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20 10:48:3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人口流动的好处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来看，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供给增长将放缓，而人口的老龄化也会带来国内储蓄率的下降，长期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常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教育，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劳动生产率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来源，那就是城市化和区域格局的调整。
土地和户籍制度需要联动改革
中国的城市人口即使包括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农村居民，也只有45％左右，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进入了工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将大大提高。
但是，问题在于，是全国各地的城市采取同样的步伐来提高城市化水平，还是在生产效率更高的地方以更快的速度来推进城市化?从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说，显然是后者。但是，中国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却对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形成了制约。
目前，中国为了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中央政府对各省市都设置了保护基本农田的指标。为了保护耕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较发达的城市的非农业用地指标已经非常紧张。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如果沿海地区缺建设用地指标，而内地有的话，至少应该允许沿海到内地买这个土地指标。
如此一来，内地更多地保留耕地，沿海更多地发展工业，内地的大量劳动力再进一步向东部转移，并与户籍制度一起联动改革，让内地农村劳动力在沿海转化为市民，实现用地指标和劳动力一起再配置。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必须在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方面取得突破。
放弃集聚，就是放弃发展
随着土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内地农村劳动力在沿海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生产效率将获得极大的提高，问题是，在此过程中，到底可以获得多大的增长空间?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研究了不同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和城市的区域布局，总结起来可以得到五个结论。
首先，一个城市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显著地影响了它的土地利用效率。笔者测量了一个城市到沿海三大港口：香港(包括深圳)、上海和天津的距离，发现沿海和内地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差距是巨大的。以2006年为例，如果从大港口开始往中国内地走，走到500公里的时候，相当于从上海走到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在这个范围内，土地利用效率下降50％。
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经济理论，经济开放的进程会提高大港口附近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会引起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从1995年到2000年，特别是2000年到2006年这段时间里，地理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反过来说，随着时间推移，如果我们不在土地政策上做重大改变的话，中国在土地利用效率上的损失将越来越大。
第三，城市扩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要远远超过中西部。在未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让距离大港口450公里以内的城市面积扩张更快，而不是所有城市同步扩张，才更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平均利用效率。
第四，中国的经济活动的集聚趋势远远领先于人口和城市土地的集聚。笔者的研究计算了不同城市的规模差别，发现大城市越来越大，小城市相对来说越来越小。中国经济在发生集聚，而人口却没有充分集聚，道理很简单，因为受到户籍的限制，人口没有充分自由地迁移。
第五，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城市建城区的扩张速度，而且主要是西部城市存在这样的脱节。有趣的是，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越往内地，城市面积的扩张速度越是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中国内地城市的扩张基本上是粗放型的，这对于中国这样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来说，经济损失非常大。
人均收入如何平衡
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经济集聚是不是会导致地区间差距越来越大。但笔者要说的是，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不仅地区间的差距不会扩大，反而会缩小。
对于区域平衡发展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人均收入或者生活质量的平衡。人均收入如何平衡?
中国在过去30年里面，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其中，经济集聚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要实现区域间的人均收入的平衡，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低收入者要能够自由流动。
不妨想象一下，假设全世界就一个国家，你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你想让这个世界上各个地区收入差距缩小，最有效的政策是什么?就是把发达国家的国界放开，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民，让发展中国家的人自由地迁移到发达国家去，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就缩小了。
中国在过去30年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更主要的原因是低收入者的跨地区流动是受限的。比如说，在中国的东部城市，通常常住人口要远远超过户籍人口，而在中西部城市，则恰恰相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在流动中的劳动力是中西部的低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他们的自由流动将加速城市化进程，大大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
地区间差距在集聚中缩小
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地区会更多地享受规模经济收益，从而扩大地区间差距，但最终，地区间差距一定会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再缩小。这个过程已经被法国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那么，为什么经济在集聚的过程中会走向平衡呢?
首先是因为交通成本持续下降。一开始，交通成本非常高，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要素流动和经济集聚就发生了，之后，交通成本持续下降，一些经济活动远离集聚的中心，反而也可节省成本。
其次，有一些资源在物理属性上就是不易移动的，与这些生产要素有关的经济活动也不会完全集聚。比如说自然资源，很多与自然资源有关的经济活动都接近于资源所在地。再比如说文化，文化的可移动性实际上是非常差的，当文化成为一种生产要素的时候，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例如旅游)也不会集聚发展。
第三个导致经济离散发展的力量来自所谓的“拥挤效应”。在集聚过程中，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污染也更严重，犯罪率也更高，特别是地价、房价和工资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企业觉得集聚的好处还抵消不了拥挤的成本，这时候也会出现经济活动的离散趋势。
第四个机制是偏好差异。经济集聚的好处是规模经济和收入增长，但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爱钱的。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爱钱的人到大城市，但必须忍受交通拥挤、污染、犯罪这些问题。如果不那么爱钱，可以到内地某个中小城市生活。这就是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区域间平衡。
最后，不要忘记汇款机制。实际上，大量的劳动力流动到较发达地区之后，还会将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汇回老家，这是很重要的平衡区域间收入水平的机制。
要财政转移，更应要素自由流动
要实现区域间平衡，直接动用行政手段，把富的地方的钱拿来给穷的地方不就行了吗?但是，财政转移并不是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治本之策。
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并没有起到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差距的作用。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那些在平衡区域发展上取得成功的国家，都是通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来实现的。
让沿海城市购买内地的建设用地指标实际上就是一个天然的财政转移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内地自然地分享到了土地在沿海地区的增值收益。建设用地的指标甚至可以分解到人，让土地指标和人一起走，农民工在哪里就业和生活，就可以将土地指标带到哪里。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城市为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还将展开相互竞争，这就提高了农民的谈判能力，有益于让他们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更为有效的区域间平衡发展政策，但也需要一些政策配套措施。
比如，土地制度一定要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那些需要更多建设用地的城市也应该同时接纳低技能的劳动力为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都要均等化。
摘要: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抉择。建设世界城市的新目标，要求北京认真对待和科学处理流动人口问题。北京迈向世界城市，就是外地流动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例逐步提高的过程。北京在未来10年后将形成以流动人口为主的格局。必须准确预测北京流动人口增长趋势，制定科学的流动人口增长战略规划，主要通过转变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来合理调控流动人口，建立北京内外人口流动通开机制。
关键词: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流动人口;人口调控策略
北京在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于2009年正式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这是北京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抉择。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认真面对人口增长问题，应以建设世界城市的胸襟正确对待和科学处理流动人口问题，拿出符合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流动人口调控管理对策。
1北京流动人口超千万引发关注讨论
最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拿出了一个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专题调研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常住人口总数已达1972万，其中北京的户籍人口1246万，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如果算上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北京的流动人口总数已接近或超过1000万人，成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最多的特大城市之一。根据调查结果，北京市人大调研组认为，北京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已经提前十年突破。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增长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指出:“对于人口这一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各级领导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没有将调控人口的规模摆上重要位置，处于目标游移不明，政策导向不一，甚至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的状况，长此下去势必损害首都的长远发展。”北京市人大调研组发出强烈呼吁，主张从严控制北京的流动人口增长，采取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的相应措施。①
