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14 15:56:4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宏观经济趋势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 “十二五”中期 问题 对策
政府作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体，如何正确认识“十二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期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宏观经济管理方式对其加以解决，对我国“十二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在2015年最终得以实现，并提升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宏观经济管理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分析
（一）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宏观经济管理实现的目标之一，也即宏观经济管理是手段，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宏观经济管理最终要实现的目的。这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在控制国家经济总量平衡方面。经济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部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反映。最能够反映宏观经济活动的指标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宏观经济管理的短期目标主要是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均衡增长。这恰恰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要求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在区域间平衡的目标。
第二，在国家经济结构方面优化。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内部各个相关因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及其数量对比关系，一般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宏观经济管理的中期目标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调整不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以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的平衡作为判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标准。这表示两者的目标具有统一性。
第三，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方面。宏观经济管理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性引导，消除阻碍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隐患，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促进并保证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意味两者的最终目的保持一致。
（二）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符合保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加以保证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从本质上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这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在计划手段方面。计划手段是宏观经济管理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被解决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完成。政府必须要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做出短期、长期以及宏观方面的计划。宏观经济管理的计划手段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第二，在经济手段方面。宏观经济管理是通过间接管理的方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间接管理，就是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是通过市场，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影响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各主要经济变量施加影响，利用市场的传导机制，来引导和制约微观经济行为，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实现（徐泰玲，200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以间接的方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挥作用。
第三，在行政手段方面。行政手段是行政机关依据被授予的管理宏观经济的行政权力，通过制定和下达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方式，来干预和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措施。行政机关采用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应对突发性的宏观经济问题。区域经济协调涉及到各区域经济的利益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行政的方式加以调节，打破行政壁垒。
我国“十二五”期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靠投资拉动的方式仍未改变
2011年期间，我国投资高增长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投资低增长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慢于其它地区。投资高增长地区是指2011年不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30%以上的11个地区（辽宁、吉林、湖北、重庆、宁夏、黑龙江、海南、甘肃、新疆、贵州、青海）。这些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3.2%。投资低增长地区是指2011年不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20%以下的地区，由上海、北京、广东和浙江组成。这些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2%（潘 ，2012）。
2012年前三季度，东北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辽宁经济增长9.3%，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6.52个百分点；吉林经济增长12.1%，投资拉动经济增长31.93个百分点；黑龙江经济增长9.6%，投资拉动GDP18.19个百分点（丁晓燕等，2013）。2012年前11个月，中部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71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2%。社会消费品零销总额37060.3亿元，同比增长15.54%。西部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6015亿元，同比增长25.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844.1亿元，同比增长15.57%。2012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的拉动，说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较强（肖春梅，2013）。
（二） 中西部地区人口空心化问题严重
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虽然生育率相对较高，但因为大量的人口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导致人口增长趋缓。人口外流是导致中部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原因。从人口分布的变化看，西部地区人口的发展趋势依然是“孔雀东南飞”。大量劳动人口离开中西部地区，奔向东部发达省份，就是因为东部发达地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蔡泳，2011）。 “十二五”初期，安徽、四川、湖南、河南、湖北、贵州、江西、重庆、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区）成为我国人口净流出最多的省份。其中，中部和西部人口净流出分别为5407万人和2106万人，中西部地区人口空心化趋势比较严重，80%左右的流出人口是务工经商。由于大量成年劳动力到省外务工，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市、区）工业企业普遍遭遇招工难问题，有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因工人短缺而出现开工不足。由于人口分布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整，中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优势将被削弱（李平等，2012）。
（三）区域间产业转移仍然面临障碍
2010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等5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2012年国家又批设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示范区、兰州新区和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中西部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呈现园区共建、产业链式、产业集群等方式。然而，这依然是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第一，是产业同质化和落后产能异地生根现象凸显。各地围绕产业转移展开异常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表现在省与省、甚至地市更小的范围内重复建设。由于产业转移关系到区域利益，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将产业转到省外，而是鼓励企业到本省落后地区设厂生产。第二，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存在配套建设不完善，工业园区配套条件较为薄弱，地方政务环境较差，物流成本较高。这无法充分使被转移产业在其区域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产能；第三，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有重走东部地区以牺牲生态环境而换取经济利益老路的势头，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开始出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课题组，2013）。
