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04 15:14:3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 制度经济学 双层制度安排
1 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 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 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 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 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 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 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 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 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类；相互关系
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分类
关于环境的分类，学者们根据各自不同的标准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了分类:根据构成环境的基本要素，分为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三者交互作用，形成了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而形成了影响政治教育环境的物质要素、制度要素和精神要素；根据环境的层次，分为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又称为大环境，主要指本社区和本单位以外的社会环境或国际环境，微观环境称为小环境，一般是指本社区、本单位、家庭、学校的环境，中观环境介于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之间；根据环境的状态，分为开放环境和封闭环境，封闭环境和开放环境的区分是相对的，从本质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一个开放环境。
具体教育对象是学生，学校是一个相对微观的组织单位，一个小环境，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以传播知识育人为主的开放的教育环境。由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涉及到许多方面，这些不同的方面是个有机整体，因此，经过上述分析，根据对其影响程度的大小，笔者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社会环境、媒介环境以及教育环境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其环境的辩证关系
根据的环境论，环境决定人的主观世界，人对环境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环境在影响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其环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环境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一般表现为自发性、双重性、易变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
1．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的同性同向强化
环境的影响对教育功能的强化主要表现在对大众传媒、制度榜样等结合起来形成的舆论强化、制度强化、榜样强化和氛围感染。舆论强化主要是通过媒介环境形成一定的舆论引导来强化人们对某一思想、行为的认识。在我国，大众传媒要接受党的统一领导，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任务。大众传媒要坚持在宣传中与主旋律一致，注重榜样的示范效应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榜样作用，形成感染力，形成对社会风尚和价值取向的选择。
2．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的异性异向强化
所谓异性异向是指环境的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在性质上相反，在导向上相悖，就会产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弱化甚至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环境影响对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消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的自发性与教育的目的相背离。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增强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人们成为“四有”新人。这种目的是围绕着“真、善、美”三个目标展开，三者分别形成科学的认知、良好的道德素质和对美感的追求。思想政治教育为此不断地努力，可是，受教育者并不是在完全封闭的教育环境里成长，他们在接受教育影响的同时也受到环境的自发影响。当教育为培养人们形成求真品质而努力的时候，受教育者却不断地受到环境中造假之风的袭扰；当教育灌输与人为善的思想的时候，环境中却恶行不断；当教育者把追求美作为人生的目标传授给受教育者时，社会上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如此等等。环境的自发影响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相背离。
（2）多样性的环境与教育的主导性冲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了严重打击，社会主义陷入低潮。这样的国际大环境对的传播带来了一定难度。同时，在我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和国际环境变化的考验，正在向前发展。新生事物在发展初期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形成教育内容的优势更不容易。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共同影响下，社会上各种思潮不断出现，各种价值观相互交错，的主导性正面对着多样性的理论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压力。多样性冲击着主导性。
（3）环境的多变性与教育的内容相矛盾。环境的易变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相对稳定性相矛盾。变化是环境的主要特征。环境变化的根本动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由于生产力的相对落后，社会环境呈现出相对稳定状态。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和途径。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变革速度加快了，社会环境的更新速度也随之加快。教育的内容要求具有稳定性且有规律可循。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受着环境的影响，一旦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与社会变化不同步或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缺乏时代感，受教育者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就会产生置疑，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结论
关键词：广西北部湾 建筑工程管理 技术 管理 经济 造价
【中图分类号】G710
一、 专业背景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圈城市形态的形成，从而带动城乡建设和房地产行业的飞速发展，增加了市场对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员的需求。 而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是顺应了建筑市场的需求而衍生的一个专业。提升工程项目的管理质量需要大量工程管理专业人才，但现有的工程管理培养模式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以及行业现状仍存在一定距离。
