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2-01 10: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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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治理；价值取向；和谐善治；价值实施
中图分类号：C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1-0017-07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性消解、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并存、中西文化交融和各种价值观碰撞，进而产生出新价值观的过程。在这一价值背景下，有可能会导致价值生态失衡，引发信仰危机和价值理想失落，进而造成社会道德的紊乱与失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以此引领和保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个社会有稳定的内在秩序。”因此，需要通过社会道德治理将社会的正价值取向融入其中，以便营造出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和谐善治的社会氛围。
一、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党的十报告明确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而良好的社会心态需要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来支撑。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就是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治理实践活动中去，以实现治理过程的价值取向正确和对社会上各种价值观的引导，从而塑造出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态，促进风清气正的和谐社会的形成。但是，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转型时期的价值现象，共同勾勒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当代中国不再是单一价值观统摄一切的社会，多元价值观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深度交流的客观结果，在当代中国就主要存在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等类型。这些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包含和促进。然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会对核心价值观形成挑战，使人们容易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和混乱当中。近年来，西方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以互联网、新兴自媒体等途径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冲击着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与此同时，随着传统价值系统的消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价值系统尚未获得广泛的认同，造成了转型时期的价值乱象、道德虚无和理想信仰的缺失。如何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的主流地位就成为社会道德治理的应有之意。
价值理性的边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价值现象。市场价值观念的泛滥，会造成以工具理性为内核，以利益为驱动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成为经济社会中比较强势的价值取向，其缺点是忽略了社会行为的道德良心和人们的公共善良意愿，专注于功能效用。工具理性契合了“经济人”的行榉绞剑逐渐突破了与价值理性的伦理和谐，将价值理性边缘化，导致道德实利化、庸俗化、虚无化，严重阻滞了社会公共道德和市场伦理机制的健康发展，消解了人们的公共善良意志。市场经济把个人从传统道德规范下的“道德人”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化了个体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当这种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个人的经济冲动结合起来，视个人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时，就很容易脱离“社会性”的约束，滋生出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产生对社会和国家冷漠的观念。这反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精神世界的对象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物质主义盛行的根源。由于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把人从过去的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这种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因而容易诱发人对物的崇拜，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市场经济遵循的‘价值规律’，保证了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但容易导致人的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从而使人在物的交易中也成为‘物’”。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刺激工具理性的膨胀和科技主义的泛滥，一方面解放了个人自由，凸显了人独立发展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工具化、物化，人们的行为和精神执着于外在物而非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化主要表现为物质本位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人们的行为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休闲娱乐的感性化和非理性化使得寻求感官刺激的社会丑恶现象频发：在消费生活领域的炫耀性消费、挥霍性消费、攀比性消费和品牌崇拜等造成拜金主义现象时常引起社会热议。此外，在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边缘化的价值背景下，人们在追求效率和重视功用的过程中，其精神世界也逐步异化，躲避崇高、极端自私、社会凝聚力弱化等精神危机现象频现。人们不断地将自己的精神本性对象化到物质世界中，导致人们被现实生活所绑架，从而在自我本性的追问中迷失，产生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焦虑。
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当下中国社会尚难以从“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超脱出来。在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取向、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性弱化，人为物所奴役、对物质利益崇拜等价值观因素将在较长时期内在人们的价值观世界里占据着一定地位。社会道德治理旨在帮助人们找回与生命品质相符的核心价值，以提升人们的精神质量、满足人的价值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任务。要破除价值困境，社会道德治理需从社会的公共生活和经济生活入手，促使人性最充分地展开，引导人们从“工具人”“经济人”向“公共人”“和谐人”转化，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正确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善的社会的当代形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社会道德治理要围绕着核心价值观来塑造善的社会氛围和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道德治理目的，在社会道德治理的过程中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的价值形态。当代中国正经历由传统社会式的家国同构的一元社会结构，转型为现代社会式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民主政治为纽带、公民社会为基础的三元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必然。公共道德、市场伦理、社会权力道德在各自社会领域就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社会公共道德的价值取向
社会公德治理是道德治理的基础工程，它关系到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的高低。公德是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的起点，民众的公德面貌反映了整个国家的道德文明程度。社会公德是人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它是“千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社会公德作为公共行为准则，是衡量人在公共领域善恶的基本标尺。只有人人遵守公德，才能形成正常定的公共生活秩序。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
社会公德内容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建国初期，“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国民公德，一直是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百废待兴的基本国情是相适应的。基于国家视角提供社会公德规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公德风貌，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社会主义信念深入人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伦理转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社会公德的价值视角也就逐步从阶级国家向公民社会转型。至此“五爱”转型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新的社会公德内容从社会生活层面出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将社会公德内容概括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新的社会公德内容鼓励人们成为一个好公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具有鲜明的和谐价值取向。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公德内容的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将成为常态。社会公德的价值取向也会顺应时代潮流及时更新，为人们提供公共的价值需求。
（二）市场经济伦理的价值取向
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我国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或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取向，而是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导向。
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包括自由竞争、平等互利、公平信用、诚实守法等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在求利动机前提下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被窄化为中性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的社会性质取决于与它所结合的具体社会制度。市场经济主体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具有利己性、谋利性的一面；另外，市场经济主体谋利必须为他人而生产，又具有利他性、服务性的一面。因此，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包含了个人利益与社会服务两个方面。这样中性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及其二重性，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市场经济价值观仅局限于市场领域的工具理性层面，具有促进道德进步和阻滞人的价值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尤其是当市场经济价值观蔓延到市场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时，更容易诱发消极价值观，突出地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消费主义和拜物教等不良价值取向，给道德治理带来了巨大难题。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市场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是对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扬弃，更加彰显人自身价值的全面提升。
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它把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结合起来“合理的个人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原则是人民功利主义的核心内容”，抑制了市场经济价值取向中的极端利己观念和逐利行为，发扬了服务社会、利于人民的价值取向。这样既肯定了个人合理利益的客观性、正当性，又以人民的最大幸福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价值准绳，克服了狭隘的个人功利主义，实现了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利益至上性的完美统一，避免了西方“经济人”和传统“道德人”的伦理困境，使经济人道德化、道德人经济化，促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统一，为人们得以自由全面地发展提供了价值路径。
“三个有利于”是人民功利主义的具体价值标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三个有利于”是检验一切经济行为的价值标准。不同于传统道义论只重动机而轻效果，也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只重效果而轻动机的评价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在综合考虑动机与效果的前提下，突出了效果的重要意义。为人民谋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三个有利于”的人民功利主义取向的深刻内涵。总之，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
（三）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
“公民社会权力是指在社会关系中，民间组织和各种诸个人集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与国家权力的政府主体不同，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各种民间组织以及各种个人集合体，其既具有公共性也含有私有的成分。社会权力有组织与群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根据共同的价值理念所形成的社会正能量。群体型社会权力是为了某一共同目的而临时聚众形成的群体性力量，其价值取向具有不确定性。非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贪婪的私欲或错误的正义观念而形成的社会恶势力，如恐怖势力、黑社会势力等，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社会权力的双重属性，需要我们客观辩证地对待，不能因噎废食。加强对正义性、组织型社会权力的培养，对群体性社会权力的规范，对非正义性社会权力的遏止，才是现代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社会权力在我国的存在与发展并不乐观。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王权至上、人民无权，国家权力绝对支配着社会权力，社会权力附庸于国家。近代中国，国家权力欠缺合法性基础并一直受到外部挑战，无暇或无能顾及社会权力的兴起，使其成为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力量。现代中国建立在人民广泛同意的正当性基础上，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民成为国家组建的各种组织中的一员，沦为“单位人”，社会权力完全被国家权力所涵盖，基本上只是国家权力的社会延伸。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权力从未起到保护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积极作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长期处于附庸或对立的状态，未能形成良性互动的共治局面。