北京市政协常委会最近也发表了关于北京市人口的调研报告，披露的数据与市人大调研的数据基本一致，市政协调研报告认为，按现有趋势十年后，北京的常住人口总量将突破2500万人，新增的交通供给将被人口增量抵消，新增的调水量可能被新增人口吞噬。北京市政协建议尽快成立首都人口委员会，把流动人口的控制作为主要对策②。
北京流动人口超千万的消息引起了关心北京发展的许多人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探讨如何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新的形势下，解决好北京的人口增长问题。我们且不说原来的发展规划中所提的北京常住人口1800万的计划是否正确，常住人口提前超过原计划200万，这已经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在目前北京开始实施建设世界城市发展战略下的新阶段，确实有必要对北京的人口增长特别是流动人口的增长进行研究，拿出切实符合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人口调控对策。
2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与流动人口的关系
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现代城市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口聚集度的提高和流动性的增强。城市化时代人动的根本特征就是流动。所以，发达城市的任何人都可成为流动的人口。世界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作为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高级形态，必然是一个人口大聚集大流动的城市。权威的专家学者认为，世界城市是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移民聚集地，是“世界社会的缩影”，是多元的人种与多民族共生的社会空间。也就是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就是国内各地、世界各国人口向北京聚集的过程，这个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在流动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的37%左右，这个比例并不算高。外国人仅占北京常住人口的百分之几，远不符合世界城市人口结构的标准。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光外国人口就占当地总人口的20%至40%以上甚至更多。至于本国的流动人口就更多了。从总体看，北京迈向世界城市，就是外地流动人口、外国来京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例逐步提高的过程。据笔者测算，再过5年(即2015年)流动人口将与北京户籍人口数持平，到2020年，流动人口将大量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到2030年前后，北京将形成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的人口格局，甚至会高达70%左右的比例。就是在北京户籍人口中也会有外地户口不断迁入北京的“机械增长”的人口，如算上这一块，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更大。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又要迈向世界城市，这个趋势不仅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应该科学预测到。北京本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所以，从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要求着眼，北京应积极打开大门欢迎外来人口，北京将成为流动人口之都。那么，北京户籍人口、本土人口是不是会流动到外地呢?回答是肯定的。
城市经济是开放式经济，是聚集式经济。城市经济之所以比一般区域经济更发达，是因为城市经济有两种乘数效应。这两种乘数效应都是由城市的供给与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引发的。城市经济可分为输出产业和非输出产业，输出产业是由城市向市以外区域提供供给的产业，非输出产业是满足城市内部自身需求的产业。城市的发展会使输出产业迅速发展并优先增长，如为周边地区市场服务的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会迅速发展，这就是城市经济的第一乘数效应。在第一乘数效应基础上，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城市，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的生产力和市场发展，特别是引起城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各种服务业的大发展，从而扩大非输出产业和输出产业。这就是城市经济第二乘数效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将大大增强以上两种乘数效应，促进城市经济大发展。而在此大发展中存在极大的人口需求。这就使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因为有就业岗位，有人力资源需求，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是必然趋势。北京正在制定建设世界城市的人才需求战略，今后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技术创新人才、各种产业人才、各色服务人才。而这些靠现有本土常住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无法满足，更在需求结构上无法满足。于是就需要具备条件和素质、能够适应北京发展的外地人口、外国人口来北京。如果用行政手段一味控制流动人口来北京，会使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落空。
转贴于 再一个问题是，到底如何评价外来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人们光看到外来人口占据了北京的就业岗位，消耗了北京的资源，但为什么看不到他们对北京的重大贡献呢?北京的经济总量、北京的GDP大约有将近一半是外地流动人口创造的。从一、二、三各个产业看外地流动人口都是人力资源主体，庞大的劳务大军成就了北京的发展速度。但可惜的是，高达数百万的外地劳务人员为北京创造了巨额财富，除了领取到相对微薄的工资收入外，并没有享受到北京发展的成果。他们没有北京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不上北京应该提供的廉租房，大批的建筑劳务人员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中，他们的子女来京往往进不了正规的学校和幼儿园。包括大量外地流动人口所创造的北京经济成果，在按照人口平均时，却无情地把大量外地流动人口剔除在外。经济总量的大蛋糕是分子，而分母却没有他们了，只有北京户籍人口，所以按照户籍人口所平均的北京人均GDP很高。北京不断享受着外地人口提供的“人口红利”，外地人却享受不到多少北京发展的成果和好处。这能叫公平和谐吗?在建设世界城市的新形势下，北京应认真对待流动人口问题，如果对流动人口政策不正确，将严重影响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
3按照建设世界城市要求解决北京流动人口问题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就这样16800平方公里的面积，只相当于一个一般地级城市市域总面积大小，却承载了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省份的人口总量。再加上北京的山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60%，市域平原面积不过6000多平方公里，水资源严重匮乏，土地资源更是异常紧缺。如果人口增势继续加快，会加剧北京空间环境资源与人口的矛盾，使首都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也会出现严重的大城市病。这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最大的制约因素。怎么办?能不能找到科学合理的调控对策，是对北京市的一场大考。只靠人为的行政的手段是无法限制的，以人为本、科学化解或许是可行之路。如果北京能以宽阔的胸襟，接纳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并共同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做贡献，那就是理想的好事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提出几条可供参考的对策思路:
3.1以世界眼光全国格局来准确预测北京流动人口的增长趋势
准确对外来人口增长进行预测是制定北京外来人口调控政策的根本依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就要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北京流动人口的增势。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世界的东方大都，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大调整、大融合、大变革，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在世界上的城市地位。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加速进行，全世界都可能形成对北京的人口、资本、物资、信息等经济社会要素的流动趋势，世界很多人都希望北京成为亚太地区最有带动力的世界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北京会成为外国高端人才、经济贸易人才、文化交流人才、旅游观光者的重要目的地城市，许多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各种科技研发机构、各种金融机构等都会登陆北京，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对这一人口增长的趋势要准确判断。当然，最大量的流动人口来自国内，伴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将产生更大的就业需求，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口会大批涌入北京。对未来五年、十年国内流动人口向北京流动的总量要做出准确预测。笔者认为，未来五年，北京流动人口将在目前1000万左右的基础上增至1500万左右，未来十年将增至20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预测，实际的情况也可能会超过。北京作为中国重要的首位城市，又要建设世界城市，未来包括户籍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总量达到和超过3000万人的规模是比较合理的。日本全国人口为12700万人，而作为世界城市的东京，常住人口高达2000多万人。韩国的首尔地区更是聚集了全国50%以上的人口，城市常住人口多达3000万人。北京作为十几亿人口大国的首都，未来发展成为30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不算稀奇。北京周边加上天津、唐山、廊坊等地所组成的京津冀北大城市群聚集一亿以上的人口都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对北京对流动人口的战略性的预测和管理应该以这一大趋势为主要依据。
3.2制定科学的北京流动人口增长战略规划
依据对北京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的预测，北京应该制定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规划，提出相配套的应对措施对策。到底这么多的流动人口来京如何安置，如何在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中合理进行人口布局，对北京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应该解决哪些关键问题，应该及早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可行性的对策研究，拿出详细的发展战略对策规划。否则，北京将陷入很大的被动。在制定“十二五”、“十三五”计划时要把流动人口的增长作为编制规划的重要因素统筹考虑，在与人口密切相关的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专项规划也要互相衔接配套，符合首都人口增长规模的目标要求。
3.3通过转变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来合理调控流动人口
