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30 10:27:4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环境考古概论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考古学；数字技术；教学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学多学科发展趋势的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等为主的3S技术，现代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在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兴技术的引领下，考古学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成果。[1]与此同时，考古学科本身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转型。这种转型突出地表现在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质文化史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古代人和社会的全面研究。不仅如此，考古学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发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经成为一门精细化操作的学科。从研究资料、获取资料的技术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阐释理论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等不同层面，考古学逐渐从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2]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应的，在专业教学领域也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考古学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入，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学实践也不断推陈出新。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考古专业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学科的转型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教学方式的转变，同时，考古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新时期的考古学必须着眼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许多高校和研究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课堂、田野和实验室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成立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学实践基地等，近几年一些单位大力推行的实验室考古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重要特色之一，着眼于新时期考古学科的发展，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要进行适当的改变。教学观念的转变体现在考古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无论是课堂、实验室还是时间基地，要将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贯穿到专科教学的整个过程。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紧紧把握住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从课堂教授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夯实基础，将学科发展的新应用和新实践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同时，在教学的同时也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采用启发和引导的方式，学生大胆接受和尝试新兴技术和新事物，引导大家动手参与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在实验室教学中，伴随着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的迅猛发展，一些单位成立数字考古实验室或者GIS考古实验室，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引入实验室教学，通过动手操作和实景展示来培养学生的兴趣，推动专业教学方式的转变。在传统的教学中，文科实验室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仅经费缺乏，师资力量也是严重不足，这既与学科的设置有关，也跟教学理念密不可分。数字考古实验室的建立，为专业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此外，在数字考古教学的推广过程中，一些公司与考古文化遗产机构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拟教学软件，让学生在娱乐中体验考古学的魅力，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特色所在，新时期的考古专业教学，除注重基础能力的培养外，也要大力引进新兴技术和手段，将日益精密的考古学研究落到实处。无论是勘探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后期的资料整理，都要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同新时期的新趋势结合，普及和推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数字化采集已经发展成为新时期考古学的主流，包括调查、钻探和发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遗址和遗迹成图、三维扫描与虚拟重建等技术已经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新兴技术的复杂性和知识储备的不足，实践教学中已经出现了部分学生对新兴技术不适应、理解和掌握难度大的现象，这既与传统的学科设置和划分有关，也同现行的田野工作状况有关。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术的运用上，多数采取了聘请专业公司的方式，学生缺少实践和操作机会，这也是以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建国.考古测绘、遥感与GIS[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杨瑞霞.数字环境考古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13.
[2]《考古学概论》编写组.考古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
【关键词】湖南 先秦时期 湖湘文化 时空结构
Research on the Time-Space Structure and Causes of Pre-Qin Culture in Hunan
Taochu Xia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Based on researching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al contribution in Hunan before the Qin dynasty, the paper basically restores the system of time-space structure about Hunan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analyzes its main causations.
Key words:Hunan Pre-Qin Period Hu-Xiang Culture Time-Space Structure
“湖湘文化”理所当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今湖南境内（以洞庭湖和湘江流域为代表）自古至今存在过的人群所创造的包括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一切成就。在这种含义之下，湖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不仅是湖湘文化的早期阶段，也是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其本土性特征最突显的阶段。因此，本文对于湖南先秦文化时空结构及成因的考察，无疑是有意义的。笔者才疏学浅，难免以管窥豹、坐井观天，拙陋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湖南先秦文化的发展历程与阶段划分
传世文献中关于湖南先秦时期的记载极少，我们对湖南先秦文化的认识主要来自考古学。建国六十年来湖南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斐然，为湖南先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虽然考古材料主要反映的是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但在文献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它是我们唯一所能依据的素材和研究对象。不仅湖南如此，即便是文献记载较丰富的中原地区，研究先秦时期特别是史前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同样离不开考古学。因此，湖南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湖南境内发现或确认的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已达30余种，其中有的已正式命名为“某某文化”，有的因为相关材料较少而未正式命名，仅暂称为某某“遗存”或“类型”。下面先作一个简要介绍：
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目前已知有“澧水类群”和“潕水类群”两大系统[1]，均分布于雪峰山脉以西的湖南西部地区。前者主要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下游地区，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距今约40万年）、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连续发展的四个文化——虎爪山文化、鸡公垱文化、乌鸦山文化和十里岗文化；后者主要分布于沅水中、上游地区，尤以上游支流——潕水流域最为集中，故称“潕水类群”。目前该类群还未正式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此外，在东部地区的长沙、浏阳、益阳、安化等地点也发现有旧石器地点，因材料较少，未予命名。
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较多，几乎分布于境内各个地区。具体来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澧水下游以澧县八十垱遗址下层为代表的“八十垱下层遗存” 和南岭山区的玉蟾岩遗存（发现于永州市道县寿雁镇一名“玉蟾岩”的石灰岩洞穴中）。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下游和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洞庭湖东岸及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上层文化、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斗篷坡文化；湘江、资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地区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及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湘江中、上游地区的“望子岗一期遗存” 等。
