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2-28 17:04:5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科技进步的表现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环境问题；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8)01-0011-07
自然原因和人类因素均能导致环境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从可控性和紧迫性来说，我们应更加关注人类因素造成的环境问题――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界并引发自然界产生不利于人类的环境效应即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问题。弄清这种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机制，是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结果的重要前提。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问题的探源研究，几乎都忽视了“科技进步非对称性”这一重要因素，至今未能取得公认一致的科学性结论。本文拟在分析环境问题探源研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环境问题产生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原因说”，并基于此提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对策。
1 环境问题探源研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环境问题的探源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诸多流派或观点，但最有影响的是“经济发展原因说”和“科技原因说”。
1．1 “经济发展原因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环境问题探源研究中，基于对现实的直觉，人们很自然地把视线聚焦在经济发展上，因而“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成为环境问题探源研究的主题和焦点，而其研究成果则首推“零增长理论”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震撼世界的著名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提出了“零增长”对策，因而被称为“零增长理论”。它认为环境污染等问题是经济增长造成的，因而主张经济“零增长”。尽管《增长的极限》一书唤起世人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使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所认真考虑的中心课题。但其“零增长”的主张则被认为由于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所固有的特征和规律而遭到不少未来学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等的强烈反对，也几乎不被各国政府所接受。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是非常值得玩味的理论成果，它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倒u型走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污染或破坏会随经济的增长而加重，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水平时环境污染或破坏程度达到最大，而后经济继续发展，环境污染或破坏却随之下降，环境质量逐渐变好。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最早是Grossman和Krueger在1991年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影响时提出的。1992年Shafik和Bandyopadhyay在为世界发展报告做背景研究时对EKC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其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并借用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来描述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之间的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因而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
EKC假说提出后，其结论受到学界激烈的争论和质疑，从而引发了检验性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热潮。10多年过去了，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国内的这种研究至今热度不减。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却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仅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且也存在着正u型、N型和同步等多种其他曲线关系。显然，这种具有多种不同结论的研究，不仅影响其学术价值，关键的是它并不能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问题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因为在EKC假说及其支持者看来，环境恶化也好改善也罢，都是经济增长造成的，因而决策者很难依据这样的结论来制定经济与环境双赢的两全之策。若再把正u型、N型和同步等关系的研究结论考虑进去，那就更加剧了“理论”指导的混乱，更陷决策者于左右为难之境地了。
EKC的国别或区域研究也试图预测正在恶化之中的环境质量逆转的拐点，即经济增长达到多高水平，环境质量才会发生持续能行的好转。但是，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即EKC假说及其检验研究存在着一个隐性假设，即“经济发展始终是可持续的”或“不存在生态阈值”。实际上，任何地方的环境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都存在一个特定的生态阈值。环境污染或破坏一旦超过“生态阈值”，就会导致环境灾难，导致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的丧失。而在EKC拐点之前环境恶化程度就超过“生态阈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我们目前还很难确切地知道一国或一地的“生态阈值”处于何位，因此，预测EKC拐点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EKC研究把经济发展作为影响环境问题的变量，在大方向上也许是可取的。因为很明显，人类的经济活动对当今环境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如果处于恶化之中的环境问题能够得到最终解决的话，那也只能是发生在未来。一般而言，未来的经济一定会比现在有所发展，EKC假说好像就反映了这种现象。
但是，EKC假说及其有关研究将环境恶化或改善简单而笼统地归罪或归功于经济发展是有问题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不能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什么能动积极的对策，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关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不一致的多种结论本身，实际上就已经是对EKC假说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本身的否定。其实已有学者认为，EKC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虚幻的、经不起推敲的或可能是错误的。
EKC假说及其检验研究大方向是对的，但却错在它的方法上：①笼统地把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程度相关联，是一种从外部考察“经济一环境”系统的“黑箱”方法，这种方法缺乏分析性，短于深刻性，因而难以揭示环境污染发生的内在根源与机制。②不适当地采用了类比方法。目前的EKC检验研究，多是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这是典型的类比方法。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于像天体演化等自然现象的研究，而将它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就会降低其结论的普适性。因为同类社会现象的同质性远比自然现象为差。比如，发达国家当初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借鉴了发达国家过去的教训，显然不会走至少不会完全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而采用国际面板数据进行类比，实际上是把发达国家的过去与发展中国家的今天的情况等同化了，这样的类比研究其结论的普适性是难以保证的。
西方经济学用“外部性说”或“市场失灵说”等来解释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原因，但这并不是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或根本原因。因而它所提出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措施，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效果上也是非常有限的。
环境污染或环境质量演变的路径，并不笼统地决定于经济发展本身，而是有着经济活动背后的某种深层次原因。
1．2 “科技原因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直接从人类经济活动所依仗的科技手段上探求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更深刻一些。“科技原因说”正是从“环境经济科技”的关系来追溯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这比之直接从经济发展的结果来追溯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的“经济发展原因说”深入了一步。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科技原因说”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①这类研究几乎停留于思辨性的论说，虽然具有一定的哲学深邃性，但却损害了这类研究的实证性和科学性。②这类研究多是着眼于科技进步“双刃剑”带来的负面结果而非针对作为原因的科技进步的结构和功能。由于这类研究把环境污染或破坏笼统地归罪于科技进步，因而导致像《增长的极限》的作者和其他一些学者据此否定通过科技进步改善环境的可能性。
实际上，环境问题探源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为现实地解决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而非单纯地消除环境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指南。“科技原因说”笼统地将环境污染归因于科技进步，并最终否定科技进步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作用，是不足取的。因此，“科技原因说”有待于向“科技结构原因说”发展，向实证研究深化。
2 环境问题的人类根源：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科技进步是人与自然或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桥梁。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科技进步不仅应该具备生产力功能，而且也应具备环保功能。环保也是生产力，而且是长远的生产力。但是，传统的经济学多从生产函数――“产出=f(资本，劳动，时间)”来理解科技进步，认为当产出的增加大于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时，就发生了科技进步。这种经济视角的科技进步观，仅将科技进步的功能限于经济，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的天然联系，缺少大系统眼光和历史眼光。
人类科技进步活动构成地球的科技圈，它不断地改变着经济圈(遍布全球的经济活动)的方式、内容、强度和规模。经济圈对生态圈的冲击会引起一定的生态环境效应。人类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或效果决定于功能不同的各种类型的科技进步力量的对比。而自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正是由不断被强化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所导致的。
2．1 科技进步的类型与功能
自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在变迁中分化出A、B、C三种类型。
A型科技进步是一种具有开发和生产功能而客观上却容易造成环境问题的科技进步。它能为其实施者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又会由于实施不当或实施规模过大而造成环境问题。
B型科技进步是一种具备环境治理和环境优化功能的科技进步，属于环境科技进步的范畴。其实施能为社会带来环境效益和远期经济效益，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C型科技进步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兼有经济功能和环保功能的“绿色”科技进步，如清洁生产技术、循环经济技术等等。它被用于经济活动而不会对环境构成负面影响(或对环境影响很小)。但它会通过科技进步的替代效应(以C型科技进步替代A型科技进步)减轻环境污染。
2．2 科技进步的类型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获得了非对称性的进步，即A型与B、C型科技进步在内容、水平、速度和实施规模上不相匹配、不相适应：A型科技进步由于受到特别重视而得到有力的推动和规模化实施；而B、C型科技进步则往往不被重视而较少得到推动和实施。其结果是，前者在水平、成果数量和实施规模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而后者则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我们把A型与B、C型科技进步的这种不匹配现象称为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科技进步非对称性一般表现为：①在科学进步方面，人类非常重视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研究和认识，这种研究和认识活动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带来了相对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创新；而对人类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及其机理的认识要被动和落后得多，这方面的知识相对贫乏。②在技术进步方面，人类在A型技术的研发投资、成果产出及成果推广应用规模等方面远远甚于B型和C型技术。
