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12 16:04:5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公共行政的精神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财政审计工作中涉及的专业内容比较多，审计要求也相对较高。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结合区域性财政工作背景，对财政审计工作思路进行深化，将预算执行审计作为财政审计工作中的重点内容，以规范财政管理过程，并将专项资金审计工作落实到位，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完善国家财政体系建设，对财政资金进行合理应用，确保财政安全。
二、当前财政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工作目标不明确
财政审计工作中需要关注很多财务指标，并对各专业要素进行兼顾。但是，当前我国财政审计工作过程中，仅关注会计数据，既没有对资金来源进行全面彻查，也未对资产进行清理核算，使新旧资产的损益情况比较模糊。而财政审计工作中，过度重视财务审计，没有对具体账目进行明确核查和审计，导致责任界定模糊，无法达到良好的审计效果。
（二）审计范围狭窄
财政审计仍然秉承一般预算收支检查，尚未向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基金、政府性债务等方向转变，也没有对政府收支情况进行全面管理和监督，不注重对资金的真实性、规范性和效益性进行考量。各级政府部门机构设置不合理，地方审计机关很难实现全面覆盖。而预算执行审计是财政审计中的主要内容，但是并未将资金分配、预算执行与调整、决算编报等工作落实到位，导致审计范围比较狭窄，无法发挥充分发挥财政审计功能。
（三）审计成果利用不足
审计观念落后，使财政审计过程中仅关注资金和财务方面的问题，缺乏对政策和体制的关注度，也没有对资金运行和财务管理中的权力和责任进行明确界定，无法充分发挥审计成果的作用。审计监督仍然采用事后监督的方式，很难对相关问题进行明确分析，也无法达到良好的审计效果。同时，审计过程中，忽略了财政政策的执行及具体改革，制约了财政审计作用。[1]
（四）审计人员专业素质低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财政审计工作中应用比较普遍，对审计人员提出了较高的工作要求。而很多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普遍偏低，并未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日常审计工作中，实现有效对接，无法对财政审计工作中面临的新问题进行有效解决，也不能够达到良好的财政审计效果。加之，部分审计人员刚涉足该工作领域，审计经验缺乏，不能够胜任财政审计工作，使财政审计工作质量普遍偏低。
三、新形势下强化财政审计工作的途径
（一）调整财政审计的内容和重点
我国预算制度改革中，需要对预算编制进行细化，采用硬性的预算约束，规范预算管理工作，实现预算监督，确保财政审计工作透明，且具备约束力。审计机关要依据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要求，对审计内容和重点进行及时调整和确定，使审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并明确财政审计具体内容。财政审计中一定要包含政府性资金，并对审计对象进行确定，使其包括一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以及尚在预算管理范围之外的全部政府收支。它也包括税收、政府债务收入，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彩票公益金等非税收入，以及由政府出面管理的相关贷金。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依据实际情况，对财政审计工作进行延伸，使二、三级部门对相关预算工作进行执行。同时，也要审计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审计工作辐射到财政资金运用的方方面面。[2]
（二）建立风险防范制度，控制财政审计风险
财政工作是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主要内容。财政审计无法对财政收支中的违规违纪问题进行全面反映，或者无法对其进行依法处理，使审计部门和人员面临失职。要建立完善的财政审计风险防范制度，对审计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并将财政审计过程中的监督处罚工作落实到位。财政审计中涉及的专业要素比较多，对象层级也很高，需对审计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避免出现纰漏。审计部门及人员要具备较强的风险意识和质量意识，严格遵照《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执行审计监督工作，最大程度降低审计风险。
（三）规范收入分配体制
依据我国具体国情，对财政审计工作中的具体制度和政策等进行有效调整，并综合运用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使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财政审计过程中，要对社会热点及民生焦点问题进行明确关注，做好相关筹划工作，开展审计调查，使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更加规范。[3]
（四）加强财政专项资金审计
财政工作的有效推进，使各类财政专项资金的管理及使用更加规范，也从根本上杜绝了财政资金的挤占挪用情况。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着重对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进行审计，使资金分配更快科学合理，充分发挥它的实用效益，提高财政专项资金审计质量，从根本上强化我国财政审计工作。
（五）充分利用财政审计成果
财政部工作重点包括财政同级审计工作报告、结果报告和整改报告。近年来，我国财政同级审计报告内容比较丰富，且数字准确具体，能够深刻揭示具体财政问题。同时，财政审计工作也更加透明，在财政审计工作执行中，赋予了人民群众以知情权和监督权，审计监督与舆论监督并重，从根本上实现了审计工作改革。不仅要对审计公告制度进行有效实施，也要对整改联动机制进行完善，使财政部门预算管理职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并对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专项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明确和纠正。
审计成果运用机制的构建，使政府决策更具依据。将财政转移支付、县财政体制改革、重大民生资金支出等专项审计调查工作落实到位，立足于宏观?用娑韵喙匚侍饨?行有效思考，并及时向本级党委和政府反映审计结构，对财政审计工作进行有效监督和整改。[4]
（六）加强财政审计队伍建设
财政审计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全面落实财政审计队伍建设。具体实践过程中，要对财政审计骨干进行保留，并对其进行思想政治建设。依据审计署提出的“以骨干带全员，以重点带一般，以考核保培训”原则，着力于培养高水平的财政审计专家。并将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到审计工作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配备充足的计算机，注重对审计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熟练应用计算机专业审计软件，提高财政审计工作质量，达到良好的审计效果，实现新形势下财政审计工作目标。
四、结语