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算是较为年轻的专业，目前在我国还处于研究、探索和发展阶段，但基本上以工程技术为依托，兼顾管理、造价、经济，不同的院校虽然侧重不同，但都是培养土木工程技术、造价、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掌握现代工程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算是一个建筑“全能”专业。
可是，这样的“全能”专业真的能让建筑工程管理的毕业生们全能的胜任建筑行业中各岗位的工作吗？
二、专业改革现状分析
现下建筑市场对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大致体现在以下几种类型的用人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房地产开发公司、工程咨询单位等。这些公司对建筑管理人才的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已经是市场的迫切需求了。从目前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从业人员水平来看，多数的学历水平较低，但是基层相关的施工技术工作经验丰富，良好的专业技术是保证其能够胜任岗位工作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建筑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标准就是要培养具有工程、建筑、施工、生产等相关专业技能，而且具备了相关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管理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然而通过以下行业现状与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分析看出，行业当下的现实需求和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方向不尽契合，导致了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尴尬。
而高职院校的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因其专业领域过泛，什么都想抓，什么工作岗位都想能胜任，虽然愿望是好的，但由于知识技能多而不精，反而有“小刀很多把，把把都不利”的无力感。相比本科院校的土木工程专业的学术型毕业生来说，感觉更显弱势。如何把高职工程管理专业建设成为建筑类教育中的极强专业，并具有竞争力，已成了呼之跃出必须的改革。
三、已有教学改革基础和环境
但由于是新兴的专业，存在着专业实践基础薄弱、师资队伍结构不完善、理论研究还欠缺、实验室及设备不完善的缺陷等，在专业实质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如何进行专业定位、形成特色职业发展模式，既需要把握工程管理专业发展的规律，又要从地方经济社会和学院发展实际出发，明确工程管理专业的定位，系统研究职业化、特色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问题。
四、改革目标和内容
如何能提升我们高职院校工程管理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是本次主要的研究目标和内容。具体包括：
1、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定位。
从技术、造价、管理、经济、这四个核心大方向出发，四手都抓，但可以根据专业的历年市场调研和需求分析以及毕业生就业情况，做出偏重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在摸索和跟随市场的脚步中前进，分出不同侧重点的培养方向。从现下行业需求情况和我院综合办学能力来看，主抓土木施工技术和造价两个方面，兼顾经济和管理，既可满足市场对建筑行业大批量施工技术和造价人员这两块的需求，使我们的毕业生在施工和造价两个方向做到知识结构和技能虽少而精，又能兼顾胜任管理类和经济类的工作领域，为就业拓宽方向，提高竞争力。
2、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因工程管理行业的实践性要求较高，除了内部教师需继续进修及提高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外，加强企业工程师来担任课程教学的模式是我们进行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这一方面我们学院可以说较有优势，利用学院自有建筑产业中的资源，聘请项目中现场施工和预结算经验丰富的工程人员进行实践教学，将项目带进课堂，课堂融入项目，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打破枯燥的理论知识“填鸭式”灌输模式。
3、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教材改革研究。
建筑行业的法律法规及技术要求等领域的知识根据政策要求和市场情况不断在改进和调整，而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教材因内容陈旧和更新不及时等原因与实践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同时对于最新的相关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理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针对拓宽专业，应把合理应用教育技术，开阔学生知识领域作为首要问题考虑，而不应再死守教材理论。学生在校期间，除了吸收传统知识外，更多地还要吸收先进的专业知识和人文知识，因此，仅用加法和减法修改教学计划无法体现教学内容的改革。
4、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研究。根据专业侧重方向，完善核心课程，修改不符合市场需求的课程，增加贴近当下建筑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知识需求的课程，形成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
5、建筑工程管理的教学模式建设研究。把课堂移步至实验室、企业、工地现场，加大实践教学环节的课时等。
五、改革的创新之处
1、不盲从部分高校较极端的课程教学体系，偏“土木”，或偏“管理”。根据各类建筑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调整教学方向，建议按主抓技术、造价，兼顾经济、管理开办专业。
2、利用本学院自有产业项目的优势，加重和加大学生实践课程，让学生把课堂搬到工地更为便捷，提前角色带入，为市场培养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础。
3、重视和加强实践技能的培养，让我们的毕业生能进入就业岗位直接就业，大大提高就业竞争力。
七、结语
总之，广西北部湾经济商圈和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坐落广西南宁为房地产行业带来的无限商机，使得建筑等相关行业还在蓬勃发展，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所面对的市场需求还有较大的人才空间，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招生与教学就还将继续下去。我们高职院校的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的课程设置、教学研究、教学方式探索，都有待于专业教师的进一步完善与丰富，以越来越娴熟的步伐顺应市场和时代的发展，以越来越饱满的姿态填补市场的空缺，为该专业的人才输出和提高就业竞争力补充更完善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建筑工程管理的现状及解决方案研究》，张兰英，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4年02期；
林张之争以特定学科的特定学派的视角为出发点，是多种讨论方向之中的一种。但是，由于两位学者具有影响力，所以各界对于产业政策的理解可能被锁定在特定的方向之上。比如，即使顾昕以大批量地介绍不同学科的经典文献的形式加入论战，间接地提示了讨论产业政策的不同方向，各界的思考仍然主要围绕特定的议题进行。考虑到产业政策的复杂性，这种锁定效应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
三种讨论方向：经济学、政治学与管理学
现实中的产业政策涉及经济理论、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因此，重要的是如何设定讨论的起点、协调不同学科的研究的关系。实际上，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可以有三个起点：一是将经济学（特别是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作为起点，假设在解决了经济学问题之后，政策当局自然会决定取舍进退，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二是将政治学作为起点，强调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何种产业政策，讨论的重点是经济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如何规定了政策选择的空间;三是将管理学作为起点，认为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后进国家必然推行产业政策，所以如何抑制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
