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25 14:43:5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碳减排研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摘要： 我国碳排放区域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已引起学者关注，并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在人均碳排放原则与2020年各省的碳排放配额预测数据基础上，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和碳排放量不均等的现实，国家应在区域间建立碳强度减排机制和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这不仅有利于缩小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差距，实现公平目的，还能更迅速有效地实现我国碳强度减排目标。
中图分类号： F12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2－0017－05
一、引言
研究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因为能源尤其是矿物能源消费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碳排放的增加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整个20世纪，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增长了十倍以上，而同期世界能源的消费总量增加了十六倍，其中，矿物能源消费每年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6.0~6.5PgC，占大气碳排放总量的70%左右〔1〕。因此，我国降低碳强度的实质就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脱钩，使碳强度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发展速度。
为此，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如通过构建各种模型分析我国碳排放区域格局的变化，揭示了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和碳强度的重要影响〔2～5〕；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量的测算和各地区能源效率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三大区域碳排放之间存在的差异和成因〔6～12〕；还有学者分别从定性和定量角度提出了针对西部地区的减少碳排放的建议〔13～16〕。
这些学者虽然运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我国三大区域之间的碳排放差异和成因，但是很少涉及三大区域碳排放配额的具体分配及碳强度减排目标的实施路径。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在国民经济地域分工中长期扮演着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生产者角色，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能源的开采和输出，处于产业链的底端，这使西部地区发展成为资源型经济，导致碳排放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何协调区域之间的关系，选择适合中国的碳强度减排实施路径就成为实现碳强度减排目标的关键。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以人均排放原则为指导，期望通过建立碳排放配额制度和项目合作机制来推动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的减排协作，最终实现碳强度减排目标。
二、基于人均排放原则的我国碳排放配额分配
人均碳排放是指一国在单位时间内，通常是一年或者一个核算期，总人口平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它体现了对一国在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的人均分担。碳排放权本身具有的人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为人均碳排放分配提供了依据和可操作性〔1〕。
我国政府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作出碳强度减排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为了能够快速有效地实现该减排承诺，本文利用刘钦普依据自变量和因变量交替移动预测法建立的区域人口预测时空回归模型对我国各省人口发展的预测数据〔17〕，以人均碳排放为原则，对基年与2020年各省的碳排放配额进行了计算和预测。
1．我国2005年的碳强度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05年的碳排放总量为5558.5百万吨，GDP为2054880百万美元〔18〕，据此得到我国2005年的碳强度（C2005）为27.1吨/万美元。
2.我国2020年的碳强度
按照我国政府承诺的40%～45%的碳强度减排指标，可知2020年碳强度（C2020）为，
0.55C2005≤C2020≤0.6C2005。
代入C2005=27.1，得，
14.91≤C2020≤16.26（吨/万美元）。
即2020年碳强度下限为14.91吨/万美元，上限为16.26吨/万美元。
3.我国2020年的碳排放总量
假设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GDP保持年增率8%不变，基于2005年的GDP数据，可以得出2020年的GDP约为6518427百万美元。
由于碳排放总量等于碳强度与GDP的乘积，即：T2020=C2020×GDP2020，则可知2020年我国碳排放总量为9719百万吨～10599百万吨。
4.我国2020年的人均碳排放量
按照人均碳排放原则，我国2020年的人均碳排放量（H2020）为T2020/P2020，依据刘钦普对我国2020年的人口数量预测量〔17〕，即P2020=144690.3（万人），可预测我国2020年的人均碳排放量约为6.72吨～7.33吨。
5．我国2020年全国及各省的碳排放配额
S2020i=H2020×P2020i,i=1,…,31。
其中，S2020i为i省2020年获得的碳排放配额；P2020i为i省2020年的预测人口数。由此，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各省直辖市碳排放配额数据。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加，碳排放量也在增加，我国2005年的人均碳排放量为433吨，而到2020年将可能增至733吨。这恰好说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增加碳排放量。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目前世界年人均碳排放量为43吨，而我国2005年的人均碳排放量与世界人均水平基本持平。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碳排放水平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均碳排放将大大超过国际人均水平。届时，我国提出的人均累积碳排放低的理由将不再有立足之地，中国将站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风口浪尖，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因此，我国有必要加大政策实施力度，将碳强度减排的相对目标约束转化为碳排放配额的硬性目标约束，并借鉴国际碳交易市场经验，结合我国区域发展实际，在中国实行碳排放配额和碳减排项目合作的双轨制。
三、我国碳强度减排的制度安排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演变的特征，可以将我国大陆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根据谭丹、黄贤金的研究成果，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总量是中部地区的1.8倍，是西部地区的2.22倍〔6〕，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国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并且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没有较大的政策变化，到2020年，我国东中西部碳排放总量的比值还可能继续扩大。因此，有必要探索不同的碳强度减排机制以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相对均衡发展，即将表1中2020年的碳配额转化为碳排放配额的强制性目标，对西部地区暂不纳入强制碳排放配额制度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施行强度不同的碳排放配额制度。同时，应配之以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以实现三大区域的协调发展。
（一）实施碳排放配额制度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步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水平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东部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以能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长久以来没有代价地多排或超标碳排放实际上压缩了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未来经济发展空间，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东部地区应该为自己的多排或超排行为付费。因此，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一些碳排放量较多的中部地区省份（如山西）应该根据人均排放原则，实施严格的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将表1所示的2020年的碳排放配额下限作为本区域的总量控制目标，并结合本地区实际将配额量化到具体的企业排放源。
2005年，我国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居于三大区域的中间位置。按照目前的碳排放趋势，到2020年，我国中部地区的绝大部分省份的碳排放总量将与表1中的碳排放配额持平。因此，除个别省区外，可以对中部省区制定中等强度的减排控制目标，将国家规定的碳强度减排目标的下限40%（即表1中所示的碳排放配额上限）作为其减排目标，对本辖区内企业的排放量增速实施严格控制战略，以提高本区域的产业竞争力。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基地，最终可开采资源量为711亿吨标煤，约占全国总量的57%；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最终可开采资源量和水能技术可开发资源量分别为429亿吨、44亿吨、8万亿立方米和15678亿千瓦时，占全国总量的579%、336%、587%和706%，人均能源资源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13〕；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这将使西部地区成为碳排放配额的主要输出区。考虑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现状和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对其暂时不设具体的碳强度减排目标，将按照人均排放原则确定的碳排放配额作为当地政府引进项目和企业的参照基准，以承接我国东部高碳排放企业的转移，加速实现工业化，从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
（二）建立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
1.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的缘起
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主要源于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缔结。为了缓解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议定书》不仅明确了发达国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且首次为发达国家缔约方订立了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技术和设备先进，减排空间较小，减排成本高昂，为了降低此类国家的履约成本和有效实现公约目的，《议定书》确立了三个灵活机制：排放贸易机制（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其中，JI和CDM属于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是指通过发达国家之间（JI）或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CDM）的合作，将通过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获取的碳排放信用作为履约客体的碳排放贸易机制。其中，CDM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发达国家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实施碳减排项目，不仅可以降低其减排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能力。因此，CDM产生伊始就成为全球碳交易市场的追逐对象，并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碳市场的主要方式，如中国CDM规模约为2.2亿吨，占CDM市场的40%〔19〕。
2.东中西部区域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
这种通过明晰气候资源产权、进行碳排放配额分配的成功实践为我国的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借鉴。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得以成功实施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项目实施主体之间的减排成本各异，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与东中部区域相比，我国西部区域所占国土面积较大，近年来受国家政策驱动，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不完善、技术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不到0.6（东部约为0.76，中部为074）〔7〕，对外吸纳能力较弱，总体上仍然属于资源型经济；而东中部区域尤其是东部区域具有丰厚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这种由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造成的各省区碳强度减排成本的区别和资金技术上的互补性为建立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出现碳排放配额赤字的东中部地区的排放源，为了避免承担巨额罚款，可以通过购买碳排放配额或者进行碳减排项目合作的方式从西部地区获取碳排放信用以缓解其碳减排压力。