思想政治工作要联系实际，注重实效，入脑入心。在多样化已经成为发展趋势，人们的思想观念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尤其要把的基本原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群众的工作、生活、思想、要求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要区别不同情况，不同对象，细致工作，循序渐进。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要不断更新，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不能以"虚"对实，以不变应万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在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不断丧失，势必会导致抵触心理的增加。加上现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分配不公，竞争机会不均等等社会矛盾。尤其是改革的复杂性，使得政策上的失误、工作中的偏差往往难以避免。同时，一些西方国家还采用种种手段，加紧推行"西化""分化"政治图谋，妄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之机，大肆渲染，人为地制造一些混乱，这就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在社会热点、难点相对较多的情况下，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实践证明，能否正确处理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事关社会的安定团结，事关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首先，我们要用足够的精力，采取各种有效的途径，特别要注意运用精神文明建设的途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及时而妥善地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防止矛盾扩大、蔓延和激化，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而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其次，精神文明建设要真正实现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还必须从具体事情抓起，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从具体事情抓起，一是要抓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事情。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活动与经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入经济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去。要以是否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作为检验活动效果的标准；二是要抓与党和政府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密切相关的事情。要认真做好有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及时组织活动，振奋精神，凝聚人心，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实现；三是要抓与广大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受群众欢迎的事情。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办那些事情，不办那些事情，先办那些事情，后办那些事情，都要听取群众意见。精神文明建设只有从具体事情抓起，才能尽量满足群众要求，拉近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做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Correlation between nerve growth factor NGF and pain in patients with endometriosis
GAO Hui，ZHANG Zhen.Departmont of Ostetrics and Gynecolegy，People’s Hospital of Linyi，Linyi 276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nerve growth factor NGF in patients with endometriosis with and without pain.Methods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s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expression of NGF in endometriotic（n=28）endometrium and nomal endometrium（n=26）.Results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NGF in endometriotic was found as compared with nomal endometrium（P
［Key words］ endometriosis;nerve growth factor;immunohistochemistry；pain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妇女的常见病、多发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但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临床主要表现为痛经、不孕、盆腔包块。关于疼痛的基础研究甚少。神经生长因子（NGF）是最早发现的靶源性神经生长营养因子，到成年期参与外周炎性疼痛的发生和发展，是疼痛外周敏感化发生的重要介质之一。有学者推测NGF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存在表达，且与其发生发展，并与其主要症状痛经有密切关系。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子宫内膜异位症异位内膜和正常子宫内膜中NGF的表达，以探讨其在子宫内膜异位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与痛经之间的关系，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标本取自2007年3月至2008年6月在临沂市人民医院妇科因子宫内膜异位症住院的患者，年龄24～48岁，无其他内分泌、免疫和代谢性疾病，术前6个月未接受放疗、化疗或激素治疗，月经周期规律。
将患者分为两组：研究组:为EM患者，卵巢巧克力囊肿、腹膜紫蓝色结节病灶28例。所有患者术前按照视觉模拟评分法对痛经强度评分：无痛（0分），轻度疼痛（1～4分），中度疼痛（5～7分），重度疼痛（8～10分）。所有患者均经腹腔镜或开腹手术，所有标本在术后经病理核实。对照组：自2007年3月至2008年6月，在临沂市人民医院妇科因女扎术后要求再生育而行输卵管吻合术者，宫颈CIN1，术前或术后诊刮所得子宫内膜、经病理证实为正常子宫内膜26例。两组间年龄分布统计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和处理 两组患者均经手术中留取无菌组织标本，经10%甲醛固定，常规脱水包埋，制成石蜡块留用。
1.2.2 疼痛评分 根据视觉模拟评分法（VAS），采用中华医学会疼痛学会监制的VAS卡，记录疼痛程度。疼痛评估标准：轻度疼痛1～4分（如不适、重物压迫感、钝性痛、炎性痛）；中度疼痛5～7分（如跳痛和痉挛、烧灼感、挤压感和刺痛、触痛和压痛）；重度疼痛8～10分（如妨碍正常生活，无法控制）。
1.2.3 检测神经生长因子NGF水平 用羊抗人NGF蛋白多克隆抗体（武汉博士德生物公司生产）对标本进行免疫组化Elivision法染色，并进行显微照相。
1.2.4 结果判定和图像分析 阳性细胞以细胞质或细胞核中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判断标准，用平均灰度反映阳性程度。随机选择5个具有代表意义的高倍视野，测量其各自灰度，取其平均值，作为该切片的灰度。
1.2.5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所得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的比较用t检验，多组间的比较用但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研究组异位内膜与正常对照组子宫内膜中NGF的表达 NGF在两组标本中均有表达，阳性细胞棕黄色颗粒可位于细胞质和（或）细胞核中，研究组异位内膜中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NGF在内异症有无疼痛组、对照组内表达 NGF在内异症疼痛组表达高于无痛组，差异统计学意义（P
2.3 NGF在内异症疼痛组内膜的表达与其疼痛程度的关系 NGF在内异症重度疼痛组阳性灰度值最高，而在轻度疼痛组组织阳性灰度值最低，三组间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
3 讨论
内异症所致疼痛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也无有效的治疗方法，短期药物治疗，容易复发，长期治疗有严重的药物副作用，严重者还须行子宫及双附件的切除以缓解疼痛，大大影响了妇女的生活质量。
神经生长因子NGF能支持神经元存活，促进其生长、分化，维持其功能。在成年期也是炎性疼痛的重要中间介质，参与对伤害性刺激的痛觉过敏，在外周炎性疼痛机制中起重要的作用。近期研究发现，注射NGF使动物对疼痛和炎性刺激的敏感性增加，而给予NGF抗体明显降低动物对疼痛的反应。