由于社会权力本身的双重性和受历史传统的惯性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社会权力的接纳也经历了一个从控制到引导再到全面认可的过程。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文化多元的和谐社会的逐步形成，社会权力的发展迎来了春天。在全面推M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当下，民间组织作为社会权力的主体得以成为治理结构中的中间环节，成为国家与公民沟通的纽带，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合作共治提供了条件。
当代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到道德治理的过程之中，需要树立正确的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才能够发挥强大的道德整合功能。“民间组织道德整合所体现出的公共精神和志愿精神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具有强烈的道德示范作用”，而且“推进人道与公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政府善治、增强社会核心竞争力是民间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伦理价值诉求”，必须重视民间组织的道德治理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组织已步入正轨，救助弱势群体、保护生态环境、培育公民道德、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创造社会资本等，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全面推进。由此可以看出，民间组织在行使社会权力的过程当中始终坚持着正当性、合法性、公益性的价值取向。
社会权力道德的正当性价值取向就是要求社会权力必须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推进人民的善治理想。善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建立国家与社会、公民的新型合作关系，使国家权力社会化，实现还政于民的治理过程。公民自愿合作、认同政府权威是善治的现实基础。“善治有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等十个基本要素。”民间组织既监督国家权力的有效实施，又推动政府治理转型，参与民主政治进程，为民请愿，催化政府形成和实现善治的各项要素，维护公民权利，制约权力扩张，扩大公民参与和培育公民美德，把正义性的价值取向贯穿至社会权力运行活动的全过程之中。
社会权力道德的合法性价值取向意味着民间组织的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推动良法的制定。良法是经过正当程序形成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往往能够代表一定范围内的群众意志，为了在法律制定和政治决策中体现群众意见，社会权力的积极参与可以保证社会公意的进入从而做出良好的决策。在中国当下，法律法规是民主产生并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体现了人民意志，社会权力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因此，社会权力的目的、手段、程序等都必须合法，这是社会权力应有的德性内涵。
社会权力道德的公益性价值取向要求民间组织必须有利于公共利益，保护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威胁、不被私利侵吞。民间组织具有相对独立自治的特性，但并不是在价值取向上可以毫无规制。尤其是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应该以倡导和实现人道与公正、提升公民素养、增强社会竞争力为基本价值取向，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构建和谐的伦理秩序。在社会公益领域，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时而出现失灵的尴尬，政府以强制求公益而缺乏自觉自愿性、市场以私益激励产生客观公益而易被私利异化，都有造成公益的低质低效的风险。相反，秉持公益价值取向的民间组织具有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公益特性，能够高扬自主自助的志愿精神，提高社会公益的服务效率和质量。民间组织运转的基础应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而不是权力或私利的驱动。在公益实践中，民间组织通过践行公益价值观，不断创造出社会信任、公民合作、优良的社会关系等社会道德资源，提高了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社会诚信水平，增强了社会自治的核心能力。
三、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路径
党的十提出和强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的战略任务。这就为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目标指明了方向。社会道德治理通过调节道德评价、整顿价值规范、治理道德失范等途径以实现善治的和谐社会。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利益格局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西潮”冲击、价值中立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都挑战着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社会道德治理必须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导市场伦理、发挥社会权力德性，才是引导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有效途径。
（一）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发展
“如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需要良好的治理一样，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道德人心领域也需要良好的治理，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引领着社会道德的发展，促进善良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但是，由于受传统落后思想的束缚、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道德治理乏力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我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仍要面临着许多问题，如道德信念淡化、社会诚信丧失、道德冷漠、人们内心秩序紊乱等等。因此，需要多措并举地营造出善良的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良性发展。
古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主要以舆论、内省和习惯等为评价方式，通过树立各种名教观念，借助各种赏罚利诱手段，从而实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统治。这种社会道德治理方式造就出了臣民意识，对中国影响深远，使得臣民意识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存于“庶人”的头脑之中，制约着社会主义道德主体的健康发展。即便是当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也存在脱离实际的现象，如惯于自上而下的舆论宣传和空洞说教、注重推崇理想道德、强调义务本位等，大大削弱了社会道德治理的实效。因此，应该扬弃传统社会道德治理观念，在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基础上，把整体本位道德原则与个体取向道德原则相融合，探索出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新型道德治理路径。
我们要融合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发展，多维度地治理社会道德问题，关注道德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建立健全规避道德风险尤其是道德突出问题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形成道德体系的法律支持；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善恶观念的道德正反教育，做到知行合一；改良传统的风俗习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营造出公序良俗环境；充分发挥政府的道德职能，构建道德秩序，缓解道德危机，推进道德变革，健全道德赏罚奖惩机制。总之，社会道德治理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确立客观公正的道德评价标准。
（二）规范市场伦理机制，践行人民功利主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最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应地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个人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承认和一定程度上的鼓励，进而触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在经济伦理领域出现了“爬坡论”“滑坡论”“道德代价论”等争论。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出现了诸如更加重视个人而忽视他人、利益超越道德成为人的行为动机、传统美德淡化、有偿服务代替无私奉献、实现经济利益成为幸福和成功的重要尺度等现象。由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人们的道德判断往往依据传统的价值标准，从而出现普遍的道德忧虑。经济发展不是道德退步的原因，也不是应付出的道德代价。利益结构的调整引发了新旧道德的冲突，表现为经济道德的危机。道德变迁是由旧有价值观念向新塑价值观念转型的过程，要分清新旧道德两种不同的道德危机。只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观念就是合理的新道德。加速旧道德的转型，消除新道德危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是市场道德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
市场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它们不能相互评判或侵入他方领域，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交换化、金钱化的泛市场行为进入社会生活就会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极端扭曲的价值取向出现。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就是针对泛市场行为的道德治理。积极引导市场伦理机制建设，纠正不端道德行为，倡导践行人民功利主义是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客观反映。
市场伦理机制建设必须按照利群、互利、利他的人民功利主义的市场道德原则进行。利群原则就是指经济发展要有利于全体人民，维护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做到效益结合速度、效率兼顾公平、局部和目前服从整体与长远，所有经济决策和市场规范行为都要基于此才具有伦理合法性。互利是对市场伦理运行机制的要求，通过正当手段使个人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得到共同增进，在必要时放弃个人利益以图社会利益的发展。互利是低层次的集体主义，不同于大公无私的高层次集体主义，互利是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利他是对市场交往伦理机制的规范，表现为无私奉献和先公后私两个层次。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体成员利益而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人民功利主义利他精神的价值体现。将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契合到市场伦理机制的建设当中，是治理经济道德危机的根本之策。
（三）合理发展民间组织，发挥道德治理功能
民间组织是社会权力的主体，作为社会道德治理力量发挥着社会自治的功能，也承接了部分政府转移的职能而具有一定的社会管理权力。我国的民间组织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社会根源。慈善传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影响着现代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了社会活动空间，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活动场域，政府体制改革向服务性职能倾斜，使得民间组织的社会能力得以扩大，中产阶层的形成充实了民间组织的人力资源等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现代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兴起。民间组织具有市场和政府无法代替的作用，它能在某些场域很好地弥补市场或政府调控的失灵。尤其是在社会公共事业领域，民间组织提供的无偿公共服务更具时效性和针对性。
【关键词】城市建筑；建筑设计；智慧城市理念
1 引言
基于智慧城市理念开展的城市建筑设计，能够提升城市资源的应用效率，让城市建筑设计发展更为明确，实现城市管理服务的全面优化，对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行改善，推动我国城市建筑的持续发展。
2 智慧城市建筑设计
2.1 基本理念
智慧城市的建筑设计主要体现在生活数字化以及大楼人性化理念。简而言之，智慧建筑设计工作的开展能够给予建筑物相应的灵敏系统，建筑物能够察觉周边各项因素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既定反映。在充分应用科学技术的前提下，能够给予城市居民更好的生活。智慧城市的设计核心理念为：要为城市居民打造便利高效的城市生活。智慧城市的建设能够帮助人民及时发现城市内部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而开展相应的资源部署。智慧城市与城市建筑设计相结合，可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以及建筑设计对人们的实际生活场所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按照设计发现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智慧城市建筑设计方案。智慧城市建筑设计的开展能够提升建筑设计工作的效率，为人民提供良好的工作服务，同时也能保证设计建筑物在保留美观性的基础上，提升建筑物的实用性。
2.2 基本特征
1 ）集成化智慧城市概念的实际覆盖范围较为广泛，在互联网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城市环境中所覆盖的内容将会由同一个母系统进行调动分配，虽然城市网络系统较为繁琐，但是城市网络系统的协调性极高。每一个子系统都对应了各自领域的数据信息，经由母系统进行统一处理反馈之后，实现相关事件内容的有效处理，为此智慧城市具备集成化特征。2 ）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就是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随着信息时代的带来，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力，智慧城市的主要运作方式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分析信息以及对信息进行反馈。智慧城市主要利用传感器技术或是射频识别技术对智慧城市中的海量信息进行获取，经由终端处理器对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对智慧城市中存在的城市问题进行反馈分析。智慧城市管理的本质就是信息管理，因此智慧城市具备信息化特征[1]。3 ）全球化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如智能手机能够在数秒内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爆炸性新闻，国外发生的台风、地震、化工厂爆炸等事件，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人们就能经由智能手机了解事情发展脉络。智慧城市中应用的互联网技术能让每一位城市居民能够与他人产生互动交流，不会受到时间、空间的制约。智慧城市建设下全球化的信息交流共享思维，给城市建设提供了新的视野范畴，因此智慧城市具备全球化的特征。
