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13 16:53:0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计划生育；一孩化；人口红利；失独家庭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开始大力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控制已经超出了预期的效果，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四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然而，我们在看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带来的重大贡献的同时，“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也日益严峻。
一、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一）生育水平明显降低
对于大多数的居民实行只生一胎的限制政策，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在这些年中实行一胎限制在控制我国的人口上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过去三十几年的“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适合工作的人口比重大，老年人的抚养比率低，而这些现象都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小的，这也就是我国在这个时期出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现象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这段时间，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从2.2-2.8的较高的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就可以看出来，仅有1.18，其实这种低生育水平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早在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再加上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我国的人均寿命相比比以前要变得更长，再加上我国的人口基数大，会产生人口的增长惯性，由于这两条原因，我国的人口数量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增长。但是，如果继续实行对大多数人的一胎限制政策，在未来的30年的时间中，我国的人口结构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近些年已经出现一些征兆的了，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比2011年的数据减少了345万人，这也是我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首次劳动人口急速的下降，这也就显示出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已经要走到了尽头，同时也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路上一个巨大障碍。我国进行长时间的一孩化政策对于我国的生育理念产生了影响，现在大多数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意向不是很高，我国若是想让生育水平回升，这将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点。他们的经验说明，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转变，再想使其上升时很难的。
（二）出生孩子性别比异常
无论是从一定时空条件上的出生婴儿总数看，还是从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虽有差异，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对稳定或略有微小波动的，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并不是绝对的1：1的比例。如果出生性别比不在这个范围内，则说明社会、环境、医疗水平对这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从1949-1980年间，出生孩子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水平之间，但是自从实行一孩化政策后的30年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到120左右了，从表1-1就可以看出。
数据来源：（1）1976-2000年《中国人口信息网》；（2）2001-200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3）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各地农村普遍实行的“农村一孩半”政策：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农村居民，其夫妻仅生育过一个女孩，可以生二胎，又对出生男女性别比过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这项政策也就潜移默化的向人们说明了生男孩好的这一观念，使得重男轻女的观念更见深入人心，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鲜明的现象，城乡性别比差距逐渐扩大。
（三）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变大
现阶段我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符合四二一的家庭模式，即独生子女家庭，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实一孩化政策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那一代父母，他们那一辈的大部分都有最少一个兄弟或姐妹，因此，他们在赡养老人方面压力普遍比较低，同时由于只抚养一个孩子，在照顾孩子方面负担也相对较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我国正式走入的“人口红利”时期，正是由于这人口红利期，我国的经济才得到了发展的最好机会。但是，随着这一代孩子当上了父母，我国也就快要走到了“人口红利”的末期，如果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对此种现象作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必然会对我国为来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同时，四二一模式的家庭面临的风险也将比他们父辈那时的家庭所要承担的风险要多很多，第一，孩子的成长风险，为了抚养唯一孩子，父母必定都将倾尽自己所有的精力去照顾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了严重的疾病，或者意外导致其死亡，如果实在孩子的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者发生严重伤病残事件，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汶川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地震中很多父母都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同时他们年纪也大了，过了适合生育的年龄，他们到老的时候膝前无子无女，没有办法养老，到老了过得将是何等的凄凉；第二，空巢家庭的增多，随着独生子女到娶妻生子的时候，他们有很大一部分都会选择搬出去住，这样便会产生了大量空巢家庭，这也是长时间实行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功实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当中，对这项政策的激励措施做的却不是很好，就拿补助政策来说，现在很多地方依旧使用的时每月给独生子女家庭10元的补助，这些钱在三十多年前还可以，但是在物价和消费水平飞涨的现在却显得微乎其微，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同时，在对失独家庭补助上也存在补偿过低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对失独家庭的补助标准是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元（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目前我国的失独家庭应超过了100万，而且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从这些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失独家庭已经是成为了社会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失独家庭的补助却是不多，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作用不是很大，而且领取的年纪也较大，对于他们的帮助也很少。
（四）导致人口素质的忽视
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过程当中，我国很好的完成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控制生育率这一任务，但是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好这一政策。在计划生育提出的初衷不仅仅只是控制好人口，同时也要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的任务不好用量化的指标来度量，所以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各地政府主要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上，因为比较好观测成果，而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则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所显示出来的结果并不会快速的反应出来，所以，也就容易被忽视。同时，我国实行的人口政策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存在不同的地方，多数的少数民族都可以生两个孩子，有的偏远地区的牧民或少数民族可以生三个孩子。而在这些少数民资当和一定区域的民族相对比较封闭，有的甚至禁止与外族通婚，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们族内的通婚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导致他们的孩子有较大的几率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再加上他们居住的地方相对封闭落后，使得这些民族的孩子没有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适当的年龄接受教育，从而使得他们的文盲率较高。2010年少数民族的平均成年人文盲率为8.12%，而汉族为4.88%，其中还有不少民族的文盲率高于10%，比如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和傣族，其中藏族的文盲率高达29.59%。这对于少数政策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但是人口的素质却没有跟上去，出现了断层，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有一句话说的好，“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以经济发展作用生育控制，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可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现在应当加强对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关注和投资，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我国的人口的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同时也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竞争力，从而使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会间接的影响到我国的人口的生育观念，从而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这是一个良性的连锁反应，我们应当好好的运用这一点。
二、放宽二胎政策的益处
（一）刺激经济