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法测定不同内异症患者组织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结果表明，NGF在内异症组、对照组子宫内膜中均有表达，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且在内异症疼痛组子宫内膜标本阳性的灰度值明显高于无痛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NGF导致内异症患者疼痛的作用机制推测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子宫内膜异位症异位病灶可释放一些刺激神经纤维的分子如肿瘤坏死α（TNF-α），PGI2，PGE2和PGF2a及NGF使神经纤维生长，这些神经纤维有可能在介导疼痛中起重要的作用。由于异位内膜分泌神经生长因子NGF及两种NGF受体［1］即Trk-A和p75表达增加导致局部神经纤维生长［2］。Anaf等［3，4］指出，NGF在痛觉过敏中起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发现在所有不同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中NGF都有表达。NGF本身是一种疼痛介质，能诱导与调控中枢疼痛传导有关的SP，CGRP和NF的表达。另外，NGF能增加感觉神经元的数量，选择性营养参与调节痛觉的小感觉神经纤维及交感神经结神经元。因而NGF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过度表达可以解释疼痛与痛觉过敏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证实：在子宫内膜异位症异位内膜中有NGF的表达，且随着疼痛的加剧，NGF的阳性表达率增高，NGF可能在内异症疼痛的作用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对在痛经产生早期有目的的拮抗外周NGF和中枢SP的增加，有可能为痛经治疗提供新的研究方向。由于本研究样本例数较少，此结论有待进一步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长期观察加以证实。
参考文献
1 Greene LA.Early events in neurotrophin signalling via Trk and p75 receptors.Curr Opin Neurobiol，1955，5:579-587.
2 Tokushige N，Markham R，Russell P，et al.High density of small nerve fibres in the functional layer of the endometrium in women with endometrios.Hum Repord，2006，21（3）:782-787.
关键词：非理性研究；理性研究；工具理性；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5－0078－05
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地颂扬理性和崇拜理性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作为裁决一切的唯一权威。牛顿力学是理性科学研究的最高成果，是科学研究的典范。理性思维方法成为主宰学术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一切被冠以“科学”名称的学科都必须以理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理性观念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畅行于工业社会之中，于十九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达到了高峰。工具理性是工业革命赖以成长的精神基础和原动力，它以追求程序化、标准化、高效率、等级制、制度至上、“成本一收益”核算等为目标，其首先集中体现在工业流水线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公共行政接受了这一系列目标追求，其手段就是引进工业化管理技术。当年威尔逊创立这一学科的目的在于提升政府官僚的效率，这种意图在《行政学之研究》中一目了然：“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这种理性的研究方法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注重对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规范性、非人性化的实证主义研究，而使公共行政缺乏人性化。与理性的研究方法相对应，非理性研究是将人的情感(道德情感、社会情感、个人情感)、信仰、意志、需求(个人需求与社会、组织需求)、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引入行政组织、公共政策、管理机制的构建等公共行政管理中进行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注重研究人的能动性，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注重发挥人的自主性，注重启发人的创造性等。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类实质上是以理性为主导的兼有非理性特性的统一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体力和脑力、物质和精神、智慧与品德、身体与心理的和谐统一，其中人的非理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公共行政研究对象，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的理性的东西，也应当研究人类的非理性。笔者认为，非理性研究，开辟了公共行政新视野，丰富了公共行政研究方法，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与重要的价值，应该引起重视。为此，本文拟在对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对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更多的同仁来关心这个问题。
一、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多元理论共存、多元典范共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从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来看，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即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阶段。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组织理论是建立在人类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基础上的。在这一传统下，许多组织研究都是预先假设在大规模和复杂的组织中，决策和行为可以被理性的规范和有意识的过程所指导。正如戴蒙德指出的，在大多数占主导地位的组织理论中，所假设的人类特征是内在生活的一维空间。这种定位为后来的公共行政学者们所继承，古德诺、怀特、古利克、西蒙等都秉承这一思想。尽管马克斯・韦伯看到了计算的和理性的“手段－目的”方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据此建议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区别，然而，其官僚组织理论还是建构在结构理论的信念之上。西蒙也同马克斯・韦伯一样将价值与事实进行了区分，他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但他还是继续强调理在决策中的作用。尤其是古利克，他的言论集中反映了那一时期公共行政学者的心声：行政学科中基本的“善”就是效率，行政科学的基本目的就是以最小的人力和材料的消耗来完成手头的工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从马克斯・韦伯到西蒙，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工具理性主义研究方法。这种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以理性的思维方式为手段，以理性与科学的发展为主导，注重研究行政内部的结构及规范性的制度，把行政看作是通过建立规范性制度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工具，并通过这种工具获得高效率。