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问题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一）政府应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靠投资拉动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政府应以扩大消费、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第三产业作为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靠投资拉动问题的途径，具体为：第一，提高区域经济协调市场化。区域经济协调市场化要求打破区域间人为的市场封锁，建立法律体系完善、市场机制健全、平等竞争环境的协调互补的大市场，以确保生产资料、消费品等自由流通，最终提高消费拉动国家经济的增长率。这要求政府消除行政性的贸易壁垒，增育不同类型、具有互补性的区域市场；第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使产业优化升级。政府要以技术创新以基点，整合区域内的产业资源，建立优化区域产业布局的引导机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培育经济增长点。政府应在本区域现有产业基础上，通过财政激励等方式，引导本地企业依靠科技创新走产业优化升级道路，增强现有产业的生产率；第三，加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第三产业是借助于第二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社会化的分工而兴起的，其发展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体的消费性支付，提高消费在拉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比率。这要求政府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同时也应做好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二）政府应对中西部人口空心化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中西部政府在应对人口空心化问题采用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时，应当坚持“留下来”和“引进来”的战略。“留下来”是将本地区年富力强的农民工以及有文化、有创造力的年青人留下来。“引进来”是将非本地区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这包括以下政府应当采取以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第一，中西部政府应当开放户籍，增加农民转为市民的比例，使其享有城镇的公共服务，并根据城市经济能力，不断提高其待遇水平；第二，引外来优秀人才在中西部地区工作，鼓励优秀人才到重点开发和优化开发区域就业并定居，以产生人才流动的聚集效益。这就要求中西部政府在公共卫生、子女义务教育、就业扶持服务等继续加大财政方面的支持力度，力争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与东部地区的城市在医疗、教育、卫生、文化、交通等方面差距的减少；第三，切实加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增强本地劳动力的技能与本地区产业发展所需要人才的融合度。
（三）政府应对产业转移仍然面临障碍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应当坚持产业技术选择适度、产业承接与吸收能力并进以及保护生态环境这三项基本的准则。中西部政府在以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下，选择最适合本地区条件的产业和相关的技术加以承接，并本土化承接转移过来的产业以及相关技术；第二，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当为产业的转移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当建立或者完善市场交易安全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第三，中西部政府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应当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引导转移的产业与本地区产业的优势互补。这是解决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同质化现象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实现“杠杆增长战略”，提高产业竞争优势；第四，东部发达地区政府应当鼓励当地优势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发展。这其中主要的措施是中西部政府和东部发达地区的政府从宏观经济管理的策略出发，建立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经济区。
参考文献
1.徐泰玲编著.宏观经济管理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4
2.潘 主编.中国地区经济监测报告（2012）[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3.丁晓燕，徐卓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评析及对策分析[M]，.梁昊光主编，杨维凤，游霭琼，王德利副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肖春梅.2012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分析[M].梁昊光主编，杨维凤，游霭琼，王德利副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蔡泳.警惕人口分布空心化[J].中国改革，2011（7）
关键词：第五次并购浪潮 新趋势 原因
从19世纪末起，西方发达国家就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企业并购浪潮，由此造就了大批大型、超大型企业，但是，在二战之前，并购大多发生在一国国内企业之间。二战之后，这些企业为了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又纷纷举起了跨国并购这个武器，先后曾发生过四次并购浪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经济竞争进一步加剧，由于跨国并购能够绕过东道国的投资限制和贸易壁垒，迅速进入并占领其市场，因此跨国并购成为全球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1994年以后全球跨国投资中，跨国并购超过新设项目―“绿地投资”。据UNCTAD(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统计，1998年全球跨国并购额为4，000亿美元，1999年达到7，200亿美元，增长80％，2000年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高达11，438亿美元。据著名金融数据公司Thomson Financial最新统计报告显示， 2005年上半年，全球并购市场并购总额（包括已宣布但未最后成交）高达1.2万亿美元。有学者称此次并购浪潮为并购历史上的第五次并购浪潮，首先发轫于美国，迅速席卷整个发达国家。可以说，第五次并购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上各大型跨国公司的决策，影响着全球生产体系和经济格局。对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指导我国企业的经营战略。
跨国并购新趋势
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增长迅速
跨国并购额的90％以上发生在发达国家，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大型并购也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占FDI流入量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10％提高到目前的33％。
跨国并购类型主要是横向并购
这次并购浪潮中并购额的70％和并购案数量的50％来自横向并购，其次是混合并购，1999年混合并购占跨国并购总数的27％，最后是纵向并购。但近来纵向并购有上升之势。
跨国并购行业发展趋势
跨国并购的产业仍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制造业的并购份额呈下降趋势，服务业呈上升趋势。1999年服务业占60％，制造业占30％。制造业由原来的资源、劳动密集行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行业,如：化工、电器机械和汽车。服务业内部的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电讯、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
跨国并购过程中跨国公司R&D全球化
控制关键技术已成为大型跨国公司攻城掠地、取胜对手的法宝。跨国公司加大对世界范围知识、专业人才和技能的追求，促使跨国公司海外R&D支出占总R&D支出的比例不断上升，海外分支机构数量相应不断增加。美国公司在海外的R&D支出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国内的R&D支出的增长速度，1997年美国该比率由1985年的6.4％上升到10.5％；1987-1997年外国公司在美国的附属公司的R&D支出费用增加了3倍，数额由65亿美元上升到19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11.6%以上。
国家间跨国公司战略联盟迅速发展
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速度的加快，使大公司不再在所有技术领域保持尖端优势，大型跨国公司为了共担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成本和风险，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新技术要求，采取战略联盟方式作为彼此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双赢”方式，尤其在高新技术行业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业。如美国的IBM公司与日本的东芝公司、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共同开发电脑芯片，IBM与微软联合开发软件。
跨国并购新趋势的原因分析