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地区的皂市文化（或称“皂市中层文化”，年代相当于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澧水上游、沅水中游西侧武陵山区的朱家台类型；洞庭湖东岸地区的铜鼓山一期遗存（商代早、中期）、费家河文化（商代晚期）；湘江、资水下游的樟树塘类型（夏代至商代早期）、炭河里文化（西周时期）；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坐果山类型（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等。以上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多为商代至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澧水下游、洞庭湖区及洞庭湖东岸地区出现楚文化遗存，洞庭湖东南的湘江、资水流域为古代越族文化分布区。战国时期，湖南大部分地区为楚文化所占据。
通过以上考古学文化，我们可以梳理出湖南先秦时期历史的大致过程为：距今约40万年左右，湖南境内开始有人类活动；在距今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商周之际，由于中原文化的传入，湖南被带入了青铜时代；战国时期，楚文化占据湖南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秦帝国的建立，湖南被正式纳入以中原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当然，这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水平来区分的。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湖南先秦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从本土文化（湖南文化）到区域文化（长江文化）的过程，秦代开始成为中华文化一员。在具体论述之前，先就“地域文化”、“本土文化”和“区域文化”等的涵义进行界定。
本文“地域文化”，泛指一定地域内（含自然地域、政治地域等）所出现过的人类文化，不涉及文化的各个层面或各种性质的判定。一个文化必有其生存地域，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类文化都是地域文化或其某个部分。但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地域文化应该是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或文化区内不同地理区域的文化分支或文化小区，这个分支或小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一定具有独立性，但文化的面貌或传统一定具有共同特性，且该共同特性为相邻地区其它地域文化所不见。湖湘文化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成立，它就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范畴内的一种地域文化。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湖南境内自古至今生存的人类文化是否具备上述文化面貌或文化传统的共同特征，如果“否”，则“湖湘文化”不成立，不如依现代行政区划称“湖南文化”更合适。当然，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本土文化”是指湖南境内起源或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的文化，且其分布空间未超出湖南境域。而“区域文化”是指分布空间包括湖南但必须超出湖南境域的文化，该文化的中心区或起源地可以在湖南境内也可以为境外地区，而实际上湖南在先秦时期未曾成为过区域文化的中心区。在区域文化中，湖南的地域文化只是其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地区人类文化的发展都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过程，且总的趋势是“区域”范围不断由小变大，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就是区域文化不断扩展的结果，其动力机制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但是，不同地区从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具体过程不完全一致，可以表现为发展阶段性、演变节奏、文化互动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
与长江流域多数地区一样，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由本土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最后成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又回归到本土文化再到区域文化的反复而曲折的道路，这一点与中原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同的。本文将其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分别称为“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
史前时期是湖南先秦文化从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第一个阶段，时间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到新石器时代末，结束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初，湘南、湘西等边缘地区可能晚至商代早、中期。本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本土文化阶段，后段为区域文化阶段，前、后两段的时间界限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
史前时期前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十余种。其中旧石器时代文化有湘西北洞庭湖区的“澧水类群”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潕水类群”文化及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旧石器群；新、旧石器过渡时期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文化有洞庭湖区的八十垱下层遗存和南岭山区的玉蟾岩遗存；新石器早期后段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有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湘江下游地区的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等。这一阶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具有强烈的本土文化特征，即：均为本地起源并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分布区均未超出湖南境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与周邻地区同期文化的互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向外输出或传播。例如，江汉平原西部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城背溪文化就是彭头山文化的一支向北迁徙形成的；高庙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开始出现、汤家岗文化盛行的白陶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分别传到长江下游、岭南珠三角、江汉平原和汉水上游地区，鄂东皖西地区的黄鳝嘴文化、江西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珠三角地区的咸头岭文化、大黄沙文化、江汉平原地区的大溪文化等均发现了白陶器，器型和装饰风格与洞庭湖区的白陶亦接近，只是年代稍晚些。本阶段湖南地域文化的发展水平之所以相对较高并处于文化传播的主体地位，应与湖南境内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和发展有密切关系。
史前时期后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高坎垅类型、岱子坪·舵上坪类型、高庙上层文化、斗篷坡文化、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望子岗一期遗存等。这些地域文化多数已开始具备上述区域文化的特征，虽然本地文化传统仍占较大比重，但已不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尤其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北部地区已不再是本土文化的中心区而成为了以境外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的边缘区，文化的演变节奏也与境外的文化中心区同步。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地方类型之一。高庙上层文化与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其形成的主因实际上就是大溪文化向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扩展；其后的高坎垅类型就是屈家岭文化在该地区直接存在的反映。湘江、资水下游流域的堆子岭文化一改本地从黄家园类型到大塘文化以釜为核心的炊器传统，代之以鼎为核心的来自长江下游或东方的文化传统，虽然湘江流域是堆子岭文化的中心区，但因堆子岭文化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属于东方文化系统，故实际上已是以境外为中心的文化边缘区。岱子坪一期文化是一个较短的过渡时期，到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时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取代东方文化将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纳入了其政治版图。从大溪文化开始，以境外为中心区的区域文化一步步向湖南内陆地区挺进，到石家河文化时期，湖南一半以上的地区都被纳入了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文化体系。仅湘南、湘西部分地区还处于以自身传统为核心的本土文化阶段，如斗篷坡文化、望子岗一期遗存等，这并不妨碍湖南大部分地区所呈现的区域文化特征。
原史时期（亦称原史时代）是湖南先秦文化发展历程中第二个大的阶段。此前笔者已专文就包括湖南在内的整个长江流域的“原史”时期进行了首倡和概论性阐述[2]。该文认为，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末至秦帝国建立前这一段历史既不属于史前时期，也不属于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并建议借用西方史学和考古界通行的“原史时期”这一概念称之。