在实施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时，由于实施主体都是我国企业，这对减少国际CDM市场上出现的投机现象和技术转移障碍有所缓解，但受地方利益的驱动，不排除东部和中部区域为了实现其碳强度减排目标，将重污染行业转移至西部，导致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进一步升高的情况；也不排除西部区域为了短期经济利益盲目引进重污染项目的可能性。因此，在碳减排项目合作和产业引进时，西部地区必须从长远考虑，要高度重视技术在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如从技术结构相似度的角度〔20〕，探寻最合适的东部省份，选择可以充分发挥本地区资源优势和提高自我建设能力的技术和产业，实现碳强度的降低。
东部地区发展快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东部地区在推动科技进步过程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产业。从国内外科技发展史看，谁掌握了高科技，谁就能更快发展。我国西部地区的陕西、四川等省份有较好的发展高新技术的条件和环境，可以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诸如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方面的先进技术。通过与东中部地区合作实施碳减排项目的形式，由东中部地区企业输入资金和先进技术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速度，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通过出售碳排放配额获得的资金还可以用于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速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缩短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此外，国家可以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扩大交易范围，增加交易产品种类，对市场参与主体形成更大的激励，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相协调、公平与效率并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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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EUA期货；CER期货；时变Copula；动态尾部相关性
文章编号：1003-4625 （2015）06-0092-05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正式生效，其第一承诺期为2008年至2012年，第二承诺期为2013年至2020年。随着国际碳减排交易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目前国际碳市场可以分为配额市场和项目市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配额市场核心组成部分，其交易对象为欧盟排放配额（EUA）；项目市场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为主，其交易对象是核证减排量（CER）。EUETS允许欧盟成员国用CER抵消部分减排指标，从而使得欧盟成为CER最大需求方，也使得EUA和CER在交易量、交易价格等方面都具有密切的联系。2012年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多哈会议上最终确立为第二承诺期。第二承诺期与第一承诺期相比，在灵活机制及其适用资格方面具有两方面的显著不同。一方面，第二承诺期规定，第一承诺期盈余的EUA和CER可以结转到第二承诺期，但各自最多只能占该缔约方第一承诺期排放许可的2.5%。另一方面，第二承诺期规定，所有附件一缔约方仍有资格参与清洁发展机制，但只有在第二承诺期下承担量化减排或排放限额目标的附件一缔约方，才能买卖CER，并用其履约（高翔、王文涛，2013）。碳减排政策的变化，是否会影响碳期货EUA和CER的尾部相关性？是加强了尾部相关性，还是减弱了尾部相关性？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分析其尾部相关性变化特征。我国是《京都议定书》的非缔约国，以CDM项目卖方参与CER-级市场交易是我国参与国际碳贸易的唯一途径。在一级市场上，CDM合同标的虽然为CER，但是合同价格却普遍以欧洲碳交易所的EUA期货价格为参照标准：通常固定价格合同以EUA期货当前价格为参照价格；浮动价格合同则与EUA期货未来价格直接挂钩（如规定合同价格为EUA期货价格的一定比例）（王家玮等，2011）。在这种定价模式下，研究CER期货与EUA期货的尾部动态相关性，尤其是第二承诺期的尾部动态相关性，对我国CDM项目的价格风险管理、有计划地推进CDM项目开发、提高我国CDM项目的定价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对碳市场相关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市场内部之间、碳市场与外部市场之间。
（一）碳市场内部之间的相关性
Chevallie（2010）采用VAR、脉冲响应分析和协整检验对EUA和CER的价格序列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EUA的价格与CER的价格相互影响，EUA的价格序列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机制引导着CER的价格发现过程。Mansanet- Bataller等（2011）利用EUA和CER的高频日内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两者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并且EUA的价格引导CER价格发现过程。考虑到2007-2011年欧盟经济呈衰退趋势，EUA和CER间的相关性可能存在变结构特征，Chevallier（2012）采用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模型进一步研究在经济增长衰退背景下EUA和CER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衰退期，两者的关系比非衰退期的关系更加紧密，市场冲击对EUA市场和CER市场的巨大影响。Koop等（2013）基于时变参数VAR模型研究了EUA和CER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在样本观察期内，两者几乎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和Granger因果关系。Chevallier（2011）采用DCC-GARCH模型研究发现：在现货市场上，EUA和CER的相关性在（0.01，0.90）范围内动态变化。黄明皓等（20lO）研究发现CER市场和EUA市场的期货和现货价格短期内存在相互影响，但从长期而言两个市场具有动态稳定性。盛春光（ 2013）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研究了EUA和CER期货价格的变动关系。黄文彬等（2014）从信息溢出角度研究EU ETS下EUA和CER现货市场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有相互的波动溢出效应，极端上涨和下跌情况下有部分的信息溢出关系。
（二）碳市场与外部市场之间的相关性
Reboredo （2013）、Reboredo （2014）分别采用Copula模型、基于距离的波动测度模型（a range-based volatility measure）研究了EUA与石油市场的相关性结构，均发现碳金融市场与能源金融市场间存在正相关性。张跃军等（2010）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VAR模型研究了化石能源价格与碳价之间的协整关系及脉冲响应效应，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比例不断变化的协整关系，且油价的冲击对碳价波动的影响最为显著。张秋莉等（2012）基于DCC-MVCARCH模型研究CER期货与能源期货之间的动态相依关系。
从以上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碳市场内部之间、与外部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一类是采用VAR模型、协整检验等研究它们之间的一阶（均值）相关性，即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另一类采用Copula模型研究它们之间的静态二阶（波动）相关性，缺乏动态相关性的研究。受2008年次贷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和能源市场以及复杂的宏观经济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冲击，碳市场的平稳运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碳价格产生了剧烈的波动，碳价格一度跌人谷底，这就需要研究极端下跌状况下碳市场内部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即尾部动态相关性。为此，本文将研究点聚焦于碳期货EUA和CER尾部动态相关性及碳减排政策对其影响。研究思路为：首先，基于GARCH模型族对不同交割期的碳期货EUA、CER建模，通过比较对数似然函数值、AIC值等选择最优的模型，消除收益率序列的条件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其次，通过比较，选择最优的时变Copula模型测度同一交割期的碳期货CER、EUA间的尾部动态相关性，分析尾部相关性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碳减排政策变化对尾部相关性的影响。
三、碳期货尾部动态相关性测度模型
相对于静态Copula模型，时变Copula模型能更精确地刻画金融资产间的相关性。Patton提出了时变正态Copula（记作N-Copula）、时变T-Copula、时变Symmetrized Joe-Clayton Copula（记作SJC-Copula）等时变Copula模型，其中时变T-Copula函数仅仅假设相关系数是时变的，自由度1J仍然是常量。，
（一）时变N-Copula、T-Copula的相关系数演化方程分别为
其中， 是一种修正的Logistic变换，它的引入是为了确保 和 始终落在（-l.1）内； 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逆分布； 表示自由度为u的标准T分布的逆分布。
时变N-Copula函数对上尾相关和下尾相关都不敏感，当 时，上下尾的相关系数均为0，当 时，上下尾的相关系数均为1。时变T-Copula函数具有对称的上、下尾部相关性，其上、下尾部的相关性系数与T-Copula函数的参数具有关系：
SJC-Copula函数是由Joe-Clayton Copula（简记为JC-Copula）变换而来的。时变JC-Copula的分布函数表达式为：
其中， 和 是时变JC-Copula函数的两个参数，分别刻画上、下尾部相关性，
时变SJC-Copula的分布函数表达式为：
和 的演化方程分别为：
其中， 是Logistic变换，它的引入是为了保证 和 的变化范围保持在（0，1）内。
四、尾部动态相关性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选择EUA及CER期货分别作为欧盟碳排放权配额市场和项目市场的代表。研究对象为欧洲气候交易所（ECX）公布的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的12月到期的EUA期货和CER期货，分别记为12-CER、12-EUA、13-CER、13-EUA、14-CER、14-EUA、15-CER、15-EUA。2012年12月到期的CER和EUA期货样本区间为2009年1月12日到2012年12月17日，2013年12月到期的CER和EUA期货样本区间为2011年1月24日到2013年12月16日，2014年12月到期的CER和EUA期货样本区间为2011年1月24日到2014年9月24日，2015年12月到期的CER和EUA期货样本区间为2011年11月29日到2013年9月24日。为叙述方便，将2012年12月到期的碳期货称为第一承诺期内到期的碳期货，将2013年、2014年、2015年的12月到期的碳期货称之为第二承诺期内到期的碳期货。第二承诺期内到期的碳期货样本数据跨越《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和第二承诺期。
将收益率定义为 ，对其描述性统计进行分析（为节省篇幅，表略）。各样本观察期内，平均收益率均为负，反映出期货价格缓慢走低；同一样本期内，CER期货收益率的标准差均大于EUA期货收益率的标准差，说明前者波动大于后者；峰度统计量和J-B检验统计量均表明各序列比正态分布更具有尖峰厚尾特征；ARCH效应检验说明各序列均具有条件异方差性；Ljung- Box Q统计量显示，12-CER、12-EUA、13-EUA、14-EUA、15-EUA具有自相关性，其余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单位根检验表明，所有的序列都是平稳的。即，各序列均具有高峰、厚尾、条件异方差性，适合用GARCH模型建模。
（二）边缘分布建模
分别采用GARCH、ECARCH、TGARCH等模型对各收益率序列建模。根据对数似然函数值、AIC、Kuppiec检验的LRT和DQT值选择最优的模型（为节省篇幅，表略），最终选择AR（I）-TGARCH（I，1）-t对12-CER、12-EUA、13-EUA、14-EUA建模，选择TGARCH（I，1）-t对13- CER、14- CER建模，选择CARCH（1，1）-t对15-CER建模，选择AR（I）-GARCH（1，1）-t对15-EUA建模，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第一栏所示。由此可知，除15-CER和15-EUA外，其余序列的波动均具有杠杆效应，到期时间相同的CER期货和EUA期货，前者的杠杆效应大于后者，但CER期货波动的持久性不及EUA期货（除13-CER和13-EUA外）。
表l第二栏是对经最优CARCH模型建模后的标准化残差序列进行自相关性和ARCH效应检验的结果，由此可知，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和ARCH效应，说明所选的模型建模效果较好。
为捕捉到CER期货与EUA期货相关性的动态变化特征，采用时变N-Copula、t-Copula、SJC-Copula建模，参数的演化方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的AIC值和对数似然函数值可知，对12-CER与12-EUA而言，时变T-Copula建模效果最好，其次是时变SJC-Copula，时变N-Copula建模效果相对最差，说明两者具有对称的尾部相关性；对13-CER与13EUA、14-CER与14-EUA、15-CER与15-EUA而言，时变SJC-Copula建模效果最好，其次是时变T-Copula，时变N- Copula建模效果相对最差，说明具有不对称的尾部相关性。