我们可以用A型与B型科技进步各项指标(如R&D投入、科研人员数量、成果数量、成果转化率及扩散规模等)之比即A／B来衡量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程度。该比例越大说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程度越高，反之越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是反映科技进步的经济功能与环保功能比例失调的指标。当A型科技进步一花独秀时(如工业革命后很长时间)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就日趋严重；而当B型科技进步所占比重上升或(和)c型科技进步替代A型科技进步时，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就会降低(见图1)。
2．3 环境问题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科技进步非对称性与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环境问题=f(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如图2所示。
这种关系表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是环境问题产生的人类根源。
由于到目前为止各国尚未曾设计和采用反映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有关分类统计指标，这使我们难以用相关数据对“环境质量一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相关性作数理方面的实证分析。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用科技进步和环境问题演变的历史事实，对环境问题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因果关系作出令人可信的定性实证分析或检验。
在更早以前，科技进步和环境问题并不突出，而自18世纪以A型科技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欧洲科技革命开始，情况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A型科技进步单打独进，催生出了工业化，并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但是，由于缺乏B型科技进步的匹配作用，因而A型科技进步给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主要是煤污染)，城市环境的污染成为工业革命最具灾难性的后果之一。阿・汤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断言，产业革命的烟雾所带来的破坏要多于创造，保罗・霍根也曾指出，“自18世纪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损害比整个史前时代造成的损害还要大”。20世纪30年代以后，石油科技进步(也属A型科技进步)又在煤污染的基础上给环境带来石油污染。治理煤污染和石油污染的B型科技进步尚未跟上，到20世纪60年代后，化工技术尤其是有机化工技术(仍属A型科技进步)的问世和大规模应用，又为环境平添了一种全新的化学污染。多重污染的叠加，使环境问题雪上加霜，最终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一60年代环境公害事件的大爆发。18世
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的200年，是欧美和日本A型科技进步独领(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加剧)和经济大发展的200年，也是环境退化加剧和全球气候变暖的200年。
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终于激怒了人们，20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以此为契机，B型科技进步开始有了良好的势头，部分学者也认识到技术进步非对称性问题的存在。70年代以后，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B型科技进步逐步催生出“第零次产业”――环境产业，“环境友好型”的C型科技进步也逐步得到重视。此后不少发达国家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状况得到某种改善，从而其环境恶化状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改善。
但是，全球环境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被遏制住，其原因依然是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在作祟：①虽然B型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但A型科技进步速度更快。②某些发达国家通过贸易途径将污染产业和危险废物向国外转移，削减了本国A型技术的应用规模，改善了本国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和环境恶化状况，但却恶化了引进国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和环境。③虽然原有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同时又有新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问题的产生。知识经济中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A型高科技进步给世界带来了电子垃圾、电磁波的辐射、基因污染和基因安全、纳米技术的安全性、电子信息污染等问题，而相应的B型高科技进步并未能及时为我们提供相应的污染治理手段。新老环境问题的叠加使全球环境问题更加复杂和严峻。
综上所述，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及其演变是环境问题产生和演变的背后根源，当然它也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走势的成因：在EKC的左半部，环境污染之所以趋重，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增长增长所依赖的是非对称的科技进步。而在EKC的右半部，环境问题之所以会得到改善，则是由于人类逐步自觉或不自觉地遏制或纠正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结果。“环境污染一经济增长”的N型、同步和u型等曲线关系也是相应领域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演变的结果。
实际上，按照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理论，无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还是经济发达期，只要我们能够使A、B、C各种类型的科学技术按其功能匹配地发展，就会避免陷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并存的“怪圈”之中，实现人与自然或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夙愿。
3 影响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存在和演变的因素
如何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或纠正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呢?这主要与影响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存在和演变的因素有关。
3．1 科技进步成本效益反差律
在A、B、c三种类型的科技进步中，存在着较大的成本反差和效益反差。
一般而言，在科学进步方面，人们对正面或正向的问题的认识总是容易一些，而对其逆向或负面问题的认识相对较难，比如：①数学上的加法、乘法、乘方等正向运算相对比较容易，而其逆运算的减法、除法和开方等相对较难；②弄清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机理或规律也往往比弄清技术应用的正面效应的机理要困难和费时。如人类对煤、石油等作为能源应用时所导致的污染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B型科学进步)要比对煤、石油等可作能源使用及其机理的认识(A型科学进步)要难得多。因此不难理解：人类从发现酸雨现象到真切地感受和认识到酸雨的危害，竟然经历了一百多年。生态学、环境科学(属于B型科技进步)在A型科技进步导致环境问题达100多年之后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即使到今天，人类对环境自净能力、环境污染及其危害机理等尚未认识清楚。
科学研究只是为解释或理解客观现象提供了一种模型，而要解决实际问题还要进行艰难的技术开发，也需要更多的投入。同样，在技术进步方面，由A型技术进步到B型技术进步，再到c型技术进步，其难度或投入是递增的。例如，一般能源(如化学能、水能、风能等)技术均属A型科技进步，人类没有费太大的功夫就掌握了。可控核聚变能源是储量巨大而且十分清洁的能源，人类如能突破和掌握这种技术(c型科技进步)将会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无限光明，但是这太难了。
难，往往意味着技术高，意味着费事耗时，意味着开发成本和初期使用费用高，但也很可能意味着成本下降空间大，意味着长期经济效益好；难，导致C型高科技进步滞后，但是，一旦获得突破，人类就会受益无穷。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一般而言，“理性的”人类在作选择时往往不会舍近求远或舍易求难，而是会先易后难。因而科技进步演变的规律大致会是：A型技术进步在先，尔后是B型技术进步跟进，而最终人类将以C型技术进步为主导――这时人类将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极度发达的新时代。同时，这也是科技进步非对称性产生、强化和向着改善的方向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破坏容易而建立难。毁坏一件东西要比制作一件同样的东西容易得多。同样，环境的“破与立”也是如此。生态环境可以毁于一旦，而恢复已经恶化了的生态环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建设或改善环境是一个非自动的需要消耗能量的有序化过程，而破坏环境是一个自动的无序化过程。可见，污染和破坏环境是经济代价和时间代价都极高的事情，我们显然不能再走抛开环境问题去发展经济的老路，而是要通过改造和优化科技进步的结构与功能，使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个目的服务。
3．2 市场竞争机制
市场竞争机制对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具有巨大的强化作用。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经济人”追逐内部的(局部的)、直接的和可预期的(近期的)经济利益几乎成为经济秩序。而A型科技进步恰恰能够成为“经济人”们实现经济目的的有力工具，因而A型科技进步能够博得市场的青睐，能够获得“经济人”大量“货币选票”的支持。B类科技进步成果的实施或应用往往因其周期长、市场效益低、反应慢而令“经济人”人望而却步，而且它为社会带来的诸多“好处”对于“经济人”来说是外部的，因此B类科技进步很难获得与A类科技进步相匹配的物质支持和发展。
市场化的工业经济更使人类尝到了高经济增长的甜头，悟出了发展经济的硬道理。200多年来，英国教会了人们如何进行生产，美国则使人们学会了如何消费和享受，从而把人类引向了物欲极度膨胀的非理性境地。在市场经济中，为了发展经济，为了能够更多地从自然界攫取，A型科技进步常常会被推向它的顶点，这也就必然会把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推向它的极端。
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选择可能是理性的，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它的行为却表现出很大程度的非理性，因为它导致负的外部性的经常性发生，从而导致整体经济效率或长远经济效率的降低。而在科技进步被经济增长目标牵着鼻子走的情势下，科技进步则很难在解决负的外部性问题上有所作为。
3．3 环境经济政策
软弱的不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则会姑息和容忍科技进
步非对称性的存在甚至强化，而严格的、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则可以使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得到超前的遏制和纠正。
环境经济政策是调节“经济人”的行为、弥补市场失灵缺陷的工具。然而，目前人类控制自身的政策能力却弱得难以与人类开发自然的技术能力相匹配。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进步非对称性问题主要不是人类的科技进步能力问题，而是科技进步导向问题或环境经济政策(制度)问题。
严格的环保经济政策能够引发创新，推动科技进步尤其能够促进B、c型科技进步，从而降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而且，在强有力的B、C型科技进步的支撑下，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有效的执行，因为B、c型科技进步能够为直接消除、避免或显著降低经济活动的负的外部性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手段。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强势的，而环境政策却是弱势的，两者处于极度不对称状态，这实际上是容忍或默许科技进步的非对称性的存在甚至强化，从而导致环境问题的持续恶化。虽然我们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尤其在口头上是如此，但是比起对经济的重视，环境保护仍处于次要地位――至少在实践上或实际效果上是如此。最近二三十年来，各国对于环境保护所要达到的水准日益严峻，但经济增长却没有受到阻碍。在中国，经济增长计划可以毫不含糊地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而环境保护目标却可能会打折扣，如“十五”期间污染物总量削减是所有国民经济指标中惟一没有完成任务的指标。
经济与环境两种政策的非对称性状况之所以难以扭转，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在感觉和认识上仍然严重地受制于传统的经济学观念。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环境与经济是竞争关系，环境保护的机会成本太高，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很明显，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经济唯上论”。但是，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则认为环境与经济是共生关系，他在1991年提出环境保护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主张，认为严格的环境保护能够引发创新，抵消成本，这不仅不会造成厂商成本增加，反而能产生净收益，使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这被称为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
传统经济学注重考察资源(不包括环境)的近期或短期配置效果。而从短期看，实施较严格的环保政策，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因为企业环保的投入资金是昂贵的，这是和企业的商业目的是相矛盾的，因而谁投资环保谁就会吃亏。
