的、实用的、为回应社会实践需求，更直白地说多是研究赞助商对政府信息策略、公司广告战略或军队对战时宣传力的关系。⑥此时，传播学建立起5W模式、传播的功能理论和效果研究为主的研究传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工具制造者”的拉扎斯菲尔德以提供实用的可操作的评估工具为己任，发展出一种工具实证主义。其研究的背景是：当时美国开始流行的一种思潮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不是为了社会更加完善，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现有民主系统已经很完善了；战后麦肯锡主义盛行，使得试图发明或完善系统的想法都不安全。这使得拉扎斯菲尔德选择一种工具实证以从政治和经济中抽离出来，其思想变化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科学界一种潜在趋势。
（3）系统的控制网络编织完整
第三章“信息理论”介绍了30-40年代的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及它们对传播研究的影响，对传播学模式的转型推动；增加了反馈和系统的思想。
至此，我们可以对于传播学发展背后的控制力量可以做简单的梳理：19世纪，传播作为神经网络成为社会整合和管理人群的必须而初现。当群体心理学给不经控制的群众贴上“群氓”标签使得控制取得合法性，此时的传播对象被视为靶子而宣传被认为具有强大效果。当各种功能主义范式的研究――宣传、广告、管理、选举、技术推广等取得了主流地位，这张系统的社会“控制”网络就编制的非常完整。
2. 对传播和传播学发展背后的“控制”的批判
然而“控制”从不可能密不透风。即使在19世纪末那个充满乌托邦话语和救赎技术幻想的时代，也有自由主义思想家塞缪尔・巴特勒反对将技术视为拯救社会的源泉的工具论，提出在技术理性飙升的环境中人类主观性缓慢变质的问题。
（1）美国：功能主义之外不同的声音
实证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在考察都市人格的两面性时认识到，媒介一方面充当解放的力量，能够深化个体的经验；同时也制造肤浅的社会关系，并造成社会的分化。个体差异的存在产生沟通的需求，他们一方面屈从于标准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努力挣脱这种力量。
与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C・赖特・米尔斯的文化研究提出一种“另类传播学”，反对研究者局限于“验证琐碎问题或孤立的因果关系”，他的研究通过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经营与固化为社会结构的社会集体利害之间的关系，重建了文化和权力、从属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帕洛阿尔托学派和跨文化传播者的研究努力摆脱孤立的传播模式而用一种持续的社会过程的传播概念来取代。
（2）结构主义：对传播制度控制的批判
在批判者眼中，媒介成为暴力符号，成为权力和统治的工具。因此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从本质上同“测量文化”相区别。
接续前面三章零散提到的传播学研究中“反控制”的思想，从第四章开始作者集中于批判学者的部分。20世纪40年代，受非正统的理论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们关注文化的发展趋势，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的权力扩大会导致社会异化和文化枯竭；技术理性把言语、思想甚至人与社会简化为单向度，哈贝马斯延续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还创新地提出了解决方法应，即重建公共领域中的多种交往方式并扩展到全社会。
不同于美国传播学的功能主义视角，批判学者们更多受到结构主义影响，如符号学者们以及法国学派，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重新开始强调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讨论机器和抽象的国家；福柯则讨论“机制”或“制度安排”，其著作帮助人们识别权力-传播的组织中的部署情况。
（3）从文本向受众的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关系的结构理论和其他所有宏大解释系统一起开始衰落，结构主义受到批评，批评主要围绕着主体、社会行动者与受众的中介作用与社会角色等核心问题――文化研究者认为其对社会机能的简化和对主体的抹杀，忽略了活生生的经验和日常生活的解码。
文化研究在此时获得认同。20世纪60、70年代弗兰克・雷蒙・利维斯⑦反对媒介在工业资本主义扩张中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他们认为应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以帮助个体在大众媒介的扩张中拯救自身。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其理论发展受到的多方面影响因素，如芝加哥学派的社会互动理论，霍尔的《编码，解码》中关于媒介意识形态作用及性质的研究，戴维・莫利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中心对女性再现”和“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他们将媒介研究从文本分析推向了受众分析。
马特拉在书的结尾指出，持续性线性进步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传播已经接管了一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传播及其行动者的比较研究正在理论视野中消失。批判性研究的核心思想受到了乌托邦和替代性危机的冲击，新功利主义在传播研究中蔓延，传播学领域越来越难脱工具形象。
作者引用基勒斯・德勒斯⑧的观点，后者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控管社会”的时代，一种持久、高速且不断循环的技术控制机制正在增强。马特拉认为，“这个号称信息社会的时代也是一个生产精神政府的时代”，虑及此处他提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由和民主问题的必要性。⑨（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 [法]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M]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 Nicholas Rengger et al. Special Issu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Global Communic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34，Special Issue，January 2008：28.