理由是：长江流域的整个历史过程很明显分为三个阶段。秦帝国建立后，长江流域被纳入以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历史体系，应与先秦时期分开；而先秦时期又须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点应在新石器时代末。因为从目前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看，长江流域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文化明显表现出一种文化传统的断裂。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高度发达的几个大的区域文化集团（可称为早期国家或酋邦）几乎同时衰落并消亡，而此后在当地再次兴起的地域文化均不是先前区域文化的遗裔，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各个地区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过程在文化传统层面上是断裂而非连续的。与这种断裂特征相匹配，再次兴起的地域文化本土性特征重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的大范围的区域文化圈不复存在，而各小地理区域间的文化独立性和差异成为主流。关于长江流域历史时期的起点，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吴越和巴蜀已属历史时期，但按照“历史时期”的涵义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时期”这一点来衡量，它们均未进入历史时期。传世文献中确有不少相关记载，但均非其本民族自己的历史记载而是来自它族（华夏族），如《越绝书》、《吴越春秋》、《巴志》、《蜀志》等；考古出土的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过是些零散的、片段的纪念性文字、日常记录或专类文书而非“史”书，也没有较完备的编年系统，这些特征恰好符合西方通行的“原史时期”的概念属性。所以，本文亦将湖南新石器时代末至秦这一时段称为“原史时期”并以楚进驻和统治湖南为界分为前、后两段。
原史时期前段，年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末，下限为楚国统治湖南之前（约当春、战之际）。本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包括：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的皂市文化，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西侧武陵山区的朱家台类型，洞庭湖东岸地区的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樟树塘类型、炭河里文化，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坐果山类型 等。本阶段楚文化已传入湖南境内，如湘西北澧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地区春秋中、晚期已见部分楚文化的居址和墓葬，但大量研究表明，楚人在战国以前并未大规模进驻湖南，春秋时期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当地土著文化所占据，东部湘江、资水流域为百越文化分布区，西部澧水和沅水流域应为苗蛮文化分布区。从总体上看，本阶段湖南地域文化的面貌又回复到本土文化特征，各地域文化的分布区多未超出湖南境域（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除外），并基本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也非境外文化的分布区，但较史前时期前段的本土文化有新的特点。例如：外来文化传统在各地域文化中均占一定比重；各小地理区内前后交替的地域文化间文化传统的继承性较弱；文化更替的原因多为外因且基本跟随境外文化的演变节奏。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中原文化的明显优势使其时刻对长江流域文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牵制作用，以致在两湖地区难以自发形成分布范围稍大的区域文化，但中原文化又无力完全征服和控制这一地区，没有可能将其直接变为中原文化的分布区。因此，这一阶段湖南的本土文化传统反复出现突变、复归的循环过程，不过每次复归后的本土文化传统又加入了新的区域因素，因而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向新的区域化不断迈进的过程。
原史时期后段，即楚国统治湖南时期，具体年代为战国时期。本阶段湖南全境基本上为楚文化所占据，仅雪峰山高原山区情况不明（目前邵阳地区尚未发现战国楚墓），也有可能仍为本地土著文化分布区。楚文化是以江汉平原地区为核心、以长江中游为主要分布区的区域文化，战国时期扩展到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成为“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的泱泱大国，湖南遂成为楚文化的大后方，史称“南楚”。湖南境内战国时期的楚文化面貌上与江汉平原核心区已非常接近，楚文化亦将湖南境内古代越人的某些传统（如越式铜鼎）融合吸收并传播到其它地区。关于楚人大规模入驻即统治湖南的年代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传统意见认为当始于春秋晚期，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应为战国早期或稍晚。湖南境内考古发掘的楚墓五、六千座，然春秋楚墓不超过50座，战国早期楚墓数量也不多。这一现象与楚国公元前四世纪初吴起变法后“南平百越”的历史记载基本吻合。
以上就是湖南先秦文化的时间框架和文化传统演进的总体趋势。
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是指在湖南全境这样一个相对较大的自然空间内，“先秦”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中，各地域文化在空间分布上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一个文化生存的空间范围在其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变化的，但其基本的空间范围又是相对稳定的，否则该文化就不存在或演变成为另一种文化。所以说，文化的生存空间，变化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但相对稳定是主要的，变化是其次的。文化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对于一定区域内人类文化史演进模式、动力机制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
通过对湖南先秦时期不同阶段地域文化的内涵、面貌特征、分布范围、兴亡时间以及相互间交流融合、更替传承关系等的考察，我们发现其在空间布局上一个总的特征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内，大体同时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间在南北方向上联系紧密，而在东西方向上有所隔离，很明显地可以先划分成东、西两区而不是南、北两区，而且从历时角度来看，在大多数时间段之间，东、西两大区的空间范围也是基本稳定的；同时，在东、西两区内，大体同时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间呈南北方向排列，而在不同时期这种南北排列的文化分布区空间位置经常发生变化。本文将这一特征用八个字概括为“东西分野、南北进退”。下文进行具体阐述：
从字面上理解，“东西分野、南北进退”的首要特征是东西分野，其次才是南北进退，而且分野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进退则表示有变化。统而观之，这八个字非常贴切地概括了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
东、西两区的分野情况，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因为东部地区材料太少还难以看出，但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成形，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战国前都十分明显和典型，战国时期由于楚文化非常强势，致使湖南东、西两区的文化面貌逐渐趋同，东、西分野才渐趋模糊，但东、西部的楚文化仍有较大的差别，且有研究表明，楚人进入湖南东、西部的路线和经营策略也是不同的。东、西分野的具体界限，南段以雪峰山脉为分水岭，北端沿洞庭湖南缘东行、再北折沿洞庭湖东岸直至城陵矶，略呈东北—西南走向。那么，东区范围涵盖湘江、资水流域全境和洞庭湖东岸地区，即今行政区划的岳阳（除华容）、长沙、益阳（除南县）、湘潭、株洲、娄底、衡阳、永州、郴州、邵阳十市所辖地区；西区范围为澧水、沅水流域及洞庭湖区，含今常德、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四州市所辖地区。
在东、西两区内一般又可分为南、北小区，但不同时期南、北两小区的界限会有差别，总的趋势是从北向南移动，但也有反复。西区的南、北小区一般沅水中、下游之交的沅陵县五强溪一带为界限，北小区包括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区，南小区包括澧水上游和沅水中、上游，后来南移至麻阳、怀化市一线。东区的南、北小区一般以湘江中、下游之交的衡山一线为界，北小区包含湘江、资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区，有时（如原史时期前段）洞庭湖东岸地区与湘江下游地区分开形成单独的文化区；南小区总体为湘江中、上游地区。为后文叙述之便，笔者将西区北、南小区分别简称湘北区、湘西区，东区北、南小区分别简称湘东区、湘南区。
旧石器时代，由于东部地区考古材料太少，情况不明，但西部地区可以明确地区分为北（澧水类型）、南（潕水类群）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域文化发现太少，难以对比。
新石器时代中期，湘北区先后出现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继承关系明显，分布区东抵南县、华容一带，南至石门、慈利、桃源一线；湘东区先后有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在存续年代上，黄家园类型文化跨彭头山文化晚期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大塘文化跨皂市下层文化晚期和汤家岗文化时期。虽然两区地域文化面貌有相近之处，但文化的兴亡时间完全不同步。湘西区先后出现的高庙文化和松溪口文化，文化传统有传承关系，年代与湘北区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相当，但主体面貌差别较大。湘南区的情况目前不明。
新石器时代晚期，湘北区先后为长江中游区域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分布区。而湘东区首先是属于东方系统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分布区，其后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所替代，本区的石家河文化与湘北区差别甚大，并非由湘北区传播而来，而是来自汉东地区。湘西区高庙上层文化虽仍具本土文化特征但受大溪文化较多影响，表明外来的区域文化开始向沅水中游地区渗透，接下来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和石家河文化进一步深入到沅水中游地区，仅上游渠水流域的斗篷坡文化仍保持本土文化传统。湘南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尚不清楚，末期的望子岗一期遗存仍属于本土文化。