产业政策具有不同的侧面，理想的讨论格局是三种方向并存。实际上，这也是国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的基本形态。但是，林张之争及其激发的后续讨论表明，中国各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为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部分政治学家的意见没有充分体现应有的问题意识，管理学者则基本没有发出声音。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相继推出、产业政策的经济学论战难以结束的背景下，认识产业政策的政治背景是进行讨论的前提，从管理学的角度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讨论未必合宜。
经济理论：难以结束的论战 丰田代表了日本汽车行业的精益生产模式（图为丰田汽车博物馆）
林张之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这场争论只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政策之争的一个并不典型的组成部分。
在产业政策问题上，两位学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政府是否应该介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林毅夫认为，由于企业未必能够解决外部性和协调失败问题，所以有为政府的协助可能是有益的。进一步来说，他试图以有为政府和潜在比较优势的实现过程为支点，构筑新结构经济学。相反，张维迎从奥地利学派的逻辑出发，认为政府不但难以识别哪些产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而且介入必将扰乱市场机制并引起寻租活动，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在政策层面的差别并不巨大，在理论层面也比较接近。就前者而言，林毅夫一再表明，他只是主张政府在企业已经开始生产活动之后进行介入，而且这种介入尽量不要以补贴的形式进行。在进行这种澄清之后，两者的距离已经缩小。从后者来说，如果以是否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来区分经济学流派，那么两者都属于强调市场作用的经济学家。但是，既然政策层面的差别并不明显，又具有相近的理论背景，为什么这场论战会长期持续？
实际上，尽管都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经济哲学不同。林毅夫在研究方法上借鉴新古典经济学，他的经济哲学以包括官员在内的经济主体的理性为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认为由理性官员组成的政府可能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张维迎的经济哲学更接近奥地利学派，对于官员的理性以及有为政府从根本上持怀疑态度。正如经济哲学的差异导致张维迎推崇的米塞斯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新古典经济学色彩的兰格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核算论争难以结束一样，林张之争长期持续的原因之一也是经济哲学的不同。
如果说经济哲学的不同让肯定市场机制的林毅夫和张维迎在产业政策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那么对于市场的不同认识则是世界范围的产业政策之争一直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林张之争中，张夏准的身影隐约浮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张夏准是最为典型的产业政策论者，他主张的产业政策远超林毅夫界定的范围。张夏准的产业政策论的出发点是市场机制在后进国家无法实现资本形成，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接下来，他主要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来论证产业政策可能推动经济发展。[1]由于张夏准和张维迎代表了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极端，所以我们以假想张维迎和张夏准之争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关于产业政策的经济学争论难以平息。
从张维迎的角度出发，无害的产业政策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政府只能在企业已经进行生产，并且遇到难以克服的问题之后才进行介入。第二，介入所引发的寻租成本必须等于零或趋近于零。依据公共选择理论，寻租成本的大小基本等于政府投入的政策资金的规模。所以，这意味着政策资金等于零或趋近零。第三，政策资金的机会成本为零或趋近于零。资金的机会成本指资金投入其他用途时可能产生的收益。一般来说，只有在政策资金的规模等于零或趋近于零的情况下，其机会成本才为零或趋近于零。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张维迎将会对张夏准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是否能够以完全不投入或只投入很少政策资金的形式推行产业政策？第二，如果介入以投入大量资金为前提，那么如何以主流经济学家可以接受的形式论证政策的合理性？
从上文对于张夏准的分析思路的介绍来看，不伴随大量资金投入的产业政策基本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同时，既然出发点是对市场机制的怀疑，张夏准也就无意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因此，张维迎和张夏准都将难以说服对方。实际上，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相持不下的原因，与本文假想的二张之争难以结束的原因大体一致。
但是，产业政策的支持者必须回应从张维迎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尖锐问题。笔者认为，回应的要点在于跳出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作为张夏准理论基础的激进发展经济学，引进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回到产业政策的实践之中。
与通常的分类不同，产业政策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基本不花钱的和花很多钱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符合寻租成本和机会成本为零或趋近于零的严苛标准，而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的可行性则可以在政治学、管理学框架之下进行讨论。在产业政策之争中，产业政策的支持者没有明言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引起了诸多误解;同时，他们没有将政治学和管理学引为援军。因此，这些学者既难以用反对者们可以接受的逻辑说服他们，也难以用反对者们难以挑战的逻辑发展自己的主张。
政治逻辑：被忽视的背景
产业政策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现象。一方面，产业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基于政治逻辑而出现;另一方面，在某些产业，评价产业政策的标准不仅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收益。因此，政治逻辑是后进国家讨论产业政策的重要背景，尽管这个背景在林张之争中并未出现。
首先，在政策实践之中，产业政策出现的契机往往是政治逻辑。凯恩斯曾经提及，看似自由的政策制定者其实不过是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经济思想的影响的确不可小觑，但经济思想内化为官员的行为准则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同时，政策实践表明，产业政策的出现未必以经济学的突破为前提。在战后日本，最早的产业政策是所谓“倾斜生产”。当时的情况是，启动生产活动的瓶颈在于煤炭和钢铁的供给有限。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接受有泽广巳的建议，将有限的资源重点投向煤炭和钢铁部门，首先恢复它们的生产。这种政策的理论基础显然是“生产手段部门优先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接受了左派政治经济学。同样，韩国政府大规模推行产业政策不是因为经济学家证明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而是由于当时的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追赶意愿。类似地，在启动市场化转型的1980年代，中国借鉴日本的经验不是因为支持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战胜了反对派。实际上，产业政策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被政策部门接纳，一方面因为政府志在赶超，另一方面因为产业政策为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预留了空间，更容易为传统上倾向于宏观控制、同时又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计委系统接受。在现阶段，产业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完全放弃产业政策不具有可行性。