③ 同注释①，译者序。
④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M].陈卫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代译序
⑤ 西皮奥・西盖勒（1868-1913），意大利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群众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许多基本思想与勒庞非常相似，以至于二人一直就谁是原创而纠缠不清。
⑥ 同注释①，第21页。
⑦ 弗兰克・雷蒙・利维斯（1895-1978），20世纪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1、本土化本身是一个消解了地域和人文界限的话语,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在这里很隐蔽地被悄悄推后了,空间和时间的绵延度也被降低了,差异性被限制,我们的理解力更为宏观地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一种没有面目的诱惑和没有神形的探寻。中国特色的精神在这里几乎不再是一个命题;
2、本土化是对应全球化或者国家化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外延和内涵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村落,也可以是一个地区。因此,对于本土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更为恰当的是“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准确而言,我们要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而不是以本土化为目标的学科的建设和探讨;
3、本土化的概念与信息社会的逐渐到来和信息这一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优势在于可以给与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在更普遍化和更为辽阔的视角下进行一种学术思维上的拓展。
因而,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命题对于中国现实而言,应该是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命题。在建构中国特色中,本土化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可以提供补充性的研究思路。针对这本土化的特征,笔者再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对传播方式作出如下归纳:
1、劳作传播劳作传播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乡村人际传播的一种模式,但由于农村的开发,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劳作场所有所减少,如耕田上并没有过去那样群体集中的劳动,而集体产业也并非每个村庄都有。虽然目前传播已经发展到第五个阶段,但是传播手段的产生并不以之前的传播方式消失为前提,人际传播中的语言传播仍是主要的信息沟通方式。在乡村,劳作传播有特地的场合和人群,在某一特定人群中进行信息沟通。
而劳作传播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乡民们为生计奔波劳作,尽管在劳作过程中使自身获得一些信息,但是通过这样的信息获取是有限制的。
例如外国有个“media ecology”(媒介生态学)的概念，我国有的研究者把它的所指想象为“媒介是条鱼”，于是研究起媒介周围的“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如何影响媒介，写了论文，出了书，还带出一群学生。其实，人家外国人说的是各种媒介构成了一种信息环境，人们生活在这种媒介造成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几位研究者生造出传播学中的一个“学”，面对这种“学问”，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不得已，这本书只得将“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环境学”，以示区别。
看来，对我们似乎熟悉了的传播学基本概念，需要正本清源，看看本学科的代表人物的最初论证是怎样的。眼前的这本书《传播学关键词》(北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迈出的便是这样一步。
这本书从传播学体系中选出基础性的，常出现的，也是最重要的25个概念，追溯每一个概念的起源、背景，以及概念的内涵后来延伸的情况，提供概念运用的实际情境和范例。
为了防止再发生误读，这本书直接面对经典和第一手材料，大部分内容翻译自经典著作，除主流的英语材料外，还兼顾了法语、德语等语种的材料；从教学的角度来说，本书的编著过程，也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教学与交流过程。
读《传播学关键词》，也就是对传播学基础理论做一次拓展训练，为以后进一步阅读经典论著，提供知识和方法论上的准备。
直面－手材料
我们阅读传播学的时候，最有效、也最有意义的方法就是直接阅读专业著作和经典文本，但有的时候又会感觉阅读起来很困难，因为知识储备不足、缺乏适合的参考书目等。
《传播学关键词》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直接面对经典、面对第一手资料。因此，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梳理基本词汇，而没有在外延上扩展――诸如提出，“××传播学”、“传播××学”一类的概念，而只是关注传播学的核心部分，比如“符号”、“文本”等等，从学理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提供背景、情境的介绍。
目前的新闻传播研究，没有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典型的特征就是对一手资料的忽视，极端的做法就是“望文生义”，生造出一些错误的理解，并且繁衍开来，让人贻笑大方。