公共行政的发展在20世纪30－40年代引入了行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完成了由重事向重人的转化。在20世纪50-60年代引入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生态论的研究方法，对公共行政管理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整合，在注重研究行政环境的基础上，由重人转向了人与事并重。在这个阶段，虽然行政研究的范围、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是，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行政追求的目标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是以政治学研究方法与管理学研究方法为其特征。20世纪60-70年代，在公共行政学界开始了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使公共行政的发展逐步走向多元化。公共行政重新考虑与政治和与社会的关系，公共行政的目标由追求效率加入了对行政责任的追求。但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时的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以工具理性的线性思维方式为主导，对公共行政的研究仍然是实证主义的功能性研究，对公共行政研究的层面仍局限在操作层面，仍然把公共行政看作是一个达到目标的工具，忽视对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的研究，忽视对公共行政的伦理追求的研究，使公共行政达到高度的“理性化”。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行政出现了新的困境，如财政赤字迅速攀升、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公信力迅速下降等，在此背景下，市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诞生了。新公共管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及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工商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然而，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相比，虽然理论基础、公共行政管理的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从方法论的高度考察，新公共管理的“理性经济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绩效评估、项目预算、战略管理、顾客至上、绩效 工资制等精确性的经验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仍然是以理性与科学为基础，以传统理性(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为主导，其目的是将公共行政管理“科学化”，其研究层面仍然是实证主义的。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公共行政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就其方法论而言，理性主义的理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与长处，事实上没有这种研究方法，公共行政也发展不到现今的程度。然而，站在现今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高度来反思这种研究方法，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缺陷就是：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使得对公共行政的研究只注重正向性、单一性(线性)、内向性的单一维度的研究，缺少多维度的研究方法，缺少人性化及非理性因素的研究视角，从而忽视了人的生存的多维性、人的精神需要、人的内在的体验以及人的情感等。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对一切重大和复杂社会进程与现象的把握，绝非仅仅依靠工具理性与实证研究就能够充分实现的。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忘记了价值关怀的公共行政学必然在其发展进程中遭遇危机，这种所谓危机的最大特征就是无法解答和解决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公共行政研究就不应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的理性的东西，也必须研究人类的非理性。值得欣喜的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已有一些理论家，用非理性的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些问题。最初在传统行政的行为科学时期，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乔治・埃尔顿・梅奥、道格拉斯・默里・麦格雷戈、切斯特・巴纳德、亚伯拉罕・马斯洛等。从总体上来说，这个时期公共行政研究的特点是用动物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行政行为的心理和行为的特点。这种研究方法拓宽了公共行政学的深层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对行政人员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更值得称道。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公共行政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代表人物是戴蒙德和麦克斯怀特，他们是利用精神分析的非理性方法来分析组织行为的最成功的公共行政学家，他们认为精神分析理论可以在很多方面对公共行政学有所帮助。
目前国内学界将非理性研究应用于公共行政尚处于早期阶段，并在研究运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惑，如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怎样避免陷入非理性主义?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既然哲学过去没有正面系统地研究过非理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过程中如何以为指导?等等。笔者认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走向成熟化都需要一个过程，研究中存在的困难，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将会迎刃而解。尤其在当前世界各国日益重视人本管理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以非理性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领域内的问题，不仅适应了时展的需要，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而且必将对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重要价值
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尽管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非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也在不断地彰显其研究的魅力。事实上，了解“行政现实”的方法是多样的，科学和理性只是一种途径，非理性的研究途径也是理解公共行政领域行为的重要方法。以非理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问题，将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引入行政领域，能够促进当代公共行政研究在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发生一系列转变，对促进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如下重要的价值。
1.提升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品质与研究质量。公共行政学者是公共行政研究的实际承担者和新理论的直接创造者，对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一影响中，非理性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首先，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具备坚定的学术信念、持久的兴趣和强烈的激情。在大多数学者看来，信念和激情等都是非理性的，但正是这些非理陛因素，对公共行政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与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相比，公共行政学的成果是隐性的，其价值评估和意义显现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公共行政学者也因此很难及时得到应有的评价。而且，公共行政学的强意识形态性还很可能给研究主体带来一些不应有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具备为所从事的研究而献身的坚定学术信念，否则，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公共行政研究的。还有，人类精神和社会历史活动的连续性，决定了公共行政研究无法绕开其内部各学科的发展史。因此，公共行政学除了要对当前的人类行政活动状况进行研究外，还有一个重回学术史，对以往成果进行发掘和再研究这样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在这一任务中，公共行政学者必须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埋头于考据、辨析、梳理等活动之中，皓首穷经，其艰辛可想而知。若没有持久的兴趣和强烈的研究激情，研究活动迟早都会夭折。