基于最优的时变Copula模型研究CER与EUA尾部相关系数的动态演化过程。由表3可知，12-CER与12-EUA尾部相关系数演化方程即式（2）的滞后项系数p。均为正（0.164），说明上一期的相关性对本期具有正影响，相关性具有一定的“记忆性”，正相关后面往往跟着正相关，负相关后面往往跟着负相关，相关系数的波动幅度比较大。13-CER与13EUA、14-CER与14-EUA、15-CER与15-EUA上、下尾部相关系数演化方程即式（5）、（6）的滞后项系数βp均为负，分别为-1.012和-5.160、- 16.556和-6.884、-7.744和-22.569，说明上、下尾部相关性具有一定的“自我矫正”能力，正相关后面可能跟着负相关，负相关也可能转化正相关，从而使得相关系数具有“回复”能力，波动幅度较小。13- CER与13EUA、15-CER与15-EUA下尾相关性的“自我矫正”能力强于上尾，但14-CER与14-EUA上尾相关性的“自我矫正”能力强于下尾。图l是CER期货与EUA期货尾部相关性动态演化图，从中可以看出CER与EUA期货尾部相关性变化的特征。
（四）碳期货CER与EUA尾部相关性特征及碳减排政策对其影响
进一步分析CER与EUA期货尾部相关系数的描述性统计特征。由表3可知，12-CER和12-EUA的尾部相关系数在区间（ 0.700，0.945）上波动，平均值为0.838，尾部相关性最强；13-CER和13-EUA的上尾相关系数在区间（0.164，0.740）上波动，平均值为0.427，下尾相关系数在区间（0.090，0.702）上波动，平均值为0.413；14-CER和14-EUA的上尾相关系数在区间（0.037，0.884）上波动，平均值为0.380，下尾相关系数在区间（0.071，0.705）上波动，平均值为0.337；15-CER和15-EUA的上尾相关系数在区间（0.083，0.645）上波动，平均值为0.341，下尾相关系数在区间（ 0.005，0.856）上波动，平均值为0.276。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结论-：13- CER与13- EUA、14- CER与14-EUA、15-CER与15-EUA的上尾相关性均强于下尾相关性，说明CER和EUA期货在市场利好时容易同涨，但在市场悲观时不容易同跌。这与CER、EUA的产生机制不同有关，CER主要是由CDM产生的，CDM项目交易时，买方与卖方之间需要签订碳排放权交易协议，一旦签订协议碳价就确定下来了，但是从签订协议到CER在二级市场上交易时间间隔比较长，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故CER与EUA期货在市场悲观时不易同跌。
结论二：《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到期的碳期货CER和EUA尾部相关性强于第二承诺期内到期的碳期货CER和EUA尾部相关性，并且在第二承诺期内到期的碳期货CER和EUA，到期时间越晚，尾部相关性越弱。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承诺期，EUETS允许欧盟成员国用CER抵消部分减排指标，第二承诺期则规定所有附件一缔约方只有在第二承诺期下承担量化减排或排放限额目标，才能买卖CER，并用其履约，这就使得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新西兰仍具有参加CDM项目的资格，但是其通过CDM项目获得的CER将不能在议定书体系下进行交易，导致CER与EUA间的关联性减弱。
为了进一步探讨结论二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是否与碳减排政策有关，我们将第二承诺期内到期的碳期货样本数据分为第一承诺期内和第二承诺期内两个阶段，分别研究尾部相关系数，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第一承诺期内的CER与EUA尾部相关性均强于第二承诺期内的尾部相关性，说明碳期货CER与EUA尾部相关性与碳减排政策相关。
五、结论
本文以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的12月份到期的CER和EUA期货合约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尾部动态相关性，得出以下结论：
（1） 2012年、2013年、2014年的12月到期的碳期货CER、EUA的波动，利好消息和利差消息对其的影响不同，存在杠杆效应，并且同一到期月份，CER期货的杠杆效应普遍强于EUA期货。除2013年12月到期的CER和EUA外，CER期货波动的持久性不及EUA期货。
（2）第一承诺期内到期的碳期货CER和EUA尾部相关系数动态演化过程具有一定的“记忆性”，正相关后面往往跟着正相关，负相关后面往往跟着负相关；第二承诺期内到期的碳期货CER和EUA尾部相关系数演化方程具有一定的“自我矫正”能力，正相关后面可能跟着负相关，负相关也可能转化正相关；2013年、2014年、2015年的12月到期的CER和EUA期货上尾相关性略强于下尾相关性，说明在市场利好时容易同涨，在市场悲观时不容易同跌。
关键词 边际减排成本；方向距离函数；影子价格；减排空间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0-008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11
“十二五”期间，我国已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计划于“十三五”期间实现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已经成为国家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以市场手段配置碳减排配额，能有效减少碳排放总量，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节约规制成本，激励企业参与减排行动，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我国正处在向低碳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然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技术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能源消费结构等不同，决定其碳减排代价或成本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客观合理地评估碳减排的宏观成本与区域差异，有利于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促进区域性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的发展，也可以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政策依据。本研究以全国30个省市为例，首先，通过建立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非期望产出与期望产出的边际转化率；其次，根据期望产出的r格，估算碳排放的影子价格；最后，用影子价格来衡量碳边际减排成本，并进一步分析碳减排成本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其影响因素。
1文献回顾
二氧化碳排放一般是伴随生产或生活过程而产生，如火力发电企业在发电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等副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通常具有排放跨界性、危害全局性、经济上难以捕获与封存等特点，决定了碳排放的负外部成本很难测算。边际减排成本是指在一定生产技术水平下，减排主体每减少一单位碳排放带来的产出减少量或投入增加量。边际减排成本是企业的内部减排成本，因而边际减排成本及曲线可以帮助企业确定适当的减排技术与策略，也有助于环境管理部门评价区域、行业或企业碳排放的减排潜力、绩效与成本等。
利用经济模型估算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通常是指污染物或温室气体等副产品的虚拟价格或隐含价格，即边际减排成本。在传统的生产函数下，仅有一种产出（期望产出），因而更多的产出意味着更多的利润或福利。如果生产函数包含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当产出同时增减时，而非期望产出没有市场价格信息，此时社会福利很难测算。在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效率模型下，利用距离函数与收入函数的对偶关系，估算两种产出的边际转换率，推倒出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
影子价格模型按照污染物作为投入还是产出，可分为投入距离函数与产出距离函数。投入距离函数利用成本最小化推导影子价格，而产出距离函数则利用收益最大化推导影子价格。环境经济理论一般认为，环境污染物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不应当作为投入要素，因此近年来产出距离函数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产出距离函数按照函数形式不同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谢泼德距离函数（Shephard）、双曲线距离函数、方向距离函数。谢泼德距离函数假定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同时增加或缩减；方向距离函数非对称地处理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在缩减非期望产出的同时，增加期望产出；虽然双曲线距离函数也能非对称地处理期望与非期望产出，但它采用乘法形式，并不能完全分离出两种产出的内在关联性。
在估计方法上，现有的研究可分为三类：非参数数据包络法（DEA）、参数随机前沿法（SFA）与参数线性规划法（IJP）。非参数DEA法利用投入产出组合构建生产前沿并形成分段效率前沿面，其优点是不需要指定距离函数的具体参数形式，但该方法不能确保距离函数处处可微，因而有时难以计算影子价格。另外，利用DEA法估算影子价格受样本的奇异值影响较大，估计结果可能为负值等缺陷。参数SFA法利用计量模型估算距离函数，能够考察随机冲击和技术非效率因素对环境产出前沿的影响，也可以确保距离函数处处可微分，但是计量模型不能事先设定生产技术的约束条件，因此影子价格是否满足相关约束条件需事后评估。参数LP法继承了SFA方法的优点，并且可以更为灵活地设定约束条件求解影子价格，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在实证研究上，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估算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氮化物或水污染物的影子价格，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影子价格方法估计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涂正革利用非参数方法估算了省际工业二氧化硫的影子价格，研究发现二氧化硫的影子价格取决于排放水平和生产率水平。袁鹏等利用采用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对地级市工业部门的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等三种污染物的影子价格进行了估计。刘明磊等采用非参数距离函数方法研究了能源消费结构约束下的我国省级地区碳排放绩效水平和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陈诗一利用参数化和非参数化两种方法对环境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进行估计，并测算了工业分行业的二氧化碳的影子价格。魏楚利用104个地级市的数据测算了城市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但还存在以下可突破之处。首先，现有的研究多采用非参数方法估算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没能充分利用参数估计方法的灵活性。本文在方向距离函数的中引入时间虚拟变量，考虑到省际碳排放的中性技术进步影响。技术进步是提升碳排放效率的重要手段，也是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影子价格的影响，会造成影子价格估算偏误；其次，组建区域性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前提是碳边际减排成本存在区域差异，现有的研究没能对碳减排成本的区域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研究了碳减排成本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
2模型与估计方法
2.1方向距离函数与影子价格
方向性距离函数是谢泼德距离函数的一般形式，方向性距离函数具有参数灵活性等特点，近年来，在污染物影子价格估计上得到广泛应用。参照Fare的定义，假定投入x∈RN+，期望产出yx∈RM+，非期望产出b∈RJ+，则生产技术定义为P（x）={（y，b）：x可以产生（y，b）}。产出集P（x）除了具备凸性、紧凑性与投入自由处置性等特点外，还必须满足以下性质：首先，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具备零点关联性。如果（y，b）∈P（x）且y=0，意味着6=0。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是联合生产的，污染物作为期望产出的副产品，如果没有污染物产出，就必须停产；其次，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满足联合弱处置性。如果（y，6）∈P（x）且0≤θ≤1，则（θy，θb）∈P（x）。同比例地减少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是可行的，换句话说，减少非期望产出必须要付出成本，其代价是相同比例地减少期望产出；最后，期望产出的自由处置性。如果（y，b）∈P（x）且y’
在考虑到以上性质的基础上，本文设定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作为生产技术集：
（1）
其中g=（gy，-gb）为方向方量且g≠0。方向产出距离函数表明在给定的生产技术P（x）下，沿着向量g的方向，最大限度地扩张期望产出，同时缩减非期望产出，以达到产出前沿点。
非期望产出（如污染物）通常不能像商品一样进行市场交易，因此它没有价格。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是联合生产的，根据方向距离函数的弱处置特点，缩减非期望产出必须相应地减少期望产出，因此，减少期望产出的价值可以看作非期望产出的机会成本，即影子价格。Fare根据产出距离函数与收益函数的对偶关系，利用x泼德引理，推导出非期望产出与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比例等于其边际转化率，即
（2）式中，g是非期望产出的价格，p期望产出的价格，分式为非期望产出与期望产出的边际转化率。式（2）的含义是，污染物的价格等于减少一个单位的污染物，必须放弃相应期望产出变化的价值，也即污染物治理的影子价格或边际减排成本。如果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D是连续可微的，就可以利用期望产出的市场价格推导出污染物的影子价格。
2.2经验模型与求解
方向距离函数的参数形式通常有两种：超越对数函数与二次函数。超越对数的函数形式经常被用于谢泼德产出距离函数的参数化，正如前面所述，谢泼德产出距离函数通常把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同等、对等，即通过同时扩张或同时缩减来计算产出效率与影子价格，因此不符合环境管制的要求。相比超越对数函数，二次函数的优点在于：二次函数满足方向距离函数的转移属性、二次可微性及灵活性等特性。理论研究也表明二次型函数在各种条件下均优于超越对数函数形式，Fare和Vardanyan等利用蒙特卡罗方法比较两类函数的性能发现，在不同的技术集条件下，无论是对于小样本还是大样本，二次型函数的估计结果要比超越对数函数的结果更为精确与灵活。