翻阅我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的传播学论文，轻视一手材料的情况相当普遍，引证的多数是教材。以引证教材为主的学术论文，不可能有学术创新，倒是被误读的可能性很大。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引用教材写论文是不正常的现象。在历史学、文艺学等领域中，除非极特殊的情况，都是不允许引用教材的。
正常情况下，学术性著作中的材料必须是一手的，所谓第一手资料，就是非转引的、原初的材料。确实找不到一条资料的最初来源，才能用第二手的材料。教材中的内容是第几手的呢?恐怕就难说了，起码是三四手材料。
比如，一本教材提到“沉默的螺旋”的时候，他采用的内容完全可能来自于另一本教材，而另一本教材的参考资料或许来自《传播学的进路》等译文集，由于懂德语的人不太多，译文可能翻译自英语文本，而不是直接由德文翻译过来。
这样一来，德语翻译成英语，再由英语翻译成汉语，然后被某一本教材引用，而其他教材还可能继续引用这本教材，一个理论经历这样一个漫长的“文本旅行”，即使不出差错，也很难避免隔暖的产生。
《传播学关键词》努力靠近最初的文本，因此大部分内容都直接翻译自英文、德文和法文原著，部分材料尽管已经有了中译本，但还是做了重新翻译。面对一手材料，说起来简单，行动起来却不容易。
找寻一手材料本身，意味着庞大的工作量，往往花费一两天却只能找到一两条材料。但一个关键词的所有材料齐全之后，就非常有意义：通过每一个词条之后的文献出处，起码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继续参考和查询的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经过选择和翻译的材料，已经不再是“第一手”了，却依然具有第一手的意义，能够指导读者顺藤摸瓜，找到第一手材料――这或许就是“关键词”这一体例书籍的特殊优势，能够从纵向解释一个关键词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在横向上无限扩展，提供若干人对这一关键词的理解与解释、它的原初位置，作为进一步阅读的指引。
人们想说的，总比实际言说的意义要多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有两个非学术的取向：一是意识形态的取向，用政治话语组织传播学的学术体系；一是业务取向，从传播的具体操作和实践来界定传播学。这两个取向之外，对传播学学理层面的关注是有限的。读懂传播学，需要理解传播学各种理论或关键词在学理层面的诞生背景、随后的发展，以及后续的修正等环节。
在《传播学关键词》中，恰好可以找到每一个关键词的意义流变过程，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学理背景的分析。
一个概念的意义不是常量，在社会现象学学者的眼里，人类所进行的所有互动，比如对概念的理解，都带有“索引性”的特征。索引性即指在互动行为中，互动者与其背景和情境的关联。人们所要说的，总是比实际言说的意义要多。在理解任何一个概念的时候，存在着索引性的问题。各种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在不同的学者口中，都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和特征――概念取决于他们在其中产生的背景。
传播学的不少重要概念，都具有索引性特征。所以，一方面，各概念之具有紧密的关联，比如“大众”与“受众”等。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景映衬下，有不同的意义。最典型的就是“符号”这个概念，它在结构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等视角下，就折射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由于不同的环境形成不同的理解，所以在《传播学关键词》中，特意为每一个关键词提供了十多条定义，以及具体的运用实例(书中的“关键视点”)，以及参考书目(书中的“关键论著”)。
重视关键词的“索引性”，展现它们原初内涵，以及在适合的情境下对其进行解释，正本清源，这是学习传播学必要的阅读步骤。以前少了这一步，现在得补上。
教与学：一种新型传播
上个世纪30-40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设立了一门全新的课程――史源学。顾名思义，就是要追寻史料的源头。他的课程是一门实习课，陈垣让学生们自己开动脑筋，想尽办法搜寻资料，解决具体问题。通过这种实习的过程，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积极的实践者。
这本书的编撰过程，也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言：“对每个概念的来源和本学科名家的相关论述进行搜集和陈述，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历经几届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大学的硕士生、博士生的不懈努力。不同外文文种的翻译，每一条论证看起来只有数百字，可能前后经历了多位参与者的工作”。
传播过程不仅是信息的传递，也是一个构建共同体、形成共享价值观的文化建构过程。这种通过对经典研读、分析而促进教学的实践，是一种成功的师生互动。直接面对经典的学习，往往比看系统化的教材更有效率。梳理的过程，也是和先贤交流、融入一个已然建立或成型的学术共同体、习得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的过程。
1.提升教师双语能力。目前国内大部分传播学课程教师都是国内新闻院校培养的硕士、博士，教师的口语水平与双语教学的要求之间存在差距，教师双语水平亟待提升。考虑到传播学课程的特殊性质，应该优先培养传播学双语教师。要鼓励教师积极练习口语，学习专业英语，阅读英文经典原著。学校应该鼓励和资助教师海外学习，送其出国培训进修。建立激励机制，将翻译作品纳入职称评定和考核奖励制度，鼓励教师积极学习专业英语，提升其专业英语水平。