北京流动人口构成中低端人口比例过大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北京的传统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的。未来北京要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建设宜居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都有赖于北京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转型。只有实现了这种大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的低端化有根本性的转变。建议北京采取向外转移一般性的制造加工业，将占地多、高耗能、高耗水的产业转移出北京，可以与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开展产业转移协作，发展北京在外地的“飞地经济”，减少这些产业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北京的一般性的低端的产业项目转移走了，在这些产业行业就业的外来人口也就跟着走了。首钢搬迁到唐山曹妃甸，就是成功的范例。城市建设方面也要大量采用先进的建设方式，减少对低端劳务人口的需求。建设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实现高端化，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3.4建立北京内外人口流动的通开机制
北京的人口政策管理历来是以北京户籍人口不向外流动为前提的，我认为这个模式已完全不合时宜，应该坚决打破。原来那种北京人口不能向外地迁徙、只能进不能出的老模式应该到了终结的时候了。北京应该制定鼓励一般就业人员、老龄人口和愿意到外地常住的人口迁往外地常住，政府给予鼓励和优惠的政策，户口可以保留也可迁出，社会保障待遇不变。对流动人口进入北京要进行科学性的引导，避免在京盲目买房、买车、盲目举家搬迁，凡是不具备举家搬迁的应给予耐心的说服。因为盲目流动搬迁不仅会造成城市的公共服务的困难，也会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现今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外地与北京生活条件差距的缩小，举家搬迁北京并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特别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后，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房价较高、生活成本相当昂贵的城市，所以不应该鼓励大批的低端劳务人员举家搬迁北京。因为这样做，不仅会造成北京新的城乡结合部的严重问题，也会引发社会不稳定，难以形成北京和谐城市的局面。目前，学术界都对流动人口外出务工人员的两栖生活方式给予同情，认为下步城市化应该结束这种两栖方式，真正转变为流向城市的市民。对北京这样的城市，一部分高收入的流动人口是可以实现在北京常住安家的，而大部分低端劳务人员还是不现实的。由于北京对周边形成了非常快捷的交通条件，多数的外来人口可以采用在北京打工工作，而不需举家搬迁的这样的模式。比如，北京到周边一二百公里的区域内都可以实现一小时内通达，北京到周边五百公里内都可以实现两三小时通达，这就使北京周边的大中小城市可以成为北京的卫星城、协作城，分担北京常住人口的压力，多数京外人口可以维持现有的常住地不变而在北京就业、工作。同时，更应该鼓励流动人口不断流入流出，减少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常住时间。能够是季节性的劳务工作就无需常年居住在北京。 3.5继续增强对流动人口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面对建设世界城市的大势，北京流动人口会持续增长。不断增长的人口与城市空间、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长远目标看，扩大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拓展北京城市发展空间是必然之举。北京这么一个国家首都、世界城市，市辖面积再扩大1万平方公里左右是可行的。北京市于2010年5月和7月与河北省签署了加强京冀发展合作的纪要和框架协议，确定加强城市规划衔接，搞好城市发展空间对接;加快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北京周边区域城际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建设;深化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合作，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整体改善和协调发展;加强区域产业合作，提高相互间产业发展关联度。这实际上就是拓展北京的发展空间，随着城际铁路、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的发展，北京远郊区县、与河北近邻区域完全可以承载更多的流动人口。能源方面，北京市98%靠外地调入，今后要加强与山西、内蒙古的协作，以保证对北京的能源供应。同时应大力推进节能降耗，低碳发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可以保证流动人口增长对能源的需求的。问题最突出的是水资源。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近年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资源常态化维持，仅2000年至2007年全市就累计超采地下水56亿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可行的对策是进一步挖掘水源潜力，建议加大对北京的调水量，大力提倡节约用水，建设节水城市。在供水节水问题上要制定严厉的地方法规，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来保证节水，加大对节水的财政支持，这样多管齐下，用水问题还是可以缓解的。上海市由市财政统一出资更换全市居民的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仅这一项就节约了原来用水量的50%。这些做法北京可以借鉴，节约用水的潜力还是相当大的。
3.6确立流动人口与本市户籍人口的均等化待遇和权益
要以建设世界城市的要求解决来京流动人口的困难，对他们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提供、子女入学等各方面一视同仁，给予同城市民的均等待遇。切实提高流动人口从业人员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坚持同工同酬，保证流动人口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北京应大量建设面向外来流动人口的廉租住房，鼓励城中村改造中建设廉租房，使大量流动人口在京有比较好的住房条件，又不形成过重的租房负担。对在北京长期工作，为北京做出较大贡献的外来人口，应给予北京市民同等的社会医疗保障。改革暂住人口管理办法，实行居住证管理，并探索北京户籍流转创新办法。对来京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要实行同城待遇，给予义务教育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牛凤瑞主编.城市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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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京人才发展高端论坛观点摘要专版.北京迈向世界城市的高端人才战略策论[N].北京日报，2010.6.7(17).
[6]连玉明答记者问.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N].北京日报，2010.6.21(18).
移民的特点
不是所有的外来人口都可以称为移民。现在,从报纸上或者在各种统计材料里面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较为相似的词:流动人口。离开了原来居住的地方,不管是处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流动人口。但是,流动人口中间只有一部分人可以称为移民。比如上大学的学生,家如果在外地,到其他城市念书,不一定把他们称作移民,因为他们毕业以后又要流动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一般地讲,移民是指已经定居的人口或者有定居愿望、并且在迁入地居住了比较长时间的那一部分人。当然,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移民标准有所不同。现在讲移民大致有四种标准:一是改变了国籍;二是取得了合法的居留权,比如在美国拿了绿卡;三是居留满了一定年限;四是改变了户籍,例如在中国。今天我要讲另一种标准,作为研究移民的学者,我判断移民的唯一依据就是实际居留或者定居。
之所以强调这个特点,是因为移民与一般的流动人口是不同的,它的特点是定居或者以定居为目的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对定居的地方会产生一种归属感。这一点对文化的传播、接受很重要。
流动的人与定居的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定居的人,他对本地的文化无论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都会产生影响。首先,他不得不适应本土的文化,否则,他就很难在本土生活。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你有能力并且认为某种文化对居住地某方面有好处,你也可以传播甚至推行你认为先进的好的文化。而一般的流动人口,他们往往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这样做的能力。我们强调移民,就是这个道理。移民对本土文化有一种归属感,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文化。正因为这样,我们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就一定要考察这个地方历史上的移民以及现在的移民,看他们带来了什么影响。
另一个特点,移民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在文化的传播中,最有效的、最活跃的载体是人。哪怕今天科技如此发达,音频、视频、互联网等各种手段可以使你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可再先进的技术,再发达的媒体也无法取代人的作用,因为人的接受和传播是主动的,而其他传播方式总是被动的。像去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有些表演,如皮影戏,在现场还不如电视屏幕上看得清楚,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在现场观看。古代没有这些技术手段,文化传播就完全靠人。
移民的类型很多,但如果从性质上分,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存型移民,从古到今绝大多数移民都属于生存型移民,以生存为目标,往往没有明确目的地,随遇而安,这类移民往往呈波浪形推进,从出发地开始人多,逐步推的越远越减少。这类移民尽管人数多,但在传播文化、改变当地情况方面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
另一类移民称为发展型移民,有比较明确的目标,为追求物质精神发展,比如求学、做官、经商,或者追求真理或个人幸福。这些人在移民中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但是起的作用比较大。这两类移民之间往往没有绝对区别,生存型移民出去以后也可能成为发展型移民,而发展型移民也不是人人都能成功,有的目标不切实际,或者现实没有机遇,本来是为了要发展,最后也不得不成为生存型移民。相对来说,发展型移民对社会发展作用更大,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一批杰出的发展型移民,不仅自己移民成功,而且在中国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两种移民可以互相转换,今天或者未来我们比较多的希望有发展型移民,希望移民在出发的时候有比较明确的目标,有一个奋斗方向,而且比较理性选择迁移的目的地和迁移途径。
看历史:疆域巩固和民族融合
没有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移民对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看看秦朝的地图。以前讲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实他只统一了其他六国,秦始皇的领土大概是今天中国疆域的1/3。一下子统治那么大地方,要巩固就碰到问题了,所以秦始皇那时就开始大规模移民,比如将其他六国的贵族、富人都集中到咸阳,免得他们造反;征发数十万人修长城,建成后留在那里守卫开发;岭南是越人的聚居区,秦始皇派兵征服后,将军队留在今天的广东、广西地方,与当地越人杂居,还迁去数万妇女,以便将士们定居,繁衍后代。
前的清朝包括今天的外蒙古、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西北境外等地。从秦朝的疆域发展到那么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不断从中原迁往边疆和新开发的地区。
现在江南被称为鱼米之乡、人间天堂,但是两千多年前,这一带人是被中原人看不起的,因为当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很多地方还是无人区。秦始皇时已开始将中原移民南迁,但规模不大。以后到了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唐朝安史之乱、宋朝靖康之乱以后,人口一次一次大量的南迁,南方才逐渐开发,成为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地区。
现在中国的地图像一只雄鸡,相比清朝的版图缩小了一圈,这些地方往往是移民来不及到达的地方。我们先看东北,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当时明朝的人口有1亿多,满族不到100万,为了占领和统治,满族人统统内迁了,东北几乎空白。后来俄国人入侵,占了雅克萨,为此两国在雅克萨打了一仗,清朝获胜,双方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以外兴安岭为界。清朝以为万事大吉,继续对东北实行封禁,不许汉人迁入。等到1860年,俄国迫使清朝签订《瑷珲签约》,将黑龙江以北划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列为中俄共管。但俄国人迁入这些地方已是既成事实,相比之下,中国人却少得可怜。所以到现在,俄罗斯的历史学家跟我们意见不同,说俄国人不是侵略,是新土地的开发者,因为那里“本来就没有人”。