其次，公共行政学者还要有丰富的个人情感、灵感及较强的体悟和直觉能力。情感、灵感、体悟和直觉等虽然是非理性的，但是，“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情感不仅是公共行政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内驱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客体也决定了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具备丰富的情感。因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客体就是由无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及其活动所构成的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世界。要研究和把握客体，主体除了要有强大的理性推理和思考能力，还必须具备丰富的情感。只有具备丰富的情感，公共行政学者才能较好地与客体进行情感的交流和沟通，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客体，从而得出更为合理的判断或结论。其实，非理性对公共行政研究的主体所具有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如、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都对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活动具有非凡的影响和意义。
2.拓展公共行政研究的新领域。长期以来，公共行政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式的政府组织机构，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注重对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规范性、非人性化的实证主义研究，并关注公共行政的产出或结果。达尔在《公共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了公共行政学传统所遇到的如下三大难题：一是公共行政学与规范价值的关系问题，二是公共行政学与人类行为的关系问题(把心理学上的个人包括进去)，三是公共行政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达尔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批判，可以说击中要害，指出了它的三个最主要的缺陷，成了批判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先导。而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将注重研究人的能动性，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注重发挥人的自主性，注重启发人的创造性，从而改变传统公共行政只注重对物的管理而轻视对人的管理的弱点，进而打破目前理论界主要从理性视角进行单一的研究的局限，改变现状，使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更加坚实，更加客观。
3.促进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方法 的变革与创新往往是推动科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也必须采取一些非理性的方法，而这些方法的独特作用往往是理性的方法无法企及的。比如说，在涉及人的信仰、情感、欲念等非理性因素时，理性的方法基本上都属于“堵”和“塞”的模式，结果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相反，非理性的方法大多属于一种疏导的模式，以使这些非理性的情绪或冲动等能够得到及时的宣泄，从而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方法仍然比较单一和偏狭。中国的行政学者习惯于静态分析，忽视动态分析；重视非生态分析的方法，忽视生态分析的方法；重视理性分析的方法，忽视非理性方面的分析。在“非理性”研究模式下，由于“非理性”比较广泛，可能要涉及与哲学、心理学、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广泛联系。要真正探索行政规律，就必须通过行政现实问题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去认识行政管理的实践，必然要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融入和众多研究方法的运用。从这个角度讲，“非理性”研究有利于推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4.适应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基本特征。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是整个物质世界，那么公共行政学面对的则是一个充满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渗透着大量的非理性成分，我们的研究者不应该对其回避，而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首先，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客体中，人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性中的一个方面，没有非理性的人与没有理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想象的。毕竟，理性也不是万能的，人类需要非理性的认知、表达和宣泄等。因此，作为公共行政研究客体核心的人，一定是具有较强的非理性。其次，作为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各种活动和现象，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或由其衍生的活动，而人在活动中不可能每一步都进行严格的思考和逻辑推理，因为直觉、兴趣、欲念、情感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往往能够直接引导人的活动。实际上，我们也不应该在行动的每一步都进行严格的思考和逻辑推理，因为社会生活本来就包含着很强的不确定因素，是规律性与无规律性、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的有机统一。英国著名经济学家G・M・霍奇逊甚至认为：“由于行为不必与推论过程紧密相连，非理性的程度可望扩大。”我们只有认清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特征，才能采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并取得预期的效果。认识到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非理性特征，把非理性作为一个切人点和视角，对我们进行公共行政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三、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