全球化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总体社会背景，跨国并购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以及跨国并购近年来的新趋势可归因于以下几方面：
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
哈佛大学教授维农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产品分为三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标准化阶段。不同阶段竞争核心不同，相应的生产区域不同。产品的第一阶段――创新阶段是技术密集型产品，价格弹性小，此外需要市场反馈信息改进产品一般在头号发达国家研制出并生产，出口到相当水平的国家，赚取高额利润。在产品的成熟阶段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创新国开始向次发达国家投资。第三阶段――标准化阶段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竞争核心是劳动力成本，发展中国家优势突显，成为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从这三阶段的描述可以看出，跨国公司要想赚取超额利润就要紧紧把握住产品的创新阶段。
另外，由于跨国公司为了迅速占领全球市场，会采取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首先减少工厂建设、雇佣员工等生产的筹备工作，大大的缩短了产品投入市场的时间，为公司赢得时间和机会；其次并购后并购公司往往把目标公司原有相关产品品牌“暖藏”起来，利用目标公司原有的销售网络渠道，在东道国市场展开攻势。通过跨国并购，跨国公司达到以最快的速度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也是跨国并购中以横向并购为主的原因所在。
科技、创新的竞争是企业竞争的实质
跨国公司历经多年的积淀，彼此间的优势价值链正在趋同，只有在产品的最初形成――创新阶段寻找垄断优势。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促使企业改善全球战略，在创新上突显实力，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人才库，这促使追求创新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研发部门争夺世界知识、人才、技能。
随着跨国并购的发展要求，跨国公司适应东道国市场需要进行大量的应用性研究，在应用研究中接近最终消费者以便对当地需求做出迅速反应，从而支持当地生产和营销运作。
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的加快
技术创新已成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技术能力的提升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要素；各个跨国公司经过历史的积淀彼此都集聚了很大的竞争能力，然而当今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都加快了速度，使多数跨国公司不能在所有技术领域都保持尖端优势，也不可能使哪项技术保持长时间专有。全球化的各种合力的作用使历史上彻底颠覆打败竞争对手的纯粹的竞争逻辑不再成为可能，跨国公司改变以往战略采取合作竞争，即战略联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跨国公司为实现某一战略目标，建立的相互协作、互为补充的合作关系）。通过建立战略研究开发联盟可以缩短技术开发周期、分担技术开发成本，共享技术领先优势；可以集中各方生产技术优势，降低开辟新的生产线和改装生产线的风险；可以集中联盟各方的市场销售力量，降低保持市场地位或进入新市场的成本与风险。
一、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
世界上每一次突发惊喜危机，都会重新的构建起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同时还会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经济政策框架，而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的大萧条，是在政府通过不断的反思当中，逐渐的意识到劳动力所具备的重要性，而根据大萧条，之所以会发生秉承着不同的争论，大萧条，而自从美国在2006年春季发生次贷危机以来，该危机逐渐的席卷了美国，日本，等主要的经济市场，并且进一步的扩大发展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该危机主要发展则依次经历了四轮冲击在大多数投资者的关注之下，经济危机逐渐开始蔓延并且席卷到世界各地，而一直到如今，危机仍然没有及时的解决。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金融危机过去之后，世界的经济呈现大衰退的趋势，这是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会给世界各地人民的经济以及政治带来不利的影响。同时，自从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面世以来，就面临着这个严重的信任危机。
二、研究宏观经济学主要方法
（一）融合宏观金融学进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之间并不相交流，基本上处于一种隔离状态。而在面对风险时对风险进行处理时，这两种学说秉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在金融经济学研究过程当中，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内生的风险。而宏观经济学对风险进行研究之将其当做一种外生的冲击，但是在本次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将金融摩擦作为一个起点进一步的研究内生的风险，通过对于资产泡沫、收入差距、资源物配以及杠杆水平等进行研究，而将自己内部学说流派进行的研究同金融经济学研究内容相互交汇，而逐渐的新生出了一种活跃的研究领域即宏观金融学。
（二）在宏观经济学研究过程当中更注重摩擦以及异质性
但如今经济摩擦的态势之下，之前对宏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主题模型已经不能够直接套用，这就需要建立起一种显性的抑制性的宏观经济模型。而为了更好地对抑制性以及非线性问题进行处理，经济学家们逐渐地将自己的思维超越传统的均衡模型，而将自己的思维同金融经济学基础进行融合，建立起一种内生金融危机主要的建模方法，而考虑到宏观经济学当中的意志性，则主要的是从企业、金融中介以及家庭等三个维度出发，在每一个维度之上对于现有文献进行查阅，从而确定新型的研究方向。
在宏观经济不进行的过程当中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在市政微观经济学以及金融经济学当中所经常使用的对策略进行识别的研究方法，从而更好的确定在这一习俗当中所涉及到的因果关系，而这种方法往往超越了之前所使用到的时间序列以及宏观数据的实证方法，而对于异质性进行研究则使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
三、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探索
为了做好中国宏观经济学领域当中的学术研究，同时使得经济学家们之间相互沟通以及交流，从而取得新的突破，我国发起了中国宏观经济学者论坛，主要的研究以及理解了在宏观经济学中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并且使中國的结构模型发生转变的主要方法。而怎么样能够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当中保证使我国经济始终保持增长态势，这是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主要问题。而针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研究，则需要从我国的制度特征出发，并且还需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针对于如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缓慢的现象提出解决的方式，并且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我国的公共投资以及经济增速结构性，而这种抑制性的行为能够做好政府的宏观分析。
（一）分析中国在财政以及货币等方面的政策
如今有关的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着中国近几年来有关于财政以及货币的政策，通过对于企业所得税改革进行研究以及实验可以看出想要进一步的提高企业劳动雇佣量，则需要使其所得税进一步的下降，并且从企业的投资以及创新两个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异质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小规模并且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适度通货膨胀率;货币供给增长倍数;均衡目标增长率;政策涵义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17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5-043-03
一、我国经济均衡目标增长率的逻辑推导
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何种阶段,国内学者研究颇多。刘迎秋(2002)得出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20年前后我国经济发展将处于“次高增长阶段”的观点。陈佳贵和黄群慧(2009)得出2005年以后我国整体的工业化进程步入中期后半段的结论。刘迎秋(2009)指出未来10―15年我国经济发展将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后半段向工业现代化迅速过渡的国民经济较高增长阶段的结论。借助钱纳里标准模式,本文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向发达经济的初级阶段过渡这一阶段。
确定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相适应的均衡目标增长率是关乎我国经济能否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运用消除趋势法、增长率推算法和生产函数法,得出1978―2002年我国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估算为9.56%,并认为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波动的轴心。刘树成等(2005)运用HP滤波法、生产函数法和菲利普斯曲线法也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估算,得出“未来5―8年的中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把握在9%,适度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的区间”的结论。沈利生(1999)借鉴克莱因使用的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分析法,通过一定程度的调整和变通,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及其变动趋势做出估计,得出1999―201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1%的结论。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高位运行且波动较小,一般不超过1个百分点。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偏冷、国民就业和福利蒙受较大损失;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10%,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资源供给紧张,国民福利也会遭受损害。因此,把9%作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如10―15年)国民经济均衡目标增长率的轴心符合我国实际,把9%±1%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的目标区间,±1%作为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正常波动范围。
