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02 10:36:4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约翰・穆勒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或动机完全抽象掉。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二、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与修正
(一)经济学修正“经济人”假设的开端
对“利己”本性的质疑是“经济人”假设遭到的最早质疑和批判。以李斯特(F・List)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主要针对斯密的“利己”观展开批判。德国历史学派指责说，“经济人”的“利己”性被视为其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那么人们在受到道德和情感等诸多方面动机激励下去追求的社会利益将被排除在外，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和有悖常理的，并且强调了历史与文化在形成人动机方面的作用，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都不会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
贝克尔(Gary S.Becker)对效用函数做出了突出贡献，使得“经济人”向“效用人”转变，他把“利他”的行为写进了个人效用函数，指出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包含“利他”的行为会更符合实际，并且他运用包含“利他”行为的经济模型分析了其他的非经济行为，这样就可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的多样性和人会受到道德、情感等诸多因素束缚的事实，使“经济人”看起来更能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人，从而拓展了“经济人”的“利己”本性，缓解了“利己”和“利他”的矛盾。
(二)经济学针对“利润最大化”批判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活动，工场手工业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正处于迅速上升期，资产者与劳动者间的斗争尚属于初级阶段，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像产业革命后来那样尖锐。社会中的经济关系也比较简单，斯密提出的“经济人”假设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仅仅只包含生产者，还包括消费者、家庭、政府等各种团体，面对各种不同的团体，利润最大化是不能解释所有现实问题的。西方经济学拓展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根据市场行为的不同把人划分为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要素所用者以及官员四类，运用了不同的最大化理论来解释说明，具体地说，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官员追求选票最大化。由此，利润最大化理论向涵盖所有行为人的最大化理论扩展，以使“经济人”假设更能接近现实生活。
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提出“x效率”对利润最大化进行全面批判，并指明最大化的行为和结果只能是一个特例，人们很难按照接近于完全的计算程序来做出决策，更多的情况下出现了行为的非最大化。
(三)对“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批判
西蒙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所以，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西蒙特别强调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此，他提出的“有限理性”的概念是：“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西蒙不仅对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提出质疑，同时也批判了“经济人”的最大化理论。在他看来，“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
三、对经济范畴人格化的理解
经济学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并指明社会并不是单个人的简单加总，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在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人利益社会性的时候并没有否认人不能追求个人利益，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满足个人生存需求、个人利益的实现，这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个人利益所追求的内容和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所决定。马克思对人的分析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各种不同的行为动机，马克思对人的行为运用了一定的“抽象力”，但是马克思所运用的“抽象”与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经济人”时所用的抽象是不同的，马克思反对把人抽象为永恒不变的范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是解释社会制度的变迁和社会形态更替的科学理论，人是社会中的人，脱离了社会这一大环境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人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提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认为人并不是永恒的，因为经济范畴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
四、“经济人”假设与“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的比较分析
(一)对人本质方面的比较
尽管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不断地进行修正，但是并没有逃出“个人”这一研究范围，没有把人融入到社会中，也就是独立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约束来看待人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学中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对“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方法上的个人主义就是指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于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仅强调对单个人的研究，认为“只有个体才能进行选择和行动，而群体本身既不选择又不行动，如果所分析的群体同样进行选择和行动，则就不符合科学的准则。社会总量被认识只是个体所作的选择和采取行动的结果。”在这种方法的指引下，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分析传统，那就是从单个的个人或者是鲁宾逊似的孤岛生活出发来考察问题，也就是抛开了人的历史性、现实性和社会性来抽象地看待人的本质和人的经济行为。
正是基于前文提到的抽象力，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个人的经济行为都不可能是完全主观随意的。它必定会受到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要受到一定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的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们不能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的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二)对“人”研究范围的比较
【关键词】海尔布鲁纳之谜；经济学家；创新
海尔布鲁纳在其名作《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提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6000年，然而没有出过一位在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世俗的哲学家。奇怪的是，远在法老时代以前，人类就为经济问题奋斗，若干世纪以来，产生了不少哲学家，许多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大量的政治家。为什么独独没有经济学家呢？在中国，整个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谜底进行研究的著述汗牛充栋，而针对“海尔布鲁纳难题”却没有引起整个学术界足够重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海尔布鲁纳难题”则更成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影响
