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2-25 10:47:3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金融危机不是直接对行业产生冲击，而是通过不同的机制传导到实体经济中。目前国内学者普遍将金融危机对行业运行产生影响的机制归纳为三类：金融机制（张晓晶，2009；薛熠，2010；康力，2014）、国际贸易机制（范恒森，2001；安辉，2004；张晓晶，2009；康力，2014）、预期机制（严丹屏，2003；陈波，2013）。危机通过金融机制影响行业的发展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一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受危机波及而日益恶化（王义中，2011），伴随着信息的不对称不断加剧（Calvo，1999），对本国行业提供的流动性支持因此受到约束（Chudik，2009；TongandWei，2011）。另外，受制于金融恐慌所带来的不确定，本国企业发展所依赖的外商直接投资面临撤离风险，进而冲击国内行业发展（AdrianandShin，2010，BrunnermeierandPeder-sen，2009，Borio，2009；Tirole，2010）。有学者也认为贸易联系是金融危机影响行业运行的一个重要路径（Claessens，2012）。传统的贸易理论将需求和相对价格视为影响贸易的两个重要因素。国民的财富收入受危机冲击会减少对商品的需求；汇率和物价是衡量贸易商品相对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他们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波动明显增大（Ehrmann，2010；Frankel，2012），汇率的变化又加重了国际游资对本国汇率的投机型冲击，这进一步加剧进出口行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GerlachandSmats，1994）。同时，为应对危机，国内的货币政策（如量化宽松）会刺激利率的下行，出口厂商的数量仍可能会因此而上升（陈波，2013）。对于金融危机的传导，另外一个重要渠道是来自于预期的传染机制。人们对信息的获得及合理解释是形成预期的一个重要途径（严丹屏，2003；陈波，2013）。人们的过度乐观或悲观情绪、对自我信念的怀疑导致了从众心理以及社会传染效应，无疑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在全球化及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悲观的预期更容易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国际之间的传导，导致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匮乏（Shiller，2008）。综上，关于金融危机对实体企业的传导机制和渠道见图2。目前关于金融危机对行业影响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具体行业的分析中。牛宝俊（2000）认为东南亚危机导致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大幅下降并增加了出口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任峰（2009）认为建筑装饰业因房地产业而受到影响，但行业整体市场需求仍较旺盛。梁佳丽（2008）基于微观的视角分析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加速了中国股市的调整与改革并同时增加了房地产下行的风险。李文虎（2009）从行业市场整合、产业结构和布局等角度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对铅锌行业带来的影响和机遇。陆佳微（2013）主要从出口量、外部需求和价格三个角度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给钢铁行业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从宏观调控、新市场开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来作好应对措施。关于两次危机对行业影响的对比分析较少，王会强（2010）定量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他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通过收入、价格和汇率三个传导途径对我国出口行业造成较大的影响；而美国次贷危机则主要通过收入和价格这两个传导途径对出口产生影响。总的来说，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出现三种缺陷。（1）关于金融危机对行业的影响分析侧重于个别行业，且这种分析带有作者的主观因素在里面，缺乏实证的研究。（2）将经济中大部分行业规整研究的情况较少，个别学者虽有所研究但也只是进行初步描述性分析。（3）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仍侧重于对两次危机的背景、成因和传导机制等方面的比较分析，缺少这两次危机对各个行业的影响的综合研究。
二、金融危机及其传导渠道分析
（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进程及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由于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国际贸易交流变得更顺畅，再加上外商投资热情的高涨等因素，他们出口大幅提升，由此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1990—1996年间，马来西亚的年出口额增长均达到了18%，泰国为16%。出口的商品也由传统的原料商品转向高技术产品，如汽车、半导体等。这些高速增长为后来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种子。投资爆发、产能过剩、债务危机皆成为危机最终爆发的主要原因。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初始阶段表现为货币危机，各国的汇率制度在这次危机中首先被打破。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带动了进口快速增长，进口的大幅扩张也逐渐使得泰国的经常项目出现赤字情况，赤字规模达到了GDP的8.1%。此时国际投机机构看到了时机已成熟，便纷纷大举进入泰铢市场大量抛售泰铢。为维持固定的汇率制度，泰国央行不断地动用美元储备进行对冲。由于外汇储备有限，终于在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已经实施13年的固定汇率制度，泰国的货币危机由此全面爆发。由于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普遍与泰国相似，当泰铢出现大幅贬值时，其他东南亚国家纷纷出现货币危机。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过相继放弃了对本国货币的干预，其货币纷纷出现大幅贬值，由此，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随后地处东亚北部的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货币受到严重攻击，中国台湾在1997年10月份宣布不再将新台币汇率固定，韩国随后在11月份放弃了对韩元的管制，并同时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救助。中国香港也受到这次危机的波及，当东南亚的国家的货币制度被打垮后，国际资本炒家纷纷盯住了港元，开始对其大肆进攻，港元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由于备有充足的外汇以及香港政府采取的果断措施，港元承受了打击，维持了有效汇率制度。但是影响并没有减轻迹象，东南亚国家的这次金融危机迅速传播到全球市场，日元股市大幅下跌，数家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日元兑美元汇率也持续走低；金融危机很快在1998年传到俄罗斯，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后来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也给欧美市场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东南亚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最明显的表现是各国经济水平出现严重的下滑。在亚洲各个国家(地区)中尤其以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受到影响最大（见表1）。除了对以上经济体宏观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之外，金融危机还严重破坏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各国的股市表现纷纷受挫，尤以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受影响最大。
（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进程及影响
21世纪初期，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从2001年到2005年，美联储开启连续降息的步伐。而2000年左右互联网泡沫破灭，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成为这一“低息”时代来临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迎来了长达近10年的繁荣，甚而提出“0首付”的概念。然而繁荣也蕴含了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有学者指责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用一个泡沫（互联网泡沫）替代了另外一个泡沫（房地产泡沫），从而诱发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狂潮。无论这次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在何处，显而易见的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成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对于深层次的原因不同学者表达了不一致的观点，主要包括对风险的错误定价，新的金融结构使得各种衍生产品不断增长和扩张而带来巨大风险，经济的全球化、经理人的过渡贪婪，信用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而在泡沫破灭之时，也正是信用机构进一步将全球经济推向深渊。金融市场创新的放开使得在过去的10年出现了形式多样的证券化，各种衍生品种类不断增加，如各种债务抵押债券工具和担保抵押贷款等。这种创新最开始是在美国，但很快扩展到了欧洲和海外。其主要手段是银行将住宅抵押贷款通过证券化打包然后分发给其他非金融机构，因此住宅抵押贷款就脱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非中介化。各大银行也与SIVs（结构性投资工具）建立密切联系，虽然很大程度上各大银行并不直接拥有SIVs，但却是其最主要的支持者。事后发现，SIVs也最终成为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这些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管套利所导致。商业银行持有或有负债从而成为整个资本市场的最后贷款人，而当这种最后贷款人遇到问题时，与其直接联系的其他金融机构必然受到影响。如当时的贝尔斯登对冲基金在陷入麻烦之后曾一度牵连到巴黎国民银行等。正是这种衍生品的不断创新以及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过度贪婪使得次贷危机最终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最早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8年9月，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而被政府接管，与此同时雷曼兄弟破产。2008年9月21日华尔街投资银行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而消失。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经济上的发展和便利时，也必然有其短处。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全球性金融危机从华尔街蔓延到了全世界。美国华尔街的投行应声破产倒闭的同时，也牵一发而动全身感染到全球经济体。在2008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全球产出和贸易迎来了暴跌。此次危机影响至深，使得各国政府相应的救市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馈效果。由于出口需求的下降，更低的商品价格和更严格的外部融资约束，2009年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经历漫长的恢复期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终于在近年出现一定好转，而新兴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却不容乐观，甚至有学者提出后危机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则在新兴经济市场。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行业的传导渠道分析