2.双语教材建设。目前国内已有少部分国外原版教材，但还没有双语教材。原版教材与国内教材相比有诸多优势，但是，学生接受上有一定困难。应该对英文教材进行本土化改革，建设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语境的高水平双语教材。在教材建设上，可以循序渐进、因校制宜，在起步的时候可以采用高质量的经典翻译教材，教师可以编写一本针对教材的专业词汇手册；然后建设双语教材，教师可以编著双语教材或讲义；最后，采取外国原版教材，在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英语基础上，让学生接触原汁原味的经典原著。
3.教学大纲设定。笔者结合长期的传播学课程教学实践，结合西方经典传播学著作和中国的语境，制定了双语教学大纲。一般来说，传播学为3学分、48个学时，上课时间为16周，中间结合课程进度和授课内容开展两次课堂讨论，具体可见右表。
4.改革考核方式。传播学双语教学培养学生对传播学理论和概念的把握，以及使用传播理论分析传播现象的能力。所以，应该改革成绩评价和考试制度，建立科学评价方法，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评价，不完全依赖测试分数，平时注重学生表现，考察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社会热点传播问题的能力，提升考核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5.外部环境建设。应该重视利用和整合各方资源，建设校园双语教学氛围，辅助开展双语教学。开展校内外合作，在校外，与外资企业和英文媒体合作，组织学生参观其工作流程，与员工交流；在校内，鼓励学生选择一些英语选修课，请英文系教师举行专题讲座；配合传播学双语教学开设相应选修课程，培养学生接受双语教学的兴趣；充分发挥校园媒体、电教中心、网站的作用，播放英语新闻、欧美电影，全方位、立体式地对学生进行英语熏陶。
二、传播学双语教学的方法
1.国际视野、本土关怀。双语教学并不意味着用英文将传播理论简单地翻译出来，或者朗读、背诵英文原文。采取中英文授课的传播学双语教学，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同时要有本土关怀。这要求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中，要超越所处语境，放眼世界，在全球背景下来考察传播现象和活动，追踪传播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焦点和动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运用严谨的事实和逻辑判断，集思广益，提升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质量。
2.开展双语互动。教师应该营造宽松的学习氛围，开展对话式讨论，可以进行分组竞争，小组代表发言，小组之间和小组内部互访与讨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开展双语互动讨论。在讲授语言上，力所能及地使用英文，制作英文教案和课件，用英文解释传播学概念和理论；教师使用问题探究法，提出英文问题，让学生英文作答；采用现场教学法，模拟英文会话场景。采用任务驱动法，让学生查找和阅读英文文献，学生分组讨论，用英主题报告等等。
3.采用双语案例教学法。传播学双语教学可以借助国内外传播中大量的热点问题、具体事件和现象等，围绕事实，引导学生进行多角度分析。使用双语的教学案例，能让学生对传播理论和传播现象有更清晰透彻的理解，起到触类旁通、以点带面、学以致用的学习效果。可以要求学生用经典传播理论分析和评价某一社会现象。比如用“议程设置”理论分析美国媒体的伊拉克战争报道，用“沉默的螺旋”理论分析社会舆论，用内容分析法和刻板印象等来分析国外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4.运用双语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由于双语教学短期内不符合学习习惯，较为抽象和疏离，这就需要借助丰富的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制作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双语课件，充分发挥英文图片、声音、视频等的声画效果，让学生直观地了解相关概念和理论。要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可以将一些课件、视频、文献供学生参考，给学生提前预习和复习的时间，提高上课讨论的效率。可以在课间播放带有英文音频、带有英文字幕的视频，让学生体验和感受西方文化，训练学生的专业听说能力。
5.重视课前和课后环节。在课前，教师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外语水平，确定传播学双语教学的难度，增强双语教学的针对性，做到因人施教，让学生阅读经典文献，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前发放一些英文经典文献，嘱咐学生做好课前预习，以便在课堂上熟悉教师讲课内容，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讨论和辩论。课后要求学生做好复习，及时复习已有知识，加强同学之间的课外交流，布置研究英文课题或者作业，让学生通过搜集相关知识，并用英文归纳整理，在课堂上用英文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结语
关键词：新媒体 传播学 教学创新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进步，新媒体技术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中重要的教学手段。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信息传播的模式，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促进了教学手段的发展。广告学专业作为应用性较强的专业，是较早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课程教学的。传播学是广告学专业学生的主干课程，同时也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广告学专业的学生的特点是重实践、偏实务，希望在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并重，这给教授传播学课程的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媒体技术的出现营造了生动逼真的教学环境，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借用当前网络信息资源的优势和便捷的网络交流平台，强化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应用。