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中，周公制礼的宗法制经过确立之后，在儒家思想文化的理论化和佛道的制衡作用后，宗法制度在社会中便起着凝聚的纽带性作用。祖先崇拜是我国古代宗法制的一个重要特征。祖先崇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使得世人都以此为一切“正义”的标尺，具有了排斥其他思想的主导地位。只专注于个人小生产之中导致了人们的思想僵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认识和思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思想受到了限制，对祖先的崇拜而不敢去发展，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心态使得整个社会缺乏进取的精神，缺乏创新的意识。亲缘有序是我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各自凭借其与宗主之间的血缘关系作为社会内部区分亲疏关系和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准。整个社会中，任人唯亲、注重私利现象十分普遍，普通百姓个人得不到重视，人们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相对较低，这样情况下古代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相对沉寂的状态。这种世袭宗法制把一切都用血缘安排好，社会靠是通过血缘关系来维护，整个社会都早已被安排，普通人很难通过自己努力来进入统治阶级来管理社会。
二、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响
我国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封建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考取功名的思想日益普遍，同时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人们的思想逐渐僵化，被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牵制，按照固定思维去思考问题即统治阶级的自身的思维。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这样的思想状况下自然很难出现经济学家的影子，封闭保守的思想使得整个社会难以进步。科举制度将教书育人培养出优秀杰出的人才这一最主要的功能异化了，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奴化和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使社会中的优秀杰出的人才思想僵化，投身于服务统治阶级的仕途中。在科举制僵化的体系下，社会精英的思想随之开始僵化，整个社会处于相对沉寂状态，社会发展缺乏活力，自然培养出的所谓“人才”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三、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影响
重农抑商又被称为“重本抑末”，是一种强调发展农业生产，限制甚至打击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的思想制度。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人的社会中地位底下，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自然较少，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大量商人通过商业活动赚来的钱几乎全部都用来购买土地，而不是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商业活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商业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力始终不能超过农业活动。整个社会的思想对人的行为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商业最终还是在为农业服务，商人也是向地主阶级看齐，希望通过购买土地使自己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重农抑商的政策的持续实施，使得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很难通过观察社会市场而形成，所以说，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古代不能产生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中国古代未形成公理化体系
现代科学的基础是数学，是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偏重于算学，几何长期成为算学的附庸。我们知道数学对经济学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出色的经济学家不能说是一名数学家但也是精通数学的人。我国古代数学侧重对算学的研究，以至连公理化的基础都没有，而没有第二代数学模型的话，算学是无法走向公理化的。由于汉语是天生适合表达算术的语言，所以，中国人在前科学时代，在算学方向上走得太远，以致错过了利用几何发明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的机会。这就使得我们未形成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数学难以进一步向前发展，经济学的土壤并不肥沃，难以培养出经济学大家。
五、“海尔布鲁纳之谜”给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经济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在后，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绝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我国人均值仍然不高，我国至今仍然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机遇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真正发挥有效发挥市场的作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改革力度，逐渐实现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杰出经济学家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土壤。
（二）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经济学家的形成同时也需要完善的培养体系，有一套完善的培养体系和机制能够有效培育出国家需要的人才。古代科举制也将大量优秀的人才、社会精英引入到仕途，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人才稀少。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对我国经济学家的成长是很有必要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特别对教育公平等问题进行改革，取消重点学校重点班，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纵向流动，高考改革等，这些措施在我国教育发展中迈出了一大步，为我国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形成提供了条件。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是经济学家成长的一个重要沃土，能够使其更加专业化科学化。
（三）着力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建设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家需要提高创新能力，经济学家的成长也需要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正在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通过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而针对到经济学家个人，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要坚持原创性和提出自己的创新的观点。在学术研究中不能进行学术作假、学术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绝不可能是通过抄袭作假得来的，经济学家一定要对自己的学术负责，要通过观察社会，研读经典和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体系。国家的崛起是每一个国人的责任，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模仿复制中崛起，需要创造创新。
【参考文献】
[1]李谷成，范丽霞.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历史使命[J].经济导刊，2007（4）.
[2]刘海峰.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关键词]群体；合作；分配；价格
中图分类号：D4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7-0126-01
马克思的价值转型是以平均利润率规律为基础推导出来的，但是他没有寻找价值转型的深层原因。那么价值转型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是合作，主要是不同部门间的合作。
一、合作下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一般关系
我们知道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分工与合作，但是已有经济学理论都是站在个体和分工角度观察实际，并在竞争机制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都坚信“谁创造就归谁”这个命题，所以在论证某人所得合理时，在论证某商品价格合理时，都一定是论证该人创造的就是这么多，一定是论证该商品的价值（或者效用、稀缺）就是这么多。现在我们从量的角度考察财富分配――即从价值角度考察财富分配。不管是不同部门间的合作还是不同工种间的合作，在合作体角度看，我们无法鉴别谁创造了什么，创造了多少价值，“谁创造就归谁”这个命题在合作层面不成立。比如生产一颗螺钉，10道工序，15个工人，显然每个工人都不可能生产出这颗螺钉，都只是生产出其中一部分。从结构上看，虽然每道工序可以按照必要劳动时间计量其价值，但是他们都没生产出螺钉整体这个使用价值，卖不出去。按照马克思的商品没有使用价值就没价值的基本原则，这些劳动都没有资格形成价值。将10道工序合成后一颗完整的螺钉就出来了，有螺钉整体的使用价值，卖得出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合作劳动中每个个体的劳动不能形成价值，只有合作整体的劳动才能形成价值。