相当多的文献论述了金融危机通过贸易的机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如裴平（2009）和金碚（2011）等均认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工业始终处于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工业当中制造业占比最大，而我国制造业外向度高，受国际市场价格和需求变化的影响大。经戴觅和茅锐（2015）测算发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从2005—2007年的18.8%降至2008—2012年的-6.2%，因而国内行业的发展焦点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就贸易这一机制，本文选择了资产价格渠道和财富收入渠道。金融机制方面，陈波（2013）认为得益于本国货币政策的支持，发源于外部的金融危机并不会造成本国金融机构流动性紧缩风险，反而是危机发生国（如美国）的金融机构由于资产负债恶化从而导致信贷紧缩撤出海外资本。综合第二部分论述中国行业的外资利用实际情况，本文选取金融机制中的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另外本文不考虑预期传导机制。1.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各国的投资机构或跨国公司纷纷将目光锁定中国市场，他们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中国经济建设中，各个行业也因充足的资金而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力。然而一旦金融危机爆发，这些跨国机构会迅速意识到投资国经济景气的不明朗，便纷纷撤资。这种撤资行为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被投资国是金融危机直接受害国，则外商投资者因其糟糕的国内经济形势撤出大量的资金；如果被投资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较轻时，由于会考虑到经济的传染效应，为安全起见这些机构也会撤出先前的资金。图3描述的是中国在1996—2012年的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直到1998年中国的实际外资利用还是增长的，但增幅减缓。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实际外资利用在1998年出现了负的增长。随后的近10年中，一直处于波动的情形中。由于2007年爆发了次贷危机并迅速演化成后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实际外资利用额在2009年出现较大的跌幅，并在随后的两年里出现震荡变化。从图中很明显地看到实际外资利用对于金融危机有时滞效应，并且中国难逃这两次危机的影响。2.价格渠道价格是另外一个影响进出口的因素，这里的价格包括汇率和出口商品的价格。汇率能够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水平，具体而言如果一国货币出现贬值则会使得本国的商品以外币表现的价格竞相下降，和外国商品相比该国的商品更便宜，这会刺激该国的出口。在亚洲金融爆发时期，各东南亚国家纷纷放弃固定的汇率制度，导致各国货币普遍出现贬值，中国因此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宣称人民币不贬值，这必然会影响到出口量。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迅速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将大量的货币投入市场，此时中国由于前几年出现高的通胀，中国央行一直保持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两种因素加速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量的外贸企业在那个时候出现倒闭。出口商品的价格显然也是影响一个国家出口的重要因素。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危机受害国将自己的货币贬值会导致出口商品出现普遍下跌的可能，而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和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从而加剧了中国外贸企业的竞争压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期，由于美元的贬值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这虽降低了国内出口商的生产成本，但同时也降低出口利润，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危机给出口商品带来的复杂性增加。3.财富收入渠道影响贸易的第三个因素是财富收入，也即国外需求渠道。收入是决定消费的重要因素，当居民收入增长时必然会拿出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危机爆发后，受影响的国家经济活动出现下滑，价格下降，居民的财富收入开始减少，这导致了对商品的需求量的减少，由此波及与该国密切联系的贸易国的出口。欧盟、美国、东盟、韩国等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贸易伙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造成重大破坏，民众的收入普遍下滑，经济萎缩，对外需求也出现大幅下滑。图4描述的是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的居民收入情况。从图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两次危机给各国带来的影响。1997年之前各国居民收入均表现平稳增长，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表现强劲，收入增长均在5%以上。但当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居民收入便开始出现负增长，尤其在1998年最为严重，而在这些国家中又以印尼受影响最大，美国和德国则受影响的程度不明显。很多国家居民收入从1999年后逐渐恢复增长。在2007年之前，各国居民收入处于一个稳定的增长期，但随后的次贷危机拖累各国居民收入，美国首先从2007年开始就出现居民收入下滑迹象，各国在2009年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最严重，在2010年以后慢慢复苏。在图4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从居民收入这个角度，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广度要大于亚洲金融危机，但影响的深度却没有亚洲危机的大。
三、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行业影响的比较分析
（一）亚洲金融危机对行业的影响
图5描述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主要行业增加值实际增速。①从行业增加值这个角度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行业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而言，制造业和金融业受到影响最为明显；而住宿餐饮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影响程度不深且都能较快地从危机中恢复出来；批发零售业在危机时期一直保持平稳增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明显；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在整个危机表现出了较快的增速；农林牧渔业由于影响其因素较多，此次受到危机影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行业的影响
图6描述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主要行业增加值实际增速。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行业带来的影响不管是在程度上还是范围上都比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要大。具体来说，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金融业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都较为明显，其中尤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最为严重。住宿餐饮业也受到影响，但程度较轻。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由于影响因素复杂，因而这次危机带来的影响不确定。
（三）两次金融危机对行业影响的差异性及其原因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 跷跷板效应
一、何谓跷跷板效应
跷跷板效应最初由美国广告学专家艾・里斯提出,是指一个名称所代表的两种产品被分置于跷跷板两端,当一种上来时,另一种就要下去。简单地说,就是原强势品牌和延伸品牌竞争态势此消彼长的变化,同一品牌不同产品的市场表现互相冲突无法平衡。
有人提出用跷跷板效应来解释股市和期市中的特殊现象,即股市债市跷跷板效应在我国有两种表现类型:一种表现为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资金大量集中地从一个市场流入另一个市场;另一种表现为股市债市长期存在的“股市涨债市跌、股市跌债市涨”的现象。这与跷跷板效应的最初定义已经毫无关系。因此,可将广义的跷跷板效应理解为:对应的两个板块之间的此消彼长。
观察到历次金融危机中各国际货币汇率体现出的此消彼长的波动现象,在国际货币汇率波动这个领域给出跷跷板效应一个新的定义:全球各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在金融危机中波动呈此消彼长的现象,任何一方的不稳定都会影响到其他货币汇率的波动。
下面利用跷跷板效应对全球各国际货币在金融危机中汇率所体现出的异常波动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通过例证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全球各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波动中此消彼长的现象即跷跷板效应的体现,并解释其机理,找出规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汇率呈现此消彼长。运用规律来进一步分析此次全球次贷危机中国际货币体现出的异常现象。
二、金融危机中跷跷板效应的历史见证
(一)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
1992年世界经济已超越国家的障碍,正在走向区域化、全球化。北美、欧洲和日本形成了自由贸易的“黄金三角形”。以美国为核心、加拿大和墨西哥加盟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以欧洲共同体为核心的欧洲统一市场, 以及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构成了世界经济的新的三元框架。在上述三元框架为主体的基础上, 世界经济形成了多重立体结构的格局。在这种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框架下,根据跷跷板效应,任何一方的经济力量被削弱都会导致其他两方的经济力量增强。
1992年发生在欧洲内部的货币危机造成了欧洲各国货币在汇市上巨大的波动。由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种货币波动呈反相关关系。欧洲货币危机虽然对欧洲实体经济影响不大,但在汇市上造成了较大的波动,甚至使英国被迫退出欧共体。1992年由于两德刚刚统一,国家财政赤字明显,通胀压力大。德国马克开始逐渐升值,但由于欧共体汇率制度的限制,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货币需要维持与马克的比价,导致英镑被动升值,1992年9月英镑受货币市场的投机冲击已无力维持升值,遂宣布退出欧共体,英镑与马克脱钩。
由表1看出,1993年第1季度国际短期资本看好坚挺的马克,抽离美国和英国而大量流入德国,而在危机缓解之后资本又逐渐回流,恢复原有份额。在汇率波动上表现为美元与欧洲综合货币此消彼长。
(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7年7月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大幅贬值,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受汇市、股市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
由图2可以明显地看出日元和美元这两种货币波动呈反相关关系。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了日元汇率的波动和分阶段的贬值,而东南亚局势的动荡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短期投资的目光转向了当时更为安全的美国,东亚国家在危机发生前吸引着大量的外资,其中包括外国直接投资, 但更多是以股票、贷款性质进入的短期外资。1997 年下半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外资迅速从危机国撤出, 转而投向经济稳定增长的美国。由表2可看出,1997年第4季度日本的金融项目净额大幅降低,而同时期美国的金融项目净额增长了一倍多,但1998年第2季度危机缓解之后国际短期资本又迅速抽离美国,投向了更加有利可图的国家或地区。东南亚金融危机解除之后,各项指标逐渐回归正常。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的震荡在汇率波动上短期内表现为与危机国逆向波动,此消彼长。
三、次贷危机中是否存在跷跷板效应?