其次，由于产业政策往往基于政治需要而出现，所以评价产业政策的标准未必是单一的。在这个问题上，京东方的案例具有启发意义。过去十年间，京东方从零开始，成长为世界第五大液晶企业。其间，投资总额超过两千亿元。这一投资规模是中国工业史的纪录。无疑，这些投资和政府介入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于这个案例，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难以做出肯定的评价。但是，政治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关键的视角。
近二十年来，随着生产技术日益被整合进生产设备，液晶产业的竞争焦点已经转向投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国企的京东方如果发挥投资能力的优势，不但可能继续提高市场份额，而且可能将日韩、台湾地区（液晶产业的主要集聚地）的相关企业置于自身的影响之下。直白地说，如果京东方成为世界最大的液晶企业，那么东亚其他液晶企业将不得不听命于京东方。对于关注产业政策的政治学者来说，在东亚地区存在复杂的经济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背景下，这才是京东方的战略意义之所在，罔顾这种产业政策所可能具有的政治意义，只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进行收益分析可能是短视的。
在中国，介入产业政策争论的主要是熟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因此，社会各界可能认为产业政策首先是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但是，这个认识未必准确。
首先，在研究史上，产业政策可以上溯至李斯特和格申克龙，而他们的研究难以归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李斯特和格申克龙在总结早期工业史的基础上，主张以包括政府介入在内的制度性手段启动工业化进程，发挥后发优势。尽管没有直接使用产业政策这一术语，但是他们的工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是，他们一致认为，后进国家是否能够形成关于经济发展的积极的意识形态是开启工业化进程或实现后发优势的前提。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之中，产业政策不过是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依据这个逻辑，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首先是政治学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问题。
其次，可能让很多读者意外的是，推动产业政策正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学家;推动相关研究持续发展的主要也是政治学家和具有政治学问题意识的学者。正是这批被称为发展型国家论者的学者的研究使得产业政策在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获得市民权，主流经济学家只是在1990年代之后才介入这一领域。不过，尽管发展型国家论在世界性的产业政策争论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中国版产业政策争论之中，发展型国家论很少被提及。[2]
发展型国家论者和李斯特、格申克龙的研究具有共同点。发展型国家论者认为，发展意愿是政府启动产业政策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高柏关于发展主义的研究值得一读。[3]很明显，发展型国家论者所说的发展意愿或发展主义和李斯特、格申克龙强调的积极的经济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同义语。实际上，发展型国家论者和李斯特、格申克龙的理论结构具有共同点：他们都将产业政策视为由经济意识形态决定的因变量。进一步地，冲本・丹尼尔的研究表明，特定的经济组织结构推动了具有发展主义倾向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形成，并和这种经济意识形态一起规定了产业政策的形态和效果。在这里，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处于由经济组织结构、经济意识形态和产业政策组成的逻辑链条的末端。[4]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发展型国家论者的产业政策论只是对历史事实的堆砌，没有严格地论证产业政策是否推动了经济发展这一关键问题。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发展型国家论存在两个研究传统，而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之下的产业政策研究截然不同。
管理实践：被悬置的要点
正如批评者们指出的，发展型国家论者的主流研究试图以列举政策措施的方式来完成关于政策介入和产业升级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论证。但是，发展型国家论者的一批被忽视的研究则构成了另外一个研究传统。在这个研究传统之下，分析的重点是政府介入如何推动了企业能力的形成。这种研究方向以阿贝格兰的著述为开端，以阿姆斯丹的研究为代表，也存在于金麟洙的著作之中。近年来，这种研究和演化经济学家以及企业史家的产业政策论逐渐合流。更重要的是，这组研究和斯蒂格利茨、罗德里克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叛者关于信息不对称、后进国家企业的成本结构的发现过程等问题的理论模型相互支撑。由于这些研究都关注企业的生产过程或管理过程，所以这些研究的发展可以称为产业政策研究的管理学转向。在世界范围内，这种转向正在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热点。[5]但是，在中国版产业政策争论之中，这种变化被忽视，管理问题被悬置起来。
在国际学术界，上述转向出现之前，大量研究集中在政策资源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换言之，主流研究主要关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是否在统计学的意义上推动了产业发展。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全要素生产率等常用的统计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难以准确地测度。第二，正如下面的案例所表明的，在政策实践之中，政府介入和企业能力之间的关系未必能够通过回归分析的方式体现出来。
约翰逊曾经将产业政策区分为两种：企业合理化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这样的分类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前文提及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和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企业合理化政策主要指在企业层面提高企业能力的政策，涉及协助企业引进先进管理方法、提高产品质量、稳定劳资关系、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这种产业政策完全被遗忘。近年来的企业史研究表明，这种政策所需资金极少，以下案例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政策的作用机制。[6]
众所周知，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精益生产方式之中，而组装厂和配件厂的高效合作是精益生产方式的要点之一。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政府在这种合作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50年代初期，丰田竞争力不强。在这一时期，丰田不重视企业间技术合作，负责对配件企业进行技术支持的只有三人;配件企业技术水平不高，难以配合丰田。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丰田系企业提供了管理咨询。咨询涉及配件企业的管理体系以及丰田与配件企业的协调机制。政府系管理专家依据当时汽车产业最先进的管理原则，对配件企业在具体业务环节的表现以记分的形式给予评价并提示了改进方向，指出丰田负责与部件厂联系的采购部应该增加人员并强化技术指导能力，建议增强组装厂与部件厂之间的信息交流。在这次咨询之后，丰田强化了和配件企业的技术交流。同时，政府系管理专家建议将协丰会（丰田系列配件企业的组织）的功能从联谊变为信息交换。另外，当时的丰田缺乏足够的资金切实地支持配件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而配件企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影响了汽车的质量。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在1960年代为配件企业提供了规模不大的资金支持，主要用于解决共性技术问题。考虑到在后来的精益生产方式中企业间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换的重要性，可以说，上述管理咨询和有限的资金支持为精益生产方式的形成提供了部分基础。
