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2-16 16:17:5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实施双减政策的意义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央行决定自2015年6月28日起，将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同时，自2015年6月2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降息降准双管齐下，从历史上看并不多见，央行此次出手有何意义呢？
单从资本市场数据和往常惯例上看，此次双降有些令人意外。首先，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情况是社会流动性偏向宽松，5月末M2余额同比增速为10.8%，超过同期GDP的增速。更重要的是，当前银行存贷款利率处于历史地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35%，市场并没有很大的降准降息诉求。此外，上周四央行再度重启逆回购，中标利率从3.35%降至2.70%，按照惯例，通过其他货币工具提供流动性之后，政策不会立即降准降息，大概率会等到7月中旬半年报公布之后根据具体资本市场情况做出相应调整。那么央行为何如此急迫的打出这记组合拳呢？
表面原因是近期股市非正常下跌倒逼宽松货币政策加速，本质原因则是国内经济运行压力有增无减，经济转型迫在眉睫，需要相关政策的刺激和引导作用。当这两种利益诉求叠加时，央行的此次举措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股市暴跌只是诱发此次双降的表面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国家对于经济向好的诉求，因为发动此轮牛市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春季报”前段时间公布：一季度GDP增速7%，创下6年以来最低，经济形势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定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但根据总理提出的“底线问题”以及各个部位所释放的政策信号来看，市场容忍的经济增长下线即为7%，且根据相关权威部门测算，我国现阶段要保障每年增加1000万城镇就业人口 ，城镇失业率控制在4%左右，经济增速不能低于7.2%。当我们的GDP降到7%以下时，就业将出现问题。再就是要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长远目标，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 6.9% 以上，种种考量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增速跌破 7% 的“底线”是不允许的。所以为了缓解经济运行压力，确保超过增长底线，通过双降等政策刺激经济就不难理解。
简而言之，央行此次出手目的只有两个，一是稳市场，二是促经济。那么时隔7年的“双降”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双丰收”呢？首先来看“双降”对于稳定市场的效果。证券市场上盛行一句话，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此次“双降”最大的利好就是反映出政府给予市场的明确积极信号，也等于向做空势力宣战，这将极大鼓舞市场信心，暴跌将很难再现。其次来看“双降”对于促经济、调结构的效果。此次双降将释放市场约4700亿的流动资金，而且对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发展小微企业和“三农经济”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加上5月份各项经济数据向好，“双降”助推中国经济短期内企稳回升将是大概率事件。
【关键词】“营改增” 交通运输业 税负增加
一、背景
我国自2012 年从上海开始，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进行“营改增”试点。具体税率为：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企业效益。但是，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部分企业税负增加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对91家试点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有超过40%的交通运输企业一般纳税人税负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其他服务业企业对“营改增”推行前景的担忧。
二、“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理论模型
“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分为两种。第一，通过实施“营改增“可以实现实现进项抵扣，减少重复征税，从而实现减税，在此称之为抵扣效应。第二，实行“营改增”的企业适用的税率也会进行调整，税率升高会增税，反之会减税，在此称之为税率增（减）效应。因此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在此称之为减税净效应=抵扣效应-税率增（减）效应。
以下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税税率增（）税效应和抵扣效应进行分析，以探究“营改增”使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
设某个交通运输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为R，“营改增”前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t0，则在“营改增“前，该企业应缴纳的营业税额为Rt0。“营改增”后，设该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1，那么企业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Rt1。设企业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第i种外购商品的价格为Pi，其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i，则此企业的进项抵扣额为∑Piti，因此“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为（Rt1-∑Piti），税负变化为Δt= Rt1-∑Piti-Rt0=R（t1-t0）-∑Piti ，其中R（t1-t0）就是税率增（减）效应，-∑Piti是抵扣效应。
以下着重分析抵扣效应。为了体现产业分工的专业化水平和进项税抵扣全链条的完整性，需要分析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即中间投入①占总成本的比重以及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比重，因此引入进项平均税率 ，使 ∑Pi=∑Piti，∑Pi为企业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商品总价格。设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为P，则-∑Piti=-∑Pi=-P其中，表示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①企业中间投入指企业生产经营中所消耗的外购物质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之和）。因此Δt=Rt1-∑Piti-Rt0=R（t1-t0）-∑Piti=R（t1-t0）-P。
三、具体原因分析
（1）企业新适用的增值税税率t1过高。交通运输业的营业税税率为3%，但实施“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适用11%的税率，比较“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后，税率提高了8%，幅度过大，税率的增税效应明显。
（2）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 较小。在增值税抵扣全链条没有打通的情况下，
（3）企业中间投入P的特殊性。交通运输企业的中间投入具有特殊性，其所用的主要生产资料为汽车飞机轮船等，虽然当期购入设备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但是这些设备使用寿命较长，一般不可能每年大批量购进，日常成本主要以维修费和燃料费为主，因此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导致企业税负增加。
四、建议
（1）建立健全财政补贴机制。在“营改增”政策实施的过渡期，对因税改造成税负增加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以弥补增值税全链条打通前企业的进项抵扣不足和税率提高带来的损失。但是在实际实行中一定要落实，透明化运作，简化行政手续，确保企业可以获得补贴资金。
（2）调整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但从长远来看，也应对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促进行业税负的优化。不同行业的成本结构和中间投入的比率即特点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的成本结构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不能实现进项税抵扣，同时其固定资产更新周期长，会导致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但是，目前其适用11%的增值税，相比原来的营业税率大幅上升，为此，可以适当增加几档增值税税率，但也不能设置过多的税率档次，否则会给税收的征收征管带来困难。
（3）解决增值税发票取得困难的问题。对企业财务部门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结合“营改增”政策进行相应的税务筹划调整。做好企业增值税发票的归集和管理工作，尽量选择可以开具专用增值税发票的客户。另外，为了解决开票据繁琐的问题，可以采取集中采购分散适用的措施，例如企业为了取得燃油费的增值税发票，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同意集中购买油卡，再发放给驾驶员使用。
