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17 14: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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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影响机制
一、老龄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由经济学家汤普逊提出的，此理论展现了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过渡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死亡率下降同时出生率较高以及出生率与死亡率同时下降。第一阶段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并未意识到人口过多产生的问题，因此并没有对出生加以限制，导致出生率较高，同时由于医疗水平较低，人口死亡率也保持在较高水平；第二阶段特征产生的原因则是因为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开始转变，晚婚晚育的观念开始盛行，出生率受此影响开始下降；在第三阶段，由于社会的进步，社会医疗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使得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同时人口增长率也下降。可以看出，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必然出现转变。在我国，人口的转变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三个时期。一是从以前呈现“高出生、高死亡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特征；二是从后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特征；三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现代人生活理念的改变，人口结构也开始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阶段。
（二）经济增长理论
拉姆齐1928年的经典论文，一般被看作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水岭。在1928年以前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并非同步进行，在人们人均收入超过生存水平的时候，人口数量就会因产出的增加获得增长，此时受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由于人口发展过快导致土地供应不足，人口的出生率会因此下降，死亡率则会逐渐上升，人口增长因此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928年之后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哈罗德、多马创造出当代第一个流传甚广的经济增长模型，也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他们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等于该国经济的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的比值，即一国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呈正向变动关系。内生增长理论试图从模型内部寻找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强调经济增长动力是内部力量。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与劳动投入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并没有关注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二、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一）基于储蓄率
国民经济的长时间稳定，需要以可靠的物质资本作为基础，物质资本的积累，又需要一定的储蓄率的支撑。由于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储蓄倾向不同，因而老龄化会影响整体储蓄率。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年轻时期人们倾向于消费，储蓄倾向较低，中年时期储蓄率呈现出上升趋势，在老年时期由于收入水平的降低，人们的消费逐渐大于收入，储蓄将再次回到下降趋势中，也就是说，可以看出老龄化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储蓄倾向降低，进而影响投资等经济活动。
（二）基于劳动供给
人口直接影响了劳动力数量，劳动力数量却并非由人口总量所决定，而是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所决定的。人口老龄化直接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同时由于老年群体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对于新知识和技术存在一定的抗拒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新兴产业的发展。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
（一）老龄化率逐年增加
从1997年到2017年，我国老龄化率在逐年上升。短短20年时间，我国老龄化率从6.5%增加至11.1%，增幅近70%，并在2001年突破7%的比例，自此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区域不平衡
从区域位置上来说，我国老龄化存在着从东部向西部逐渐降低的趋势，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与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直接关系。我国从整体上可以分为东、中、西三个经济带，从东至西经济发展水平不断降低，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不断降低。具体来说：在2016年我国东部地区的老龄化水平最高，为11.1%，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8%，共有8个省市的老龄化水平超过了10%；中部地区老龄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其中有5个省市的老龄化水平超过了10%；西部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则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10.6%，其中只有3个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在10%以上。也就是说，老龄化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未富先老严重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在面对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时也具有充足的对策。从时间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时间相比中国更早，但发达国家在步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水平远高于我国。我国虽然在老龄化时间上稍显缓慢，但人均GDP水平却仅仅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人口年龄趋势的转变与人均GDP的提升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意味着我国在未富的情况之下步入了老龄化社会。
四、我国老龄化问题出现的原因
人口数量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化，两者的结合直接导致了人口再生产规模和速度的大小。近20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在持续下降，死亡率始终保持在一个水平，自然增长率因此呈现出下降趋势，而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一）人口出生率下降