等到清朝清醒过来,开始鼓励百姓迁往东北,山东、河北等地人口从海陆两路外迁,当时出山海关的移民昼夜不绝。由于人口增加,光绪末年建省,就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1年日本发动9・18想占领东北时,东北已经有3000万居民,有了这3000万中国人口,日本就没有那么好占了。日本占领了东北以后,无法直接将其变为殖民地,只能扶植傀儡建立洲国。尽管这样,日本人还是制定了一个“移民计划”――10年后,洲国要达到5000万人,其中要有500万日本人。日本成立了开拓团,从北海道等地组织日本人迁到东北去,日本还来不及完成这个所谓计划就战败了。中国能够保全东三省,原因之一是当年那些艰苦卓绝的移民的坚持,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东北。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泛指国内的56个民族。而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形成发展都得益于移民。
历史上,中原的汉人分布到全国各地,首先是通过几次大规模南迁,使汉人的居住区、生存空间不断扩展,资源不断增加,人口也不断增加,最后形成一个主体。如秦朝南迁、东汉末南迁,以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的南迁。从秦朝时开始,南迁的趋势基本上一直持续到南宋。所以现在南方的很多人,要追溯自己家的来源,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北方,就是通过一次次的移民。另一方面,北方有很多非汉族迁进来,他们人口数量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一旦分散到汉族的大海,很快就相互融合、提高。
比如中亚有“昭武九姓”,即九个小国,如白国、史国、何国、安国等,当地人迁入中原后,就以国名为姓,如来自白国的姓白,史国的姓史。唐朝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家族就来自白国。另一方面,从北方迁入了很多外族、外国人,当地的语言吸收不少外来成分。如一首唐诗用普通话念可能不押韵,但用吴语念往往能押韵。
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变化有三种情况:一是完全通过移民。要不移民,他们就不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比如现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人、塔塔尔族人、京族人,都是这样。第二类人基本上是在当地发展,没有什么迁移,或者说基本的地方没什么改变,但这一批人跟移民也有关。如藏族、黎族、壮族、布依族、侗族、高山族。第三类少数民族是以移民为基础形成,或者在形成过程中有过重大迁移,或者可以说兼而有之。譬如维吾尔族、裕固族、东乡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回族,这些民族情况比较复杂。
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移民的结果。正是民族间的团结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格局。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得益于移民。
看未来:城市化与现代化
移民对于地区开发的意义,用不着多讲大家都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主要就靠人力,人多就开发好了,很多地方的开发和恢复都是靠移民。到了现代,现代化的过程离不开城市化,今后也是如此。城市化靠什么?第一是人口的数量和密集度,第二是资金,第三是人才。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城市化过程中,资金也好,人才也好,都与移民的数量和素质分不开。仅仅依靠本地人口就地城市化,是不可能达到现代化目的的。
移民对今天的中国,对未来的中国有什么好处?中国今天还是离不开移民,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某种程度上就是人口的重新分布。今天中国城市化的程度很低,而全世界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已经占到80%,甚至90%。全世界的经验几乎都证明,现代化不能在农村建成,一定要先发展城市,等非常发达以后,人口再从城市中分散出去。先生以前提出过发展小城镇、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模式。离土不离乡,就是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就近到工厂干活,或者农忙务农,农闲做工,不要离开农村。这个模式在当时起过积极作用,但有局限性,也不是普遍适用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大批农民向城市转移,这是一个使我们的人口分布与国土、资源、经济、文化的分布相适应而重新配置的过程。
这几年每年大量的人口都在流动,只是因为受到制度和法律因素影响的缘故,在统计数字里面还很难反映出来。比如农民工,其实每年都在外面,但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使他合法合理的居留途径。现在,很多行业技术含量高了以后,也需要固定的移民,当然人是流动的,但相对需要稳定的。这是中国未来一个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
人口素质的提高也离不开移民。移民本身是文化最活跃载体以外,一个地方风气的改变,整体素质的提高,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其实都与移民的数量质量成正比。因为本地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身边比它目标更高的,就会缺少一种动力。如果没有移民,这个地方人口素质当然也能慢慢提高,但是不会出现飞跃。
移民还有利于人口的合理分布。因为全世界人口分布不可能均衡,现在,全世界出现的情况不是人口更加的分散,而是高度地密集。但是集中还是要合理,怎样合理?合理的分布过程就是一个移民过程。以前片面强调人要分散,这不对,人口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往东迁,但是西部也需要人口,不在于数量,而是需要质量。所以人口要合理地分布而不是均衡地分布,人口是不可能均衡分布的。同时,这种合理性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经济的梯度开发要求人口不断地合理地流动。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人口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也离不开移民。
“未来数十年内将有数千万的中国人步入老年，由于既无养老金，又缺乏足够的家庭支持，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会引入一个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压力上升的新时代。”近日公布的《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银发中国)再探》报告作出上述预测。
该报告是由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并由保德信基金会赞助。此次的报告是对5年前关于中国养老制度改革报告的更新。
CSIS全球老龄化项目总监、报告的主要作者chard Jackson说：“CSIS的新报告评价了近来政府采取的改革措施，以及对中国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老龄化大潮方面取得的进步做出评估。”
该报告认为，近来中国政府所做的改革正推动中国的退休制度朝正确方向发展，但是这些改革缺乏全面的解决之道。如果中国不做好充分准备，未来将面l临严重的退休危机。因此要在老龄化大潮滚滚而至、中国的机遇之窗关闭之前，即刻采取果断行动。
靠什么养老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前景会如何?2005年，相对每100名适龄工作成年人，仅有16名老年人。这一老年抚养比到2025年将会翻番到32％，到2050年会再翻一番，达到61％。到2050年时，将会有4.38亿中国人年龄达到和超过60岁，其中1.08亿人超过80岁。
报告认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不仅令未来的中国劳动力的重负难以承受，而且未来老年人中相当大的部分将有陷入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危险。中国到2030年时老龄化程度将超过美国，仅其老龄人数的规模就构成严峻的挑战。当老龄化浪潮席卷而来时，中国仍处于发展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令这一挑战更加难以应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未富先老”。
中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仅仅覆盖了其整个劳动力的一小部分，而其私营的养老金系统才刚刚起步。总的来看，仅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享有某种正规养老金福利。中国储蓄率很高，劳动者中却仅有少数人为其老年积蓄了足够的金融资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部分的老年人仍然依靠子女度过晚年。
完全做实养老金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家庭的规模在缩小，其非正规的老年赡养网络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压力。除非中国未雨绸缪，一场大规模的退休危机很快就会近在眼前。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强调，中国退休制度一定要建立在防贫底线的基础之上。覆盖中国所有的老年人，无论其是否参加了供款的公共养老制度。在此防贫底线之上，报告认为中国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更加倚重完全做实的养老金制度，让老年人工作期间的积蓄成为其未来退休收入的来源。
过去几年。政府的改革已经开始把中国的退休制度推向正确的方向。政府试图把基本养老制度的覆盖面从原先的国有企业扩大到所有城市劳动者。与此同时，增加中央预算补贴以解决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空账户的问题，增加该系统中个人账户的划拨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政府还设立了全国养老储备基金，而且为由雇主发起的企业年金这样一种新的辅助养老制度打下了基础。
尽管有这些进展，政府最近的举措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公共养老金制度甚至在城市还远没有做到全覆盖，政府还要花很大的力气把公共养老制度扩大到农村。
基本养老制度还承受着无资金承担的重压，由于国有企业下岗潮，导致了广泛的逃避缴纳养老金的现象屡禁不绝。基本养老制度的福利也是不可流动的，劳动者们不得不在工作的流动性与退休保障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尽管个人账户目前部分做实，回报率却非常之低，不可能产生承诺过的替代率。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股市下跌的冲击下，一些决策者对于基于做实在储蓄基础之上的养老保障是否明智表示怀疑。
Richard Jackson说，有效的退休政策要着眼于长远，以一位供款者整个工作生涯来看，毫无疑问做实的养老制度要比现收现付制度为其产生更高的回报和更大的福利。的确，做实的制度可能会令退休福利受制于金融市场的波动，但可以通过审慎的监管、要求年长的劳动者将其投资转为固定收益资产等方式来规避风险。
四步改革养老制度
“中国政府要实现建立一个充足的和可持续的全国养老制度的目标，需要更加根本性的改革。”Richard Jackson说。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提议一个四步走的改革方案。
第一步，构筑一个普惠的保障底线，由政府的税收支付，保障中国所有老年人最低收入水平，无论其是否就业或是否缴纳养老金。其中，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老年人，有资格得到相当于当地平均工资20％的福利，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家庭收入每增加5元，养老福利则减少1元，当老年人的收入达到当地平均工资水平时，养老福利减少至零。这一递减的方式意味着保障底线能提供更大的福利和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而现有的最低生活水平保障只能保证收入不低于贫困线。
第二步，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基本养老金不足的问题。中央政府应为地方社保局提供补贴，目前是承担了基本养老金支付的15％，要逐步增加直至100％地支付现有养老福利。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养老金储备不足的问题，应该由政府的一般税收来源支付，而不是来自劳动者的工资单。
第三步，把目前的双层基本养老制度转变成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制度：政府监管，私营机构管理，个人账户用来投资。与当前的个人账户不同，改革后的账户将是完全做实的，完全流动的，为参加者提供市场的回报率。根据这一改革方案，作为第一层的现收现付制度将逐步淡出，因为其主要目的是为老年人提供收入的安全保障，可以通过新的收入测试型的保障底线来更有效地达到。与此同时，制度的第二个层面，即个人账户部分将会扩大。按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计划，该制度还将分几个阶段扩大到农村，先从乡镇企业开始实施。
第四步，通过中国的企业年金制度来扩大补充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新的全国个人退休账户系统将逐步充分保障中国大多数劳动者的退休收入。而收入高的劳动者需要补充养老储蓄。
关键是中国要激励雇员和雇主都参加新的企业年金制度，可从精简该制度繁琐的发牌照流程起步；改善税收制度，使其明晰和标准化；而且允许使用信托投资计划，以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关键词】 流动人口 社会效应 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城乡出现了一个格外引人关注的人口现象，那就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每年春运期间，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都不惜黄金版面（时间）予以报道和讨论，政府部门也纷纷出台关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制度和法规。尽管流动人口问题如此引人注目，但我们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效应还缺乏应有的了解。