2008年9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对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造成了较大影响。就目前看来,次贷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所受的影响也很严重。次级贷款危机向其他国家传递的路线之一是金融蔓延,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出现了投资次级债的损失。同时美国的次贷危机也可能产生心理蔓延,特别是房价的重估。英国、西班牙等国更容易受到房价泡沫破灭的打击。同时,美国消费的产品远多于其生产的产品,其需求的急剧下降必然将损害其他地区的经济。
由图3可明显看出,次贷危机过程中美元和日元单边汇率上扬明显,澳元下跌明显,而欧元保持震荡走势,有相对小幅的下跌。
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下面结合图3和表3逐个分析各经济体受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在汇率方面呈现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
(一)2008年年初,全球经济局势的普遍震荡导致了国际短期投资的方向重新转向了美国。从短期来看,为了弥补亏损,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美国金融机构纷纷从全球市场抽回投资;同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基金,也加大了对美国金融机构的投资力度,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方向是从其他国家流入美国,致使美元汇率表现为回升,而到2008年年末,国际短期资本重新从美国流出,美元单边表现为贬值。
(二)日本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变成了一个资本流出国,面临金融危机,很多国际资本为了躲避危机自然回流,所以日元在2008年第2季度也转而表现为升值,到第3季度之后,国际短期资本重新从日本流出,此后日元单边汇率表现为贬值。
(三)澳洲受次贷危机影响而投资环境逐渐恶化,国际短期投资迅速抽离,澳元汇率表现为不断程度的贬值,而2008年年末危机逐渐缓解,国际短期资本回流,澳元表现为升值。
(四)欧洲受次贷危机影响其投资环境时好时坏,危机过程中国际短期流动资本在欧洲不断流入和流出,极不稳定,欧元单边汇率表现为震荡波动,略有下降。
综上所述,次贷危机中各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呈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
四、启示:跷跷板效应机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风向标
通过以上对3次金融危机中各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波动的分析和解释,合理地解释了金融危机中发生的以往经济学原理解释不了的特殊汇率波动现象,证明了跷跷板效应影响的汇率波动确实广泛地凸显于金融危机中。从1992年和1997年这两次金融危机中可以明显看出,受危机影响的国家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危机爆发――国际短期资本抽离危机国转而投向非危机国――危机国汇率降低而非危机国汇率升高――危机逐渐缓解――国际短期资本回流――危机国汇率回升,非危机国汇率回落。可见,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危机爆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危机中国际短期流动资本不断寻求更加安全的避风港,迅速地流入和流出,导致了相关货币的反方向波动。而由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使得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在各个危机国之间游走,导致了各国际货币呈现更复杂的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
我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对各国际货币汇率预期有误所以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要正确把握一国汇率的波动,从跷跷板效应的机理分析,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投资者的目光指向了危机中的避风港。短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冲击很大。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导致资本项目顺差过大,形成货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一旦外国资本大量流出,则会导致本币迅速贬值, 增加出口换汇成本,从而影响一国的国际收支。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外汇储备和货币政策等,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以更准确地预期各国际货币汇率走势。
主要参考文献:
[1]肖炼.论九十年代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战略[J].美国研究,1990(4).
[2]李艳君.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1998(12).
关键词:金融危机;实体经济;跨国传导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2-0022-04
一、国际金融危机跨国传导机制分析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继而传导至其他国家并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影响。因此,分析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首先需要明确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导机制和渠道。与以往的金融危机相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贸易溢出效应
国际贸易是现代国家间经济交往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国际金融危机传导的主要渠道之一,贸易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本次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因此本次国际金融危机通过贸易途径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更强更广,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进口额约占世界总额的16%,并且长期保持对外贸易逆差,美国消费水平下降对国际需求直接造成显著影响;二是美国金融危机已经造成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放缓、需求下降,产生间接影响和波及效应,这种波及效应对贸易出口的影响时间可能更长;三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基于成本优势的出口面临反倾销和反补贴压力加大;四是汇率变化造成商品相对价格变化,影响其他国家出口竞争力。如2007年5月至今,美元对人民币约贬值超过10%,造成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与暴发于其它地区或转型国家的金融危机相比,本次金融危机的贸易溢出效应相对更强,渠道更多。
(二)金融溢出效应
目前,国际资本流动已经超越商品流动成为世界经济中一股最活跃的力量,同时也成为金融危机传导的一个重要途径。金融溢出效应是指一国发生金融危机造成市场流动性不足后,通过国际金融市场、银行体系或机构投资者的运作,引发国际资本流动致使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流动性不足,形成危机的跨国传导。美国作为世界上金融系统最完善,金融机构最发达的国家,曾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市场。但危机爆发后,一方面,美国金融机构被迫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撤回大量海外资本,加剧了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另一方面,为达到最低资本金充足率和保证金要求,持有美国不良资产的外国金融机构开始收缩贷款,使金融危机进一步在国家间传导。美国金融危机的金融溢出效应对欧洲国家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
(三)季风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和金融波动的全球化成为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助推器。通过全球化这一传导渠道,由于共同的外部冲击而形成的季风效应在现代金融危机的传导中越来越显著。季风效应主要是通过产业联动效应和政策冲击传播。随着生产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出口产业将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危机会沿着产业联动效应的渠道传向其它国家。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龙头,某个产业受到的冲击会通过产业联动效应将影响传递到其它国家,如美国汽车行业受到冲击后,对相关上下游行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各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界,一国经济政策的变动会构成对世界经济均衡状态冲击。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据重要地位的美国,其经济政策变化的溢出效应也是传导影响的一个重要渠道。
(四)净传染效应
现代金融危机表现出的快速传染特征,无法完全用贸易、金融溢出效应和季风效应进行解释,这部分无法用基本面进行解释的影响被称为净传染效应。金融危机可以通过对投资者预期心理产生影响而快速传播,特别是对于那些与危机发生国经济结构相似、地理位置相近、政治体制相同、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和地区,通过预期和心理的变化实现“自我实现”的危机传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其所产生的净传染效应远远超过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世界范围的心理恐慌和负面预期,使各个国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快速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对天津产生影响的角度看,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传导渠道为国际贸易和资本渠道以及非接触性途径。其中,外贸出口作为长期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是危机传导的主要渠道。在金融溢出效应方面,目前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并没有完全放开,因而受到的冲击和影响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直接投资方面。在非接触性途径,通过心理预期方面产生的影响速度最快,并且由于对形势恶化的预期往往甚至超过实际情况,净传染效应在国际危机出现的早期对投资者、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影响较大;季风效应所产生的影响相对较为隐蔽,但其对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影响应该受到重视。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
(一)对外贸出口的影响
国际贸易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实体经济产生直接影响的主要渠道。从2008年以来的出口情况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对外贸易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表现出了三个特征。
一是出口贸易快速下降,外贸进出口转为逆差。天津出口贸易额从2008年10月开始出现下降,由增长趋势快速逆转为下降,到2009年7月开始逐渐回升,但截至2009年底仍未恢复到2008年水平;并且从2009年2月份开始,外贸进出口转为逆差,在10月、11月逆差额有所减小,但12月份逆差仍达到8.09亿美元。2009年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相比,天津市进出口、出口降幅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和13个百分点。必须看到,这是在提高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情况下得出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外部需求减少,对天津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影响。