设定方向向量g=（1，-1），其含义表示，扩张期望产出的同时，同比例地减少非期望产出。本文在投入产出变量选择上，选择资本（x2）、劳动（x2）和能源（x3）三种投入变量，期望产出为各地区的经济总产出（y），非期望产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b）。因此，第k个生产单元t时期的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为：
（3）
考虑到距离函数中各生产单元的个体效益与时间效益的差异，在式（3）中的常数项加入省份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
（4）
其中λk与τt为虚拟变量的系数。当k’=k时，省份虚拟变量Sk'=1，否则Sk'==0。同理，当t’=t时，时间虚拟变量Tt'=1，否则Tt'=0。
为求解方向距离函数的未知参数，我们采用参数线性规划的方法求解，目标函数是最小化各时期所有样本点与前沿点的离差和：
（5）
各约束条件下含义如下：条件①确保各决策单元在生产技术曲线的前沿面或内部，即满足方向距离函数的非负约束；条件②满足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零点关联性，即当非期望产出为零时，方向距离函数为负值，此时方向距离函数不可行。以往多数学者的研究是在估计参数后，对零点关联假设进行验证，本文则作为约束条件来估计参数以满足该特性；条件③与④是单调性约束，确保影子价格具备正确的符号；条件⑤是满足投入变量的自由处置性；条件⑥与⑦分别表示方向距离函数的转换属性和对称性。
3碳边际减排成本估计结果与区域差异分析
3.1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使用分省级面板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选择2010-2012年期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台、港、澳）作为样本估计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其中由于相关数据缺失，故予以删除。①投入。投入变量包括资本、劳动与能源三种。分省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算，参考单豪杰的研究进行拓展，并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劳动投入以各省份的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的加总来表示；能源投入采用各地区一次能源消耗量，单位是万吨标准煤。②期望产出。采用分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并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③非期望产出。采用分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我国没有官方统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本文估算各省主要化石能源消耗以及水泥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方法如下：
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IPCC，2006）推荐的方法估算，选取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7种主要化石能源，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为估算的各类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i表示能源消费种类，Ei为各省份第iN能源的消耗量（实物量）；CFi为各类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Ci与COFi分别是单位热值含碳量与碳氧化率COFi；44/12为二氧化碳气化系数。除化石能源燃烧外，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约占总排量的10%左右，因此，在计算各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过程中如果忽略了水泥工业生产中产生的碳排放（CE），会低估碳排放量。所以本文也利用各省份的水泥生产总量乘以水泥的碳排放系数来正确估计碳排放总量。
3.2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GAMS/MINOS求解器求解线性规划模型（1）的未知参数，并计算方向性距离函数D与边际减排成本q。为了克服线性规划求解中的收敛问题，我们利用样本中投入产出的均值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意味着投入产出集（x，y，6）=（1，1，1），即对一个代表性省份，用平均投入获得平均产出。另外，在求解模型（1）得到参数后，由于数据事先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此边际减排成本应当乘以投入产出均值以恢复其原有的减排成本规模。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期望产出（y）的一阶系数为负值，负的系数表明地区生产总值越高，区域的环境无效率值越低；非期望产出（b）的一阶系数为正值，说明碳排放越多，环境无效率值越高；资本劳动与能源投入变量的一阶系数估计值均为正，表明投入越多，无效率值越高。投入产出的系数估计值均符合经济意义。时间虚拟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均为负值，系数从2001年的-0.015 7减少到2009年的-0.076 6，且在2001-2009年期间逐渐下降，仅在近三年有所上升，表明各省份的环境技术随时间在逐步提升，无效率值逐渐减少，但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环境技术进步率在下降。
根据表2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描述性统计，方向距离函数的均值是0.082 8，意味着平均而言，生产无效值为8.28%，也即在保持期望产出8.28%的提升空间同时，碳排放可以有8.28%的减排空间。更进一步，在本文的样本中，地区GDP平均值为7 790.27亿元，碳排放均值为2.32亿吨，因此，通过提升生产与减排效率，可以平均增加产出645亿元（7 790.278.28%），同时减少0.19亿t（2.328.28%）的碳排放量。全国的碳平均边际减排成本为1 519.46元/t，从分区域看，东部地区最高，其次是中部，西部地区最低。各省份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标准差较大，表明各省份的减排成本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2003年山西的碳减排成本为274.46元/t，为最低值，而2012年江苏的碳减排成本高达38 078.18元/t。地区性的碳减排成本的差异，进一步说明可以通过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实现区域内生态环境治理系统之间良性互动，以达到减排成本最小化的目的，并形成整体的协同治理效应。
图1是各地区的平均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江苏、山东和广东的减排成本均超过3 000元/t，中部的山西边际减排成本最低，为484.8元/t。西部地区中贵州、甘肃、宁夏的平均边际减排成本均低于800元/t。平均而言，东部地区的碳边际减排成本最高，其次是中部，西部最低。边际减排成本的地区性差异表明可以用市场化手段如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等控制总量排放，实现减排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以京津冀协同治理为例，京津冀三地均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治理形势，如果执行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则三个地区的总减排成本将下降。北京、天津与河北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分别为1 461元/t、1 343元/I、1 042元/t，以三个地区的平均边际减排成本作为碳交易价格，则三地区平均每交易1 000 t的碳排放权，则北京可以平均节约治理成本17.9万元，天津节约6.1万元，河北则获得24万元的减排收益。
再来分析地区性边际减排成本的时间演化趋势。如图2所示，在2000-2006年期间，东中西部的边际减排成本变化趋势非常一致，均缓慢增长。但2006年之后，各区域的边际减排成本快速增加，特别是东部地区从2006年的1 280元/t快速增至2012年的10 021元/t，中部地区增速稍低，从2006年的701元/t增至2012年的3 103元/t。与东中部相比，西部地区的边际减排成本较低，增速也较慢，2006年为781元/t，到2012年达到1 499元/t。这些数据表明国家环境保护的“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改革方针对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落实政策方针较为迅速，因此边际减排成本增长较快。而中西部地区以经济发展为重点，而且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对污染治理重视不够等，因此边际减排成本增速较慢，只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事件越来越关注，以及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政策的开展，中西部的碳减排成本在逐渐增加。
结合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煤炭消费比重和第三产业结构比重的时间演化特点，可以分析各区域碳减排空间与减排难度的地区性差异。根据统计数据，东部地区的江苏、广东、上海等地区的煤炭消费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34%、23%、19%下降到2012年的19%、19%、9%；而碳边际减排成本最低的贵州、山西煤炭消费强度均超过40%。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比重从2000年的42%上升到2012年的47%，中部地区则从39%下降至36%，西部地区则从41%下降至39%。其中北京的第三产业结构比重最高，达到76%，广东、江苏等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比重均超过45%。这些数据表明，东部发达地区碳边际减排成本普遍较高，减排空间有限，仅依靠调整化石能源消费结构或压缩高排放高耗能行业等手段进行减排的难度比较大，未来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及增加新能源的消费比重来减少排放；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较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碳边际减排成本较低，因此可以通过建立跨区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进一步学习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治理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效减少化石能源消费量，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等方式以达到减缓碳排放的目的。
3.3碳边际减排成本区域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
为了进一步分析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区域性差异与变动幅度，本文选择泰尔指数来衡量边际减排成本的区域差异。泰尔指数可以将区域间的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域间差异两部分，因此可以揭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问差异及各自变动的方向与变动幅度，也能解释各自在总差异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泰尔指数数值区间为[0，1]，数值越小，则说明地区差异越小；数值越大，则说明地区差异越大。计算泰尔指数首先要设定一个权重，考虑到碳减排成本的特点，本文选择各地区的碳排放量作为权重。泰尔指数的计算与分解公式如下：
式中，qji和E。分别表示第j区域第i省市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和碳排放量；T、Tw与Tb分别是计算出的总体、区域间与区域内泰尔指数；为进一步研究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的大小，分别设定区域间贡献率和区域内贡献率：区域间贡献率为区域间泰尔指数与总体泰尔指数的比值Tb/T；区域内贡献率为区域内泰尔指数与总体泰尔指数的比值Tw/T。另外，定义区域内各子区域的贡献率为加权后各子区域的泰尔指数与总体泰尔的比值（qi/q）・（Twi/T）。泰尔指数计算结果见图3和表3。
图3是三大区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泰尔指数演化趋势，从图中可以发现三个区域的泰尔指数呈现不同特征。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泰尔指数最高，其次是中部，最低为西部。东部地区在2000-2005年间稳步上升，边际减排成本区域内差异呈扩大之势，2005年之后差异保持平稳；中部地区泰尔指数呈先升后降的趋势，特别是至2003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渐收敛，说明中部地区各省份碳边际减排成本差异在不断缩小；西部地区在整个研究时间段泰尔指数保持相对平稳状态，西部各省份的边际减排成本差异较小。
从表3可以看出，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泰尔指数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性。区域内泰尔指数均远大于区域间泰尔指数，区域内贡献率均在70%以上，且变动幅度不大，表明碳减排成本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地区内差异带来的。在地区内差异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较小，而且东部地区差异的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上升态势，中西部的贡献率呈下降态势。
4结论与启示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为了切实实现碳减排目标，“十三五”规划确定，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降低18%。我国政府采用多种手段与措施来实现既定的宏观减排目标，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兼有环境质量保障和成本效率的特征，是近年来环境政策中一项极有特色的改革，成为总量控制下最有潜力的环境政策。我国已正式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然而，二氧化碳排放通常具有排放跨界性、危害全局性、经济上难以捕获与封存等特点，决定了碳排放的负外部成本很难测算。因此，估算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可以为环境管理部门与参与企业提供有价值的成本信息，有利于改进碳交易规则，制度适当的碳减排策略。