（4）加快“营改增”的双扩围。双扩围一是从地域上，向全国扩围。另一个扩围是从行业上，将更多行业纳入“营改增”的范围，这有利于打通增值税的全链条，增加进项抵扣效应，减轻企业税负，同时可以促进行业的专业化分工和结构调整，实现“营改增”的最终目的。但在双扩围的同时要注意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特殊性，进行相应的调整，切勿简单复制、一刀切。
关键词：建筑设计；参照建筑；外墙保温；建筑节能；噪声
—、如何考虑建筑噪声控制
我们可从实测实验得出隔声的效果：铝合金窗框与塑钢窗框在1khz以下，两者隔声量基本接近，但铝合金窗框在中高频隔声性能优于塑钢窗。而关于玻璃，我们知道可以单纯增加玻璃厚度来提高隔声量。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使用复合层玻璃来替代，可以取得窗扇重量大为减轻的优点。在随复合层玻璃的变化，隔声性能的数据对比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有实用意义的结果，即在玻璃+空气层+玻璃的复合层中，单层玻璃的厚度宜控制空气层厚度约经过对比，若节能设计时的采取相近的中空玻璃参数，可以取得节能和隔声两方面的效果。 双层窗：双层窗对节能和隔声都有利，双窗的间距受到建筑物外墙厚度的限制，可供采用的间距一般为左右。实验测量表明，双窗间隔的计权隔声量为在双窗间隔作吸声处理后，其隔声量达。隔声效果较好。而从造价来说，双层窗的工程造价约为复合玻璃窗地区住宅外门及阳台门在节能设计中可采用多功能户门，具有保温、隔声、防盗等功能及夹板门等。夹板门一般中间填充玻璃棉或矿棉等作为保温材料，而玻璃棉或矿棉等同时也是吸声材料，节能设计中应用较多的如：双层金属门板，中间填充厚玻璃棉板，可考虑适当增加填充厚度来提高隔声量。而门的密缝处理对于门的隔声也有很大影响，在防止空气渗透上也能起一定作用。
二、建筑设计中的建筑节能
节能方面，不论从冬季保温还是夏季隔热方面，建筑能耗构成主要是通过围护结构墙、楼板、屋顶、门和窗的传热和空气渗透。围护结构的传热效果与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紧密相关。要解决空气渗透主要是增强建筑的密闭性，如建筑物的门和窗，门窗要有很好的气密性。噪声控制方面，主要考虑建筑围护结构的隔声。为了使设计的建筑达到允许的噪声标准，必须使围护结构具有足够的隔声性能，以防止外界噪声的干扰。同时建筑的密闭性对建筑隔声也有明显影响，墙体等围护结构上的孔洞会使其隔声性能有明显下降。现阶段建筑外墙多以厚粘土空心砖为主，分层增加约20~60厚膨胀聚苯板颗粒保温砂浆等材料形成外墙保温构造以满足整个建筑节能设计要求。外墙保温系统在技术和施工工艺上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期是将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技术和施工工艺比较简单，主要采用聚合物粘结砂浆将聚苯乙烯发泡板材直接粘贴在墙上，将玻璃纤维网格布贴在聚苯板上，然后再抹3~5MM厚的聚合物抹面砂浆。而聚合物粘结砂浆和抹面砂浆所用聚合物基本上是从国外进口的，价格较贵，但这些材料和施工工艺在外墙外保温中的一些质量技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容易出现开裂，脱落问题。近年来，为了稳固聚苯板，在粘贴好聚笨板后，用膨胀螺丝钉铆固。这样，在几年之内抹灰层是掉不下来，但保证不了数十年、上百年。外墙保温系统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保温层的承重问题，确保保温层达到安全稳固性能，提高其使用寿命。门窗的大小对能耗有很大影响，不同朝向的窗墙比对能耗的影响很大。随着窗墙面积比的增大，外窗的传热系数要求更小，以达到相近的节能效果。窗墙比对护结构的综合隔声能力是有很大影响的。在适当范围内减小窗墙比可使节能和隔声均更易满足要求。
三、建筑绿化的积极作用
建筑绿化在节能上的含义及作用已是众所周知的，而利用绿化减弱噪声，也是常用的噪声控制方法节能方面，绿化可以调节温度，尤其是降低夏季温度，树木枝叶形成浓荫可以遮挡太阳辐射和地面、墙面和相邻物的反射热。经过测试，夏季林地及草坪的气温与普通场地气温比较而西墙外有绿化的房间的室温低于无绿化的房间同时在时段内的升温速率有绿化房间也明显优于无绿化房间。不同的建筑绿化布置方法对节能均能起到一定效果。如：临街绿化，楼间绿化，楼旁绿化，建筑本体绿化等减噪方面，在噪声源与建筑之间的大片草坪或是种植由高大常绿乔木与灌木组成的足够宽度且浓密的绿化带，是减弱噪声干扰的措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运用绿化来防止和减少噪声对建筑的干扰时，应考虑到噪声的衰减量随植物配置方式、树种及噪声的频率范围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绿化对于低频噪声的隔声能力优于高频；混植林带的隔声能力优于纯植林带；而植物本身的吸声能力，一般以叶面粗糙、面积大、树冠浓密的为强。在建筑绿化布置方法上，临街绿化对减噪的作用较大湖南地区的植物基本属于常绿植物，以香樟最为常见，香樟属于常绿乔木，一般来说，可形成浓密的树冠及浓荫，在建筑绿化中以香樟与灌木绿带的结合布置较为普遍，设计得当，在节能与减噪方面均能产生效果和作用
四、对建筑节能与建筑噪声的解决方式
在城市建设中，各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施工单位都应进行有关环保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向施工单位传达国家、省、市有关噪声管理的规定，增加施工部门的环保意识，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治理噪声所带来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而在工作中采取一切可能降低噪声的措施，自觉进行噪声治理，将施工噪声污染降到最低水平。施工前，在工程开工15日前，必须向工程所在地区的环保局办理建筑施工现场噪声申报、登记手续。施工时，应在建筑工地显著处悬挂建筑施工工地环保牌，注明工地环保负责人及工地现场电话号码，以便公众监督。在施工过程中，向周围排放的建筑施工噪声，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若超标排放则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避免或减少建筑施工噪声扰民，并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排放费。对于夜间施工也有严格的规定，晚10点到次日早晨6点之间，禁止在居民区、医疗区等噪声敏感物集中区域内进行产生环境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另外对建筑施工的工艺、装备也有规定限制，对违反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拒报或者谎报建筑施工噪声排放申报事项的，不按国家规定缴纳超标排污费的，拒绝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对夜间进行明文禁止的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的，由环保部门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将在新闻媒体曝光，直至建设部门吊销建筑施工许可证。
一、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变迁与确立：从《984年范本》到《2004年范本》
美国从1982年起就开始关注其投资条约范本的制定。截至2012年，美国正式形成了《1984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简称《1984年范本》)、《1994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简称《1994年范本》)、《2004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简称《2004年范本》)和《2012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简称《2012年范本》)。这些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经历了“无环境规则一抽象的环境规则一具体的环境规则”的发展过程。其中，《2004年范本》以较为成熟的立法模式和较为完善的环境规则确立了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1月1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章(目标)第104条(与环境和保护协定的关系)和第11章(投资)第1106条(履行要求)第6款、第1110条(征收和补偿)第1款、第1114条(环境措施)就涉及了环境问题。可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2004年范本》环境规则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1994年范本》到《2004年范本》，随着环境规则立法模式的不断发展和演进，环境规则的内容也得以确立，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明确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相比《1994年范本》“序言”中“同意不放松健康、安全和环境措施或标准实施的目标”的表述，《2004年范本》“序言”中“迫切希望通过与保护国民健康、安全和自然环境以及推动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相一致的方式”实现促进缔约双方经济合作和投资的目标的表述无疑强化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明确了环境措施与间接征收的关系。《1994年范本》仅以“序言”中的“目的”或“宗旨”的表述来体现美国双边投资条约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涉及“环境”的表述。而10年之后的《2004年范本》对环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环境规则多达4条，包括“序言”、第6条“征收和补偿”第1款(a)项、第8条“履行要求”第3款(c)项和第12条“投资和环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环境措施与间接征收的关系，虽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章第1110条第1款和《2004年范本》第6条第1款均规定，为公共目的措施不属于缔约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征收或国有化措施对合格投资进行征收或国有化的范畴，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明确一项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标准，而《2004年范本》附件B专门对“间接征收”的认定作了规定，即“……间接征收，指缔约一方具有与直接征收相同的效果，但未发生正式产权让渡或公开占领的行为。