1.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使得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由于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人口控制效果显著，人口出生率受此影响不断下降，促使人口结构从年轻型向年老型转变。2.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现代社会，人们的生育观念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目前，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421”家庭越来越普遍，年轻人照顾老人的责任比以往更重，加上生养子女的成本越来越高，抚养子女的压力过大，在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少生甚至是不生，从而大大降低了我国人口出生率。3.婚龄越来越晚。由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增长、生活成本增长等原因，在2013年我国适龄人口结婚率开始下跌，“晚婚年龄”段人口开始上升。年轻人面临压力越来越高，结婚越来越晚，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我国的人口出生率。
（二）人口死亡率基本不变
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死亡率有所降低，这直接导致了高龄人口在我国人口比重之中的上升，也使得我国平均寿命有所上升。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在1981年的人均预期寿命为67.77岁，而到了201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6.34岁，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就增加了10岁。同时根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将提升至79岁，这意味着我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会进一步提高，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重。
五、政策建议
（一）加快产业升级，适应人口结构变化
人口老龄化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表明目前的增长方式与当前老龄化问题存在不协调的因素，我国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经济发展与难以改变的人口结构相适应。厂商应当以消费为导向，将人口老龄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以老年人为主要消费群体进行产品的开发，扩大老年产品市场，并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当前我国的主要产业为密集型产业，如果没有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在劳动生产率未增强的情况之下，我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也会减弱，只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逐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方法］ 通过上海市死亡数据登记系统软件和手工报表资料，分析近50年黄浦区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期望寿命指标。 ［结果］ 1951年黄浦区居民死亡率南片为13.55‰,北片为9.44‰;出生率南片为44.00‰,北片为29.20‰;1976年黄浦区居民死亡率南片为6.89‰,北片为6.66‰; 出生率南片为7.10‰,北片为6.56‰;2006年黄浦区居民全死因(南北片合并)为8.50‰，出生率(南北片合并)为5.08‰。1951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为47.56岁(南片),1976年期望寿命为71.18岁(南片),2006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为81.98岁(南北片合并)。
［结论］ 半个世纪以来，黄浦区居民死亡率、出生率大幅下降；居民期望寿命不断上升，2006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较1951年上升72.37%，较1976年上升15.17%，比上海市同年居民期望寿命80.97岁高1.01岁，与世界发达国家居民期望寿命相近。
关键词： 出生率； 死亡率； 期望寿命； 死因中图分类号：R 195.3 文献标识码：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人民生活指标第8项明确列出居民期望寿命2010年预期达到80岁以上。这是涉及卫生领域的唯一标志性指标。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等指标列为衡量人群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已将期望寿命列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之一。鉴于《纲要》对城市区域功能定位及黄浦区的区情，对黄浦区近50年生命统计资料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通过近50年黄浦区生命统计资料研究，在全面了解和掌握黄浦区近50年居民出生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主要疾病死因顺位等指标基础上，重点计算居民期望寿命指标，并对相关因素作出分析，与上海市该项指标比较，为黄浦区制定相应公共卫生政策提供基础数据和背景资料。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黄浦区1951―2006年生命统计资料及数据库中南片的生命统计资料相对完整，北片资料1978年后相对完整（南片系指黄浦区合并前的南市区，北片系指黄浦区合并前的黄浦区，2000年两区合并为现在的黄浦区），2000年以后为两区合并后资料。1980年前资料根据［沪卫统］上海市居民病伤死亡原因分类统计月、年报表，1980―2002年根据ICD-9编码建立死因数据库，2002年后根据ICD-10编码建立死因数据库。人口资料来源为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为上海市户籍人口数。
1.2 数据处理
应用上海市死亡数据录入和分析软件Death Reg和SPSS 11.1分析软件包对1951―2006年黄浦区生命统计资料进行整理分析，计算出黄浦区居民出生率、死亡率、居民期望寿命等指标，并对以上指标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黄浦区人口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出生率
半个世纪以来，黄浦区人口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出生率由1951年（50年代）的44.00‰(南片)降至2006年的5.08‰(南北合并)，降幅为88.45%；婴儿死亡率由1951年（50年代）的41.12‰(南片)降至2006年的3.61‰(南北合并),降幅为91.22%；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13.55‰(南片)降至2006年的8.50‰(南北合并),降幅为37.27%。1986年（80年代）黄浦区人口出生率为15.78‰(南片),婴儿死亡率为16.42‰(南片),人口死亡率为7.34‰(南片),与2006年比较,2006年的3项指标分别下降67.81%、78.01%、15.80%（图1）。
2.2 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水平
1951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为47.56岁(南片),其中,男性47.23岁,女性48.11岁;1986年期望寿命为74.75岁(南片),其中，男73.11岁,女76.38岁;2006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为81.98岁(南北片合并),其中,男79.55岁,女84.36岁。2006年与1951年比较，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提高72.37%，其中，男性提高68.43%,女性提高75.34%；2006年与1986年（80年代）比较，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提高9.67%,其中,男性提高8.81%,女性提高10.45%，总体趋势稳步上升。将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与上海市比较，2006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水平比上海市居民期望寿命80.97岁高1.01岁（图2）。