凡群体都是先协同获取财富，然后分割财富，只是当群体过大时用秤称用尺量这种原始的分配方式不可行。商品交换出现后群体的分配手段进入全新阶段，其中价格所表达的不是财富的多少，不是商品价值的多少，而是要素分得价值（财富）的多少。将这个多少翻译成马克思经济学术语就是生产价格（为了概念的统一性，下面将用分配价值代替生产价格进行表述）。马克思的价值转型在实质上就是价值的分配。
二、生产价格公式的一级推导
这里我们以例证的形式，且先从最简单、最特殊的例子开始分析，然后让分析逐步接近实际，最后导出价格互动规律。
例如，社会中只有A、B两部门，它们的产量为，它们的价格为，两部门劳动人数相等，问A部门生产率提高1倍后，A、B的价格？其中，为价值至货币转换常量，等于单位货币分得价值的倒数。通常可以将当做货币单位“元”来看待。
不难知道，两部门原来创造的价值为。
依照同比律（正比率），A部门生产率提高1倍后创造的价值为，多创造了的价值。这的价值要交给社会，在社会中平均分配。
由于两部门的人数相等，所以这的价值平均分配后，两部门各得。于是有：A部门创造的价值被分走后，剩下的价值为；B部门得到A部门无偿赠送的价值后，有价值。
由于A部门的产量增加了1倍，所以A的价格为：
。
由于B部门的产量还是原来那么多，所以B的价格为：
。
依照等价交换原则，A与B的交换关系为：
可能会有人对这个结论不习惯，因为他们发现实际中许多商品的价格的确是随其生产率的提高而反比降低。这里希望我们能注意到另一面，即有些商品的生产率提高后其价格还要上涨，如粮食、建筑品、印刷品。
在马克思的反比律下有：，反比降低；，不变。于是A与B的交换关系为：。
二者最终交换比例都是，那么，°与°两种分配关系谁更符合实际呢？将货币加进来后便有答案。
在的交换关系下，货币对A的购买力增强，对B的购买力减弱，且增强量正好等于减弱量，于是社会中货币的购买力不变，既不增值也不贬值。
在的交换关系下，货币对A的购买力增强1倍，对B的购买力不变，于是社会中货币的购买力增强，货币增值。
我们对这个交换关系不习惯，是因为这里分析的是特例。为了让分析接近实际将部门数扩展为n个，此时A部门多创造的价值将在n个部门中平均分配，每个部门分得的价值，于是有：
，°°。
由于社会中有成千上万个部门，n很大，所以和都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有：
，反比降低；
，不变。
现象从来掩盖实质，凭我们的直觉很难将和这样的微量观察出来，于是便有马克思的反比律或者效用理论的递减律。
三、生产价格公式的二级推导
上面的例子还是一种特例，因为实际情况是A部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其它部门的生产率也要提高，只是不同部门提高的速度不尽相等。
很显然，其它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后多创造的价值，也将按同样的法则在社会中平均分配。
农业、建筑业、手工业、纺织业、印刷业等等的生产率也是在不断提高的，但是其率速度总是小于社会平均值，于是社会给予它们的价值大于其拿出的价值，所以其商品的价格是不断上涨。只有生产的率速度大于社会平均值的商品其价格才能降低，比如手机、电脑、照相机、钉子、绣花针、光纤、LED。
四、生产价格运动的第一规律――价格互动规律
平均律的作用过程是：当生产领域多创造商品后社会必须给消费领域（终端消费）增加相应的货币，以购买生产领域多创造的商品。自然，增加货币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工资，包括退休金、失业金等等。在第二层次的价值分配，不管是宏观上的分配还是微观上的分配，在本义上都是对人不对物的，但是由于成本相关性和社会积累等原因，分配便扯到物上去了。所以有基本逻辑：一部门生产率提高后多创造的价值（商品）首先是用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让人们买得起。但是这又增加了生产领域的成本，于是又不能全部用来增加人们的工资，而是要留一部分给生产领域，以保证利润率不变，维持经济稳步发展。
这个规律表明价格成本不能相互催动。表面看工资上涨会导致成本提高，但是由于前提是生产率提高，商品量也同比增加了，工资被摊薄了，结果是社会中单位商品的成本不变。这就是说价格互动规律下，尽管人们工资上涨了，但是物价水平不变。这种结论与实际中的“稳定物价”相吻合，而马克思的反比率和西经递减率则不能解释实际中总是要求“稳定物价”这种现象。
参考文献
[1]《资本论》，马克思，1954年版，人民出版社.
[2]《价格论》，曹国奇，2003年，延边出版社.
什么是社会学?学了社会学能干什么?看到“社会学”这三个字,你的脑中是不是冒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说起来,社会学在中国仍是一个年轻的专业,对于很多人来讲,这门专业似乎很新奇,很高深,很玄乎。
其实生活中处处皆有社会学,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社会学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动物中只有人是主动要穿衣服的,你会不会光着身子在大街上逛?上课的时候,你会不会随意走动、高声谈笑?在公交车上遇到步履蹒跚的老人,你会不会让座?……类似的情形数不胜数,面对这些情形,相信绝大部分人的行为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正是在运用社会学的思维去看问题、想问题、处理问题。
你是一个社会人,是在这个社会中长大的,社会教会了你如何在其中生活,而你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样的教化。知道“狼孩”吗?同样是人,他们就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因为狼孩没有社会学思维,他们无法理解这个社会。
当你呱呱坠地的时候,就注定了将成为一个社会人,你会慢慢学会如何去对待社会上的人和事。比如同辈之间可以嬉戏打闹、不分彼此,面对长辈就要敬重端庄。但是,你想过为什么要这么做吗?为什么我们直呼长辈的名字会被说成没教养,而在国外却没有这样的规矩?你可曾想过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你,而不是你同学那样的或者你父母那样的?你可曾想过你是谁?你又将在这个社会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你想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想更好地了解自己、认识这个社会,那么你不妨走进“社会学”这个大千世界。
社会学专业,培养你的“社会学想象力”
所谓“术业有专攻”,每一门专业都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社会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只要是这个社会中的人和事都可以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比如“消费”这种社会现象,一直以来,人的消费行为往往被认为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经济学里有个著名的“经济人假说”,按照这个假说,人们作出的投资、消费决策都是理性的,在一定成本和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但这如何解释大街上跑着那么多奔驰、宝马?桑塔纳、QQ不是一样能代步吗?为什么有些人省吃俭用一年就为买一个LV的包包?……这些社会现象我们该如何去解读?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消费社会里,商品不仅具有物质形态上的使用价值,还具有文化意义上的象征价值,因而成为了人们“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人们通过购买奢侈品或其他昂贵商品来向别人传达一种信号,体现自身的身份和地位。
由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包罗万象,因此社会学也根据研究领域的不同分各个研究方向,比如家庭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虽然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五花八门,但研究的思路是共通的,都要用到“社会学想象力”。
在社会学里,“社会学想象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能力是社会学人的基本专业素养。它要求我们在观察一个人或一件事时,要学会从社会这个大环境去看、去想,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人或这件事本身。我们都听说过“时势造英雄”,英雄固然是能力很强、有胆有识的人,但英雄的产生更有其社会的、时代的原因。只有将视野放大,放大到社会环境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你身边的人、事和现象。社会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就是教你学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及其社会背景。
社会学人的N种出路
总的来讲,社会学学科专业性不是特别强,所以没有特别对口的就业渠道。但是社会学学科涉及面广,因而就业的面比较宽。从我身边的同学来看,工作去向主要有以下几种。
No 1. 各种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人力公司和猎头公司。我的同学中就有从事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工作的,他们说大学期间学的“社会心理学”“劳动社会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等课程,在工作中非常有帮助。
No 2. 专业调查公司,包括市场调查公司、媒体调查公司,如零点调查公司、北京赛迪数据有限公司等。这是社会学人的一大就业去向。社会学的课程中包含了“高等数学”“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和数据分析技术”等一系列调查统计类课程,因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从事此类工作是非常适合的。
No 3. 各类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站等的策划、采编、社会评论员等。社会学专业素养使得社会学人对时事、社会现象方面的报道、评论视角更独特,也更有深度。很多大的媒体单位都设有社会调查部,这也是社会学专业毕业生非常适合的工作部门。
No 4. 公务员。学社会学的人对社会现象有着独特且深入的分析视角,而这种视角正是公务员应具备的重要素质。一般而言,街道、社区、民政系统、统计部门、新闻出版系统等更倾向于招收社会学方面的人才。
【主干课程】