(a)决定缔约一方的行为在一个具体案件中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应当逐案分析、以事实为依据并考虑以下因素：(i)政府行为的经济影响，但缔约一方的行为仅仅对投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不能构成间接征收;(ii)政府行为对投资预期有明显、合理的影响的程度;(iii)政府管理行为的性质。(b)除在特殊情况下，缔约一方旨在保护合法公共利益(如公众健康、重大安全和自然环境)的非歧视性规范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这一规定有利于仲裁庭确定东道国的环境措施是否构成征收。(3)明确了环境与投资的关系。《2004年范本》更注重投资与环境的关系，专门制订了“投资和环境”条款，并以2款规定细化缔约双方在“投资与环境”关系问题上的协调，即《2004年范本》第12条规定：“(a)缔约双方认识到通过降低和减少国内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来鼓励投资是不可取的，因此，缔约双方承诺不通过放弃或减损这些法律的方式来作为对其境内设立、并购、扩大投资的鼓励。如果缔约一方认为另一方采取了类似的鼓励措施，可以要求与另一方进行磋商。双方应当力求避免采取类似措施。(b)缔约方可以采取、维持或执行其认为与本条约相一致的、能保证其境内的投资活动意识到保护环境重要性的措施”。可以说，《2004年范本》确立了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基本框架和理念，使投资者在投资时不得不考虑环境因素和东道国的环境立法，同时也使得东道国的环境立法能无歧视地适用于国内和国外投资者，促进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
二、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仲裁实践经验：以涉美环境措施投资争端案为例
自1994年美国投资条约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开始，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争端解决机制下，外国投资者和美国政府之间、美国投资者与外国政府之间发生了5起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与环境有关的投资争端。这些争端既有在《2004年范本》之前发生的，也有在《2004年范本》之后发生的。这些争端比较直观地体现了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效果。通过对这5起投资争端的考察，不难发现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东道国的环境措施与征收的关系是与环境有关的投资争端的核心问题。虽然这5起争端均涉及环境措施与征收的关系问题，但对于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上述5起争端的仲裁庭裁决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争端解决机制下，仲裁庭判断一项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标准是不同的。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下，仲裁庭的仲裁员认为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标准是非歧视、符合目的与效果原则且科学证据确凿、充分。例如，在1997年“艾斯利公司诉加拿大案”②(以下简称“艾斯利公司案”中，加拿大政府最后也承认，没有证据显示低量甲基环戊二烯三羰基锰(汽油抗爆剂)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损害，因而其承担了有关征收的赔偿责任。在2000年“梅耶公司诉加拿大案”®(以下简称“梅耶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员认为，其有从东道国政府实施的限制或禁止措施的目的和效果进行审查的权力，加拿大政府采取的废物出口禁令措施属于政府规制权力，因而不构成征收。在2005年“梅赛尼亚斯公司诉美国案”④(以下简称“梅赛尼亚斯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员认为，基于公共目的的一项非歧视性措施，符合正当程序、对外国投资者或投资产生影响，不认为是征收和可补偿的。而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争端解决机制下，仲裁庭的仲裁员则认为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判断依据是该措施对投资者或投资合理预期的经济利益是否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1997年“马塔卡拉德公司诉墨西哥案”⑤(以下简称“马塔卡拉德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员以东道国政府采取的限制或禁止措施的实施效果为标准，认为“如果东道国政府不针对外国投资者采取及时有序的行动，则征收就已经发生了，因为这种混乱和不确定性，会使该投资者的合理预期投资经济利益被剥夺”。在2007年“格拉米斯黄金公司诉美国案”®(以下简称“格拉米斯黄金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员也有针对性地指出，要求矿区回填措施对于申请人的投资没有产生具有足够经济影响的征收效果。由上述案件的仲裁不难发现，无论在哪种标准之下，仲裁庭对环境措施是否构成征收经历了从早期的认定构成间接征收到近期不构成间接征收这样一种发展过程：20世纪末，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艾斯利公司案”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争端解决机制下的“马塔卡拉德公司案”中，两个仲裁庭的仲裁员认定被申请人——加拿大政府和墨西哥政府——所采取的环境措施构成间接征收;进入21世纪后，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梅赛尼亚斯公司案”、“梅耶公司案”以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格拉米斯黄金公司案”个仲裁庭的仲裁员均认为东道国采取的环境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从这3起案件的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增加了环境规则，仲裁机构已接受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的理念。
2.美国完善的国内环境立法为美国政府或投资者的胜诉奠定了法律基础。上述5起涉美环境措施投资争端案中以美国当事人(包括美国政府)胜诉的居多，仅“梅耶公司案”的美国申请人梅耶公司败诉。即使在“梅耶公司案”中，美国申请人梅耶公司也是“虽败犹荣”。因为该案仲裁庭的仲裁员指出：没有正当环境事由可以引入该项禁令……作为案件证据的材料显示，暂时禁令和最终禁令主要是试图保护加拿大的印制电路板废物处置产业以防止美国企业竞争;所涉禁令是暂时的，违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待遇和国民待遇，不构成征收”。可以说，完善的美国国内环境立法、财产法以及征收法等为征收行为和政府规制行为提供了明确的判断标准。虽然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应当依赖国际法，但当国际法对间接征收缺乏明确规定时，国内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往往会使具有完善国内法律制度的国家占据上风。换言之，国内环境规则对于判定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也体现了《2004年范本》第12条规定的理念。
3.投资条约与多边环境条约的衔接有利于协调投资促进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规则下，除引发涉及美国(人)投资是否构成间接征收的争端外，还引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问题。虽然有学者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04条的规定有效解决了该协定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问题，⑦但事实上该条仅规定了当两义务相冲突时优先承担多边环境条约的义务，而不能解决实践中具体问题。例如，针对加拿大政府采取禁止印制电路板跨境运送的禁令，“梅耶公司案”仲裁庭的仲裁员指出：《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以下简称《巴塞尔公约》)并没有允许加拿大禁止印制电路板跨境运送。其实，在《巴塞尔公约》生效时，印制电路板是否属危险废弃物尚无定论，但仲裁庭依据该公约的规定否定了加拿大的环境规制权，显然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04条没有明确解决其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有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该案为美国修订《2004年范本》并在《2012年范本》中明确双边投资条约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新发展：《2012年范本》
2012年4月，美国了《2012年范本》。就环境规则而言，《2012年范本》在《2004年范本》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订，进一步明确、细化和强化了环境规则。
(―)修订背景