考虑到碳减排的中性技术进步及区域异质性等因素，本文采用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研究了全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期间碳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区域差异性。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关键词：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温室气体减排；抵减项目；森林碳汇
中图分类号：F316.2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3.001
一、引言
成立于2003年的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一直被认为是全球第一个创新型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化设计，在完成了第一阶段（2003-2006）和第二阶段（2007-2010）的减排交易功能后，于2010年12月31日正式宣布关闭。众所周知，该交易市场的关闭源于三个主要因素：美国政府希望以强制减排替代自愿减排的设计方案无法获得国会的批准；全球气候谈判前景不明朗；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建设的制度性整体框架无法达成。基于上述原因，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碳交易价格自2008年5、6月份的历史最高价格7.4美元急剧下降至0.1美元左右，冷清的市场氛围致使参与者的参与热情几乎丧失殆尽[1]。
CCX交易市场作为北美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市场化安排，即使在美国政府并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下，CCX仍开创了非政府主导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自愿减排交易体系，开创了美国民间开展排放权交易，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的有益探索，同时其运行过程和经验教训对于正在筹划自愿交易市场的我国政府更具有积极的研究意义。
二、文献回顾
森林对温室气体的吸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以森林碳吸收作为交易标的的研究学者们意见却不尽一致。PerezGarcia和Lippke[2]认为森林抵减排放项目的风险，是被森林吸收的碳元素，有可能由于山火、虫害和非法砍伐等因素重新释放到空气中。Cairns和Lasserre[3]则认为从会计的角度该类记账方式可能会受到林木自然腐烂和砍伐频率等因素的干扰，从而导致会计成本的上升。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报告[4]显示抵减项目增加了国内造林和甲烷的捕获，并改善了对于动物内脏的处理方式，同时改善了森林管理，非常有利于环境的整体改善和对动物性燃料的开发和使用。Von Hagen和Burnett[5]将森林抵减项目分为两类，土地管理改善型和土地产出型抵减项目，土地管理改善型抵减项目增加了森林对温室气体的吸收，而土地产出型抵减项目可以替代化石性燃料而减少人类的碳足迹。 本文将从CCX的交易设计和更迭出发，分析美国在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设计上的立场和观点。
三、芝加哥气候交易市场设计以及农林抵减项目参与的市场安排
（一）芝加哥气候交易市场设计简介
芝加哥气候交易市场涉及美国50个州的主要企业和金融机构，还涵盖了8个加拿大区和16个国家机构。交易所确定的排放基准线为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此排放限值仅相当于欧盟碳交易市场减排基准量的三分之一。CCX的交易机制建立在“限额与贸易”的基础上，以排放抵减项目作为市场排放指标的供应补充。CCX采取会员制，会员签署承诺书并积极承担减排责任，通过自身的技术改进或者在芝加哥气候交易市场购买排放指标的方式实现其承诺。
减排基准期的确定基于两种方法：一是根据会员1998-2001年的平均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作为参照指标，二是以200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准排放量指标。CCX制定的温室气体减排总体计划为：2003-2006年为第一阶段，以1998-2001年这三年的平均减排量为基准，要求会员至少每年减排1%，至2006年相对于基准指标至少减少4%；2006-2010年为第二阶段，以2003年的排放量为基准，要求会员到2010年实现排放量较基准年份至少减少6%。参与第一阶段减排的会员采用第一种方法确定排放基准线，第二阶段的会员可自由选择其一以确定排放基准。若会员超额完成其减排任务，则可将多余的减排指标卖出或储存，而未能达到减排目标的会员，则需相应地购买差额排放指标。抵减项目的引入为市场提供了可供交易的排放指标，项目共涉及15 000个农场主、牧场主和林场主，土地面积达到2 500万公顷，交易直到2010年7月CCX及其子公司被美国ICE（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收购为止[6]。见表1。
（二）可参与CCX交易的温室气体抵减项目的类型
CCX规定了可以参与温室气体抵减项目的类型涵盖了9大类，分别涉及到了农业和林业的生产过程，均属于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对农业实施大幅度支持和保护的发达经济体而言，项目的引入进一步提高了对农业和林业生产的支持力度。见表2。
（三）森林抵减项目的参与作为CCX抵减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CCX的碳金融合约CFI（Chicago Financial Instrument）交易标的分为两类，即交易所配额和可交易抵消信用。配额由交易所依据每个会员的减排基准和减排时间表配给，而可交易抵消信用则需要基于合格的碳抵减项目产生。
即使在2010年7月初，CCX的母公司被亚特兰大的洲际交易所以6.2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后[7]，2011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宣布在业已达成的议定书基础上推出了芝加哥气候交换抵减登记项目[8]。森林碳汇抵减项目的参与需要得到CCX抵减委员会或CCX森林委员会的批准[9]，显示出CCX对森林碳汇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视，以及未来利用森林对温室气体的吸收作用作为履行温室减排承诺的功能将得到充分挖掘。
在经CCX批准有审核验证资格的49家公司中，在10个不同类型抵减项目的审核上各有专长，其中12家公司有森林碳汇抵减项目的审核和验证资格，它们是：环境服务公司、第一环境公司、拉森和麦高文公司、美国全国卫生基金国际、雨林联盟公司、作物保险、环保服务公司、科学认证体系、德克萨斯森林服务、戴维树木（即城市林业研究所）、南德意志工业服务有限公司、温洛克国际[10]。
其中有两家中国公司获得认证资格，即中环联合认证中心——环保部环境认证中心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这两家机构均可从事能源效率和新能源项目的认证和审核，而且中环联合认证中心还可以进行煤矿瓦斯收集和燃烧项目的认证和审核，但是这两家中国机构均未获得森林抵减项目的认证资格[10]。
（四）可获得排放额度的森林项目类型
CCX设计的以森林参与的交易机制为林地所有人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并可对实施了良好可持续森林管理行为实行奖励，从而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CCX开发了简洁的标准化的碳金融工具合约，服务于通过森林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项目。与森林相关的三类项目可获得CCX签发的CFI，即造林项目、可持续性森林管理项目和森林保护项目；对于该三类项目的交易分别受到三大法规，即《CCX造林项目议定书》、《CCX长期木制品碳计量议定书》、《CCX可持续性森林管理议定书》的约束和管辖。
（五）独特的林产品碳汇报告制度
CCX针对森林伐材在使用过程中碳汇损耗随时间变化的现象，对其碳汇损耗的计算和分配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管辖方式根据成员的类型差异而略有不同，第一类是林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型成员，第二类是参与CCX市场交易的碳抵减额度供应集团型成员。对于前者在销售产品的同时就将林木产品基于碳汇的权利一并转移给了消费方，消费方对于林木产品的消费方式负有报告的责任，根据产品消费方式差异计算所得的排放额度归消费方所有；对于后者，碳抵减额度供应商对林木产品的消费方式负有跟踪和定期报告的责任，并且享有林木产品碳汇抵减所产生的相应排放额度[11]。总部位于美国蒙大拿州比尤特的国家碳抵减联盟作为CCX最大的一家碳抵减额度供应集团汇集了美国7家非盈利性机构，在过去的时间内其广泛参与了CCX温室气体抵减的市场化交易[12]。
第一类参与CCX市场交易的林木产品生产和销售型成员需要对以下产品定期进行碳汇状况报告，内容包括软木木材、单层板材、集成板材、木质接头、硬质木材、软木胶合板、欧松板、非结构板（包括硬木贴面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硬纸板绝缘板、纸）。
（六）森林抵减项目的风险防范
参与交易的抵减项目在每年获审核验证的额度中需要留存20%的额度加入森林碳储备库账户中，以便当项目遭遇巨大灾害时，可以使用其在森林碳储备库中留存的森林碳信用额度来弥补所承诺的交易量之不足，最大使用额度为当年森林项目审核后的账户最大余额。
四、CCX交易近况回顾及森林的参与
2009年森林碳汇项目的交易占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交易量的12.8%，列所有交易品种的第三位；交易量最大的两类分别是农地碳汇和分配配额，各占抵减项目指标的38.14%和33.37%；其次，排名第四和第五的分别为占比达7.05%和6.43%的垃圾填埋和农业沼气利用项目；交易加权价格最高为农业沼气项目，达到122美元/CFI，最低价格是分配配额交易项目仅16美元/CFI；CCX全年交易项目共100个，交易总量达到40 543个CFI单位。
2010年，全年交易量达到604 113个CFI单位，是2009年的13.9倍，主要源于各类抵减项目在碳储备库账户中留存配额的集中上市交易，该部分投放到市场上的排放配额指标占比高达97%，导致市场价格急剧下降。尽管农业沼气的交易加权价格较高，达到了436美元/CFI，但是交易量的占比仅为0.05%。交易量排名前两位的为农地碳汇和垃圾填埋处理两类，交易量分别达到了7 012个CFI单位和4 820个CFI单位。
2011年，58个项目共成交了8 070个CFI单位；分配配额和垃圾填埋的交易比例分别达到了74.94%和19.94%。加权平均交易价格最高的有机废物处理项目，价格为275美元/CFI。
2012年，交易项目共17个，全年CFI交易总量达到10 553个单位，较2010年下降了98%，下降幅度巨大。煤矿瓦斯、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的交易占比分别为59.16%、28.30%和12.32%。市场普遍出现价格冻结的迹象，加权交易价格仅为10美元/CFI。见表3。
自2009年起美国农地碳汇项目、森林碳汇项目和农业沼气项目的交易占比急剧下降，分别从2009年的38.14%、12.8%和6.43%急剧下降至2010年的几乎为0。2009年森林抵减项目24个，CIF交易量达到5 190单位，占比为12.8%，加权平均交易价格为0.76美元/CO2e 。随之各项指标急剧下滑，2010年森林抵减项目17个，CIF交易量达到528单位，占比为0.09%，加权平均交易价格为0.97美元/CO2e。2011年森林抵减项目数降到10个，CIF交易量达到140单位，占比为1.73%，加权平均交易价格为1.51美元/CO2e；2012年该类交易完全终止。对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各项政策和法规不明确，致使涉农和涉林项目的占比急剧萎缩。
CCX使用公式法和实地勘测法，按照其森林碳汇计量的不同划分为10个区域，即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得岛州、西弗吉尼亚州、佛蒙特州为东北区；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辛州为北部大湖区；爱荷华州、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为北部草原区；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为西北部沿太平洋以东区；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为西北部沿太平洋以西；加利福尼亚州为西南部沿太平洋；爱达荷州、蒙大拿州为落基山脉以北区；阿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犹他州、怀俄明州为落基山脉以南区；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俄克拉荷马州、田纳西州、得克萨斯州为中南部区；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为东南部区。
参与CCX交易的美国主要林产品生产商共六家，分别是：阿比堤纸业、国际纸业、卡尔波纸业、米德维实伟克公司、尼纳纸业和大陆纸业。
CCX交易价格与其他碳交易市场如欧洲气候交易所和区域温室气体倡议的交易价格相比，2005年CCX的交易量仅相当于欧洲气候交易所的0.3%，尽管2009年该比例提高至0.9%，却仍然不及区域温室气体倡议2009年交易量的8%；CCX交易所的价格就是在最高峰期间，其交易的价格均远远低于其他市场，尤其是在2010年后，CCX的交易价格急剧下跌至0.10美元/ CO2e，而同期欧洲气候交易所及区域温室气体倡议下的交易价格分别为17美元/ CO2e和2.07美元/ CO2e。见表4。
美国农林抵减排放占碳排放的比例维持在14%左右。以1990年到2007年的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数据和农林作为碳吸收源的数据资料来看，农林项目吸收二氧化碳的比例一直在10%～15%左右波动，反映出农林的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在美国的减排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森林碳吸收在其中更是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除2000年该比例跌至7.3%外，其他年份的占比均在10%～13%间波动，即森林碳吸收在农林碳吸收中的作用一直比较明显，故美国温室气体减排中森林对温室气体的吸收一直具有重要作用。见表5。