一、流动人口的正面效应
人口流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深入到流动的过程，我们发现其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都产生较大影响。
在正式的统计中，只有户口迁移才被计作迁移，其他人口移动均被当作人口流动，这类人口在字面上就包含着不稳定性，流入地没有长期接收这类流入人口的意愿和政策基础，所以那些在流入地已经居住相当长时间的人口又常被称为“暂住人口”。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户口迁移是符合国家计划调配的一种“正式迁移”，“暂住人口”则是游离于国家计划之外的带有盲目性和无序化的“自流人口”，这也是他们常被歧视性地称之为“盲流”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现今流动人口已不再是“挣了钱就走”的非稳定人口群体了，很多人具有常住性质。他们吃在城里、住在城里、工作在城里、生活在城里，已成为实际上的城市常住人口了。流动人口直接参与居住地的经济活动，同时充分享用居住地的交通、医疗、体育和住房等各种服务设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流动人口促进了流入地――城市经济的发展。
人口流动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合理的人口流动又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能够很大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1）人口流动加快了全国各地的交流与合作，使市场的理念深入人心，有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的经济形式，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表现，一方面，它可以减轻过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给土地带来的沉重压力，避免不必要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自发地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小城市,为市镇建设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资源配置日趋合理。
（2）中国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以流动人口为主的民工潮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生产力解放的必然反映。
城市流动人口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伴生物，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在市政建设、第三产业、环境卫生、家庭服务等行业中逐步取代城里人，是城市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既给当地居民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便利，又为城镇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们又是城市的消费者，刺激了城市生产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总的来说，外来人口对城市的正面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中国目前许多大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外来人口了。
2、流动人口有利于流出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人口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1）能够缓解人地矛盾，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2）部分外出民工学到了本领，回乡创业，勤劳致富，带动了家乡的产业发展，能够促进非农业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实力，加快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3）大量农业劳动力通过流动从传统村落农业文明一步跨进现代城市工业文明中，无异于接受了一次现代化教育。流动人口也将资金、新生活方式、新技术、新经营方式、新文化观念和新的管理形式迅速地反馈到农村欠发达地区，“反哺”了我国内地欠发达地区，直接支援了农村的经济建设。
3、流动人口促进了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人口大量流向城镇，特别是涌向城市，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为城市增加了财政收入，扩大了消费市场，促进了城市建设特别是市政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加快了人口城市化进程，增强了我国城乡之间的横向联系，对于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促进城与乡之间科技文化的交流和信息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有研究报告表明，农村青年认为进城打工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一部分稍微在城市里站住脚根的农民工，为了彻底改变他们子女的命运，便携家带口力图在城市里安顿下来。许多人都有过在城乡结合部、建筑工地、集贸市场、垃圾场边、废弃的房屋、铁道边的临时棚屋栖身的经历,他们力求以最低廉的费用千方百计在城市里立住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城市人口新的构成的一部分，是平衡城乡、工农差别的新兴力量，加快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4、流动人口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贫困地区有“流出一人，脱贫一户”的效应。例1990年四川农民的劳务输出就提供了8-9亿元纯收入。农民外流，已成为部分贫困地区农民摆脱贫困奔小康的重要途径，外出民工把部分收入回流农村，用作农业资本的积累与投入，弥补了农村发展资金缺口，扩大了农村资金规模，促进了农村的发展。1997年全国至少有3400万农民工在县以上城市打工达半年以上，57%的农民工去了我国东部城市，他们人均收入为6633元；25%的农民工去了我国中部城市，他们人均收入为4454元，18%的农民工去了我国西部城市，他们人均收入为4158元。目前农村的非农劳动力人均产值比农业劳动力高3.3倍。外来人口挣回的人民币，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3%。
6、流动人口对我国制度变革和完善提出了迫切要求
农业流动人口虽然已成为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但同时又与长期形成的制度发生着多方面的碰撞。僵硬的户籍制度将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制度不能以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接纳他们。他们的居住地常常被列为清查、整治的重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并且是社会进步所追寻的目的之一。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必须与之相适应。农民进城务工加强了城乡之间全方位的交往，有利于社会成员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农民进入现代城市务工的过程，实践着“观念催生行为，行为催生习惯、习惯催生文化、文化催生制度”这一先进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实现城乡文化同步发展和农民观念的变革；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不断发展壮大，还将推动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
7、流动人口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它应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任何社会如果能够让其中的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就有无限的活力。人总有向上发展，努力进取的欲望，社会应鼓励社会成员将这种欲望付诸实践。因为合理的向上流动，可以形成新陈代谢的社会机制，实现社会成员与社会位置的最佳结合，增进和加强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了解，从而持续不断地给社会机制带来生机和活力，确保整个社会良性运转，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说明目前我国社会是有相当活力的。
（2）人们地位的变化应该是公平合理的。这是指社会地位变化所遵循的原则，该原则决定人们的地位为什么会上升和下降。比如，“奖勤罚懒”的原则就是对的，反之“奖懒罚勤”的原则就是错的。在这方面，我国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脑体倒挂”现象，结果引发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而90年代以后，“脑体正挂”了，符合马克思说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的原理，这就具备了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
所以鼓励社会流动，实现科学有序的社会流动，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户籍改革，是实现我国社会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
二、流动人口的负面效应
对于城市来说，外来流动人口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诸多的问题。流入城市的外来人口一般以农村轻、壮年为主体，他们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就业的矛盾。
1、扩大了城市贫民阶层
由于外来人口中的主体人口文化素质较低、职业素养较差，而且他们大多是采取无组织、无计划的流入的，大部分外来人口工作待遇差，还有一些则成为无业游民，目前，大量的外来人口正沦为城市新贫困一族。
2、加重了城市的负担
外来人口的流入增大了城市人口密度，造成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程度加大，恶化了城市的生态环境。拥有大量外来人口聚居的城中村，则成了城市恶性的“毒瘤”。
3、妨碍了社会治安
外来人口中不少人无一技之长，又没有社会关系，很难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谋生，一些“三无”盲流人员成为社会治安问题的潜伏点。近几年许多城市的流动人口犯罪数目及刑事犯罪分子中流动人口比例逐年上升，带来城市犯罪率的上升，对城市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增加了城市治安管理的难度。
此外流动人口聚集区的管理问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关系问题、流动人口的住房与社会服务问题、农民工对于城市社区生活的适应问题、打工妹的社会保护问题等等，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妥善解决巨大的人口流动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
总之，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激增是近年新出现的社会现象或人口地理现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其中的消极因素也需引起应有的重视，关键乃在于积极引导、合理调控和加强管理，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能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
【参考文献】
随着发展中国家被世界贸易体系和资本的快速流动逐步边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扩大。“最近9年来，世界174个国家中的前15名与后15名的收入差距从60倍扩大到了74倍，而这种差距在60年代仅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而最穷的1/5人口在这方面所占的份额仅为1%。”全球经济体系正在被日益划分为受益于全球化经济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损失的两类经济实体。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本质有关，这也是有关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所在。根据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资本应该能够流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自由流动使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资本自由流动自动地把资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从理论上讲，自由的资本市场通过此种方式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利益，因此据称，商品自由流通和资本自由流动提高了所有参与国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对成本优势定律没能给各国带来什么好处一样，资本自由流动也未能帮助各国实现‘最佳’投资。最具收益的投资不是给所有人，而只是给投资者带来利益。”当发达国家企业希望在某个发展中国家获得较高收益时，它们的资金就流向那里。然而这种“更好的”投资是以当地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的削减为代价换来的。事实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富裕起来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资本所有者。而受冲击最大的却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几乎将被全球市场无情地排斥。