二是主要出口市场需求下降明显,且进一步向其他市场扩散。对主要出口市场情况进行分析,美国、欧盟、韩国、东盟和日本五大市场2008年出口额约占天津总出口额的66.3%,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口显著下降。其中,美国是天津最大的出口市场,约占天津出口额的20%,2008年10月天津对美国的出口额急转而下,是造成天津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国金融危机对天津产生直接贸易影响的表现。欧盟和日本出口分别约占天津出口额的15%和10%,天津对欧盟和日本的出口在2008年11月开始下降,反映出金融危机开始向其他市场迅速扩散,并且对天津的出口产生间接影响。从2009年6-11月的出口情况看,早期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市场美国、欧盟、日本的出口同比分别下降28.5%、28.3%和25.07%,但台湾、俄罗斯、巴西、东盟、非洲等市场的出口同比降幅分别达到63.6%、58.85%、47.3%、46.4%和35.0%(见图1)。这表明虽然对美国、欧盟等市场的出口下降有所趋缓,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从2009年6月开始出现逐渐回升迹象,但俄罗斯等市场受到危机波及进而需求显著减少,金融危机所产生的间接贸易影响正在不断显现,对天津出口贸易的影响仍未结束。
三是三资企业出口受影响速度相对较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影响程度相对较深。从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情况看,2009年出口分别约占天津市出口总额的13.8%、72.5%和13.6%,其中三资企业是天津外贸出口的主要力量。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三资企业的出口下降速度最快(见图2),2008年四季度,三资企业出口同比下降17.2%,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分别增长了41.1%和21.1%。但从2009年2季度开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所受到的影响开始逐渐显现,并且同比下降幅度超过三资企业,二季度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同比分别下降50.1%、35.5%和36.3%。2009年7月出口开始逐渐回升,其中三资企业出口恢复较快,2009年四季度三资企业出口实现同比增长0.5%,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降幅有所收窄,同比下降40.0%和22.4%。
(二)国际资本流动途径的影响
我国的资本项目并未完全开放,利用外资主要是通过直接投资渠道,因此国际金融危机通过金融溢出效应对天津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从天津外商投资情况看,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利用外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突出表现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上半年,天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一降两升”,即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利润汇出和撤资清算上升。
在引进外资方面,根据外汇管理局天津市分局统计,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家数、注册资本和资本金结汇从2008年8月份开始显著下降,2008年四季度同比分别下降了55.6%、76.1%和81.5%;2009年上半年维持在较低水平,同比分别下降43.2%、83.4%和63.7%;2009年下半年开始回升,与上半年比,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家数和资本金结汇分别增长38%和41%,注册资本增长2.6倍。国际金融危机通过资本流动途径对天津经济产生的影响显著。
在利润汇出和撤资清算方面,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出现短期快速大幅上升,2008年二季度快速上升到17.02亿美元,环比增长了1.89倍,同比增长了0.79倍;三季度仍然高达15.0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0.74倍;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有所回落,但在2009年二季度再次超过15亿美元。从外资企业撤资清算情况看,截至2008年末,撤资清算并未受到显著影响;但2009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清算出现快速上涨,一季度达到3.1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倍以上,二季度达到2.0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5倍(见图3)。从2009年下半年情况看,外商直接投资利润汇出和撤资清算开始明显下降。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资本流出的增加,在短期首先表现为利润汇出大幅上升,随着发展会进一步引发撤资清算的大幅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天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2007年、2008年天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达到52.77亿和74.2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同期天津GDP的8.0%和8.5%,相当于同期天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6.7%和15.1%。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增加投资和就业、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投资挤入效应等多个途径促进所投资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外商直接投资的急剧减少,利润汇出增加,甚至出现撤资清算的快速增加,其对天津实体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直接投资额的减少,同时也会对天津的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
(三)非接触途径的影响
通过非接触途径进行传播,已经成为现代金融危机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最为显著和直观的是通过心理和预期途径进行传播的净传染效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投资者信心的影响显著,投资者对未来的判断由相对乐观迅速转为悲观。根据调查,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企业家信心指数和对宏观经济形势判断的景气指数开始快速下降,2009年一季度分别达到87.7和96,较2008年三季度分别下降35.2点和33点,特别是企业家信心指数处于十年来的最低点。在国内经济基本面尚未显著改变的情况下,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迅速转为悲观,进而对投资和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使金融危机对天津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自我实现”。虽然是非接触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传播却是最为迅速的。
三、需关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一)应关注危机造成的长期影响,做好长期应对准备
国际贸易途径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天津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一个主要途径。2009年三季度,天津主要出口市场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市场的经济均实现了正增长,经济出现明显反弹。但必须同时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各国产能利用率仍处于低位,经济复苏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性仍然较大,并且存在刺激政策退出风险。此外,为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长期将会造成汇率贬值压力,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又在国际上抬头,这些对天津出口贸易的影响也将会不断显现。
从天津的情况看,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大项目建设、深入企业帮扶等政策的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必须看到外部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同时还必须关注一些在短期有效的政策在长期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问题。建议做好长期应对准备,首先,保持政策措施的可持续性,如解决好依靠大项目拉动投资的可持续性问题;其次,避免局限于采用短期措施解决长期问题,适时转变思路调整方法;再次,保持政策连续性,引导中小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恢复信心,同时根据发展情况进行适度微调。
(二)应关注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充分应对并有效促进“调结构”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还在于长期的全球经济失衡。一方面,美国保持低储蓄和超前消费,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保持高储蓄和低消费,长期处于贸易顺差。这种不平衡为新兴市场国家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巨大的国际需求,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这种不平衡,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从天津的发展情况看,2003年以来,投资率开始提高,与此相对应的是消费率逐年下降,2008年天津市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53.6%和31.5%。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程度与其他直辖市相比处于较高水平,同时也面对着更大的结构调整压力。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出口压力的直接影响的同时,必须关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带来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一方面,在积极支持外贸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还需要有效应对贸易转型所带来的影响,防范国际贸易发展调整所带来的出口企业经营和信贷风险,同时支持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在积极支持投资保增长,满足企业合理流动资金需求帮助企业渡难关的同时,还需要应对国际产业联动效应对国内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影响,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效支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应关注外资经济在金融危机传导中的作用,防止和减弱危机通过外资企业途径的进一步传导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外资企业易于受到其国外母公司的影响,母公司的经营状况会迅速在其子公司的经营决策中表现出来,外资企业对经济环境的研判、投资和经营决策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从而更容易将季风效应和净传染效应传递到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资企业成为传播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一个“快速通道”,其生产和出口的调整将直接对国内就业、收入和消费产生影响,同时也会通过产业关联和净传染效应将这些影响传递到国内投资和企业。因此,应重点关注外资经济的易受传染性,以及外资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传导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加大对外资经济的监测分析,特别是加强对外资撤出的监测,对外资经济与当地经济的产业联动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外资企业出口下降和投资减少通过关联效应对天津市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减弱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外资企业途径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朱民、王家强.《金融危机到经济衰退的传导:基础、渠道和信心》[J].中国金融,2009年第4期.