3 城市智慧理念对于城市建筑设计的影响
3.1 推动传统建筑设计发展
将传统建筑设计与智慧城市理念有机结合，对促进传统建筑设计发展极为有利。在智慧城市理念的支持下，能够为建筑设计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制作出令人满意的建筑设计作品。新常态背景下，传统建筑设计理念与城市发展背道而驰，在城市建筑设计中实现智慧城市理念的有效渗透，不仅能够实现传统建筑设计的有效创新，还能基于人们对于建筑物的美观性以及实用性进行系统性分析，结合城市建设的整体化发展，制定相应的建筑设计方案，确保城市建设工作能够合理发展[2]。
3.2 扩大建筑设计交流渠道
建筑设计工作的开展是需要满足城市发展需求，为此建筑设计工作人员需要对先进设计理念进行系统化学习，确保能够设计出适应城市建筑发展的设计方案。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为信息技术，借助信息网络技术能够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传递，为此建筑设计需要在网络平台上开展交流学习。智慧城市理念能够拓宽城市设计的融合渠道，确保我国建筑城市设计行业实现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4 智慧城市建筑设计的必备条件
4.1 来自高新技术的支持
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建筑物作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所，在城市建筑设计过程中需要满足人民的舒适性需求，满足人民对于建筑物功能性的要求。为此智慧城市建筑设计需要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以人们实际需求为基础，借助高新技术为建筑物设计的合理性提供参考，同时利用高新技术开展整体化分析，确保整个建筑物设计方案的合理性[3]。
4.2 来自设计人员的支持
建筑设计人员的个人观念以及设计理念对于建筑物最终设计效果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建筑设计环节中设计人员缺乏合理的设计理念，最终设计出的城市建筑将存在较多的问题，不仅不利于城市建筑发展，同时也无法满足人们的舒适性要求。为此建筑设计人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对智能城市理念进行合理化分析，对城市建筑设计的知识面进行扩展。此外建筑设计人员需要对建筑设计领域中的新型知识全面掌握，确保建筑设计方案能够顺利实施。
4.3 来自先进设计理念的支持
为了推动我国智慧城市建筑设计发展，建筑设计人员需要实现对先进设计理念的全面掌握和灵活应用。国外城市建筑与我国的城市建筑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如欧美国家的城市建筑主要用料为加强舒适感的普通材料，旨在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但欧美国家的城市用料并不适用于我国，这是由于欧美国家与我国气候条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不能照搬套用，但在进行城市设计过程中可结合欧美国家的设计理念，将欧美国家的设计理念与中国建筑设计实况相结合，在提升设计建筑物整体美观性的同时，还能加强设计建筑物的适用性。
5 城市建筑设计中智慧城市理念的渗透路径
5.1 对建筑空间内部的安全性能进行优化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建设过程中，隐藏的安全隐患问题不断凸显。如城市建筑过程中应用的有毒建筑材料以及施工建设设备，不仅会给建筑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带来影响，同时也会给入住居民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同时建筑项目施工期间无可避免会应用到新型建筑材料，这些建筑材料存在无法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可能性，严重影响人们生活安全。因此在开展智慧城市建筑设计过程中，需要增加建筑设计的安全性，确保人民工作生活的安全，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营造安全舒适的环境。智慧城市安全建筑设计主要体现于建筑物的外部结构以及内部空间。建筑物的外部构造主要为色彩与造型同时也包括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在进行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选择相适应的建筑设计材料，充分考虑楼与楼之间的距离，确保楼内的建筑空间阳光充足，让建筑物的入住居民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4]。
5.2 借助物联网技术加强建筑空间内部感应性能
物联网技术对于智慧城市建设极为重要，物联网技术的应用研究已成为突破智慧城市事业发展的突破口。如可利用Living3.0 展示智慧居住空间，在建筑物主人不在家的情况下，有客人拜访过程中，相关信息可直接传递至建筑物主人的手机上，若建筑物门口有摄像头，建筑物主人能够看到来访者的影像，利用通话功能与来访者进行通话。建筑物屋内的湿度以及温度能够借助感应器感知，窗帘的开启与关闭能够借助光照感应器，在建筑物的书房空间一旦有人入座时，在感应器的作用下台灯能够自动开启。为此智慧建筑工程建设需要在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下，促进智慧城市建筑设计发展。
5.3 建筑设计作品需突出人文关怀理念
每一个设计出的建筑物都能够体现出建筑设计情感，因此建筑设计作品与建筑设计人员个人情感存在极大的关联性。建筑设计作品与建筑设计人员的文化素养、生活经验有着一定的联系，建筑设计作品能够体现建筑设计人员的个人品味。部分建筑设计人员由于缺乏生活素材的积累，因此在建筑作品设计过程中一味模仿他人的设计理念，因此设计出的建筑作品未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建筑设计过程中，建筑设计师需要不断学习新型高新技术，对各种类型高新技术进行灵活应用，充分体现出建筑设计作品中的人情味。建筑设计人员需要实现设计风格的不断创新，在建筑设计路程中不断积累价值素材，在充分整合当地区域文化特征的前提下，让建筑物使用人员能够感受到区域特有的风土人情。建筑设计人员需要在建筑作品设计过程中自主融合地域文化，实现建筑物情感特征的有效增加，通过赋予建筑物无声化的表达形式，继而激发使用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给使用者带来良好的视觉享受。建筑物设计只有突出人文关怀理念，展现当地的区域文化特征，才能确保建筑设计作品满足建筑物使用者的内心需求。
6 结语
总而言之，智慧城市理念渗透进城市建筑设计之中，满足城市居民对城市建设规划设计的高要求，为此在智慧城市建筑项目规划过程中，需要把控智慧城市建筑项目施工质量，考虑高新技术应用的可行性，借助先进智能化技术以及现代化设计为人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苗延旭.探究智慧城市中物联网及云计算技术的应用[J].科技创新与应用，2020 （18 ）:165-166.
[2]刘钊.智慧城市理念下的城市建筑设计问题分析[J].智能城市，2020 ，6 （9 ）:53-54.
无论是“创文”还是“创卫”，政府的各种创建工作很容易变为运动式的活动。政府的评估是上级对下级的检查，下级只能唯唯诺诺疲于应付，应付和作假情况层出不穷。作为第三方机构，和居委的关系是平等关系和伙伴关系，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居委可以把自己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对评估工作的意见直接向评委表达，评委也必须及时做出回应。这种关系能减轻居委人员的心理压力，更容易得到居委的肯定。
（二）第三方评估“幸福社区”创建工作的不足处
1.评估操作层面需要继续完善
H市政府购买第三方评估服务也是这两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评估机构并没有现成的符合H市市情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在摸索学习中前进。比如评估指标的设定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参加座谈会的居民理想抽样情况与现实中基本都是老年人来参加的差距等，都说明进一步增强评估机构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积累经验的重要性。
2.第三方的角色需要持续坚守
虽然评估机构和评委从法律层面上看是第三方的角色，但毕竟政府是服务购买方，机构不可避免会受到政府价值观和权力交错的影响。不同的利益方对评估结果的意义和重要性会有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差异为各方之间的可能冲突埋下了隐患。比如本次评估每个社区都有若干万元的创建经费，如果评估结果不合格，对居委会和街道办的人员会产生什么后果？评估机构经常会被类似情况所掣肘，在我国目前这种人情社会中，更多需要依赖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操守。
3.评估结果要注重“二次传播”，调动居民参与度与知情度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关心社会生活环境改善成效的公民，都会关注社会项目评估及其结果。评估结果若要被使用，必须向评估对象和大众传播。评估如果不能被普通居民所了解，就很容易被人忽略，所以居民的意见尤其关键。本次评估的结果会提交给民政局以及各创建单位，但是还没有给社区居民公开的有效操作方法。虽然居民与评估结果的关系最为密切，但他们通常也是最无意发表意见的人群。通常的评估报告只有同行会有兴趣阅读，很多居民对创建“幸福社区”并不了解甚至并不关心，不知道“幸福社区”的创建对自己生活有什么关系，居民的评估地位往往被忽视了。这就需要评估团队及创建主体加大宣传力度，想办法激活居民的参与热情，并在现实条件下，不断增强居民的知情权，努力消除多方的信息不对称。
参考文献：
[1]金斯伯格.社会工作评估:原理与方法（第1版）[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2]陈锦棠.香港社会服务评估与审核（第1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复合专业教育；后信息社会；跨界职业人才；课程模块
作者简介：陈泷（1979-），女，浙江杭州人，浙江科技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研究；周明星（1957-），男，湖北荆门人，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课题“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概念、范畴与逻辑”（编号：BJA130096），主持人：周明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0-0038-05
培养跨界职业人才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由后工业社会迈入后信息社会的生产形式变革引发了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除高精尖专才之外，知识面宽泛、适应能力强的通才同样具有广阔的就业市场。跨界型职业人才是通过学校教育或是职业生涯转换具备两个及两个以上行业的专业知识，因而可以整合更多资源，胜任更多职业角色，拥有多重方向的职业发展机会的复合型人才。梳理当下复合专业的多种办学形式，进一步探讨跨学科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机理与途径意义重大。
一、跨界职业人才蕴育的社会需求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以理论知识为中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知识的竞争，科技精英成为社会的统治人物。这一理论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震动。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尼葛洛庞帝在丹尼尔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化生存》一书提出了新的概念――后信息社会。后信息社会的根本特征就是实现了“真正的个人化”，个人的选择丰富了，个人与环境更加的匹配。
（一）后信息社会生产的基本特点
产品代加工模式日益普遍和强大。产业分工日益精细化，规模生产在实质上成为大规模代工集成的过程，直接从事加工、生产、组装的人力更少，行业垄断的壁垒消除，资金和技术入门的门槛变低，产品生产对大部分生产者的知识技能精度要求更低。
产品研发的新形式。产品更新换代加速，创意产品小批量低成本，汽车厂商每年推出新车型，电器商每年推出新型号，企业推新迟缓便可能遭到冷落甚至被淘汰。
产品应市周期大大缩短。企业从独立研发新产品直至投入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演变为多个上游企业的共同合作，从购买配套、委托设计到产品生产，甚至是以企业并购的形式丰富自身的知识产权库容，促使产品迅速进入市场，抢占先机。
产品特性的新变化。生活中习以为常地使用一次性用品，产品往往因为技术寿命、时尚寿命而不是使用寿命更新换代，人们甚至接受了附加值高的产品更新周期短的消费观念，如电子消费产品。
（二）后信息社会对跨界人才的需求
通信与交通的极度便捷促使信息、物资、资金甚至是人才流动通畅速达，社会变革加速加剧。后信息社会提出：一切符合时代、一切顺应潮流、一切围绕市场、一切服务社会的观点。后信息社会对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养要求，引导了职业人才培养的变革趋向。市场既需要专业精尖人才，还需要业务应对人才，分工于研发设计、生产协作、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客户支持等职业领域，如果简单用“服务业”一词涵盖这种产业型的属类，无法充分、明确描绘社会分工及要求的实际趋向。在当代社会的人才结构里，能独当一面的人才和能面面俱到的人才机会均等，一人一生要变更不同的岗位，要从事不同的职业，需要转岗进修提高，职业教育应因需教学、因人施教。
（三）毕业生对职业跨界的期望
课题组对271位工科专业毕业生的相关调查表明（面向380名毕业生实名调查，回收率71.3%），有近三成的毕业生第一年愿意考虑从事专业倚重性不高的工作，随后兴趣持续向专业宽泛岗位转移，五年时该热衷度达四成多，如图1说明了毕业生对未来工作的期望趋势。
调查发现，对多学科交叉，培养跨界职业人才的教育方式，受访者的看法如图2所示。
对专业宽泛化的教育形式毕业生表示比较认同，我们对跨界培养的人才职业适应度做了认同排序（见表1）。
（四）企业对人才需求的结构
后信息社会对专业需求和职业发展的演变趋势，实际上是对人才多样性的需求。从人力资源配备看，可以形象地虚拟出一个现代产品形成的人才队伍构成：
这种屋脊形等比、甚至是几何数列的人才结构说明了现代产品的研产销对人才的专业修养由深到广、由精到泛的递变；他们在生产的同时也是消费群体，同样需要接触和接受相当要求的服务对待，直接工作于产品研发制造的专业人员人数远不及产品集成和市场服务的综合素质人员，也说明了社会对复合专业、跨专业、泛专业人才颇大的需求量。
二、跨界职业人才培养的教育现状
社会生产形式的变化必将引发人才知识与能力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对复合职业人才培养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可能。
（一）单一专业人才培养的困境
毋容置疑，职业教育已经为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合格人才，同时如何更好地兼顾培养目标、培养标准、培养质量、培养方向等要素是职业教育需要不断突破和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既要达成培养目标，又要兼顾学生特质；既要保证教学质量，又要适应社会需求，所以更新培养方式和调整培养方案是不可回避的。
1.教育教学中的若干矛盾。教学过程实质上是诸多教学元素的交集，统一的培养方案、教学要求和考核标准，却要面对形形具有不同特质的受教育者，教学过程中难以做到真正的“一刀切”；若是因人而异地处理教学要求和考核标准，又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公共教育始终面对着标准化和个性化的两难选择。
恰当把握一般基础、专业基础、人文素养、实践能力、综合素质各环节的比例侧重，施教方需要面对求全面与求专长、重基础与重专业的两难选择。
个人兴趣、特长、志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业质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某个指定的专业中发挥潜能，这种偏离成分如果过大，势必会影响个人的发展，受教育方可能面对个人倾向与限定方向的两难选择。
2.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差异。当前从职业高中、技校到高职高专和普通高校，其专业构成都是按国家规划的学科专业门类设置的，体现了学科意义上的独特性和专门性，其主干课程体系均设有一定的框架。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专业的系统性与职业的多样性，培养方式的局限性与产业升级、实体经济快速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增设由不同专业交叉组合而成的新专业，为部分志向趋异的学生提供跨专业、多专业、专业融合的选择，是破解人才培养供需矛盾的重要对策。
（二）德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启示