2.3 黄浦区居民1996―2006年前10位死因
2006年黄浦区居民死因顺位为：循环系统死亡率为298.40/10万,构成比为35.09%;肿瘤死亡率为260.74/10万,构成比为30.66%；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为95.97/10万,构成比为11.29%;内分泌代谢疾病,死亡率为49.82/10万, 构成比为5.86%；损伤和中毒死亡率为29.82/10万，构成比为3.51%；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为22.33/10万，构成比为2.63%；泌尿生殖系病死亡率为11.50/10万,构成比为1.35%；传染寄生虫病死亡率为11.00/10万，构成比为1.29%；精神障碍死亡率为10.50/10万，构成比为1.23%；神经系统疾病死亡率为6.50/10万，构成比为0.76%。2006年黄浦区居民死因顺位与1996年比较，前3位没有变化，内分泌代谢疾病由1996年的第5位升至2006年的第4位，损伤和中毒降至第5位，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由1996年的第9位升至2006年的第7位，精神障碍由1996年的第7位降至2006年的第9位（表1）。
3 讨论
死亡监测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监测项目，对常住居民进行长期和连续的人口学监测和全死因监测，能掌握固定人群死亡模式的动态变化，了解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情况，发现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卫生问题［1］。
WHO官员Kenji Shibuya博士指出，WHO对生命统计数据相当重视，他强调“死亡统计对健康不可或缺”，并帮助建立疾病负担、疾病经济后果的评价等方法。“人口统计学的监测点和全球卫生的新挑点”中强调已吸引了具多种背景专业人士，如流行病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临床医师、经济学都参与其中。他们研究能持续进行并从多方面对健康问题进行检查，同时为研究人员的培训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2］。目前国内对此亦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最近，杨功焕［3］编著的《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和分布》，在此方面作了很好的研究和探索。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卫生部信息中心在全国12个试点省也作过相关的卫生政策研究，此份研究的基础资料均来源于生命统计监测。
黄浦区从1951―2006年生命统计资料时间跨度为50余年，内容完整，基础工作相当扎实，是作进一步深入探索和研究的良好基础。2006年黄浦区平均人口数为600 209人。每户平均人口3.10人，陆地人口密度54 079人/km2。半个世纪以来，黄浦区居民死亡率、出生率大幅下降，这与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近几十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密不可分。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的同时，医疗卫生水平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7年黄浦区人口总死亡率已降至8.63‰，黄浦区婴儿死亡率已降至1.80‰，孕产妇死亡率为0，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与国家调查点资料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3,4］。
期望寿命是根据各年龄组人口死亡率，用寿命表方法计算出来的一个统计指标。它是各年龄组死亡率的综合反映，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健康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社会经济、卫生保健水平的基本指标。世界各国的期望寿命有很大差异。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西欧和北欧等国家期望寿命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期望寿命较低，目前，我国在发展中国家里属于偏上水平。1951―2006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不断上升，2006年与50年代比较，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提高72.37%，2006年与80年代比较，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提高9.67%，总体趋势稳步上升。与2006年上海市居民期望寿命80.97岁比较，2006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水平比上海市水平高1.01岁,已达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并将会稳步提高［5］。
2006年构成居民死亡疾病主要原因是循环系统、肿瘤、呼吸系统、内分泌营养代谢和损伤中毒等非传染性疾病，此5位死因占居民全死因的82.90%。循环系统疾病中，脑血管病占57.68%，心脏病占39.14%,65岁以上占91.90%；肿瘤疾病中，男女性别比为1.35∶1，肿瘤部位前5位分别为肺、胃、肠、肝、食管，此5位肿瘤占总体的64.28%，65岁及以上年龄组占71.88%;呼吸系统疾病中,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占92.19%，65岁以上占95.66%；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中，糖尿病占99.00%，65岁以上占93.31%。从心脑血管、糖尿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发病年龄看，65岁以上人口均占90%以上。从每种主要死因中寿命损失年来看，先天畸形、损伤中毒、传染病、精神障碍是具潜在危险的死因，这几种死因的死亡率若持续上升，表明将来会有更多低年龄组人口中途死亡，将会给社会、家庭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在对主要影响老年人的慢性病进行防治的同时，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对主要影响低年龄组有关死因的防治工作。
20世纪50年代，黄浦区居民主要死亡原因为传染性疾病，20世纪80年代主要死亡原因开始由传染性疾病转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作为主要死亡原因的循环系病、肿瘤、呼吸系病、损伤中毒和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开始成为上海市黄浦区居民面临的影响居民平均期望寿命水平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此种情况符合黄浦区亦是上海市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中心城区的人口学特征，符合上海市与发达国家或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近的特点。在经济以两位数持续增长，同时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继续加强急性传染病防治的同时，加强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危险因素的控制与干预，加强对主要影响低年龄组有关死因的防治工作是今后黄浦区也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亦是继续提高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水平的关键所在。
4 参考文献
［1］戴志澄.疾病与监测――方法与应用［M］.华夏出版社,2005.
［2］WHO.世界卫生报告［R］.2005,2006.
［3］杨功焕.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和分布［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5.