然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强调包括环境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配置及其相互影响的长远效果。适当严格的环保政策会使厂商从长计议，激励其B、c型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这不仅会减少污染，同时也会由于产品质量的改善和生产成本的降低而提高生产力和产品竞争力。因此，谁积极投资环保尤其投资环保科技创新，谁就有可能在B、C型科技进步方面占得先机；而在消费者环保道德意识不断提高和环境标准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的背景下，谁能够占得B、C型科技创新的先机，谁就能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谁就会赢得环境与经济的双重竞争优势。美国PPG化工产品公司中国地区总经理叶维佳在回答记者“环保投入是否会给企业带来商业回报”的问题时曾谈到：“如果全社会的环境道德水平普遍提高，而且，如果有科学合理的环保政策，有健全完善的环保法规法制，企业完全可以将环保成本内部化，高质量、高环保标准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但是，必须要有给定的那些前提”。言外之意：如果环保政策科学合理，并有健全完善的环保法制――保证大家都能公平地遵守，消除执法不严导致的囚徒博弈中的侥幸行为，那么投资环保会带来商业回报，不仅不会影响而且还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显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最经济的环保路径应是在环境问题出现前就积极投资环保，因为“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太高了。然而，如今企业在环保投资方面却举步维艰，这既是企业短视经济观念使然，更重要的还是环境政策方面的问题。严格而合理的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制会使厂商的行为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主张保持一致。
在实行严格的环境政策的初期，国家应在B型科技进步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将既有利于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又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给企业以明显的环境政策趋紧的调控信号，迫使企业作长远环境科技创新的打算。企业则可以把技术创新重心的放在推动C型科技进步上。
2005-2006年，福建省全省市、县、区科技进步考核共有86个市（县、区）参加（其中有8个市，72个县，6个区）。经省科技进步考核专家组的评审，推荐通过考核的共54个地区，占全省市、县、区总数的62.79%，其中包括4个设区市、45个县（市）、5个城区。从总体上看，本次全省市、县、区科技进步考核工作进展顺利，申请并通过考核的市（县、区）均比上次(2003―2004年)考核参与度扩大。科技进步发展态势总体评价：
1.1 市、县、区各级政府对科技工作重视程度有所增强。依靠科技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全省市（县）科技进步的宏观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科技投入得到重视和加强，本级科技三项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有较大提高，地方在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方面取得较好成效。大多数市（县、区）“三项一票否决”定性与定量指标完成情况有所提高，特别是在定量指标――本级科技三项费占当年本级财政决算支出比例上，地（市）、县（县级市）、城区均在以12%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长，其中，县（市）中只有12个县（市）出现了零增长或下跌，平均县（市）的增长比例是23.1%，城区本级科技三项费占当年本级财政决算支出比例均是上升的，其平均增长比例为11.3%，说明各地方党政领导对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认识的进一步深入，对于科技的投入加大，综合领导和管理科技产学研的力度加强。
1.2 科技活动活跃，科技产出增大，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政府服务企业的职能得到较好发挥。企业创新活动增强，产出加大，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进一步突出。
1.3 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分析市、县、区科技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发现，科技投入比较大、科技实力比较强和科技产出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市、县、区科技进步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科技进步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科技对经济、社会影响因素指标分析出现正相关关系。市县区人均GDP、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有明显增长。社会事业推进工作力度明显增强，三废排放率、九年义务教育率、人均邮电业务量等指标呈现进步态势。
1.4 大部分地方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的积极性和作用得到发挥，科技工作职能充分体现，工作有为有位，在推进地方科技进步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1.5 不同地区之间在部分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上的差距还在加大。地区间比较分析还发现，科技进步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和比较低的地区之间，山区与沿海在部分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上的差距还在加大。2005年相比2006年，科技进步水平比较高和比较低的城市之间在本级科技三项费用、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企业技术开发投入、人均财政收入、人均邮电业务量等重要指标上的差距在加大；县（市）之间在本级科技三项费用、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企业技术开发投入、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收入、人均邮电业务量等重要指标上的差距在加大；城区之间在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人均财政收入等重要指标上的差距在加大。
2 2005-2006年全省市（县、区）科技进步态势分析的重点
2005―2006年全省市、县、区科技进步考核收集到8个城市（不包括厦门市）、72个县（市）和6个城区共86个地区的数据。经过验证，各市县区的数据基本上可靠，将所有上报的86个地区的数据归入全省的市、县、区科技进步态势分析之列。此次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对县（市）区的科技进步数据进行重点考核，设区市的考核数据指标较为简单，因此，科技进步数据的分析也是以县（市）区的数据分析为主。对整体数据的考察重点集中在科技投入、科技产出、企业发展三方面的16组数据的考察。
3 2005―2006年度福建省城市科技进步态势
全省八个城市(不包括副省级城市厦门市)，在科技投入与产出方面表现平衡增长的趋势。在推进地方科技进步中主要科技三项费用指标增长幅度较大,达到14.2%；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品销售额上增加28.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两年内增加25.62%；年技术成交额上涨了39.66个百分点；科技发展基金增长24.7%。在肯定我省设区市在科技投入与产出整体增长速度加快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以下的指标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通过ISO系统等标准认证的比例在2006年占了现有企业的39.2%，这仍然低于相应的省份（根据2002年陕西省的调查数据，陕西省的随机调查的74家企业中51.35%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8.1%通过了ISO14000环境体系认证）。而新的标准认证SA8000认证，在环保、人力资源等领域上对企业又有更高的要求，通过企业更少。在本级科技三项和授权发明专利数量费用占当年本级财政决算支出比例项目上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说明我省的科技发明创新工作任重道远，科技发明创新的品种数量与质量都有待提升。
从地区差异上看，第一位的福州市与第八位的宁德市在投入上的差距在拉大，两者差距由2005年的34倍增加至2006年的36倍。
同时，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福州市与宁德市的数值差异在2005年、2006年维持在72.6倍。而对比表格可以发现，各市的科技资金使用效率上的差异明显。
4 2005-2006年度全省县（市）级科技进步发展态势评价
4.1 科技投入方面
福建省全省县（市）的科技投入，以下列数据为例，本级科技三项费用，2005年为308.30万元，2006年为379.58万元，增幅为23.12%，两年内平均科技三项费用决算增长比例为19.8%，科学事业费从2005年的65.75万元增至2006年的82.32万元，增幅为25.2%；科普经费支出从2005年的21.61万元增至2006年的24.74万元，增幅为14.40%；风险投资基金从2005年的413.53万元增长为2006年的597.97万元，增幅为44.6%；科技发展资金从2005年的252.21万元增长到2006年的276.41万元，增幅为9.6%；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从2005年的1.18万人增长为2006年的1.24万人，增幅为5%。以上数据反映出福建省县（市）一级的科技投入量增长快速，但在不同领域中有明显差异。其中风险投资增长最为迅速，反映了科技融资力度增强，且方向有了多元化的发展。而数据同时提醒我省基层的科普经费不足现象普遍存在。
4.2 科技重视程度方面
科技投入得到重视和加强，本级科技三项经费的增幅与对应年度的财政支出的增幅持平，均占到对应年度财政支出数的1.2%。其中，以泉州市晋江市两年内平均2.1%的比重居全省县（市）的第一位。全省县（市）一级达到平均数以上的有43个，未达到平均数的为29个。这些数据反映了各县市对科技工作重视程度的整体意识在增强，在地方经济财政中能给予科技更多的资金与政策支持。
4.3 科技产出与创新程度方面
在各地县（市）、城区的科技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各地区的科技产出成果显著（见表5、表6、表7）。其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3.51%（2005年与2006年数据相比，下同），所占同期工业增加值比重增长0.64个百分点。专利申请数增长16.83%；平均每10万人专利申请数增长8.37%；发明专利申请数增幅为24.58%；授权专利数增长15.3%；10万人授权专利数增幅为17.7%；授权发明专利数增幅为13.02%。从中看出：(1)高技术产业的高增长性在全省表现显著。(2)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的比重明显偏低，且在2006年较2005年相比，呈现下降的趋势，从6.2%下降为4.7%，这应引起各地区乃至全省领导的关注。
4.4 科技推动企业业绩增效方面
2006年与2005年相比，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增长方面，上升了40.6%，其所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增长0.13个百分点，增幅为6.9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增长15.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通过ISO系统等标准认证的比例增长2.53个百分点，增幅为10%。其中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增长快速，说明企业对产品的科技创新方面给予了更多的重视，而企业中通过ISO系统标准认证的数据偏低。
4.5 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
全省县（市）的平均每年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上涨了137%，其中福州市闽候县、泉州市石狮市和三明市明溪县，分别以4.78倍、4.13倍和3.22倍的涨幅位列前三名。在实用科技成果转化数量方面，莆田表现出色，前十名中独占4位。反映了莆田市政府和科技主管机构在实用科技领域的政策引导到位。
而上级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总数由2005年的276家增长到2006年的366家，涨幅达32.6%，但是总量相对于周边东南部省份（广东、浙江等）来说仍有一定距离，而且分布相对集中于福州、漳州和泉州，而闽西集中在龙岩新罗区。这与各地的高校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息息相关，说明了闽东的福州和闽南地区的漳州与泉州在教育软环境和人才储备上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5 2005―2006年度福建省城区科技进步态势
福建省的6个城区在2006年的科技进步态势与2005年相比有如下特点：
――科技资金投入量明显提高，尤其是本级科技三项费用决算增长比例和风险投资基金数额保持着高增长；
――科技成果产出方面，专利申请数出现了负增长，而专利授权数量则出现了增长，这说明了在科技产业化与专利权申请的质量上有了整体的提升，我省城区的科技成果质量稳步上升。
――从地域尺度上，沿海内陆的城区差异明显，但是闽西三明市的梅列区增长速度加快。尤其是梅列区加大投入科学事业费，逐步体现出闽西的主要科研中心应有的作用，采用引进新技术的方式加快提升自己的工业技术层次。
6 2005-2006年全省各级地区科技进步发展整体评价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自主创新；科技；税收优惠
一、中原经济区科技发展的现状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原经济区建设起步之年。1月底，在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中原经济区被纳入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1年9月，中央政府颁布实施了《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原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河南未来发展开辟了光辉前景。在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河南省成为首个“走进”博鳌亚洲论坛举办主题活动的省份。中原经济区这一国家战略，借力全球著名政经对话平台，走向世界。
河南作为人数过亿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典型的产粮大省，目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蓄势待发的关键时期，建设中原经济区，必须发挥河南科技自身优势，不断加强科技创新，为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三化’协调推进、科技发展的新路提供支撑引领作用。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在科技发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一）科技创新环境明显优化
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活动，针对科技计划管理、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税收抵扣、科技成果奖励、高新技术产业化、人才队伍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文件，为加快科技进步，促进科技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