五、农林抵减项目在美国温室减排中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环境友好型、能源节约型、创新型的农林生产项目的普遍推进，对美国温室气体减排具有一定的贡献，它是美国在开发和利用新清洁能源，提高传统能源使用效率以应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巨大压力下，根据自身实际，对温室气体减排作出的制度性创新，该制度性安排有可能深入地影响到未来全球层面温室气体减排的制度设计[14]。美国向来以国内法的实施作为全球化推进的制度预演，从而为自身在未来气候谈判中或环境合作中获得相应的领导地位做前期的实验和制度预演。故研究美国当前的气候制度的更迭及其原因，美国国内制度的改革和优化过程的可操作性，其合理的合乎实际的机制安排，对于我国参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大国间的合作，理解和把握全球化下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机制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法律层面的可能性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院所公布的第110届美国参众两院提请审议的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法案达16项之多[15]，但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任何一项法案均未获得参众两院的一致通过而上升为国家法律，在美国区域和地方的温室气体减排实践中，创新型排放空间的交易机制正陆续建立并不断在实践中完善。纵观2007年所提起审议的相关法案，研究发现，有多部法案涉及使用抵减项目应对温室气体减排，例如 2007年12月5日提起的《美国气候安全法案》，这一“两党”法案以11票对8票的投票结果获参议院环境和公共事务委员会通过并被提交至整个参议院，成为美国第一部在议会委员会层面得到通过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法案[16]。该法案就碳捕获及国内外抵减项目合计在交易中的最大占比设定为25%；《低碳经济法案》对国内抵减项目使用比例无限制，但是从国际购买的抵减项目最大占比3%；《气候责任和创新法案》对碳捕获及国内外抵减交易合计占比限定为15%。故从法律层面上，美国的农林项目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抵减安排是有法律依据的，一旦法案通过则为农林抵减项目确定了合法的地位。见表6。
美国历来鼓励并实际大量使用原木在其建筑施工领域，其自身所生产的和进口的木材被制作成房屋，以及房屋中橱柜、木门、家具、楼梯、栅栏等的比例相对较大，如果按照HWP 的碳抵减安排的设想，则其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量地使用木材作为薪材燃烧以及被加工成快速消耗的林产品而言，如纸张或纸板等，其国内碳元素明显被储存了下来，对于抵减其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将更明显。
美国由于自身在森林管理上的认证优势，现在全球的7家森林认证机构全部来自美国。这些机构将美国的林业生产管理体系以及林木产品的标示体系在全球推广，在未来的森林碳汇交易中其森林管理认证体系上的优势更加明显。认证的过程就是将管理的理念和管理的模式及其森林管理的模式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的过程，这样对于未来的森林碳汇的核算则不仅掌握了本国的资源状况，也摸清了其他潜在竞争对手的状况，在未来的谈判中会处于明显的优势。
（三）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正在开展的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属于自愿易，天津碳排放交易所就借鉴了美国CCX设计的原则和模式。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强调对自身发展的重要关注无可厚非，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在未改变能源使用模式的条件下势必带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由于我国在排放权交易制度上尚未引入强制性减排机制，故自愿减排交易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有限，而目前我国参与温室减排交易的各方，基本上出于公益目的或提高企业的美誉度之需要，同时期待在参与交易过程中积累经验，学习并掌握相关金融衍生品交易流程，属于企业自我知识积累完善之需求。但是，基于对美国CCX交易体系运作和更迭的事实研究表明，没有一个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减排目标，即使制度设计得非常完美，其排放权自愿交易市场的减排作用和生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如何使设计完美的交易制度发挥实际效果，我国政府需要在创建强制性碳交易市场方面更加积极主动，要迫使企业改进农林生产方式，优化农林生产过程中以及产出品的碳吸收能力；深入开展森林生态效益评估和森林碳汇的增汇、计量与监测工作；逐步建立和优化以科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的支撑体系，从而更好地为我国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服务，争取在关键领域拥有话语权和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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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温室气体；低碳；污水系统；碳尺；节能减排；
前言
开展污水和污泥处理系统低碳技术研究, 目的是在我国污水处理工作向中小城镇快速推进时, 在排水规划、工艺技术选择方面, 不仅仅关注工程造价, 也不仅仅采取包含运行费用后的全寿命方案比较, 而应在更高层次上关注低碳技术的研发。近期应特别关注污水系统碳排放指标研究, 在方案选择中注重污水输送、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的全过程整体性考虑; 注重分析污水输送的方式, 工艺技术的原位排放和异位排放, 污泥处理过程的能源资源回收;注重分析低碳运行指标; 采用碳尺进行方案比较, 推动我国低碳污水系统的建立和发展, 使城镇污水系统的建设运行实现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目标。
一、污水输送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分析
在污水输送过程中, 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主要途径是排水管道厌氧环境产生 CH4, 间接排放则包括污水提升所用电耗等。有研究表明, 污水在压力管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 产生的 CH4 量越大, 管道的管径越大, 产生的 CH4量越大,压力管道中的 CH4浓度接近甚至超过标准状态下CH4的饱和浓度 22mg/ L, 这些溶解于污水中的 CH4, 通过放气阀、有压流转换为重力流或者进入污水处理厂后, 释放到空气中。
二、污水、污泥处理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研究
1、温室气体排放途径。污水处理是温室气体的主要分散排放源之一。就污染物去除过程而言, 主要产生 CO2、CH 4 和 N2 O, 对能量供给过程来说, 发电、燃料生产会排放 CO2。按照温室气体产生位置划分, 污水处理的温室气体可分为原位排放和异位排放两种类型。原位排放是指污水和污泥处理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 异位排放主要是指污水处理厂现场消耗的电能、燃料和化学物质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 除此以外, 还包括尾水排放至自然水体中污染物降解产生的温室气体, 以及污泥运输和处置过程排放的温室气体。但因缺乏 N2O 排放的准确数据, 现有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研究主要集中在 CO2和 CH4排放方面。
2、污水处理过程温室气体的排放。污水处理过程涉及到的温室气体产生环节较多,需要限定的边界条件也很多。对好氧工艺而言, 其碳排放量与工艺泥龄和进水 BODu浓度均呈正相关。比较好氧和厌氧工艺, 在进水 BODu浓度小于 300 mg/ L 时,由于厌氧工艺可回收利用的 CH4对碳排放的削减不足以抵消其处理出水中溶解的 CH4 量, 此时, 三种好氧工艺的碳排放量均低于厌氧工艺。当进水BODu 浓度超过 300 mg / L , 厌氧工艺通过回收沼气, 一方面可减少 CH4排放, 另一方面降低化石燃料消耗, 使处理过程的碳排放少于好氧工艺, 此时,进水 BODu越高, 厌氧工艺的优势越明显。
3、污泥处理过程温室气体的排放。污水中的有机碳有相当部分转移到污泥中, 计算和评估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已成为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污水处理厂削减碳排放和评价项目长期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力浓缩、气浮浓缩和离心浓缩 3 种浓缩工艺中, 离心浓缩的碳排放量最大, 气浮浓缩次之, 重力浓缩最少; 通过回收厌氧消化过程产生的沼气, 厌氧消化反而降低了碳排放量; 在板框压滤、离心脱水和带式压滤等 3 种机械脱水技术中, 碳排放总量从高到低次序依次为: 带式压滤板、离心脱水和板框压滤; 对焚烧/ 熔融技术来说, 沸腾炉的碳排放量最高, 流化炉次之, 熔融最低。由此可见, 污泥厌氧消化过程的沼气回收对减少污泥处理处置过程的碳排放量贡献较大。
三、温室气体减排途径分析研究
1、树立低碳规划理念。污水系统规划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选择排水体制和处理模式, 实际规划中应在综合考虑城市规模和布局、受纳水置、环境容量等因素的基础上, 评估不同方案并统筹考虑污水再生利用和污泥资源利用的方向和规模。显然, 就污水收集系统而言, 采用分散处理的方案, 既有利于污水的再生回用, 又可降低污水长距离输送过程中的能耗和 CH4排放。
2、选择低碳水处理技术。（1）选择生物处理降低药剂用量。在污水生物处理中, 药剂消耗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超过污水处理厂排放总量的 50% , 是生物处理原位排放量的 2倍, 是电力消耗排放量的 4 倍。而化学处理往往需要消耗比生物处理更多的药剂, 药剂制备和运输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更多, 因此, 生物处理比化学处理更低碳。（2）选择节碳工艺减少外加碳源。选择节碳工艺, 避免外加碳源, 是减少生物处理过程碳排放的关键。短程硝化反硝化和反硝化脱氮除磷技术是两种广受关注的节碳工艺。短程硝化反硝化是通过创造亚硝酸菌优势生长条件, 将氨氮氧化稳定控制在亚硝化阶段, 使亚硝酸盐氮成为硝化的终产物和反硝化的电子受体, 短程硝化反硝化技术可节约 25%左右的需氧量和 40%左右的碳源, 减少 50%左右的污泥量; 反硝化脱氮除磷是利用反硝化聚磷菌在缺氧状态下以硝酸盐为电子受体, 同时完成过量吸磷和反硝化脱氮过程, 可节省 30%左右的需氧量和 50%左右的碳源, 减少 50%左右的污泥产量。（3）高浓度污水可选择厌氧工艺。污水厌氧反应产生 CH4的量随着进水有机物浓度的增大而增大, 污水浓度越高, 采用厌氧处理所回收的沼气越多, 经过收集利用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越大,当减碳量足以抵消厌氧处理出水中溶解的 CH4量时, 厌氧处理技术较好氧技术更低碳。
3、关注污泥处理处置能源回收。（1）选择厌氧消化回收能源。在污泥处理方面, 厌氧消化是一种较为低碳的污泥处理技术, 在生物降解有机物质的同时回收沼气, 实现污泥能源回收。沼气可以用于发电和加热, 沼气发电可补充污水处理厂 20%～ 30% 的电耗, 发电过程还可从内燃机热回收系统回收 40%～ 50% 的能量。（2）避免污泥填埋降低碳排放量。污泥填埋不仅占用大面积土地, 且填埋过程会产生大量无法有效收集的 CH4, 在污泥处置中属于高碳排放工艺。因此, 在工艺选择时应避免采用填埋。
4、加强低碳运行措施。（1）提高收集输送系统的有效性。排水管道的作用是将污染物输送至污水处理厂, 因此必须提高输送系统的效率。管道淤积将增加 CH4的产生, 而管道渗漏将影响污水管道的污染物输送能力。因此, 建立日常养护制度, 借鉴国外先进养护技术和修复技术, 减少管道污染物沉积量和渗漏量是污水收集系统低碳运行的关键。（2）改善曝气处理过程的精确性。污水处理厂的各种能耗中, 曝气系统日常运行的能量消耗中占40% ～ 50% , 曝气系统的节能效果直接决定污水处理厂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精确曝气系统是对污水处理过程的精细化控制, 能够实现按需曝气、降低电能消耗、稳定生化环境等功能。以上海桃浦污水处理厂为例, 通过在 3 组生化处理单元中, 选择一组作为试验池（2 万 m3/ d）进行精确曝气控制试验, 连续监测数据表明, 曝气量可节约 30. 51% 左右。
关键词：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强制减排；碳补偿；减排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4；F205
一、当前政策导向
从目前国际上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的实践来看，利用市场手段并付诸相对严格的规制激励机制促进减排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作为《京都议定书》下非附件Ⅰ国家，中国境内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国际上，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主要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问题。《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年末到期，而德班大会是到期前的最后一轮气候谈判。在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坚决抵制下，德班会谈尽管没能彻底挽救《京都议定书》，但使其得以延续到2013年。会议决定，《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要在2012年卡塔尔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正式被批准，并于2013年开始实施。虽然存在变数，但从历次会谈来看，“拖而不废”是美、日、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主体策略。
此外，此次会谈有两个亮点：一是《京都议定书》内附件I国家承诺2012年5月份提出量化减排目标；二是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首次公开提出可以就2020年后中国承担限排义务进行谈判。当然，关于中国参加2020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解振华提出谈判的前提是要满足五项条件。一是必须有《京都议定书》和第二承诺期；二是发达国家要兑现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和2020年前每年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建立监督和执行机制；三是落实技术转让、透明度和能力建设，并建立相应的机制；四是加快对各国兑现承诺、落实行动情况进行评估；五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的原则，中国将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