发达工业化国家教育体系遭遇同样的困境，如何为求学者提供多样化的有利于个人发展的选择，不同国家、地区的办学经验各有侧重和亮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德国为了强化培养人才的应用能力而推行“双元制”，“也称现代学徒制度，是指青少年既在学校里接受专业理论和学习普通文化知识，又在企业里学习实践技能。这是一种将企业与学校、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紧密结合，以培养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工人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制度。”[3]在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德国始终重视传统主干专业的建设，在此基础上通过课程模块实现多专业融合。一种是基于某种主干专业的、侧重该专业某个方向的课程体系，如食品工程的奶制品专业；一种是不同专业课程模块组合的适合市场需求的新型专业，如电子信息及市场营销、机械工程及市场营销等专业。德国高校施行的第二学位规定，第二专业必须选择与主修专业不同的学科大类专业，比如主修工科专业的学生第二学位可以选择人文社科专业。对未能通过某专业课程考核的学生按规定不能再读此专业，只能申请更换其他专业[4]。
（三）职业心理学的理论支撑
现代职业心理学在充分研究人的个性特征与职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人职匹配”理论，成为现代人才测评的理论基础，职业心理学家约翰・霍兰德认为，不同个体有不同的个性心理特征，不同的职业之间在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作方式上均有所区别，对应职者的能力、知识、技能、性格、气质、心理素质等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所以，在进行职业决策时，求职者应理性地选择与自己的个性特征相适应的职业。
由此回溯至求职者在求学期间，就应参考其个人的人格类型，学校创造条件给予学生更宽泛的选择余地和空间，促使其更加顺利地就业，未来的工作效率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职业心理学家霍兰德提出六种人格类型和斯坦福等高校提出的九型人格等等，对个体差异都做了充分探索。承认差异，并为这种差异提供发展的可能性，是职业教育正视现实谋求发展的最佳思路。
创新专家弗朗斯・约翰松把人的思维分为单向思维和交叉思维，当不同领域发生碰撞交叉时，优势和观念之间就会产生相互碰撞、融合，甚至可能获得1+1>2的效果。职场也是这样，随着人才市场的日益细分，跨界型复合职业人才将不断涌现[5]。
综上所述，新社会形态下我国加快城镇化进程、产业调整转型升级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对人才结构有着更独特和更广泛的需求。跨界型人才培养应注重学科交叉融合与行业产业协同创新，注重综合知识与实践技能并重，适应创新社会对各类人才的要求。
三、跨界职业人才培养的实现路径
专业与职业教育不仅要适应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应尽可能尊重学生个性与发挥其兴趣。我国教育系统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做了多样化的有成效的探索。比如专业方向分类、第二学位、辅修、转专业、专业大类招生、新型交叉专业、专业融合、精英学院、书院制等等。职业院校如何适应社会生产的需求，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兼顾学生的个性发展，是值得我们不断研究和突破的难点。
（一）跨界职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想
跨界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可以通过改革课程模块来实现，学生以主修专业为基础，允许其交叉选择不同专业的课程模块，合格完成规定的各教学和实践环节，达到毕业要求。这种方式是上述诸多形式的补充，适用于一部分学生，他们或者不适应某单一专业学习，或者不满足转专业的条件，或者有更广泛的兴趣爱好，或者有某种明确的职业目标需求等等。为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兴趣、学习激情，帮助其形成职业生涯雏形，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二）跨界职业人才培养的实施路径
跨界职业人才的培养在于学校教育需设置跨专业的教育形式，侧重于综合素养适应社会需求，淡化专业限制，允许一部分学生交叉选择不同专业的课程模块来完成学业。
1.实施课程模块教学，便于学生的跨专业学习。为了解决课程的系统性与多样性的矛盾，可以考虑以课程模块为基本选择单位。通常课程有多种组合形式，小到一门课为单位，大到一个专业课程体系或者一个专业方向课程群为单位。课程模块不应过大，一般由2～3门课程组成，大约6～9个学分，在一到两个学期内完成，模块内的课程具有直接的依存关系，既有基础知识的铺垫，也有专业技术的展开，并配合必要的实践环节。对施教者保证了一个完备的专业知识技能点，对受教者提供了充分的方向选择与学习机动。由各专业设计提供一批附有类别属性、级别难度系数与选学要求的课程模块。不同类别和级别的课程模块学分完成情况将作为学生毕业的基准。课程模块及属性定义用类扩展巴科斯范式描述为：
课程模块=模块名称，模块学分，模块类别，级别限制，选学要求，归属学科，课程；
其中名称、学分等仅为字符或数字，其他属性为：
模块类别=基础通识 | 专业基础 | 专业 | 一般通识；
级别限制=“A” | “B” | “C”；
选学要求=必修 | 限制选修 | 选修；
归属学科=学科名称；
课程=课程名称，课程学分，课程性质，开设学期；
课程性质=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课 | 实验课 | 通识课；
开设学期=“单” | “双”；
这些属性的元参数既可以是字符，也可以定义成数字便于运算，如级别限制表示配属该课程模块的课外时间，若用数字表达，则意味着不同难度级别的课程模块可以折算冲抵。
结合学分制的选课、确认、考核、重修等过程，所有课程的考核应保持标准和规范。在高校当中，除参与基本专业的毕业设计（论文）外，跨学科专业的学生也可以通过选择做某专业方向的研究论文、做研究报告、做调研报告等方式参加毕业教学环节，还可以补充学习部分课程模块。获得所有规定学习环节的学分后，学历学位可以按主修专业或侧重专业认同。毕业专业可以是复合型的，如车辆工程―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市场营销―车辆工程专业毕业；软件工程―动画设计专业毕业，动画设计―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等。这种形式可以演化成另一种2.5+x+1或3+x+0.5的三段式实践教育形式，x为起点一年的就业或实习过程。学完先期主干课程后，先颁发部分学业证明证书，再结合企业或创业工作完成其余学业毕业。
2.条件要求与方法要素。跨学科专业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催化衍生的一种局部化的教学改革，需要相应的保障条件。
所谓局部化的教学改革，是依托基础学科专业面向部分希望多面发展的学生开展的教学形式。
职业教育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人才培养一定程度上超前于社会形态。教育学生认真规划和实现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通过学习认识世界完善自我。
加强宣传说明，使社会逐步认可并且参与这种培养模式。
开展课程模块的建设，开发、组合形成多样化的课程模块，并提出修读要求。在专业系统中的节点位置，整合资源条件配属、建设教学团队等，为课程开发、教学实施奠定基础。
设计、公布专业学习路线图样本。基于以上范式描述可以推演出表2的课程模块关系，用于指导学生设计学习规划，也用于核算学业成绩，判断学位学科。
建立适合课程模块选择的教学机制，课程模块是学生选课、选择个人专业方向的基本单元。对于一些基础性的、广受偏好的课程模块，应提高开设频次。
学校教务部门应具有课程宏观建设以及认证监管功能。完成各专业课程之间的协调；融知识教育、能力教育和素质教育为一体，随时更新反映科学技术、人文社会进展的课程，形成一个开放的、有关联的课程模块体系；甄别课程模块的属性与级别，认定满足学科学位和专业定向的基本学业要求；审核确认学生研修的学分符合某专业或某跨专业的毕业要求。
设置课程指导中心。由专人负责解答学生选择专业方向和选择课程模块的问题，说明课程的特性与学习要求。
完善教学教务管理方法和网络管理信息系统。利用规则和方法体现出教育思想内涵，管理课程的选择与开设运行，保障教学质量，引导学生逐步明晰自己的学习方向和规划自己的学习计划，确保完成必须的教学环节。
为了顺应后信息社会的变革，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多样化人才，满足学生的不同学习兴趣与职业发展需求，教育机构应不断转变观念，完善多种类型、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开发全新的课程教学，提供丰富、适度、灵活的学制选择。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y society [M].高，等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
[2]（德）乌尔里希・森德勒（Ulrich Sendler）.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3]周明星.中外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模式的比较与借鉴[J].职业技术教育，2008（4）：82-85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DF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6.06
在以往的商业实践中，公司往往逃避社会责任的履行。这主要是因为公司追求成本最小而利润最大的经营目标。承担社会责任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虽然可以得到社会声誉等无形价值，但却不可避免地产生成本。对于股东来说，为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买单并不是其设立公司的目的。上述理念在商业公司出现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占据主流地位，之后被学者归结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它认为商业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的管理者应该对股东承担一种受托责任，至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消费者和公众等等，法律不应该要求公司对他们承担义务。如果公司认为需要对利益相关者承担一定的义务，那么公司作出这种决策也应该是以股东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一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公司治理理念。
一、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实践的发展总在不断地修正人们的观念和认识，公司发展的实践也不例外。作为现代社会商业活动的主体，公司行为对社会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逐渐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一些公司规模之大足以影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而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就更是如此。生态环境和消费者权益首先受到来自公司的威胁和损害。然而，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一样，公司经营给环境和社会带来的破坏和影响最终将使其自食苦果。公司股东和经营者们也逐渐认识到，竭泽而渔的做法并不可取。对公司长远利益的考虑能给公司带来难以估量的财富和价值，尽管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和风险。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更加关注公司的长远利益，并在商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与股东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且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也紧密相关。这一理念逐渐发展成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国公司治理理念的发展。
在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众多学者争论中，伯利（Adolf A・Berle, Jr.）和多德（E・Merrick Dodd Jr.）的讨论最为激烈突出。多德认为商业公司既有营利功能也有社会服务功能。伯利教授则认为商业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赚钱。随着公司实践的不断发展，社会责任理论也在争论中不断完善。最终，多德教授的观点得到了包括伯利教授在内的普遍肯定和接受，并形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即在公司治理中公司的管理者不仅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还应当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1］。这一理论以社会契约论为其理论依据之一，将现代公司视为“一组契约的联结点”，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契约只是利益相关者与管理者之间契约的一种［2］。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对传统“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极大挑战，因为它“弱化”了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表面上来看“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以股东为中心，强调股东的利益即为公司的利益，公司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服从并服务于股东利益。而后者则认为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当纳入公司决策考量，甚至应当与股东利益平分秋色。然而，进一步分析上述两个理论，它们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公司在为股东创造财富的同时，也间接地为社会创造着财富。特别是在规模较大，股东人数较多的公众公司。其次，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公司得以存续和发展的要素。因为，“利益相关者”被界定为那些离开了他们的支持公司组织将不复存在的群体。［2］149两种利益实现的共同前提是：良好的公司业绩和运营。确实，只有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才有能力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也才能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和兼顾相关者利益。概言之，公司社会责任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创造财富的经济责任和兼顾公平的法律责任。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二者之间的内部关系：是主次有别还是平分秋色？
从理论上来说，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公司完全有可能同时达到在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只是要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并非易事。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核心问题在于公司管理者如何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从现有的理论和实际出发，本文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需要两个前提要件：首先，停留在“股东利益最大还是利益相关者利益优先”的争论上没有意义，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都存在明显的瑕疵，必须加以修正，以使之更加符合实践的要求和更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应在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中，将修正后的理念作为构建的理论基础之一，灌注到现有公司治理模式的各个方面。
二、传统理论的演进：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追溯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与公司社会责任出现了全面的融合［3］，并对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该理论的影响下，传统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缺陷遭到了进一步的批判，加之公司特别是大型公司在公司兼并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忽视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做法受到广泛的指责。面对备受指责的困境，公司的管理者们必须采取措施。由此，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结构浮出水面，主张利益相关者可以与公司股东一样参与公司的管理，并享有选举与罢免董事的权利，有权监督公司的内部事务［4］。