[2] 安辉.《现代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国际传导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3] 刘东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途径和实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3期.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socio-economic system that i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especially its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break out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the capitalist system,inancial capital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2-0011-05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爆发至今,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危机已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全球正面临自二十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二、当前对金融危机成因的探讨
此次危机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由美国虚拟经济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理论界对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一)美国信贷市场上宽松的信贷条件
2001年以后,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房地产市场繁荣,贷款机构预期未来市场持续走高,加大贷款力度,盲目扩大住房贷款业务。在市场繁荣时期,次级贷款也有很高的回报率,在满足优级及次优级抵押贷款后,贷款机构积极发放次级贷款。为了将次级抵押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贷款机构尽可能地降低进入门坎,不断创新次贷产品,降低贷款条件。实质上是贷款机构放松了风险监管,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随着后来利率的不断攀升,低收入阶层无法承受还款压力,从而导致大量违约。长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助长了经济的泡沫。
(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低利率和流动性过剩,推动了住房需求和房价上涨,这又降低了房贷的风险,刺激了房贷需求。由于住房按揭支持债券(RMBS)的存在,任何贷款机构在对不良信用评级的个人贷款后无需置于其资产负债表内,而只需转手卖给RMBS的投资者。由于RMBS信用级别低,市场流动性不强,不易脱手,诱发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根据期限和信用水平将RMBS打包成抵押债务凭证(CDO),从而进一步刺激了RMBS的发展和CDO市场的极度膨胀,形成了CDO,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当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由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的上升,引发贷款机构资金链的断裂,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缩水,最终引发这场金融危机。
(三)信用评级不严和金融监管的缺位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8年7月份发表的调查报告,在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评级时,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同时,评级机构对次级债券和衍生产品给予了与风险不对称的评级结果,在相关债券信用质量严重恶化时,未能及时更新信用评级,助长了危机的蔓延。此外,美国信用评级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而评级机构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动力去纠正这些缺陷。
在信用评级不严的同时,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市场上的金融创新监管松懈。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次级抵押贷款在一轮又一轮的创新中加长了链条,衍生产品的定价已经脱离了原有贷款产品的风险,而仅取决于发行机构公布的回报率和评级机构评定的等级。监管的缺失,纵容了金融机构盲目追逐高额利润的行为,也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出现问题
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是利率的不断提高,房价下跌,使贷款人无力偿还次级贷款,金融机构信用紧缩,房地产泡沫破裂,最后引起金融恐慌及危机爆发。美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较大,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在宽松的信贷环境和美国式的过度消费文化模式下,低收入人群同样追求高消费和超前消费,从而导致物价和房价的大幅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联邦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不断提高利率,最后引发次贷危机。
(五)投行杠杆比例过高和金融衍生品开发过滥
据有关统计显示,美林的杠杆率从2003年的15倍飙升至2008年的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攀升至33倍,高盛也达到28倍。华尔街利用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在次贷基础上设计出了系列衍生金融品: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CDO)、信用违约掉期(CDS)和CDO的平方、CDO的立方等,在高杠杆盈利模式下,放大了次贷的金融效应,铸就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传递链条。
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的因果关系,对次贷危机成因进行阐述:即利率上升―房价下降―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次级抵押贷款还贷困难―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信用紧缩―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的资金链断裂―金融资产缩水―投资衰减―金融恐慌―次贷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和新特征
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表现为国家金融的超级垄断、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的特征,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一种趋势。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
(一)金融资本高度虚拟化的资本主义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虚拟资本也在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品种,出现大量的金融衍生品,这些虚拟资本是对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再次虚拟。虚拟资本也成为当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体地位的资本形态。
(二)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的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生息资本为G―G’,实际上是省略了中间实体资本的增殖即G―W―G’。但发展到巨大金融寡头垄断市场的层面,金融创新使G―G’成了买空卖空的连锁交易,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运动,脱离价值决定价格的根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在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垄断实现高度投机,获得高额利润。
(三)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称霸全球
当代资本主义利用金融资本控制整个世界,通过美元霸权,特别是以纸币美元为武器影响世界。历史表明,经济震荡,由通货膨胀急剧变为通货紧缩,正是经济危机的一种症候;石油价格由过高急转直下转为狂泻,也是一种市场危机,反映了实体经济下降、需求严重不足,使石油产业遭到重创,达到以美元优势控制石油的目的。
当前美国GDP与虚拟资本的比例大体为1:36,其中有70%左右的泡沫。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跨越式地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把金融与工业的结合蜕变为脱离并统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世界。而与高科技结合,进一步引发由经济泡沫酿成泡沫经济,在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下,表明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超级虚拟化。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和在世界的金融霸权,折射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
四、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对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从美国的信贷政策、金融风险管理政策等角度出发,分析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属于操作层面和现象层次的分析;缺乏从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历史的角度的分析,不能认识危机发生的制度性原因。因此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出发,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源。
(一)从视角分析金融危机形成机制
马克思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建立在经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各方强制统一的一种方式。马克思将金融危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生产和商业危机先导阶段的金融危机;第二类是作为资本市场核心的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规律以及资本市场赌博投机的本质特征的金融危机。
1. 第一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认为,导致第一类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剩造成的。导致生产过剩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生产和消费的对立,在现实中表现为生产扩大与市场扩大之间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
第二,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主要方式,资本主义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动力,资本过剩从而商品过剩是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以商业信用为主的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导致商业货币的膨胀,进一步刺激了生产过剩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商业资本的独立化,商品价值的回流时间往往早于商品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容易产生虚假的需求;在商业货币不断膨胀下,这种虚假的需求积累起来,商品过剩程度进一步加剧。
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属性,它们决定了生产过剩的必然性。而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并不是商品过剩的必要条件,不是商品过剩的充分条件,只是加剧了商品过剩的累积程度。第一类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奏,其形成机制(图1)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之中。
2. 第二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将第二类金融危机成因归结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而导致的虚拟资本过剩。虚拟资本的过剩同样可能导致虚拟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而与货币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从而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引发金融市场的危机。
首先,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虚拟资本实际上是基于预期收益资本化的幻想的资本。
其次,虚拟资本是伴随企业资本扩张与商品流通发展而产生的,但却能摆脱生产和商业的束缚而依靠信用制度获得自身的发展。“虚拟资本巨大的扩张潜力与信用制度的过度发展相结合,为金融市场虚拟资本商品的过剩创造了条件”。
最后,虚拟资本特殊的运动规律极大地满足了资本家通过赌博投机实现价值增殖的要求。一方面,“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杠杆化”;另一方面,“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当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使得金融杠杆化的比例不断提高,以致虚拟资本商品过剩严重,一旦货币发生紧缩,将导致债务支付链条断裂,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第二类金融危机本质是在金融市场过度的赌博投机与信用制度的膨胀相结合的情况下,过剩的虚拟资本与货币形成尖锐的对立,最终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导致危机爆发。其形成机制(图2)揭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是危机发生最重要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与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截然相反,以房价下跌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为导火索,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部门开始,进而波及实体经济部门,造成实体经济部门的流动性短缺,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从而由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制度。
(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1. 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潜伏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马克思从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体现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潜伏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中,这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条件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对矛盾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构成了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商品所内含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决定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矛盾的进一步演变,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进一步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私有制使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越来越激化,具有深刻的对抗性和不可克服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
2.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有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商品经济内含的危机可能性转变成必然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使危机的产生成为现实。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中,货币越来越背离商品,虚拟经济越来越背离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
3. 金融资本的逐利性、贪婪性和杠杆性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一方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有逐利性和贪婪性;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经济发展,具有对生产强有力的拉动性。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并未改变,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在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阶段,为了创造业绩和赢得巨额利润,银行家们不断推出创新的金融产品,制造高风险的虚拟资本。利用金融资本的杠杆性,实行高杠杆的运营模式,通过将金融资产证券化、衍生化,从而获得巨额利润。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的高度膨胀,将直接导致金融危机。
4.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无法克服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金融危机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本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持续的影响,世界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
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
(一)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以往的危机多半起始于物质生产领域,然后向其他领域扩散,而这次危机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之后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以往危机大多表现为生产过剩,而此次危机在发达国家则是实物生产日趋萎缩,整个国民经济虚拟化。以往的危机表现为广大居民购买能力下降和消费不足,在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相当强的传染性和扩散性;此次危机则是这些国家各个阶层包括工薪层在内的超前消费或过度消费,国民经济形成了严重的“消费泡沫”;这次危机不仅扩散的面更广,几乎传播到了世界所有国家,而且传染更加迅速、更加猛烈。这些特点,都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演化相联系的,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特点。
(二)金融资本恶性膨胀,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在继续使用这种商品输出和不等价交换手段进行国际剥削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资本输出和资本直接剥削外国劳动的作用,国际剥削的重点已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国际剥削的重点由昔日的以工业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逐步向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转移。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本之所以积极推动这种转移,是因为金融资本的输出具有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所不具备的特殊的国际剥削和压榨功能。
金融资本已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和维护国际垄断资本所需要的国际经济乃至政治秩序的最积极的推动者。总之,金融垄断资本已成为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生活的主宰,在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其世界统治和盘剥的增强,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化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国民经济的虚拟化,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这次世界性金融风暴的形成,是金融垄断资本长期统治、横行的必然产物。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金融泡沫,而且使这些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日趋虚拟化。表现为:
第一、金融资本横行,金融衍生资本泛滥,金融资本越来越与实体经济相脱离。金融资本超前发展,资本家与生产过程脱离,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如今,全球金融交易额已达世界GDP的十倍以上。金融资本不仅在数量上是空前的,而且其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不仅完全脱离了生产活动,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而且凌驾于整个社会生产之上,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宰,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金融资本的发展。
第二、在金融资本泛滥的同时,实体经济却相对乃至绝对萎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以各种服务性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到上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相继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相对饱和,资本通过发展物质生产而增殖的途径日趋狭窄,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工业品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所谓产业空心化趋势。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实物生产领域向第三产业转移。银行、保险、证券等虽然能给资本带来利润、增加产值,但却不能为国民经济增加物质财富,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本身就含有泡沫成分,成为国民经济虚拟化的重要因素。
(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横行,进一步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增殖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脱离实体生产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转移的过程,也是国际垄断资本组织发展跨国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还表现为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的恶性发展、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和沉沦。不仅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和经营者在从事各种投机活动,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利用各种货币金融杠杆或货币金融政策从事国内外的投机活动。总之,金融投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一种基本途径。
(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权势的增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的虚弱性、垂死性更加明显
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从来都是不一致的,不仅广大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根本对立,而且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利益也有矛盾,而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矛盾和对立则在进一步暴露和加深;矛盾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全球化的浪潮,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强烈。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经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结束、新的动荡时期开始的一个突出的信号。从国际方面来看,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日益恶化。
六、结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对当前金融危机
的成因的认识,不应单从其体制层面和技术操作层面进行阐释,更要从制度层面、本质层面对其剖析。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可遏制地蔓延成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真理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需要从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规避和防范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张宇.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当前金融与经济危机[J].国外理论动态,2009,(7).
