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05 14:57:0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从全国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比较大，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速度差异也比较大，基本上是由东向西呈梯次降低的状况，东部发达地区远远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2005年11月1日，河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24%，远远超过衡量老龄化程度的世界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目前，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将逐步上升。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64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96%。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24%，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27个百分点。
第二，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多数生活在农村。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老年人口主要分布于城市，河南的情况则不同。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农业大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是河南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2005年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0.71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迁移和流动到城市从事务工经商、参加学习和培训等。
（二）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河南省老年人口总量将由2009年的771万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2432万人。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将成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群体。老年抚养比将从2009年的10.4%上升到2050年的40.06%。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年龄结构。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河南的老龄化特点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等特点都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深远影响。根据预测数据，河南2030年以前0岁-14岁、15岁-64岁和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变动情况，呈现少儿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年人口逐步上升的趋势，而劳动年龄人口则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短期来看人口老龄化还不会给河南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河南的老龄化速度快，河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比较优势局面也将在2015年前后结束。我们应该认识到河南省劳动力短缺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二）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带来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与之对应的就是老年人口大量增加。
老年人口的增加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主要表现在：
一是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劳动能力衰退，不宜继续从事繁重的劳动和快节奏的生产，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 2050 年， 全球老龄人口将增加到近 2 0 亿， 而60 岁以上的人口也将超过15 岁以下的青少年人数。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而我国在1999年的时候，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32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了10%，这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且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比较多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之一。
一、关于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的探讨
目前，大部分学者通过分析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以来，老龄化发展加速，且进程很快。如刘思敏（2011）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快于西方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使得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徐文杰（2011）则进一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决定了老年人口分布的状况，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老龄化也相对比较严重。
二、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的研究
1、“未富先老”。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具有“未富先老”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未富先老”是邬沧萍教授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总人口和老年人口都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又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GDP还不到世界的1%，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阶段，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2006）；田雪原（2010）则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未富先老”的特点始终伴随着我们，制定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政策等，必须考虑到这样的特点的制约和影响；冯慧阳（2011）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认为“未富先老”的特点是更加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速度赶不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刘士杰和原新（2011）则把“未富先老”认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2、“未备先老”。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备先老”的特点。如李建民，杜鹏等学者（2006）则认为“未富先老”并不是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当前的老龄人口问题也是和“未富先老”无关的，并指出老龄化挑战的真正含义是“未备先老”。而穆光宗等（2011）则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外，还具有“未备先老”，“孤独终老”的特点。
3、区域发展不平衡。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人口老龄化的一大特点。如王志宝，李国平等（2013）通过分析了近20年的人口面板数据，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较大，且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关联性比较高，认为经济发展是推动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4、其他特点。其他学者则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人口老龄化的其他特点。如钱凯（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以上两个特点外，还具有老龄人口总量“多”，老龄人口的增速“快”的特点。史佳颖等认为（2013）人口老龄化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少子老龄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还具有典型的少子化特征。
三、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21世纪共分为三个阶段。如徐文杰（2011）认为，2001—2020为快速老龄化阶段，2021—2050为加速老龄化阶段，2051—2100为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穆光宗（2011）则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伴随着21世纪的始终，而且2030—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
而有的学者则从其他角度提出了我国未来的老龄化趋势研究。如贾云竹等（2012）是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女性化的趋势研究出发，认为随着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女性各个年龄段死亡风险的进一步降低，未来我国老年人中的女性化程度将会逐渐深化。
四、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两个方面的作用结果：一方面是生育率降低，另一方面是我国人均寿命的延长。如孙一（2010）认为人均寿命的延长，出生率下降是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学者对这两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的看法确不尽相同。如吴红乔（2010）认为少子化是我国发生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而我国少子化的直接形成原因是由于生育率的降低；何建宁（2010）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和回归分析之后，认为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而人口密度又是影响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有些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如原新等（2009）采用假设模拟的方法再现了1982-2007年人口发展进程，考察了相关人口学变量：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人口惯性作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这三个变量中，人口惯性作用的贡献率为最大，为56. 06%；马骁骁（2010）则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并认为即使中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但与国际相比，经济因素起到的作用仍相对较小。
五、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层面。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等经济领域带来一定的影响。