支持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结构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他们认为这是用一种公司内部控制的有力手段保证了社会责任的实现，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观点的瑕疵在于：动机正确，方法欠妥。正如“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代表人物詹森（Jensen）所指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身有着固有的缺陷。首先，利益相关者的多重价值最大化目标模糊了企业的经营目标，无法给企业的管理者提供一个完全明确的目标函数，而没有这类目标函数，势必导致管理上的混乱、冲突、无效率甚至完全失败；其次，这一理论本身没有包含如何在各类相关利益者之间进行权衡的概念框架。因此，即使认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要，也无从在多重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第三，该理论无法对管理者进行根本性的评价，反倒让管理者和董事会无法善尽他们对公司资源所应承担的责任，从而使管理者可以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提高了经济生活中的成本［2］175。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十分广泛，其所代表的利益也各不相同，要整合各个利益团体的不同利益是十分困难的。况且，“利益相关者”本身是一个没有精确外延的概念，如何选出利益相关者团体之代表进入公司，对于雇员来说尚且可行，但对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其工作之巨可想而知［4］134。可见，这种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中的障碍，如果仅仅是出于对社会责任的重视而认为需要用该模式来改造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将造成公司内部管理的混乱和成本的增加。
在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加以批判的基础上，詹森（Jensen）进一步提出了“改良的价值最大化理论”。这一理论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绝大部分分析框架，但将价值最大化作为权衡公司各个相关利益者利益的标准。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改良的价值最大化理论”同时也可以看作“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侧重于满足公司所有重要成员的需求，同时明确将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给管理者指出一条如何在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思考和决策的清晰思路，致力于解决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因多重目标所产生的难题。同时告诉管理者如果不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企业将无法创造价值。这一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于如果忽视或践踏了与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任何关系，将无法最大化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5］。可见“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公司的目标确定为公司长期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它不再将股东看作凌驾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上的特殊成员，允许管理者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权衡，而股票的长期市场价值被看作公司价值的一项重要标准［6］。国内学者也指出，“公司的经营活动，不仅应注意实现营利的目的，还应注意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能不顾及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是，公司毕竟是‘扩大了的个人，而不是缩小了的社会’，它的法利益目标仍是股东长期的最大利益。”［7］并且，“公司价值最大化”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更科学。它要求
通过公司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用成本最低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使公司总价值达到最大。其基本思想是将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摆在首位，强调在公司价值增长中满足各方利益关系。”［8］通过分析上述观点，不难看出“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肯定了股东利益在多种利益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一并纳入公司价值体系；3.为公司的管理者进行价值判断提供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这也使管理者的行动有了评判的依据。申言之，“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既不是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它在上述两个理论之间实现了优势互补，应该成为构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将股东利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公司价值统合在一个综合的价值评价体系之下，使之在有所区别的前提下又相互关联，并为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种普适价值，防止了公司管理者在利益权衡时的左右摇摆，是我们在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并且也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引入利益相关者概念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对于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言，该理论应该成为公司治理的基本理念，我们需要根据该理论对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局部调整，从而在公司内部形成一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氛围和机制，使得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与股东的利益、公司的利益从长远来看趋于一致。
三、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前提下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路径
公司治理制度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就如同一棵树，最初在哪里生根也就会在哪里成长，即使经过嫁接之后会结出不一样的果实，但是最初生长的地方却不会改变。不过路径依赖并不是影响公司治理特性的唯一力量。如果现有制度无法与其他类型的制度相竞争，那么，最终它们将无法幸存。选择机制促进了更有效率的结构的功能趋同和形式趋同。并且，功能趋同首先出现，而形式趋同将最后出现。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几种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出现形式趋同，仅仅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功能趋同，例如在对公司高级经理人的监管方面［9］。公司治理将在选择机制的作用下作出不断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发展。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在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前提下，应该强调公司治理的功能性调整而不是形式调整。
美国公司治理的历史是一个围绕“股东利益”而发展的历程。其公司治理结构在建立之初即以“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为基础，产生了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单层公司治理结构。即股东通过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选任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负责选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受到董事会的监督，同时其经营业绩也受到证券市场以及股东的评价。然而随着社会责任运动的深入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期间，美国已经有48个州通过明确支持注册公司可以不通过特别章程条款来资助慈善事业的法案；1983年，宾夕法尼亚州开“其他利益相关者条款”之先河，率先立法授权公司董事作出决策时可以考虑股东以外团体的利益［10］。其他州也开始修改公司法，允许公司管理者为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拒绝“恶意收购”。
在欧洲，一些国家在二战之后有愈来愈多的压力，促使员工参与公司董事会，促进员工在公司经营上扮演更积极、更重要的角色。刘连煜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16以德国为例，公司治理采用双层结构模式，股东会产生监事会，监事会选举理事会来负责公司的经营，职工与股东一起共同参加公司重大决策，在进入监事会和董事会时与股东有同样的机会与权利。这样的公司治理模式被认为是“为保护相关人士的利益”而设计［4］118。这种体现了劳资双方公平待遇的做法与德国工会力量的强大有关，在市场经济国家是较为典型的立法范例。
对比上述两种各具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采董事会与监事会并列的双层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关，监事会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与董事会相互独立，各司其职，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时受到股东会的监督。在社会责任的立法方面，《公司法》首先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加以肯定
《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其次还规定了工会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议事规则，允许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设置职工董事，要求监事会中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1/3。对国有性质的公司，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上则有着更加严格的规定：要求在国有参控股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中设置职工董事，并且这一类公司或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并对出资人负责。《国有资产管理法》第17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接受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依法实施的管理和监督，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对出资人负责。2008年出台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对中央级的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指导原则乃至主要内容与措施等方面都做了规定。通过上述三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在社会责任方面立法的比较，可以看出美国法律并没有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作出明显的强制，即使有，其范围也十分有限。社会责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董事会的价值判断和决策。美国公司治理的结构也没有因为社会责任发展的深入而产生改弦更张之念。在美国有人甚至认为，德国的职工共同决策模式过于激进，不适于美国［11］。概言之，美国主要是通过确认董事的责任体系并结合外部控制机制来解决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问题。在“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引下，董事的价值判断将以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作为标准。市场成为利益平衡的重要媒介。也可以说，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正在渗透到公司实践的各个方面。对于该理论的发源地美国而言，这种渗透更加彻底深入。德国以劳资平等的思想构造企业机关的公司治理结构，体现了对人力资本和作为公司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劳动者的尊重，与公司社会责任的要求是相符合的［12］。职工参与管理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股东利益至上，在督促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德国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消费者与主要债权人）的保护并没有比别的国家走得更远。同样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没有因为利益相关者理念的深入而发生深入改变。但是针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中国法律在规范的全面和强制的力度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的立法。这或许可以从经济伦理学者那里找到答案：中国的私人性和公众性公司治理体系是一种轻度的包容性管理体系。这种模式对非国家的大股东们可以强力限制，以预防这些人伤害国家、利益相关者们和社会的利益［13］。这一特点对中国的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我国《宪法》确立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使中国的公司治理在保护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时更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立法要求国有性质的公司，特别是大型的国有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可见，在全球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发展潮流的推动下，对于那些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并未十分深厚的国家，其本国内长久存在的制度环境弥补了现有理论发展的不足。这不仅体现了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性，而且说明在外国理论的影响下也会衍生适合本国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在公司治理结构层面，这体现为一种功能性的调整。
四、结语