发达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二战结束后30年之内逐步形成的劳资妥协的社会契约。从1980年代开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开始将自己从社会关注中分离出来，这种变化标志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种过度剥削的状态。“就象19世纪一样，失业和贫穷重新出现，并且成为社会的结构特征；社会不稳定和社会排斥每天都在增长；资本收入在上升，而劳动收入在下降”。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资本胜利的时代”，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随着以往进步的社会政策的失败和工会力量的衰落而进一步加剧，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逐步加剧(参见表1)，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原因有：经济全球化刺激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增殖增加了经理层和高技术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溢价，加大了与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美国国内的低技能工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削弱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工人的议价能力。
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收入分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于他们的相对和绝对收入水平，同样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为了说明经济全球化及其主导思想新自由主义对于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可以采用一种二元的方法论：一方面利用经济理论来推论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回顾新自由主义进程开始加速以来收入分配所发生的实际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和大多数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占有更多的资本、土地和技术；而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拥有较多的劳动力。“如果某种社会变化导致了对于资本、技术等报酬的提高，这将会增加这些资产在不同家庭之间的集中度，并有可能使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而如果某种变化导致了对于劳动力报酬的提高，或减少了财产的集中度，则将有可能使收入分配更趋于平等。”
经济和社会政策往往通过以下方式影响收入分配，如国家调控主义者的政府政策，通过影响汇率，实施进口限制，调控利率、工资率、要素流动等，往往使要素的报酬无法像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环境中那样反映要素的禀赋。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或取消了这些限制，于是产生了一种更接近于自由市场自发状态的形势。
在工业发达国家，二战后广泛实施的以上这些限制，曾普遍地抑制了对于富裕阶层的报酬，从而提高了对于那些拥有的资源主要是劳动力的阶层的报酬；对于商品和劳务流动的限制也提高了对于非熟练工人的报酬，保护他们免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在发达国家中对于资本流动的限制也倾向于降低资本的利息率和利润率。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些限制逐渐放松或被取消，其结果势必会破坏原有的收入分配状况，使之日益不平等。
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并完全扭转了二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变得日益平等的趋势。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收入不平等开始逐渐增加，其中“最大的增加发生在美国，瑞典收入不平等逐渐下降的趋势又开始逆转，而在英国，维持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接近稳定状态的收入分散的状况正逐渐让位于一种收入分配急剧集中的状况。”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贫富分化的加剧可以通过许多标准来加以验证，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著名指标。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上升了。以英国为例，“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测量贫富差距，人们还常常用另一种叫做“五等份”或“十等份”的方法，即将人口分成五等份、十等份，看每10%或20%的人口层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特别是比较最高收入的10%或20%人口和最低收入的10%或20%人口，看他们占有总收入比例的差距。从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四分之三的经合组织国家中，10%的最高收入者和10%的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比率都在增加。“在瑞典，最高的20%的家庭收入与处于底部的20%的家庭收入之间的比率在1980年至1988年间从4.5上升到5.5；在美国，1989年人口中1/5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是1/5的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的10倍，而这一比率在1967年为7倍；在英国，这一比率从1980年代初期的4倍上升到1991年的接近6倍。”
西方社会中这种劳资妥协的破坏，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与社会的分离，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导致一种沙漏社会模式的形成，在这样的社会里，大部分人都将掉入社会底层。”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凝聚力瓦解。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只有新的经理和领导精英才从这种发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规模贫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规模贫困中创造出几个富裕的小岛罢了。”
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普遍影响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影响都有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倾向。经济全球化刺激了资本流动性的加大，许多研究表明，外国资本的渗透往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渗透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小批本土的高收入精英阶层，他们管理着这些投资并且扩张着非正式的经济部门，而由这些投资所产生的就业往往是相对低工资的工作岗位，由此扭曲了东道国的阶级结构。可以看到，当前国际市场的发展正日趋迎合经理阶层、职业白领和高技术工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资本的进入，这些群体的收入也大幅增长，并逐渐拉大与国内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别。第二，由这些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往往回流出东道国，而不是再投资于东道国，这抑制了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资本积累和形成。第三，东道国为了迎合外国资本，往往营造出更受国外资本青睐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限制了国内劳工获得较高工资的能力。
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和其所引领的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根据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类型而有所变化，一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种经济类型：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生产国，许多亚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初级农产晶或矿产品的出口国，大多数非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国家；许多拉美国家属于这一类型。在以上三种经济类型中，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进口替代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大。在许多进口替代型的产业部门，新自由主义很可能会导致工资和就业岗位的减少，这对于城市就业机会和收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城市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将不可避免。所以，新自由主义对于拉美国家中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最大的，由此造成的贫富分化的加剧在这一地区也最为明显。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相继自由化，并于1990年初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一自由化改革期间，墨西哥社会的家庭总计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43上升到1992年的0.475，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1989年后。而工薪收入者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419缓慢上升到1989年的0.443，然后急速跃升到1992年的0.519。”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在墨西哥，导致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急剧变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由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所推动的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流入。这种解释也支持了以下这样一种观点：即从一个发达工业国家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在这个例子中分别指美国和墨西哥)，同样降低了这两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
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减少对产业工人的保障，拉美各国政府都设法削弱工会的权力，劳方在与雇主谈判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拉美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也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大多数劳动者的命运注定是低工资或长期失业，由此导致拉美地区的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在80年代债务危机发生后，穷人和就业不足者占到了大多数拉美国家人口的30%-50%。”与此同时，拉美各国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在加剧，“70年代智利工人可以得到国民收入的50%，到1989年只能得到19%。阿根廷1975年贫富收入之比为1：8，1991年为1：16，1997年为1：25。”“全球化的富人和区域化的穷人”问题的出现与解决的思路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在那些能够从全球化经济中受益的人与不能从中受益的人之间，在那些能分散全球化带给其风险的人与那些不能分散其风险的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潜在的冲突根源。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居民分化为全球化的富人和区域化的穷人，“有些人以全球为家，而另一些人则被束缚在其居住地”，那些以全球为家的权力精英们“凭借着极其尖端的信息技术、空中旅行和多处居所而自由地做跨洲来往和沟通。”这一部分国际性流动群体很大程度上“已经割断了他们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变得无拘无束”，而“通过减少对国际性流动性群体的约束，全球化会使团结社会力量的凝聚力松懈，并加剧社会的分裂”。乔治·卡斯特尼德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墨西哥社会的分析很令人深思，他认为，“一条新的正在很快分裂的墨西哥社会的裂缝正在形成。这种分裂把与美国经济接近的墨西哥人与那些不与美国经济接近的人分开……将那些即使没有处在墨西哥社会的边缘，但处于全球性资本、商品和服务流动边缘的人，与那些被融入全球性流动的人相区分。”