1、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李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改变了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比例，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最终影响了整个经济的运行。何奇等（2012）认为人口老龄化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从积极因素转向消极因素，因此中国应当逐渐降低财政支出的规模，可将更多的财政资金分配到我国的公共教育领域。
2、关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中，有关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王金营等（2006）通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分析，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了标准消费人的消费函数中，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均有影响，并且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增加速度减小，老龄化也会降低未来消费水平和比率；王森（2010）在将人口的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的数据进一步解决了消费函数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使模型对现实的解释方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靠性。于潇等（2012）利用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并实证分析和讨论了中国的消费函数，对人口老龄化和消费之间关系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3、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学者们对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的观点不尽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提高会导致国民储蓄率的降低。如杜本峰（2007）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从而加大了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而导致经济发展出现系列波动；刘永平和陆铭（2008）则以中国家庭中的父母自利性假设为出发点，得出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储蓄率下降的结论；而李中秋，王朝明（2013）同样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有负效应，且由于未富先老，城乡倒置的老龄化状况，使得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方面更加复杂。
有些学者不完全认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负效应或者程度。如唐东波（2007）借助于一个简单的两期叠代的模型，揭示了人口老龄化一般会使得居民的最优储蓄增加的结论；王森（2011）则基于VAR模型的方法，使用了1979-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做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对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大，贡献率仅占1%左右，而居民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反而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大；毛毅（2012）则区分了当期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他是运用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当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为负的，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并没有显著影响；黄润龙（2012）认为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了居民储蓄水平，而人口老龄化是是通过社会经济变量来间接影响储蓄水平，而且认为，老年人因为消费减少及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因素，会导致储蓄随着老龄化而增加；朱礼华，赵志勇（2013）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和日本的有关方面数据，针对老龄化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并且中国近20年来的经验数据也表明，老年人口比率的上升提高了国民储蓄率，但是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展现出类似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储蓄效应，即人口老龄化将降低国民储蓄率。
4、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短缺，降低劳动生产率。但有的学者认为，针对我国具体的情况，我国虽然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如祁峰（2010）认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生育年龄的人口多，一段时间内并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国家政府方面应该积极防范。并从老年人口与青年人口的状况对比，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劳动生产率。
5、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如彭秀建（2006）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陆铭（2008）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将随着老龄化增强而下降，但如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将会大大地减缓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齐传均（2010）则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人口老龄化不利于资本形成、人口老龄化将削弱全要素生产力，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方面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6、其他方面的影响。吴帆、李建民（2010）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代际关系影响角度，认为人口老龄化加深了社会代际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方面、社会公共资源分配方面、社会养老保障和待机利益关系格局等具体的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刘辉煌等（2012）利用因素分解和动态面板的实证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并且人口老龄化和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二）社会层面。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同样也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田雪原（2007）认为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用于养老金及医疗支出的数额和比例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得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政府预算中用于支持经济发展的工业支出则紧缩，必然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童玉芬等（2008）针对北京市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就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做了定量关系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并预测了北京市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变动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林森，张军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医疗保险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参保人员的结构老化，二是医保“隐形债务”的增加，三是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并参照了国外医疗保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其他影响：包玉香（2012）从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角度出发，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引入了该模型中，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效应具有双重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等一系列结论。陈卫民，张鹏（2013）从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角度出发，将人口结构引入一个生产者最优化模型当中，并经过实证研究，认为当老龄化程度较高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会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
六、评述和建议
1、国内学者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以及老龄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然而，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有的学者提到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存在着严重的区域间的不平衡，但是他们在分析这种不平衡的时候，并没有讨论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2、有关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是大量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定量分析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定性分析的研究相比国外而言，还不是特别充足。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延迟退休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3-00000-02
劳动力是经济生产活动的重要投入要素，改革开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劳动力规模的持续扩大。但随着人口增长率的逐渐放缓，人口老龄化也将对未来劳动力供给量产生影响。而对于城镇化背景下，受教育年限延长、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退休年龄延迟等新的因素综合作用下，人口老龄化这一人口新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学者研究尚未达成共识。阎坤[1]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进而导致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高龄化。赵喜顺[2]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首先通过设计不同的劳动参与率变动假设，一方面保持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维持2010年水平不变；另一方面基于布拉斯相关生命表方法构建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模型，对未来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力参与率进行预测，并结合2010-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数据，对未来劳动力供给进行预测。其次，通过设计不同的政策方案（维持现行退休政策方案；根据人社部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方案）将延迟退休政策纳入预测过程，探讨了不同政策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一、模型与数据