[2]蔡万焕. 国内关于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9,(8).
[3]黄小军,陆晓明,吴晓晖.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层思考[J].国际金融研究,2008,(5).
[4]沈炳熙.次贷危机与证券化[J].中国货币市场,2007,(11):12- 17.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传染;路径;防范对策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4-0043-02
金融的现代经济核心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但为其正效应所证明,其负效应――金融危机的破坏力也从反面提供了支持。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中,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金融机构倒闭数等最为重要。金融危机能够引起货币贬值,带来经济萧条,促成普遍的悲观经济预期?熏其中的任何一个指标的变化都足以中断正常的经济发展或促成经济的倒退。无论何种类型的金融危机,都拥有一个对经济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即国际传染。所以,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为范围更大的金融危机。而且,随着传染的扩展金融危机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往往从单纯的货币危机演化为经济危机,甚至影响政局的稳定,导致政治危机。从早期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危机,到近期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拉美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直至目前刚刚走出低谷的美国金融危机,无不如此。
引发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一些普遍因素主要有:贸易联系、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而且,随着金融的演进,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原因日趋复杂多样。尽管人们从实践中总结了很多有关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经验,也相应采取了亡羊补牢式的防范措施,但是,金融危机国际传染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频繁,破坏力也有增无减。因而,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路径并由此引申出防范对策,显得尤为紧迫。
一、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路径
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和理论研究的抽象性,使得人们对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分析存在多维视角。比如,从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发,把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归结为波及传染和净传染。前者是指危机国家恶化了另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涉外变量,如贸易净额赤字、外汇储备下降等,从而破坏了其原有的内外均衡,导致另一个国家经济出现危机;后者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诱发了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但却不能用宏观经济基础变量来解释。再如,从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出发,将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归为接触传染和相似传染。前者指通过直接的经济金融联系实现的传染;后者是指通过投机者行为实现的传染。源发国的危机迫使投机者纷纷调整自身的行为,包括重新评价相似国家的经济基础及政府的政策,调整资产结构自救,发动货币攻击获利等,从而使得另一国染上危机。借鉴以往的各种理论分析,结合历次金融危机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一般路径:实体经济路径和金融路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二位一体的开放经济。服从于分工的需要,市场经济衍生出金融这一范畴,它与实体经济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同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经济,这在国家层面上表现为经济的国际化,而在全球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重要,甚至在某一时期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更是如此。经济的国际化并不排斥贸易保护主义,而经济的全球化则以自由贸易为根基,虽然其未必促进国别经济的国际化,但是它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联系趋于紧密。正因为如此,发端于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会通过实体经济路径和金融路径传染到其他国家,从而形成范围更为广泛的金融经济危机。
(一)实体经济路径
实体经济传染是指通过实体经济关联而达成的危机在国家间的传导和扩散。其具体形式有:
1.贸易伙伴型传染。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恶化了另一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国家的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基础运行状况,从而令其陷入金融危机,这被称之为贸易伙伴型传染。贸易伙伴型传染有两个传导路径:其一是直接的进出口贸易传染;其二是间接价格冲击传染。前者是指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往往表现为本国货币大幅贬值,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加,从而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不但缺乏用于国际支付的手段,而且会成为投机者货币攻击的对象,最终成为危机国际传染的受害者。后者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同时促使贸易伙伴国居民进行货币替换,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而要求兑换外币的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诱发货币危机,进而形成金融经济危机。
2.竞争对手型传染。如果危机发生国和非危机发生国的出口市场相同,互为竞争对手,则会发生竞争对手型传染。即:货币危机使危机发生国的货币大幅贬值,由此降低了其竞争对手国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导致其宏观经济恶化。另外,因为竞争对手国可能采取竞争性贬值行动,从而诱发投机者对该国货币发起攻击。在通常情况下,一国与危机发生国的贸易联系越紧密,危机传染的概率就越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互补性的贸易结构,所以,其产品销售市场多为发达国家。众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出口竞争于同一发达国家的市场,而相互间贸易往来不是很多。故贸易伙伴型传染的影响力度有限,竞争对手型传染成为危机传染相对主要的渠道。
(二)金融路径
金融路径传染是指一个国家因宏观经济波动导致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进而导致另一个与其有着密切金融联系国家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从而导致该国爆发危机。或者虽然另一个国家与其没有密切联系,但基于预期而导致该国爆发危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日益呈现金融化的趋势。经济的金融化使得金融的核心地位日益显现,对与之相对的实体经济的渗透作用与日俱增。与此同时,金融对外影响也越来越强。国与国之间的金融联系较之实体经济联系更为便利和紧密,这一点集中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一体化,从而在金融危机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刚刚走出阴影的美国金融危机在这方面体现的最为充分。金融路径的具体传染渠道有:
1.金融机构渠道。金融机构不但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和内部关联性,而且是各国金融联系的重要纽带。当某金融机构在危机国利益受损后,为了达到资本充足率和保证金要求,或出于调整资产负债的需要,金融中介机构往往大幅收回给其他国家的贷款,并且没有能力给其他国家提供新的贷款。如果该国缺乏足够的国际储备,金融管理水平不高,就很难应付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造成的冲击,结果陷入了危机。
2.资本市场渠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传染还可通过资本市场渠道进行传染。因为当今资本市场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市场,极易发生波动。当机构投资者在一个市场上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往往会在其他市场上出售证券获取现金以便补充流动性;即使不遭受损失,也会基于风险和预期心理重新进行证券投资组合,以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这个组合会随着风险与预期的变化而相应调整。所以,一个市场的资产收益在一些投机者的冲击下发生变化,会导致其他市场证券组合的改变,从而把危机传染到该证券市场所在国。尤其重要的是,预期效应使得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可能会传染。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投资者对另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与预期,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作用下而产生“羊群效应”,进而导致投机者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冲击,最终染上金融危机。
二、防范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对策
上世纪90年代爆发的一系列波及多国、影响巨大的金融危机,引起许多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新近走出阴影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凸显出有效防范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急迫性。虽然引发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因素众多,但是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染都要通过具体的路径进行。因此以路径为基础的政策措施对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有效防范是关键性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
1.建立预警信息系统。即预先测知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从而提前采取措施进行应对。一个国家应当建立一套关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预警指标体系。预警指标系统包括一系列易受溢出影响和传染影响的预警指标,这些指标可以被用来对本国可能遭受的传染进行预警。这些变量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的表现与正常或平稳时期更显著地存在着系统性差异,从而能够通过密切观察这些变量使一国政府预先感知传染的可能性和方向,进而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遭受危机传染或减轻传染的影响。
2.增强实体经济与金融的抵抗力。改善实体经济自身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建立内外均衡协调的国民经济生产、流通体系,增强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可替代性,为抵御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提供基础条件,这也是一个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强化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与控制能力方面的监管,优化银行组织结构。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运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增加市场透明度,加强对市场参与者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监管,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以保证市场的安全性和增强投资者信心。适时增加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并保持适当的金融市场开放度和集中度。
3.完善关键性防火墙制度。最为核心的是要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缺乏灵活性的汇率制度易于受到攻击,并且往往对危机产生加速作用。所以,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经济形势确立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以及其他介于二者中间的汇率制度,只要是适合本国需要的就要采用。合理开放本国资本市场也是不可缺少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都表明:超越发展阶段的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目的。特别是对于各种制度还很欠缺的发展中国家,过早全面开放会适得其反,极易遭受外部金融危机的传染。因此,必须合理确定开放次序、进度和程度,预先考虑设立危机应急系统。
4.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金融愈发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发展,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累积了大量的风险,国际货币体系波动频繁。每次金融危机都要发生的国际传染,事实上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如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危机冲击下而形成的一个过渡体。不但使美元失去了制约,而且滋生出巨大的汇率波动风险。因此,必须加强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双边或多边协调与合作,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发挥国际性金融组织在信息披露和政策协调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地区性经济金融合作,加强对投机性资本流动和衍生金融产品开发及交易的管制。
参考文献:
[1]张志波,齐中英.基于全球经济大系统的金融危机传染机理研究[J].商业研究,2006,(13).