非理性研究是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非理性从总体来说是属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范畴，因此，学界在把非理性研究方法引入公共行政研究领域时，很难给出科学的概念界定和完整的研究方法，可能致使非理性的研究如水上浮萍没有根系，使研究难以为继。当然，学界不应放弃这一可贵的探索，而应在继续推进非理性研究的同时，着力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笔者认为，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从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与发展动力等基本原则与方法出发进行非理性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之上，需要我们对公共行政与非理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1.要处理好公共行政工具理性研究与非理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研究侧重于达到对公共行政的真理性认识。客观地说，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其固有的缺陷和内在矛盾，但是，它在西方公共行政研究方法中曾一直居于主导性地位，充分说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生命力及其重要价值。实际上，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在推动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从而为人类提供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生活条件，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等方面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理性始终代表着人类精神的发展方向，人类理性智慧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带来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而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将人的情感(道德情感、社会情感、个人情感)、信仰、意志、需求(个人需求与社会、组织需求)、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引入公共行政管理，开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与新的思维方式，这种研究方法侧重于对公共行政善与美的追求。但是，目前学界一方面对非理性研究持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而且如果过分地强化组织行为的心理方面，必将使公共行政学研究陷入神秘的不可知境地；另一方面是非理性研究中方法论的缺乏，尤其是缺乏方法论对其研究工作的指导。因此，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公共行政的理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2.要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对中国期刊网篇名含有“非理性”的一千多篇文章进行检索发现，大部分文章探讨的问题很少涉及公共行政领域，只有一部分强调对公共行政的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非理性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在政府决策、政府管理经济、政府的腐败问题上等，并提出一些具体的相应对策，简单重复的工作较多。对公共行政的非理性进行学理上的系统研究和探讨的文献目前还没有发现。笔者认为，只有从学理上对这个问题加以阐述，进行必要的、系统的、深层次的研究，才能真正全面促进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如非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定位、公共行政中非理性形成的规约因素、公共行政中非理性发展的动力与规律、公共行政中非理性的运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亟待学术界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3.要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结合。目前学界对非理性的研究总体上重规范研究，重一般理论研究，轻实证研究，泛泛议论较多，却很难看到切实的可操作方法。非理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激发和创造出来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实践，则无法理解非理性。这就要求公共行政学界不要仅仅局限于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而要深入到实践生活中，对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实践领域涌现出来的非理性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揭示其本质，上升为理论。此外，还要注重实践操作层面的研究。如何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特点，利用非理性研究的深化来引导和影响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探讨培养人的非理性因素，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弱化和克服其消极作用，以协调人们的社会生活，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是当前理论界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
4，要加强多学科研究的协作攻关力度。在公共行政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当中，学界目前还没有形成多学科的自觉协作，目标分散，力量发散，泛泛议论过多，没有达到对非理性因素某些课题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多学科协作攻关。因而，在研究中，一旦遇到较大的困难，就难以深入地研究下去，一些课题不得不中止或转向，致使非理性因素研究陷入窘境。从学科上看，非理性研究涉及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科学方法论、文艺理论等学科，只有在坚持指导下，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去探索非理性因素的不同侧面，才能不仅大大丰富研究内容，开阔思路，而且有助于全面地、系统地把握非理性因素的本质和规律，并使理论研究的成果更快地付诸实际运用。
5.要进一步拓展非理性研究的国际视野。非理性是不同历史时期，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具有的客观存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比较注意研究公共行政的非理性，并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学术界应该放眼世界，加强对国外有关非理性研究成果的译介、分析与整理，研究其他各国归纳、弘扬和培育非理性的做法和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论著是比较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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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公务员改革在美国公共人事行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通过对高级公务员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大大提升了美国高级公务员的绩效。
在美国，高级公务员是指政务官（由总统任命国会批准的各部部长、副部长）之下、普通公务员（公务员序列中GS-1至GS-15级的行政人员）之上的高级行政人员，在1978年之前主要由公务员序列的GS-16、GS-17和GS-18级以及执行级的第四、五级构成，在1978年公务员改革以后，指由上述两类转化而成的高级执行官（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考察高级公务员至少有三个维度：政治性回应、技术性回应和法律回应。政治性回应表面看来是高级公务员对民选官员的回应，实质上是对通过政治过程表达的民主的回应。技术性回应，强调高级公务员的管理责任，对公共行政的效率、效益、经济等技术性目标负责。法律回应，要求高级公务员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行动。以上三个维度，都以宪法为根本前提。