二、与经济均衡目标增长相适应的适度通货膨胀区间
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市场交易过程反映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也反映出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一旦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总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供求关系的矛盾就会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如果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供给总量不能满足实体经济交易活动总量和结构的需求,不仅无法实现实体经济的交易关系,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的供求关系本身也会发生断裂,或者表现为通货膨胀,或者表现为通货紧缩。
图①。通过对图1的观察,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在曲线BA段区间,曲线斜率较大,通货膨胀率变动较小,而此间经济增幅很大。这表明国民福利的改进程度大于通货膨胀带来的国民损失,存在国民福利的帕累托改进。第二,在曲线的B点左侧和AC段区间,曲线斜率较小,通货膨胀率变动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此间国民福利的改进小于国民福利的损失。第三,在C点之后,曲线斜率为负数,这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国民福利会因此而损失越来越严重。从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改进的角度看,曲线AB区间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政府实施宏观管理和调控的重要目标区间。因为在该区间内,经济增长的通货膨胀代价最小、国民福利改进的程度最大。
由此,我们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来确定上图所示的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一般度量通货膨胀率有3个指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为了更加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充分反映同期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以及服务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来代表通货膨胀率,它是用当年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与用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之差得出。为此,我们构建如下理论模型:
GDP-GDP-1=C+GDPD+GDPDe+(t) (1)
其中,GDP代表GDP增长率,GDP-1代表滞后1期的GDP,GDP-GDP-1表示通货膨胀变动导致的GDP增长率的波动,用GDP表示;GDPD代表同期通货膨胀率,GDPDe为同期内预期的GDPD;(t)为随机误差项,代表影响GDP增长率波动的其他因子。
在现实经济中,当期通货膨胀常常是前期通货膨胀的延续,民众对通货膨胀预期是很合理的。假定民众对通货膨胀预期是稳定的,那么本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常常是上期已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即GDPDe=GDPD-1。由此,(1)式可以变换为:
GDP=C+GDPD+GDPD-1+(t)(2)
选取1978―2008年度数据为处理对象,为消除价格波动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对GDP进行指数平滑调整。所有数据来自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借助计量软件Eviews5.0,对1978―2008年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做WLS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GDP=0.8198+0.1030GDPD-0.2561GDPD-1(3)
(18.9205)(5.6220) (-13.4455)
该模型各项回归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总体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平稳,即GDP=GDP-1时,且无加速通货膨胀预期实现,即GDPD=GDPD-1时,通过公式(3)可以算出一个GDP平减指数阈值GDPD',大约为5.4%。这个值大致对应图1的A点。介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按照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操作应当留有必要余地的原则,把6%作为我国未来一个较长时期适度通货膨胀的控制上限,这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
接下来,我们需要确定图1中B点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即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常理上我们认为零通货膨胀率作为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可能是合适的,但实际上零通货膨胀率在经济运行中并非合理。首先,零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难免引发通货紧缩;其次,零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导致名义利率过低,使经济在衰退期的货币政策失灵;最后,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零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导致经济衰退期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国外已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伯南克等(1999)通过总结德国、瑞士、瑞典、西班牙、英联邦、加拿大、奥地利、新西兰和伊朗等国家的实际经验,得出这些国家的一般通货膨胀率目标是1%―3%的结论。不同国家由于经济构成、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因而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应该与本国经济运行的实际相关。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年通货膨胀率接近或明显低于2%的年份,我国经济运行波动幅度较大,有些年份甚至陷入经济衰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3%作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符合我国实际。
综合分析,我们得到了一个3%―6%的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也就是说,该区间是与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目标9%相适应的通货膨胀区间。
三、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与经济稳定增长
经济增长离不开货币的稳定供给。学术界经常用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指标来分析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货币供给及其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但目前很少有学者研究货币供给及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其实,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就提出了“货币供给增长倍数”,这对研究货币供给及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对比关系十分重要。
“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是由费雪方程推导得出的:
M+V=P+Y (4)
对公式(4)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对时间t求导:
m+v=p+y(5)
得出货币供给增长率是:
m=(p+y)-v (6)
“货币供给增长倍数”也就相应为:
mx/y=p/y+y/y-v/y (7)
式中,M为货币供给,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Y为产出;小写字母分别代表相应指标的增长率,下标x代表货币供给类别,mx/y就是“货币供给增长倍数”。
现阶段,我国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0、M1和M2三个层次:M0代表流通中的现金;M1是M0和活期存款之和;M2是M1与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和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的总和。M1是狭义货币量,M2是广义货币量,M2-M1是准货币。
我们常用M1/M2来衡量货币供给的流动性。这对关于在不同经济增长率下选取哪一种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有着重要意义。M1/M2代表狭义货币供给相对于广义货币供给的比重。当M1/M2的比值趋于增大,即现实用于购买和支付的货币在广义货币供给量中的比例上升,货币供给的流动性增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这表明人们的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增强,经济有趋热的倾向;反之,当M1/M2的比值趋于减小,即广义货币供给量中的准货币比重上升,货币供给量的流动性减弱,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这表明人们的消费和投资信心减弱,经济有趋冷的倾向。
借鉴刘迎秋(2009)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出1978―2008年中国适度的货币供给增长倍数区间(见下表1):