《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统计学》《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软件与应用(SPSS)》《高等数学》《国外社会学学说》《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心理学》《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工作概论》《组织社会学》《社会问题》等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规制;规制政府
中图分类号:F270-05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生活中以计划经济为主,企业―政府―社会关系模型以主导模型为主,即企业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决策,企业成为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微观管理的工具,经济生活政治化。同时企业的行为又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实质上政府又被企业所俘获,又出现政治生活经济化的现象。此时企业社会责任以经济责任为主导,但由于计划经济下必然会出现短缺现象,因此可以说,企业的经济责任也未能很好的完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关系逐渐捋顺,企业社会责任逐渐趋于合理化,其行为边界进一步清晰化,但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及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企业―政府―社会关系还未真正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企业社会责任出现扭曲,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核心的经济责任并没有很好的完成,其他社会责任,如环境责任、法律与道德责任更是出现了严重的缺失,怎样解决这一问题是我们急需探讨的一个课题。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演进
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起源于美国(Sheldon,1924),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但一直没有统一看法。Bowen(1953)、Davis(1960)、Carroll(1996)、Wood(1991)等人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进行了界定,经济发展委员会(CED)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阐述更加完整,它提出“企业的职责要得到公众的认可,企业的基本目标就是积极地服务于社会的需要――达到社会满意”[1],报告用三个同心责任圈来说明扩大的社会期望:最里圈,包括明确的有效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责任,比如产品、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等基本的责任;中间一圈,包括在执行这种经济职能时对社会价值观和优先权的变化要采取一个积极态度的责任,比如尊重环境保护、雇用以及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消费者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公平对待、避免受到伤害等;最外圈,包括新出现的还不明确的责任,也就是企业必须保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改善社会环境的活动中来。这一定义不仅具有广博的包容性,而且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位阶关系也进行了初步考察。
虽然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在经营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主要地位,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演进,这一理论也越来越为众多企业所接受[2]。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演进与“企业―政府―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演进有高度相关性。“企业―政府―社会关系”模式的演进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市场资本主义模型(18世纪末―19世纪末):即企业系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免受环境中社会力量的直接影响,从而企业可以专注解决与市场经济力量有关的问题;(2)主导模型(19世纪后半期):即政府和企业主宰着我们社会的绝大部分个人和团体,一小部分精英凌驾于系统之上,以牺牲多数人的福利为代价,为少数特权人物赢得财富和权利;(3)动态力量模型:它将经济系统描述为一种由宽泛的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系统。企业无法独立于他所处的环境而存在,也无法主宰这一环境,同时企业是形成环境的主要因素;(4)相关利益团体模型:这一模型重新定义管理的优先次序,强调了管理的道德责任,认为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每一个相关利益团体的利益都必须予以考虑,而不是简单的作为可增加投资者财富的工具,要识别并通过工作来满足广泛的相关利益团体的要求。
与此相对应,企业社会责任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市场资本主义模型下形成了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观,即企业如果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出售它们,企业就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18世纪和19世纪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不积极行动,同时在19世纪末托拉斯组织已经存在,由于不存在与之相抗衡的利益团体,因此大企业通过各种腐败行为操纵着政治家和立法机构,出现了严重的“政府俘获”现象,大企业恣意行使着他们所拥有的特权,强化了其经济利益,其代价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丧失和公众福利的减损;20世纪初―20世纪中期,随着“企业―政府―社会关系”的演进,出现了三种相互联系的观点,即管理者是受托人,也就是说,公司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地位,不仅要满足股东的权益,而且要满足顾客、雇员和社会的需要;管理者相信,他们有义务平衡这些集团之间的利益。事实上,他们就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协调人;许多管理者都同意服务原则,虽然这三种观点各有侧重,但其内核是相同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观点继续演进,虽然在其演化过程中,高效率地利用资源创造利润仍被看作是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但诸如法律责任、环境责任等也都充实到企业社会责任之中。
从企业影响力理论的变革中也能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演进轨迹。企业影响力是企业通过行动改变社会的力量和强度。企业影响力的来源是社会赋予企业的一种职权,可以将资源有效地转化为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作为实施这种转化的回报,社会给予企业采取必要和合理的行动的权利,并允许获得投资回报。由于企业影响力对于个人自由和财产通常会有潜在的影响,因此企业影响力通常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行使的。企业影响力包括经济影响力、环境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等。在企业影响力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即主导理论和多边制衡理论。主导理论认为,在企业影响力结构中,企业居于突出地位,企业影响力的运用得不到政府的有效监督,其结果使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改变周围环境而不将公众福利作为其行动函数的一个影响变量。多边制衡理论认为,企业影响力是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而在这个社会中,其他的组织如市场、政府、劳工、教育以及公众观点也都有其强大的影响力。在一个多边制衡的社会中,政府、社会利益团体、社会价值观、市场与相关利益体共同决定着企业影响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因此可以看出,在企业影响力主导理论下,企业社会责任模式与市场资本主义及主导模式相对应,而在多边制衡理论之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式与动态力量模式及相关利益团体模式相对应。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企业、政府、社会三者的关系,它的形成是三者互动的结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现实中,不论是企业、政府还是社会方面都存在固有的缺陷,从而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1企业内在自主性的自然缺失
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个“黑匣子”,而新制度经济学将其视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一种治理结构,虽然二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不相同,但二者相同之处便是企业是理性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不会自愿承担社会责任。