今年年初放开二胎政策以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重大，投资者纷纷向婴儿用品进行投资，奶粉生产商雅士利在香港的股价升了接近12%，婴儿床制造商好孩子国际集团则升了6%，在医疗保健部门，山东威高的股价从去年13日开始股价跃升了超过40%，同时《经济日报》报道，国金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单独二胎”开放有望在五年内新增800万新生儿，摩根大通报告则指，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后，预期每年将有180万名额外婴儿出生，较现有出生婴儿数目增长11%，预期可提升整体婴儿产品市场盈利4%。除了婴儿奶粉最受惠以外，尿布、婴儿及儿童高性能产品、衣服及儿童耐用品等行业也有2%到3%的盈利增长空间。
出了对股市的影响外，同时也将影响到房地产行业，因为实行了30年的一孩化的生育政策，很多34岁或34岁以下的中国夫妇是双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四位老人去世后，他们至少会多出两套房子，鉴于现在很多家庭对方地产的投资很多，多出的数目可能会更多。虽然现如今的房价尤其是诚实的房价很高，但是由于会产生过多的房屋供给，供给会大于需求，按照经济学的知识可以知道，这些过多的供给会导致房价的暴跌。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最终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享有世界工厂的美名，但是，这个名称是与我过的生产方式有关的，我国的生产方式的劳动力密集型，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很多国家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但是由于一孩化政策的影响，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社会，这种优势正在逐步市区，但是，现在放宽二胎政策，这有利于放缓这种趋势。
（二）对家庭有利
放宽二胎政策对家庭以及子女都是有好处的。现在很多家庭大多都是一孩化的政策下只剩一个小孩，全家人宠爱一个小孩，娇生惯养的小孩从小就非常自我，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也习惯了在长辈的溺爱下成长，脱离家庭就失去了庇护，不适应社会，与社会脱节，会遇到种种不顺。如果有两个小孩一起成长，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大多都会养成懂得分享、关爱他人、孝敬长辈等良好的习惯，这些都是他们走向社会最基本的。同时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了兄弟姐妹，有了知心的小伙伴。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对于孩子和大人也有益处。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的社会，由于30年的计划生育，使得在次期间出生的孩子到成人后，就要抚养四个老人，压力繁重。但是放宽二胎以后，使得下一代抚养父母的单子就会轻多了，他们可以一起照顾父母，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可以一起商量，和自己最近亲密的人一起度过，不再感到孤单。
（三）对人口的影响
放宽二胎政策同时对于我国的老龄化起到一定的作用，近期来看，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影响到老龄人口绝对的数量，但是从长远来看，二胎政策可以缓解我过老龄人口的比例，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会导致婴儿潮的出现吗？我认为不会，例如，1985年山西翼城成为我国第一个特批的二胎试点地区，对于翼城这个农业生产县，在过去的28年来出生率低于全国水平，男女性别比也更趋合理，同时1987年批准的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广东南海等11个县市和地区的试点在近20多年来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因此，这次放宽二胎政策，不会出现所谓的婴儿潮，同时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也会得到改善。
三、总结
我国最近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从长远的来看，对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会缓解下一代年轻人抚养老人的压力，对经济有刺激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出生率上升，有利于达到人口更替水平。（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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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前置胎盘；瘢痕子宫；剖宫产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3.07.101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7-3596-01
近几年来随着剖宫产率的增多，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时的并发症也逐渐增多，其中前置胎盘是较严重的并发症，而且可能并发胎盘植入常致严重的产科大出血，甚至危胁孕产妇的生命。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2006年5月――2012年5月，我院收治瘢痕子宫并发前置胎盘患者62例，选取62例单纯前置胎盘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组平均年龄29岁，既往1次剖宫产56例，2次剖宫产6例，据前例剖宫产最长12年，最短1年，随机抽取62例单纯前置胎盘患者作为对照组进行分析，平均年龄28岁。
1.2方法比较两组患者胎盘植入率、子宫切除率、术中出血量>1000ml发生率等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
1.3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17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检验标准α=0.05，P
2讨论
随着剖宫产技术的提高，剖宫产的安全性也有了明显提高，剖宫产已成为抢救孕产妇及围产儿生命的有效手段，其剖宫产发生率有上升趋势。有资料报道，目前国内医院剖宫产占分娩总数的40%-70%[1]，比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15%明显要高。瘢痕子宫是其远期并发症之一，有1次以上剖宫产史的妇女再次妊娠发生前置胎盘的风险增加2.6倍。前置胎盘患者中胎盘植入发生率为1.18%，其中80%有前次剖宫产史。瘢痕子宫合并前置胎盘的孕妇发生胎盘植入的相对风险是无瘢痕子宫者的35倍[2]。随着近几年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对开放，生二胎指标的放松，以致使许多妇女的再次妊娠发生增多，这也是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增多的主要原因。瘢痕子宫在胎盘植入的发生率、产时的出血量、子宫切切除率等方面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1可知发生胎盘植入瘢痕子宫患者的出血量均较多，由此可以看出产前明确诊断情况，可以在手术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减少患者出血量起着重要作用。目前临床应用较多的是实验室检查、超声检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核磁共振（MRI）、内镜技术等也逐步得到应用。血清学检查简单易行，但特异度不高，可作为复查方法[3]。由于磁共振检查费用相对较昂贵，临床不够普及，操作也较复杂，帮重复性没有超声好，常常用于超声无法确诊而临床又高度怀疑有异常时。
前置胎盘合并瘢痕子宫对孕妇的危害，除了胎盘植入和发生粘连、出血量增多外，其并发症也会增加，如大量输血、膀胱、输尿管、肠管损伤及羊水栓塞等同时存在的远期并发症如；月经不调，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
随着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发展，胎盘植入的治疗方式由过去的子宫切除术转变为多种方式治疗。因此对于有生育要求的患者，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可酌情考虑保守性治疗，可选择应用MTX、米非司酮、5-氟尿嘧啶、利凡若及中药，中西药联合治疗。胎盘植入部位子宫切除术、剖宫产术中选择子宫动脉栓塞等方法治疗。如果子宫穿孔，破裂情况严重，不能控制时应立即行子宫切除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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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子宫破裂；瘢痕子宫；剖宫产切口位置；临床表现
[中图分类号] R719.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6）12-0043-03
Analysis on uterine rupture in pregnancy after caesarean section in 10 cases
TANG Li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Puyang Oil Field General Hospital， Puyang 457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high risk factors，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of uterine rupture in pregnancy after caesarean section. Methods Clinical materials of 10 patients with uterine ruptu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February 2016 were reviewed and indications of previous caesarean section， times of pregnancy and delivery， relation between previous section site and reflexed position， interval time of secondary operation， clinical features， symptoms， and thickness and features of scar during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mong the 10 patients， 4 cases were repeated caesarean section， 1 case was previous hysterotomy， and 5 cases were previous caesarean section. One case of uterine rupture occurred during induced abortion of midtrimester pregnancy； the other cases were all emergent caesarean section who were suspected uterine rupture in late pregnancy. The clinical features were various： in 4 cases were continuous abdominal pain， in 2 cases were sudden severe pain but then relieved， of which 1 case was found dead fetus in uterus， and in 3 cases were with only pressed pain above pubis when hospitalized by emergency and with no other positive symptoms but were found partial defect of myometrium. All cases were confirmed during operation.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uterine rupture are various. Selection of previous caesarean section site is the most common reason for uterine rupture. Prevention measures include reducing caesarean section rate， improving operation skills， guidance for contraception， and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uterine rupture signs， to prevent uterine rupture and to reduce risk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Key words] Uterine rupture； Scarred uterus； Caesarean section site； Clinical features