[2]王京宝.简论金融危机的防范[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3).
[3]宋海燕.金融渠道的危机传染及其防范机理[J].南开经济研究,2003,(4).
【关键字】金融危机 演进 冲击
一、文献综述
金融危机作为对实体经济具有严重破坏力的经济活动，长期为政府部门、实业界和学术界高度关注。IMF（1998）根据金融危机的根源、影响范围与程度，将金融危机划分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和系统性金融危机四个类别。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出现了第一代至第四代金融危机理论和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是针对墨西哥、阿根廷货币危机等的分析。第一代危机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货币危机的演进是政府政策失败的结果。强调的是制度性缺陷与政策不协调性导致货币金融危机，尤其是市场投机中的制度性缺陷（Flood，1984）。
第二代金融危机模型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货币危机，尤其是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危机和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Obstfeld （1994、1996）扩展了Gordon（1983）的规范性政策选择模型，讨论了开放经济体中的货币政策选择问题。
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及其模型，通过兼顾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分析，尤其是以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的金融危机模型将微观变量（金融中介）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可以较好地解释金融危机。
很多学者（Krugman，1999）引入了国家资产负债分析，强调一个经济体（包括企业、部门、国家等）所面临的内外失衡、期限错配、货币错配、资产结构错配和偿付能力问题等在金融风险累积和金融危机爆发蔓延中的作用，从而建立起相应的金融风险和危机分析框架，这就是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
二、金融危机的演进
金融危机通常被认为是对经济体系中不健全的部分进行的“自残式”的自我矫正，尤其是对市场和制度失灵的“清算”，触发金融危机的因素有内部、外部和内外结合之别。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全部或者部分金融指标（比如短期利率、资产价格、企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等）都发生了急剧的恶化甚至造成整个金融行业的困顿，并对经济基本面产生巨大的冲击（IMF，1998）。
第一，金融危C孕育阶段。很多研究认为，政府政策过失和制度缺陷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土壤。在Minsky和金德尔伯格看来，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是“错位”，包括政策与制度之间的错位、政府与市场的错位等。Valencia （2008）通过分析1970～2007年共计4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得出结论，金融危机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比如巨额的贸易逆差、债务）、过度的信用扩张和外部冲击等的产物。金融危机的爆发一般都是和经济萧条之后的扩张相联系的，与经济扩张相伴随的信用扩张一般是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尤其是银行危机，大部分与信用过度扩张直接相关。Mendoza （2008）对1960～2006年49次信用扩张（工业化国家27次，新兴经济体22次）的研究表明，经济扩张过程中信用急剧扩张带来了公司、银行业和整体经济的潜在脆弱性，总之大部分金融危机都和信用扩张紧密相关。
第二，金融危机引发阶段（这个阶段被Minsky称为“财务困难”阶段）。随着投机性繁荣的继续，利率、货币流通速度和资产价格等都大幅上升，整个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一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大大增加。此时市场预期已经发生变化，大幅上升的资产价格使得市场预期未来资产的价格将更高，市场预期和信用扩张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从而产生泡沫，危机的爆发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第三，金融危机爆发阶段。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如果金融机构是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那么市场下跌仅仅会影响到机构自身。但金融中介超乎“中介”的职能，而成为一个市场投资者，往往以高杠杆率举债投资，且具有内在传染性。传染性使得财务困难并不是问题的终结，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短缺，整个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发生逆转，市场开始出现巨量的恐慌性卖出，资产价格急剧下挫，投资者纷纷溃逃，大量金融机构破产，最后演化为金融危机。
第四，金融危机深化阶段。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产价格大幅下挫，金融机构大量破产，金融市场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功能受到重创，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部门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即金融危机演化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深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由于金融机构的多国经营造成不同市场的溢出效应（IMF，1998）、蝴蝶效应和羊群效应，通过贸易和金融等渠道的金融危机可能在区域（如东亚金融危机）甚至全球范围内（如美国次贷危机）传导，进而对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三、金融危机的冲击
政府失败的政策和金融市场的各种“理性”行为可能导致整体的非理性，即出现所谓的“囚徒困境”， 实际上是丧失了对现实的理性感觉，甚至是某种近似于集体的歇斯底里或疯狂（金德尔伯格，2007）。这些崩溃性的金融动荡，不仅导致资产价格下挫、金融机构破产和金融行业危机，而且冲击实体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甚至破坏全球经济的基本面。
金融危机还可能引发经济衰退。银行危机爆发之后，对挤兑的担忧导致存款人大规模提前提取存款，各国金融危机主管机构不得不因此提高准备金率，银行也必须增加流动性强的资产（Aricciaetal，2005）。
金融危机爆发还将影响金融稳定性。金融机构所从事的证券化和高杠杆操作，容易使得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被数倍放大或缩小。总体上看，金融危机使得货币供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中央银行的控制，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的支配（比如货币乘数的变化），从而严重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
金融危机的破坏力还表现在破坏了金融市场的资金融通功能。1930～1933年是美国历史上金融体系最艰难、最混沌的时期。1933年3月，银行破产达到，银行体系瘫痪，违约和破产程度严重，影响了除联邦政府之外的几乎所有借款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基本上丧失了再融资功能，使得市场的整体流动性大幅萎缩（即信用骤停），进而产生流动性危机。
参考文献：
[1]恩格尔曼等（2008）：《剑桥美国经济史》（中译本，第三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国家统计局（2008）：《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
关键词：金融危机；预警；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85-02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金融危机频繁的爆发关于金融危机预警方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不断涌现。Abiad（2003）将金融危机预警方法以1997年为界分为1997年前的经典预警方法和1997年后的预警方法的新发展。1997年前的经典预警方法主要包括：刘遵义（1995）的主观概率法；Frankel和Rose（1996）的概率单位模型（probit model）；Sachs、Tornell和Velasco（1996）的截面回归模型；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7，1999）的“信号方法”（signal approach）。这些方法之所以称为“经典”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方法出现的较早，更重要的是即使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法仍然是一些研究机构或政府部门进行金融危机预警的主要方法，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危机早期预警系统DCSD模型就是在概率单位方法和信号方法的基础上发展来的。1997年后的预警方法主要包括：Nag和Mitra（1999）的人工神经网络（ANN）模型；Kumar、Moorthy和Perraudin（2003）的Simple Logit模型；Abiad（2003）的Markov-Switching方法。
一、经典的金融危机预警方法
1.主观概率法。刘遵义（1995）在联合国世界经济秋季年会上作了题为《下一个墨西哥在东亚吗？》的报告，这使之成功地预测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也是危机事前预测最成功的典范。首先报告中选择了9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以及已经爆发危机的墨西哥。其次报告选择了10项指标进行研究。最后以墨西哥为参照对各国的10项指标分别进行评价，表现好记为“√”，表现差记为“×”，并以“一国表现较差的指标个数/总指标个数”作为该国发生危机的主观概率。这一方法简单直观、易于操作，但研究中以墨西哥危机为参照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与墨西哥危机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因此一些关于危机预警的综述中并不包含这一方法，但笔者认为就这一方法事前预测效果而言是其他一些预警模型所远没有达到的，因此不应忽略此方法在危机预警中的重要位置。
2.FR概率单位方法。Frankel和Rose（1996）将离散选择模型引入危机预警研究，以105个发展中国家1971―1992年的季度数据建立了二元Probit模型（离散选择模型中的一类）。在这一模型中因变量为危机变量Y，是一个离散的而非连续的变量，当危机发生时取1，当危机未发生时取0。Berg和Pattillo（1998）对FR模型的预测效果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模型样本内预测效果并不理想。Bussiere和Fratzscher（2002）从两个方面对FR模型进行了改进。FR模型经过不断的改进已经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危机预警方法之一，而这一方法也被推广到了企业的财务危机预警以及银行流动性危机预警等方面。但它也存在一些缺陷，影响了其预测效果。首先“多重估计”的存在增加了模型预测误差；其次在危机定义和指标选择等方面没有考虑国别差异。