1.劳动参与率模型
本文根据布拉斯相关生命表模型，在王金营建立的劳动参与率模型基础上加入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模型分析。模型逻辑结构如下：首先对年龄别劳动参与率进行logit转换：
其中ls（x） 表示以基期劳动参与率的基准，本文以1990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作为基准； Ys（x）为基准的logit转换值；lt（x）（本文考察时期t=1990、1995、2000、2005、2010），分别为t年份的年龄别劳动参与率，YtYxY为t年份的劳动参与率的logit转换值。
YtYxY与YSYxY之间呈线性关系：
其中μ为随机误差项；α（t）、β（t） 是与时间有关的待估参数，会随年份t的变化而变化。通过预测α（t）Iβ（t）的变动趋势，继而可以按照公式3预测得到未来分性别的 ls（x） 。
2.劳动力供给预测方法
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参与率产生影响，进而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本文参考彭秀健[3]的年龄结构分解方法，将总的劳动参与率分解为年龄结构因素、分年龄劳动参与率两个因素。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取决于分年龄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以及分年龄、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
其中，PRt为t _（）_D_DPRi，t用来表示t年年龄组i的劳动参与率，通常把15～64岁之间人口视为劳动年龄人口；Si，t为t年年龄组i的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份额，Lt为t年劳动力数量，WPt是t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3.数据来源
（1）未来劳动人口预测数据：结合目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现行政策中放宽独生子女生育二孩的政策变动现实，采用香港科技大学马忠东[4]等人研究中关于未来人口预测与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方案中方案II的预测结果。（2）劳动参与率数据：数据选取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和从业人员、失业人员数据①。
二、多方案下劳动力供给的预测
方案一：单纯考察“人口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
为明显突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未来劳动参与变动趋势的影响，本文将对单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效应”对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作为预测模式下劳动参与率变动趋势的对比。具体处理方式如下，本文中以5岁为单位将劳动年龄（l5-64岁）人口划分成10个年龄组（i=1，2，…，10）。式（3）表示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是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或者分年龄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构成变化的结果。我们将后者的影响称为“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许多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会影响分年龄、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在此暂时不考虑分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只分析人口构成影响。
假定2010-2050年间分年龄、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维持在2010年水平保持不变，均为 RPt，2010，只考察人口年龄构成变化对总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指的是在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保持在2010年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在t年可观察到的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构成变化（人口老龄化）对总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预测结果：根据方案一，有效劳动力数量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由于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中25-44岁占的比重逐渐降低，而45-64岁的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占的比重又逐渐升高，即使未来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保持2010年的水平不变，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也会引起总和劳动参与率出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20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换言之，如果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即使保持不变，而年龄结构趋向老化，则未来的劳动力人口也会减少。
方案二：基于劳动参与率模型预测的劳动参与率数据，考虑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考虑健康水平的提高，假设男女退休年龄按照2014年国家关于渐进式退休政策的信息，自2016年起，男、女退休年龄每2年延迟1岁，直至退休年龄达到65岁为止；同时参考2000年日本该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水平，对未来40年内中国该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做出预测：当当年退休年龄未达到65岁时，每间隔10年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将延续上一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水平，每间隔5年的劳动参与率水平根据间隔10年的劳动参与率采用插值法求出；当当年退休年龄达到65岁时，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直接延续上一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水平但略有下降，下降幅度约为10%。
方案三：基于劳动参与率模型预测数据，保持现行退休年龄政策；预测结果对比分析：
2010-205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量的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方案二、三中显示的中国总劳动力供给在2010年之后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方案二、方案三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其一在于尽管方案二、三劳动供给总量变动呈现相同的变动趋势，但方案二劳动供给量在每一时点都高于方案三条件下，说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下行的效果；其二在于方案二中起始于2016年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效果于2030年后才逐步显现出来，但效果比较有限，并且2040年之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效果逐渐减小。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不管是方案二或者方案三，在2030年后劳动供给量的变动趋势相似且总量差别不大，可见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减缓劳动力总供给逐渐减少的趋势。
三、结束语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是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布拉斯相关生命表方法构建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模型对未来劳动力劳动参与率进行预测，通过设计多种方案，将不同政策变量纳入预测过程，并结合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倾向于减少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趋势。
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红利进一步缩小，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都预示着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制度安排面临新的课题。从文中分析可以看出，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延缓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速度，从数据发现，目前我国劳动参与率较低的是50-64 岁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本文也通过多方案对比，发现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男性55-59岁、60-64岁劳动人口，女性50-54岁、55-59岁、60-64岁劳动人口的参与率产生明显冲击，并且随着延迟退休政策执行时间愈久，政策效应越明显。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对于挖掘劳动供给的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除着力于延缓劳动力数量减少趋势的政策举措，应重视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同时通过清除劳动力流动藩篱、完善劳动保障制度，进一步激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灵活性。
注释：
①数据来源：《全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5年、2005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参考文献：
[1]阎坤.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对策[Z].中国人口年鉴， 1997.
[2]赵喜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发展老年产业分析[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4（01）.
[3]彭秀建.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
人力资源网站前程无忧了一项关于白领储蓄理财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储蓄是白领理财方式的首选，在所有受访人群中有34%的人表示可以在“3～5年内(包括5年)”存到10万元。20.5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目前进行储蓄的最大动力就是“买房/装修”，超过养老、投资成为占比最大的动因，而受调查人群中有将近一半的比例是工作1～3年的年轻人。
关注点：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因为理财方式的单一来源于人生目标的高度同质化。先别急于给青年更多的理财规划，而要给他们更宽松宽容的社会环境，让他们有更丰富多样的人生规划。
江苏校车
2011年12月12日，江苏丰县首羡镇一辆核载52人的校车在行驶中发生侧翻，15名学生抢救无效死亡。
关注点：甘肃校车事故还未满一个月，又一起校车事故发生了。为了把校车安全问题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已进入征求民意阶段。这一立法速度已算高效，然而却依然没能赶得上挽留江苏这15个孩子的生命。时不我待，请记住：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
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住房难
《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婚恋生活状况调查》显示，已婚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在城市生活有五大困难，“没有合适住房”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子女入托/入学难，费用太高”、“缺乏社会保障”、“家庭收入偏低”和“无力赡养老人”。