原史时期前段，湘北区商代至西周晚期为本土传统的皂市文化所控制，范围包括沅水中游在内，春秋时期早、中期楚文化进入该区北部澧水下游一带。湘东区又可细分为两个小区，北部洞庭湖东岸地区先后有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和楚文化。其中铜鼓山一期遗存为早商文化在湖南境内的分布，范围仅为岳阳市以北的长江沿岸一带，费家河文化为商代晚期本土文化，西周时期情况不明，楚文化于春秋中期进入该区。南部湘江、资水下游地区先后有樟树潭类型、炭河里文化和百越文化。其中樟树潭类型文化面貌与湘江中、上游望子岗一期遗存有共同之处，表明后者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曾经北传；炭河里文化虽是以商末周初殷遗民南迁为契机形成的，文化构成中也包含有较多商文化因素，但它仍是以本地土著文化传统为主的地方青铜文化，与此前的樟树潭类型及春秋时期以“越人墓”为代表的遗存同属古代越族文化的一支。湘西区沅水中游商代至西周时期为皂市文化分布区，春秋时期有可能为楚文化分布区，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武陵山区商代至西周时期有朱家台类型，春秋时期情况不明；沅水上游地区商代仍为斗篷坡文化延续生存之地，西周、春秋时期情况不明。湘南区坐果山类型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末期望子岗一期遗存的土著文化传统，并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亦属百越文化，战国时期逐渐为楚文化所同化。
原史时期后段，楚文化基本分布于湖南全境，但四个小区的楚文化面貌均略有差异，其中湘北区与湘西区、湘东区与湘南区相对较为接近，亦可看出东、西分区的格局。随着楚文化从北向南一步步推进，东区的本土文化越文化、西区的本土文化苗蛮文化逐渐向南及东西边远山区退却，前者主要向岭南地区和雪峰山高原迁徙，后者主要退避到武陵山区。
我们相信，以上所论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分布——“东西分野、南北进退”之格局，将会随着考古资料增多及研究的深入更加显现和完善。以往多数学者在涉及湖南先秦时期或某一阶段文化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一般也是首先将它们分为与本文基本相同的四个小区来展开的，但尚没有人注意到这四个区之间空间层次的差别，本文指出的其在东西方向上相对稳定而南北方向上时有变化的现象，对于湖南先秦文化的深入研究当有所裨益。
三、湖南先秦文化时空结构成因探索
前文关于湖南先秦文化发展历程及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其一，湖南先秦文化发展的时间框架可明显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每期又分为前、后两段。而从文化发展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演变趋势来看，在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都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基本相同的过程，而且两个时期的地域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传承关系。
其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布局表现为“东西分野、南北进退”的特征，即整个先秦时期湖南地域文化空间分布的东、西分区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在东、西两大区内文化的空间变化呈南北向移动，且总体趋势是从北往南推进。
关于第一点，我们认为与整个长江流域距今4000年左右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有关。这一特点不仅仅为湖南先秦文化所独有，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先秦文化同样具备。大量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如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已经发展到了高水平的区域文化阶段，不仅空间分布范围很大，文明社会的诸多要素如城、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礼器、社会的等级分化等都已出现或达到相应水平，与同时期的中原文化比较，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准文明社会”却几乎同时衰落并消失了，长江流域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地域文化一致呈现出倒退的景象，原先的区域文化特征消失，各地又退回到了本土文化阶段。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前学术界提出过多种假设，或以为如良渚文化等在宗教生活中的过度侈靡奢华，耗尽了大量社会财富，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制约了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而对自然界的无节制索取造成了生存环境的破坏终致盛极而衰；或以为洪水泛滥直接所致；也有人认为是中原文化入侵造成的。笔者曾提出，洪水泛滥是起因，中原文化南侵是在洪水泛滥对长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之后的乘火打劫，并最终导致了长江文化的消亡。许多线索告诉我们，距今4000年左右的长江和黄河流域大范围内，可能的确经历了一个洪水泛滥的高发期。如：大禹父子两代治水的故事；当今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创始神话都有洪水传说，他们的祖先可能就是当时大洪水的劫后幸存者，后来才迁到了西南地区；文献记载尧、舜、禹在征讨三苗的檄文中也提到洪水等自然灾害并归咎于其所编造的三苗的种种劣行，这当然是“欲加之罪”、是入侵长江流域的借口，但也正好说明当时自然环境的异常。另外，长江下游地区不少考古遗址发现了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与商周时期之间的洪水淤积层。试想，如果不是洪水泛滥（包括接踵而来的瘟疫等）已经让长江流域区域文化大伤元气，中原文化（显然因为治水工程卓见成效而受洪水灾害影响较小）也不敢如此随意编造借口、无端用兵南下。考古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文化确已开始南下。河南伊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称中原龙山文化）经南阳盆地、过随枣走廊，深入到了江汉平原腹地，江汉平原“肖家屋脊文化”及宜昌地区“白庙文化”的形成与此直接相关。夏商时期，江汉平原地区先后为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直接控制，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下游的马桥文化包括湖南境内的皂市文化、铜鼓山一期遗存、樟树塘类型、费家河文化等无不或多或少地烙上了中原文化印迹。中原文化的南侵无疑打破了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原有体系，从而导致了包括湖南在内的长江中游区域文化传统的断裂，但是，外来的中原文化又无力在本地再建一种新的秩序，原区域文化各组成部分遂四分五裂、很自然地回复到松散的本土文化状态。此为湖南先秦文化史前时期与原史时期两大阶段形成及发展道路重复而曲折的主要原因。
关于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与湖南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关，其次为境外文化对湖南的影响。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北临长江，东、西、南三面以罗霄山脉、云贵高原和南岭山脉为屏障，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大体形状呈开口朝北的簸箕形，它与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共同构成了两湖盆地，成为长江中游的主体。簸箕形的开口处、长江南岸为洞庭湖所在，它与长江对岸被称为“云梦泽”的大片低湿地通过长江连为一体，实际上构成了湖南北部的一道屏障。如此看来，湖南确为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空间。更为独特的是，在湖南中部从南到北隆起着一条雪峰山脉，向南穿过南岭、向北直抵洞庭湖南岸，与洞庭湖水网湿地一起将湖南分开为东、西两半，且雪峰山脉峰峰相连，从北至南几无缺口，完全阻断了东、西两侧的交通。在无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时代，唯一的通道就是沿洞庭湖南岸与雪峰山脉北端之间的狭窄地带。故此，在历史上多数时期，东、西部对外交流的主要对象不是彼此之间而是湖南境外的其它地区，即使在当代，湖南东、西两部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差别。这是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东西分野”的根本原因。
湖南先秦文化空间范围在东西分野的大框架内呈南北向分布的主要原因亦为地理环境所致。境内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基本上从南往北最后流入洞庭湖。由于境内中央为雪峰山脉，东、西两面又有罗霄山脉和武陵山脉，湖南的东、西两部分境域均呈南北狭长形，东西方向上纵深很短，不可能为人类文化提供较大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最适宜古代人类集中居住的地域往往为水系干流所在的盆地和宽谷地带，这些宜居地与河流走向一致，必呈南北向分布，这就决定了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东西分野”总框架下“南北进退”的格局。
除地理环境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当然也是影响文化空间分布的因素，有时还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某一文化相对于周邻其它文化的优势特别巨大，足以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自然可以成为决定文化相互间空间布局的主体，这种情况在秦汉以后已屡见不鲜。就湖南先秦文化而言，与境外文化之间的互动或者境外文化的直接进入固然对境内文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总体上不仅未能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且多数时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理条件的制约。例如：整个先秦时期，湖南东、西部地区的对外交流主要通过自然障碍较少的洞庭湖两侧往北进入江汉平原地区，其次是由南岭山区的河谷地带通往珠江流域。正因为如此，从史前时期后段开始，来自江汉平原或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从北边进入湖南后一步步向南推进，此为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南北进退”的又一原因。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方言；语法；研究；趋势；
山东方言的研究，目前成就最大的应该是由钱曾怡、张树铮和罗福腾教授合编的《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全书分为概论编、现代编和历史编三卷。概论编，论述了山东方言的产生、地位和影响，介绍了山东方言的特点、分区以及研究概况，对建国以来山东方言研究在内容的扩展、方法的更新等方面都有简略的评介，并且最后附有一九四九年以来山东方言研究的论著目录。作者在文中归纳了山东方言研究的几个发展趋势:由以语音为主到语音、词汇、语法的全面铺开，从单点调查到成片的特点比较，从共时的方言研究出发进而探索汉语演变的历史，方言研究与地域文化相结合。
现代编，分别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具体描写了山东方言的特点和内部差异。第一章，语音部分，包括声母、韵母、声调，还附有24幅山东方言语音地图。在介绍各区片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两字组连调和轻声变调的特点、类型及其地域分布。第二章，词汇部分，选择山东方言中的一些特殊词语分类说明，如“与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有关的特殊词语”、“与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的特殊词语”、“与生活习惯、民俗有关的特殊词语”等。第三章，语法部分，扼要分析了山东方言的语法现象。
历史编，从韵文、韵图等概括探讨清代的语音系统，从山东地方作家的文学作品或笔记、地方志等著作中所记录的语料，分析清代山东方言词汇语法的使用情况，有的还和现代山东方言作了对比。