上述案例中的政策实践基本符合关于产业政策的严苛经济学限定，其本质是以极低规模的资源协助已经进入特定产业的企业解决能力形成中的关键难题。这类产业政策存在于东亚的政策实践，正在成为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学习东亚经验的新重点。但是，这类产业政策基本没有进入中国各界的视野。
在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之外，也存在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这类产业政策往往体现为政府以提供大量资金的形式推动企业进入某个新兴产业。在林张之争中，焦点就是这种产业政策。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回到京东方的案例。
由于投资金额巨大，所以政府支持京东方的过程之中或许存在某种程度的寻租成本，巨量资金的机会成本自然也是庞大的。从产业政策支持者的思路出发，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液晶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企业难以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完成如此规模的投资。但是，由于这类产业政策不符合主流经济学为产业政策设定的条件，难以为产业政策的批评者接受。
不过，管理学能够为论证这种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提供参考。产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企业能力发展的结果，而企业能力的形成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依据这个思路，有学者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以技术研发和生产活动为中心，细致地勾勒了政府介入和京东方的企业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7]尽管关于这类产业政策仍将存在争论，但是上述管理学研究无疑拓宽了研究的思路。另外，关于如何抑制寻租成本，已经存在大量值得政策制定者参考的研究。
现实选择：三种讨论方向的综合
林张两位先生围绕产业政策的多轮交锋打破了学术界回避争论的惯例，以理性的辩论的形式让一个重要政策议题出现在舆论场的聚光灯之下。但是，如果在林张之争或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的范围内画地为牢，不但会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且可能出现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局面。所谓复杂问题简单化指将本来具有丰富的政治学背景和管理学内涵的产业政策问题简单化为纯粹的主流经济学问题;所谓简单问题复杂化指争论的长期化导致政策制定部门无所适从，连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政策措施都难以采用。
强调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用意不在于解构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实际上，产业政策的实践之中存在大量问题，张维迎的批评有其意义。同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持续发展有可能为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但是，正如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的意义难以被完全解构一样，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的价值也无法忽视。当下的局面是，在主流经济学主导的讨论方向上，我们难以对于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做出明确的判断;产业政策的政治学揭示了产业政策出现的背景、对于评价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给出了不同的判断标准;产业政策的管理学则可以对产业政策进行全新的分类，有助于提高那些已经被证明是好东西的、特定类型的产业政策的政策收益并降低其政策成本。
厘清产业政策的三种讨论方向的意义之后，现实的选择或许应该是综合三种讨论方向，具体地分析两种产业政策。首先，应该积极推进符合苛刻的主流经济学标准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其次，对于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在主流经济学家的争论取得进展之前，考虑到政治逻辑决定了中国政府不可能完全放弃这种政策，更有意义的思路是结合管理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找准企业能力形成的关键点、相应地设计政策措施，尽可能地使这种产业政策成为好东西。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注释：
[1]Ha-Joon Cha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Macmillan， 1994;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关于发展型国家论，可以参考朱天飚主持选译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3]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Daniel， Okimoto， 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5]James Christian Abegglen，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Press， TBS Britannica， 1970; Mario Cimoli， Dosi Giovanni， and Joseph Stiglitz eds.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uce Greenwald and Joseph Stiglitz，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 2（1986）; Ricardo Hausmann and Dani Rodrick，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 2（2003）; 尾高煌之助、松茂著：《幻の政策振法：分析とオラル・ヒストリによる解明》，日本新社2013年版; Ohno， Kennichi， Learning to Industrialize： From Given Growth to Policy-aided Value Creation， Routledge， 2014.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财政学的发展历史
（一）古典学派与财政学
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专门论述了财政收支、税收、公债等，他把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之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里程碑式标志。
（二）德国社会学派与财政学
1872年，瓦格纳出版了财政学，建立了独立的财政学体系，核心内容：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共同经济。国家财政分配也应该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而增加，通过对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1882年，他提出著名的瓦格纳法则：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