子宫破裂是极严重的分娩期并发症，一旦发生对母婴结局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过去10年来，初产妇的剖宫产率居高不下，使瘢痕子宫再次妊娠越来越常见。近2年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开放，再次妊娠妇女将会逐年增多，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的产妇将会逐年上升。瘢痕子宫最常见的并发症为子宫破裂，如何降低首次剖宫产，提高手术技能，早期识别及处理子宫破裂，最低限度降低风险，是目前产科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本院自2010年1月～2016年2月出现10例子宫破裂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为提高诊治子宫破裂高危患者的能力，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月～2016年2月在我院收治的子宫破裂10例，年龄25～43岁，孕周18～40周。所有患者均经手术明确诊断。
1.2 诊断方法
子宫破裂的诊断依据谢幸等主编（2013年）《妇产科学》（第8版）[1]诊断：子宫破裂是指在妊娠晚期或分娩期子宫体部或子宫下段发生裂开。根据破裂程度分为完全破裂和不完全破裂。子宫破裂发生通常是渐进的，多数由先兆子宫破裂进展为子宫破裂。
1.3 观察指标
年龄、孕周、手术史、孕产次、原切口与反折位置关系、二次手术间隔时间、临床症状、记录术中瘢痕厚度及特点、体征、腹腔出血情况、新生儿评分、新生儿体重。
2 结果
2.1 10例子宫破裂患者的临床资料
见表1。
2.2 子宫破裂的高危因素
10例患者中9例均为急诊入院后怀疑子宫破裂行急诊手术，1例因中孕重复性剖宫产在我院行利凡诺羊膜腔引产中出现子宫破裂；其中有4例重复性剖宫产；1例前次为中孕期剖宫取胎术；其中4例为前次无试产的择期剖宫产；1例前次为宫口开全后剖宫产。
2.3 子宫破裂的临床表现、体征及早期诊断识别
2例子宫破裂患者为持续性腹痛同时伴随孕妇呼吸急迫，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胎心下降或消失；2例患者为突然出现剧烈腹痛后很快缓解，入院后发现1例胎死宫内，1例胎心慢急诊剖宫产；3例子宫破裂患者无典型表现，仅表现为耻骨上压痛，子宫下段膨隆，轮廓不清，不典型病理性缩腹环，手术打开后见原子宫切口瘢痕裂开，出血少，羊膜囊完整，突出于腹腔内，胎儿仍存活；另3例为规律或不规律腹痛，耻骨上压痛，胎心监护：宫缩不协调或胎心率下降。内诊：胎先露回缩，扩张的宫口较前缩小。
3 讨论
子宫破裂是指子宫体部或子宫下段于分娩期或妊娠晚期发生破裂，是产科极严重的并发症，瘢痕子宫是其重要的高危因素之一。瘢痕子宫破裂多发生于妊娠晚期和分娩过程中。瘢痕子宫破裂与上次剖宫产术式、子宫切口位置、切口愈合情况、剖宫产次数有关，与子宫厚薄不成正比例。
3.1 子宫破裂的高危因素
手术切口选择及切口缝合：明确既往剖宫产子宫切口的位置及类型对于剖宫产后阴道分娩子宫破裂风险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2]。由以上病例可看出：本组10例完全子宫破裂的患者中发现子宫反折上切口子宫6例，宫体部剖宫产2例，宫口开全1例。可见：切口位置选择与子宫破裂有关系，其中宫体部及子宫反折上切口占70%。子宫下段剖宫产术子宫切口选择为膀胱反折腹膜下2 cm处。切口位置过高及过低均不利于切口愈合。过去10年一部分以社会因素为指征的剖宫产，有一部分产妇未经过产程，子宫下段形成差，切口位置偏高，缩腹后子宫上缘厚，下缘薄，缝合时不宜对合，再加上产后子宫肌肉明显的收缩作用，所以切口的愈合受到较大的影响，宫体部瘢痕常在妊娠晚期自发破裂。切口位置过低，宫颈部肌细胞减少，愈合能力差。缝合子宫切口时，不可过密、过紧或过稀，仔细辨别解剖关系，不要将宫体后壁与下段交接处皱褶误认为子宫切缘而错误缝合关闭宫腔[3]。
多次手术史：10例子宫破裂病历中有4例重复性剖宫产，与文献报道高危因素一致。瘢痕子宫是目前诱发子宫破裂的主要原因，对于有剖宫产史的患者应积极处理，有过2次剖宫产史的孕妇不建议阴道试产[4]。2004年 ACOG亦明确建议有过 2 次剖宫产史的孕妇不建议再次阴道试产[5]。1次剖宫产史者TOLAC子宫破裂发生率为0.9%，2次剖宫产史者子宫破裂的发生率上升至1.8%[6]。而且剖宫产次数越多，距离本次妊娠的时间越短，发生子宫破裂的风险越高[7]。
B超评估瘢痕厚度与子宫破裂关系：10例子宫破裂的患者中有7例术前行B超监测子宫前壁下段厚度，其中4例子宫前壁下段厚度>3 mm，实际临床中用B超在诊断瘢痕愈合方面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尚值得探讨。近年来关于超声测量子宫瘢痕厚度是否能预测VBAC子宫破裂的话题成为产科医生与超声科医生具有争议性的焦点。Bujold E[8]等研究发现在妊娠晚期超声波检测子宫下段厚度可预防子宫破裂。2013年更新的欧洲指南也明确指出，通过B超检查受皮下脂肪、膀胱充盈、子宫瘢痕厚度预测子宫破裂的风险还无法证实其有效性[9]。测量位置等因素影响，临床实践中实际测量的几乎均为子宫下段厚度。术中也证实子宫破裂与子宫瘢痕厚度无正相关。术中子宫肌层厚薄不一，宫体部破裂的厚度达5 mm，最薄达1 mm。有报道经B超+经会阴B超联合监测剖宫产妊娠晚期子宫瘢痕缺陷诊断准确率高[10]，当然与B超医生的诊疗技术有关，希望有更好的诊断方法尽早预测子宫破裂的风险。
术后再次妊娠的时间与子宫破裂：有研究表示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时间不是越长越好，剖宫产术后2～3年子宫瘢痕肌肉化达最佳状态，是子宫切口愈合的最佳时期[11]。该10例患者中未发现子宫破裂与再次妊娠时间的关系。而 2013 年一项研究却表明前次剖宫产时间距离本次分娩时间小于 12 个月并不会增加子宫破裂的风险[12]。本研究中有4例距前次剖宫产时间为2～3年，属于子宫切口愈合的最佳时段，当然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4例中有3例均为重复性剖宫产，1例与引产有关。也与本研究的样本例数较少有关。
3.2 子宫破裂的早期识别
子宫破裂的临床表现不一，如果孕妇出现腹痛、腹胀、腹部压痛、反跳痛、肌紧张等腹膜刺激症状，或出现血压下降、心率增快，应首先警惕子宫破裂的可能。也可表现为瘢痕子宫妊娠孕妇出现胎心率改变或胎心消失改变，对于询问病史中诉有剧烈腹痛后腹痛消失应引起重视。入院后瘢痕子宫患者发现腹型异常，子宫下段膨隆，查体耻骨上压痛、典型或不典型的病理缩腹环，高度怀疑子宫破裂的可能。
综上所述，随着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率升高，子宫破裂将成为产科最严重并发症之一。国外一些学者寄希望于VBAC风险筛查公式预测子宫破裂的发生以指导临床实践[13]，国内学者同样进行了小样本的探讨[14]，但目前所探讨的5个模型均无法有效预测子宫破裂的发生，尚需进一步的证据支持[15]。如何预测子宫破裂仍是产科难点，这就要求我们临床医师一方面通过围产保健及产程评估，积累临床经验，严格掌握初次剖宫产手术指征，积极降低首次剖宫产率，提高手术技能；另一方面对瘢痕子宫妊娠的孕妇应加强围生期检查及产前指导，提高B超诊断的准确率。在临床工作中应提高警惕，不断提高诊治子宫破裂患者的能力，及时发现先兆子宫破裂征象，最大限度地减少母儿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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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育观念；影响因素；生产力；生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97-02
生育观念古已有之，直到现在仍然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要领域。它不仅仅是对生育过程的总结，同时也涵盖了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概括来说它是指人类在生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伦理观念、等一系列文化现象的集合，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生育观念有着广泛的内涵，它涵盖了生育的目的、生育的数量、生育的时间以及生育的性别取向等方面。在同一时期的社会里，人们一般都有着或约定俗成或积习成文的生育观念，像我国乡土社会的“多子多福”“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生育观念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在当今社会里，生育观念又产生了哪些变化，这值得我们探讨。
一、“少生优育”生育观念的形成过程
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化大生产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铁犁牛耕的生产方式，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丧失，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跃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革势必会带动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生育观念作为上层建筑中精神文化的一种，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大潮的冲击，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也随之增大，大多数人是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毕竟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时候父母关注的不是孩子的数量而是孩子的质量，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父母特别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比如给孩子早教，上各种补习班，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远超过去，这使得有人感慨现在养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比过去养两个三个孩子的成本还要高。正是在这些经济和社会的诸多压力之下，逐渐形成了如今“少生优育”的生育观念。
二、“少生优育”观念形成的影响因素
（一）教育制度的变革和教育年限的延长
工业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传统农耕社会强调的是劳动力的数量，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增加，劳动力多了，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开垦更多的荒地，国家也可获取更多的赋税收入和可利用的储备兵力；而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使用机器进行生产，机器化大生产对劳动力自身素质的要求提升，它需要的是技术人才，强调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而国家为了培养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了更好地提升国民的素质，深化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延长了教育年限，这直接增加了教育成本，使得工薪阶层不得不考虑生孩子的成本。同时，教育作为上向流动的渠道，对于占绝大多数人的中下工农阶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教育可以获取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教育年限的延长使得个体为了更好地完成学业不得不推迟结婚，时间一长，大家也就开始晚婚晚育了。
（二）女性的职业化发展以及避孕技术的进步
虽然我国曾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主体，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她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角色，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单一的家庭主妇逐渐发展为职场女性，职场女性不仅仅是在家照顾孩子，同时也在职场上实现自身价值，职场上的竞争压力下迫使不少家庭选择了倾向于自身发展的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避孕技术也随之进步，避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人们的青壮年时期，不少年轻人考虑到要发展事业，于是通过避孕手段选择了少生或不生，等到事业逐渐起步之后，人们逐渐达到中年时期，这时人们的生育能力下降，即使想生育也不一定能有效生育，因此，避孕技术的进步有效地预防了计划之外的生育行为。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本位的思想逐步确立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同时也引起了思想领域的变革，传统的家本位的思想向个人本位转变，人们不再是只局限于家族和国家的发展，而是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发展，更理性地思考问题，由此衍生了利己、自由等思想观念。一个家庭里有了孩子不仅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占用了父母的精力和时间，降低其自身竞争力，很多企业不招女性员工，就是不愿承担女性因为生育带来的一系列成本投入，甚至有些女性为了自身事业能更好地发展，放弃了生育孩子。此外，与传统农耕社会不同的是，工业社会注重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使得人们思想上的藩篱逐渐被打破，自由意识复苏，更加捍卫自身的权利，而选择不生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不少两性为了拥有更自由的二人世界，选择了放弃生育孩子，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丁克家庭”，英文叫“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译为“双收入，无子女”，在这类家庭中的夫妇是有生育能力的，但是却选择不生，主要就是为了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享受二人世界，同时也有促进自身事业发展的目的。