关注点：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会长洪天慧说，调查数据显示，75．2％的已婚被调查者有孩子。孩子与父母一起在城市生活的占42．7％，跟父母其中一方在城市生活的占15．5％；在老家跟老人一起生活的占39．5％。可以看出，已婚且有孩子的被调查者中，58．2％的孩子已经进城与父母双方或一方一起生活。举家进城，对于夫妻团聚和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均有益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
205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峰值
最新预测显示，我国已经进入并长期处于老龄化社会，这是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大体分四个阶段。2011年～2022年是加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年均增长730万；2023年～2035年是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均增加1100万；2036年～2054年是高位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增速放缓，年均增加336万；从2055年起，老年人口达到4.72亿峰值后开始缓慢减少。
关注点：当下的中青年，正是2055年前后老龄化人口的主力人群。遥想晚景，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表示：“我国从2011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未来人口老龄化形势比原来预测的要严重，而且人口快速老龄化与高龄化、空巢化相交织，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相伴随，给应对人口老龄化增加了新难度。”我国养老机构面临“注册难、选址难、经营难、招工难、 管理难”等问题，发展明显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速度。
面试宝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受医疗服务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自21世纪开始就已进入老龄化国家。国家统计局2012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65周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商业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养老金“私有化”无疑创造了巨大的商机，而做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最主要参与机构，商业银行应该依靠自身的优势，紧紧抓住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市场化带来的机会，从养老金金融发展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为了顺应养老金“私有化”，商业银行必须保持较高的流动性，即商业银行保持随时可以适当价格取得可用资金的能力，以便随时应付客户提存的需要，所以对于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之前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关系并没有进行直接研究。王刚以某商业银行2004年对北京市经济影响的数据分析，得出2020年前，北京市居民的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趋势，2020年后，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居民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石莹、赵健以国际数据为经验，探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商业金融需求，提出商业银行介入养老金金融业务，既可以规避由于“金融脱媒”带来的收入风险，又可以通过加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而提供专业的养老金服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徐丹通过分析我国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融特殊需求以及现阶段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养老金融处于“零散”发展状态，养老产业涉及较少以及产品服务较弱的不足，并且指出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很可能是导致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陈煌生、陈天玮结合国内人口现状和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影响的分析，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贷款需求将放缓，从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会大大提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相应地提出策略与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表现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险受限，居民储蓄下降，贷款减少，从而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加强。因此本文所要分析的变量应包括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居民储蓄率、商业银行流动性等。1.人口老龄化指标。根据国际通行的老龄化衡量标准，为避免人口老龄化预测数据与实际情况的偏差，选取老年抚养比（ODR）作为参数。2.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本文采用张雪芳、王妙如所介绍的贷存比（CDB）来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贷存比越小，则流动性越大；反之，则流动性越小。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只分析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数据来源方面看，ODR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CDB的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中心。ODR均选取1996~2012年的年度数据，并进行相应处理；CDB选取1996~201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年末数据，并且进行处理。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况，将上述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变化后的变量相应为LODR、LCDB。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由于经济变量中绝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并非是平稳性的，这样所研究的结果存在伪回归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了ADF检验法对上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LODRDLODRLCDBDLCDBADF统计值-2.2195-3.98690.9869-3.9045临界值（5%）-3.5875-3.5950-1.9539-1.9544伴随概率P0.31310.02230.90980.0004结论不平稳平稳不平稳平稳注：DLODR、DLCDB分别表示LODR、LCDB的一阶差分从表中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LODR、LCDB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5%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这说明这三个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显示，DLODR、DLCDB在95%的置信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三）协整检验分析
协整检验是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单位根检验中可以得知，LODR、LCDB都是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进一步，采用了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多变量序列进行向量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协整检验结果中的迹检验统计量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以及伴随概率0.0362，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说明我们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对应原假设最多一个协整关系，我们在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其相对应的伴随概率为0.4643大于0.05，说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各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由分析可知标准化后的均衡方程为：LCDB=-0.0830*LODR+2.7216 (1.2315) (0.1683)（1）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与贷存比存在负相关相关，其中人口老龄化每加剧1%，将引起商业银行贷存比降低0.0830%，这与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使得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下降的事实相符合。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只能说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但是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了确定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文中的各个变量之间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在5%的显著水平下，商业银行流动性不是人口老龄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对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Granger原因，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显著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1996~2012年以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加剧，而我国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也是逐年减少，并且在2005年以来贷存比都低于75%的界限，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五）VEC模型估计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但是这一均衡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当均衡系统受到冲击，这种均衡会被打破，而系统又会通过一定的误差校正机制逐步恢复到均衡状态。在此，笔者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来考察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关系。通过检验发现VEC模型的所有特征根都落下单位圆内，如图1所示，因此VEC模型分析的结果可靠。由于本文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在此仅讨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方程，得出VEC模型如下。DLCDBt=-0.1189ECMt-1+0.0220DLCDBt-1-6.7736DLODRt-1+0.0946DLCDBt-2+1.7034DLODRt-2-0.0144（2）在短期内，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而言，贷存比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协整关系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所以当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出现过剩时，误差修正机制将会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减弱。对人口老龄化而言，虽然老年抚养比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但是老年抚养比的滞后一期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滞后二期的正面影响，因此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正面影响。