经济全球化既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同时又使一个民族国家政府在使用调控手段缩小贫富分化、减小财富分配不平等时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上，一个国家往往通过再分配机制来缩小其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减小经济不平等以及相关的社会不平等。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手段便是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为那些贫困人口或者近期没有得到工作机会的人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转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转移支付的费用主要来自国家的税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在“经济基地”的竞争中为了获得资本的青睐，往往采取减税政策。而另一方面，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它逃税的能力增强，“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侵蚀了一部分重要税费”。国家对资本的征税越来越困难，以德国为例，“1986-1996年德国对资本收入实际征收的税从24%下降到了15%”。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国家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纷纷采取紧缩政策，这使得用于向贫困人群提供保障和无偿或廉价公共服务的公共开支在逐渐缩减-，社会福利的标准在不断降低，劳工所承担的社会保险计划的税收负担不断加重。“甚至在美国，全球化的压力也促使其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赋税和转移支付份额一这些措施本来旨在抵消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对此，丹尼·罗德瑞克经过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社会计划中支出资源的能力；使得对资本征税更加困难；而劳工所负担的税收的份额在增大。”“全球化已使政府更难于提供社会保障——而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在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减小社会不平等方面的调控能力在弱化。
以往所倡导的劳资妥协、缩小贫富差距的历史局面是在国家的调控干预下实现的，但现在，这种妥协正随着全球化的经济摆脱这种调控国家的干预而受到破坏，而这正在严重削弱着社会凝聚力。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不能为失败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体系，很容易被绝望的行动所破坏。”对此，不同的学者开出了各自的药方，以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状况。
威廉·K.塔布疾呼，决不允许以“全球化”的名义剥夺人们的权利，“要用控制资本并使经济服务于人的需求的必要性，同诸如竞争、自由市场，以及所谓的全球化的要求之类的意识形态构想对抗，而不是承认劳动人民应当持续充当这类意识形态构想的牺牲品。”
包括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内的许多学者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并非仅仅是引起矛盾的和不可预测的，它首先也是可以从政治上加以塑造和控制的。这需要建立一种类似于布雷顿森林协议那样的新制度，以便遏制全世界范围内以极快速度进行的资本投机。
综合而言，普遍的观点是：应当在全球范围内促成一种新的劳资妥协的形成。这种劳资妥协的实现需要各种力量的介入：包括民族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和包括劳工团体在内的许多非政府组织等等，同时，这种新的劳资妥协需要富于想象并富有成效的制度来加以保证。要通过对许多经济行动的政治调控来避免全球化的市场经济陷入“市场极权主义”，要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之间争取实现更多的收入和分配公平，要通过国际组织、劳工团体和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来减少大规模的贫困、失业。而在一个国家内部，则应当建立合理的再分配机制，保证更多的受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弱势群体参与分享社会福利。同时更关键的是，要加强对资方的约束，限制资本力量的过度膨胀。
那么父母与子女的亲情因什么而变得如此疏远与淡薄呢？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独生子女现象
在当前的家庭中，独生子女占大多数，而隔辈人照顾的又居多，他们对子女有求必应，娇惯、溺爱、宽容和放纵，而每个家庭的小皇帝、小公主，他们冲动、任性、缺乏自制力，只要求别人爱自己，也不会更想不到爱别人，更有甚者还与父母赌气离家出走。据调查，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不与父母谈心，不记得父母的爱好、生日和生活习惯。相反，他要去做什么事，父母不允许，他就不高兴，嘱咐几句，就说父母多操心。甚至觉得父母故意和他过不去。亲情日益淡化，对父母的含辛茹苦视而不见，对于父母的劝导与忠告置若罔闻，有时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有时做错了事，父母一气之下打了他，就怀恨在心，完全不顾及养育之恩。
二、科技的日益发展与进步
“临屏抒心语，海角似乡邻”，这是对现在科技走进千家万户的最直接的体现，如果说电视的普及，让人们开阔了视野，那么手机与电脑的出现，让人们体会到了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方便与快捷，远在异国他乡，天涯海角，无论何时，却能面对荧屏，相互问候，抒感。在当代人的眼中，两人的离别没有必要像古代人那样依依不舍，也体会不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情挚。既使有的人也还延用传递书信这一古老方式，但信的字迹早以变成了硬邦邦的铅字，虽然书信的语句是炽热的，但读后总感觉有那么一点冷冰冰的疏远与别扭。
三、家庭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近十年来，人的思想意识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痴迷一切向钱看，人世间的情感越来越淡薄，人情味越来越少，铜臭味越来越多。随着家庭生活条件的日益提高，子女的衣食住行更是走在了家庭的前列，零花钱不断，穿高档衣服，举办高档聚会，长此以往，逐渐助长了他们相互攀比，有虚荣心的坏毛病，和父母沟通的唯一内容就是当自己需要钱的时候，与父母之间没有多余的语言，至于向父母汇报学校生活，谈学习状况，那只能是一种奢望。
四、寄宿制集中办学
近年来，人口政策与城镇化人口流动的影响，导致农村学校生源急剧减少，调整学校布局，推动寄宿制集中办学成为大势。但凡事有利就有弊，寄宿制集中办学在扩大规模、提高效率等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存在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父母与子女的亲情关系，试想，一个几岁本该在父母面前享受儿童乐趣，却要每周远离父母到学校独立生活，孩子辨别是非的能力几乎没有，父母的监管更是不到位，长此以往，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家庭亲情关系淡化就成必然。
关键词：城镇化 农民迁移 迁移意愿 政策 博弈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062—03
城镇化已成为当下发展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和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们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城镇化过程所涉及的各行为主体中农村居民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切身利益受到的影响最为深广。农民迁移问题一直伴随于城镇化过程左右，农民迁移意愿对城镇化进程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因而也进入了经济学家们的视野。托达罗（1961）模型在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中即已从另一层面反映出，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取得就业的机会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有关。相关研究还发现（柯荣住2000），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我国现阶段，农民迁移意愿与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的制度性安排之间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和杨小凯（1997）所描述的相类似，从某种意义上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经济学问题，已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二元”现象，而是具有许多主观因素扭曲了的制度性安排，如迁移农民意愿的体现、农民合理诉求表达的设计、户籍管理、公共福利、工资歧视等。我们认为这样的制度性安排人为地影响了迁移农民就业意愿的正常实现和收入增长的合理预期，扭曲了城乡要素的正常流动，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城镇化被赋予了一些特殊的含义：一是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城镇化战略所需的资本无法由该地区仍较粗放的经济增长单独提供，大量的投入还在依赖国家转移支付或带有一定地方隐蔽性的土地出让金等来支撑；二是这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还未跟上来，就业创造率仍相当有限，对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招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一定程度的滞障；三是用于保护城市集团利益专享的制度机制没有完全放开，阻止了农民进城分享，扭曲了农民就业的顺利实现；四是农业生产上所需的充裕劳动力被削弱，从而不能保证农业基础的稳固。从行为心里学和博弈理论看，农民迁移行为和迁移规模内生于政府控制制度，农民在城市取得就业的机会不仅与既定技术下的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关，还受到政府制度性歧视的影响，而在城镇化的农村居民迁移过程中，由于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即政府不知道迁移者私人的成本信息，而农民有可能不知道整个人口迁移的规模等信息，因此，由于追求利益的冲动，城镇化还体现为农民迁移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农民内在的迁移意愿及其决策行为与政府制度性安排之间形成了博弈的局面，并严重影响着城镇化进程。为此，加快城镇化步伐和研究城镇化问题，都必须关注迁移农民意愿及其与政府城镇化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互动关系。
一、农民迁移决策行为分析
研究发现（卫龙宝等），影响农民迁移意愿和决策行为的因素既有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主观感受、传统习惯等农民自身内在的价值判断，也有制度安排等外在的社会因素。内在价值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由于城市就业竞争更为激烈，而低学历的农民更容易在城市找到相对苦、累的活，虽然在城市可能生活在较低层次上，但因为城市具有较好的教育条件和生活环境，为了子女的前途他们愿意作出搬迁决定，因此，从长期看，发展教育事业对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有益的；二是现在完全依赖农业生产的农户已越来越少，种田只是为了获取口粮，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农业收入水平对家庭迁移决策影响程度不是很大，其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也未产生显著作用，因而对农民的决策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同时也表明，从事非农产业农民的日益增多，对加快城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民间本身就存在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动力，因此政府只要妥善加以引导就可以利用民间非农产业的发展力量推动城镇化进程。而对农民迁移拉动作用最有力的因素还是收入，在收入问题上，农民对自身发展有着长远打算，他们并不十分看重眼前的利益，反而把希望寄托在后代的身上，为后代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反映出农民有通过世代的努力来改变目前较为贫困落后生活的心理准备，农民在做迁移决策时是理性的，他们的视野相当远，心态也颇为积极。故而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更确切地说是增加农民对迁移后收入的预期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三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从主观感受和传统习惯上对迁移决策造成广泛影响，使迁移者觉得“在家乡人事环境比较熟，办事方便”，家乡更易求得生活的稳定。可见对农民思想观念的改变需要长期努力。