从表1可知,要保证我国经济在未来稳定持续运行,即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的均衡目标增长率时,m1的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是1.892,可以得出最优供给增长率为17.0%;m2的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是2.177,可以得出m2的最优供给增长率为19.6%。
四、政策涵义
从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与经济稳定均衡增长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得出:只要经济增长率处于9%这一均衡稳定目标时,即宏观经济实现均衡稳定增长时,若同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低于或明显低于3%时,此时需要更多的借助政府宏观政策的实施,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来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若同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高于或明显高于6%时,此时需要政府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力度,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发展水平;若同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大体处于3%―6%时,就可以初步认定此间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良好,无需对宏观运行过程实施更多的外部干预,可通过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实现国民经济的更快增长和更大发展。
通过判断M1/M2比值的变化,对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即经济运行总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选取哪一种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折射出M1和M2的宏观景气循环政策信号效应存在差异。大量经验表明,M1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大都是经济波动幅度趋于扩大和景气循环趋于高涨的年份。对应表1的情况,就是当GDP年均增长率为10.0%的情况。这时,应该选择逆向的宏观调控方式,即应更多的用M2的增长倍数来评估当期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高低和总量的多少。此时的货币政策从操作上讲就是要保证M2的增长率是当期GDP增长率的2.059倍。而M2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大都是经济波动幅度趋于收敛和景气循环趋于衰退或者经济景气循环仍未走出低谷的年份。对应表1的情况,就是当GDP年均增长率为8.0%的情况。同上,应该选择逆向的宏观调控方式,即应更多的用M1的增长倍数来评估当期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高低和总量的多少。此时的货币政策从操作上讲就是要保证M1的增长率是当期GDP增长率的2.004倍。
总体来讲,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因素有很多。但从逻辑层面来讲,只有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与我国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相适应的适度通货膨胀率和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才可以更好地指导宏观政策的科学选择和有效实施,保证我国经济长期较快增长和持续健康发展。(责任编辑:云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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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各方面的经济运行数据和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都显示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增长势头出现了放缓和下行现象，目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本文首先通过相关数据总结和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状况，接着对当前经济增长趋势放缓下行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同时分析了通货膨胀和未来的物价走势，最后分析预测了未来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势及其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任务。
一、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状况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状况呈现出增长势头放缓、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突出。2010年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为11.7%，2011年为10.4%，2012年上半年为8.2%，2012年1至5月份的外贸出口同比增长为8.7%，离全年增长10%的既定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为20.1%，和2011年最后4个月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回落，房地产市场的成交总量有了一定的上升幅度，但总体上看在建房屋开工量和土地交易总量还没有走出低迷状态，股票证券市场出现大幅度下挫，上证指数在2200点持续徘徊，市场信心不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有限，显示出居民消费的无力和内需的乏力。
二、当前经济增长趋势放缓下行的主要驱动因素分析
当前宏观经济总体呈现增长势头放缓和下行的主要因素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投资增长速度下降
中国经济的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前几年经济过热的时候也是因为投资过热。现在经济趋于放缓，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下行趋势，主要原因也是投资处于下行趋势。投资下行带动工业产出的增长速度相对也比较慢，也在放缓。现在一般为15%、16%，过去都是18%、19%这个幅度。
目前名义的投资增长速度26%，扣除10%左右的投资品价格指数，现在全国的投资增长速度只有16%左右。15%左右的投资增长速度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投资增长速度能保持在15%到20%之间，那么在中国目前阶段来讲这是比较正常的增长速度。但是问题是投资增长速度正在持续下降。现在沿海地区投资的增长速度确实比较低，上海的名义投资增长速度1%，如果扣除了价格指数就是负的。
（二）出口乏力对外贸易增长放缓
我国的外贸顺差从2005、2006年以来一直攀升，2010年达到最高，其中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重是11%，这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高的比重，美国的逆差通常是5%、6%，我们的顺差是11%。在这么高的水平上现在开始下降，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如果按照全年平均下降12%来算，去年我们是2，700亿的外贸顺差，那么今年仍有2，300亿左右的外贸顺差。仍然是一个很高的水平。外贸顺差减少，主要是因为出口增长速度放缓，进口增长速度提高。
（三）当今经济增长放缓是宏观调控作用的预料之中的结果
中国2009-2012年上半年以来的一切政策、一切调整就是为了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点。近几年GDP的增长速度一度接近12%，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把这个过热的趋势抑制住，将来可能会出大问题。所以这两年一直采取了各种措施控制投资、出口，就想把这个增长速度放缓一点。因此现在的增长速度放缓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情，是宏观政策调控的目标。因此目前经济增长放缓很正常，否则就意味着过去采取的措施都是无用的。
以外贸为例，目前外贸出口确实在下降，但是这些年的所有外贸出口政策的调整就是想让外贸出口减少一点。从汇率变化情况来看，人民币现在累计升值21%，再加上我们的通货膨胀率比美国高一点，加在一起人民币兑美元实际升值将近30%，我们采取这样的升值措施使很多出口企业都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使得外贸出口放缓。从货币政策的调整来看，采取了一系列紧缩货币政策，同时还采取了各种办法减少外贸顺差的做法，降低出口退税、采取一些产业政策，限制“三高一资”，也是为了把外贸生产降下来，特别是降低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些年这么大的外贸顺差，导致了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外汇储备现在是18，000亿美元，按照这个速度今年年底将达到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断增多，国内央行需要不断发人民币，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还容易引起资产泡沫，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因此又采取各种措施回笼资金，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因为外贸顺差增速过快。所以采取那么多的措施贸易顺差的增速才减少到12%，应该说也是正常的。
三、未来宏观经济走势及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我国宏观经济在面临放缓和下行压力的同时，其总体走向还是向好的因素多，总的经济面应该是向好的。和那些出现问题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确实还不错。比如说越南，越南是连续7年财政赤字，去年财政赤字达到了GDP10%左右。而中国是财政顺差，财政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30%以上。中国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17%左右，没有像过去的出现的40、50%的情况。我国的贸易仍然是顺差，顺差仍然是太多，外汇储备仍然是大幅度的增长。给定这些基本面的数据，而且该调整的东西调整，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出大事儿。