(1)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在任何时候企业都面临很大的利润压力,企业会严格遵循MR=MC这一硬的约束条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行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关投入,如进行污染控制、生产安全设施的投入等,虽然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公众福利会大大提高,但在企业的决策层来看,这些投资在短期内并不会给其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短期内反映在经济中只能是成本的增加、收益的减少。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对企业利润的一种挤出,有违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企业有动力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以及企业盈利能力等实际问题的影响,专家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结果有很大差异性:有些专家认为企业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声望既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也没有什么大的好处;而另外一些专家从实证分析中得出结论“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肯定不比那些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经营的差,或许要比他们经营得好”[3]。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也就不能以经济绩效为幌子来拒绝承担社会责任。
另外,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有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冲动。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企业所承担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或者企业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如果没有外在监督与约束,企业的最优选择是按照MR=MCp安排其生产,而对于社会来说最优选择是按照MR=MCs安排生产,其中MCp表示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时的成本,而MCs表示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条件下的成本情况,很明显MCs>MCp,由于存在外部社会成本,在实现私人均衡的状态下并不能实现社会均衡。
(2)小集团行动优势与相关利益团体的缺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度的决定最终会由企业与相关利益团体之间的讨价还价来决定,如果双方力量均衡,则企业社会责任的度的界定就较为合理,如果双方力量失衡,则相应企业社会责任的度就会有失偏颇。
由于在一个集团中,集团收益具有公共性,因此对于一个集团来说,天然存在着提供低于最优水平的集体物品的倾向,集团中的个体数量越大,它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越低于最有数量,偏差也就越大。因而与大集团相比,小集团“具有更大的有效性”,即“相信组织的小集团一般总能够发掘并使用其能量,而在大集团中,能量经常是潜在的”[4]。由于企业在决定社会责任的度的过程中属于相容性集团,同时社会压力与社会激励能够在较小的集团中起作用,因此对于小集团来说“从一开始就处于优势地位”。而对于相关利益主体而言,虽然也是相容性集团,但由于其集团个体数量众多,会出现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形成典型的合成谬误现象,集团行动的理性程度大大下降。体现在企业社会责任度的决定中,表现为相关利益团体的行动劣势,其结果是企业社会责任度的界定失衡。更为严重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分化严重,但却没有形成相关的利益制衡机制,结果以企业为代表的强势集团的力量越来越大,而与企业利益集团相对应的消费者组织、工会组织、环保组织等相关利益团体相当不完备或根本不存在,导致企业滥用其行动优势,大肆侵占公众利益,致使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2外在正式制度约束的缺失
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拥有一定的暴力潜能,是博弈制度的供给者和经济发展的维护者。因此,如果政府在行使其职能时行为出现扭曲,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外在约束条件改变,其结果是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边界的改变,经济效率就会有所不同。而对于企业来说,一旦政府规制这一外在约束条件出现缺失,这意味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在约束条件软化甚至消失,企业的活动就会发生根本改变,即使不是在表面上,也会在实质上将企业的经济责任绝对化,而忽视对其他社会责任的承担。
(1)政府俘获。政府俘获理论认为,政府规制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一种收益来源,而确立政府规制的立法机关或政府规制机构仅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一般公众的利益。作为一种制度,政府规制是产业所需并为其利益服务而设计和实施的,它往往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受规制者可以通过经常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持续的压力,使规制者以合作甚至顺从的态度对待受规制者。这种特殊而又微妙的关系以及其手中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使寻租行为成为可能。这种寻租行为增加了寻租者的个人收益,却使社会的净收益受损,从而最终损害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这样,政府规制就成了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它就像一件特殊商品,人们可以根据供求条件来推测规制仅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一般公众。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是政府、企业、相关利益集团多边讨价还价的结果。企业集团作为一个小集团,其行动具有内聚力,并且在向政府传递信息时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即“信息的不完整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旨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 [5],而政府处于信息劣势,再加上相关利益集团的缺失,政府决策便会受到企业行为的较大影响,出现政府俘获现象,其直观表象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2)政府职能及其行为偏好。通常认为政府职能有:保护性职能、生产性职能、再分配产权[6]。其中,保护性职能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的,并且政府的保护性职能越来越得到另外两种职能的增补:安全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由政府来提供以发挥其生产性职能便有了经济上的可能性;产权的变更意味着收入及经济机会的再分配,因此产权的再分配会对政府规制产生影响。我国政府职能经过多年转变,合理程度增强,经济效率大大提高,但仍存在政府职能扭曲的情况,如政府还未真正从生产、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干预过多;政府的产权分配和再分配职能未能真正发挥,在产权的初始界定和再分配中,政府难以充分作为;信息的生产作用不大等。不合理的政府职能必然会限制其行为的理性程度,而政府行为是政府规制的外在反应,因此不合理的政府职能必然导致规制的扭曲。政府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它追求的是税收和租金最大化。如果新制度安排带来较高的社会福利,但带给统治者的租金较低,那么统治者会发现,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并不是它的利益所在。因此,会出现国家有意维持一套低效率产权的情况,即出现“诺思悖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不仅进行宏观调控,而且还组织微观生产,其典型特征是经济生活政治化。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府逐渐退出微观生产领域,面临着巨大的租金损失。由于我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这种制度变迁方式虽然会避免较大的摩擦成本,但又给政府带来两难困境:要推动制度变迁,就必须放弃大量的租金;要使制度变迁顺利进行,政府手中又必须有大量的资金积累以解决变迁中出现的问题,这种资金积累仅靠政府财政收入的积累是实现不了的,又必须有一定的租金来源。政府在两难的困境中,往往会倾向于保留自由裁量权。因此,政府会利用转型时期的体制缺陷,寻找新的追租空间:由于路径依赖,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片面以经济性指标为主要绩效评价指标,而忽视社会性指标;政府会无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意地维持产权失灵的现状;利用制度演进的滞后性,大量侵占公众利益等等,以这些方式来弥补改革过程中大规模的租金需求。社会性规制的缺失便是政府无意或有意进行的创租活动。在企业社会责任度的界定中,如在标准的制定、市场准入、许可证的发放等方面,政府握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实现租金最大化,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将自由裁量权市场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企业集团具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也即企业集团能够提供政府所需的租金。体现在政府行为上就是做出有利于企业的决策,而忽略了公众利益。