（六）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由于上文建立的VEC模型经检验是稳定的，因此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2给出了LCDB、LODR对LCDB的冲击响应图，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阶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响应的大小。图2（a）给出了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的脉冲响应。在第1期对贷存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第2期达到最大，然后开始下降，在第5期后稳定，并且从响应图上可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冲击所带来的响应都是正向的。从图2（b）中可以看出，在第1期对老年抚养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商业银行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前3期出现下降的负向作用，并且在第3期达到最低点，表明当期老年抚养比对贷存比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从第3期后，脉冲响应开始上升，并且在第6期达到负向作用的稳定状态，从而可知，在长期老年抚养比对商业银行贷存比具有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会加剧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总之，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与上文的协整分析的结果一致。
四、结论与启示
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主要有:①老年人口系数，指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一般用百分比表示。当这一比重超过7%时，称之为“老龄化社会”;②老年抚养比，指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③老年人口总数。2．人口老龄化的现状。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成县总人口为24．23万人，其中0～14岁人口为4．48万人，占18．5%;15～64岁人口为17．70万人，占73．1%;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5万人，占8．5%。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下降6．9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比重上升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个百分点。从老年人口系数来看，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成县老年人口系数为5．78%;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上升为6．45%，而到了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则提高到8．46%，分别比2000年和1990年提高了2．01和2．68个百分点。从老年人抚养比来看，1990年、2000年的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成县的老年人抚养比分别是8．66%、9．47%;到了2010年的老年人抚养比却高达11．57%，比2000年高出2．1个百分点，比1990年高出2．91个百分点。从老年人口总数来看，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成县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2．05万人，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老年人总数1．66万人增加了0．38万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老年人总数1．33万人增加了0．94万人，增长比例分别为23．5%和54．1%［2］。以上分析表明，成县已进入老龄社会，今后老龄化发展速度和程度必将进一步加快，(见图2)。
成县人口老龄化趋势
(一)老年人口总数和老年人口系数继续增长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990年、2000年、2010年老年人口数分别增加1．33万、1．66万和2．05万人;老年人口系数分别为5．78%、6．45%和8．46%，年平均增长率为2．41%。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总体上呈现出逐渐加快的趋势，今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人均寿命持续延长，老年人口比重会日益提高，这种持续增长的态势还将继续扩大。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年龄结构属于老年型
对成县人口的年龄构成分析可以看出:15～64岁成年组人口数最多，成年人口系数为73．1%，在各年龄段中占有比重最大。从发展趋势看，这部分人口是未来老年人口增长的潜在基数，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未来成县的老龄化进程将会进一步加快。
成县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预测
以成县2003—2010年的人口数量为依据，运用多种数学模型对未来县域总人口规模和老年人口数量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一)总人口数量预测
分别采用综合增长率法、经济弹性系数法、劳动力需求法三种方法对县域总人口进行预测，预测得出的结果为:2015年、2020年、2025年成县县域人口将分别为30．8万人、35．2万人和39．1万人，总人口数将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二)老年人口数量预测
采用年平均增长率法、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法对成县老年人口进行预测。
1．年平均增长率法的预测公式为:pn=po(1+r)n式中:Pn—预测期末的预测老年人口;Po—预测期起始年份的老年人口;r—老年人口系数年平均增长率;n—预测年限。由2000年、2010年全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的老年人口系数6．45%、8．46%可得出2000—2010年老年人口系数年平均增长率为3．10%。即可得到成县老年人口数预测结果:2015年为2．39万人;2020年为2．78万人;2025年为3．24万人。
2．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法。以年代为自变量X，老年人口系数为因变量Y，构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预测。由SxxΣX2－(ΣX)2/n;Sxy=ΣXY－ΣXY－ΣXΣY/n;b=sxx/syy;a=ΣY/n－(ΣX/n)b得到一元回归直线方程:Y=－354．6+0．181X可求得老年人口系数:2015年为9．43%;2020年为10．34%;2025年为11．24%。老年人口数分别为:2015年为2．90万人;2020年为3．64万人;2025年为4．39万人。由表1的预测结果可知，在未来数十年，成县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会不断加快，老年人口由2010年的2．05万人增加到2015年和2025年的2．65万人和3．81万人，增速达85．85%，呈不断上升趋势;成县的老年人口系数也由2010年的8．46%增加到2015年的8．60%，到2025年将高达9．74%，增速递增(见表1，图3)。
甘肃省成县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特点和原因
(一)成县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特点
1．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全县人口增长速度。根据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成县总人口由1990年的22．9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6．8万人，增长了17．03%;而65岁及以上人口从1990年的1．33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27万人，老年人口数增长了70．67%，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明显超过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全县总人口增长速度的4．15倍。
2．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上升。人口抚养比反映了少年儿童、成年人与老年人在数量上的对比程度，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的比率。1990—2010年间，少年儿童人口比重是下降的，而老年人口比重则明显上升。虽然总抚养比由1990年的49．9%下降到2010年的36．9%，其中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1990年为41．2%，2010年下降为25．3%，但老年人口抚养比却从1990年的8．7%上升到2010年的11．6%。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的大幅度下降造成的。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出生人口会有所下降，但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平均寿命有所延长，老年人口比例会大幅度增加。结果是，尽管少年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都呈下降趋势，但是老年抚养比却呈急速上升态势，这就意味着成年人口抚养子女的负担减轻的同时，赡养老年人的负担却在不断加重。
3．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老龄化有别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情况是:(1)“先富后老”。即社会经济水平发达到一定程度，人们价值观和生育观发生了改变，自然生育率下降，老龄化进程基本上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步;(2)“先备后老”。具有健全的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后盾和支撑。这些国家在步入老龄化时，自身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承受能力。而成县的老龄化与我国其他地方面临的情况相同，是“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主要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情况下迅速出现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协调，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在经济实力和社会承受力不足，相关社会保障体系滞后的情况下出现的，尤其在广大的西部县域农村地区。因此，成县老龄化的经济基础很薄弱，物质基础也相当脆弱。
4．社会保障水平难以满足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据有关资料统计，近年来成县每年净增的老年人口数约600余人，老龄人口的增加无疑会加重社会保障的负担。而完整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尚不完善，养老金的支付赤字较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到2010年底全县共有县级社会福利院1个，农村乡镇敬老院36个，这与实际的需求尚存一定差距。
(二)成县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的原因
成县老龄化的成因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生育率的下降。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急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3］。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孩子在家庭中作用的变化以及抚养成本的上升使得人们的生育观、价值观发生了巨大转变。生育意愿、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成县从1978年开始具体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较低水平。近些年来人口综合增长率从2003年的13．4%下降到2010年的6．5%，生育率和生育水平均在持续下降。