［4］黄荣清.中国人口死亡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路透社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里，俄罗斯人口减少了将近340万，过去十年正好是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和总理的十年。这突显俄罗斯所面临的人口危机，可能使得该国在与他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俄政府试图提升人口增幅，担心出生率低加上人口老龄化会让经济不堪重负。俄罗斯“人口黑洞”意味着，在2017年之前，俄罗斯劳动人口每年预计减少100万人。
从1991年至今，俄罗斯一直是死亡率超过出生率，由于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与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同时并存，导致十几年来俄罗斯的人口总量不断减少。俄罗斯人口统计机构曾预测，到2031年，俄罗斯人口将降到1.27亿以下。届时人口数量将少于19世纪末沙皇俄国时期俄罗斯本土的人口。人口学家警告，俄罗斯已出现严重的第四次人口危机。专家们预测，人口的负增长必然导致俄罗斯人口老龄化现象更加严重。不久的将来，劳动力数量的进一步减少，必将使与资源开发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俄罗斯人口减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出生率低，而死亡率高。美国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2007年曾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称俄罗斯有必要采取措施预防心脏病和哮喘造成的死亡，这些疾病都直接与酒精中毒有关。尼古拉斯将酒精中毒列为俄罗斯儿童早夭和男性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300万男性为此早死。导致俄罗斯人口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才流失”。每年大约有10万人离开俄罗斯，其中大部分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
命题要点
数学：人口普查、人口抽样等，都可以与中学数学中的统计与概率问题相结合。
一、两个概念之间的比较
1、种群增长率是指单位数量的个体在单位时间内新增加的个体数，计算公式：种群增长率=（Nt2-Nt1）/Nt1。如某种群现有数量为a，一年后，该种群数量为b，那么该种群在当年的增长率为（b-a）/a，设一年后出生的个体数为c，死亡的个体数为d，则b=a+c-d，增长率=（b-a）/a=（a+c-d-a）/a=c/a-d/a，根据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概念，c/a，d/a分别为出生率和死亡率，即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
2种群增长速率是指单位时间内新增加的个体数，计算公式：种群增长速率==（Nt2-Nt1）/t2-t1。同样，如果某种群现有数量为a，一年后，该种群数量为b，其种群增长速率为：（b-a）/年。
由此可知，增长速率≠增长率。
二、对两种曲线的理解
1、种群增长的“J”型曲线―指数级增长
（1）环境条件：没有任何限制因素。在这种条件下，影响种群数目变动的因素只有自然出生率和死亡率，由于环境能提供足够的充裕的生活条件（这种条件的环境在自然界几乎不存在），种群内不同个体的生理寿命长，因而出生率远大于死亡率，其种群数目连续增长而没有下降。
（2）“J”型数量增长的两种情况
A、实验室条件下；
B、当一种种群刚迁入一个新的适宜环境时。
（3）种群数量的变化表达式
数学表达式：Nt=N0λt
2、种群增长的“S”型曲线
（1）产生的原因：在自然界中，食物有限，空间有限，又存在该种生物的天敌，还有疾病，自然灾害等，也就是是所谓的“环境阻力”，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会使一个自然的种群不可能按“J”型曲线增长，
（2）环境容纳量――K值
一定空间中所能维持的种群的最大数量称为K值。
当种群数量达到环境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值时，种群数量将停止增长，并维持在K值范围附近。
三、两种曲线中增长率和增长速率的比较
1、“J”型曲线的种群增长率与种群增长速率
由于“J”型曲线是种群每年以λ倍数增长，按照种群增长率的概念分析，增长率=λ-1，因而每年的种群增长率不变；而种群增长速率由于每年的基数都有所变化，故种群每年的增长的个体数量是不一样的，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因而种群增长速率逐渐增大。
2、“S”型曲线的种群增长率与增长速率
由于“S”型曲线表示的种群是生活在有限的环境中，随着种群密度的上升，生物的生存斗争加剧，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从而使种群数量的增长率下降，当种群数量达到环境所允许的最大值（K）时，种群数量停止增长，此时种群增长率为0。有时会在K值左右保持相对稳定，则这个种群在0～t年间的种群增长曲线，呈“S”型增长。由于种群开始时单位时间内数量增加的绝对值较小，故种群增长速率也较小，当种群数量达到K2时，单位时间内种群数量增加的绝对数最多，故此时种群增长速率最大，随后，种群数量增加趋缓，种群增长速率有所下降，当种群数量达到K时，种群增长速率为0（种群数量也不再增加）。
若把“S”型增长曲线转换成相对应的种群增长率曲线，即纵坐标改成种群增长率，则按照种群增长率的概念分析，增长率=（末数-初数）/初数×100%，开始虽然单位时间种群增长绝对数量不多，但由于起先初数较小，两者的比值还是较大的，故种群增长率较高，而后来尽管单位时间内种群增加绝对数增加了，但由于前一年的基数即初数也大了，故两者的比值反而比上一年有所下降，到种群数量接近环境容纳量时，种群数量基本不增加，即末数-初数接近于0，种群增长率也就逐渐接近于0，到达环境容纳量时为0
陈诗，（1990.-）女，贵州省遵义市人，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财。
摘要：本文通过对影响贵州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9个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结合贵州省的省情分析各因素的作用方式，得出关键的影响因素，即经济发展水平。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灰色关联分析
第一章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现状
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贵州省人口总数约为3238.76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149.39万人，占总人口的4.61%；“五普”时人口总数约为3625.86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数约为210.3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5.79%；“六普”结果显示，人口总数约为3474.65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97.72万人，占总人口的8.57%， 65岁及以上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增加，且比重也呈上升趋势。
由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零时贵州省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2.84%，老少比为34.02%，0-14岁人口比重为25.26%，年龄中位数为32.67，均已超过国际上公认的老龄化社会各项临界值，贵州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九个地级市的老龄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见表1-1.