在21世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环境保护的重要议题。随着《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开始生效，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自此，美国加大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内立法和碳减排义务的实施步伐。其具体措施如下：(1)重视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内法律。2005年8月8日，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签署了新的能源法案即《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案》。这部法案的基本宗旨是确保美国的能源供应、保护环境、维护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奥巴马当选为总统后延续了美国重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内立法政策，先后出台了《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电力法案(草案)》，这两部法案的关键目标即在于环境保护。⑧虽然这两部法案尚未生效，但显现了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坚定信心。(2)切实推动全球碳减排义务的履行。美国认为，在投资条约中明确加入遵守多边环境条约的义务有助于解决投资促进与环境保护的冲突，更加有利于甄别投资条约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关系，切实推动全球碳减排义务的实施，“缔约国政府当局通过在投资条约中寻求其他方式的推动气候政策目标，如通过对清洁、低碳能源方面投资的保护，可以促进环境保护的目标。如果新兴的美国气候政策能涉及参与清洁发展机制或为美国公司参与国际补偿计划创造机会，则美国政府应当保证有关此类交易的合约的实施，特别是涉及投资内容的项目能够从投资条约保护中受惠。另外，投资者与国家、国家对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条款同样对环境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国际投资在清洁能源和碳减排领域能够对全球环境问题做出贡献，特别是诸如全球环境变化问题”。⑨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美国已经通过国内法中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有效推动了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碳排放交易。然而，这还不够，美国还期望通过修订《2004年范本》来激发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的积极性。《2004年范本》中的环境规则虽然确立了美国投资条约环境规则的立法模式和较为完善的具体规则，但因其对国内环境措施以及多边环境公约义务履行的定位不明确，已经很难适应美国国内环境立法的发展以及其对国际社会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认同的现实，也不利于美国环境政策的实现，有进一步修订的必要。
(二)修订内容
与《2004年范本》相比，《2012年范本》虽然延续了《2004年范本》的环境规则立法模式，但在环境规则的具体内容上再次进行了明确、细化和强化。其具体表现如下：
1.明确环境法律和政策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2012年范本》将国内环境法律和政策明确为既包括专门规范环境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其他含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虽然《2012年范本》脚注16规定，《2012年范本》涉及的环境法律、法规是指“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或为了实施国会制定的法律而由中央政府颁布的规章”，仅限定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包括地方立法机关或政府部门制定的环境法规，但《2012年范本》第12条(投资与环境)第4款“或者”的规定又将中央和地方与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条文纳入“环境法”的范畴中。在国际层面，《012年范本》第12条第1款为协调投资条约与多边环境条约的冲突，专门将缔约国国内环境法律和政策与缔约双方共同参加的多边环境条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并明确规定：“缔约方认识到，其各自的环境法律和政策，以及双方参加的多边环境协定在环境保护中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规定把多边环境条约与投资条约进行了有机结合，有利于解决投资促进与环境保护的冲突问题。不仅如此，这一规定还利于提高缔约各国国内环境法律、标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明确环境法律和政策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某种程度上还拓宽了东道国执行环境措施的范围。
2.强调国内外资监管机构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制权。规制权是国家主权的一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确立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的核心原则”之六的规定，规制权是每个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减少潜在负面影响而享有的对外国投资的设定准入与经营条件的主权权力。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首次把其作为国家制定投资政策应当遵循的核心原则的方式来确立规制权，足见该权力的重要性。与《2004年范本》未就投资条约缔约国国内外资监管机构的环境保护规制权作出规定不同的是，《2012年范本》赋予了双边投资条约缔约国国内外资监管机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制权。例如，《2012年范本》第12条第3款要求缔约双方作出承诺，相互认可对方外资监管机构对于外国投资在监管、合规、调查等方面享有自由裁量权，并对资源分配享有权力。更为重要的是，《2012年范本》第12条第4款还特别强调缔约国政府在处理、管理环境事务方面享有优先权，并通过列举的方式将缔约国在投资与环境问题上的规制权加以明晰，从而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制权。加上《2012年范本》第12条第2款的规定防止了缔约国为吸引外资而放宽本国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的“逐次”现象。如此一来，可以有效化解投资促进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3.拓展和强化了环境保护要求。《2012年范本》在《2004年范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强化了环境保护要求。其具体内容如下：1)环境规则更加细化。如果说《2004年范本》第12条“投资和环境”以“一条两款”模式强调了国际投资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那么《2012年范本》第12条“投资和环境”则以“一条七款”模式细化了国际投资中环境保护所涉及的若干问题，并结合其他条款在履行要求、征收和补偿、争端解决机制等各个环节作了规定。(2)环境规则更加硬化。从表面上看，《2012年范本》第12条第2款与《2004年范本》第12条第1款规定的内容相同，均要求缔约国要保证在引进投资中不“减损”或“放弃”各自国内环境法规的实施来吸引投资，但在语言表述上存在明显的不同。《2012年范本》第12条第2款要求缔约国“要确保”不通过放弃或减损国内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来鼓励投资，而《2004年范本》第12条第1款则要求缔约国“要力求避免”通过放弃或减损国内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来鼓励投资。“要确保”强调“要承诺”，“要力求避免”则隐含“尽量保证”。语言表述的不同说明美国开始重视投资条约缔约国在防止“逐次”竞争行为方面作出“明确的承诺”，而不仅是作出“努力”。
关键词：汽车；轻量化技术；应用
[中图分类号]U46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11-0084-02
一、概述
1.汽车轻量化的作用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带动着交通、化工、能源、电子、钢铁和机械等多个关联产业的同步发展，事关国家的经济安全；同时，汽车产业也面临着石油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安全、节能和环保已成为未来汽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为此，如何研发生产出消耗资源少、性能稳定、用户使用成本低的汽车，汽车轻量化工作显得十分重要。这不仅是建设环境良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政治需要，也是满足国家法规要求，减轻汽车质量、节约能源、降低油耗、减轻污染、降低成本、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迫切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国内外汽车轻量化技术现状。
汽车轻量化已经成为国际国内汽车材料发展的主要方向。主要表现在金属材料在汽车中的使用比重在逐步下降，非金属材料（轻质材料）的使用比例在逐步上升，在已下降的金属材料中高强钢比重在逐步上升，普通钢比重在逐步下降；而轻量化的主要途径是在确保性能的基础上，材料向轻质化方向发展，主要包括以高强度钢替代普钢、扩大镁合金、铝合金、钛合金材料、塑料和复合材料等在汽车的使用比重。欧、美、日等汽车发达国家早在三十年前便研发推广这些轻量化技术，我国由于受政策、法规、观念技术和消费观念限制，轻量化工作近几年才得到突破。
二、一款东风仓栅式半挂车实施轻量化技术的方案