在德班会谈之前，国家密集出台低碳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的相关规定和文件。2011年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 的目标；2011年1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白皮书》中明确提出：“通过规范自愿减排交易和排放权交易试点，完善碳排放交易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跨省区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2011年11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武汉）、广东、深圳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上述政策的密集出台表明中国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构建正式启动。
从上述国际与国内的最新动态分析，一个较为清晰的时间表已初具形态。2020年左右中国应该建成一个满足全国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统一市场，各省市还有8年的时间进行区域碳市场的构建。
二、碳减排市场的建设发展顺序
（一）先东部、后西部，先地方、后全国
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先东部、后西部，先地方、后全国，这一顺序是中国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必须把握的步骤，也是目前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方向。中国目前低碳减排的总体目标可概括为：“4045”和“1217”，即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可以看作是两个阶段性目标。从目前国家公布的7省市低碳交易市场试点省市来看，也基本上体现了“先东部”的原则。这一时间和空间战略充分考虑了不同区域在减排成本、产业结构、能源依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通过时间和市场两个维度来进行拉平，这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经济体发展低碳所遵循的适应性原则。
对中西部省市而言，这一制度安排将成为吸引产业进入、利用发达沿海城市工业资金、技术的一种巨大引力。对具有很大减排潜力的能源大省而言，减排带来的收益和吸引力也将使其成为低成本工业生产的基地。其发展结果是：在较低成本下实现产业升级与重构。而这种制度事实上为许多能源大省提供了一种政策主导下的市场支付手段，有助于帮助其进行节能减排，同时也解决了这些经济相对滞后省市节能减排所需之资金。
此外，在东部沿海城市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也能为日后西部省市建设相关市场提供规制与操作经验，最终目标是建设成一个完全的可自由流动的碳资产交易市场。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要切实把握市场推进的步骤。由于各地在减排成本、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客观差异，且这种差异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因此，不应该也不能急于建设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应根据各地在碳排放强度、减排边际成本趋同后才可以考虑区域市场的对接。
（二）先工业、后农业，先配额、后补偿
从大的产业层面来看，主张先工业、后农业的顺序。一方面，在现阶段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建筑、交通、各种工业生产活动、化石能源使用等领域，工业领域强制减碳势在必行。此外，这一顺序是由中国内外经济环境所决定的，毕竟出口导向型战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而为了应对低碳标准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工业领域的强制减碳不可迟缓。
从减排的强制性角度，主张后农业，但并非说农业不减排。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6）的相关报告，畜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占全球总排放的18%，超过全球交通运输业的排放总量。然而，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都将农业强制减排滞后，原因主要是满足农业减排的适应性。即使发展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因此农业应该以自愿减排为主。当然，这种自愿是相对于强制而言，并不代表没有市场激励。
那么如何为农业减排提供市场激励？一句话，工业碳配额、农业碳补偿，工业强制减排、农业自愿减排。这既满足适应性原则，又满足民生原则，而且与先配额、后补偿原则也是一致的。
“先配额、后补偿”指的是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中，要嵌入碳补偿市场。碳配额是由强制减排规划体系创造的，其基础是针对某个或某几个行业进行总量限制。而碳补偿是强制减排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内企业进行自愿减排（碳补偿），并允许这些减排量进入到强制减排交易市场中。在这种机制下，总量限制的行业内部会因为不同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而出现优胜劣汰现象。而总量限制以外行业的企业也会找到通过减排增加其利润的方式，并通过市场手段激励那些非强制减排行业主动减排。
三、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构建的关键条件
在此提到的区域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几个省（直辖市）组成的减排合作区域，例如，北京、天津与河北三省市之间形成的区域合作减排。二是在一个省范围内建设碳减排交易市场，省辖各市作为独立的减排主体参与到减排合作中。对于第一种情况，要充分考虑参与合作减排的各省在距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一般而言，在产业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的相邻省份组建区域减排合作框架，能够有效地降低减排的边际成本。对于第二种情况，各市如果在产业结构或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减排的福利经济效果也会比较明显。为保证区域减排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避免价格的大幅起落，需要就市场构建的几个关键点进行针对性设计。
（一）激励性规制机制
激励性规制机制或政策是指：必须使参与到区域合作减排的主体有激励参与并主动进行减排。这就需要从市场和行政两方面着手进行相应的政策设计，即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区域内参与主体的减排边际成本；通过相应的财政手段和市场规划手段引导企业积极进行减排，例如，政府设立专项减排资金用于减排项目的启动，也可以辅助其他手段，如，完成当年减排任务的企业可取得供电的优先权等等。
（二）市场流动性创造
通过对区域内某一特定行业实行排放总量限制以创造出具有稀缺性的减排额度，并进而通过证券化以形成碳金融工具（CFI），同时构建二级市场以增加此金融工具的流动性。依托现有的环境交易所构建碳金融工具拍卖交易平台，在提高碳金融工具交易价格透明度的同时，方便区域内政府对总量的控制和减排进度的管理。碳减排交易市场能否有效且持续，除了政府提供有效的规制措施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就是：市场要能够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即市场自身的流动性创造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碳减排交易的二级市场，即创新性地使用碳金融工具（CFI）。也就是说，对碳减排额度要进行证券化，并使其能够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
此外，为了增加市场交易的流动性与参与的广泛性，交易体系主要针对某个行业制订强制减排规划，而对行业外企业则通过市场交易来激励其进行减排。这样，整个体系按市场参与主体是否有减排义务，又分为强制性减排交易市场和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三）价格传导敏感性
价格传导敏感性是指：市场的碳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要能切实反映出减排的边际成本，即碳金融市场的交易价格能够作为企业是否进行减排决策的一个市场信号。同时，这一信号也能反映出区域内减排主体的减排边际成本。如果交易价格上升，说明区域内企业的减排边际成本在上升，相应地，在减排规制措施方面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增加区域内配额的供给或增加财政支持力度）；如果交易价格下降，或表明区域内企业的减排边际成本在下降，或者是区域内发放的减排配额过剩。而要获得价格传导的敏感性，也需要构建二级市场，通过二级市场的交易来提供动态价格信息。碳排放权一级市场是相关市场参与者获得碳排放配额的市场。有减排义务的企业可以从一级市场上免费获得或者通过竞拍获得碳排放配额，也可以通过参与项目获得经过法定部门核准的额度当量。
碳排放权二级市场也被称为流通市场，是实现碳排放权优化配置的关键环节，是市场参与者对碳排放配额或碳金融工具进行买卖的市场。对于持有多余碳排放权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将其出售，对于碳排放权短缺的市场参与者可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
（四）交易体系诱发产业结构升级
碳减排交易体系建立的基础是针对某个重点行业进行总量限制，并允许该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企业进行自主减排，并允许其将自愿减排的额度（碳补偿）拿到市场进行交易。在这种机制下，总量限制的行业内部会因为不同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而出现优胜劣汰现象。而总量限制以外行业的企业也会找到通过减排增加其利润的方式。这两种情况都必然会提升行业的集中度、生产效率以及行业内企业在国内分工中的地位。
四、促进企业减排能力建设
中国区域减排市场的构建必须考虑民生原则、企业减排适应性与能力建设并重的原则。鉴于此，笔者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一）强制减排行业的选择与减排情景设定
在现有的交易机制条件下，国内区域减排交易市场应该主要采取总量管制下的排放交易（cap-and-trade）。在该体系下，管理者设置排放量上限，受该体系管辖的所有企业排放总量不得超过该上限，每个企业将分配得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额度。如果企业实际排放量超过该额度，需到市场上购买在数量上等于两者差额的排放许可额度。在这种制度下，强制减排行业的选择以及减排情景的设定直接关系到区域内承担强制减排任务企业的减排成本。
对于强制减排行业的选择，不能单纯从历史排放原则出发，仅考虑碳排放强度指标，应该同时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该行业转嫁减排成本的能力（在终端产品市场上的定价势力）；（2）从经济上和技术上来看，该行业进行减排的可行程度（考察行业利润指标）；（3）该行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程度；（4）是否会影响到保证能源供应安全的投资；（5）行业基准线易测定原则（存在成熟的方法学），优先选择有成熟CDM案例的行业。在这几个原则框架下选择强制减排行业，目标是有能力行业率先大幅减排，给那些应该大幅减排但减排能力尚不足的行业一段适应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强制减排行业的选择与减排情景的设定异曲同工。
对于减排情景的设定，主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让区域内排放实体充分适应。同时，要通过科学的计算，重点解决如下两个问题：（1）相对于基准方案，模拟不同碳减排率下各部门（行业）能源服务需求相对下降率；（2）在不同预先设定减排方案（减排比率）下，模拟不同减排情境下的GDP损失率，进而估计GDP损失函数。在此基础上，模拟出一个全局最优的年度减排率，而这个减排率能为年度减排总量的设置，进而年度配额计划的确定提供一个宏观的科学的测算基础。
（二）碳补偿市场嵌入
碳补偿市场嵌入的目的在于降低强制减排行业的减排成本。同时，通过市场手段激励那些非强制减排行业选择主动减排，从而实现全局最优。在总量管制下的排放交易机制下（cap-and-trade），一般允许减排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来自强制减排体系以外、产生于项目市场的碳补偿额度来履约（此碳补偿额度基于信用基准模式，即Baseline-and-Credit机制）。例如，总量管制下的排放交易机制下，承担强制减排任务的一个企业（比如火力发电企业）需履行强制减排义务。如果没有碳补偿市场，该企业就需要通过购买其他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企业的排放额度、限产或技术替代的方式来进行减排，这三种履约方式的成本都相对较高。如果允许其购买碳补偿且都来自具有额外性的项目，那么这种履约方式能够大大降低强制减排实体的减排成本。图1较为直观地展示了碳补偿市场的嵌入如何有效地降低强制减排行业的减排边际成本。此外，碳补偿市场的存在还能够有效地增加减排额度交易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保证额度交易价格的平滑性。
Ac是强制减排市场总量；Au是自愿减排市场总量（碳补偿量）；Ac与Au的大小取决于强制减排市场边际成本曲线MACc与自愿减排市场MACu的位置关系。如果没有碳补偿市场，那么强制减排市场的减排总成本为（A+B+C）。而如果嵌入碳补偿市场，在相同的总减排量下，成本为(A+B)。其中，E是碳补偿市场卖方所得利润π；F是强制减排市场内，买方企业因价格下降而所得收益。
（三）政府减排资金补贴
目前，对于中国区域碳减排实践，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是要政府提供减排启动资金，这也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促进企业减排能力建设的指引。当前，需要探讨减排财政资金的提供机制、渠道和实施方法。具体而言，需要设计出满足激励相容、可自我实施的减排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制度，使辖区内企业有激励在减排财政资金的引导下，进行可观测、可计量、经过核证的减排，其根本目标是促进企业减排能力建设，实现发展前提下的减排。
据此，本文建议设立专门的低碳发展财政支持基金，基金的使用和分配按市场化进行操作，分别设计低碳发展财政基金使用的事前与事后制度安排，实现对企业低碳减排进行事前和事后两种管理。事前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从低碳基金中分拨出相应的资金主要用于企业进行减排项目研发，促进企业减排的能力建设；而事后制度设计的重点在于利用财政基金辅助市场手段诱导企业进行持续减排。通过事前与事后两种资金使用机制，可使企业进行自主选择，并据此对辖区内企业的减排动机、减排类型进行区分，企业自行“对号入座”，从而满足制度的激励相容。两种制度安排都强调资金使用的市场化，事前事后两种机制相互补充，事前资金引导、事后资金补贴，一方面促进能力建设，一方面促进持续减排。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可在一个政策实施周期内基本上确定各行业的减排基准线，从而能够更为科学地制定下一周期的减排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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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9.