科技投入多元化，政府科技投入引导作用不断增强。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由2005年的55.61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74.76亿元，R&D占GDP的比重由0.53%提高到0.90%；财政科技投入由2005年的13.8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5.52亿元，增幅达到156%；企业逐步成为科技创新投入的主体，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由2005年的35.9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22.18亿元。
（二）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
实施企业创新能力培育科技工程。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活动，促使骨干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带动更多企业走创新驱动型发展道路。企业研发中心建设步伐加快，新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家，目前河南省拥有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个；新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0个，是“十五”期间建设总数的5.6倍，使河南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数达330个；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达674个，是“十五”末的4.32倍。重点实验室建设取得突破，新建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实现零的突破；新建省级重点实验室51个，目前总数达到75个，是“十五”期间建设总数的3.13倍。建设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成立了风力发电装备、盾构、生物疫苗、花卉、小麦、耐火材料、中药等8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探索产学研结合打造新兴产业集群的新机制，提升相关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三）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按照《河南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部署，集中科技资源实施了主要农作物新品种选育、超高压变电装备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数字化装备关键技术、新药创制及中医药现代化等11个重大科技专项，共实施重大科技专项项目54个，河南省财政科技投入4.19亿元，引导承担企业研发投入24.84亿元，新增产值406.61亿元，利润64.34亿元，税收23.29亿元。
中铁隧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实施的“盾构成套装备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重大科技专项，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盾构机中标北京、郑州、重庆等地铁工程，合同金额15亿元；为打造河南省数字化装备产业提供了重大技术装备和科技支撑；中硅高科实施的“千吨级多晶硅”、洛阳普莱柯承担的“家禽主要疫病新型诊断技术及新型疫苗研究与开发”重大科技专项、中平能化的“瓦斯轴承一发电一矿井热害治理”等重大科技项目，为禽用疫苗生物制品领域、节能环保技术产业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中原经济区科技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中原经济区的科技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特别是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还不适应支撑中原经济区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与建设创新型河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支撑实现两大跨越和中原崛起的战略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一）从整体上缺乏一套以促进科技进步为目标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方面，我国科技进步的整体战略不具体，各领域指导方针不明确，科技进步与生产建设相对分离，大量存在重研究轻推广应用、重成果轻转化的现象，从而使税收促进科技进步的目标不明确、重点不突出、对象不明晰，制定促进科技进步的税收政策缺乏必备的前提。另一方面，就已出台的各种优惠性规定而言，其出台的时期不一、宽严不一、方式不一，各种措施之间缺乏一个总的政策来指导，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致使税收优惠的重点不突出、措施间协调性差、透明度不高，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税收优惠对象选择上不尽科学
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以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中心，向沿海经济开发区、西部地区到内地一般区域递减的税收优惠格局，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税收优惠，使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享受到了较多的税收优惠，而目前中原经济区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还未享受到较多的税收优惠。
（三）税制中存在阻碍科技进步的因素
1 税制结构不合理导致科技进步优惠政策的作用力度受到限制。目前，以河南为核心的中原经济区的税收收入主要依赖于流转税，所得税的收入比重较低。而在促进科技进步的税收政策中所得税是主体，就严重制约了以税收优惠手段来促进科技进步的作用力度。
2 我国流转税体制方面存在不利于鼓励企业科技进步的因素。目前我国已全部实现了增值税类型的转型，现代科技开发和科学研究的前期投入资金数量大，但特许权使用费、无形资产等不得在进项税额中抵扣，这又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3 税收优惠对象缺乏针对性。税收优惠只针对科研单位与科研成果，而非针对具体的科技研究开发活动及其项目，这一做法使得政策的受惠对象仅限于那些已经和能够获得技术开发收益的企业和单位，而对那些急需进行科技改造的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开发活动缺乏应有的鼓励措施。事实上，一项成功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科技成果一般要经历课题立项和实验室非军事化、开发研究和产业化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风险大、收益小甚至没有收益，应是政府扶持的重点。
4 税收优惠形式单一，往往局限于税率式优惠方式和税额的定期减免，侧重对事后的利益让渡，而在R&D费用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延期纳税、亏损结转和提取风险准备金等方面缺乏实质性的优惠措施。
5 目前科技税收优惠内容不完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缺乏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由于培养一个高科技人才的时间长、花费多，这就使得企业必须支付高薪给高科技人才，这样才能吸引高科技人才到企业来工作。而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中，对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并没有真正的个人所得税优惠，致使高科技人才流向海外。
三、中原经济区在促进科技进步上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事关民生，事关未来，是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未来发展的战略主线。科技创新决定科学发展，决定持续提升，决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决定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成效，是我们建设中原经济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支撑、内涵和精髓。要将中原经济区最终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就必须有强有力的动力支撑，这个动力支撑主要来自于科技创新。只有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科技创新上，依靠科技创新的动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活力，才能实现河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税收优惠政策应作总体性的战略部署
根据我国技术进步的总体战略部署，制定税收科技进步纲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税收支持科技进步的方针、目标、重点、鼓励形式、优惠程度以及优惠资金的管理、使用范围和财务处理，以此作为税收科技进步的总政策，形成税收激励科技进步的新机制。同时，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科技税收的理论和实践，并注重与国际惯例相一致。
税收优惠必须突出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与国家科技发展计划保持一致，确定重点扶持的对象，优先鼓励科技水平高、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并能使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的高新技术企业与科研项目的发展。
（二）重视高级人才的同时，也要给予青年科技工作者以适当的关注
在人才支撑方面，要围绕中原经济区建设尤其是加快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对人才的需求，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是发挥37个省部级重点学科优势，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大力培养装备制造等战略支撑产业、新能源与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和能源、交通等战略基础产业急需紧缺的专门人才。二是发挥27个国家级、22个省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尤其是深化以增强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科技人才支撑。
在地方科研机构中，不少机构更想直接引进正高级专业人才，希望请来就用，而忽视青年人才的特殊作用，违背了科研规律，当然不利于科学研究的正常发展。更有甚者，有些科研机构缺乏青年人才，使创新活力很难提升。重视高级人才的同时，也要给予青年科技工作者以适当的关注。
比尔·盖茨创办微软时，年方20岁；史蒂夫·乔布斯成立苹果电脑公司那会儿，也不过21岁。全球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中，70%以上是由年龄在3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才完成的。培养和选拔年轻人才，对科技发展是何等重要。年轻人创新活力充沛，最容易出新招，最具创新性。发达国家一再强调创新团队中年轻人的极端重要性，就是这个道理。
（三）加大对中原经济区重点企业扶持政策的力度
河南有很多优势产业，比如化工、钢铁、煤炭、小麦等。但这些优势产业和新兴的一些产业相比，又具有一定的劣势。要保持其良好的发展势头，就要通过科技创新，走循环经济的路子。
没有知识积淀，没有长期的工作经历，一定搞不了科技创新。在美国，专利大部分是生产第一线的人或普通老百姓获得的，实验室里获得的只占20%左右的比例。
中原经济区建设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可争取国家税收政策的一些倾斜，如可确定重点扶持的对象，加大对中原经济区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税收优惠力度，对科技投入达到一定数额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与高科技产业享受同等的优惠政策，以尽快实现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革命的主要载体是企业，能够向产业转化是企业最大的优势，如河南可与中石化成立一个科技创新合作平台作为试点。
（四）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采取多样化的科技税收优惠形式
目前，我国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为主，通过定期减免所得税、运用低税率、进行税额抵免等，其优点是直接减免了纳税人当期的应纳税额，方便征纳税双方掌握，但是也造成了国家税收收入的直接减少，而且容易引发逃避税的行为。间接税收优惠包括投资抵免、亏损结转抵扣、费用的扣除、提取各项风险准备金等，它虽然在一定期间减少了国家的应征税款，但政府依然保留了对企业今后的征税权，对企业来说相当于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笔无偿贷款，有利于增强企业发展的后劲。同时制定完善的间接税收优惠政策，能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市场的导向作用，由此引导企业的健康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用税收优惠的办法鼓励企业建立科学技术开发基金，初步设计为开发基金按企业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并允许在税前扣除，使企业降低技术开发的风险，增强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需要指出的是：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应根据“弥补风险”的原则，及时加以调整，以避免出现僵化。这方面应对高新技术企业适用优惠税率和其优惠措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随着其收益的逐渐增加或其产品、成果已不属于高新技术的范畴，应及时恢复按照正常税率实行征收。这样做的结果既可以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力，又可以有效地避免税收优惠的滥用，达到公平与效率并举的双重目标。
（五）选择合理有效的税种实施税收优惠
首先，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作为三大流转税，同时又是间接税，其税负可以转嫁。政府对这些税款不予征收，就相当于政府分担了企业的风险，因此这些税种是可以作为对科技发展实施有效税收优惠的税种的。所得税作为直接税，由于其税负难以转嫁，但实施税收优惠可以对纳税人从事科研活动和取得的科技成果进行事后的奖励；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税额的投资抵免等税收优惠政策又可以对科研活动进行有效的事前扶持与风险共担。其次，随着两个所得税的合并及增值税的顺利转型，可逐步使优惠税种以目前的所得税为主转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