随着高速公路和物流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半挂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以一款东风仓栅式半挂车为例简要介绍一下东风公司以高强度钢替代普钢的轻量化工作初步探索。
1.东风仓栅式半挂车的构成
东风仓栅式半挂车由行走机构、车架、厢体和附件等四部分构成。其中行走机构主要功能是满足装载总质量及轴荷需要；车架部分主要满足刚度和强度要求；外廓尺寸、厢体、总质量及轴荷主要满足GB1589-2004《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要求。
2.各部件结构特点
（1）行走机构：行走机构既是承载运输部件，承载压力，又要保持平稳运输，由车轮、车轴、悬挂系统、支承装置、电气和制动系统组成。
（2）车轮：为并装轮胎结构，可以满足l3t以上的轴荷，轮胎选用11R22.5无内胎轮胎，自重与内胎轮胎轻l3kg左右，轮辋选用高强度22.5X9.00铝合金无内胎轮胎用轮辋。
（3）车轴：采用富华内置式制动鼓13t级车轴，制动鼓的尺寸直径和宽度分别为420mm和220mm。
（4）悬挂系统：为串联式平衡悬挂，弹性元件为抛物线型渐变刚度弹簧钢板，减震且使车辆平顺运行，传力元件为推力杆，自身带有限位装置来限定悬挂平衡架的摆角，钢板弹簧支架滑板为固定式。
（5）支承装置：支承装置为手摇联动式，可起支承车体，调节车体前部高度使牵引车和半挂车分离与连结。
（6）电气系统：符合GB4785《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由电连接器、前、后位灯、示廓灯、侧标志灯、后转向信号灯、制动灯、倒车灯、后雾灯和后牌照灯等组成。
（7）制动系统：满足GB/T13881《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连接器》和GB7258《机动车辆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由ABS防抱死系统、驻车制动开关、紧急继动阀、制动接头、双膜片制动气室、单膜片制动气室、自动放水阀、储气筒、前制动气室及制动管路等，具有行车制动、驻车制动和应急制动等功能。
2.车架：由纵梁、横梁、贯通梁、车架边框、地板和牵引销等组成。纵梁采用“工”字型变截面梁，上翼板采用8MM厚优质高强钢板替代12MM普通钢板，降低自重约116.26KG；下翼板采用10MM厚优质高强钢板替代14MM普通钢板，降低自重约117.63KG；贯通梁（穿梁16件）采用3MM高强钢W型穿梁替代直穿梁加小方管，减重241.65KG，省去地板支承垫梁用钢；三节梁（前部）用3MM高强钢替代直梁，减重32.12KG；横梁为槽型，采用3MM厚优质高强钢板替代4.5MM普通钢板，中横梁冲孔;边框为采用3MM优质高强钢板辊压成槽型，替代14#槽钢和4.5MM折弯件，减重约294.39KG;腹板用4.8MM高强钢替代腹板6MM，减重112.45KG；地板用2MM高强钢花纹防滑板替代3MM花纹地板，牵引销符合GB／T4606《道路车辆半挂车鞍座50号牵引销主要尺寸和安装互换性尺寸》。
3.厢体：厢体由前板、侧板、后板和立柱等组成，前板采用加强结构，侧板和后板采用0.8至1.6MM冷轧钢板辊压成瓦楞板；立柱用3MM高强钢折弯件替代4.5MM普通钢立柱，减重25KG;仓栅用3MM高强钢折弯件替代4.5MM立柱，减重92.23KG。
4.附件：由侧防护装置、后下防护装置、挡泥板、备轮及工具箱等组成。防护装置符合GB11567.1《汽车和挂车侧面防护装置要求》；后下防护装置符合GB11567 2《汽车和挂车后下部防护装置要求》；侧防护装置和后防护装置为以1.4mm厚高强钢板罗拉成型替代3mm槽钢，减重25.34KG；挡泥板采用1.8MM薄钢板压筋结构；备轮架为链条机械升降结构；工具箱用塑料箱替代钢钢制工具箱，仅为10KG，减重105.13KG。
三、东风仓栅式半挂车实施轻量化工作的效果
1.大幅度节约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采用FEA系统(有限元)分析和优化设计，在保证车辆性能的的基础上，减掉了车体多余冗重，仅挂车部分每辆车累计高达1519.74KG，若以现有钢材市场价格5元/KG计算，仅此一项，每辆车可直接降低成本7598.7元，若每年以5000辆产量计算，一年可节约资金约3799万元（见表1-1）。
2.降低运输单位和用户使用成本。若车辆总质量不变，整备质量每降低lkg，货运就多lkg，就能增加运输效益，而整备质量的增加不创效，反而增加费用。据国际权威机构测算，每千克货物万公里的燃油消耗率约0.16L，每辆半挂车日行驶按450km计算，每年按300天计算，全年则为135000km，那么每减少lkg整备质量每年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是15.12元（油价按7元/L计算），每多运输lkg的货物每年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是121.5元（货物运价为每百公里每吨在90至110元人民币，按90元计算），本款东风仓栅式半挂车通过优化组合后，整备质量要比用普钢轻1519.74kg，如果运行300天，则可为用户多带来约18.46万元的经济效益。
3.减少污染和排放。车辆减轻自重，降低了燃油消耗，同时也减少了向大气排放CO2和有害气体及颗粒。
4.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此车型的推广不仅使企业紧跟国内外汽车轻量化技术发展步伐，满足了燃油法规要求，节约了资源，同时增强了企业和用户积极性，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对2015年来说，除了降税减费、降息降准等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外，总理的政策工具箱里还装着哪些利器呢？长期参与重要文件起草的国务院研究室综合二司司长向东认为，消费方面启动六大消费工程，投资方面确定七大投资领域，简政放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区域发展上实行“四大板块”与“三个支撑带”的战略组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都是稳增长的实招。
用好政策弹性打造“双引擎”
“对于今年的发展，一方面要保持定力，另一方面对于困难也要未雨绸缪。既要考虑眼前的问题，更要考虑长远的发展。”向东表示，要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就需要“双引擎”作为支撑。一是培育打造新的引擎，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二是改造传统引擎，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补齐公共产品与服务不足的“短板”。
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双引擎，受访专家认为，把握好宏观政策尤为重要。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的同时，需要针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弹性调整。
在财政政策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向东对此表示，发达国家确定了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的标准，但却少有发达国家遵守这一标准，因此不能把3%的赤字率作为标准衡量中国。即使按照发达国家确定的3%的标准线，中国也还有很大的空间。
“为企业减税也是今年财政政策将继续坚持的方向。随着形势的变化，可能还会加码。”向东表示，与此相关的要求是要盘活存量，把趴在账上的资金用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也指出，财政政策未来应加大力度、更加全面地减税，真正体现更加积极、更加主动、更有力度的取向。其他如给服务业减税，给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资本支出以贷款贴息等，都是财政政策中效果很好的结构性工具。
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王军认为，这就需要根据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加强流动性管理，通过逆回购、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和常设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灵活提供流动性，保持全社会流动性总体宽松，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平稳增长。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基建和公共服务推动消费规模
除了财政“牌”和货币“牌”之外，扩大内需是中国政府的又一重要发力点。而扩大内需政府同样储备了诸多的政策工具。
在消费方面，政府着力于在六大领域加快培育消费增长点，包括促进养老家政健康消费，壮大信息消费，提升旅游休闲消费，推动绿色消费，稳定住房消费，扩大教育文化体育消费。
在投资方面，政府已确定了七大工程项目包，即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民生项目，中西部铁路和公路、内河航道等重大交通项目，水利、高标准农田等农业项目，信息、电力、油气等重大网络项目，清洁能源及油气矿产资源保障项目，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等项目，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项目。
在扩内需的政策部署里，城镇化是又一重要抓手。《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比如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既能改善民众的居住条件，又能降低房地产市场调整带来的冲击。
在受访专家看来，这些领域的部署都是跨年度的安排，甚至是较长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因而可以根据经济形势把握工程的节奏和进度。如果经济出现较大幅度放缓，政府可以集中推出项目，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加大工程建设的力度。
“三证合一”为抓手再放市场活力
2014年，我国GDP增速为7.4%，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22万人。总理表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就业不减反增，简政放权起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简政放权有利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市场活力，也可以用它去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这实际上也是总理政策工具箱中极其重要的一张“牌”。