3.STV截面回归模型。Sachs、Tomell和Velasco（1996）利用20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建立了STV截面回归模型。虽然这一方法不能预测危机发生的时机，但它能够有效的判断哪些国家受到危机的影响较大。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危机指数（IND），它等于外汇储备下降百分比和汇率贬值百分比的加权平均。解释变量分别为：实际汇率贬值幅度（RER）、信贷繁荣度（LB）、外汇储备虚拟变量（DLR）、基本面虚拟变量（DWF），则STV模型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IND=β1+β2RER+β3LB+β4RER・DLR+β5LB・DLR+β6RER・DWF+β7LB・DWF （1）
其中，信贷繁荣度用私人贷款增长率表示；当储备/M2处于低四分位中时，DLR值为1，其他为0；当RER处于低四分位中或LB处在高四分位中时，DWF值为1，其他为0。
STV模型应用最大的制约就是样本的选择，估计模型必须有一组相似的危机国家的数据，而在现实中这是相当困难的。另外，就模型本身而言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解释变量较少、危机指数定义不全面、模型线性假设是否成立等。
4.KLR信号方法。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d（1997）建立的信号方法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危机预警方法，Kaminsky（1999）又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完善。信号方法的基本思路为：首先根据已有的危机理论选择可能的预警指标；其次根据指标的历史数据判断指标的预测能力极其“阀值”。最后利用这些危机先行指标发出的信号合成危机指数。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d（1997）通过对25篇关于危机研究的汇总选择了15个货币危机先行指标进行研究。假设每个指标都存在一个“阀值”，当该指标在某月超过这一阀值时就认为发出了危机信号，即该指标预测未来24个月会发生危机。如果24个月内确实发生了危机，则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好信号；如果24个月内没有发生危机，则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坏信号或噪音。根据“噪音―信号比”指标，使这一指标达到最小就可求出“阀值”的具体水平。Berg和Pattillo（1998）利用亚洲金融危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FR、STV和KLR三种方法的预测能力，结果发现FR概率单位法预测效果最不理想、STV截面回归其次、KLR信号方法预测效果相对较好。但信号方法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信号方法不能预测危机发生的时机；其次信号方法在指标选择上有一定的倾向性。
二、金融危机预警方法的新发展
1.ANN人工神经网络模型。Nag和Mitra（1999）提出利用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模型建立货币危机预警系统。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是一种模仿生物神经网络行为特征进行分布式并行信息处理的数学模型，是近几年发展较快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模型由多个神经元组成，网络单元的输入输出特性以及网络拓扑结构都决定了模型信息处理功能。Nag和Mitra（1999）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1980―1998年的月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并将其结果与KLR信号方法进行了比较。ANN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富有弹性的样本以及允许变量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但这一方法也存在不足。首先由于大量的变量和神经层的存在模型会过度拟合。其次是ANN的先天缺陷――黑箱，即模型不能估计参数因此指标的具体表现也不得而知。
2.Simple Logit模型。Kumar、Moorthy和Perraudin（2003）提出了基于滞后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的Simple Logit危机预警模型。这一模型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其对危机的定义，主要考虑利率调整引起的汇率大幅度贬值，而传统的方式是利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进行危机定义。模型中为定义危机建立了两个模型，即未预期的贬值冲击（unanticipated depreciation crash）和总贬值冲击（total depreciation crashes）。模型中还引入了滞后宏观经济变量和金融变量，通过对32个国家1985―1999年的月度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模型得到了样本外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外汇储备和出口的下降以及实际经济的虚弱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另外危机的传染性对于危机的发生也非常重要。模型对于1994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以及1999年巴西危机的预测结果比较理想。虽然Simple Logit模型取得了较好的样本外预测效果，但模型只用利率、汇率等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定义货币危机并进行预警，模型中并没有考虑外债等其他因素对危机的影响。
3.Markov-Switching体制转换方法。马尔可夫体制转换方法（Markov-Switching Approach）是体制转换模型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方法。该方法认为时间序列发生体制转移的实质是该变量各个状态的概率分布发生了变化，按照变量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概率是否变化该模型可分为固定概率体制转换模型和变动概率体制转换模型。Abiad（2003）选择了22个危机预警指标，利用变动概率体制转换模型对五个亚洲国家1972―1999年的月度数据进行了研究。其实证结果显示，如果以50%为临界值模型成功预测了样本中65%的危机和89%的平静期。Arias和Erlandsson（2004）在估计方法上对模型进行了改进，利用1989―2002年的月度数据对六个亚洲国家（加入新加坡）进行了研究。如果以40%为临界值，模型成功预测了样本中71%的危机和90%的平静期。虽然马尔可夫体制转换模型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理想，但不足仍然存在。首先“不转移”这个零假设在实际检验中比较难操作。其次似然面（likelihood surface）可能有多个局部最优解。
结论
本文对目前主要的几种国际金融危机预警方法进行了综述，而除了以上这些方法外，“后1997时期”在金融危机预警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如Collins（2001）潜在变量阀值模型、Blejer和Schumacher（1998）在险价值（Value-at-Risk）方法、Zhang（2001）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Ghosh（2002）二叉树模型等。中国学者也运用这些方法对金融危机预警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学者们对各种预警方法的预测效果仍然存在分歧，各种方法都有优势也都存在不足，对于不同危机预警方法的效果也不一致。
参考文献：
[1] Abiad,Abdul.Early-Warning Systems: A Survey and a Regime-Switching Approach[R].IMF Working Paper,2003, WP/03/32.
但这次则全然不同。各种指标表明亚洲的经济正在恢复正常，甚至是复兴。在西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们仍然看不到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意义。尤其是美国，人们一直在期望美国能够做领头羊。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拯救”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考量，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也会进一步影响本国的经济。但至少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能够扮演此种角色。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尽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却能同时用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拯救危机，因为它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
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超越了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转好就和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
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
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
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战指的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中国模式是个统称概念，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最为重要的指标。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无穷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社会正义和环保压力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应付，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就很难持续。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可持续性、环保和社会公平成为了新模式的主题词。
转型机会的流失
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消费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庞大刺激计划的产物，是大量投资驱动的。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的坏账？中国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如果这次大规模的投资再次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那么就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在刺激内需方面，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各种金融和经济的举措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还是缺失，就是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