第二章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的灰色关联分析
2.1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简介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用灰色关联度提示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大小、强弱及次序，是一种多因素的统计分析方法，是灰色理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法，主要用于灰色综合评价问题，是灰色系统分析、评价和决策的基础。灰色关联度分析是对系统动态过程中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实质是比较若干数列构成的曲线列与理想数列构成的曲线的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间的关联度越大，发展变化态势越接近。
2.2贵州人口老龄化区域差的灰色关联度计算
本文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出发，并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1，2，3，4]，选择以下九个指标因素分析贵州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这九个因子即比较数列：X1-少年儿童比重（%），X2-出生率（‰），X3-死亡率（‰），X4-区域人口密度（人/km2），X5-城镇化率（%），X6-人均GDP（元），X7-人均消费水平（元），X8-文盲率（%），X9-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参考数列X0取老年人口比重（%），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进行关联度分析。初始数据见表2-1，求得的关联度系数见表2-2。
由表2-2，所选的9个影响因素与老年人口比重的灰色关联度由大到小排序为：r2（0.8757）>r7（0.7907）>r1（0.7857）>r3（0.7769）>r6（0.7012）>r5（0.6932）>r9（0.6885）>r4（0.6804）>r8（0.5125）。所有关联度均大于0.5，可以认为所选9个因素均对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有影响，只是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且现实中，差异往往并不是来自一个因素的单独作用，通常情况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3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分析
根据灰色关联度，按影响力大小从高到低依次为：出生率、人均消费水平、少年儿童比例、死亡率、人均GDP、城镇化率、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区域人口密度、文盲率，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区域人口发展水平。灰色关联度中排在首位的是出生率，少年儿童比例和死亡率分别排在第三、第四位，可见区域的人口发展水平对区域的老龄化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出生率与少年儿童比重的变化是一致的，出生率高的地区少年儿童人口数多，老年人口比重相对降低。而人口死亡率的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死亡率的下降从整体上增加了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比重，尤其是少年儿童及老年人口这两个群体，使两个年龄组的人口比例都有所增长，但死亡率下降对老年人口比重的作用程度要大于对少儿比重的作用，且对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变化影响正在减弱，而对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影响正一步步加大[1] ，因此死亡率低的地区其老龄化水平一般会较高。
比较贵州各地级市的相应数据，出生率最高的黔东南州其老年人口比重却也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个地区是少数民族人口居住较多的地区，而我国最初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宽松，早期出生率高的一批人使这些地区如今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应较大。但从9个地州市的相应数据，死亡率高的地区其老年人口比重普遍较高，这可能是由于贵州省宜人的气候使整体人口寿命较全国平均水平长，高龄老年人口比重比较大，2010年“六普”时，贵州8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42.36万人，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9.49%，由于人口寿命的有限性，这些高龄老人的高死亡率使地区人口的总体死亡率增加幅度相对较大。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消费水平仅次于出生率与老年人口比重关联度最高，人均GDP排在第五位，这两个指标都直接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老龄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首先，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通常相对较高，生活的环境及当地医疗设备相对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也较为健全，这些都有益于健康老龄化，老年人的死亡率会有所下降，从而老年人口数量相对增加，在老年人口总数中的比重也增加，老龄化程度高一些；其次，经济水平高的地区通常会吸引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人口的迁入，这使得迁入地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从而该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相对降低，与此同时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会相对提高。贵州各地州市的经济发展指标与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并未表现出完全的一致性，这是由于人口迁移带来的不同地区两方面作用的程度差异，但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一个地区老龄化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
第三，社会发展水平。主要包括城镇化率、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区域人口密度。镇化率与老年人口比重的关联通常主要是考虑农村与城镇生育率的差别。农村的生育率要大于城镇，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农村人口越少，总和生育率也就越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较低，老年人口的比重相对越高。但从表2-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贵州各地区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反而相对较高，这与贵州落后的经济水平相关，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吸引了较多的劳动力人口迁入，而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更多的是劳动力人口的迁出，这使的这些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对增加较大。