2．死亡率下降和期望寿命延长。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全县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改善，一方面，全县人口平均寿命得到不断提高，由原来的65岁提高到71岁，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另一方面死亡率的下降，期望寿命的延长推动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3．初期年龄结构的影响。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初期人口年龄构成对以后数十年的人口发展有很大影响。从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可看出，少儿人口系数逐渐下降、成年人口系数和老年人口系数呈上升趋势的初期人口年龄构成，形成人口金字塔中下半部分呈减少型，上半部分呈增长型的人口发展结构态势，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上大下小的趋势会愈演愈烈，势必会导致未来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的逐渐增加。
4．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影响。人口流动和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口年龄构成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因成县较周边地区在经济、工业、农业、城建、交通、生活居住等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区位优势，周围地区的人口，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会向成县流动和迁移，从而导致成年人(未来潜在的老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加。
甘肃省成县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作为人口年龄构成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必然会对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在西部县域地区经济还不够发达、社会综合实力还不够强的情况下，影响尤为突出和显著。表现为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方面:
(一)正面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1．促进老龄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消费结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和消费数量存在较大差异。老年人需要更多是相关的劳务服务，而非一般性的物质消费，由此催生了伴随着老龄化而出现的新兴综合性产业———老龄产业。它主要包括:医疗保健业、医药制造业、家庭服务业、文化娱乐业、日用消费品业、金融保险业等多个行业和产业［4］。由此会带动和促进与老龄相关的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
2．有利于加速改进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人口的数量，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减少，难以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对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的掌握能力相对较弱，从而迫使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
3．迄今尚无例证表明有国家或地区因老龄化造成经济萎缩或陷入困境的后果。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比我们提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它们几乎都经历了人口老龄化发展阶段，以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瑞典为例，其老年人口系数高达18%，几乎是我国的两倍，但它们都能利用老龄化对社会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探寻适合本国的解决方法，保证了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其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在我国，北京于1990年比全国水平提前10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至今已有22年，但GDP始终以10%左右速度增长，经济社会依然快速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整个社会对老年人口的承载能力［5］。
(二)负面影响
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冲击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1．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老龄化对生产、经济方面的影响表现在:(1)从劳动参与率角度看，人口老化影响劳动力资源量的供给，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和比重降低，劳动力供给的匮乏和不足，其结果是劳动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参与率的降低;(2)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老龄化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随着人的年龄逐渐老化，人的体力、脑力、精力会不断衰退，接受能力和创新意识都会不同程度地缺乏和减弱，从而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
2．对储蓄、投资与消费的影响。老龄化会引起储蓄、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第一、由于老年人退休后经济收入减少，加上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丧失、疾病的增多加重，使得老年人口用于储蓄的收入减少，而投资的主要来源是储蓄，储蓄率和投资是成正比的关系，储蓄多，用于投资的资金就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大;反之亦然。老年人较低的储蓄率明显对投资和经济增长不利;第二，老龄化使老年人口从工作状态转向退休或休息状态，没有或减少收入的老年人变成单纯的消费人口，与此同时老年人用于消费的资金不断增加，这样无疑形成了消费增加、储蓄减少和投资下降的情形。
3．对国民收入中分配比例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国家的抚养重心由少年儿童转向老年人，从而使国民收入分配中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比例关系发生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国家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医疗保健、生活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上升，使消费基金增加，积累基金减少。此外人口老龄化还会改变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内部的比例关系，在积累基金中用于老年人生活福利、文化娱乐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大量增加，势必会减少用于扩大正在生产的投入;在消费基金中用于老年人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开支会增加，因而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4．对社会保障的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用于老年人社会保障的养老费用和医疗费用大量增加，结果是老年人养老金数额和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数不断增加，需要支付的养老金数额会不断增长，而为社会保障制度缴费的人数相应减少，给社会保障带来沉重的负担。
5．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被日益小型化的家庭结构取代，许多家庭呈现出“四二一”的代际结构，子女的养老负担明显加重，随之而来的是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人口老龄化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因而迫切要求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服务事业，以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成县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和建议
科学、合理、有效地解决好成县老龄化社会问题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宽，涉及范围广。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正负面影响，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一)把解决老龄化问题纳入构建和谐社会战略中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单纯的人口学现象，它具有多学科的复杂性，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个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个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老年人口在构建和谐社会战略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在实施成县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的过程中，要重视人口老龄化与成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和谐社会战略的实施。
(二)大力发展经济
加速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和根本途径。据有关资料显示，2030年之前，我国成年人口比重较大，总抚养系数不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而甘肃省的老年抚养比在2035年左右将会达到高峰［6］，未来二十多年是甘肃省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成县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大力发展经济，为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问题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成县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极不协调，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处在初级阶段，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刚刚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尚在起步阶段，未来成县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将会对目前的社会保障状况提出严峻挑战。主要的建议有:第一，建立由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养老保障服务体系，以家庭养老形式为基础，社区养老形式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保险模式;第二，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城镇，建立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养老保障体系;在农村，成县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养老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以家庭为养老主体”的原则，积极鼓励发挥家庭养老功能，进一步加强社会救济制度。探索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险和社会养老形式;第三，继续大力发扬中华民族晚辈尊敬赡养长辈的优良传统，积极倡导老人与子女一起居住或邻近居住，让老人安享晚年，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四)实现健康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应采取的一项积极有效的战略选择［7］。成县应将“健康老龄化”纳入政府议事日程，需要做到:第一，进行宏观协调，共同推动实施。“健康老龄化”的推行需要科学、教育、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等多部门、多学科共同参与、协作配合;第二，加强宣传力度，尽力做到人人皆知。县乡各级政府应利用各种渠道大力宣传，使老年人充分认识到“健康老龄化”是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事业有成的重要保证，同每个人、家庭、部门和全社会都息息相关;第三，对“健康老龄化”的目标管理、运行程序、实施手段、进展推进等方面进行协调规划，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第四，积极参与、组织推广“全民健身计划”和普及健康科普知识，促进老年人保持良好的身体、精神状态，形成健康的行为，提高生活质量和满意度［7，8，9］。