在高级公务员研究的上述三个维度中，技术性回应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视角。这是指，政府就公众对公共行政的效率、经济、效能等技术价值做出及时的反应。政府不仅要积极行动以达成广泛的政治目标，而且要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从事各种活动，追求管理的效率、经济以及效能。正如罗森布鲁姆所言：“实现政治目标的公共行政活动不仅要遵循合理的标准和公平的程序，而且要符合优质管理的标准。抛开目标和法律限制，在日常的机关运作过程中，各项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效率、效能，以及运作经济之要求。”
从根本上看，技术性回应的理论基础就是管理主义，包括古典管理主义和新公共管理。在古典管理主义看来，公共行政吸取了科学管理中强调专业资格和技能的主张，通过挑选才能突出者担任公职并对他们进行培训，提高行政活动的效率。高级公务员具有高层次知识、通晓管理和掌握大量行政信息，这些特征都是保证行政效率的必要前提。随着社会领域的纵深分化，以及大量行政事务通过合同、外包等方式转移到政府外部，对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公共管理认为，绩效不良不是缺乏管理能力和不履行职责的结果，而是各种冗余的、不必要的规则的结果。因此，为改进公共行政的绩效，必须将高级公务员从各种繁文缛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更为灵活和弹性的方式对目标和结果负责。
美国历史上要求建立高级公务员制度的主要改革，都体现出这样一种观点，即高级公务员是提升公共行政的效率、经济和效益的关键，管理需要改进。第一届胡佛委员会（1947）提出要“培养大量有才华的高级公务员，有计划的安排提升，使之能担任适当的职位，以发挥最大的效率”。第二届胡佛委员会（1953）在报告中阐述的更明确，要求建立正式的高级公务员制度（Senior Civil Service），由各机构雇佣和任命有能力的、政治中立的常任高级公务员，其任命受到两党共管的委员会之审查以及总统的同意。高级公务员的地位、级别和工资应当依人设置，从而为自由流动提供便利。而联邦人事管理工程（1977）研究的更加系统和深入，形成了长达60页的专门报告。报告指出，高级公务员存在11个方面的问题，在“建立一个有效的、高效的和平等的公共行政”方面明显失败了，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高级公务员制度。这一报告为1978年公务员改革奠定了基础。1978年卡特政府正式创建了高级公务员制度，其目的在于使联邦政府更易于管理，更有效、更高效和更具政治回应性。
在提升技术性回应方面，高级公务员制度的主要实践是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经验，“释放出公务员身上强大的能量，提高他们为公众服务的能力。”一是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废除了对高级公务员身份和资历的保护。通过对高级公务员的职位设计与管理、候选人制度、培训与发展等引入竞争机制，在高级公务员中创立内部竞争市场，克服公共行政的低效率。二是强化与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绩效管理体系，综合考察个人绩效与组织绩效，将高级公务员的绩效考评结果与工资、任免、升迁等挂钩。例如，根据相关法案，凡有一次在年度绩效总评估中被评为不满意者，必须调整高级公务员职位或者是退出高级公务员序列；每五年中有两次在年度绩效总评估中被评为不满意者，必须退出高级公务员序列，每三年中在年度绩效总评估中少于一次被评为完全满意者，必须退出高级公务员序列。从组织层面看，它实现了高级公务员的双向动态管理，使造就、保持一支高素质的高级公务员队伍有了现实可能；从个人层面看，它极大增加了任职压力，所有高级公务员必须承受绩效考评的不确定风险。三是赋予各联邦机构一定的管理弹性和自。各联邦机构能够根据部门需要，自行决定高级公务员的职数和任职资格要求，能够将高级公务员安排到不同层级甚至是联邦政府的基层岗位上去，并且根据高级公务员绩效考核结果，拥有辞退不称职者的权力。
高级公务员制度以目标和结果为导向，将技术性回应从规则层面上升到结果层面，是一种真正全新的模式。正如休斯所言：“1978高级文官制度改革，基于这样一个观点，管理需要持续改进。高级公务员是一个高资历管理者的精英阶层，他们将被任命到较高资历的执行部门，而不是被任命到特定的职位，它的目标是允许他们在不同的职位之间迅速调整。这项法令还引进了绩效评估和绩效工资制……这些做法试图把私营部门中普遍运用的激励因素引入公共部门，目的是给那些有能力的人提供一些实在的报偿。这项法令还引进了新的降级和解雇程序，这同样出于提高质量的想法。”此外，高级公务员制度赋予各联邦机构更大的人事权力和弹性，打破了任职资格的统一限制。人事权的下放，使各联邦机构能根据本部门的实际确定某一岗位的具体任职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级公务员制度提升和强化了 “专业性”。
虽然，从20世纪后期的情况来看，技术回应模式赋予了政府很强的公共行政能力，使高级公务员的行政控制技巧得到提升。但是，在高级公务员制度中过分强调技术性回应的一个首要危险就是管理主义的泛化。由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质，无论是在联邦的高层还是基层，不可能也不会在所有的方面尤其是涉及到政治价值的方面，对私营部门中的管理方法和技术进行复制。高级公务员制度是公共人事行政改革的先锋和旗帜，它的新公共管理实践对于联邦的中下层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这必然导致联邦各级政府的层层效仿，推动新公共管理在联邦政府中的扩散。导致公共行政中管理主义的泛化。
【关键词】子宫神经去除术；子宫腺肌症；痛经；盆腔痛
Clinical effect of uterine nerve ablation on uterine adenomyosis dysmenorrhea and chronic pelvic painGUO Lili1， LIU Zhengqing2， ZHU Yan3. 1.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aih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ubei Medical College， Shiyan 442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ICU， Taih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ubei Medical College， Shiyan 442000， China； 3.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Xiangyang Central Hospital， Xiangyang 441021，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uterine nerve ablation on uterine adenomyosis dysmenorrhea and chronic pelvic pain. Methods： 126 patients， who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due to dysmenorrhea or pelvic pain from January 2011 to May 2014，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ll cases were diagnosed as adenomyosis and confirmed by histopathology. All the 12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6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hysterectomy surgery，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uterine nerve ablation. Postoperative condi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chronic pelvic pain and dysmenorrhe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 blood loss， and postoperative discharge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se of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preoperative dysmenorrhea and non-menstrual pelvic pain. Postoperative pain in both groups was improved， but the pain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Uterine nerve ablation； Adenomyosis； Dysmenorrhea； Pelvic pain
【中图分类号】R 71174【文献标志码】A