三、生育观念的特点及现阶段我国生育政策分析
生育观念具有阶段不可逆的特点。生育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经过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然后才孕育发展起来的。其一经形成，没有国家强制干预的话，几乎不可逆，即使国家强制干预，几千年的历史惯性还是很难刹住车的，就像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传统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即使生育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有的家庭被罚得倾家荡产，依然要生孩子，超生现象屡禁不止。想要改变我国目前低生育率的现状目前来说很难，即使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也不见得能显现成效，就像现在诸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很早之前就开始鼓励国民生育，但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处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水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速，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是不是也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人口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应该防患于未然，从以下方面进行一定的尝试，用以弥补之前因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造成的低生育率现象。
（一）减轻个体家庭生育成本，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利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物价水平也同样飞速提升着，而人们工资提升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物价提升的速度，这使得人们所承受的生存压力增大。当前家庭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是承受不起巨大的生育成本，奶粉钱、教育费用、各类辅导班花费等因素都是降低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同时，现代社会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改变，传统的家本位发展到现在的个体本位，个体更多地关注的是自身事业的发展，自身事业发展需要占用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女性，逐渐走出家庭，在职场上拼杀，这都降低了家庭生孩子的动机。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国家应该建立并完善妇女生育保障，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怀孕妇女的平等就业权，防止女性因为生育而失去工作的现象发生。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来弥补女性员工因为生育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这不仅有利于消除女性就业歧视，同时也减少了女性生孩子的后顾之忧。
（二）逐步放开生育政策，一些地区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就当前的人口趋势来看，随着我国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过少危机，应该适当调整一下计划生育政策，目前我国政府对人口政策做出了大方向的调整，出台“单独可生二胎”的政策，并让各地区根据各地人口情况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比如在人口基数小、生育率过低的地区应该尽快实施这一政策，在人口基数大、生育率相对较高的地区应该继续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要想改变当前我国这一系列人口问题，除了逐渐放开生育政策之外，还应采取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比如对有一到两个子女的家庭进行物质奖励，限制和处罚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同时加强生育宣传工作，使人们认识到生孩子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的好处，使人们逐渐形成合理生育、适当生育的生育观念。
（三）加强在生育方面的宣传工作，营造良性生育文化
生育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社会大环境下的生育观念形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人为的措施加以影响。要想改变生育观念最直接有效的做法就是改变人们对生育的看法，加强思想上的宣传动员工作。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人们普遍贯彻多生多育的做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受生育文化的影响，农耕社会在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学者的宣传鼓励下，形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一系列生育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形成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进而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今，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压力，社会逐渐形成了少生甚至不生的低生育文化氛围和生育观念，这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使得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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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析硫酸镁对于重度妊娠高血压疾病治疗效果。方法选取52例重度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依照治疗方法不同，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26例。观察组采用硫酸镁进行治疗，对照组予以常规抗胆碱药物治疗。密切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压变化情况，并发症情况以及新生儿Apgar评分情况。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血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观察组收缩压(132±8)mmHg，对照组患者收缩压(152±14)mmHg；治疗后观察组舒张压（88±8）mmHg，对照组（102±8）mmHg。观察组患者血压控制情况更佳（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3.85%，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11.54%，并发症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新生儿出生后1minApgar评分≥8分者达92.31%，对照组达61.54%。观察组新生儿Apgar评分情况更优（P＜0.01）。结论硫酸镁对于治疗重度妊娠高血压疾病具有确切的疗效，临床推广价值较高。
关键词：硫酸镁；重度妊娠高血压疾病；治疗；临床效果
重度妊娠高血压疾病是妊娠期间发生的特有疾病之一[1]。该组疾病对孕妇及胎儿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是孕妇围产期死亡率增高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对从2014年9月～2015年9月本院就诊的26例重度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予以硫酸镁进行治疗，获得了理想的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研究中随机抽选的从2014年9月～2015年9月苏州市相城区漕湖人民医院就诊的52例重度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均为单胎妊娠，按照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26例。其中观察组初产妇14例，经产妇12例，年龄33～45岁，平均（40.2±2.6）岁,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平均动脉压（127.4±6.8）mmHg。对照组初产妇14例，经产妇12例，年龄31～47岁，平均（39.4±3.1）岁,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平均动脉压（125.9±7.6）mmHg。所有患者及其家属治疗前均已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并通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两组患者在年龄、病情等基本临床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纳入标准
（1）存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高危因素，并出现持续性头痛、上腹部疼痛、胸腔或腹腔积液，甚至子痫症状。
（2）同侧手臂经过多次测量，收缩压≥150mmHg和（或）舒张压≥110mmHg。
（3）24h尿蛋白定量≥0.3g或尿蛋白定性（＋）。
（4）排除严重的心肺等脏器功能不全者。
1.3方法
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充分休息，保证充足的能量和蛋白质摄入。所有患者均口服拉贝洛尔控制血压，50～150mg，每天3～4次。收缩压控制在130～150mmHg，舒张压控制在80～105mmHg。为保证子宫胎盘血流灌注，血压下限为130/80mmHg。1.3.1观察组患者予以静脉途径给药，2.5～5g硫酸镁溶解于5%葡萄糖100mL快速静滴。夜间改为肌内注射，将25%硫酸镁20mL与2%利多卡因2mL深部臀肌内注射。24h硫酸镁总量控制在30g以下。如患者出现中毒反应，立即停药，吸氧并使用钙剂解毒[3]。
1.3.2对照组
患者每次口服2.5～5mg地西泮，分3次或临睡前服用。对于入睡困难的病例可以酌情增加剂量，但1h总量超过30mg可能导致呼吸抑制。
1.4观测指标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压情况变化进行严密监测和记录，并对两组病例并发症情况以及新生儿出生后1分钟Apgar评分情况进行记录和比较。
1.5统计学方法
通过使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n）表示，计数资料组间率（%）的比较采用c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治疗前后血压变化情况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收缩压和舒张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观察组收缩压(132±8)mmHg，对照组患者收缩压(152±14)mmHg；治疗后观察组舒张压（88±8）mmHg，对照组（102±8）mmHg。观察组患者经硫酸镁治疗后收缩压和舒张压控制情况要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并发症情况
观察组病例发生并发症1例，并发症发生率3.85%，其中1例并发心力衰竭。对照组发生并发症3例，并发症发生率11.54%，其中2例产后出血，1例呼吸性酸中毒。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1.08,P＞0.05）。
2.3两组新生儿Apgar评分情况