（六）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应放在技术的研发及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上，努力使企业成为科技进步的主体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比例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缺少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体制和良好的运行机制，二是许多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成果原来就没有市场需求的“技术种子”。如果企业真正成为科技进步和R&D活动的主体，就必须消除上述两个原因，从而提高技术进步成果的利用率。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就要对企业的R&D投入实行税收倾斜，促进企业增加这种投资。
1 对中试产品给予税收特殊优惠。对随同科技成果转让的样品样机和设备以及列入国家级的中试产品应当实行先征后返还增值税的扶持优惠政策，以减轻企业实验、中间试验风险，促进科技成果的运用和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工艺美术是同人类本身一起产生的，而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从人类制作第一块石器的时候，科学已经蕴涵其中。制作石器是利用了它的硬度、可加工性等物理属性，属于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石器工艺的进步主要表现为钻孔和磨光技术，利用石材的物理属性选择不同的石料用以制作不同的工具。在选择过程中，人们会有意识地选择那些色彩比较鲜艳漂亮，纹路细腻的玉石，玉石工艺由此而产生。石器工艺最终被金属工艺所代替。石器工艺与科技是同步产生的，同步进步的，也进一步说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与科技是同步产生，同步进步的。
二、科技进步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以中国金属工艺发展史为例。金属工艺属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一部分。原始社会时，人们就在无意中中发现了红铜，之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又发现了铜和锡的合金，并将这种合金称作青铜器。此后青铜器制作又出现了冷锻技术、熔铸等，制作的器物从简单的工具发展到制作盛东西的容器，人们生活质量有了提高。战国秦汉时期，金属工艺除了铜器制作外，还出现金、银、铁制作的器物，出现了鎏金、金银错、包金等工艺，丰富了铜器上的装饰纹样，战国时掌握模制和打造成型技术及雕镂、錾金等加工工艺，进一步丰富了工艺品种及造型。各种冶炼技术的掌握以及人们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对材料自然特性的掌握，才使得各种金属制品得以成型，没有技术和经验作铺垫，也没有金属工艺的进步。各个朝代的金属器皿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金属工艺从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状况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也从一方面说明了是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不同，人们的审美情趣也会有所变化，审美创造力的产生也使得人们对科技进行深入探索。就像六朝时期的统治阶级喜爱用金银器物，金银器具的制作就颇为奢华。如宜兴周处墓出土的金顶针、金花篮，南昌东吴墓出土的镶有大吉二字的花形金饰，都可以显示出统治阶级的豪奢。工匠们为达到统治阶级的审美要求，就会在技术上追求突破，“错彩镂金”的技艺因此得以发展。人们天生的对美的追求也是带动工艺发展的一大动力，古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科技的创新。所以说科技的进步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发展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关系。
三、科技的进步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科技进步促进居民消费的机理描述
传统消费理论将各时期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归因于收入、利率、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等因素的不同，而事实上，产品结构及性能、资源环境、风俗习惯等同样是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变量。换而言之，当科学技术通过一定的政策路径作用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因素时，由技术进步拉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便成为一种可能。
(一)居民消费升级、科技进步与国内需求扩张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18美元，按照国际经验，我国总体上已进入消费加速转型期，居民消费正在进行第三次升级，突出表现在消费结构向高层次转化，在消费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消费质量的提升。其一，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偏好呈现多样趋势，并向高级化发展。如表1所示，1990年至2011年，在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人现金消费支出构成中，食品、衣着等生存型消费所占比重逐渐降低，而诸如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所占比重则呈上升趋势(文教娱乐消费所占比重部分年份出现下滑，但从时间序列整体上看，始终保持较高水平)。此外，消费结构的升级表现为有大量深加工产品和多级转化的产品，其对产业技术及其它关联技术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即消费结构的层次性变化，受到技术结构和技术水平的约束。因而从供给层面讲，科技进步使人类消费内容逐渐增加、消费选择日益丰富，将居民消费需求由生存需求中解放出来，并向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迈进，而这一论断则可以从历次技术革命对人类消费结构的冲击中证明。其二，消费者将注意力转向较为严格的产品价值功能的挑选上，成为当前居民消费升级的另一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质量、功能、新颖、健康、安全等要素被居民纳入自身的消费决策函数，甚至成为影响部分中高收入群体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显然，无论是产品质量的提升、功能的改善，还是新颖的设计、健康安全的消费，均离不开相关产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科技进步是提升产品价值功能的关键因素。进一步讲，生存型消费对居民而言具有支出的“刚性”，尽管可以通过替代性消费降低某种产品的消费量，但所选择的替代品仍具有与原产品相同的功效和属性。因此，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居民消费的日益升级，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中比重逐渐上升，由此便从整体上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水平，促进内需的扩张。应该指出的是，科技进步是产业供给内容、质量、种类以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居民消费的升级还是内需的扩张，均应归因于技术的进步，即科技进步是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展的基础，这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对“生产和消费”辩证关系的阐述是不谋而合的。
(二)城乡二元差异、科技进步与农村消费释放由于历史上长期实行“城市偏好型”的发展策略，造成我国农村地区整体发展滞后，农村消费市场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增长潜力巨大。一方面，较于城市相对饱和的市场而言，拥有近7亿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为国内需求的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耐用消费品占有量是体现消费状况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居民的消费水平。［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已达到上个世纪90年代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基本具备与城镇居民第一次消费结构升级时相当的购买力，以耐用品消费为载体的农村消费的升级必将催生农村新一轮的“消费革命”。如表2所示，1990年至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但囿于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造成历年同期农村家庭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占有量远低于城镇居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农村市场潜力的开发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而二元结构体制所造成的农业技术落后的现实则为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升级，进而提高农村地区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了可能。首先，家庭经营纯收入(广义上的“大农业收入”)仍就为当前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11年该项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46．19%)，而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技术的落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通过加大科技支农的力度，进而破除制约当前农业生产的“技术瓶颈”，配合流通、消费环节的相关扶持政策，可有效促进农民增收，进而为其消费的释放奠定基础;其次，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可带动涉农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从供给层面为农村市场提供新的消费增长点，以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总之，通过科技进步带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增长，由此便有效承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准备期留下的需求空间，并形成居民合理的消费梯度，消化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并最终带动城乡居民消费的协同发展。
(三)资源环境约束、科技进步与消费持续增长从本源上讲，居民消费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辩证法认为，人类消费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同时，资源环境系统也会通过相应的生态传导路径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4］然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资源储备不足、资源消耗增长迅速及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现实成为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升的长期性约束。以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为例，2011年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3258．5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为1730．4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年缺水量超过400亿立方米。同时，2011年无论是水资源总量还是人均水资源量，均为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②此外，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3亿公顷，而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截止2008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22亿公顷，且2011年末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6亩，约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4。③能源消耗方面，1978年至2011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主要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由57144万吨标准煤持续上升至348002万吨，年均增速高达5．63%。④显然，由消费品生产所引致的资源需求的迅速扩张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有限性相矛盾。而在生态环境方面，根据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结果，我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1%，占世界年流失量的19．2%。⑤同时，截至2009年底，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为173．11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27．33%和18．03%。⑥此外，工农业生产所带来的“三废”也进一步恶化了居民生存、消费的环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建立在良好的环境系统之上的，生态失衡与环境破坏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程度和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现代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提升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高资源的密集投入，但这并不表明在现行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居民只能维系低消费状态，上述悲观论断显然忽视了科技进步的巨大力量。第一，科技进步可促进替代资源的开发与应用，进而拓宽资源利用的广度。在我国能源消费构成中，1978年水电、核电、风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3．4%，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截止2011年，水电、核电、风电所占比重升至8%，相应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消费量所占比重则由1978年的96．6%下降至92%，⑦其中能源替代技术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第二，科技进步可有效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进而挖掘资源利用的深度。例如，我国能源加工转换效率1990年仅为66．48%，伴随着能源加工技术的不断成熟，2011年能源加工转化效率已达到72．86%，⑧资源使用效率显著提升。第三，科技进步作用于生态环境领域时，先进技术装备的推广使用必将促进我国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进而改善人类生活、生产和消费的环境，实现人类消费与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基于人类需求层次不断发展的考量，居民消费水平在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必将呈现不断提高和上升的趋势，而在资源环境长期约束的现实情况下，只有通过科学技术的研发、推广与广泛应用，才能有效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促进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科技进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实证分析