从社会制度看，尽管从表面上看现在户口限制不像以前那么严重，出门工作也更为方便了，但更深一层看，户籍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已在农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农村户籍的农民在城市仍被歧视的现象还未完全根除，在享受城市医疗、失业保险方面仍与城市居民存在差距，而在农村，他们至少有宅基地、口粮田，有房可住，有粮可食。可见，并不是农民非要抓住土地不放。只是他们对城镇生活缺乏安全感，所以紧紧抓住土地作为生活保障的筹码。由于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还不够高，形成了有的农村居民本想迁移却因为“没有门路”而不能迁移的局面。人口迁移本可完全通过正常的政务途径解决，但不少人却想到需要门路才可以解决，而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如果政务进一步公开，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居民咨询或办理手续更方便，相信那些“没有门路”的居民会更积极地考虑迁移的问题。要素市场发育不够完全，迁移农民的经济活动大部分还是靠亲友关系而不是通过市场完成。如就迁移人员寻找工作的途径问题，有的人是靠亲友介绍，有的是自己投资办企业，甚至有的人是靠自己一家一家跑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找到工作。真正通过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很少。又如住房问题，迁移农民中租房者仍占较大比例，有能力购买适合自身生产生活实际所需商品房者占比仍相当低。因此，对政府而言，有针对性地建立专门的宿舍区等供迁移农民住宿，对于稳定人心和维持社会治安都有好处。
事实上，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农民在其价值判断及选择决策上已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市场经济性质，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原来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已越来越多地走出村落。预期通过迁移谋求更多利益和更大发展，在没有歧视性制度控制情况下，农村人口在城镇求得就业的机会应该和城市居民一样，但在有制度控制的情况下，其就业机会相对比原来减少了，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信息不完全下的Cournot博弈。于是对农民迁移者来说，如果存在城乡收入差距，这里的就业概率又因为信息不对称，迁移者决策时不可能了解整个迁移规模的信息，也无法知道自身的迁移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只可能拥有政府的相关制度控制程度的信息，那么，决策者在相当广泛的条件下，不管采取何种预期模式，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对决策造成影响。从成本收益角度看，农民的迁移更多的是对迁移预期收益的考虑，即只有当预期收益扣除迁移成本后的净收益仍大于目前收益时，他们才会做出迁移决定，否则，他们就不会迁移。农民的迁移费用和当前收益是比较稳定的，而预期收益则难以确定，因为预期收益既受到农民个体内在因素的影响，更受到及其所处外部因素的影响，外界因素主要在于对城镇化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影响，动力机制中各因素对农民迁移决策产生正向拉力，约束机制各因素则产生推力。尽管农民的内在因素是一系列独立于外部因素的价值体系，但它同时又依赖于外部因素来实现，它是一个常变的、随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的、需要外部因素接受、认可并确认的价值体系。农民在做决策时是综合考虑各项因素的，其迁移决策绝不因某个单独的或片面的因素而仓促决定，也就是说农民的迁移行为是理性的，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以此为基点，把农民看作是理性人。
二、城镇化政策建议
城镇化的实质是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中过程，城镇化改变了人口流动和分布的格局，截留了为数众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而为大城市减少了人口压力。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政府和农民博弈双方的策略不会因此而改变，城镇化带来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仍会对城市就业产生巨大冲击，当城市较小时制度可能较为宽松，但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即城市规模变大后则制度控制程度就会趋严并收敛于一个绝对严格水平，这时城镇人口制度就会面临困境。因此，市场化的改革要求矫正要素流动的扭曲，增强城镇化中包括农民在内的各行为主体的动力，政府只能尊重要素所有者对更高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的追求，进行制度创新，放松对市场主体流动的限制，建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机制，增强城镇对农民的引力，增加农民的归属感。政府作用的发挥，应以不影响农民自和不损害市场机制为前提，增强他们对迁移收益的预期。
1.创造城镇就业机会，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迁移行为的重要因素，增加农民收入通常采用的选择路径无非是：一是减少农民负担，直接增加可支配收入；二是创造农村非农就业机会，扩展农民经济收入渠道，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三是创造城镇就业机会，吸引农民进城务工，以获取务工收入；四要实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在这些路子中，第一条路子属于分配调整的思路，在总收入一定的条件下，降低负担，只是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已，对推动城镇化发展不具有实质性作用。第四条路子的限制因素最多。第二条和第三条路子是突破农业范围，寻找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二者只是就业地点的不同，其结果都是增加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因此，增加农民收入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创造城镇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上。
2.推进城镇化制度改革，建立人口正常流动机制。迁移者迁移或不迁移的决策是根据政府政策制度的控制程度作出的，而政府是根据自己的效用来确定最佳的迁移水平，政府制度体现的是政府追求均衡就业所要求的成本，于是政府制度控制水平和农民迁移意愿的达成就是这个博弈的均衡点。这个均衡控制的严格程度一般随控制的难度系数、人口密度、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而增加，而随城市就业创造率、迁移成本、城市规模的增加而放松。均衡的人口迁移规模却随控制的难度系数、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就业创造率的增加而增加，而随迁移成本、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目前以限制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为主要特征的户口政策制度改革有了较大进步，废除了子女户口随母制度，放松了户口的凭证落户条件，突破了农转非制度的指标控制。但也应看到，小城镇户籍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适应性调整，一些触及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展开。如迁移农民进城遭遇到较高的进入成本，各地制定的较为优惠的入户条件只针对中高级人才或有经济实力的外来人员等，为数众多的农民仍只能打零工，实现不了实质性的迁移。因此，要尽快推进户籍等制度改革，建立一种能使迁移农民在城乡间正常流动的制度。
3.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整合民间城镇化动力。为避免农村粗放式小工业遍地开花和小城镇发展无序，制定权威科学的总体规划是必要的。要重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国土利用规划工作，各基层行政部门要有科学的“国土利用规划”，其规划制定规程要严密，既要集中各部门及全体居民的智慧，又要体现政府的权威性。尊重农民的意愿并不意味着丝毫没有约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制定一个正确的、权威的发展大纲，引导各方的行动，强制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这样城镇化才能高效合理地发展。
4.实行城镇化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政策。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城镇化发动主体只有政府一家。改革以来，我国工业化投资主体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但城镇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进程还不快。历史经验表明：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让银行、企业、农民和社区集体组织及外国投资者成为城镇建设的力量，是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更为有效的途径。
5.完善政府在城镇化发展中的管理职能。农村乡（镇）政府的经济与行政管理职能与地方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事实表明，政府在城镇化管理中的职能亟待完善。就地方政府机构而言，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在确定政府事权划分的基础上，将必要的管理权限向小城镇政府下放。按照城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小城镇政府的机构改革。小城镇的政府功能不同于一般乡（镇）政府，实际上已经超出一般乡（镇）政府仅仅是管理农业和农村的职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社会治安及交通管理、城市规划和卫生监督等等，都是小城镇政府应有的职能。因此，政府机构的功能应符合城镇发展的需要，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分工，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积极培育市场，鼓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给人才以良好的发展预期，吸引人才自主流入。
6.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有偿流转制。农户的兼业化经营不利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将迁移农民的承包地集中起来，实行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引进股份合作制是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和集体资产的产权问题的一种有效形式。如将社区集体所有的土地资产和非土地资产经过评估，计算出全部价值，然后按成员资格、承包土地的数量和对集体劳动贡献的大小等标准，将价值化的集体资产作为股权量化到每个社区成员。股份可以有偿转让、继承、赠送和抵押等方式在社区内成员间流转。在一定年限内保留迁移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但要鼓励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项有效的制度，一般来说是人们在长期博弈中追求均衡和均衡的变动过程，哪怕是最简单的制度理论也要先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各个行业为主体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均衡结果，它是定义在知识和信息集里的映射，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信息结构的变化、获得信息的技术的变化通过影响人们的最优选择来影响博弈的结果；并且还要关注外在的不确定性对均衡结果的影响，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最主观也最积极的影响因素是迁移者的迁移意愿，必须重视它对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就业壁垒的冲击作用，它不仅影响城镇化进程和人口流动，而且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背后的制度和自然演进的二元经济背后的制度很不一样，迁移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按市场原则分配，尽管他们的平均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和传统农业联系密切又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但“制度落差”会导致价格扭曲、对要素流动形成障碍。周其仁（1997）就曾指出如果还继续奉行过分严格的控制制度，就会使劳动力价格因管制而上扬，从而使用工成本提高，导致新的“资本深化”运动，这在长期内将不利。城镇化中的人口迁移既有利于提高城乡收入，反过来又使政府的改革面对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形成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