（三）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财政学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陷阱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对财政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体现在：1.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2.批判古典学派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看得见的手原理。3.倡导逆经济风向调节的财政政策。
二、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标志着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词语。随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把“公共经济学”用作书名，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72年，美国《公共经济学杂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经济学著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联系
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可能有失偏H，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四、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异分析
（一）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财政学所处的几百年里，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成熟，只需要研究有关财政收支问题就足以应付时代的要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有关对市场经济研究的各学派也是层出不穷，当代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体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征，这就要求财政学研究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府经济活动，很显然，传统的财政学对此已显得力不从心，公共经济学则是应运新时代、新环境而生。
（二）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研究的范围大不相同
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财政收支问题，特别是财政收入问题，而公共经济学不仅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财政收支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公共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曾经指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评价各种政策。此外，财政学的研究只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有所交叉，但是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与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而且还广泛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等，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学，它研究了许多财政学所不能包含的内容，例如：公共品的最优提供、外部性矫正、公共定价、宏观经济稳定等等。
二战后，新制度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比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认为即使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治抉择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新制度主义认为需要深层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将个体行为放在历史条件中进行考虑，通过运用归纳法形成较成熟的理论，然后再对国际政治展开研究。新制度主义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学学科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启示。
一、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兴起与演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从对制度的普通研究转向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彼得斯认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属于旧制度主义研究，经过行为主义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开始兴起。新制度主义学者反对把行为界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用行为去解释政治现象是不具备说服力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某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之内的，这种行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学者大声疾呼“重新发现制度”“回归国家”与“回归制度”，但“回归国家”似乎并无特别新颖之处，人们不应该简单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义，而应该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途径。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以美国为重心，欧洲失去了传统的学术中心地位，在欧洲盛行的历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学思辨传统也逐渐被重视实证、数量分析方法的科学主义所取代，定性研究和价值判断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经济学随着日益强大的经济领域力量凸显了其显学地位，并逐步得到确立，它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推动了崇尚个人主义和以市场原则的自由文化扩张，并使这种文化发展为新理论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选择范式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并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兴起并迅速主导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观、中立，论据实证并能近乎精确地解释政治活动，这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行为主义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语权。行为主义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学标准来衡量社会政治现象似乎脱离了实际，暴露出了对社会价值观的忽视，研究的形式主义和数理语言难以表述的困难，导致其会容易遗忘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各种研究范式开始尽显其能，取长补短，交叉与融合，逐渐打破了行为主义在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新制度主义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领域巨大成功的影响下，为了矫正行为主义方法中过于关注政治个体及其行为，忽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而产生的。实际上，新制度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旧制度学派的一些合理“内核”，和旧制度主义学派用静态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义用动态的眼光综合分析经济运行理论、政治行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其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二、新制度主义的解析