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医疗条件。卫生技术人员总数增加，则每个人在需要就医时得到及时专业护理的可能性就提高了，从而可以从一定水平上降低死亡率，尤其是老年人口，因为这个群体得病或是需要照顾的机率更大一些，所以卫生技术人员较多的地区，其老年人口的比例较大。贵州省只有毕节地区的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少于2，其老年人口比重也最小。
人口密度表示了一个地区单位面积内的人口基数，一般情况下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处于同一年龄组的人口相对密度小的地区要多，从而增加了竞争压力，社会整体生育水平会相对低一些，从而老年人口比重会高些。但贵州有其特殊性，由于经济欠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整体较低仍是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经济水平低与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仍是当前贵州各个地州市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为了更好的生活水平有不少劳动年龄人口外出打工，有些连少年儿童一起带入打工的城市生活，空巢老人数量增加，这使得老人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很低，但老年人口比重却偏高。
第四，文化教育水平。一般来说，文化教育水平高或是文盲率低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一方面，文化教育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人们的生育观念及养老观念等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较大，诸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这样的想法会使该地区的出生率较高，从而少年儿童比重较高，则老年人口的比重就会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文化教育程度也影响着人们的谋生技能及生活方式，接受教育时间越长的人通常眼界比较开阔，思想相对进步，更容易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也更愿意寻找除土地外新的生活方式，这样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也会有所下降，最终带动生育率的下降。同时，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妇女的生育率水平，当她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或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娱乐或文化事业上时，生育率会有所下降，这样老年人口比重相对提高。比较贵州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与文盲率，文盲率较高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较低。
第三章结论
通过以上对影响贵州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因素分析，人口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与文化教育水平共同对区域的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起作用，但相对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一因素是造成贵州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与所选部分因素变化趋势与一般意义下的走向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平衡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重点在于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作者单位：1. 贵州财经大学；2. 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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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早产；社会因素；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R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6（c）-144-02
早产是指孕28~37周终止妊娠者。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早产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达5%~10%[1]，本文回顾性分析我院2002年1月~2005年12月收治的早产儿123例，对其社会相关性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探讨其干预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23例早产儿作为观察组，同期正常妊娠分娩的新生儿123例作为对照组，孕38～42周分娩。两组居住地为同一行政区域、出生日期相差不超过1周，性别分布无差异。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者住院病历，观察并比较两组父母在婚前检查、孕期保健、经济收入(平均家庭年收入小于5 000元)、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吸烟饮酒、母亲孕前体重指数(>28)、职业、负性事件等方面上的差异，进行统计学χ2检验。
2 结果
早产发生率为5.1%(123/2 658)。早产社会相关性因素有婚前检查及孕期保健少、经济收入低、文化程度低、吸烟饮酒、母亲孕前体重指数高、职业不稳定、存在负性事件等，与正常妊娠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表1）。
3 讨论
早产儿的肺以及各器官发育不成熟、生活力差，容易遭致疾患如肺部疾病，颅内出血、感染、硬肿症等，约有15%的早产儿在出生后1个月内死亡[2]，即使存活者由于早产使神经系统发育的完整性受到损害，智商分布明显低于足月产儿童。另外早产儿发育不良，视网膜光感受体功能受损，视觉功能障碍，学习能力下降[3]，给社会及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早产的发生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其生物医学因素主要为胎膜早破、妊高征、前置胎盘、多胎、胆淤症等[4]，本研究显示孕妇的环境、行为、生活方式、卫生保健等社会因素也是影响早产的重要原因。①婚前检查：婚前检查可以发现肝、肾、心等重要脏器疾病，遗传或染色体病患者或携带者等可能导致早产的各种不利因素；此外可避免近亲婚配，选择最佳生育年龄，对孕妇进行性卫生知识健康教育，但2002年12月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取消了强制性婚前医学检查，婚前医学检查率急剧下降，观察组仅为20.3%(25/123)，与对照组的48.8%(60/123)有显著性差异，早产儿出生有所增加。婚前检查应引起社会关注。②孕期保健：从早孕时开始定期产前检查，加强对高危妊娠孕妇的管理，能早期发现遗传性疾病和先天缺陷，并进行干预处理，从而降低早产儿的出生率。本文早产组中进行孕期保健的孕妇只有40.7%(50/123)。③经济收入：调查结果提示，相对于家庭收入高者，收入低的产妇发生早产的危险性增加。原因可能是家庭收入低，孕妇的产前保健次数少，不能及时发现妊娠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早产儿的出生率升高，也可能与该类人群孕期保健知识较为贫乏等原因有关。④文化程度：父母亲文化水平为初中及以下者发生早产的危险性较高，原因可能与该人群健康保健意识及经济状况差等因素有关。所以应该在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中加强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自我保健意识，以降低早产儿的出生率。⑤孕妇孕前体重指数：本研究结果提示孕妇孕前体重指数>28者能增加早产发生的危险性,与文献报道一致[5]，肥胖引起早产的原因可能与肥胖者体内激素代谢紊乱有关。⑥吸烟饮酒：母亲孕期主动吸烟或被动吸烟均能增加早产发生的危险性。吸烟使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含量增加，氧合血红蛋白含量减少，影响了氧合血红蛋白的解离，造成孕妇体内低氧，影响胎盘功能；饮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也能增加早产发生的危险性。⑦职业：职业是社会经济状况的综合体现指标。职业不稳定、工作环境差、工作压力大者早产儿的出生率也较高，原因可能与孕妇处于一种压抑状态，精神压力大，总体经济收入低等因素有关。⑧负性事件：与家人发生争吵、夫妻感情不和可引起机体内环境紊乱，负性事件的刺激还可破坏溶酶体的稳定性，释放磷脂酶A，启动前列腺素的合成而致早产，妊娠晚期性生活可引起羊膜炎及胎膜早破等并发症而诱发早产[6]。