科技进步可有效带动居民消费升级、农村消费释放以及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这在规范性层面得到映证，但从现实层面看，技术进步对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实际影响程度则需进一步检验。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的基本划分格局，⑨具体研究科技进步消费释放效应的区域性差异，亦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重要命题。
(一)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消费经济学认为，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三大类，即经济因素(如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环境因素(如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对未来风险预期等)和消费者自身因素(如消费习惯、认知能力等)，其中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居民消本文所涉及到的样本包括我国除香港、澳门及台湾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相应的时间跨度为2001—2010年，其中模型所需的所有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2011)各卷整理计算所得，且所有数据均经过价格指数平减(各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3所示)。具体讲，人均科技经费支出(TSit)由历年各省份人均R＆D经费内部支出表示;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In-comeit)由我国各省份历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加权平均所得;人均政府保障型支出(ISit)2007—2010年由“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加总平均所得，2001—2006年则由“卫生经费”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三项加总平均所得;通货膨胀预期(Inflatit－1)所描述的是当年通货膨胀水平对下一年度居民消费的影响，故而滞后一期。此外，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onsumptionit)、人均科技经费支出(TSit)、人均可支配(纯)收入(Incomeit)、人均政府保障型支出(ISit)均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01=100)进行平减处理。
(二)模型的设定、检验及回归分析首先，笔者运用EVIEWS6．0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LLC检验、ADF－Fisher检验以及PP－Fisher检验均表明各变量为平稳性序列。其次，通过协整检验Pedroni法和Kao法得出模型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而为后期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奠定基础。进一步讲，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理论上更为合适。此外，考虑到我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习惯、偏好及自身禀赋差异较大，故采用较为适合的加入省级特定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消除样本中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就全国范围而言，收入无疑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在科技进步方面，R＆D经费内部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长1%，则带来居民消费支出水平0．0264%的增长，这与科技进步促进居民消费的内在传导机理所形成的结论相一致。就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看，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样是显著的。具体讲，东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会带动区域居民消费0．0602%的增长;中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会带动中部地区居民消费0．0846%的增长;西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会带动西部区域居民消费0．0291%的增长。进一步分析，造成科技进步消费释放效应区域差异的原因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在区域上存在明显的不均等，R＆D经费内部支出长期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失衡状况。截止2010年，在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中，东中西部地区支出比重分别为70．61%、17．01%、12．38%。⑩可以说，科技经费投入的区域失衡是造成科技进步消费拉动效应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的重要原因。其二，囿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长期滞后，西部地区居民对于科技进步所引致的消费结构升级需求不凸出，居民消费仍以满足基本的生存、发展为目标。事实上，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多的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每增加1%，即带来0．9317%的消费的增长，该结果充分说明，科技进步消费释放功能的充分发挥以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的收入“拐点”为前提。其三，伴随着中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结构升级需求日趋明显，对消费品质量、安全、环保性等的偏好与消费品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项利好相耦合，进而极大地刺激其消费水平的提升，而处于相对收入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则出现短期内科技进步消费拉动“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一般性解释。
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1—2010年R＆D经费内部支出及居民消费状况的相关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科技进步的消费拉动效应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科技进步对区域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最小。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在区域投向上存在严重的不均衡;二是科技进步消费拉动效应的充分发挥须以一定的收入水平为前提，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水平尚未达到该收入“拐点”，居民仍以基础性消费为主;三是近年来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中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偏好凸显，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项利好相契合，而东部地区科技进步的消费拉动作用则存在着短期内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基于科技进步对我国整体及不同区域居民消费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推进技术进步以刺激居民消费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应通过以下路径:
第一，继续加大财政对R＆D经费内部支出的扶持力度，带动企业研发投入，努力实现不同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的逐步均等化。从R＆D经费内部支出的来源构成看，企业资金和政府资金成为R＆D经费内部支出的两项主要来源。经验表明，各项研发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最终需靠企业得以完成，企业具有明晰实际生产中所需技术的信息优势，理应成为科技研发与推广应用的主体。因此，在明晰产权和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应坚持以政府科技投入为主导，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杠杆作用。同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研发支出的区域投向上，应利用财税扶持政策引导R＆D经费支出向中西部转移，以逐步实现区域间研究与试验发展的均衡发展。
第二，运用新技术进一步推动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以满足中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需要。伴随着我国中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出品种多样化、产品个性化、消费健康化、小型轻量化、方便快捷化和安全可靠化的发展趋势，而上述消费偏好唯有通过新技术、新发明的研发、推广和应用才能得以满足。因此，应广泛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消费品产业的技术升级，以从供给层面满足居民自身消费结构升级的长期需求。
关键词：科技；现代企业管理；影响
科技是重要的生产力，科技进步与创新关系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自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发展不断加快，依靠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日益增多，并在市场上占据着较强的竞争力。因此，现代企业需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与进步的意义，并合理运用各种科学技术，这样不仅可以创新自身的管理方式，还能提升管理工作效率，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
一、科技进步与创新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1.促进现代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要想获得稳定发展，需要注重增强自身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这需要企业将科技创新与管理结合起来，为自身长远发展提供可靠技术支持，这样才能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塑造良好的品牌，提升经营利润。若是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忽视创新，未能跟上时展步伐，那么会让体制变得混乱，人员变得消极。而科技创新是企业赖以发展的关键，是提升自身综合实力的重要手段，关系着现代化管理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企业管理者要加强各部门的交流与沟通，围绕科技进步与创新开展工作，调动全体员工的工作热情，确保与市场发展模式相适应，让资源得到优化与重组。这样企业生产力与经营利润才能得到提升，获得更大发展。
2.推动现代企业长远稳定发展
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为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为妥善解决环境问题，我国非常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倡导绿色经济。现代企业能耗较大，在开展各项经济活动的时候，更需要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这要求企业重视科技进步与创新，配置先进设备，让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减少能耗，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如在污水处理中，除了可以减少污染以外，还有利于维护企业的良好形象，加快绿色经济发展。从企业传统管理模式来看，资源浪费严重，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科技进步与创新，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让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提升企业资源利用率[1]。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通过大力引进科学技术，能够提升机械化水平，加快企业转型，减轻人员压力，降低成本投入，提升产品生产速度。
3.从整体上提升现代企业经济实力