山东方言在地域上跨度很大，各个地方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差异，因此山东方言的分区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山东方言分区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分区，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从全国汉语方言的角度出发,按照古代入声字在今天山东方言里的演变情况，把山东话分为三区：
1.冀鲁官话区：大致相当于第一种分区的西齐小区的全部区县市，再加上东潍区的寿光、潍坊、昌乐、沂源、蒙阴、沂南、日照、东港、莒县，约63个区县市。
2.中原官话区：相当于第一种分区的西鲁小区，共37个区县市。
3.胶辽官话区：大致相当于第一种分区中的东区的大部分区县市(但寿光、潍城、奎文、昌乐、沂源、蒙阴、沂南、日照、东港、莒县除外)，约38个区县市。
第二种分区：《山东方言的分区》（1985年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中，根据古知庄章三组字声母的异同，把山东方言的分区分化为两个层次，首先分为东西两大片，其次东西又共各分为两片，又以胶莱河为界分为东莱片和东潍片，西区又分为西齐片和西鲁片。这种分区从语音特点上显现了山东方言的内部差异，奠定了山东方言分区研究的基础，这对山东方言的研究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这种标准虽然是探索性质的研究，但这是基于大量的事实和严谨的理论根据的，是颇有建树的前瞻性研究。
钱曾怡、蔡凤书的《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与山东方言分区》首开了考古学与方言学研究相结合的先例，对山东方言的分区提供了很多考古学上的证据。
山东方言在调查方面有着丰富的材料，自建国以来山东省展开了全省范围的方言大调查,现已出版了山东省志、方言志，出版的《山东省方言志丛书》有二十几种之多，这些方言志丛书为各个方言点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分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语音上是研究最成熟的方面，成果也比较显著，如《山东诸城、五莲方言的声韵特点》（钱曾怡、1984）《山东肥城方言的语音特点》（钱曾怡、1992）《胶辽官话研究》（罗福腾、1998），各地的语音研究都比较成熟。
词汇方面，最主要的是第一部省级政区性方言分类词典——《山东方言词典》（董绍克、张家芝）。全书64万字，分29类编排，词目后列国际音标注音、释义、例句和分布特点，书后附各方言点音系和音序索引。另外两部地方性方言词典《济南方言词典》（钱曾怡）、《牟平方言词典》（罗福腾）。这两部词典都已被收入《现代汉语方言词典》，他们对于研究这两地的词汇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还有一些研究各地方言词汇的文章，如《曲阜话的词汇语气系统》（高丽君）《济南方言词缀研究》（钱曾怡），《博山方言词汇》（钱曾怡、刘聿鑫、太田·斋）。
方言语法是山东方言研究的弱势,笔者看到的只是一些论文，如《论儿化》（钱曾怡），《山东诸城方言的语法特点》（钱曾怡、罗福腾、曹志耘），没有系统性。
山东方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山东方言的研究已取得的成绩中大多为静态的描写，如各种音系中声母韵母声调的语音记录而缺少历史渊源方面的探讨。
参考文献：
[1]钱曾怡.《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2001
[2]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山东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年第4期。
[3]钱曾怡.《济南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4]董绍克.张家芝.《山东方言词典》语文出版社.1997
[5]钱曾怡. 《济南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
关键词：遗址博物馆；物联网技术应用
遗址博物馆是在古文化遗址上建立针对该遗址文化进行发掘、保护、研究、陈列的专门性博物馆。[1]遗址博物馆的任务是对该遗址及其出土文物进行考古研究、保护、展示和宣传教育，其工作涉及的对象有“人”，又有“物”。其中，“人”，主要指游客和博物馆工作人员，有些散落在外部的遗址，可能还涉及当地百姓等遗址周边人员。“物”，主要是馆藏文物、设施设备，以及遗址。在现代博物馆中，“物”与“人”以同等地位相互联系着，博物馆通过“物”与“人”的结合，发挥其社会职能。
物联网技术，是利用通信技术，将各种传感设备的信息进行交互，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相互间通信和协同作业。将物联网技术应用在遗址博物馆，是采用物联网技术，集安全控制、跟踪定位、日常实时侦查管理、电子商务等一体的综合性运用系统。对提升藏品搜集、清点、登记、管理、保护、修复、研究和展示的工作能力，提高遗址的保护管理水平，加强博物馆办公运营、公众开放管理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此，笔者抛砖引玉，探讨物联网技术在遗址博物馆应用的适用性方案，主要是以下几大方面：
1 遗址的监测管理
1.1 环境监测系统
实时监控遗址的环境，对本体及其周边的气候温湿度、土壤温湿度、降雨量、风力风向、紫外光强度、空气中的有害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硫和含氮的化合物）等危害文物本体及周边的情况进行监测。
1.2 防入侵系统
针对遗址本体的防入侵实时监测，采用电子围栏与物理围栏合二为一的方式进行布设。电子围栏通过视频监控、地下传感等形式实现。
1.3 巡查管理
遗址巡查人员，通过智能手持终端设备，对遗址进行定位、检测数据采集、现状拍摄、填写巡查记录等工作，最终通过电脑数据中心汇总。
2 遗址博物馆的内部管理
2.1 文物保存环境监测
对展厅、库房文物的保存环境进行实时监测，主要针对空气成分、温湿度、光照度等情况的实时记录分析，在超出正常范围值后报警。
2.2 文物管理
在博物馆藏品登帐工作完善、建立数据库的前提下，开展物联网技术的文物管理工作。主要是对文物的保管位置、出入库、文物修复等信息进行跟踪记录。
2.3 内部安防的监控管理
主要是对遗址博物馆进行安防系统的建设完善、加强文物监控，采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博物馆电力、消防、安防和暖通系统的控制与管理，采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区域进入权限的设置与管理等。
2.4 办公自动化
主要实现博物馆公文管理的收、发、办管一体化，实现信息内部、提升各部门和全单位的日常事务审批功能。
2.5 停车场管理
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停车场管理，可提高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3 文化产业旅游服务
3.1 综合门户信息
建立综合门户，成为对外展示的窗口、联系游客的纽带。提供信息展示、互动交流、电子购物、虚拟展示等。
3.2 呼叫中心
建立统一的呼叫中心，提供咨询服务、导览服务、投诉建议服务等。
3.3 电子门票
基于手机支付的电子门票系统，游客可以直接通过手机进行支付，并可以通过彩信获得二维码，来到旅游景点后可直接通过扫描手机调出的信息进行验证通过。
3.4 导览设备
游客通过智能手机或智能手持终端设备，实现自动语音讲解、游览线路导览、展览的相关信息介绍，以及公共服务等。
3.5 游客定位系统
智能手机或智能手持终端设备的应用，不但使游客获得导览服务，还能使博物馆实现游客定位，达到实时监控、了解游客的分布、运动轨迹等效果，同时游客有任何需求提出，服务人员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寻找到这名游客，并提供相应服务。
3.6 旅游交通工具的发放与回收
游客通过市民卡、手机、电子门票等可在遗址博物馆景区内实现自行车、小电瓶车、轮椅等旅游交通工具的自的发放与回收工作。
物联网技术应用在遗址博物馆，是遗址博物馆加强管理、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本文初步探讨了物联网技术在遗址博物馆的适用性方案，具体技术性方案，需要物联网设计单位与博物馆系统进行充分的沟通与磨合，特别是在顶层设计架构标准化、有效降低成本等问题上，如能有效解决，将使遗址博物馆事业走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摘 要】中国史学的传统是既讲究史学的经世致用，又追求史学的求真。同时，求真与致用也是我们要遵循的学术精神。乾嘉学派是一个以考据为主的学术流派，追求史学之真是其重要特色。本文从求真与致用的角度来简要分析乾嘉学派的治学特点及其历史贡献。
【关键词】乾嘉学派；求真；致用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有着优良的史学传统，即兼重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求真”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记述乃至史学的价值。基于“求真”关乎史学价值的根本认识，刘知几把秉笔直书的典型--董狐列为史学的最高典范。而经世致用则是中国史学得以源远流长的重要因素。“求真”与“致用”在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用真实的历史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是一种理想的史学局面。但是，由于“求真”与“致用”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加之各方面的因素，它们之间也会出现矛盾与冲突。作为我国最后一个朝代的清朝，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史学的学术风尚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晚明时的知识界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已经由于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和经济社会状况的好转而失去了紧迫性；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人为的民族鸿沟和高压政策，妨碍了知识界去作推动经济发展以及政治清明的努力。一时学术界为适应业已变化的客观环境，将清初的经世之风加以改造，以考据求实的风尚，向穷经考古一路走去。
一、乾嘉学派占据清代学坛的主要原因
乾嘉学派占据清代学坛的主要原因，章太炎先生在《訄书》中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之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1]章太炎先生在这里提到了三个原因。第一，“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指学术原因：经过宋明百年之后，理学在理论上已告枯竭，很难再有发展空间，只得另辟他径；第二，“多忌”指政治原因：清朝是由满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前期为维护其统治多实行政治高压，避忌太多，使得学术失去了生机与活力；第三，“愚民”指清朝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不希望有经世致用的学问来开启民智。正是以上这些原因，造成了“治经以纾死”的局面。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 [2]一方面肯定了章太炎先生的观点，同时又提出了社会稳定对学术发展的影响。综上所述，乾嘉学派之所以在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之后，抛开了经世致用，一头扎进故纸堆中寻求“历史之真”的原因，不仅在于清代统治者实行的政治高压和愚民文化政策，还在于清朝康乾年间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使得学者们能安心的做考据，而这一时段的考据成果，大多成了盛世的点缀。
二、求真：治学的精粹与泥古不化