综上所述，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可导致早产的发生，为降低新生儿的死亡率，提高新生儿生命质量，必须采取综合措施预防早产的发生：参加婚前检查，加强早产的宣教及筛查，定期产前检查；提高孕妇自我保健意识，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情，改变不良行为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加医疗卫生系统保健，进行预测早产有关的辅助检查，及时发现并及早防治妊娠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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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研究组剖宫产率、低出生体质量儿出生率、并发症发生率均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意义（P
结论：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对妊高征实施综合护理，临床护理效果显著，能有效改善患者预后，提高母婴生存率。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11.454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11-0270-01
妊高征是孕产妇特有的疾病，指的是妊娠20周后患者出现三大症候群，即蛋白尿、水肿、高血压，病情严重的患者会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如昏迷、抽搐、心肾功能衰竭等，严重危害母婴生命 [1]。相关临床研究显示，该病是导致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为了能有效提高妊高征母婴生存率，需及时对患者实施科学有效的临床护理，如综合护理。本文选取110例妊高征患者进行研究，分析常规护理基础上对妊高征临患者实施综合护理的效果，结果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2年8月～2014年2月入院治疗的110例妊高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21～43岁，孕周30～41周，69例初产妇，41例经产妇。所有患者经诊断均符妊高征临床诊断标准，且经病史、临床症状、血尿检查、心电图检查等确诊，患者收缩压为140～200mmHg，舒张压为90～120mmHg。按护理方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55例，研究经院理论委员会批准，两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积极配合研究，在年龄、孕周、产次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意义（P>0.05），具有对比性。
1.2 方法。两组患者均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具体护理方法为：①心理护理。妊高征患者通常因缺乏围生期保健知识、担忧胎儿健康等出现恐惧、焦虑、紧张等不良心理反应，因此，护理人员应积极主动地与患者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其出现的不良心理反应和原因，有针对性地给予心理疏导、安慰和支持，从而有效消除或缓解患者不理心理反应，使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以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和护理 [2]。②饮食护理。合理改善患者饮食结构，鼓励患者多食蔬菜、水果，以及高维生素、高蛋白、低脂肪、高钙食物，严禁喝酒及食用辛辣、高钠等刺激性食物。③用药护理。以镇静、解痉、利尿、扩容、降压等为原则对患者进行治疗，为预防并发症，可给予患者适当的抗凝、终止妊娠等治疗。为改善患者脑水肿，预防和控制子痫发作，适当增加肾、子宫胎盘等血流量，需静脉注射适量硫酸镁。若硫酸镁治疗效果不佳，可根据患者具体病情，给予冬眠合剂、甘露醇、呋塞米、血浆等相应治疗。④水肿护理。根据患者水肿程度实施相应护理，如轻度妊高征，则指导患者摄入充足蛋自质，限制摄入钠；中度妊高征，指导适度活动，且常变换；重度妊高征，嘱咐保持充分睡眠，且睡眠时需取左侧卧位，并适当提高患肢，从而促进患肢静脉回流。此外，还需定期测量患者体重，详细监测记录其24h尿量、尿蛋自定量等。⑤围分娩期护理。分娩前，密切观察患者血压、临床症状，以及胎儿胎心和胎动；分娩时，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护理，以消除不良心理反应，并密切关注产程进展，以及时对患者进行营养支持；分娩后，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变化，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措施处理患者发生的并发症，如肺水肿、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等 [3]。患者产后必须卧床休养，并给予抗生素抗感染，同时根据患者血压，给予适当的降压治疗。
1.3 观察指标。详细观察记录患者分娩方式、低出生体质量儿出生、并发症发生等情况，作为临床护理效果评定依据，分娩方式有阴道分娩、剖宫产，并发症主要包括子痫、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宫缩乏力等。
1.4 统计学方法。运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用X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护理情况对比。经相应护理后，研究组剖宫产16例（29.09%），低出生体质量儿出生4例（7.27%）；对照组剖宫产30例（54.55%），低出生体质量儿出生12例（21.82%）。两组剖宫产率、低出生体质量儿出生率对比，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X2分别为7.3234、4.6809，P分别0.0068、0.0305，具有统计学差异意义（P
2.2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研究组9例（16.36%）发生并发症，对照组22例（40.00%）患者发生并发症，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X2=7.5909，P=0.0059，具有统计学差异意义（P
表1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关键词】 少子化；原因；婚育观；日本
近年来，日本一直被“少子化”问题所困扰。何为“少子化”，如其字面意思所示，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日本当局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要维持良好的社会结构，最理想的状况是，每对夫妇生下2.48名孩子。但在2011年每对夫妇的生育率平均只有1.39，与2010年持平。合计特殊出生率在2005年跌至1.26的历史最低点后持续上升，但增速有所放缓。本文将以日本少子化产生的原因为重点进行阐述。