对我国的公司发展而言，在审视公司社会责任实现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尽管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引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同，但是，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仍需要深入。在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形成仍处在它的婴儿阶段。大多数公司尚未充分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发展中的潜在贡献［14］。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对社会责任的履行还要尽量避免回到以往“企业办社会”的老路上去。总之，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也不是宣誓性的法律条文就能使之实现的。现有的法律规范在一定层面上能起到监督和制裁作用，社会的道德评价和舆论导向也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对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一问题的更有效的做法是让那些有实践价值的法律规范得到贯彻和执行。简单地说，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不是靠我们怎么说，而是靠我们怎么做。在我国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中，需要通过治理结构的功能性调整让公司的独立董事、职工董事、监事、职工监事以及监事会有效地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保障监督职责的履行。并且，为了保障监督功能的实现，可以尝试在上述监督主体中适当安排利益相关者代表参与监督。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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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Balancing of Fulfilling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U Yun
(Law School,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更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高等教育中，更应不断强化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积极倡导“服务国家和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造就“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斗”的卓越人才。本文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入手，着重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不同侧重甚至畸变异化三个方面剖析了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的成因，并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融合的理念进一步探索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的路径，以期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社会责任感
DOI：10.15938/ki.iper.2016.05.019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5-0089-04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阐释
理性，是指人运用知识概念，判断、推理问题的能力，是人全面认识事物本质与内在联系的能力。理性的最大特征是分析批判而不轻信。[1]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社会中，分析批判能力显得尤为重要，高等教育领域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教育其明辨是非。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2]工具理性即“技术理性”，强调活动的最终价值与利益，并为此制定有效的手段加以实现，更关注实现方法与手段的有效性及其效率，而不是最终目的或效益的合理性。价值理性也叫做实质理性，即“规范理性”、“伦理理性”，它并不注重实现目的的手段或方法，而是人类对基于某些大众价值观或特定的价值信条产生的价值目标的主动追求。简而言之，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是指纯粹以个人自身利益来行动的活动，强调效率、效益，重视目的而忽视正当性、合理性；价值理性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计算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某些价值信条之上，以某种特定的终极立场为依归。
目前对工具理性及价值理性的概念研究基本一致，认为工具理性强调功利性、有效性，关心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本质上重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工作效率，而忽略精神价值。不可否认，这一思想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一味追求个人欲求和功利，漠视精神价值和感情，容易造成物化。因此，工具理性最显著特征是最佳问题解决途径，并追求最高效率，逐渐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
对价值理性的认识，是人们根据主体需要和意志进行价值活动的自我控制能力，包括主体对价值活动的调控、平衡和组织能力。价值理性的产生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受其价值观的指导，不断积淀自我意识、完善自我认知、升华自我价值，增强对人自身本质属性的认识、把握而逐渐形成与发展的。价值理性强调事物发展的终极目的，这是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意义，意味着对主体价值需求的现实批判和取舍，在观念形态上对现存客体的变革和对未来价值客体的追求及在实践活动中的自觉调控。总而言之，它不是满足单个个体的零散需要，而是要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整体需求。
社会责任感是随着社会化的进程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个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和外部社会行为规范下产生的一种主动承担一定责任、履行相应义务的高尚价值观与人生情怀。对于大学生而言，社会责任感有两层含义。首先，社会责任感是大学生对除自身以外的他人及社会群体的责任感；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对自身负责的意识也就成为了社会责任感的一部分。
高等教育的过程中，若是过于注重工具理性的培养思维，则容易培养出一群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利己主义者。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于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竞争也越来越激烈，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择业危机、通货膨胀是每一位高校毕业生将要面临的生存问题，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高校学生不得不倾向于工具理性的选择。2005年，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一问，引发了我们对中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关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原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 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中强调“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而哈佛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却忽视这个核心问题，追求的是“失去灵魂的卓越”。[3]2012年，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关于“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是语惊四座，唤起人们对今天大学人才培养的深刻研讨。
而价值理性的培养理念是高校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也是国家和社会真正需要的方向。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的核心包括“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2011年，在纪念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讲话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着力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2012年，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引导大学生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失成因的理性分析
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的分析，学术界研究者达成基本一致，认为当前部分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模糊，表现出对社会责任感淡漠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对社会责任感内涵的理解层次不高，重个人本位轻社会本位，实用性和功利性倾向明显，奉献、诚信、感恩等有所缺失等等。高等教育尤其是理工科专业，往往注重工科知识与科技原理的自然属性，注重对工程技术内在科学依据的讲授，而少于对社会价值及其实现的社会条件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论述与讨论，这使得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逐渐淡化。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当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失成因的分析可总结为：
1.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
在古代和中世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互相渗透、相互统一、未曾分化的。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科学技术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逐渐分离开来。尤其是休谟从理论上将“是”与“应是”分离开以后，工具理性，作为一种陈述自然事实的理性，与用来寻找价值的依据或给价值提供基础的价值理性，进入了更加快速地分离阶段。以目的为指导的工具理性强调的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价值理性则强调伦理道德等深层次的要求，对长期绩效保持有着深远的意义。
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常伴随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4]工具理性注重效益为先，以利润最大化为价值追求，价值理性则强调道德义务。工具理性由于其实用性，备受推崇，由此所带来的道德义务和精神价值缺失，导致人际关系的异化，不断引发巨大的危机。[5]
2.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
近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离的结果即人们偏重工具理性，轻视价值理性。这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科学技术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及西方社会物欲极度膨胀，都导致了工具理性地位不断提高。工具理性的日益膨胀，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工业文明，但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甚至是人与自身关系的恶化，最终将直接关系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现代高等教育大多重“才”，重智力开发，重专业知识传授，轻素质培养。试图通过专业知识的传授把学生培养成各行业的专家，把人看作是可以带来价值的隐性资本，衡量高等教育成功与否的主要依据是专业知识掌握得牢固与否。这种教学理念只会造成学生个性发展的异化。
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中，也多以科学理性为导向的价值体系，定量化的、技术化的研究特性和技术手段，直接导致了工具理性占了主导，价值理性日益边缘化。工具理性把“效率”作为判定价值的唯一标准。当前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将目标窄化为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业成绩可以测量便于比较，符合盛行的潮流，但也容易导致利益至上现象。
高等教育是育人的摇篮，最高目标在与陶冶青年学子的情操和品行，完善人的个性。大学课堂应是青年学子“精神成人”和“灵魂发育”的摇篮，它的最高目的应该在于完善个性，施行成人之教，陶冶学生的品性。一旦高等教育服务于学生谋生或提升学历的需要，传授讲解侧重于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方法，使得大学生的个性、兴趣、情操被压抑，极易造成当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3.价值理性的畸变与异化[6]
价值理性作为一种寻找价值依据的理性，是思想教育、社会伦理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不断分离的过程中，价值理性有不断沦落的可能，甚至还产生畸变、异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本末倒置以及工具理性的越位、价值理性的沦落，不仅影响社会发展进步，而且将深刻影响大众的价值观和社会风气、教育理念。
在家庭教育及社会影响中，一旦教育理念和社会风气有所偏颇，则会导致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互对立，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占据上风，社会群体利益则被忽视。
在学校教育中，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仅偏重教化，将学生视为被动的客体；或者教育目标偏高，忽视了教育目标的层次性与循序渐进，都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脱离实际。
从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来看，存在着过分功利化的倾向，弥漫着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教育过程中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 [7]一方面，重“制器”、轻“育人”的教育理念和重效率轻伦理的社会家庭氛围都不利于培养出具有高素质、有责任感的大学生；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学生有着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思想观念，不利于大学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制约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和大学正确的办学方向。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下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路径探析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一方面高校需要注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注重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在提升科学技能和科学素养的同时，着力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需要纠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引导大学生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以价值理性为指导，知识、能力、人格并重，培养崇高的思想道德品质。
1.目标设置层面，注重层次性和互补性
工程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往往也会对整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心理等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基于对社会发展现状的把握，现有的高等教育深化改革进程，通识教育愈来愈受到重视，部分省市的高中生培养和高考招生政策日益淡化文理分科等观念，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也日益受到重视。