求真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的治学灵魂。第一，乾嘉学派所树立的一种读书务实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印证了“求真”的要求。乾嘉学派提倡无征不信，反对凿空，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 [3]，其代表人物戴震曾言，“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二，守讹传缪也。” [4]钱大昕也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 [5]。第二，乾嘉学派提倡宁详勿略，通过搜集详尽的资料，考订材料的真实，来实现“求真”所求的事实之真。例如阎若璩为证明梅颐的《古文尚书》之伪，引证了128条材料；另一位学者王念孙也是“一字之证，博及万卷”。[6]正是由于乾嘉学派以严格的考据之功，考订史事，对全部经典重新进行一字一音的考订，使得今天的治学变得方便。第三，乾嘉学派善于“疑古”的思维，反复考订以求史料之真，疑古之风曾在宋代达到鼎盛，但又导致了宋学妄义臆断之弊，认为伪书远多于不伪之书，几无真书可言。而乾嘉学派的疑古之风与宋代大有不同：乾嘉学派的疑古，不是迷信经典，而是更加擅于从史料中发现问题，然后以严密的推理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钱大昕在考订原本，洞彻历代传注疏义原委的基础上，提出许多正本求源的见解。当然也有人为考证而考证，往往“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 [7]，使得考据学走进了死胡同。
“求真”是乾嘉学派治学的精粹，但乾嘉学派的“求真”多着眼于书中的史实、书的真伪，却没有和现实相联系。有些学者的过度求真而导致泥古不化，乾嘉学派日益固步自封，举步维艰。
三、致用：盛世的点缀与昙花一现
乾嘉学派产生于太平盛世，与盛世相呼应，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才能获取丰富的养料而蓬勃生长，并作为盛世的点缀，发挥着些许作用。例如参与纂修《四库全书》等许多大部头的丛书和类书，为丰富和充实我国的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当时政策和环境的影响，使乾嘉学派达到了学术上的高峰，同时也给后世的学者研究古籍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由于乾嘉学派的治学宗旨和治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其他封建文化典籍、考证的问题几乎全是书本上的，缺乏新鲜、实际的内容，脱离了现实。随着清王朝的落日的余晖渐渐沉寂，经济衰败、政治腐败，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世界资本主义各国虎视眈眈，面对形势的急剧恶化，历史进程要求学者将视线由古籍转到现实生活，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对社会变革及发展趋势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论证时，乾嘉学派则捉襟见肘，无能为力。他既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也无法回应人们的期盼。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乾嘉学派像康乾盛世一样的昙花一现，很快的归于沉寂。继而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新的经世致用思潮兴起，乾嘉学派因其不具有的“致用”性，连同那些古旧的经书一起，走进历史的角落。
四、求真与致用：史学中双生子
求真是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无求真的信念与追求，史学就会失去其科学性。历史证明，任何阶级的学术工作，离开了踏实的学风和必要的科学方法，光靠政治思想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绩。至今，乾嘉学派所被人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学者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踏实勤奋的工作。建立在求真基础上的致用是史学的必然结果和归宿，没有了致用性，史学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就无法符合时代的发展而停滞不前。乾嘉学者们只将自己埋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却不能学以致用，当盛世不再时，他们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最终归于沉寂。
在我们的治学过程中要学习乾嘉学者们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踏实的学风，同时也要学以致用，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章炳麟.《訄书》.清儒十二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 漆永祥.《乾嘉学派考据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 戴震.《戴东原集》卷一零
[5]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A].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摘 要：音乐学已形成门类庞大而复杂的学科体系。正确认识音乐学的体系构成和门类划分，了解音乐学学科三大分类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探索音乐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也有助于认识音乐领域更深的层次和复杂现象。
关键词：音乐学；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关系
一、音乐学学科的由来
音乐学这一名称最早是在1829年由德国学者J.R.罗基尔首次使用的。1863年德国学者F.克里桑德在《音乐学年鉴》的前言中对这门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因此人们现在通常把克里桑德作为这一学科名称的提出者和学科的创建者之一。1885年奥地利音乐G阿德勒发表了《音乐学范围、方法和目的》，对这门学科的定义和任务做了更加明确的规定，从此这个名称被作为音乐学术研究的总称而确定下来。
二、音乐学学科分类体系
远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人对音乐的理论部门做了比较细致的划分，它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当时音乐学术领域状况的一种概括。随着19世纪中期做为一个整体学科的音乐学的建立和许多新学科的产生，有必要对其中诸领域的关系重新加以系统化。G.阿德勒于1885年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把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两大门类。其后因民族学方面的音乐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德国著名音乐学家维奥拉提出了三分类法，即音乐史；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和民俗学。目前一般对于音乐学的分类采取此三大领域分法较为普遍。
三、音乐学学科三大部类
（一）历史的音乐学
历史音乐学是音乐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是音乐学的历史研究领域。它以音乐史学为主体，同时包括与此相关的一些学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1）音乐史学：是从历史观点出发研究音乐及与它相关联的现象的学科，是音乐学最主要的、中心性的领域。（2）音乐考古学：既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领域, 又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其观察对象主要是有关音乐的实物材料。（3）音乐图像学：是一门对各种有关音乐图像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其中的各种符号、题材等加以鉴定、描述、分类和解释的专门学科。它可以弥补文字记载不足或缺乏，有助于了解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乐器学, 表演方式, 音乐家生平, 文化史。
2、音乐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音乐史学与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考古学的目的在于为音乐史研究, 特别是无文字记录或缺少文献的时代和社会的音乐史研究,提供尽可能客观、准确的实物资料。音乐图像学的研究价值在于可以弥补文字记载之不足或缺乏。一方面它可以使音乐史学的研究变得更为丰富,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图像来了解如下四方面的问题: 乐器学；表演方式；音乐家生平；文化史。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史学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以史实去叙述和解释音乐发展的进程,而且还扩展到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
（二）体系的音乐学
1、什么是体系音乐学
体系音乐学也是音乐学中的一个大的分支，这类学科与历史的音乐学正好相反，它不受时间或历史顺序的限制，仅从学科自身的性质和结构来分类。它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1）音乐音响学：它以运用于音乐中的音响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2）音乐美学：是一门具有双重属性的学科，主要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用美学角度对它们进行总结和概括。（3）音乐心理学：是由心理学和体系音乐学二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历史不长的边缘学科。它既有其客观的、自然科学的依据, 同时又受社会环境、审美趣味的制约，所以介于两者之间。（4）音乐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双重属性的学科, 既属于社会学, 又属于音乐学的边缘学科。音乐社会学是研究与音乐有关的人的行为与社会、音乐作品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学科。
2、体系音乐学中各学科的关系
体系音乐学是对音乐的产生、传达、音乐审美、音乐传达到大脑人们所做的心理反映，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进行研究。体系音乐学所涉及两个层面: 第一是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的学科――音乐音响学; 第二是有关精神科学层面的学科――音乐美学与音乐社会学。而音乐心理学则处于二者之间。音乐心理学介于两者之间因为心理问题既有其客观的、自然科学的依据、同时又受社会环境、审美趣味的制约。
（三）文化的民族音乐学
1、什么叫民族音乐学
民族音乐学是由民族学与音乐学两个方面构成的，它也是音乐学的一大分支。从目前来看，这类学科的研究范围如下：（1）对自然民族的音乐的研究；（2）对非欧洲的高级文化中的艺术音乐的研究；（3）对世界各地包括欧洲民间音乐的研究；（4）对乐器和乐器分类学的研究。这类学科强调与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的横向联系，以便比较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各民族音乐的特征和共同规律。民族音乐学具有两重性, 即它是既具有音乐学, 同时又具有民族学的性质。
2、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学其他学科的关系
历史音乐学专门研究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音乐史。而民族音乐学则研究音乐发展的两端,史前与现状,也包括西方城市音乐的现状,与体系音乐学中几个分支学科的关系。在民族音乐学发展早期, 特别是在比较音乐学创建的头40年间,处于对非欧洲诸民族那些非平均律、非五度相生律音阶进行比较研究的需要,学者们表现出从乐律学角度研究东方音乐的强烈兴趣。