观察组新生儿出生后1分钟Apgar评分≥8分者有24例，达到92.31%。对照组新生儿出生后1分钟Apgar评分≥8分者有16例，达到61.54%。观察组新生儿Apgar评分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c2=6.93,P＜0.01）。
3讨论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一组常见的妊娠期特有疾病。患者常以血压进行性升高以及蛋白尿等为主要临床症状。严重者甚至造成产妇脏器功能不全，诱发胎儿并发症的发生，对产妇以及胎儿的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随着近年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二胎”政策开放造成高龄产妇比例不断升高，重度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情况与孕妇围产期死亡率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4]。目前重度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主要治疗原则是控制病情，延长孕周，择机终止妊娠[5]。重度妊娠高血压疾病的患者应尽早收治入院予以治疗。除却充分的休息、营养支持治疗以及降压治疗外，硫酸镁是目前重度妊娠高血压疾病的一线用药[6]。排除使用禁忌证或治疗效果不佳者，硫酸镁可以作为预防和治疗重度子痫的首选药物。其主要作用机制主要与镁离子抑制神经末梢乙酰胆碱释放，松弛骨骼肌；刺激血管前列腺素合成，抑制内皮素合成，缓解血管痉挛，减少内皮细胞损伤；提高血红蛋白亲和力，改善氧代谢有关[7]。镇静药物可以起到缓解产妇紧张、焦虑情绪，有助于改善睡眠，起到一定控制病情的作用。从本研究中可以看出：
（1）血压控制情况方面，治疗前观察组与对照组血压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过硫酸镁快速静滴治疗后，相较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病例血压控制情况明显更为理想（P＜0.05），说明硫酸镁对于患者血压控制具有较为明显的效果，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产妇血压，另一方面保证了胎盘的血流灌注。
（2）新生儿Apgar评分情况方面，观察组新生儿出生后1分钟Apgar评分≥8分者达到92.31%，而对照组达到61.54%。观察组新生儿Apgar评分情况也显著优于对照组（c2=6.93,P＜0.01），提示硫酸镁治疗对于重度妊娠高血压疾病引起的胎儿不良影响方面具有很好的预防作用，药物使用的安全性较高。
（3）并发症发生情况方面，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3.85%，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11.54%，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1.08,P＞0.05）。相关研究发现[8-9]，硫酸镁治疗对产妇产程开始后的宫缩影响较小。本研究中采取硫酸镁快速静滴治疗的观察组病例分娩过程中均未出现药物引起的宫缩乏力的情况，对照组出现两例产程中宫缩强度稍弱，予静脉小剂量滴注催产素后，均顺利完成分娩。综上所述，硫酸镁对于控制孕妇血压相对稳定具有较为确切的疗效，预防脏器功能障碍和胎儿并发症发生方面效果令人满意，显著改善了罹患重度妊娠高血压疾病产妇围产期的相关症状，应用效果理想，药物安全性高，临床推广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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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剖宫产；产后出血；产后尿潴留
[中图分类号] R714.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02（b）-0061-04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Motherwort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oxytocin in preventing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cesarean section
ZHAO Hui-yun YANG Yang DOU Xiu-qing
Department of the Second Obstetrics，Dandong Women and Children Hospital in Liaoning Province，Dandong 118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Motherwort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oxytocin in preventing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cesarean section. Methods 100 primipara conducted cesarean section from March to August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Motherwort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oxytocin group （group A，n=70），only oxytocin group （group B，n=40）.Bleeding volume during operation，the total bleeding volume after 24 h operation，uterine contraction situation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day after operation，and the time from postoperative urethral catheter to first self micturition in two groups was observed respectively.The adverse reaction during treatment was recored. Results The bleeding volume during operation in group A and group B was （261.57±41.83） ml and （277.75±45.66） ml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The total bleeding volume after 24 h operation in group A and group B was （301.00±46.28） ml and （472.50±79.77） ml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Key words] Cesarean section；Postpartum hemorrhage；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近年来，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开放，剖宫产的总体数量有可能上升。产后出血是剖宫产术后危险性高的并发症[1]，是导致全球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2]。产后出血导致的孕产妇死亡多发生在产后 24～48 h[3]。即使抢救成功，也可能发生希恩综合征（Sheehan syndrome），所以需要重视。剖宫产术后尿潴留也是产科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如果处理不恰当，可影响子宫收缩，引起产后大出血和泌尿系统感染。为了证明益母草（Motherwort）注射液联合缩宫素（oxytocin）在剖宫产术后预防产后出血和产后尿潴留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本文对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产科行剖宫产分娩的产妇采用随机对照方法进行前瞻性临床疗效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5年3～8月，选取住院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的初产妇110例，随机分为益母草联合缩宫素组（A组）70例、单用缩宫素组（B组）40例。A、B组产妇平均年龄分别为（28.3±3.2）、（29.2±2.8）岁，平均孕周分别为（38.2±1.6）、（39.1±1.2）周。两组的年龄、孕周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所制订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
1.2 病例入选标准
①年龄在18～38岁之间住院的产妇；②37周≤孕周
1.3 病例排除标准
①妊娠合并心肺疾病，肝功能异常、肝炎，重度贫血；②术前使用抗凝剂，血小板减少或凝血功能异常；③子痫前期、妊娠期糖尿病等妊娠并发症；④剖宫产术前48 h内使用抑制宫缩药物；⑤前置胎盘、胎盘早剥或胎盘植入；⑥伴多发子宫肌瘤；⑦羊水过多；⑧不愿意参加临床研究者。
1.4 治疗方法
两组产妇在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时均采用硬膜外麻醉联合腰麻。A组：在胎儿娩出后第一把血管钳钳夹脐带，子宫切口肌壁同时注射益母草注射液（成都市时代第一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20 mg和缩宫素（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20 U，术后给予益母草注射液20 mg肌内注射，每12小时1次，联合缩宫素20 U加入复方氯化钠500 ml中静脉点滴，1次/d，连续3 d。B组：胎儿娩出第一把血管钳钳夹脐带后，子宫底肌壁注射缩宫素20 U，以后缩宫素20 U加入复方氯化钠500 ml中静脉点滴，1次/d，连续3 d。两组在治疗过程中如果出现产后出血则需要及时加用其他缩宫药物及止血方法。
1.5 观察指标
①采用全国产后出血防治协作组指出的容积法和称重法估计术后出血量，术前全部手术敷料及会阴垫称重。术中使用干纱布蘸吸手术中的出血；术中切开子宫下段，人工破膜后吸净全部羊水，把这一阶段所有蘸血的纱布称重；术后按压子宫后将会阴垫称重；将所有称重的纱布和会阴垫相加，减去敷料和会阴垫本身重量后，估计剖宫产术中出血量（血液比重为1 ml=1.05 g）。术后产妇臀下继续放置会阴垫，及时更换并称重。并记录术中出血量及术后24 h内总出血量。②记录术后第1、2天子宫收缩情况：通过评估子宫底位置、子宫软硬程度来评估子宫收缩情况，分成收缩佳、一般及差[1]。③观察药物不良反应情况：记录产妇用药前后的各种异常表现和不适，记录用药后两组中出现恶心、呕吐、心悸的例数。④排尿情况：剖宫产术后拔除导尿管前由接受过培训的护理人员协助、指导并鼓励产妇排尿。记录两组产妇剖宫产术后拔除导尿管至第1次自行排尿的时间。如果排尿困难用热水熏洗外阴，温开水冲洗尿道外口周围等方法诱导产妇排尿。
1.6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术中出血量及术后24 h内总出血量的比较
A组的术中出血量为（261.57±41.83）ml，少于B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的术后24 h内总出血量为（301.00±46.28）ml，少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术中出血量及术后24 h内总出血量的比较（ml，x±s）
与B组比较，*P
2.2 两组产后子宫收缩情况的比较
术后第1天子宫收缩情况：A组子宫收缩佳比例为77.1%，一般为17.1%，B组45.0%、37.5%；术后第2天子宫收缩情况：A组子宫收缩佳比例为90.0%，一般为10.0%，B组分别52.5%、47.5%，两组术后第1、2天子宫收缩佳、一般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两组产后子宫收缩情况的比较[n（%）]
与B组比较，*P
2.3 两组术后排尿情况的比较
两组均无排尿困难情况发生。A组拔除导尿管至第1次自行排尿的时间为（154.00±46.04）min，B组为（145.50±41.82）min，A组拔除导尿管至第1次自行排尿的时间比B组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4 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两组研究对象子宫下段剖宫产手术经过均顺利，术中、术后无血压急剧下降、心率增快等情况。用药后B组有2例发生恶心、呕吐，未行特殊治疗，自行缓解。A组无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3 讨论
3.1 产后出血
剖宫产手术在处理难产、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降低母儿死亡率中起重要作用[4-5]。我国的剖宫产率逐年上升，多数医院的剖宫产率在40%～60%，个别医院高达70%以上[6-7]。《产后出血预防与处理指南（2014）》指出剖宫产分娩者产后出血量≥1000 ml，被定义为产后出血。产后出血是剖宫产术后的主要并发症之一。产后出血是妇产科常见的急危重症，重者可发生休克、DIC等，引起各器官系统的损害，有较多的近期或远期并发症，甚至导致孕产妇死亡，全球超过 22% 的孕产妇死亡与产后出血直接相关[2，8]，而且由于产后出血量常常被低估。产后出血实际的发生率往往要高于文献报道[9]。有专家指出，产后出血引起的孕产妇死亡大多数都可以避免，关键在于对产后出血的早期诊断和正确处理，并提出3个“提前一步” 的处理策略，即“评估提前一步” “诊断和治疗提前一步” “转诊提前一步”[10-11]。充分识别产后出血相关的高危因素，准确判断产后出血的原因、评估出血量，排除产道损伤、胎盘因素及凝血功能障碍后，及时使用合适的促进子宫收缩药物是防治产后出血的有效方法。本研究中体现缩宫素是预防产后出血的有效药物，结合益母草同时使用其预防剖宫产术后产后出血的效果更好，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