宏观调控政策制定中要充分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注重具体操作细节的技巧性。这个滞后性可能导致最终各种政策的叠加和累计效果过大。因为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政府出台一个政策没有马上的反应，再出台一个政策。这个部门出台政策了，没什么效果，那个部门又出台一个政策，每个部门又追加了一个政策。所有政策加在一块最后起作用了，可能发现作用是不是过大了。所谓的叠加累计效应，有没有可能发生呢？有可能发生。至少对于某些部门和行业有可能发生。
参考文献
在全球经济几近萧条时，中国经济能逆风飞扬吗？环视周边国家，其经济成长颇多沧桑，亚洲危机爆发时跌入深渊，却又随美国新经济的强劲而急剧反弹，其颠簸之剧烈如承冰火。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曾在外贸零增长和人民币不贬值的背景下创造了199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同样，今年上半年我国7.9%的GDP增速尽管与去年同期进行纵向比较，应该说还有所不如，增幅约低0.3个百分点；但如果与世界上其它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则用“一枝独秀”来描述，也毫不为过！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却保持了与去年同期基本相等的增长速度，这表明经济增长格局早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巨大变化。
1、更宽裕的小康诱致“自主性”经济增长引擎隐现，这样的亮点可望得以中期性维持。我们一度认为，我国经济的战略困局在于：拉动经济增长的“自主性”经济引擎已经从视野中消逝。但现在已出现了某种转机，这就是更宽裕的小康所导致的一系列投资和消费，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再度活跃引人注目。
2001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失色大致为消费和投资的增色所抵销，外需黯然失色，内需稳健爬升。甚至国家统计局得出了今年经济增长93%靠内需，7%靠外需这样令人咂舌的结论来！（1）、就消费而言，1-6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17915亿元，同比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11209亿元，增长11.6%；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6706亿元，增长 8.1%。可见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新经济光环破裂后的寒意。（2）就投资而言，上半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899亿元，同比增长15.1%，比上年同期加快4.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8928亿元， 同比增长17.9%，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5%；基本建设投资4685亿元，增长11.8%，更新改造投资1776亿元，增长26.9%，房地产开发投资2123亿元，增长28.2%。和意料之中的国有经济投资的异乎寻常的增长，和同样并不奇怪的欲振乏力的民间投资相比，房地产投资的急速增长显然是一匹引人注目的“黑马”。
鉴于房地产投资升势强劲，我们不能不细探究竟。在2001年5月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因住宅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强力拉动而增长了17.6%，增速比去年同期平均加快了8.1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尤其引人注目，2000年我国完成房地产投资4902亿元，增长19.5%，比基建、更改和其他投资增幅分别高13.4、6.3和12.5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0.2%。今年上半年，房地产业继续保持着繁荣势头。2001年1-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2300亿元，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高出20个百分点。1-5月份，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535亿元，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完成商品住宅投资1057亿元，同比增长30.7%；商业营业用房投资164亿元，同比增长38.5%；而办公楼投资则继续保持负增长，同比下降4.3%。可见此次房地产创1998年以来景气的最高点，和1992年以后那一波的房地产狂热有根本区别。区别一在于当年房地产泡沫的吹大和开发商获得银行大量融资有关，而此次则是最终消费者获得银行消费信贷扶持有关。更可贵的是：早在央行禁止“零首付”之前，各商业银行的住房信贷部已警觉地将个人住房按揭从8成降至7成。二是当年房地产泡沫和写字楼、楼堂馆所的无序膨胀有关，而此次则是和住宅业的异军突起有关。不仅85%的住宅为个人购买，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也决定了买了新房就意味着装修，意味着家用电器等等的更新换代。回顾我国消费，不难发现明显的轮次更迭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每个十年的“大三件”都有不同的内涵；回顾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人曾经说“亚洲人的财富都挂在身上”，戴着劳力士，喝着XO，坐着奔驰，却住得局促不安，这样的炫耀性赶超性生活方式显然面对经济危机时将脆弱不堪。也许我国住宅业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而表明国民正形成新一轮的，和“后短缺经济”的轻工制品消费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追求，此需求的启动可望得到中期性维持。
2、国际经济乱局难以扰动我国公众的乐观预期心态，这样的情绪因为申奥成功和入世在即也可得以中期性维持。在世界经济增长失速时，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对未来乐观预期基本稳定，这对上半年经济增长平稳也功不可没。美国新经济之所以突然褪色，和其消费和投资信心从季度乐观到悲观的突然逆转有关。反观我国，企业和居民预期不仅没有逆转，反而随着即将到来的7年的“奥运经济”和“入世振荡”而得以强化。
外国人对我国公众乐观预期如是看：万事达卡亚太区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显示出，中国大陆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处于持续增高的状态，其79.1的信心指数成为自1997年万事达卡在全球举办调查以来的最高记录，列亚太区第一位。在亚太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低迷到低于50的焦灼不安的悲歌中，中国大陆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却继续攀升并在亚太区独占鳌头。不仅如此，和2000年12月的那次条长相比，我国大多数大陆消费者对生活质量、经济状况和固定收入等项的反映尤其良好，这几项的指数分别达到90.9、88.2和83.4，此外，就业情况方面的指数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61.1，而去年12月，这个数字是54.8。上述调查显示出：我国经济成长既和众多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历史轨迹并不雷同，也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完全同步，从从1997年来，我国已经悄然步入培育内需之路并渐收成效。
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公众乐观预期如是看：2001年5月，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4月份97.5的基础上，微降0.3点；同期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0.7点，比一季度降低了1.3点。这使得我国内部需求中的投资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也保持相对平稳。6月份，上述两个指数双双平稳攀升。不仅如此，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健也鼓励了境外投资者的信心，据美国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2001年4月的调查，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信心指数为1.69，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我们的结论是：外部需求中，外资流入的增加，内部需求中，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和公众预期的平稳乐观，构成了2001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如果我们比照周边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我们很难说中国经济在衰退中，因为7%以上的数字已经十分骄人；如果我们比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的“井喷式”膨胀，则这种增长速率似乎低于公众所预期的。加上中国经济处于“过大关”的“尖峰时刻”，不能不依赖快速增长靠新成果化解旧问题。无论是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度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同一条路，中国经济正拖曳着渐进体制改革的沉重包袱，艰难地爬坡，期待着击水三千里的驰骋，但路虽清晰行进却难，致使人们感觉到了“蓝灯区”的寒意。
四、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狭路相逢智者胜
关键词 实际经济周期 技术冲击 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学