民族音乐学与属于体系音乐学的音响学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与音乐社会学的区别恐怕仅在于某些方法的运用和历史形成的学术分工上。在过去民族音乐学的重点主要放在非欧洲地区, 特别是非工业化的社会。现在这门学科的研究方位已经扩展到人类的各种类型的社会音乐活动，尽管当前两者在研究的重点上还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在实践上已经出现了相互融合补充的趋势。
四、音乐学三大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
从音乐学学科的基本构成来看, 由于音乐的特殊性, 音乐学诸种学科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很难从中分离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分支学科都具有“边缘”或“中间”学科的性质。它们要求进行多学科的合作,各学科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从音乐学的三大体系即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各自特点来看，先是音乐历史学有了理论基础和资料的占有，音乐史学的发展由通史到专史， 再到通俗史。历史是纵向的讲究时间的先后的。体系音乐学则是横向的、平面的,它的研究较为完备，对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进行研究。但其缺点却在于看不到整体。民族音乐学是将音乐作为对象，从这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认识人自己、他的社会和他创造的文化的研究。从音乐艺术的发展来看，历史音乐学则将这一发展系统的记录下来，向世人展现这一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体系音乐学则对音乐载体的声音的产生、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以及音乐传入大脑后人们所产生的生理与心理反应进行研究。
五、小结
音乐学三大学科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补充。人们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具体的音乐实践和经验的总结，是研究体系的音乐学的基础，而体系的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又会对历史音乐学及民族音乐学产生不同程度的制约和影响。正确认识音乐学的体系构成和门类划分，了解音乐学学科三大分类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探索音乐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音乐领域中更深的层次和更复杂的现象。（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音乐学院）
参考文献：
［1］ 俞人豪《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引用文献
1.马克垚：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研究 北大学报91.2
2.马孝劬：发扬我国农牧结合.用养结合的优良传统 中国农史83.1
3.千 里：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4.王毓瑚：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北京农大科研资料 80.6
5.王星光.陈文华：试论我国传统农业的生命力 农业考古85.2
6.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农史89.1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a.中国农学史上册 科学出版社59
b.中国农学史下册 科学出版社84
c.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史 江苏科技出版社85
8.方 原： a.论我国传统农业经验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农业考古83.2
b.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传统的路 农史研究83.1
c.从农业的发展史中学到的 农业考古83.1
9.邓宏海：我国农业持续发展需要努力运用生态学和建立生态农业 农业考古88.1
10.石声汉：a.中国农业遗产要略 农业出版社81
b.中国古代农书评介 农业出版社80
11.宁 可：a.西汉农业生产漫谈 光明日报79.4.10
b.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 北京师范学院80.3
12.田人隆整理：关于东方****主义座谈纪要载当化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1
13.史志宏：a.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与农业发展 古今农业92.3
b.清代前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14.卢 锋：a.若干朝代农业生产效率蠡测 人民大学学报89.1
b.近代农业的困境及其根源 中国农史89.3
15.古非：农耕与游牧——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中文化二元对峙矛盾的格局 固原师专学报90.1
16.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三章第三节 上海人民出版社90
17.许苏民：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福建论坛86.2
18.汤晓芳：我国古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形成与交流 宁夏社会科学89.6
19.刘瑞龙：a.正确对待中国的农业遗产 中国农史81.1
b.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人民日报83.5.13
20.刘巽浩：a.以无机促有机，无机与有机结合——兼论有机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83.1
b.对生态与“生态农业”问题的看法 农业考古88.1
c.中国农业现代化与精久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90.1
d.持续农业种种谈 世界农业92.3
21.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 历史教学92.1
22.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88
23.刘国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 昆明师专学报87.1.2
24.孙声如：我国传统农业的间套混种与当代立体农业的新发展 古今农业90.7
25.吴承明：a.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88.2
b.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89.2
26.吴承明.侯方：评外国学者对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 经济学动态81.9
27.吴 慧：a.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85
b.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2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历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东岳论丛80.4
c.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 平准学刊第一辑 商业出版社85
d.试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载现化农业论丛 农业出版社81
e.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f.中国古代农业 天津教育出版社91
30.李伯重：a.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4.1
b.“桑稻争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5.1
31.李凤岐.邹德秀：从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看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农史研究83.1 农业出版社出版
32.邹德秀：a.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新农业改革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中国近代农业科学落后的原因 大自然探索83.2
c.中国古代农业与中国社会发展 农业考古89.2
d.中国农业文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 学习与探索80.1
34.陈 平：a.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
学习与探索79.4
b.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学习与探索82.1
C.中国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分析 学习与探索83.1
35.陈 江：清代经济增长轨迹试析 思想战线91.6
36.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 湘潭大学学报88.1
37.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前言 重庆出版社88
38.佟屏亚：a.在现代农业中发扬传统技术 农业考古85.1
b.试论“生态农业”思潮及其影响 中国农古88.4
c.我国吨粮田的实践与思考 农业考古90.2
39.张企曾：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考古83.1
4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41.张沁文.王文德：生态农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农业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古今农业88.1
b.中国古代农学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
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 学习与探索91.6
44.郑炎成：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跃迁 农业考古89.1.2
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 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 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 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 农业出版社89