对企业生产经营目标来看，主要是实现战略目标，提升经济效益。劳动生产是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重要组织部分，在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为确保经营目标得以实现，企业应该注重提升生产率。在科技进步与创新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在企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不仅可以减少成本投入，还能帮助企业提升生产力。同时还可以增强企业管理者对新技术和新知识的认识，让管理者形成正确的观念，在产品生产期间，主动引进各种新技术，减少产品生产时间，提升产品质量。此外，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大力应用，还能够让企业的生产流程得到优化，提升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让企业获得更大劳动生产率，确保自身发展目标能够实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让现代企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尤其是在进入国际市场以后，科技进步与创新就显得更加重要，企业要大力引进科技，可以让生产规模得到提升，让更加优质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确保在产品质量、外观等方面可以比得上发达国家产品。同时，对于企业产品出口而言，要考虑在进口国建厂，这样既可以减少运费，还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并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实现技术的创新和融合，让企业的产品种类更加丰富，这样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帮助。由此可见，科技进步与创新关系着企业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确保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
二、科技创新与进步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1.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以商品交换为主的商务性活动，也能够视为一种以在企业内部与互联网上发展的电子交易为主要模式的交易相关服务，让现代企业管理的所有环节都可以实现电子信息网络化发展。电子商务是随着科学进步与创新发展起来的，是企业提升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如我们常用的“淘宝购物”，就是现代企业电子商务化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现代企业在应用电子商务的过程中，主要运用计算机、手机等多媒体技术，为社会传播各项产品服务信息。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企业之间可以自动化完成交易，让企业和用户的沟通效率得到提升，提升了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2.远程办公
当前，远程办公在现代企业中也应用较多，主要利用远程控制技术软件，实现对远程计算机的操作办公，这样企业的办公地点就不受到限制，企业管理者在家里、在外地都能够办公，通过对移动通讯技术的应用，让现代企业实现了远程办公[2]。在现代企业管理工作中，通过采取远程办公模式，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减少经营成本，并极大简化了工作流程，让员工可以从繁重工作任务中解脱出来，并实现了工作效率的提升。借助远程办公的方式，有利于跨国企业更好的管理下属公司，让企业总公司工作指导思想能够真正上通下达，让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办公效率得到提升，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促进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些都可以看出，科技进步与创新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影响。
三、结语
现代企业只有加强管理工作，才能保证各项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随着科技进步与创新，现代企业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通过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确保生产率得到提升。这样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才能得到提升，在市场上占据更多的份额，将企业管理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实现自身的快速、长远和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林，李林.科技进步与创新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及措施[J].中外企业家，2016，（2）：152.
从新疆区域经济的总体战略出发，并结合新疆矿业的实际，新疆矿业发展战略是: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引下，实施以矿产资源逐步转换为产业优势进而变为经济优势，坚持依靠以科技兴矿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以效益为中心，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动力。加快矿业发展步伐，以形成结构优化的支柱产业群体为目标，推动矿业企业走勘探开发一体化、产业化、集团化、集约型的发展道路，不断提高开发实力和经济效益，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实现矿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以市场为导向，是指始终要以市场为前提，坚持市场调配矿产和社会资源(矿业、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的原则，促进矿业开发，并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所能提供的一切机会和可能发展新疆矿业。矿业资源可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受到全球性市场的竞争和挑战。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资源和若干有色金属战略资源，从来就是全球性战略竞争资源。我们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个资源”的发展构想，即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市场需要，既要积极开发国内资源，同时要巧妙地利用国外资源，以补充国内资源供给的不足。因此，矿产品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新疆的矿业开发和发展需要在开放的大市场中进行定位，并寻求相应的机会。新疆的矿产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已成为我国矿产和能源的重要生产和发展基地，也是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这样，新疆的矿业开发和发展，就要从更广阔的视野上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战略思想。
l、提高矿产品的竞争力和效益。矿业发展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以提高矿业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求得效益的最大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要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提高规模效益;二是进行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使工程建设和公司的运作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三是要形成依靠科技进步的机制。
2、矿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矿业是国家垄断性的产业，由国家单独投资。在当前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矿业投资主体将呈多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一是引进投资，以外资独资或中外合资为主;二是以国有资本金为主体，建立股份公司，并向市场进行社会筹资;三是由区外企业独资或控股经营。除上述形式外，还可以有其他形式。在投资主体多元化前提下，矿业开发的高投人、高风险、长周期和高回报的特征，通过市场经济的动作而实现风险共担、效益共享。
3、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是新企业必须进行的制度建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竞争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形成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现代企业制度作用的发挥，要着力体现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经营创新上。截培育和完善矿业权市场。过去，矿业由于受到国家投资的主体控制，没有形成矿业权市场。我国实施矿产资源法，为矿业权进人市场提供了法律保证，走市场化发展道路。一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矿业开发和生产;另一方面，要以矿业权作为财产权参与市场流转。矿业权进人市场，既有利于社会资本进入矿业生产领域，使矿业资本短缺的局面得到缓解，也打破了矿业的国家垄断格局，使具有矿业权的企业既可自行组织生产，又可以依法进行矿业权流转，在流转中增值，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
二、强化勘查，为矿业开发和发展提供雄厚的基础
地勘业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产业，是矿产开发的先行步骤。资源是基础，没有资源，发展矿业就无从谈起，要寻找和探明矿产资源，地质工作必须先行。继续加强基础地质和矿产普查工作，为矿产开发提供可靠的矿产储量和地质资料，使矿山建设有探明的矿产储量作为依据。当前新疆矿产资源勘查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是国民经济加快发展，对能源和固体矿产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加，已探明可供开发矿产储量消耗很快;另一方面无论是能源工业还是固体矿产原材料工业，都面临后备基地严重不足、资源不清、投人不足的被动局面。面对这种形势，各级领导应对加强地质勘查工作予以高度重视。今后，能不能找到充足的接替资源，将决定能不能保证矿业立足新疆持续发展，其关键在于地质勘查。因此，加强地质勘查工作，不断发展和探明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实现找矿的新突破，使矿产开发有充足的资源基础，这是发展矿业的首要任务和突破口，是落实“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重要举措，对于振兴新疆经济，加强西部地区大开发，缩小东西部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只有通过加强地质矿产勘查工作，不断发现和探明可供设计的矿产资源储量，才能争取国家对新疆矿业开发的较大资金投人，也才能进一步吸引国际国内的资金。地质勘查是地质的基础工作，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这一支持既是立足当前需要的投入，更是着眼于长远的战略性投人。对新疆讲，矿业开发和发展在相当程度取决于地质勘查的程度，而对勘查的投人又决定了未来矿业经济的发展。
三、以科技为先导，实现矿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现代矿业开发已越来越依赖于矿业产业的科技进步，规模经营、综合利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程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都离不开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先进的工艺流程，离不开技术创新和规范的科学管理。可以说，在矿业开发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依靠科技进步，都必须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新疆的矿业目前处在开发的初期阶段，资产存量还未达到相当的程度，为今后的产业科技进步提供了很大的回旋余地。新疆的矿业产业，除石油和若干矿产外，太多处在初级经营状态，以高消耗，低效益的传统生产方式维系着。这反映了新疆矿业科技水平的低下，也反映了依靠科技进步的机制还未完全形成。要使新疆矿业产业向集约化效益转变，对科技进步的投人是降低生产成本的最有效措施，其中包括勘查、勘探和开发的各个环节。同时，在生产经营中科技进步要与产业结构、生产组织结构的调整同步进行，并形成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的态势。在新疆未来的矿产资源转换过程中，既要着力于量的增加和转换范围的延伸，也要着力于转换程度和质量的提高。无论是量的增加或质的提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存量优化或增量建设都需要发挥科学技术的先导作用和基础性作用。新疆矿业的科技进步，必须实行自主开发研究与技术引进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根据新疆的特殊地质构造和成矿条件，需要在技术与人才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开发研究，运用现代管理思想和科学规划方法，自主提出矿业发展规划和进行技术经济论证。另一方面，新疆矿业勘探和开发所需的先进装备和先进的工艺流程大部分来自区外，技术引进是新疆矿业科技进步的最直接途径。自主开发研究和技术引进都不是绝对的，在实施过程中，要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对自主开发研究讲，要在随时吸收地质找矿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设备的基础上;切实提高自主开发研究的起点和水平。对技术引进来讲，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技术探索和技术经济分析，并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
四、以效益为中心，加强矿业企业管理
以效益为中心，其目的在于，一是确保矿产品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二是保证矿业开发有高的经济回报率。矿业经济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经济。因此，对矿业经济讲，以效益为中心要自始至终贯穿于决策、生产和经营的全过程。新疆矿业产品远离国内需求的主要市场，面向国内市场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高运输成本的困难。这就需要对矿业初级产品进行适度加工，尽可能地降低运输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同时，提高效益，既要重视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效益，更要重视宏观的规模效益和结构效益。
1、对新上矿山建设项目，必须做好项目立项前的风险投资研究，以适应多渠道投资结构和高风险、长周期投资的特征，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因此，要做详细、科学的投人产出分析，建立严格的项目审批制度和科学的决策机制，确保矿山建设的规模建立在可靠的资源保证基础之上。
2、以科技为先导，全面推进矿业科技进步，通过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协作，提高生产和经营的集约化程度。
3、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和资源利用程度。