工程教育中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不应只局限于传统的人文教育，更应当使学生在正确了解现代科技知识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工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8]
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作为工程伦理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工程伦理教育在工程院校的兴起而发展。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开设工程伦理教育课程，制定完备的伦理课程体系，在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上探索出了相关经验，同时在教育认证、工程认证等方面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9]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工程和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一直要求，凡欲通过认证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伦理教育内容。[10]
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专业教学为例，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并重，注重理论、设计、技术并重，在建筑学、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等专业的培养中，结合整个教育阶段的层次性，相继融入了建筑师职业道德、城市政策分析等理论课程，引导学生既注重设计技术层面，也注重公共利益等层面的考量，旨在培养具有“扎实基础、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国际视野、社会责任”五方面综合特质，引领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精英与社会栋梁。
2.思政政治教育层面，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
立德树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核心所在，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本质要求。因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价值理性是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方向目标，工具理性是必须具备的技术手段和现实条件；价值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内容，工具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形式。[11]
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大学生理解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理解社会存在发展的过程，培养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12]；有助于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明辨是非，志向高远。
随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路径应更加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多元化、个性化，积极推动启发、讨论、参与的教学方式以及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判断、选择能力的培养；积极推动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科学多元的综合评价制度，注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积极推动党团建设、主题思政、网络思政等线上线下互动结合的长效机制的建设。同时，也注重推动文化育人方面的创新实践，如上海交大汪雨申主创的话剧《钱学森》，武汉大学徐冶琼编撰的《珞珈风云》等。
3.教育实践层面，注重多元性和长期性
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实践层面，要注重志愿服务、社会调查、科技创新、公益活动、就业指导等平台建设的多元化和长期性。[13]
以辅导员引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为例，有带领大学生参与义务支教、重大赛事和灾后重建等志愿服务。如华侨大学蔡立强每年坚持组织带领港澳台侨及留学生深层次地了解祖国发展。还有围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或者社会热点问题展开的科技创新，以及在传统爱心捐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爱心传递网络平台建设等公益活动。
在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以及就业指导环节，通过系统教育和具体指导进一步培养社会责任感，鼓励学生选择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奉献智慧与青春。
4.榜样示范层面，注重典型性和引领性
以西方高校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凝练为例，哈佛大学的“入则增长智慧和才干，出则服务国家和人类”，耶鲁大学学生内森・黑尔的“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只有一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西点军校的“忠诚、光荣、责任”，也是对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的一种阐释与引领。
在我国，以清华大学为例，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又如同济大学，在汶川地震后快速反应，派出土木防灾减灾、结构、交通、道路等12个专业领域的专家教授组成“抗震救灾专业技术志愿服务队”支援灾区，完成上百项安置点、重建规划与文物保护等工作。同济大学辅导员也亲身垂范，面向甘肃定西20余年的定向帮扶，20多批百余名辅导员接力定西支教，引领和带动大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实现青想。这些案例兼具典型性和引领性，可以作为各高校结合自身特色和校史校情，开展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的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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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高质量的就业离不开就业力的提升，而就业力内涵中的职业素养的提升尤其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观层面的最高层，具有较高的引领性，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来引领大学生的就业价值观，从而提升职业素养。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就业力；探究
党的十指出，要实现大学生毕业生高质量的就业，而大学生就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近年来陷入了困境，这是一个看似矛盾而客观存在的现象。大学生就业的困境的主要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大学生的就业观念的影响，90后大学生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就业不仅仅是他们生存的手段，而更多的是展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培养和树立高校毕业生科学的内在就业价值理念，让个人价值和国家、社会的价值相互融合，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路径是通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来完成。
一、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就业的时代意义
中华民族的复兴已经到了关键时段，国家的深度改革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发展的契机，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90后的大学生毕业生在十年后将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冲刺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讲，民族复兴的重任要在90后这一代来担当最后的接力棒。当代大学生高质量的就业关乎到民族复兴，而高质量的就业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只有24个字，但是高度凝练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价值准侧，培育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构和谐的就业环境、推动积极的就业政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路径选择
积极的价值观对人的一生的影响都非常重要，大学阶段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就业价值观一般来说要在工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受人的整体价值观影响比较大，而目前高校在大学阶段关于职业生涯规划、职场实践等等都有一套科学完整的体系，而这些措施都对大学生的就业价值观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人职匹配理论的职业生涯规划对学生的负面影响较大，目前高校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基本都是基于人职匹配理论，然而刚毕业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往往是指初次找工作的能力，对于企业来讲，目前没有哪家企业完全按照企业的岗位能力要求来招聘应届毕业生，而学生在校期间掌握的信息是要根据自己的就业能力来找工作，这种信息不对称是目前就业困境的原因之一，会大大影响应届毕业生的求职信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观层面的顶层，具有较高的凝聚性和引领性，而且目前社会上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风气已经逐渐形成，高校校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有具体的结合点，而以提升就业能力为核心的职场教育就是一个较好的结合点。具体措施如下：
以社会主要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形成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就业价值观，高等学校一方面要以国家的重大需要做科研攻关，另外一方面也要为国家的重大需求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人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自己的职业价值观、就业实现和国家的价值观融于一体，在实现自己价值的同时也要实现国家的价值。这就需要在职业探索中，特别是行业探索中要把握方向，积极投身国家和地方未来重点扶持和发展的行业，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积极探索。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形成提高大学生职业素养的浓厚氛围，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方面是学生，另外一方面也是即将走上职场，因而职业素养的提升对职业生涯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在大学生的需求上往往并不是特地岗位技能，而是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这些不能一蹴而就的职业素养上，刚毕业一年的学生最容易在自我管理、适应组织文化、职业发展方向迷茫，而应届生的高离职率等问题也是困扰企业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国家对公民的要求，而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的公民，如果这些能够做到，上面提到的一些现象可能就会少很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及其丰富，结合职业素养进行培育，针对性也会比较强，实效性也会提高。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大学生就业力提高的路径选择
积极构建培养就业一体化封闭人才培养机制，以就业为导向，在文化校园建设中，积极培养职场文化，提升大学生就业的软实力。以往的误区往往是重视学生就业岗位的硬实力，教学和思政两条线，互不干涉，或者“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思政教育要有主线，所有团学活等动校园文化全部都以职场教育实践为主线，让校园文化刮起职场风，职业理想和职业价值观是学生成才的内在动力，以职业生涯规划为载体，加大职业生涯规划的适应教育，以职场教育为核心，加大职场文化的宣传，宣传基础员工在工作岗位上的坚守和努力事迹，让青年学子甘于献身基层，逐步转变大学生的功利观念，接受平淡的生活，平淡的生活亦是完美、幸福的。
拓宽校企合作领域，积极吸引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学校各专业积极和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积极开展合作。专业教师要积极走出学校，寻找行业和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进行校企合作，联合培养。聘请企业的员工、校友担任学生的职业导师，让学生提前走进企业，了解行业、专业，从而形成自己的职业价值观，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提升就业力。
四、 小结
大学生就业力的提高不能仅从专业岗位的硬指标着手，也要从就业的软实力方面暨职业素养方面进行培养。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而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践行，当代大学生只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形成自己的职业价值观，从而提升职业素养，破解就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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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性别比；社会总动员；政府治理；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20-03
在自然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范围为103―107（女=100）。自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高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上升过程，特别是最近5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维持在120以上（除2006年外），居高不下。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不单纯是严峻的人口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事关男女平等和计划生育两项基本国策的落实，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产生直接和深刻的影响。