3社会监督的缺失
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使不仅需要企业的内在自觉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来自社会的监督,即来自中介机构或“第三部门”的监督。与来自正式制度的外在监督相比,社会监督能够采用更加客观的标准,以保护弱势群体为目标,发挥其社会责任感,以中立者的身份对事实进行考察和客观的阐述,得出较为客观的结果,为企业行使社会责任、政府进行规制供给提供客观而有效的监督。但在我国,来自社会的监督严重不足。
(1)社会中介组织的缺失。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组织,它是处于政府与社会之间,联结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各种社会组织的总称。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体系中处于一种沟通桥梁的位置,使社会体系构筑在企业―政府―社会这样一个框架体系下。比较完善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结构形式,作为最高权力的主体――政府当然应该处于最高位置,发挥宏观管理的作用,市场主体是经济活动和经济体系的基础,而中介组织联结二者,使整个体系综合完整起来。必要的社会中介组织对于降低交易成本、协调交易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关系、进行公共管理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社会中介组织处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发挥中观管理的作用,这是其本质所在。但由于受传统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明显落后于经济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组织化程度低,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社会结构处于典型的“鞍马型”结构状态。即使政府正在进行职能转变,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中介组织还是无法有效地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社会中介组织本身处于弱势和缺位的状态,成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制约瓶颈。
(2)中介组织的俘获问题。从本质上看,社会中介组织的建立视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外部监督,但由于社会中介组织职能错位,导致社会中介组织行为失范。一方面,为了实现社会中介组织的“顺利运转”,中介组织重大问题的决策如主要人事任免并非依照法律,而是由其上属主管部门进行决定。部分中介组织的管理经费主要由财政拨款,其服务性收入也由其上属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即统收统支。这样就导致许多社会中介组织因有隶属或挂靠的单位而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倾向性,缺乏独立性和规范性。有些社会中介组织在服务、沟通过程中甚至出现一些违法违纪的现象,成为社会寻租和腐败滋生的土壤。社会中介组织行政色彩太浓,丧失了由法律规定的自主性,事实上成为政府机构的延伸,也使得其行为带有严重的行政烙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中介组织被政府所俘获。社会中介组织不能站在社会的立场上看问题,也就难以在社会扮演中介组织的角色。另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的主旨应该是提供社会服务,而不应该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然而,有些社会中介组织却惟经济利益马首是瞻,完全以营利为目的,公证走过场,验资不负责,监督不认真。更有甚者,有些社会中介组织受利益的诱惑而被一些企业收买,出具伪证,蒙骗政府,欺骗百姓,因此,中介组织又会被企业所俘获。在双重俘获下,社会中介组织的行为出现严重扭曲,甚至变成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庇护伞”。
三、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矫正:政府规制
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目的在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协调,既满足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即期要求,同时又满足了社会后续性发展的需要,实质上企业社会责任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第三种力量,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性选择,它代表了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趋向,是一种历史进步。而企业天生的盈利性,企业具有天然的动力不去承担社会责任,但企业无时无刻不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企业有责任承担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为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政府的介入,依靠其暴力潜能来保证企业行使社会责任。而政府规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7],其目的是“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8],其中所谓的新式规制更多地是关注由外部性或内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相对于企业和社会,具有暴力潜能的政府在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时具有比较优势。
1合理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度
目前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或过度干预,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缺位与越位:一方面,经济生活政治化,出现企业办社会的局面;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又出现严重缺位,导致经济生活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忽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企业社会责任度的界定中,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可依靠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利用法律等工具制定相应标准,通过外在强制力监督企业行为,使企业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并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的完成情况。同时,要合理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度,其前提条件是将企业看成是一个具有强烈利润动机的经济组织,企业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目的是在国家相应公共政策的引导下,纠正企业活动引起的不良社会影响,并且这一过程要符合成本―收益标准。
2规制政府
积极、稳健地推进政府转型,使政府角色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政府职能由直接管理职能转向监管职能,减少政府寻租、创租、抽租的土壤,减少政府俘获的几率,使政府尽可能以“道德人”、“裁判员”的身份出现。推动政府规制机构的变革,用市场治理来改进政府治理,在政府活动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市场治理使被规制者提供真实的信息,同时又将政府置于竞争环境下,降低政府的垄断性,将政府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并规范其使用,优化政府效用函数,共同改进社会福利,为治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提供理性的政府主体。
3强化社会监督
(1)规范政府行为,合理界定政府行为的界区,为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中介组织体系培养良好的外部条件;(2)制定合理的法律政策体系,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建立提供完善的法律环境;(3)形成完善的行业内部自律,为社会中介组织行为的规范提供强有力的内部硬约束。
参考文献:
[1]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Business Corporations[D]New York:CED,197111
[2] [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 Moses LPava,Joshua Krausz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 Financial Performance:The Paradox of Social Cost[C]WestportConn:Quorum Books,19958,56
[4] [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 Williamson,OEThe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M]New York:Free Press,198547-48
[6]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57
关键词：幸福社会；经济学 ； 内涵；
一、人的发展是幸福的根本，也是经济学的归因