一、运用新媒体技术丰富传播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传播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的一门学科。在教学当中，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如两极传播理论、议题设置理论、知沟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等，在教学和学生的理解中，都存在相当的枯燥性和深奥性。但如果要求学生在手机上安装五到七个网络新闻客户端，以四周时间作为媒介观察周期，通过这个时间段的新闻事件的报道文本数量、编辑位置安排、文本分析，使学生以观察者的身份主动自觉地在接受的新闻信息的同时产生理性的逻辑思维和分析，在加上教师准确地论述和适当提问，激发学生从宏观角度理解把握议题设置理论，最终使学生较深刻地理解这个理论并正确运用它。
二、运用新媒体技术改善教学环境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生学习动机中最重要的是认识兴趣。现在教师面对的学生都是90年后出生的，他们的阅读特点是读图重于读字，娱乐重于教育。前几年，绘本漫画大行其道正可谓是投其所好。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时可以使用新媒体对传播学的教学内容进行案例导入，诱导学生深入浅出地进行学习，从而达到提纲挈领，系统掌握有关知识的效果。
三、新媒体教学效果关键在于教师的现代教育理念的更新
新媒体教学强调发挥教师的教学主动性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性，具有非常强大的交互能力，教师要主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学习新媒体知识，学习网络知识，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教师必须具备现代教育观念，掌握新媒体使用技能。增强教师的现代教育意识成为实施新媒体教学的重点。同时需要教师搜集大量素材以备媒体开发时选用。教师要主动建立传播学课程网站，包括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材介绍、授课教案（PPT）、电子教材、参考教材、国内外教学案例、前沿动态等方面的内容。网站的建成及其上网，让学生可以更方便、更充分地了解当前国内外最新的课程资源、实践案例、广告理论前沿、广告技术动态、人才需求趋势等方面的情况，从而使学生获取必须而较为丰富的教学资源，切实扩充教学资源提高人才培养效率。
四、传播学新媒体教学中高度重视教学设计的优化
新媒体技术的教学设计，就是要应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按照教学目标、教学课程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合理地选择和设计新媒体，好的教学内容，通过好的新媒体的教学设计，可以使它的应用价值升值。传播学的优化教学设计中包括详细分析广告学专业特征和传播学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体系，根据广告学专业要求选择和设计传播学新媒体信息，优化传播学知识结构和教学程序，并加强教学互动与教学效果的及时评估。
五、运用新媒体技术促进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
新媒体教学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兴趣，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培养学生的探索钻研精神。同时新媒体技术增加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互性，这是新媒体技术的最突出特性，它能使信息发送和接收两者之间进行实时的交换，而不像电视、广播那样，受众只是被动接收节目内容。以信息技术手段促进教与学的互动。除了建立课程网站教学互动平台外，还可建立主讲教师与学生的课程QQ群，以网络的方式开展教学互动，提高交流互动的快捷性和多样性。另外，当课堂教学中讲到“传播的受传者分析”时，正值电影《小时代》成为社会讨论热点，教师可以适当在课间为学生插播该影片片断，针对大众传媒的受者特征与倾向这一理论问题并结合影片的主题思想、受众定位组织讨论。学生可以借助新媒体对电影的评分及评价对《小时代》的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刻的辩论与剖析。
六、加强学校与新媒体行业从业者的交流
在课堂教学之余，教师可以利用各种社会资源，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学方式，有目的地邀请有关新媒体行业的开发者、设计师、运营者等来高校开展学术交流与讲座活动，针对新媒体时代的广告传播中的实际案例和所遇到的问题作深入地讲解和赏析，让学生从抽象的传播理论中走出来，通过实际操作，丰富补充课堂理论教学的单一与局限。与业界人士的学术沟通、交流，激发学生对新媒体行业及传播学理论知识的热爱。在与业界交流中教师应该讲课本知识延伸到的实践操作中，让学生既深化了理论知识又提高了专业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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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学；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1-0079-1.5