3.2 益母草注射液与缩宫素的联合使用
子宫有特殊的解剖结构，因此，治疗产后出血的关键是促进子宫收缩，使妊娠子宫平滑肌之间血窦关闭[12]。
缩宫素是从动物脑垂体后叶中提取的促进子宫收缩的一种成分，是一种多肽类激素。缩宫素在3～5 min内起效、不良反应相对较小、价格便宜。缩宫素作用持续时间短暂，可能需要重复注射，但必须注意控制剂量。24 h内极限量是100 U 内。有研究指出，缩宫素在短时间内快速大剂量进入体内会产生一过性低血压和抗利尿作用[13]，可引起心率过快、心肌缺血和产后尿潴留等不良反应。临床研究证实，缩宫素的半衰期是3～4 min。在受体饱和后，即使增加缩宫素的剂量也不能继续引起子宫收缩。大剂量使用缩宫素可导致水中毒。
益母草是传统的缩宫调经药物，原名茺蔚，义名益母，也有“血家圣药”“经产良药”的美称。益母草的主要成分包括生物碱类、二萜类、甾醇、黄酮类、有机酸、脂肪酸类等。现代药理作用机制证实益母草碱能兴奋子宫平滑肌上的H1和α受体，使子宫平滑肌兴奋，收缩全子宫尤其是切口周围子宫肌层[14]。同时研究发现，益母草还可改善内膜基底层血供，并促进新血管生成，有促进子宫复旧的作用，此外，其半衰期为6 h，药效持久[15]，对体温、呼吸、血压、心率等皆无显著影响，临床安全性高[16]。也有研究指出，益母草可促进子宫收缩，且不引起血压升高等不良反应。在本研究中，A组的术后24 h内总出血量少于B组，且A组产妇无不良反应。缩宫素虽然起效快，但是缩宫素的半衰期短，维持作用时间也短，且具有饱和剂量，而益母草的半衰期为6 h，药效持久。益母草与缩宫素联合使用可以作用互补。
3.3 对产后尿潴留的影响
产后尿潴留可能的发生原因有：①术后疼痛刺激尿道括约肌痉挛、排尿间隔时间过长、膀胱过度充盈等，影响排尿反射，最终导致发生产后尿潴留；②留置尿管持续引流，膀胱长时间呈排空状态，导致膀胱张力减弱，膀胱逼尿肌收缩力下降，引起尿液不能正常排出；③硬膜外麻醉可以阻断神经信号的输入，也可能引起传入脊髓和脑桥排尿中枢的信号暂时中断，同时抑制感官刺激，影响排尿反射机制降低膀胱的收缩能力，导致膀胱过度扩张，引起产后尿潴留[17]。临床上所采用的一般治疗除心理疏导外，术后按摩子宫，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 增加膀胱内压力，引起尿意等均有助于预防产后尿潴留的发生。热敷、热滚动按摩法、听流水声等的目的是帮助产妇产生尿意，有助于完成排尿，是一种对症处理的措施。剖宫产术后的产妇也可以进行凯格尔运动（Kegel exercise），帮助盆底组织恢复，促进排尿。本研究中由接受过培训的护理人员协助、指导产妇进行排尿，暂时未发现产后尿潴留病例。在本研究中发现益母草对促进产后排尿无明显疗效，也可能需要大样本的实验。
综上所述，益母草注射液联合缩宫素对预防和减少产后出血有良好的作用，且具有药效持续时间长、不良反应少的特点，药物费用适中，可以作为预防产后出血的首选方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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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财富积累；城乡差异；缓冲存货模型
〔中图分类号〕F0363；F0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037-09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研究”（11JZD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研究”（12AJY006）
〔作者简介〕郝云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宋明月，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山东济南250014；
臧旭恒，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少子化”和“老龄化”成为人口发展变化的两大主要趋势。其中，0-14岁少儿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229%下降至2015年的165%；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701%先呈缓慢上升趋势，再于2010年达到745%的高峰，随后即开始下降，2015年降为73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2000年的70%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106%。受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变化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2011年之前，总抚养比主要受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影响，从2000年的426%持续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最低点342%；2011-2015年，少儿抚养比稳定在221%-226%之间，老人抚养比则以较快速度从123%上升至143%，总抚养比随之从342%上升至370%。加上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开始步入老年阶段，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成为当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二胎政策”的出台尽管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但是要真正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经济社会的发展通常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然而，由于受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型周期较短，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未富先老”特征。在当前经济基础还不十分厚实，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制度仍需完善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
首先，中国居民家庭观念强，代际间的财富转移明显，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更加复杂，集中体现于子女数量和养老储蓄之间的替代关系及遗赠动机的存在两方面。家庭内部转移支付是养老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子女和储蓄在养老功能上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子女数量的多少会对家庭的养老储蓄产生影响。同时，父母看重后代幸福，老年人在生命周期结束时要遗留部分财产给后代，这将降低老年人的消费倾向。
其次，在养老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老人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家庭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增加。尽管家庭具有养老储蓄，但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当期消费意愿降低，而且目前全社会对老年人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充分注意其消费独特性的程度，老年消费市场在快速扩张中显示了一定的盲目性，出现了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同时，老年用品市场的相关法律尚不健全，欺诈行为泛滥，严重降低了老年人的消费信心。
由此，本文认为“少子化”和“老龄化”构成解释中国居民高储蓄的重要原因。在目前各类社会保障制度仍有待完善、信贷市场不尽完备的背景下，居民不仅面临收入不确定性，更面临支出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成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有效保障。并且，这些不确定性由于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因此，从预防性储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影响的文献最早可追溯至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简称LCH）。〔1〕该理论认为消费者依据一生的预期收入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平滑消费，以达到效用最大化，从而将消费者储蓄的多寡与生命周期阶段对接起来。消费者在成年期储蓄，在少儿期和老年期负储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产生显著的影响。Modigliani（1966）、Leff（1969）的实证研究显示，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均与居民储蓄率显著负相关。〔2〕Modigliani和Cao（2004）基于该假说，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高速经济增长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的结论。〔3〕LCH理论把握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早期生命周期理论将生育率视为外生变量，忽略储蓄对家庭结构的反向影响，无法摆脱变量间联立关系的困扰。
为了更贴近现实经济，学者们以家庭为单位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家庭储蓄需求模型（household saving demand model，简称HSDM）（Samuelson，1958；Neher，1971）。〔4〕该模型最明显的优势是将个人生命周期转化为家庭生命周期，还可将家庭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行为纳入其中。学者们通过从家庭角度解释中国人口结构对居民消费储蓄的影响，形成了几种有影响力的观点，主要包括家庭内部少儿人口与储蓄养老之间的替代关系（Curtis等，2015）〔5〕，性别比例失调导致的竞争性储蓄动机（Wei等，2011）〔6〕，家庭中孩子数量与孩子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Li等，2008）等。〔7〕这些研究从家庭角度给出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微观机制，然而因为HSDM基于确定性等价思想，难以全面分析家庭面临不确定性时如何优化其消费储蓄策略。
中国居民储蓄上升的过程由于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转变，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构成解释居民高储蓄的重要原因之一。袁志刚、宋铮（2000）利用数值模拟发现，人口老龄化是促成中国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因素。〔8〕倪红福（2014）指出，中国的老龄化在中短期内虽然提高了储蓄率，但长期中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消费观念、社会保障以及经济增长的变动都有可能使储蓄下降。〔9〕刘东皇（2015）认为，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的转变将有助于增强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力。〔10〕这些经验研究证实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高储蓄具有重要的影响。
由于预防性储蓄理论能够解释经济社会变革中居民面临的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对财富积累目标的影响，该理论亦已成为解释中国高储蓄的另一重要依据。预防性储蓄假说最早由Leland（1978）提出，他将消费者为应对收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储蓄称之为预防性储蓄。〔11〕Zeldes（1989）研究了在收入随机波动情况下，不确定性对最优消费行为的影响，认为考虑到不确定性后，储蓄同时具有应对风险的作用，并验证了不确定性对消费决策的影响。与生命周期假说相比，预防性储蓄假说中的消费者更加谨慎和厌恶风险。〔12〕Deaton（1989）和Carroll（1992）提出的缓冲存货模型是目前预防性储蓄理论中的经典成果之一。〔13〕该理论将消费者的谨慎和缺乏耐心同r纳入其中进行分析，理性消费者平衡这两种动机，确立一个与其收入及收入风险相适应的财富积累目标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