(五)开发老龄市场，促进老龄产业发展
老龄产业是针对在老年人特殊消费需求作用下产生的一系列相关产业，既包括老年服务、医疗保健、专用商品、福利设施等传统老年产业，也包括文化娱乐、旅游服务、老年教育等新兴老年产业。在国外，有人把老龄产业同汽车业、房地产业等称为未来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可见老龄产业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成县在今后数十年中，人口老龄化会保持一个持续上升的势头，随着老年人需求的不断旺盛，要大力开发老年人消费市场，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各种服务需求，加快构建城乡老年人社会服务体系。据了解，目前成县还没有一家专业的老人用品专售商店，在开发老龄产业方面潜力巨大。建议成县应采取以下措施:(1)倡导、鼓励社区开办各种类型的养老服务机构;(2)积极发展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产业，把老年医疗保健作为社区卫生工作重点之一;(3)研究、开发和生产针对老年人消费需求的设备和产品;(4)大力发展专为老年人服务的家政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旅游娱乐业、文化教育业、咨询服务业等，激活老龄经济的蓬勃发展。
(六)利用挖掘老年人力资源，减轻劳动年龄人口和社会的负担
充分利用老年人才资源，实现“生产性老龄化”，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转化为动力。激发老年人的能力资源和健康资源，重新开发，实现再利用，为成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新贡献。第一，积极组建、开拓老年人才市场和就业市场，为再度开发老年人资源创造条件、提供良好运行环境，进一步挖掘和激发老年人力资源潜力，使有用武之地的老年人发挥余热，保障老年人顺利再就业;第二，在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和保障有劳动能力的健康低龄老人“有一分光，就发一分光:有一分热，就发一分热”;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和照顾并给予优惠，维护老年人和退休人员的再就业权利，保护他们再就业的合法收入。第三，建立“老年人才中心”，为愿意工作的老年人和用人单位提供信息，牵线搭桥，开展技能培训和再就业教育［10，11］。
(七)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建立专门的社区老年人服务网络系统［12］。老年人可以通过使用互联网及时了解各种信息，获取所需服务，如网上购物、远程医疗、远程教育和文化娱乐等。目前成县境内尚无一个专门的社区老年人服务网络系统，加强城镇社区和农村乡镇老年服务网络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实用、便捷、高效的服务，迫在眉睫。
关键词：人口结构;经济增长;影响1、 分析山东省人口结构现状
山东省是经济人口大省，山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人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也属于全国较低的地区，从而逐渐致使山东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生育率迅速降低使得人口总抚养比明显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份额迅速增加，山东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为9579.31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907931万人相比，十年共增加了500.00万人。增长5.50%，年平均增长0.54%。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1507.43万人，占15.74%，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全省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1892。78万人，占20.85％，现在比之前增加减少了5.11个百分比。可见生育率迅速下降。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64岁的人口为6457.09万人，占71.12％，第六次普查中，15-64岁的人口为7128.90万人，占74.42%，比上次提升3.30个百分点，可见劳动年龄份额迅速增加。
另一方面，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2005年我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5.02岁，比2000年增长1.6岁，其中男性人口7243岁，女性77.62岁，分别增长1.42岁和1.63岁。2012山东省人口预期寿命已近77岁，比之前又增长了一个台阶。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729.44万人，占8.03％，第六次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942.98万人，占9.84%，比上次增长1.81个百分比，增长数额也是比较庞大的，老龄化人口迅速增加。可见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2、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人口结构变迁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假设总量生产函数为 Y=AF（K，N）
其中，Y是总产出，K是实物资本存量，N是人力资本存量，A是索洛余值或者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用它来代表技术水平。因此这个式子是规模不变的生产函数。
人均产出y=Y/N=AF（K/N,1）=A k
ΔY/Y=（1―θ）N/N+θK/K+A/A
其中，（1―θ）为劳动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θ为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份额
方程表明，总产出增长率来源于三个部分：劳动投入的增长率，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
Δy/y=θΔk/k+ΔA/A(由y=Y/N，k=K/N对两式取对数求导得到）
因此，由上式可知，人均增长源于人均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
这说明人口增长会影响劳动的投入，从而会引起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也就相当于向城镇转移了劳动力，因此城镇的劳动率增加，根据上式方程，从而使得经济增长。
（2） 人口老龄化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第三次人口普查来看，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越发严重，老年化成上升趋势，老年人口不断的增长。2007年山东省老龄化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高出了2.1%；2006年的山东省老年抚养比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基本持平，均为12.71；山东省城镇老年人占全省老年人比重的39.08，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基本一致，即山东省与全国平均水平较为接近，老年人口以居住在农村为主。
我认为,人口老龄化越是严重,经济增长越是缓慢,人口日益的老龄化将会对经济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以及人口增长率的逐年下降,必然会对影响劳动力的供应,从而影响了整个地区的健康发展。同时，人口老龄化会严重降低某些行业的生产效率,在人们为踏出校门进入社会前,一直都是消费者,在工作以后,才开始得到稳定的收入并进行储蓄,根据边际效应递减曲线，其储蓄的数额也会随着工资的提高而逐年增加,当退休之后,日常的花费再依靠养老金和以前的储蓄来进行生活,从而再次成为了纯粹的消费者,随着储蓄额的降低,资本形成也会逐渐减少,对投资、贸易以及进出口均有较大的影响。在于养老金以及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之中，养老金数额比例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随之增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上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使政府预算中应用于其他行业的发展支出相对减少，这必然损害了经济发展。同时，老年人的身体抵抗力弱，患病机率高，使财政收入中用于医疗和保健的开支的比重增加，这也对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
（3）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1984年，山东省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伺候总抚养比不断下降，到21世纪初期，人口红利达到最高程度，也成为人口暴力时期，伺候总抚养比又不断上升，到2030年山东省人口状况又由人口红利时期过渡到盈亏平衡时期，人口红利时期共持续约46年。所以我省现在正处于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时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正在逐渐消失，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好人口红利的最后阶段的这一优势，尽最大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对策：
首先，应当扩大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尤其是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实现由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源红利，即向所谓“二次红利”的转变；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所产生的影响上来看，其实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一定使储蓄率必然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得到提高。因为在老龄化的初级阶段，刚退休的人们往往都还会继续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其较高的储蓄倾向也继续持有一段时期，因此也可以说这一阶段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
其次，通过提高技术进步来突破“未富先老”的局面，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因为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使得劳动力短缺，以投资和出口促经济增长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此时技术进步无疑是促进经济增长最可靠的动力之一；要从根本上解决“未富先老”，还得依靠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最后，加强制度建设，除了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还要限制特权和打击腐败，尤其是用人制度的腐败，通过制度创新使得“人尽其才”。目前，我省极其需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法规、政策和政治制度建设，设计良好的制度使得人才到最适合的岗位上，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生产力，通过制度变革促进“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源红利”和“制度红利”，从而使得我省变成一个强省!