中外经济发展史的历程无可辩驳地表明，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对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其作用机理，西方经济学家从许多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其中， 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一同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可以看作近20多年来在经济周期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这两位经济学家也凭此而折桂200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核心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和明显的现实背景。首先，由理论来源分析，一是在20世纪80年度之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波动理论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质疑；二是理性预期与公众选择理论被吸收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Lucas由方法论角度探讨了经济波动问题；三是C. R. Nelson与Charles I. Plosse提出，实际因素对于形成经济波动的作用比起货币等虚拟因素来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的问世，也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实践发展的层面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体现了供给方面的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但自三十年代一直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滞胀束手无策，而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对于治理经济却颇见成效，这也成为催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践佐证。再者，由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自身演进过程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一直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到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该领域中主导性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产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扰动。后来，鉴于Lucas货币周期理论的引领，经济周期问题，又重新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首开先河，后来通过Ky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来的实际冲击因素被引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的模型，此处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解释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货币等虚拟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技术冲击。这就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旨，它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外来的实际因素的扰动（如技术方面的冲击）是导致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按照赞成实际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周期的成因不在于经济体系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因素，来自于一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像是技术方面的变化等，这些变化造成技术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变动，会引起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相应的变动，从而使得产出水平和生产发展方式也随之出现不同于往常的变动，经济机体本身对于这种意外的冲击缺乏抵抗力，只能随之变动，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周期的高涨或者衰落。
其次，经济变动的主要传递渠道是劳动提供方面的延递性变动。其中的内在运作机理是这样的；每当外来的技术方面的变化导致劳动生产率、要素价格等因素变动的时候，符合“经济理性人”假定的市场主体就会根据自己对市场走向的预期，在工作与享受闲暇之间做出选择，这样就会在劳动供给方面产生极大变动，进而使社会就业和总产出也随之产生变化，而且一次技术变动带来的产出变动可以是持续性的。同时，鉴于相关经济门类之间的联动效应，产生在一个部门的技术扰动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社会生产部门乃至于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动。.
再者，经济周期本身就体现了经济趋势在发生变动，而并非经济形势围绕着经济趋势这一轴心在变动。换言之，并非经济运行背离了宏观经济的均衡状况，而是经济本身的均衡位置在变动，这就将周期理论与增长理论糅合为一体。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发展无所谓长期、短期，经济形势的短期变化与长期发展趋势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经济的短期变动并不是背离了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
另外，管理当局针对经济周期所采取的反向操作措施没有任何作用，换句话说，当局管理经济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乃是市场主体对于外来扰动的理性反应，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能够使经济状况自动达到就业与产出状况合理的均衡，而人为的政策调节却难以使调节者的主观意志同经济运行结果达到一致，反而会降低社会的总福祉。所以，管理当局调节经济造成的失误甚至包括调节行为本身都属于某种负面的外来扰动，据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政策性结论就是：管理当局力图熨平经济波动的反周期操作是无效的。
最后，货币的作用是中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不应当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属于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先是以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接着是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现在是以由Kydland和Prescott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为主。在经济学说史上，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都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革命”，理性预期理论还被称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打破了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和短期，以及，后者研究短期问题。但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各派都认为经济周期表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外部冲击”。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分开的传统作法，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周期理论，也改变了宏观经济学。
从总体上讲，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而实际经济周期理将供给方面的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这是他们的主要区别所在。具体地分析，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
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相应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之分，前者研究长期问题。
2.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且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会成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
3.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
4.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后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而是趋势本身的改变。因此经济周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致。
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认为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无效且会造成扭曲，政府的作用不是采用反周期政策来调节经济，而是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即根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或未预期到的货币扰动，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做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而且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经济的均衡状态，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冲击的最优反应。
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最主要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经济周期研究的方向，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实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实验，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有一个一致的描述：在长期，经济有一个平滑的稳定增长趋势，这可以由增长模型刻画；而在短期，经济围绕这个长期趋势波动，这可以用波动理论来解释。而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理论，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