一、治理现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以严肃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即“两非”）为核心内容的公共治理政策，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查处“两非”的法律法规，包括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处方管理终止妊娠药品和促排卵药品，严禁溺弃、残害女婴和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以及歧视、虐待生育女婴妇女等违法行为。同时，在全国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幸福工程、春蕾计划、利益导向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专项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特别是2003年以来开展的关爱女孩行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维护妇女和女孩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等基本权利和权益为目标，通过建立行为约束机制、利益导向机制和制度创新机制，改善女孩生存环境，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促使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趋于正常，促进性别平等，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人口环境。严格意义上，目前政府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对策可概括为两个字:“疏”和“堵”。“疏”主要指构建新型的生育文化，“堵”主要是对医疗机构运用B超等仪器进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进行监督和管理。但总体上，无论“堵”还是“疏”，实质上都是政府在唱“独角戏”。当前的治理现状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运动式治理占主导。目前，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政府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常态化的路径和策略。运动式治理具有间断性、单一性和突击性的特性，比如，集中打击“两非”行动，往往有具体的时间限定，行动的目标仅仅是打击“两非”，而推进社会性别平等则被认为不是(也无法是)行动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性别比升高治理问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随机性的特点。这使得政府的行为并非在所有的时候都能绝对无误和有效，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政策的失误可能会加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事实上，实践证明，不论是性别比升高治理目标的拟定还是政策工具的选择，政府都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法律传统的影响，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干扰政府的选择，使政府行为有悖性别比升高治理问题的初衷。
第三，性别比升高治理问题具有广泛性和社会性。与传统的人口问题相比，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损害的是相当地域范围内不特定的人，往往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公众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过分强调政府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管理权力而忽视公众的参与，难以发挥公众性别比升高治理问题的积极性，不利于实现性别比升高治理问题的目的。
二、社会总动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立足现实，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进行社会总动员十分必要。
1.社会总动员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危机意识。社会总动员的发展有赖于公众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意识，反过来，社会总动员的完善又可以促进公众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危机意识，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公众出生人口性别比危机意识的提高使公众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这对国家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有着重大影响。危机意识使公众乐于参与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实践，为社会总动员提供了群众基础。同时，社会总动员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危机意识的提高。人们最初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关注是自发的，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危机意识的提高，公众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关注才变为主动的、自觉的。为公众创造参与性别比升高治理问题的机会，使公众了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状况，自觉规范自己和他人的生育行为，可以使公众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由本能的、自发的关注转变为主动、自觉的参与，有助于形成人人积极参与性别比升高治理问题的良好局面。因为，政策是公众意志的体现，公众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危机意识引导着政府的政策，而且，公众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危机意识直接影响到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政策的实施效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最终损害的是公众自己的利益，参与性别比升高治理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才能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性别比升高治理政策的实施才能顺利；反之，如果人们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意识淡薄，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政策就很难实施。所以，每一项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公众危机意识的增强。
2.社会总动员有利于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这就使得这一法律极易存在缺陷，且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社会总动员不仅应贯穿于实施过程，而且应贯穿于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法律法规的立法过程。这样，不仅能够监督和促进这一法律的正常有效实施，而且也可以促进其日臻完善。此外，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是一项需要公众普遍参与的社会活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治理仅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社会总动员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也应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公众的参与，这个体系就是不健全的。有了强大的社会总动员无疑会增强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力度，强化执法的效果。
3. 社会总动员有利于提高性别比升高治理活动的效率。生育过程中的出生性别选择问题的发现和确认是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重要一步，同时又是极为关键的一步。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在繁杂的社会事务中发现出生性别选择行为并非易事。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信息: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获得数量有限的信息；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获得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极有可能会因为各种的主客观原因而改变。而社会总动员性别比升高治理问题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公众遍布于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最了解自己周围的各种生育情况，因而，公众传达的信息最全面、最真实。而且，社会总动员性别比升高治理过程可以直接与政府等其他决策主体交流，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有利于提高性别比升高治理决策的效率和科学性。
4.社会总动员可以促进性别比升高治理决策的执行。性别比升高治理政策的顺利推行要以公众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为基础，社会总动员决策过程对于提高性别比升高治理决策的群众基础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社会总动员性别比升高治理决策扩大了决策者的范围，增强了性别比升高治理决策的利益整合功能，因此，由公众作为一方决策主体最能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能更好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从而增强公众对性别比升高治理决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在性别比升高治理决策中让公众参与进来，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发表自己意见和见解，可以使公众认识到自己在性别比升高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提高公众的人口计生意识和积极性；同时，通过这种参与方式取得的成果公众也将更容易接受并更加珍惜。可见，社会总动员性别比升高治理决策过程，可以使公众更加容易地接受和认同性别比升高治理决策，这种认同和接受会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以积极的态度推动性别比升高治理决策的执行，减少政府推进性别比升高治理决策的成本，大大提高决策的执行效力。
三、现有社会总动员的不足
现阶段，我国性别比升高治理中的社会总动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有的一些关于社会总动员的规定，较为原则和抽象。现有的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关于社会总动员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规定，较为原则和抽象。社会总动员的途径、形式和程序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如全国性的倡导性文件――《关爱女孩活动倡议书》中规定，性别比升高治理当有公众的参与，但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推动公众进行参与未作规定；规定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可以以适当方式参与性别比升高治理，但对“适当方式”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2.社会总动员没有形成广泛持续的规模。除了少数活动(如关爱女孩活动)，当前社会总动员性别比升高治理还没有恰当的形式和适当的渠道，社会总动员没有形成广泛、持续的规模，没有产生持久的效应。虽然一些文件中规定公众可以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和新闻媒体来参与性别比升高治理，但对于参与的途径和方式没有作具体规定，所以导致社会总动员性别比升高治理事务没有形成广泛和持续的规模。
3.社会总动员的范围较窄。一般来说，广义上的“公众”是指社会的所有成员，包括政府、企业、组织、公民等。但在“社会总动员”中，“公众”指的是与政府相对的其他社会成员，主要包括公民和人口计生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不仅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且需要发挥公众的作用。社会总动员的范围是指在性别比升高治理问题中，公众可以在哪些领域加以参与。社会总动员性别比升高治理问题的能力和国家允许社会总动员性别比升高治理问题的程度是决定社会总动员的重要因素。我国现有的社会总动员性别比升高治理问题中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社会总动员的范围较窄。
4.缺少性别比升高治理知情机制。获取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信息是社会总动员的前提，但是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知情机制尚未建立。就知情权而言，我国性别比升高治理虽然初步确定了社会总动员的原则，但是在信息公开问题上的规定远远不够。公众对性别比升高治理信息的内容了解不深，在参加各种活动时就很难做出合理的判断、提出合理的建议。
四、促进社会总动员的方略
明确了社会总动员的重要作用和存在问题后，需要考虑的就是公众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决策。笔者认为，社会总动员性别比升高治理决策不以提出具体的政策、规划和法律的制定、执行方案为手段，也不以设计具体的项目方案为己任，公众拥有的是否决权，未经公众同意的性别比升高治理政策、规划、法律不得通过，未经公众同意的项目不得开展。这是由公众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公众不是法定的立法主体，不拥有制定法律法规的专门知识，不能制定具体的法律条文；公众更不是设计专家，不能承担设计和规划项目的重任。公众应对政府已经提出的决策方案加以分析和调查，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和调查会等形式行使自己（下转第33页）（上接第21页）参与决策的权利，从而在源头上更好地参与性别比升高治理。
1.保障公众充分知情。使性别比升高治理政策的制定过程得到公众广泛参与，就得激发公众的参与兴趣和热情；要调动社会总动员的兴趣和热情，当然离不开公众的充分知情和理解；要使公众知情并且积极参与，就得做好宣传与动员工作。公开透明是基本原则，政府所要做的是把信息准确地传递给公众，采用的主要手段有公告、出版物、电视广告、宣传手册、网站等。在向公众宣传中不能忽略使用民众容易理解的语言，社会总动员不是专家论证，宣传和介绍的语言要通俗易懂，把专业性的问题变成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大众语言。
2.鼓励自由发表意见。社会总动员的形式很多，名称各异，各式各样的公众咨询、民意调查、公众听证、立法听证、圆桌会议、民意调查、公共对话、政策论坛、网上参与等手段，具体采取哪一种方式，完全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不拘一格，关键是能引起公众的参与兴趣、方便公众广泛参与、利于公众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3.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由于其无党派性和中立性，在动员和吸引社会总动员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利益集团在参与的代表性方面也有它的特点，它们往往代表或联系着庞大的社会群体，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在政府政策的形成中，作为利益相关方，参与更加积极、更加活跃。
4.重视公众意见。重视并积极吸纳公众的意见，才能持续提高社会总动员的兴趣；如果把社会总动员仅仅当作一种形式或装饰，那将会伤害社会总动员的热情，并最终伤害到民主制度本身。良好的社会总动员原则还包括专心倾听，将有形结果告知参与者，进行评估。将有形结果告知参与者，就是对参与者和民众要有一个交代，有一定的反馈。评估就是衡量和检查是否实现了预想的政策目标，是否出现了意外的后果以及过程本身是否有效，目的是根据需要微调或重新制定政策，参与的结果得对政策产生作用。
总之，完善治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中的社会总动员，大力发挥社会总动员的作用，是我国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重要手段。为了促进治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充分认识社会总动员的重要作用并在实践中促进社会总动员的发展迫在眉睫，完善我国的社会总动员必然会为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带来新的活力，推动我国性别比升高问题治理。
参考文献：
[1]穆光宗.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治理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7，（3）.
[2]吴帆.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调公共政策的困境与“帕累托改进”路径[J].人口研究，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