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美国的学科，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需要，美国开始了这门学科的教育。台湾于美国各大高校之后引进了传播学的教育，大陆地区也随后开展了传播学教育。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对于大陆和台湾的传播教育界而言，无疑都是个充满速度和激情的时期。大陆传播教育界在这十年里亲历了两次本学科地位的提升，目击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张。在文中，会结合世新大学的传播学教育，来对传播学教育进行点面的分析。中国传媒大学是大陆以传媒为特色的高校，所以，在本文中，会对这两所高校进行分析与比较。
大陆与台湾的传播学教育存在这一些相似之处，也存在着许多不同。本文将主要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来对比，即分析大陆和台湾传播学教育的差异。下面，就将以台湾以传播学为特色的台湾世新大学，与大陆以传媒为特色的中国传媒大学来进行具体的比较。
台湾世新大学是由台湾著名新闻人成舍我先生创办，以新闻传播为特色，自创校以来，以“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校训为指导，秉持“学校为学生而办，学生为读书而来”的办学原则，坚持自力更生，一路走来十分不易。成校长凭著勤俭稳健办学的方针，使世新在台湾高等教育界中站稳脚根，并逐步发展到今日的规模。
台湾与大陆的传播学教育有着一些不同，同时，这与两岸的传播学教育大环境与两岸的高等教育的不同也有关。大陆自1980年复旦大学首先开设传播学课程起，传播的学院教育已经走过了近30年春秋，而自1997年教育部把传播学升格为二级学科，以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相继设立传播学博士点（1998年）为开端，至今全国已有10所大学拥有传播博士学位授予资格，中国的博士教育也走过了10个春秋。
台湾世新大学对于传播学的专业设置非常细致，比如图文传播暨数位出版学系、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口语传播学系、资讯传播学系、数位多媒体设计学系、传播管理学系。法学院的智慧财产研究所也可以看做是为传播学服务的，因为电视、电影、图书等都需要许多的知识产权保护，所以设立这个系也可以使世新自己的研究得到保护。
中国传媒大学与世新大学的系所设置有重叠之处。比如，他们都有电视与新闻方向，广告方向，播音与主持等。但是，也有不同，世新大学对于广告方向设置的系所是公关关系暨广告学系，然而，中国传媒大学设置的只有广告，没有公关。从这边可以看出，中国传媒大学较为看重广告，而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台湾的公关领域有着很多的公关需求，所以学校也会比较重视。在世新大学，公共关系的老师请过世新的学姐来进行讲座，有好几位，她们现在在台湾的公关领域都发展地非常不错，无论是对活动的策划或是对公关的策划都比较专业。
其中，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在传统的学院，如新闻、播音主持等，台湾世新大学与中国传媒大学的区别不是很大。然而，在一些比较新的方向，如广告与公关，世新大学把公关与广告齐名，然而，中国传媒大学还只是比较强调广告。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台湾的传播学教育比大陆要先进一些。然而，中国传媒大学也有其优势，它与凤凰卫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的隶属于中国传媒大学的高级教育培训学院。凤凰学院整合了中国传媒大学在影视媒介教育方面的优势和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在业界的品牌资源优势，以传媒教育和高端培训为核心业务，以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和华语传媒精英为宗旨。
台湾的传播学教育比较偏向欧美化，也不逊色于欧美，首先在于中国台湾地区的教师虽然主要受教于欧美，但是在研究与教学上绝对不是追随，追随是永远不会超越前人的。特别是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机械复制技术的成熟，高等教育学府逐渐迷失于后现份丛林中的社会机制。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在于理论化，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普世性（universal）。与艺术创作一样，学术观点既然已经超越国籍、文化的限制，也就没有必要计较独立、平等精神，更无需区分其源头为何。台湾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先锋性就在于它融合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教育模式与思想，却按照社会实践不断去融合与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在学术上区分西方或东方、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理论没有任何意义。
通过台湾世新大学与中国传媒大学的对比，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着专业的传播学研究方向，有着优秀的传媒设备与实习机会。但是，从师资来讲，中国传媒大学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较少，这也使得传播学学术国际化程度受制约。可以通过让老师出去交换学习的方式来取经。如果这个比较困难，在国内，也要多了解国际上传播学与时俱进的发展，并且了解先进并更以人为本的传播学教学模式。可以在教学中增加学生实践的环节，在学生测评时，分数也要按照一半理论，一半实践来进行分配，这个实践要亲身去体验，比如通过校内校外的传媒学习。因为理论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理论并发掘新意。同时，也要让学生增加外语水平，及时了解国外的传媒领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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