参考文献
碳排放是环境问题的核心，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动密切相关。四川省人口变动（包括人口总量、人口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和人口消费）与碳排放关系密切。
四川省碳排放现状趋势：增长较快，人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碳排放量也呈快速增长态势。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到了20.75亿吨，人均碳排放为1.55吨。与全国一样，四川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增长较快。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了9248万吨，人均碳排放量为1.15吨。虽然四川的人均碳排放量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随着四川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未来四川省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会快速上升。
四川人口变动与碳排放的关系：人口消费关联度最大，人口总量最小
灰色斜率关联度是根据曲线的接近程度来计算关联度。对于离散变量，如果各时段上曲线斜率相等或相差较小，那么两序列之间的斜率关联度就大；如果各时段上曲线斜率相差较大，那么两序列间的斜率关联度就小。通过对四川省1997～2010年各指标（见下表）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通过公式计算各因素关联系数序列。为了反映两序列间的关联程度，需要进一步计算灰色斜率关联度，即是求各年份关联系数的平均值。
人口消费与碳排放
1997年，四川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5533.48元，到2010年时，四川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每年16001元，年均增长达到747.7元。根据前文测算得出，四川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灰色斜率关联度最大，为0.9445，经统计分析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703，相关性高，说明居民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依然是影响四川省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水平会不断提高，消费类型也会发生改变。
居民消费对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增加对能源的直接消费来增大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汽车消费的日益普及，暖气和电器设备的广泛使用会带来能源消费的大量增加；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对能源的间接消费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如住房消费、家居装饰、服装购买支出的增加会加大这些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
人口城镇化率与碳排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从最初的20%左右提高到2010年的49.68%。与全国一样，四川省城镇化水平也从最初的14.27%提高到2010年的40.18%。根据计算，四川省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城镇化水平的灰色斜率关联度为0.9153，呈显著正相关，随着四川省城市化的发展，二氧化碳排放量将继续增加。首先，伴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这使得居民对生活性能源消耗的直接与间接需求增长。在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条件下，城镇化水平加快将会大大促进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其次，伴随城镇的建设与快速发展，城镇建筑物建设必然加大对能源的消耗，特别是对水泥、钢铁等原材料需求的增加，这无疑会增加在生产原材料过程对能源的消耗。
家庭规模与碳排放
人口的消费常常以家庭消费的方式展开。家庭规模对于人口的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国1988～1990年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抽样统计年报数据的研究显示，家庭规模越小，人均消费倾向越大。1997年到2010年短短的14年中，四川省家庭规模缩小了18.31%，这势必会带来人均消费的增加。根据计算，四川省家庭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灰色斜率关联度为-0.8929，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家庭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的影响作用。随着家庭规模的日益缩小，人均居住面积会不断增大。四川省2007年与2000年相比，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就增加了近2倍。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人均对水、电、气等资源的消费会增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无疑会增多。
人口老龄化率与碳排放
1997年，四川省老龄化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0.20%，到2010年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了16.30%，表明四川省老龄化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大，老龄人口比重的日益上升也将产生更多的老龄人口消费问题。根据计算，四川省老龄化率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灰色斜率关联度为0.8435，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四川人口老龄化问题正影响着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老龄人口是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与劳动年龄人群和少儿人群有着较大的差异。当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太严重时，人们在进入老年人的行业后，会减少在交通、饮食和服装方面的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碳的排放，但当高龄老人不断增多，人口老化日趋严重时，大量高龄老人会增加对取暖和医疗服务的需求，同时，更多的人会加入老龄服务业，这会间接增加对能源的消费和对碳的排放。目前，四川正处于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阶段，人口的进一步老龄化无疑会加剧碳的排放。
人口总量与碳排放
从计算结果看，人口总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灰色斜率关联度为0.7064，低于其它因素的灰色斜率关联度，这说明，人口总量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影响不如其它因素产生的影响明显。事实上，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出生率在不断下降，人口虽然在增加，但增长的速度已大大下降。不仅如此，自2005年后，四川常住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与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不无关系。四川常住人口的下降标志着四川人口总量对碳排放的影响将逐渐减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