子宫腺肌病是指子宫内膜腺体和间质侵入子宫肌层形成弥漫或局限性的病，子宫腺肌变症为育龄期妇女常见病之一，多见于30～50岁左右的经产妇，临床表现主要有痛经、经期延长、月经量增多等[1]。其中约15%的患者合并子宫内膜异位症，50%的患者合并子宫肌瘤，并发痛经或非经期盆腔痛的几率约为15%～35%[2，3]。临床治疗方法主要有药物干预与手术治疗，但根治较难，目前多采取手术治疗方式。但传统的子宫全切除术对患者创伤较大，严重影响卵巢功能，药物干预能短期缓解症状，但停药后易发生反复，因此近年来子宫次全切除术和病灶切除术已发展成为主流的手术方式，但关于这两种术式在手术效果和后期疗效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争议[5]。子宫神经去除术（laparoscopic uterine nerve ablation， LUNA）是指通过切断双侧子宫骶骨韧带，阻断痛感神经传导通路，从而达到治疗痛经或慢性盆腔痛的手术方式。本研究以126名子宫腺肌症伴痛经及慢性盆腔痛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子宫次全切除术与子宫神经去除术两种术式临床效果进行对照，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按患者入院先后顺序选取2011年1月至2014年5月期间因痛经或盆腔痛等入院就诊的患者126名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病例均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子宫腺肌症。纳入标准：（1）年龄小于45岁；（2）术前未进行过其他治疗。排除标准：（1）盆腔粘连患者；（2）合并中、重度子宫内膜异症患者；（3）合并其他器官严重疾病者。将126例患者按随机数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63例。对照组年龄22～43岁，平均（3612±364）岁，痛经持续时间01～16年，平均（132±036）年，非经期盆腔痛时间0～12年，平均（101±024）年；观察组年龄24～44岁，平均（3736±415）岁，痛经持续时间01～18年，平均（153±043）年，非经期盆腔痛时间0～13年，平均（121±019）年。两组在年龄分布、性别构成及病情程度等方面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子宫次全切除术。全麻后，患者取膀胱截石位，于下腹正中行6cm左右切口，逐层分离皮下与肌层，了解子宫及子宫颈情况，切断圆韧带，用宫角钳夹将输卵管间质部及卵巢固有韧带切除，缝扎断端，将子宫体切除。
观察组：采用子宫神经去除术。患者全麻，将子宫前举暴露宫骶韧带，提起宫骶韧带腹膜并横向剪开，暴露推开输尿管，切除近宫颈附着处的宫骶韧带深约15～20cm，长约2～4cm，将双侧宫骶韧带附着于子宫颈间的组织切断，电凝止血，创面涂以生物蛋白胶预防粘连。两组手术同时均切除部分子宫腺肌症病灶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
13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手术情况：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排气时间。痛经及非经期盆腔痛情况：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VAS）对患者疼痛程度进行评价，取分范围为0～10分，疼痛程度与得分成正比。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两组手术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排气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术后痛经及非经期盆腔痛程度比较
两组术前痛经及非经期盆腔痛程度无显著性差异（P>005），术后两组疼痛情况均有所改善，但观察组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子宫腺肌症的发病率近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发病年龄日趋年轻化。其发病机制在于异位的子宫内膜组织不断侵入子宫肌壁，随月经周期变化出现充血和脱落，经血不断累积于子宫肌层内，造成肌肉组织出现反应性增生，最终导致子宫腺肌症，临床表现为月经紊乱、进行性加重性痛经及痛等[6]。 目前，子宫腺肌症的发病原因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认为与激素水平紊乱、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及生长因子异常等有关。
子宫腺肌症的临床治疗主要有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由于异位于子宫肌层内的子宫内膜组织周围血供较少，因此难以在病灶局部达到有效的药物浓度，使得药物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且停药后易出现反复[7-9]。因此手术治疗仍是目前子宫腺肌症的首选治疗方式。过去由于对外科手术水平的欠缺，多对患者进行子宫全切除术以保证治疗效果，实践证明此种术式创伤较大，且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远期生活质量。在对疾病认识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子宫次全切除术和病灶切除逐渐成为治疗子宫腺肌症的主要方式。但是关于这两种手术方式仍存在争议，对于其能否达到与子宫全切除术相当的治疗结论不一，且作为切除术，给患者带来的创伤仍然不可无视。
子宫腺肌症的痛经症状一般认为与异位于子宫肌壁间的子宫内膜有关[10，11]。异位的子宫内膜在子宫肌层多处形成小岛，致使子宫肌层反应性增生变厚。据统计，约80%的痛经患者具有子宫肌层深部病变[12，13]。异位病灶内的经血及炎性反应物质刺激子宫引起后者异常收缩，同时直接刺激子宫肌层内的神经纤维末梢，经盆腔神经传入大脑引起痛觉。传导神经有交感和副交感共同组成。这些神经纤维一部分经主韧带及卵管旁神经纤维传入，另一部分经子宫骶骨韧带下穿过宫骶韧带到达宫旁组织，形成Frankenhauser神经丛。因此，切断子宫骶骨韧带从理论上讲可部分去除子宫神经的支配，阻断由子宫向中枢的痛觉传入，减轻痛经症状。自1955年国外首次报道在腹腔镜下采用切断子宫骶骨韧带治疗痛经后，此种方式的临床应用报道陆续出现。资料显示约70%的患者术后痛经情况得到明显改善[14，15]。
作为一门新发展起来的微创方法，腹腔镜手术是未来手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住院时间短、术后恢复快、盆腔粘连少等特点。本组资料中，观察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排气时间均低于对照组 （P
同时两组术前痛经及非经期盆腔痛程度无显著性差异（P>005），术后两组疼痛情况均有所改善，但观察组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综上所述，子宫神经去除术操作简单，手术创伤小，效果确切，对于希望保留子宫的子宫腺肌症患者来讲是一种可靠有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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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证成，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证成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还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无法证成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说更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迫切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证求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人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需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涵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新原则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8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9]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
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了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证成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人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证成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I[1013~4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