罗楚亮（2004）的研究表明，收入不确定性、失业风险、医疗支出不确定性以及教育支出等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均具有显著负效应，并且效应大小随着这些因素的可预期性变化而变化。〔14〕李勇辉、温娇秀（2005）的研究显示，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15〕宋明月、臧旭恒（2016）的研究显示，中国居民储蓄中预防性储蓄所占比例在51%-55%之间，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是居民储蓄的重要原因。〔16〕邓翔、李锴（2009）对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成因的分析结果显示，失业风险和收入不确定性是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原因，而到了后期，影响支出不确定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医疗、住房以及教育对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影响更大。〔17〕
已有的研究至少表明以下两点结论：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居民储蓄产生重要影响；二是预防性储蓄是当前中国高储蓄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医疗、教育以及住房支出的不确定性起着重要作用。结合经济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等需求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产生作用。基于此，本文借助缓冲存货模型从预防性储蓄角度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
三、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机制
缓冲存货理论的核心理念为消费者的缺乏耐心和谨慎动机共同作用将对消费决策产生影响，在平衡这两种动机的作用下每位消费者会形成一个与其持久收入水平相匹配的财富积累目标，如果消费者的财富积累高于目标值，消费者缺乏耐心的程度会比谨慎程度更高，此时消费者会选择增加消费降低财富积累；若当前财富积累低于目标财富值，消费者谨慎动机将大于缺乏耐心，此时消费者将增加储蓄提高财富积累。因此，缓冲存货理论适用于分析经济变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是家庭跨期消费决策的重要依据。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直接影响家庭的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也会影响家庭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预期。前者相当于对缓冲存货理论中描述的消费者缺乏耐心的影响，而后者相当于对谨慎动机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使家庭在平衡这两种动机的情况下调整自己的财富积累目标。2011年《中国消费金融调研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家庭财富积累动机中排前三位的为突发事件及医疗（2352%）、子女教育（2212%）、养老储蓄（1935%），而医疗、子女教育、养老均受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可见家庭财富积累中的很大部分与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
基于此，本文借助缓冲存货理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家庭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确立财富积累目标。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对家庭缺乏耐心和谨慎动机产生影响，若对缺乏耐心的影响大于谨慎动机，则家庭财富积累目标会下降，家庭储蓄减少；反之，若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谨慎动机的影响大于缺乏耐心，家庭财富积累目标会上升，进而引起家庭储蓄上升。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以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表示，在假设劳动年龄人口不变情况下，也可以分别以子女数量和老人数量表示。
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除了会引起衣食消费等基本消费需求的增加，更主要的是会引起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这两方面需求的存在都会使家庭变得更加缺乏耐心，从而降低家庭财富积累目标，增加消费。子女数量的增加也会提高家庭的谨慎动机，由改革带来的房价波动和婚姻消费市场变化，致使子女的购房支出及婚姻消费支出都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这些风险的存在会使家庭变得更加谨慎，从而增加储蓄以提高家庭的财富积累。如竞争性储蓄理论（Wei等，2011）中所描述的，在性别比例失衡背景下，为了赢得婚配优势，家庭倾向于增加储蓄以购置房产等〔18〕，在这种情况下，子女数量增加会提高家庭财富积累。但以上分析的仅是子女数量对储蓄的直接作用，如果加入对代际关系的考量，子女数量和养老储蓄之间应存在替代作用，子女数量的增加将引起家庭预期养老收入增加，家庭谨慎动机降低，进而减少养老储蓄；考虑子女消费具有投资效应，该影响将更加明显。
而家庭中老人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会引起衣食消费需求及医疗需求上升，使家庭缺乏耐心的程度提高进而降低财富积累目标，减少储蓄。另一方面老人数量的增加也会引起家庭谨慎动机加强，因为老人数量增加会引起未来医疗支出不确定性的增加，此时家庭会提高财富积累目标以应对养老风险。但考虑代际间有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经济行为，老人有遗赠动机，若子女能够预期未来的遗赠收入，当期财富积累目标也会下降。
根据以上分析，子女数量和老人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均具有正负双向影响，但具体情况各异，本文将对此做实证检验，在借鉴Carroll（2011）的缓冲存货模型〔19〕将家庭整体作为一个跨期决策消费者，人口年龄结构为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变量的前提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
尽管该模型不存在解析解，但Carroll和Samwick（1998）在兼外生流动性约束和内生流动性约束的条件下，用倒推法得到的模拟结果表明，家庭财富持久收入比与不确定性之间存在以下关系〔20〕：
lnWP=α0+α1ω+α2Z+υ（7）
式中，W表示可用于消费的家庭财富，P代表持久收入，ω代表收入不确定性，Z代表一系列其他影响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变量。为重点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本文将少儿人口（n1）和老年人口（n2）作为关键变量由于本文使用方程回归法计算家庭持久性收入，家庭的其他统计学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家庭工作人口数、户籍城乡分类、所在省份等均以影响持久性收入的方式进入模型，不再估计。，并基于持久收入与收入不确定性对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影响，将其作为基准变量，得到本文的计量模型为：
lnW=α0+α1ω+α2lnP+α3n1+α4n2+e（8）
其中，n1、n2分别表示家庭子女数量和老人数量。
四、实证检验
（一）数据处理与变量选取
本文数据选自中国家庭追踪调耍CFPS）2012年数据。数据筛选处理过程如下：根据实际情况，将年龄小于25岁并且未婚者定义为家中子女，将年龄大于等于65岁者定义为家中老人。使用该条件，在家庭成员数据库中对每个家庭的子女和老人数量进行统计，并根据家庭代码匹配到家庭数据库中。为了保证使用数据的质量，根据回答的可信度、急于结束调查的程度、对调查的疑虑、配合程度对数据进行初步筛选，同步删除了1332个样本。为了保证家庭消费决策为理，使用家庭数据库中“最熟悉家庭财务人员”和家庭成员数据库中“家庭重大事件决策人员”进行匹配，只保留二者是同一家庭成员的样本，并且将该成员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最高学历变量作为“户主”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为了提高数据样本的典型性，本文只选取劳动人口数量为2的家庭，因此子女数量和老人数量的绝对值可以代表家庭人口的年龄结构。之后，根据本文使用的回归变量，删除统计不完整的1421户样本家庭。最后，为了使本文的实证分析具有普遍意义，再从实际意义出发删除家庭中资产或收入为负的样本591户。①经过以上的处理和筛选，符合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数最终确定为4502个家庭。
①从家庭整个生命周期考虑，平均收入和资产应该为正，出现为负应该属于特殊时期，此时的消费决策为非理性，不具有普遍意义。
1.家庭财富（W）。家庭财富指家庭积累的可用于消费的资产，主要指的是财富效应明显、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家庭财富的多少显著影响着家庭的消费倾向。但住房资产一般不包含在家庭财富范畴中，因为房屋是必需品，即使房产价格上涨也不能为了获取更高的消费水平而变现自己的房产，所以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不会受到显著影响。不过也有研究表明，除自己居住的房产外，家庭拥有的其他投资性房产则具有财富效应，其价值变动能够对消费产生显著影响。为了验证家庭的其他非居住性房产究竟有无预防性储蓄功能，本文对家庭财富数据采取两种计算方式，一种直接用金融资产表示，记为W1；另一种用金融资产加上除自己居住外的其他房产净值表示，记为W2。
2.持久收入（P）。对持久收入的估计参考沈坤荣、谢勇（2012）的截面数据分析方法〔21〕，同时采用Dynan et al.（2004）的估计策略〔22〕，利用家庭人口学特征变量和户主特征变量构建家庭收入方程，用方程估计值作为持久收入，残差值作为暂时收入。收入方程估计中使用的家庭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学历以及户籍的城乡分类、所在省份等。
3.收入不确定性（ω）。收入不确定性一般包括收入的波动和失业风险。由于本文使用数据中对失业风险没有进行统计，主要考察收入的波动性。度量收入波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收入的对数方差，Carroll和Samwick（1998）证明了收入的对数方差是衡量不确定性的良好指标，并验证了它们与目标财富的函数关系。〔23〕另外，罗楚亮（2004）的研究指出，家庭收入中的持久收入部分是可预期的，不存在不确定性，而家庭收入不确定性的来源是暂时性收入，因此估计收入风险只需考察暂时性收入部分。〔24〕由于本文将收入预测回归方程中的残差值作为暂时性收入，故其均值为0，并且，暂时性收入的平方是暂时性收入方差的无偏估计，因此可以用暂时性收入对数值的平方项测度收入不确定性。以上两种方法，都可用于考察收入与类似家庭组的比较，并且收入对数方差方法的分组依据与回归确定暂时性收入考虑的因素类似，因此两种方法测度的收入不确定性实质上相同。考虑方法的简便性，本文使用暂时性收入的平方项测度收入的不确定性。同时，借鉴罗楚亮的做法，当暂时性收入大于0时将ω的符号定义为正，当暂时性收入小于0时将ω的符号定义为负。
4.家庭子女数量（n1）和家庭老人数量（n2）。本文假设家庭劳动年龄人口不变，因此子女数量和老人数量可以分别代替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表示家庭人口年龄结构。样本选取为典型的劳动人口数量为2的家庭。
本文研究子女数量与老人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中国家庭子女的独立时间相对较晚，在未婚情况下通常经济不会独立，因此，为了贴近实际，本文没有严格按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式，而是将家中年龄小于25岁并且未婚的子女定义为家庭子女。老年人口的划分与国家统计局一致，仍将家庭中年龄等于或大于65岁的个体定义为家庭老人。
经过以上筛选与处理，实证分析所使用数据的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加入除自己居住外其他房产的净值后，家庭财富对数值从853上升至886，上升幅度较小，表明拥有其他房产的家庭占比不大。持久性收入使用回归方程估计法计算获得，家庭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户籍城乡分类、所在省份等均包含在持久收入中，故不再进入回归方程。收入不确定性均值为负，表明整体上居民收入风险中以收入减少为主导。选取的样本家庭中，平均子女数量为1083个，平均老人数量为0478个。
比对表2中的模型Ⅰ、Ⅲ，家庭财富中是否包含除自己居住外的其他房产对估计结果有一定影响，包含除自己居住外其他房产的家庭财富受持久性收入的影响更大，这表明其他房产具有一定的财富效应，并且家中老人的数量与除去自己居住外的其他房产的关系较为密切，原因可能是老年人的资产配置中，房屋资产占比更大。总之，家庭财富中是否包含其他房产主要影响估计结果中常数项的大小，对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影响都不大，两者的结果也较为相近。
再分别对比模型Ⅰ、Ⅱ和Ⅲ、Ⅳ，稳健OLS和FGLS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估计结果相对稳健。考虑到“OLS+稳健标准误”方法的估计结果稳健性较高，并且上文FGLS估计中，对条件方差估计的拟合优度并不是很高，因而采用稳健OLS的结果进行分析。