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 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 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 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 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 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 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 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 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 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 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 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 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 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 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 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84
关键词：青海夯土建筑；材料美；文化与美学内涵
早在我国远古时期，智慧的劳动人民就把夯土建筑技术应用在军事防御的堡垒、城墙、墓葬夯土封层等领域。有考古资料证实，在商、周、秦、汉时期，重要建筑的高大台基都是夯土所筑成的，而宫殿、台榭也是以土台作为建筑基底的，可以说我国古代夯土建筑技术是非常发达的。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这里的“版筑”，指的就是夯土技术。直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遗存下来的古代夯土建筑，比如青海的古城堡、陕西西安秦始皇陵的墓葬夯土、甘肃敦煌的古城墙及军事遗迹、福建永定县的客家土楼建筑等等。而青海的夯土建筑在当今不仅有大量遗存，而且这种建筑样式在民间依然被广泛采用。
一、夯土建筑的材料美
德国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曾经说过：“所有的材料，不管是人工的或是天然的，都有其本身的性格。而我们在利用这些材料之前，必须了解其性格。”每一种建筑材料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质感则是其最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之一。所谓质感，大多是指物体表面的经纬排列，构成成分的排列，或者物体外观经过视觉或触觉所得的疏松、稠密、粗糙、精细等程度，通常可用肌理、纹样、光泽等描述。从另一方面看，质感也是人类对于材料外表面特征与结构的感受。不过，由于人类长期的触觉经验积淀，大部分的“触觉质感”已经转化为来自视觉的间接感受。因此，研究“视觉质感”更为现实与直观。对于自然界中的物质材料，人类有出自天性的亲和感，生物性材料往往成为人类优先选择的建筑材料对象，而随处可见、简便易得的泥土显然是这样一种建筑材料对象。粗粝与朴素是夯土建筑材料的最大特点，夯土的材料主要是当地的黄土，为了增加强度，常在泥土里掺植物纤维、红糖水、石灰和糯米浆等。红泥、粗砂、石灰三者以一定的比例组合而成三合土，其强度非常好。此外，还需要使用重物对这种“三合土”进行夯实去除其中的空隙，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夯土。在古代，夯土常用于构建城墙和宫室，我们所熟知的万里长城、客家土楼正是夯土建筑的代表作。在夯土建筑中，材料作为夯土建筑最基本的物质构成，决定了建造和构成的方式，进而决定了该建筑在更大尺度上的结构形式。材料的特质、细部构造，以及由其力学性能所决定的结构，三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书写出了建筑最终的完整形象。除了材料所固有的特性，在不同的气候以及社会环境下，材料在外观上也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目。比如在中国多纬度和多经度的广阔区域和环境下，夯土建筑虽然本质的技术原理未变，却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外貌与质感。究其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它作为一种可持续的材料，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潜力，不同地域的百姓根据自己的审美特点与需要对其进行加工与再创造；其二，夯土的材料随处可得、因地制宜，可以良好适应当地的气候和环境，用料和配方可做调整，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因此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材料美学特征，比如我国北方与南方、西部与东部的夯土建筑在材料外观上就有很大区别。从这几点上来讲，夯土的材料特性充分展现了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二、青海夯土建筑的文化与美学内涵
夯土建筑是青海传统村落建筑中最有特色的一种建筑形式，它作为历史悠久的建筑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理念。并以其因地制宜、绿色环保的特点，具有古代与现代的双重价值，符合现代生态建筑的理念。夯土建筑亲近自然，避免开山采石、采煤烧砖，可以将建筑与环境完美结合，形成朴素和谐的原生态建筑外观。由于、民族和文化等思想意识与社会背景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各个少数民族的建筑选址理念，比如村落的整体景观、建筑形式和建筑文化等。青海的少数民族人民在创造生活、生产的环境空间时，非常注重自然的景观形象与其所信仰的宗教文化相结合，这样就营造出了不同村落环境的精神意象。传统的村落布局与高山、草原、流水等自然因素紧密结合、相得益彰，这些建筑有效借助山水自然之势，把建筑与自然有机结合，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充分体现了当地百姓“赞天地之化育”的朴素美学观。而夯土建筑就地取材，与地域气候相适应，建造方法经济、简洁，成为古代劳动人民首选的建筑形式。经济社会发展总是会在建筑上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不同时期的建筑也一定会留下那个时代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历史资料。弗•劳•赖特曾说过：“建筑基本上是全人类文献中最伟大的记录，也是时代、地域和人的最忠实的记录。”淤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一个多种文化聚集和融合的地区。在这个以少数民族居住为主的区域，大都保持和延续着各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民族习俗，从而构成青海特有的多民族文化并存和融合的历史文化现象。在历史上，青海各族人民的勤劳、豪放、粗犷的品格代表了各民族优良的民族素质，各种生活习俗尤其是居住的建筑环境构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传统文化，而传统的夯土建筑则是最能体现这一地方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积淀。这种文化现象反映在夯土建筑上，便是各民族在继承了本民族的建筑艺术的同时吸收和融合他民族的建筑艺术，从而表现为历史上青海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互相影响和融合。因此，如果想要研究青海的地方历史文化、民俗民风和人民的审美风格，就一定要了解并研究青海的传统夯土建筑。
三、青海典型夯土建筑审美分析
青海最典型的夯土建筑是明代修建的古长城遗址。其主线东起乐都县，西经土族自治县、大通，南经湟中县、西宁市的城中区、湟源县，东经平安县，最后止于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此外还有数条各自独立的长城壕堑或墙体，分别分布在西宁市城北区、化隆回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湟中县、贵德县等地。这些长城多为夯土筑成，有少数部分为石块垒砌，不仅集中了众多的烽火台、营城、关城和卫所，更巧妙地与当地险峻巍峨的自然山体结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易守难攻的气势，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明长城遗址更被有关专家誉为“青海八达岭”。此外，青海比较有代表性的夯土建筑还有夯土古城，准确地说青海地区古城的出现是与汉军进入河湟地区紧密联系的。自汉代以来，历代的中原王朝不断开辟疆土、戍边屯田、置县设郡，不断地开发河湟地区以至更广阔的区域。由此，在青海的湟水流域地区、黄河河曲以东的地区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古城遗址。这些遗址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见证，也是青海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料。比较典型的有青海最早的古城———西汉所建西平亭古城、唐蕃之战的见证唐代柏林嘴古城、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黑城子古城，以及见证了西北民族融合始建于明代的保安古城等。青海这些为数众多的古城遗址，有的作为军事要塞和驿站，有的作为边关重镇各自见证着我国古代各民族的迁徙与融合、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抵御外族入侵的历史。那些残垣断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内在精神，是少有的天然历史博物馆与资料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以钢筋混凝土为代表的各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及建筑技术成为建筑的主流，无数摩天大楼、跨海大桥拔地而起，而“夯土”这一传统材料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经济落后的代表与考古学的专有名词。反观国外，夯土以及夯土建筑技术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词汇。夯土建筑因其低能耗、低污染且绿色环保重新得到了世人的关注，尤其在国外建筑领域取得许多创新和研究成果。在环保节能的呼声日渐高涨的今日，建筑过程的能耗及建筑本身对能源的使用效率成为建筑的关键点，因而各国建筑师们也在不断寻求一种既不破坏生态环境又可持续的建筑技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夯土建筑重新焕发了活力。我们通过重新审视夯土建筑独特的材料美学价值与现代意义，可以促进其在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新农村建设中的材料应用，以及扩展到现代建筑的外立面及内饰材料的设计和应用。此外，夯土建筑艺术也是青海民族民间艺术的一个缩影，是地域文化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夯土建筑作为青海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在工艺、造型等方面体现了多元性、民族性与地方性的特点，是了解青海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因此，加强青海夯土建筑的保护与创新工作是保护、传承青海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举措，对于青海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村落保护也具有深远而又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衍庆.新农村新设计新建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2]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沈福煦.建筑美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4]周建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