关键词：节能减排；综合实验；创新性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国家对高能耗企业加强了调控，对环境的污染加强了治理力度，目前随着改革政策的步步深入，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3］。而节能减排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只有节能减排才能为国家带来长久发展的动力。“节能减排”就是指节约能源、节约资源、减少排放、减少污染，在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高校是资源占有和能源消耗的大户，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创建节能减排型校园势在必行，同时也能大大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条件［4］。随着我国对科研及教育投资的增加和高校的扩招，实验内容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增多［5］。经过近几年的实践经验，探索出新的实验教学内容，其中融入了节能减排的最新科研成果，使实验教学内容具有前沿性和挑战性，在增强学生节能减排意识的同时，还能更好地锻炼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6－9］。
1实验内容和安排
实验内容着重强调节能减排观点，并结合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来设计，使实验在灌输节能减排知识的基础上更具有挑战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10－11］。实验选择“以餐厨垃圾为原料固态发酵生产Bt生物农药”作为本科生大四的综合实验内容［12］。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thuringiensis）简称Bt，具有无公害、无残留、不污染环境、选择性强等优点，是目前世界上用途最广、产量最大的微生物农药。但是生物农药受成本限制，难以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根据节能减排观点，从贴合学生生活的角度出发，将学校食堂的餐厨垃圾作为生产生物农药的廉价原料，既节约了生产生物农药的成本，又减少了餐厨垃圾。
1．1实验流程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学生要经历以下几步：一是根据实验目标获取所需信息；二是查阅文献及相关资料设计实验方案；三是学校食堂餐厨垃圾的调研及取样；四是餐厨垃圾的成分分析；五是正交实验设计及固态发酵最佳物料配比研究、固态发酵过程中pH及芽孢数的测定；六是餐厨垃圾生产生物农药成本核算、应用及节能减排程度评价；七是综合整理所获得资料、数据，撰写实验报告，并将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相互讨论交流。全方位地让学生独立经历一遍科研基本素质训练、成本核算，让学生充分认识餐厨垃圾是一种高价值的生物物质资源和宝贵的可再生资源，但由于尚未引起高度重视，处置方法不当，它已成为影响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潜在危险源。餐厨垃圾一方面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另一方面必须对其进行适当处理，才能得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这类垃圾若不进行适当处理，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实验主要针对化学、生物及环境专业大四学生，属于综合实验。每4个学生一组，相互商讨，共同协作完成实验内容。
1．2实验设计的实施
每组学生根据自己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对实验目的、内容的了解，搜集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在综合文献基础上，通过小组讨论拟订实验方案，最后在实验教师的指导下形成“实验方案设计报告”。学生按照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实验过程中遇到问题及时与实验教师沟通，以确保实验的顺利进行。实验过程中，学生要对餐厨垃圾的成分进行分析测定，其中包括总固体、总氮、总磷、还原糖、总碳、钾、钙、钠、镁、铝、铁等含量的测定，这就要求学生要学习并掌握各个成分的测定方法。采用正交实验找到生物农药发酵过程中的最佳物料配比，要求学生能够使用SPSS软件设计出正交方案；发酵过程中pH、芽孢数的监测，要求学生学会平板计数法等。这就使得整个实验的综合性比较强，学生在巩固大学所学到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还学习到很多全新的，甚至跨学科的知识。除此之外，此实验还需要一系列大型仪器的使用才能完成，如餐厨垃圾中离子含量的测定用到了离子色谱、芽孢形态的确定用到了扫描电镜。我校的基础实验平台能够面向学生开放使用，并有专门的仪器负责教师进行指导，确保了实验的顺利实施。
2节能减排融入实验教学的特点
2．1改善高校食堂浪费情况
“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已是广为人知，粮食是人类生存极其重要的一种资源。从高校食堂这一小视角，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浪费现象屡见不鲜，而且浪费惊人。此次实验中，学生对餐厨垃圾进行调查，发现还没到就餐的高峰期，一个收餐盘区就积起了一整盆的剩饭剩菜，随着就餐高峰的来临，收餐盘区积累剩饭剩菜的速度也更快了，平均每层食堂每顿饭就有3～4桶剩饭菜被倒掉，浪费非常严重。站在垃圾桶边目睹这些浪费，学生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不仅从自身做起，还自发地向其他学生推进“光盘行动”，争取做到不浪费。虽然学生做的是一件小事，但对于改善食堂浪费情况、建设节约型校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2提高节能减排意识
当前大学生群体较少主动去了解各种节能减排的知识信息，缺乏节能减排的敏感度，在平时学习和生活中也缺乏对于节能减排的研究创新，较少参与节能减排活动。在校园中开展节能减排相关活动时，学生参与度比较低。把节能减排理念引入实验教学中，设计出一套贴近学生生活的节能减排实验，从实验中认识餐厨垃圾也是一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通过学生自己动手，将餐厨垃圾变废为宝，制成生物农药，不仅可以用于学校植被虫害的防治，还可以就地解决餐厨垃圾，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学生在此过程中大大提高了节能减排意识。
2．3强化理论基础及操作技术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以及后面数据处理和论文撰写方面都用到了很多学过的理论知识，如微生物培养、成分分析测定方法、LC分析原理等，通过本实验，学生对所学的内容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在获得全面训练的学习过程中，巩固理论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操作技术，将所学理论知识和已掌握的实验基本技能运用到实践中。
2．4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
该节能减排实验的设计是在实验室的科研成果上进行转化的，把科研工作的新进展、国际上研究领域的最新内容及时补充到实验教学中，使教学内容得到补充和更新，具有前沿性、挑战性和新颖性。表1及图1—3是学生实验中做出的一些成果。学生看到实验题目就产生好奇，从而积极主动地去查阅相关资料，思考如何去做、去完成实验，并且各种先进大型设备令学生耳目一新。实验整体设计让学生感觉置身于科研工作者的地位去研究课题，使学生从中得到创新思维的训练，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3结语
将节能减排理念融入实验教学内容中，至今已经有3届本科生进行了实验，受到了学生广泛的好评和认可。通过实验，学生的节能减排意识大大增强。节能减排意识不仅仅是一个认知问题，更是对环境所持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让学生通过实验把节能当成非常酷的方式，把环保和节能减排当作是发自内心的感受，使它渗透到生活的每个方面。学生要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将其学有所用，创新提高，为节能减排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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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山东省；排球裁判员；建议
任何一项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教练员、运动员和裁判员的齐心努力，排球运动也是一样。排球裁判员队伍是排球运动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的高低可以影响排球运动的发展。他们掌握着最新的排球运动裁判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教练员的技能训练方法和战术安排。他们为推广、普及、提高排球运动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本文拟从不同的方面对山东省排球裁判队伍建设提出几点建议，加强山东省裁判员队伍的建设与管理，促进山东省排球运动的健康发展。
1 加强山东省排球裁判员的梯队建设
山东省的排球事业在山东省体育局排管中心领导的重视下，呈现健康有序的发展，并且运动水平逐年的提高。男子女子不同年龄段的排球运动技术水平和战术素养都有显著的提高，并且山东省体育局排管中心每年都会组织近十场的省级比赛，为各地市级的排球队伍提供了充足的练兵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排球裁判员作为排球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执哨水平有待进一步的同步发展，特别是要注重排球裁判员的梯队建设，保证排球运动能够更快速的发展。
据有关资料显示：山东省排球裁判员地域分布不均，男女比例失调，老中青年龄结构不合理，平均年龄较大。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1.1 领导重视
排球裁判员的梯队建设需要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制定相关的政策和确保制度的顺利实施。随着排球运动水平的提高，要注重加大经济不发达地区裁判员的培养力度，确保山东省排球运动区域性协调发展。2016年山东省排管中心组织了大规模的排球裁判员学习班，并聘请国际级和经验丰富的国家级排球裁判员授课，可以体现出领导的重视力度。并且组织了国家一级排球裁判员的考试和遴选，将作为一股新鲜的血液注入到山东省的排球队伍中来，充实了排球裁判梯队中根基，为将来新老更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议遴选过程中：（1）优化男女裁判员的比例；（2）考虑排球专业和非专业的比例；（3）注重专业裁判员和非专业裁判员的比例；（4）重视中小学、高校教师和其他机关、企业裁判员的比例。
1.2 年资老代年轻制度的建立
裁判员临场执裁任务完成的好坏，决定了赛事的成功与失败，在这一方面，年资长的裁判员有丰富的经验，年轻的裁判员尚存在一定的差距。第一，建立“帮带”制度。年资长的裁判员一名帮带多名年轻裁判员，针对比赛程序、执哨尺度、裁判手势和执哨经验等问题的指导和引领。第二，裁判级别高且经验丰富的年轻裁判员“帮带”级别相对较低的年轻裁判员，主要从裁判员职责和执哨规则上对年轻裁判员“帮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系统的“帮带”，不断的重复形成良性的循环。不断的提高我省的排球裁判员的业务水平。
2 端正裁判员的执裁动机，加强业务学习，加大考核力度
在参加各种比赛的过程中了解到：我省排球裁判员队伍的执裁动机各不相同，总结如下：（1）兴趣爱好；（2）体现自己的专业素养；（3）体现自己的价值；（4）贡献自己的力量壮大排球裁判员队伍；（5）通过考试获得排球裁判员相应级别，更好的我自己的工作服务等。从马斯洛层次需要的理论来看，通过参加排球裁判的工作满足自己的生理、心理甚至是自己的价值体现，这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名裁判员在执裁的过程中，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责任，对挑选优秀运动员进入更高层的体制中发挥作用的责任；对代表队教练员一个训练阶段训练水平和付出的责任；对我省排球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责任。所以，应该进一步引导端正我省排球裁判员的执哨动机：强化责任因素的重要性，充分调动裁判员的积极性，同时保证裁判工作的高效性和公正性，有效的推动我省排球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熟练地掌握裁判员理论知识是执裁的基础，必须对规则（包括规则的改变）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烂熟于心，执裁的时候才会心中有数，不至于紧张或慌乱，才能合理的发挥。所以加大、加强裁判员的业务学习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我省排管中心领导在每一次的省级比赛之前和每年的裁判员年会中，都会集中学习和考试，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了裁判员对裁判法的熟悉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建议：第一，比赛结束后，要求每一名裁判员提交一份比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通过技术会议的讲解，进一步总结遇到问题的合法的处理程序。第二，鉴于我省大部分裁判员都是在职的体育教师，比赛结束后便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岗位。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对规则的生疏。可以通过在网络上观看比赛录像并做小结提交省排管中心，熟练自己的业务水平。排管中心可以对裁判员参赛次数和总结的次数和优劣进行考核，也可以把次当做推选更高级裁判员培训的依据。同时也可以通过总结裁判员们的经验总结，统一全体裁判员的执哨规范。
3 加强对年轻裁判员的培养，提供执裁比赛的机会，丰富大型比赛经验
年轻裁判员是山东省排球裁判员队伍的基础和根基，只有重视对年轻裁判员的培养，才能合理山东省排球裁判队伍的年龄结构，做到年龄互补，才能够做到梯队建设的良性补充，保证山东省排球裁判员队伍阵容的完整，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建议：第一，为年轻裁判员提供执裁比赛的机会，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我省在此方面为年轻裁判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采取了自愿报名制度，再由排管中心合理安排分批次的锻炼年轻裁判员。实施近半年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充分调动了年轻裁判员的积极性。第二，适当提供大型比赛的锻炼机会，规范裁判流程，提高执哨能力，丰富比赛经验，提高心理素质等。
4 加大对裁判员英语学习的鼓励和培养，提高山东省裁判员的英语水平
由于我省排球裁判员大部分都是在职的体育教师，少许专职的裁判，在英语水平方面，教师裁判员拥有较好的英语基础，但是口语表达方面仍然很欠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制约了自身向更高级的裁判员晋升的机会。我省的排球裁判员国际级裁判凤毛麟角，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语水平有限。针对这一情况来看，裁判员英语水平急需加强，要克服困难加大针对性的培养，为我省排球裁判员国际级裁判候补队伍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5 借鉴国外经验
借鉴国外裁判员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建立专门的联赛裁判员培养管理机构，建立独立的联赛裁判员监督机构，并适时推出职业化、业余化的联赛裁判员双重机制，打造一支作风好、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的高水平排球联赛裁判队伍。
【参考文献】
[1]山东省统计局编.2014 年山东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