面对中外记者，他明确表示，市场活力的激发需要政府去清障搭台，今年将继续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事。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实行“三证合一”，让服务业领域的一些企业注册登记别再那么费劲。
话音刚落，3月20日，总理就到国家工商总局考察，在听取工商总局负责人汇报后，说，实现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必须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发展新引擎。总理记者会上提及的“三证合一”再次被强调。得知商事制度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是工商、税务、质监的“三证合一”时，提出了硬要求：要抓紧推进“三证合一”等改革，年内力争实现“一证一号”，切实降低企业注册场所要求，继续简化企业登记和注销流程。
对于此举的意义，向东表示，中国有13亿多人口、9亿劳动力、每年700多万大学毕业生、30多万留学归国人员。激发他们的创业创新活力，就能形成巨大的推动力量。政府简化审批、放宽准入，催生小企业“铺天盖地”涌现，不仅可以更好激发群众创造力、带动就业，而且有利于提高社会化协作配套水平，促进大企业“顶天立地”。
战略组合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
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这是《政府工作报告》对我国区域发展作出的全新部署。
在王军看来，当前地区之间的联系，已远非过去的西部供应原材料、东部市场加工的简单分工。随着价值链、产业链的延伸，已经要求要素的配置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不仅一省一地需要打破，而且传统的东中西大板块之间也需要打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也表示，三大支撑带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区域发展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三大支撑带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既可以推动不同区域更好共享发展成果，缩小地区差距，又能优化经济结构，形成战略之间的互动，成为中国新的经济支撑带。
《政府工作报告》对此的部署，是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升级转移等方面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序开工黄金水道治理、沿江码头口岸等重大项目，构筑综合立体大通道，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引导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
“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标指向都一致，即扩大对内对外的开放力度，促进资源要素在统一大市场内的配置，促进不同区域的合作共赢。简单来说就是开拓外部市场和挖掘内部潜力双向发力。”王军指出，三大战略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未来二三十年时间里重要的增长支撑，将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关键词：东南地区；多级循环农业；构建；技术集成
现代多级循环农业模式是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优化构建，通过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设计和优化管理，着力实现物质能量资源的多层次、多级化的循环利用，力求达到农业系统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购买性资源投入最低化、可再生资源高效循环化、有害生物和污染物可控化的产业目标。以减量化、资源化、再循环、可控化和再修复“5R递进”为指导原则，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为目标，以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发展主线，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为重要任务。在发展策略上，应注重产业转型升级与经营创新，科技协同创新与集成开发；注重生产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三产有序融合与合理链接；注重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生态保育与经济并行发展；通过强化系统性设计，实现统筹兼顾与高效经营；通过强化高效性经营，实现提高“四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污染防控率）与“五化”（机械化、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和产业化）水平；通过强化创新性技术，实现协同攻关与集成推广；通过强化统筹性管理，实现政策引导与产业扶持；通过强化长期性规划，实现“三产”融合与农村建设。致力于构建循环技术体系，引领区域农业转型升级，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推动农业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业链条生态化、废弃物利用资源化，实现区域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可持续发展。本文对福建省多级循环农业模式的研究与应用成果进行综述。
1多级循环农业模式的构建与技术
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战略，研发和推广应用农业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技术，结合区域农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创立福建省现代多级循环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并实施集成推广应用，不仅是解决东南地区农业资源合理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举措［1］。东南地区是我国农业高度集约化的重要区域之一，其最大的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面临着生产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的巨大压力［2］。以福建省为例，全省食用菌年产量达230万t［3］，同时养猪业快速发展，年出栏约2000万头［4］。研究探讨将大量的菌渣和畜牧业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刻环保意义。近年来，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循环农业科技工程”项目的研究任务，从农牧结合、秸秆菌业、生态循环、固碳减排等方面深入开展生产经营模式探讨与关键技术研发，创建了农－牧－菌－肥多级循环的技术体系与生产实践范式开辟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废弃物再利用型的现代循环农业发展道路，取得明显进展与良好成效。在对东南地区农牧菌废弃物循环利用潜力、农田环境承载力、多级循环能值、循环利用效益和食用菌栽培多级循环温室气体排放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协同攻关，集成构建大中型养猪场废弃物减量化与资源化多级循环利用、规模化养殖场微生物发酵床及其废弃物多级循环利用、以牧草治污与饲草利用为纽带的多级循环利用、以菌业生产与增值利用为纽带的多级循环利用、以菌业生产碳减排为目标的农菌立体栽培多级循环利用、以农牧菌废弃物制肥的多级循环利用、以菌渣高效转化为核心的多级循环利用等7种具有东南区域特色的多级循环农业模式，同时重点突破28项关键链接技术，主要包括：攻关环保型生猪饲料及健康养殖配套技术、粪便污水污染物快速减量化技术、猪粪渣代料栽培食用菌技术、利用废渣与沼液栽培蔬菜技术、养殖场废弃物微生物降解技术、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关键技术、养殖场发酵床废弃物作为生物肥药发酵基质及产业化技术、养殖场发酵床废弃物作为种苗培育基质及产业化技术、养殖场发酵床废弃物作为食用菌栽培基质及产业化技术、狼尾草草地消纳养牛场废水处理技术、饲草新品种选育和牧草加工技术、奶（肉）牛高效利用牧草技术、以狼尾草替代常规料栽培食用菌技术、草生菌培养料微生物助堆剂筛选及三次发酵技术、小型隧道式摆头进料机的研发与应用技术、双孢蘑菇新菌株选育和栽培技术、食用菌菌渣二次栽培食用菌技术、麻笋壳和稻草垫料代料栽培食用菌技术、菌业加工废弃物增值循环利用技术、草生菌栽培过程碳减排调控技术、农作物（木薯、芋头）套种竹荪技术、茶园套种灵芝技术、设施菌－菜共作栽培技术、特色农牧菌废弃物生物炭制备和应用技术、高效发酵菌剂组合构建和菌－畜业废弃物堆肥技术、菌－畜业废弃物制肥质量控制与制肥成套技术、低养分双孢蘑菇渣做肥料造粒黏结剂技术、功能性肥料研制与施用技术等关键接口技术。
2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推广应用成效
近五年来，依托所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通过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取得科技成果与科技推广奖励8项；授权专利28项，其中发明专利21项；获得福建省专利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4项，中国专利优秀奖2项；制定行业标准1项、企业标准10项，福建省地方标准2项；研发新产品30个，筛选并获得各类微生物菌株（剂）22个，筛选适宜栽培的食用菌菌株5个，认定新品种2个，筛选食用菌代料栽培新配方11个；出版科技著作7部，发表学术论文139篇；举办学术会议5场次。在福清市建立微生物发酵床养猪技术农业标准化示范区1个、2000m2菌蔬共作温室复合系统1套，构建以规模化养殖场沼气工程为纽带的多级循环，以垫料（猪粪渣）再利用的多级循环，以菌业生产与增值利用为纽带的多级循环，以菌业生产碳减排为目标的多级循环，以制肥工程为纽带的多级循环等示范基地近30个，并通过现代循环农业园区的建设，实现循环农业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将传统农牧菌废弃物多级循环向现代设施化多级循环转型，5年累计辐射推广20多万hm2，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3深化循环农业技术研究的对策