由Ⅰ、Ⅲ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持久性收入和收入不确定性都显著影响家庭财富，从而验证了缓冲存货理论。家庭在平衡缺乏耐心和谨慎动机的基A上，拥有一个特定的目标财富收入比，并且该目标受到家庭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收入不确定性越大，应对不确定性的财富积累目标也越高。具体来看，持久收入每增加1%，财富积累目标上升12%-15%；收入不确定性每增加1%，财富积累目标上升025%-03%。
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子女数量还是老人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显著作用。以模型Ⅲ为例，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效用显著为负，家庭中子女数量每增加1个，财富积累平均下降333%；而老人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起正向作用，老人数量每增加1个，家庭财富积累平均上升181%。结合理论分析，家庭中子女数量和老人数量增加都既有使家庭变得缺乏耐心的激励也有使家庭更加谨慎的激励，但实证结果显示，子女数量增加对家庭缺乏耐心的激励大于谨慎动机，家庭的目标财富值降低，家庭储蓄下降；相反，老人数量增加对家庭缺乏耐心的激励小于对家庭谨慎动机的激励，能够提高家庭的财富积累目标，增加家庭储蓄。原因主要是子女数量和家庭储蓄存在替代关系，并且子女的消费是具有投资性质的，因此子女数量增加会导致家庭财富积累下降，而老人数量增加则会引起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提高家庭财富积累目标。这二者从消费的反面，即储蓄的角度构成了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消费的证据，并且与大部分学者关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宏观研究结论中少儿抚养比正向影响居民消费率、老人抚养比负向影响居民消费率的结论相一致，如李斌等（2015）的研究。〔25〕结合近期国情，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家庭子女数量快速下降与人口老龄化趋势，便不难解开中国居民储蓄率持续上升之谜。
（三）分位数回归
以上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和老人数量对家庭预防性储蓄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子女数量为负向作用而老人数量为正向作用。为了分析家庭人口的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不同分位数处的影响作用，本文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和表4，其中表3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财富lnW1，表4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财富lnW2。
对比两组分位数回归结果发现，二者体现的结论一致，所以以下均选用家庭财富包含其他房产的实证结果作为分析对象。从表4可以看出，持久收入和不确定性收入在各分位数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尽管有所变化，但均非常显著且差异较小，缓冲存货储蓄核心理论再一次得到验证。
收入不确定性对家庭财富的影响随着分位数增大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在50%分位数处达到最大值，此时收入不确定性每增加1%，家庭财富增加033%。该结果与沈坤荣等（2012）的不确定性对家庭财富影响随分位数增加而递减的结论稍有不同。原因是家庭财富与家庭的富裕程度相关，家庭财富分位数的低处往往代表的是较低收入家庭，这些家庭虽然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较大，具有很强的谨慎动机，但生活的必要支出占总收入的较大部分，导致财富积累目标被迫降低。一旦收入增加，家庭随之有动机并且有能力提高财富积累以应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当收入达到很高水平时，家庭应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能力也变得很强，并且对以财富积累方式应对收入不确定性的要求下降。
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在各分位数处都为显著负向效应，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趋势。因此，无论家庭是否富裕，子女的消费支出都占有重要地位，并且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家庭消费对子女数量的敏感度减弱，原因是子女消费支出弹性较小，占家庭总消费的比例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而逐渐下降。
老人数量并非像子女数量一样在各分位数处都显著，而是表现为在低分位数处不显著，在中、高分位数处则为显著正效应，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呈增大趋势。其经济含义是家庭只有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目标才能产生显著影响，并且随着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目标的正向作用也随之加强。
对比分位数回归结果中子女数量和老人数量，可以得到以下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与稳健OLS回归结果一致，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具有负向影响，而老人数量的作用为正；第二，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作用在各分位数处都显著且随着分位数提高系数下降，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的作用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和显著性都增大。其经济含义为，无论家庭的富裕程度高或低，子女数量都会显著影响其财富积累，而只有较为富裕的家庭，老人数量才能对财富积累起到显著正向作用。
（四）城乡差异分析
在中国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观念意识差异均较大，居民储蓄行为也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比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城乡差异。本文将样本按城乡分类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第一组城乡对比中被解释变量为家庭财富lnW1，第二组城乡对比中被解释变量为家庭财富lnW2。
根据回归结果，各解释变量在城镇样本中得到了更好的验证，回归显著性和系数大小均超过农村样本。首先，持久收入和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影响显著大于农村家庭，原因是城镇居民收入相对稳定，家庭可根据预期收入制定合理的跨期消费决策。农村家庭受收入波动的影响较大，较难制定合理的跨期消费决策，消费决策更多地表现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
城镇家庭的子女数量（n1）和老人数量（n2）对财富积累都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子女数量对财富积累为显著负效应，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存在正向影响。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目标的负向作用，说明子女消费被看成是家庭的投资，子女数量多的家庭预期未来收入有保障，因此应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财富积累目标较低。家庭中老人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未来的支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家庭会提高财富积累目标，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缩短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历程，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特殊经济现象，人口老龄化来势迅猛，而应对措施如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的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农村家庭的子女数量（n1）对财富积累同样具有负向影响，子女数量和家庭储蓄具有相互替代的关系，但与城镇家庭相比作用较小。老人数量（n2）对家庭财富积累并无显著作用。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在带来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给居民带来了收入和支出的双重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成为解释中国家庭高储蓄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认为，居民收入、支出不确定性的大小是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的。本文在基于缓冲存货理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即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借鉴该预防性储蓄理论的经典模型，考察家庭中子女数量和老人数量对家庭“缺乏耐心”和“谨慎动机”的影响，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
总体来看，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缺乏耐心”的影响大于对“谨慎动机”的影响，总体效应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负向效应。而老人数量与子女数量的作用相反，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正向效应。主要原因是子女消费被看成是家庭对未来的投资，与储蓄具有替代作用；而在既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下，老人数量与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因此，当前老人消费不足与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未富先老”经济特征密切相关。
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在各分位数处均为显著负向效应，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趋势。老人数量则在低分位数处不显著，在中、高分位数处为正，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增大。其经济含义是，无论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数量和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相互替代的效应，而只有家庭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老人数量才能对财富积累产生影响，并且随着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越来越强。
相比农村家庭，城镇居民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子女数量对城、乡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负向效应，并且对城镇家庭的作用效果更大。老人数量对城镇家庭财富积累具有正向作用，对农村家庭财富积累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经济结构调整应照顾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把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顺势而为加快推动“银发产业”的发展，让老年人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应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向养老部门的倾斜，形成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良性互动的局面。这既可释放因少儿人口下降形成的替代性B老储蓄，也能降低因养老风险过大而导致的过量预防性储蓄，进而扩大居民消费，提升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博士生张欣多次参加本文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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