新制度主义最早从经济学中兴起，由于有学者不满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对于“政治”“国家”“制度”的轻视，将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学研究。新制度主义是对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其主要内容有：
首先，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在制度因素中结构与人哪个更重要?行为主义强调“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义认为对人的独立影响作用的研究应该放在对社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获取有力的解释论证。新制度主义着重分析制度对人的行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并认为制度约束人类的行为可以促进行为的规律和规范，增强解释和预测的可靠性。新制度主义认为人类接受制度的约束，同时制度又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所以新制度主义必须解释作为个体的人接受制度约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释促成了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的产生。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认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释政治现象的有效工具;个体及其行为虽然很重要，但必须把个体放进一定的制度背景中进行分析。
相比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分析个体偏好行为，这增强了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力。新制度主义丰富了“制度”内涵，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结构、惯例和观念。旧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普遍以整体主义为主，而规范制度主义类似整体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则居中。与旧制度主义相比，尽管新制度主义在发展研究的可传递性、可重复性、量化等方面还不完善，但新制度主义更加重视理论的发展和方法论。
按影响力不同，可将新制度主义分为以下三大类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端于以罗纳德·科斯和奥利佛·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认为在制度选择中交易成本权衡很重要，引起了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革命，威廉姆森则提出了将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认为制度环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现形式。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源自于对政治制度本身进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每个政治个体都有固定的偏好，实现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动者的最大目标。理性制度主义视行为为导致政治结果的关键因素，建立了理论来解释制度的产生：相关行动者能从中获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选择范式认为理性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最大特征体现在理性策略算计的行动者行为上，强调政治人的理性和稳定的偏好，认为政治的过程是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过程，行动者通过制度安排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
历史制度主义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它保留了旧制度主义对正式制度的重视，接受了关于集团理论的观点。豪尔和泰勒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特征：历史制度主义广泛地界定了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与制度的运作和演进相联系的非对称的权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进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注重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历史制度主义将现场制度融入历史环境，强调既有制度中的权力对比关系对新制度的产生所带来的不公平的压力，它认为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在分析微观现象时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释制度与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观现象时的效用性。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不少社会学家认为西方的世界文化强调韦伯的理性观念，即将理性看作实现正义和进步的手段。这种世界文化规则构成了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体，并为其确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标。世界文化规范也使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和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由于他们将这些文化规范和规则称为“制度”，他们的研究路径被命名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组织结构的“制度分析”与基于共同价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两者交融，强化了宏观解释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有效地解释了无效率制度长期存在的现象，这是前两者所不及之处。制度不是简单地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们觉得该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响个人的策略性计算和行为选择，而是为行为提供了必备的认知版本、类别判断和行为选择模式，影响人们偏好、认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从而间接指导人们的行为。
三、新制度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启示
正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学理支援下，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发展出了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部著作“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基欧汉的功能理论有力地论证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学者批评说，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机制发展为正式的组织，而另一些机制却没有。基欧汉的不足被后来的学者们弥补，他们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不止“囚徒困境”，必须创设不同类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不同的集体行动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与微观经济学相同的行为假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能够从微观经济学中输入理论和方法，如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等。尽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认知心理学、期望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等多个流派的质疑和批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裹挟“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威，迄今仍是国际制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主流，有助于开拓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有助于国际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