富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多级循环农业是以追求最佳效益（最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为目的，依据区域内整体资源优势及特点，突出地域特色，围绕市场需求，坚持以科技为先导，以农村产业链为主，高效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以某一特定生产对象或生产目的为目标，形成规模适度、特色突出、效益良好和产品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非均衡农业生产体系［5］。
3．1要突出地域性
发展现代循环农业就是要合理利用环境和资源，着力优化农业生产的物质和能量输入要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特色现代循环农业发展的方向和模式，也是特色现代循环农业的支持系统。富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循环农业在生产上局限于特定的生产区域范围，其产品必须具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容量，并在区域内形成专业化生产。
3．2要强调独特性
发展独特的现代循环农业就是要体现品质差异、时间差异、季节差异和营销服务差异。独特性还包括区域传统的生产与产品部分，要继承和发展祖辈们在种植、养殖、加工方面创造的有自身优势特色的产品。富有特色的现代循环农业是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板块，还须加入循环环节与现代元素，着力提高产业化与标准化生产水平，着力提高绿色化与高优化产品质量。
3．3要体现规模性
发展现代循环农业就是要通过种养加有效结合、产供销一条龙经营、贸工农一体化管理，将富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循环农业再生产过程作为优化开发系统，即将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现富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循环农业稳定、持久的规模经济。同时，通过规模化、产业化，反过来强化其区域优势和产品优势，形成经济—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
3．4要讲求效益性
发展现代循环农业在选择发展项目和品种时要统筹兼顾，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市场需求，更要考虑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富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循环农业是针对市场需要开展的农业生产活动，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富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循环农业重要意义就在于有利于提高粮食（农产品）生产能力、优化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民增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3．5要注重持续性
结合南方区域实际，继续优化构建与完善提升现代多级循环农业科技园、现代循环农业产业园、现代循环农业产业聚集区等“两园一区”的发展新格局，力求提升现代循环农业产业的机械化、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与污染防控率，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循环农业产业化的经营与高优化的开发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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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顺龙，何海铭．解决畜禽养殖污染问题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EB／OL］．（2017－06－05）．
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贾康等在《新供给：经济学的中国创新》中将其思路表述为“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主要政策主张概括为以“双创双化双减”等展开的“八双五并重”，强调以供给侧发力破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凸显与瓶颈以对接现代化“中国梦”。这些构成了中国版“新供给”学说的亮点，其主要理论基础层面的研究成果则体现在已形成的一系列论文和公开出版物。
“新供给”学说提出的背景在于世界金融危机提出了对于经济学以往成果作系统性反思的必要性，同时中国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过去的快速发展难度加大，面临减速压力而势必转入“新常态”。面对未来的挑战，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急需以理论创新来支持和保证正确的改革发展路径。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交替误导了中国。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货币主义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在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选择凯恩斯主义，加大投资、放松信贷，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会高举货币主义的大旗，通过减少投资、紧缩信贷的方式拼命紧缩“踩刹车”。在“踩油门”和“踩刹车”的交替中，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问题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都只不过是“食品通胀”，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也可以作为新供给主义的短期经济管理目标，然而实现这个短期目标的办法既不是刺激总需求，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或传统产业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五大财富源泉
滕泰介绍，“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自2012年底提出以来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新供给主义宣言》一同被提出的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一贯主张的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除供给抑制，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
财富源泉之一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滕泰说。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相对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财富源泉之二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业就将一直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财富源泉之三是资本。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多万亿人民币。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4%-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原因就在于资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逐步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财富源泉之四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不仅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创新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财富源泉之五是制度本身。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