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学说。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经济主要是围绕财富展开的。经济发展的实质是财富，是为了“供应一家人的良好生活”。这里，主要涉及了两个息息相关的方面：一个是财富的创造过程，一个是财富的分配过程。与这个过程紧密相关，经济学要追问什么是财富，财富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财富的源泉是什么，如何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因此，建立在对经济事实的基础上，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效率，是如何通过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同时，经济学也要关注社会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分配社会财富，保证社会财富更为公平有效合理分配，增加社会成员的福祉，提升整个社会发展的效益。
经济学包含了强烈的价值追求。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积累财富，但是，更需要追问财富的性质和积累财富的方式。著名思想家色诺芬提出，“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财富。”这不仅说明了财富是一种实在的物品，而且，财富本身也包含了“好坏”在内的价值判断，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尺度。他进一步论述到，“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利益”所包含的不仅仅是财富，或者不仅仅是财富的多少的“量”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方向的“质”的问题。利益所折射出来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是这些关系的核心所在。
二、幸福经济学的内涵
和谐是幸福经济学的基础。和谐是事物的本质中差异面的统一，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状态，反映了矛盾统一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对立面表现出来的协调性、一致性、平衡性、完整性和合乎规律性的辩证范畴。在人、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中，人具有主体性。人的幸福是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协调。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推进人与生态、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和谐发展，是增进人们幸福的关键，也是幸福经济学的基础。
人文是幸福经济学的导向。人作为自然界的成员，不仅是一般的生物体，也是有理性、有思想、有主观能动性的生灵。人文是人之为人的重要特征，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态度、方法的总和，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精神世界。它以人的社会存在为基础，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社会价值、自然价值等方面的设定，包括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等方面的关系，是从根本上对人与社会的价值评判。从这个角度看，人文是人们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体现。经济发展不是离开人的发展的物质发展。
创新是幸福经济学的关键。幸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生理心理等得到满足基础上所获得的愉悦欢欣等感觉，是人生的一种充实与积极的发展，也是人们对自己人生的肯定。“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只有以劳动为基础，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人们的主体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才能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自身发展与进步，增进人们的幸福，增加人类福祉。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激发人们自觉意识，能够推进科技、流通、交换、市场、消费、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综合、激荡、整合，推动人类向着更为自由、全面发展方向发展。
三、进一步发展幸福经济学
倡导绿色GDP，增强幸福经济学的时代性。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尤其是人类无限制的欲望的驱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当前，自然资源的短缺、生态的退化、环境的污染加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人与自然不和谐所引起。从经济学角度看，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的不合理的资源利用结构，无节制的资源开采，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对环境问题长期忽视，对环境保护的缺乏和力度不够。人类发展始终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在于实现“两大变革”，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
突出人文资本，增强幸福经济学的整体性。经济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个融合了浓重的人文意义在内的学科。经济学包含着浓重的文化价值观念、人文发展理念、社会价值标准、社会主导道德等方面。尤其是在一个数理化、科学化逐步成为主导研究方法的情况下，经济学的价值取向是否应该被关注呢?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吉登斯认为，“科学成了一种‘权威’，借助它可以用相对没有疑问的方式来应对困境或者解决问题。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文化上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社会中，冲突被迫采用开放的观点：必须为他们提供存在的理由和证明。”但是，在经济现象中，人文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而是一种渗透性的力量。经济学也不是研究一般意义上的人文，而具有“资本”意义。
完善和谐发展模式，增强幸福经济学的根本性。“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运动过程。
时代是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人类社会发展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各种矛盾纷繁复杂，各种冲突此起彼伏，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在人类社会生活面临着变革的情况下，经济学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新的选择。幸福经济学提出了幸福的核心重要性，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是积极性发展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解振华.中国的幸福经济学[J].中国企业家. 2010(06)
关键词：哈罗德—多马模型；储蓄率；GDP增长率；资金利用效率
一、质疑的提出
任何对理论的质疑都来自实践。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提出对区域经济学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留下了诸多的问题。其中之一为：它不能解释某些国家（包括内部的某特定区域）和地区储蓄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假定及含义
该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Harrod）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D.Domar）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该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储蓄S是国民收入Y的函数；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比例增长；不存在技术进步，不存在资本折旧；生产规模报酬不变。这一模型认为均衡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为：ΔY/Y=s/c（c=K/Y，为一个社会中资本与国民收入的比例；s=S/Y，为储蓄与国民收入的比例）[1]。
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含义可得到结论：在一个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与社会储蓄倾向成正相关关系，由此可知，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与储蓄率也应为正相关关系。但实际的经济运行是否一直如此呢？通过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分析，我们对此提出质疑。
（二）中国经济中的GDP 增长率、储蓄率相关关系分析
在此选取中国1990—2002年的数据作为参考。这些数据虽然距今较远，但已可充分说明问题。在计算出这一时段各年的储蓄率之后，再应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基于1990—2002年数据的GDP增长率与储蓄率相关性分析表[2]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2-tailed）.