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国际政治学中的建构主义有某些共同点。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结构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所构成的，而是由正在扩张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被以韦伯的理性观念为核心的文化规则所主导。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规则通过两种方式将国家塑造为国际体系下的单位，一种是为国家确定“理性的”目标，如追求“现代性”和“进步”，另一种则是确定“理性的”制度以实现这些目标，如市场和官僚制。社会学制度主义是在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假设明确，方法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在国际生活中的力量，为国际制度的独立价值提供了更具刚性的论证，国际制度会增强，不仅是因为它便于达到帕累托最优，有助于国家以最小成本实现目标，而且认为参与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网络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适当的。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范畴。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又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就解释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体系运行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和社会学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1、博弈问题的本质特征是：假设博弈参与人始终是理性的。
2、博弈的基本特点则是需尽可能考虑到博弈对方的决策选择以及对自身的影响，并从中选择出对自身最有利的方案决策，从而达到收益和效用最大化。
3、博弈论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生物学家使用博弈理论来理解和预测进化论的某些结果。博弈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在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
（来源：文章屋网 ）
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
因何被“遗忘”?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的全部内容，而这种切割不但肢解了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学说，而且在理论上遮蔽了包括有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甚至工艺学等等在内的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体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被遗忘和遮蔽有其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就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外在敌人时生存与胜利的需要，学术研究让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定的情势不得不将马克思本人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作出“虚无化”的处理，而这种处理简单地说分别由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完成;就现实来看，从前苏联开始，哲学研究人员依据培养速成专家的培养模式，除固守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之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局限与知识面的狭窄都使得阅读如《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存在困难，“哲学研究者既无能力又无兴趣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和整理另一番景象的哲学。”在这个基本观察下，作者着重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遗产问题，即从马克思思想演化的视角表征经济哲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直到逝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相对集中的表达都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哲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范式和传统，“让普通劳动者说话”、“改变价值中立的所谓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关系下掩盖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和出发点。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市民社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出镜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然而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不一致。本书的另一着眼点是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理解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作者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认为市民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2—16世纪本真或原生态意义上的市民或市民社会，17—18世纪君主集权前提下臣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如此梳理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言，“不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次，作者分析得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已经在以黑格尔为主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即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同时，得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劳动基础论”和“劳动者论”才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在基于和黑格尔法哲学“较劲儿”的层面上暂且使用这一概念，但实质是在“市民社会前加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了”。第三，分析和考证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对其“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提炼和升华”。依作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包括三种存在样态:一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即在经济学中引申哲学问题，如逻辑前提问题、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二是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如货币范畴、诚信范畴、资本家范畴中蕴涵的哲学意义;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劳动人道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特征。
三、回到原生态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