如前所述，以往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需求分析，Solow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只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短期经济波动则没有任何作用。同时，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对总需求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Lucas通过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理论，最早对此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试图用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Finn Kydland和Edward Prescott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在“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和各种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将相互割离的“凯恩斯主义”和“Solow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综合的考虑。论证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不仅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产生短期经济波动。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
就方法论而言，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偏好、技术、禀赋等假设为基础，解释商业周期的变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从否定意见来看，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这都是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同时，实际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术水平会后退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常识，然而，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一根软肋。再者，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也使得一些在实际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另外，有人认为，模型只分析了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欠缺考虑。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要想对经济周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对Ramsey模型进行扩展。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可变的资本利用率、多重冲击和劳动的调整成本作为构成实际经济周期的基本要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领域还出现了一种新新古典综合派，它把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融合，将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和名义黏性融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试图从方法论上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对经济周期等问题进行新的阐释。
可以说，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论工具对于解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同样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尽管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对冲击的市场传导机制还不够灵敏，因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作用有限，但应当承认，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无疑也十分有助于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益间出现的矛盾。再者，探讨技术因素的作用和决定技术的因素对于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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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很多国家中，那种真正驱动生产、驱动经济的，就是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中小企业。”
在2014年6月25日举办的远东经济趋势论坛上，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芬恩・基德兰德，在主题为“经济新周期及其背后的驱动力”的演讲中如是说。
作为宏观经济周期研究领域的权威，也是九方马第五届“世界名人中国行”的特邀嘉宾，基德兰德教授的中国之行，引起中国经济学界探讨到底什么才是新的经济周期及其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驱动力。
在论坛上他赞许地将这些具有创造力的中小企业家称之为“最聪明的一群人”，而作为这群人的代表，同样也是本次论坛主办方之一的远东集团，在论坛对话环节就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的新周期与背后的驱动力与著名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探讨。
基德兰德的经济周期理论，与远东集团的现代生态农业案例，在当天的论坛上，将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对话联结到了一起。
远东步入生态农业发展新周期
“我觉得像远东做农业产业化、生态农业，是一个很好、很有前途的方向。”
在远东经济趋势论坛现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光针对远东集团案例，表示对生态农业产业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作为人类基础产业的农业在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后，到今天生态农业已成为农业产业最重要和最主流的趋势，这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
成立于1992年的吉林远东集团以药业起家，旗下拥有一家上市公司--东北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积极推动旗下的安图旺民长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上市。从2003年开始，远东集团从药业全面转向以蓝莓和五味子为主的农业种植和深加工产业，至今已建立了中国蓝莓领域第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拥有蓝莓种植基地75个，面积达到30多万亩，是目前亚洲最大的蓝莓种植基地，五味子种植面积世界第一。此外，远东集团还正在大规模投资兴建有机大米、有机杂粮、有机豆类、有机菌类、有机蜂蜜制品等多品类有机食品种植基地。
从2003年进行战略转型至今，远东集团在生态农业、蓝莓产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谈及选择生态农业作为重点发展项目的原因时，远东集团董事长徐哲特别强调指出，其中两个重要的原因是农业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和政府政策支持。
传统农业低效率、粗放型的生产模式，不管是从资源优化配置还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都不再是适应经济发展的最优模式，农业产业的转型与升级，是势在必行。这也预示着不管是从生态农业整个产业发展看，还是从远东集团自身的战略部署看，都开始步入一个新的经济周期。
远东集团案例引起了基德兰德教授的浓厚兴趣。论坛开始之前，他应邀参观了远东集团生产基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周期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基德兰德说。
“三驾马车”驱动生态农业发展
在2014远东经济趋势论坛现场，谈及经济周期的驱动力，基德兰德教授表示：“在世界很多国家，那种真正驱动生产、驱动经济的，就是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中小企业”，“重要的是，要把政策、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投入到那些代表了未来方向、具有必然需求的领域中去”。
哪些产业代表了未来？其背后的驱动力又是什么？远东集团董事长徐哲，以其在现代生态农业领域近10年的探索与实践，讲述了自己的心得。
徐哲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将推动生态农业快速发展，他称之为“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分别是政府红利、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创新。以这三个因素为基础，徐哲特别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甚至是第一驱动力。对生态农业来说，唯有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体制创新，才能驱动生态农业进入新一轮的发展周期。”
在论坛现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伟与徐哲的观念不谋而合，他就传统农业发展的现状提出自己的看法：“农业部门仍旧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实现技术创新和注重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突破。”随后，他针对基德兰德教授关于“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新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的观点，结合远东集团生态农业发展的现状，对远东集团创新型的生态农业经营模式表示充分的肯定：“像远东集团这样的生态农业型的企业，在中国屈指可数，少之又少。”
简介：
【关于基德兰德】
芬恩・基德兰德 ，1943年12月1日出生于挪威。
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以及德拉斯储备银行和克里兰储备银行副研究员。
以“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研究的杰出成就，基德兰德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周期理论的权威专家，也是经济政策理论的巨。
同时，基德兰德是全球闻名的财经名嘴，是权威媒体的明星嘉宾。他创立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被誉为20年来全球宏观经济学取得的最重要进展之一。
基德兰德创立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全球诸多政府机构、组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也是全球许多知名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理论参考蓝本 。
【关于吉林远东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