4、建立和完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财务管理制度，抓好各个环节的成本管理。
5、矿业企业要做好生产发展规划，并重视扩大矿山储量，加强周边的地质找矿工作，努力发现新矿源，尽可能的延长矿山企业寿命和充分发挥固定资产的作用。以效益为中心，既要重点突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也要兼顾社会效益，其中包括生态效益、带动所在地的经济发展、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等方面。
五、建立集团化、大矿业发展的新体制
新疆的矿业经济体制和运作机制，以条块分割结构为特征，由于受利益的驱动，各自为政，相互封闭，行业的部门垄断和进行地方封锁导致了有限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造成了生产的重复和冲突，很不利于矿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优势资源的转换。因此，应当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迅速改变原有条块分割的矿业开发格局，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矿产资源为纽带，以优势资源转换为目标，遵循“依托行业主力，依靠社会基础，统筹规划，合理分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协调发展，各展优势，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具有抗风险，达到较高科技水平的集团化大矿业新体制。
1、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摆脱各自条块的管理体系，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政府应主要是制定资源规划，做好基础地质工作，加强资源管理，进行协调和监督，实行宏观调控，执行国家矿业法规政策，保护环境和进行环境监督。
2、把企业的改组、改造与打破行业条块分割结合起来，实行强强联合，强弱兼并，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
3、在集团内部，强化以矿产勘查为基础的观念，实行探采结合，建立勘查与开发一体化，科技与生产一体化，产供销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矿业企业管理体制。
六、走矿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基于矿产资源的不能再生和新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矿业开发和发展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矿产资源的持续供给，合理利用，有效保护为前提，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减少工业污染为必要条件，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资源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矿业要在发展的前提下，协调勘查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引导和保证合理的开发资源和提高利用效率。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实行矿业可持续发展。为此，要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立法和执法，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成为矿业企业的自觉行动，并发挥政府的管理和监督作用。
1、矿产资源必须重视和实施资源的优化配置，即从新疆、全国，甚至从全球的角度去配置新疆的矿产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是对资源的最大保护措施。为此，要实行“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方针，对新疆矿产资源开发进行统筹规划，实行保护性的合理开发，保证新疆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加强资源保证程度的分析和研究，保证矿业生产与地质勘查有机结合和矿业经济的有序发展。
3、在矿业开发的决策中，必须考虑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两个重要因素，在技术经济评估的同时要做好环境评估。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们应该采用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以建立提高劳动者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道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一、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令世人瞩目的高速增长阶段，为何会有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呢?经济增长的理论能否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
关于经济增长，早在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与《希腊的收入》中就曾论及财富的质与来源。对于经济增长更系统的研究可以说开始于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主要以劳动分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认为劳动分工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他的继承者李嘉图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并提出了收益递减和要素替代的生产理论。马尔萨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和需求约束与经济增长等方面，该增长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人口相对要少于发展中国家，而他们的创造的财富却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按照该理论可以得出发展中国家以其人口优势会创造出经济高速增长的结论，而发达国家只能以很低的经济增长率增长，最终发展中国家几经发展会追上发达国家，但是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是在拉大，所以该理论并不能解释现实的经济发展。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出现，使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动态分析，该模型采用了资本――劳动比率固定的生产函数，使得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存在替代性，这样的结果，使得经济只能沿着一条狭窄的鞍点增长路径发展，经济一目偏离均衡态，结果将是走向发散，所以哈罗德――多马模型所导出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
索洛――斯旺模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条件，假设资本与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给定假设条件下，无论初始条件如何，经济都趋向于一个均衡增长路径。但是，索洛――斯旺模型模的缺陷是它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该理论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引入了增长模型，外生技术进步的引入使得该摸型能够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并保持了收敛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在于：模型用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长期增长，这样，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用增长解释了增长。
但是，在新古典框架中引入内生的技术进步，就会使完全竞争的基本假设遭到破坏。为了解决技术进步的内生性问题，阿罗(1962年)引入了一个“干中学”模型，该模型将技术进步引入为其中的一个内生变量，但竞争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提倡政府干预经济。
罗默(1986)在阿罗等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知识溢出模型。该模型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穷，而有的国家富。
纵观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进程，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近期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都是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本身忽略了经济的内在结构，也忽略了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差异。在现实中，经济发展要看产出的总体增长，更要看经济结构内部的演化和协调；不仅要求科技进步，还应发展循环经济、政府职能的变迁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等。
二、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
要保持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提升我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前提。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导致对原料的需求大幅增加。特别是对石油的需求持续增加，而世界石油价格大幅攀升并持续保持高位，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也使我国经济面临不稳定的发展环境。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我国对原材料和关键设备的进口量明显加大，经济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的程度也生增大。面对不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要实现我国经济安全发展，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原材料等的进口依赖。
(二)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表现在主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过多依靠各种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由此导致了效率不高、效益相对低下和环境压力明显加大以及发发展本身的不可持续性。而我国的现实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正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和切入点，是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和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以生产要素配置、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等基础环节入手，加大治本的力度。首先，要加快科技进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二，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鼓励教育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途径。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1年,GDP就会增加9％。第三，完竞争性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竞争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方面的基本功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探讨
国务院2005年12月2日颁布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明确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该规定的出台对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全面提高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平衡较快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集约增长的实质是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这首先取决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可以改进产品、工程的设计；可以更新机器、设备，降低能耗，提高物质利用率，从而节约物化劳动的投入和使用。同时，科技进步可以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或者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活劳动含量，节约活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进步还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值，提高效益。可见，科技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而促进科技的进步，就要增加研发投入，完善创新载体。构建以自身企业为主体，科技人才高度聚集、各学科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技改力度，强化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努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移。这样才能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次，要建设节约型社会，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应加快向循环经济运行方式转变的步伐，即从“资源―产品―废弃物”向“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转变应该加快。循环经济的根本特征为“消耗、低排放、高效率”。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新机制来发展循环经济。
再次，作为职能部门的政府，要进一步深化其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消除妨碍经济增长方式实规根本性转变的体制，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干预，逐步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