但是，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说：“在整个2014年，我几乎没有发表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当初《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宣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几乎都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学术领域乃至政府都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进行需求管理似乎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是过犹不及。其实供给侧的改革是利在长远，挖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但是不能有失偏颇，当需求不足的时候，也需振兴，所以在2014年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就没有再去反复批判需求了。不仅如此，在2014年‘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重点实际上已经悄然转变，转向降低融资成本、推动减税降费、利用股市扩大内需。做出这样变化的原因在于，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出现了失误，可以说2013年的‘钱荒’是造成2014年经济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转换角度，提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也是新供给主义，因为如果融资成本太高，会影响供给，降低融资成本、降低税费才能提高有效供给。”
认真观察经济数据不难发现，十以来，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压力下不断下行，特别是在去年三、四季度表现尤为明显，滕泰直言：“有人把经济下行的原因归结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问题，可是在我看来，2013年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以来的实体经济严重资本供给短缺以及被显著抬高的融资成本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在2014年5月，我们从这个角度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的三大稳增长主张，很快就变成了过去一年来经济的主要脉络。”
这稳增长的三大主张分别是，在经济融资成本畸高的背景下，应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标：不能让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而应该让资金价格真实地反映中国储蓄和信贷需求的关系，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
其次，减税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净利润率来刺激企业家扩大有效供给，或通过降低家庭税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费，是市场化的、可持续的稳增长方式；而扩大政府财政投资稳增长，则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建议逐步用减税替代政府投资。
另外，新供给主义虽然更强调通过减税、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来扩大有效供给，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场化手段减少需求抑制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实体经济，早有国际惯例可寻。
对于外界提出的目前“出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现象”的疑惑，滕泰表示，不能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对立起来。“要抛弃虚拟经济的概念，我们现在谈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同实体经济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而不是截然对立的，资金进入股市就是进入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把进入股市的资金用于其他投资，资金就进入了实体经济。股市上涨，老百姓赚钱后刺激了其消费行为，消费经济由此转好。再比如一家企业通过IPO市值10亿元，股市上涨后其市值升值至20亿元，通过银行抵押获得更多贷款，再用于投资。所以股市上涨影响消费、投资好转，经济也会相应受到影响转好。股市可能领先于经济也可能落后于经济，这些都是正常现象。2015年中国经济如果出现意外触底回稳，主要的动力将来自于股市。”
最后，滕泰透露，他近期酝酿的新作视角为从新供给到新需求，他强调，这与之前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完全不矛盾，而是更加完善。“长期增长的源泉在于供给侧，即五大财富源泉再加上放松管制和消除垄断，这要一直坚持，但是供给侧的改革利在长远，进度没有期望快，而且可能会遭遇较大的阻力，然而中国经济从2014年到现在陷入了局部经济衰退和全面通货紧缩的边缘，还面临着局部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应对短期经济下滑，既要继续坚持新供给主义的改革政策，同时还要采取新需求理论来迅速振兴中国经济，借助股市振兴经济就算其中一个。”滕泰说。
寻求持续增长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学者已在讨论“供给管理”，其讨论往往侧重于总供给变化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行为，并特别注重在转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产业政策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创新。
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学者在2013年第一期《财政研究》发表的论文《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可称为新供给研究群体的一份把理论创新与改革主张体系化联结的代表作。其后，贾康任院长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又陆续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他们指出，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矛盾也逐渐凸显，使渐进改革路径以来的制度供给的劣势有所暴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面临的减速压力，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收敛，并且这一过程将跨较长时期。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局部及个别时段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学会在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和服务业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然而，现实情况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
财政政策受“三元悖论”式的约束是个永恒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能同时满足。特别是历经了上一次以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中国财政刺激的安全空间已经明显收窄。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与此同时，未来中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经成了一定程度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
新背景下，虽然逆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新供给经济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理论框架上实现了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
首先，指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相比于需求侧，供给侧的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的不对称的理由。
其次，指出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指出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
其后，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群体有自己的“立”。
第一，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刺激之下的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取向。在基础理论层面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发生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回应和解决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么样”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中或‘反周期’调控中自然解决结构问题”，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认为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他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研究中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研究者的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八双、五并重”的基本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针对这一点，贾康强调：“在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经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