一、日本出现少子化的原因
1、晚婚晚育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婚姻状况直接地影响到人口的发展，并且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从日本厚生省发表的《人口动态统计》来看，2010年日本人的初婚年龄，男性为30.5岁，女性为28.8岁，而1980年，男性的初婚年龄为27.8岁，女性为25.2岁。约30年中，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分别上升了2.7岁和3.6岁。像这样的晚婚化日渐明显。初婚年龄的上升随之带来的结果就是生育年龄的上升。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由10年前的28.8岁到如今的29.9岁，增长了1.1岁。同样，日本的生涯未婚率（50岁为止的未婚率），男性从1.7%到20.1%，女性从3.3%到10.6%，以飞速增长。晚婚化和未婚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少子化的进展。
2、出生率的低下
由于晚婚化且女性最佳生育年龄限制等原因，不得不放弃生育的夫妇在增加。另外，随着结婚之后还持续原先工作或者生育后想再就职的女性的增加，会有控制生育儿童人数的现象产生。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的合计特殊出生率（1名女性终身生育子女人数）为1.39。出生率在2005年创下历史最低记录的1.26后逐年上升。2008与2009年的出生率均为1.37，2010年则上升了0.02点。厚生省分析认为，出生率上升是因为36至39岁生育和生育第二胎以上的女性增加，同时表示“虽然出生率转为上升，但少子化现象今后仍将继续”。
二、少子化原因的背景
1、日本女性追求男妇平等，拒绝成为生产工具
近年来，日本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婚姻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全球经济化的发展，现代日本女性得以和广阔的世界接触，视野得到了扩展。日本女性开始思考在历史潮流及现实生活中，作为女性所得到的评价，表示出想与男性一样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的强烈愿望。半个多世纪以来，接受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越来越多。无论在劳动力不足、资源稀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经济泡沫破灭的九零年代，也不管是为了补充劳动不足还是为生计所迫，日本女性为自己家庭生活水平的保持，提高和日本经济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她们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必然会提出与男性平起平坐的要求，男性不对自己摆架子并且分担一定的家务事，正是她们追求男女平等的表现。
2、高学历化及女性劳动者的增加
从大学等高等教育机关的女性入学率来看，虽然近几年持稳定状态，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女性大学入学率直线上升。特别是4年制大学的入学率更是明显。1960年日本女性大学入学率为6.5%，而到了2008年则上升到了42.6%。如此高的升学率对晚婚晚育化的进展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伴随着女性的高学历化，“机会均等雇佣法”，“男女工资平等法”的颁布，女性就业人口保持不断增长的状态。希望同时兼顾家庭及工作的女性也随之增加。但是，由于日本公司惯有的人事制度，女性在生育之后不得不面临被解雇的困境。而且生育后的再就业也是异常艰难。然而工作和育儿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即使是在福利相对来说较为完善的日本，接收幼儿的托儿所也存在着数量不足的问题。因此，对于职业女性来说，比起生育儿女的乐趣来说，苦恼要更多。从而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多女性选择了工作。而另一方面，由于离婚率的上升，女性对婚姻的不安定感越来越强烈，为了防止由于婚姻解体从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一部分女性则不得不选择工作。
3、对结婚及生育的价值观发生变化
少子化现象的出现和现在年轻人的婚姻生育观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是选择晚婚的男性还是女性，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单身生活更加的自由。随着职业女性的增加，她们的经济能力得到提高，没有必要像过去一样通过结婚而依赖丈夫来得以生活。因此，部分女性选择了较为自由的单身生活。
另一方面，从泡沫经济时代的“高学历，高收入，高身高”到现在的“有共同价值观，性格相符，有稳定收入”，可见女性对配偶者的要求也是渐渐从物质要求转向精神要求。2010年日本朝日生命保险公司随选出600名25至44岁的单身职业女性，通过互联网进行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结婚对象的条件，重视“价值观一致”的女性占总数的61.8%，其次是“对待金钱的态度”（27.0%）和工作稳定（26.3%）。其中调查还显示，93.7%的女性“考虑过要一辈子独身”，首次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年龄均为28.6岁。在小于34岁的被调查女性中，近80%有过独身的想法。
4、育儿成本的增加
育儿成本的增加也是研究日本少子化成因时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据日本政策金融金库以利用教育贷款家庭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有小学生以上子女的日本家庭中，2010年度平均教育费用预计将达到198.2万日元，占家庭年收入的36.7%。这是自2000年度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教育负担比例。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05年的统计资料表明，一个家庭每年用于教育方面的费用约为，公立幼稚园25万日元，私立幼稚园54万日元，公立小学33万日元，私立小学137万日元，公立初中47万日元，私立初中127万日元，公立高中52万日元，私立高中104万日元，公立大学130万元，私立大学文科167万元，私立大学理科207万日元。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孩子如果从幼稚园到高中是公立学校，大学是国力大学的情况需要1091万日元，如果从幼稚园到大学都是私立学校的话则需要2352万日元。在如此高额的学费面前，日本的年轻母亲放弃生育也是无奈之举吧。
其次，日本女性的就业模式是典型的M型结构。大部分的女性一旦生了孩子，就只能放弃工作专注于育儿。待孩子上幼稚园时再回归社会。但是由于日本现在大部分的企业还是实行的终身制及论资排辈，即使女性再就业的话，也只不过是以临时雇用或打工的形式，并不能享受到正式社员的福利。她们由于育儿而失去工作的机会成本增加了。像这样可见的育儿费用的上涨及不可见的机会成本的增加给大部分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总之，日本少子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年轻人的婚育观念，特别是女性婚育关有很大关系。少子化问题是日本今后必须应对的难题，少子化的解决，对日本今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对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作用。但是，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政府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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