在1990—2002年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中，GDP增长率与储蓄率都是呈负相关关系。即，区域的社会储蓄率提高没有带来单因素的GDP增长率提高，反而在中国经济体制和区域经济体系下，从单因素的角度来讲，社会储蓄率的提高带来了GDP增长率的下降。显然，这个验证结果是与哈罗德—多马模型所提出的结论是相抵触的。
二、矛盾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投资等于储蓄的不完全性
在公式推导中，哈罗德—多马模型利用了公式：I=S，即认为所储蓄均转化为投资，且为投资的唯一来源。显然，这与现实不符。首先，投资不光来源于储蓄。忽视现金的投资作用会产生分析误差。其次，储蓄不可能均转化为投资。贷款获得后并非一定投资于生产，此外，储蓄用于投资，不一定能带来正的经济效益。在现实中，I / I 往往不等于Y / Y。
（二）资本劳动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过于苛刻
哈罗德—多马模型做出了资本劳动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而现实中的情况绝非如此。这种假设，割裂了生产要素的相互替代性，过分强调资本对GDP增长的作用，单因素分析使得分析结果不完整或者多少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使得分析停留在了数学推理的层面，分析的角度难免狭窄不符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短期内的发展态势。
（三）区域经济资金循环内部的差别性
区域（在世界范围内国家也可以看做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资金因素变化是多元性的，不同的区域资金循环的速度、质量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由于经济发展速度，金融系统完备程度，政府角色，这些问题上的差别，不同区域资金的吸引、流转速度存在差距；不同区域金融市场对经济的助推力不在同一水平；不同区域政府资金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性。
（四）经济经常不稳定，经济周期存在
哈罗德—多马模型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问题，而且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显然，这是在经济某一特定状态下进行的分析，忽略了经济波动对资本发挥作用的影响，而哈罗德—多马模型忽略了经济波动。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投资形势变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对于资本的利用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五）中国企业筹集资金的利用效率普遍较低
资金的利用效率低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投资策略不当，投资项目不符合消费市场要求，项目投产经营、管理不善等[6] 投资低效的情况常有发生。当资金利用低效率存在且长期得不到改善，会带来各种与哈罗德—多马模型模型结论不同的结果。如，投资收入小于投资成本；大量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被消耗在投资中无法收回；GDP增长与储蓄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明显甚至二者成负相关关系。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结论与实际的经济现象不一致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有其模型分析的缺陷原因，也有经济运行复杂多变的原因，我们可尝试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完善。
三、改进后的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是两位经济学家哈罗德和多马对经济学发展的杰出贡献，这里的改进也仅限于一种学术上的试探。改进应从模型的假设条件开始，使之更符合实际的经济情况。
（一）当劳动和资本替代不明显而资本利用效率能使投资收益大于投资成本时的模型改进
在其他假设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由于一个社会存在着技术进步和管理差别，则一个社会的资本（存量）和该社会的总产量或实际国民收入之间存在某个变动的比例β，则：K/Y=βc，得到：K=βcY，可以推出：ΔK=βcΔY。又因为社会中不存在资本折旧的假设依旧存在，因而：ΔK=I=βcΔY。根据投资等于储蓄（I=αS，0
（二）当劳动和资本替代随时发生而资本利用效率不能使投资收益大于投资成本时的模型改进
在此情况下，社会的经济整体对资金的利用效率不高，低水平的投资普遍存在，并且当投资者无法用资金使得效益增加时，往往采用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来实现投资目标。因而，在此过程中，储蓄率的增加一方面带来更多的低水平投资，另一方面在既定的国民收入下，减少消费，对于GDP的快速增加是不利的。因而，这个时候均衡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公式：
ΔY/Y=（γs+ml）/βc，其中，-1
当然，改进后的模型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同样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但它加入了一些不容忽视而又客观存在的因素，使得模型更接近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1]迈克尔·P.托达罗.发展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207.
[2]陈先勇.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51-254.
[3]Jack C.Francis.Investment Principle[M].NCCR FINRISK working paper，2006：53.
[4]魏下海.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就业——解读中国就业弹性的变动趋势[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5)：37.
[关键词]文化消费；幻象；社会救赎
李辉的《幻象的饕餮盛宴》对西方马克主义重要学者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幻象的饕餮盛宴》意在研究以大众媒介为主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等消费中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即消费文化中的文化消费问题。西方马克主义既有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菲斯克代表的文本范式，也有鲍德里亚代表的符号范式等等，而“幻象”成为西方马克思文化消费批判的统一指向点。本书意在阐释幻象存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化消费的幻象。西方在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批判了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弊端。另一方面是救赎的幻象。在西方消费理论中，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还是其后的思想，针对消费社会所开出的改良药方缺乏实施的根基，拯救消费社会的措施带有乌托邦色彩，最终成为一种泡沫幻象。
一、文化消费的幻象
幻象是从幻想、幻觉或梦境中产生的形象。本书中的幻象是在消费文化商品时一种虚幻的表象，一种被蒙蔽的意识形态。具体说来，本书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解读：
阿多诺批判文化工业对人的蒙昧，文化产品模糊了现实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文化商品交换的乐趣代替了获得商品后审美的乐趣。电影等文化产品，通过制造出的幻象来满足人们现实生活的需求和希望，而人们对这种幻象却乐此不疲。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主义与文化消费一道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个消费社会成为一个失去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社会；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人的幸福变成了对文化商品的占有，失去了思考和批判能力，文化消费模糊了人与人之间差别的假象。人们活在一种虚幻的满足中，而这种满足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安抚人们心灵的幻象，幸福的承诺让人陷入虚假的满足怪圈中。
弗洛姆痛斥，消费让人异化为消费的机器。炫耀式消费成为主调，消费目的、自由隐私、人格、情感被异化。对于文化消费者来说，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幻想，与他们真实需要的没有关系。他们满意于无用的占有。人们不再以自身的方式来显示自身的存在，而是要在文化商品中显示自身，他们成为了活在商品影子下的傀儡。
本雅明洞察到，消费者社会中艺术的灵韵已经消失，艺术家的灵魂被腐蚀。本商品社会所形成的梦幻和迷离，拱廊街、长明灯、琳琅满目的商品、时间空间摆脱自然时间的限制，时尚成为时间的梦幻，拱廊带来空间的幻象。人们沉浸在这种梦幻中不能自拔，被资本主义的外在魅力所蒙蔽。
法兰克福学派之后，文化消费思想开始转折，菲斯克从文本范式来解读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消费现象。他注重大众在对付规避宰制力量的战术和大众的活力，他的理论突出了大众的力量和主体性。但是他的过度乐观主义倾向造成了这样一个幻象：我买故我在，消费者无所不能。而鲍德里亚则看到消费社会中，人们被物体系所包围，不仅物品异化，而且被符号异化。他把符号的仿真代替了真实，符号成为控制人的力量，消费者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二、社会救赎的幻象
西方的学者力图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拯救人类，他们也提出了救赎的方案，但是，这些救赎或者是依靠社会边缘人物，或者是转向艺术家，或是与虎谋皮，寄希望于企业或国家。救赎成了一碰即碎的泡沫式幻象。
马尔库塞试图拯救社会，但他把希望寄托在亚文化群体身上。而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的亚文化人群，他们的反抗只能是隔靴搔痒，无关根本。当马尔库塞转向艺术世界时，他忽略了艺术对于现实的抵制、反抗仅局限于想象的领域。
弗洛姆倡导一种人道而健康的文化消费方式，改变原来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人的心理、经济领域改良。而如何建立健全的人，健全的社会，弗洛姆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寄希望与国家和企业能够改变社会，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