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26 14:46:5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现代文明发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现代林业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 科学技术 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 F3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8-0032-01
一、引言
现代林业发展不仅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还能够有力的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为人们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生态文明建设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加强环境保护，还要重视现代林业发展，从而美化环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下面将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二、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遵循规律，重视科学技术的运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建立起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最终形成和谐共生良性状态，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注重采取多种措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其中采取措施促进现代林业发展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策略。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林业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主体，恢复生态环境，治理荒漠化、水土流失等问题，都离不开现代林业建设。建设现代林业能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防风固沙、美化环境，为人们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环境，进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2.现代林业是生态产品生产的主要阵地。由于受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科学技术等方面制约，生态产品存在短缺现象，不能很好的满足人们日常需要。而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加强生态产品建设工作，必须注重采取措施进行造林绿化，加强现代林业体系建设，美化环境，保护周围生态安全，从而推动生态产品生产建设，提高生态产品生产能力，进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动力。
三、推动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
正因为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因而今后在实际工作中，应该认识二者的密切联系。并采取相应措施，推动现代林业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今后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采取相应的对策。
1.重视林业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近年来，在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的努力下，森林保护管理工作不断增强，森林面积出现增加趋势，森林质量也出现稳步提高的情况，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推动了林业的发展，还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城市化进程中，森林破坏，森林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在进行工程建设中，非法占用林地，改变林地用途，破坏森林资源，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影响林地发展，还对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产生阻碍。为此，必须转变这种情况，认识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工作。对建设项目使用的林地，应该严格按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方案进行，严格控制用地规模。对毁林开荒、非法占用林地的行为应该进行严厉的打击，对破坏林地的行为应该责令当事人恢复。扎实推进地方政府林地增长指标年度考核工作，将森林数量的增减、质量升降、管理好坏等纳入目标考核内容，明确各部门责任，确保森林保护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将森林资源保护作为现代林业建设与发展的中心任务，提高森林资源保护水平，有力的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2.加大对现代林业发展的投入。发展现代林业，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因而必须加强政府资金投入，确保生态工程建设配套资金落实到位，从而顺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首先，要建立林业生态建设投入保障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加大对林业生态建设资金投入，并做好预算工作，确保资金稳步增长，满足林业生态建设需要。其次，加大林业基础设施投入。包括林区部门机构、道路建设、饮水设施等建设的资金投入。将林木种苗、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纳入规划建设体系，并在资金上予以倾斜，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最后，建立生态补偿和商品林补贴制度，安排专项资金，促进生态公益林和沿海防护林建设。完善现代林业发展市场体系，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现代林业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3.重视现代林业科学技术运用。加强林业科学技术攻关，着重加大对生态建设、资源高效利用、林业生物产业、林业生物能源等关键技术研究，为现代林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其次，提高科技成果应用水平。建立林业技术推广体系，完善各级推广机构，建立完善的林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为林业更好的发展提供保障。最后，重视林业科技服务平台和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林业实验室、质检中心、新品种测试基地建设。建立林业示范园、示范基地，推动林业科技进行，促进现代林业建设与发展。
4.注重环境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发展林业过程中要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避免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出现。对出现的环境污染也要及时采取措施处理。促进现代林业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四、结束语
总之，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今后在实际工作中，应该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并根据具体工作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重视现代林业发展，从管理、资金投入、科学技术运用、环境保护等方面采取有效对策，有力的促进现代林业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赵树丛.中国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J].国土绿化，2013（7），5-8
[2]丁文恩，魏锦秋.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建设[J].绿色科技，2011（7），167-168
论文摘要:林业不仅是我国一项基础产业,更是一项事关生态环境建设的公益事业。其担负了优促进经济发展和化生态环境的双重使命。简述了发展现代林业与建设生态文明的作用,并对用现代林业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1 引言
生态文明是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新论述,是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后的一个新亮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为其中一项新的要求。林业作为生态建设的主体,在调节人与自然和谐中起到关键和纽带的作用,它不仅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应用现代林业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建设。
2 发展林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
2.1 林业的决定性作用
林业不仅肩负了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和恢复湿地生态系统的使命,还担任了保护和拯救生物多样性、改善和治理荒漠生态系统的职责。被誉为“地球之肺” 、“地球之肾” 、“地球的癌症” 和“地球的免疫系统” 的分别为森林、湿地、荒漠和草原,它们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4个子系统,发挥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的为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经科学研究表明,70%以上的森林和湿地参与了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对生物界与非生物界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林业不管在当前还是在今后,都将是一项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条件。
2.2 林业的推动潜力
森林生态系统由于其自身在运行过程中完全符合了“三R”原则,即降低资源消耗的Reduce原则、重新利用废弃物并使之资源化的Recycle原则、重新建立再循环的Reuse原则。并且森林生态系统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具有可再生性,还具有可降解性。从再生性来看,森林在支持经济发展中,是一项用之不竭的能源资源,被称为第4大能源资源。
2.3 林业的特殊任务
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其中森林生态系统不仅为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其还是最经济的吸碳器。经科学研究表明,森林在光合作用下,其每生长11TI蓄积,就能将1.83t的CO2吸收,同时释放1.62t的O2。当前约有2.48万亿t碳储存于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其中在森林生系统中就有1.15万亿t。只有减少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才能维护全球气候安全。在《京都议定书》中就有明确规定,工业直接减排和森林碳汇间接减排是2条减排途径。森林碳汇减排与工业减排相比,不仅投资少、代价低,且综合效益大,为此,其成为世界各国的基本共识和共同选择,还被列为“巴厘路线图”的一项重要内容。
2.4 生态文明是林业生态建设追求的目标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同时,不仅使林业建设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也给林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全面实施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的过程也即建设现代林业的过程,为此,要用现代林业科技对植树造林的质量和效益进行全面支撑,对森林、湿地、沙漠等生态系统进行建设和保护,以此来提高森林整理质量和综合生产力水平,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奠定基础,最终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3 用现代林业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建设
3.1 遵循自然生态规律
(1)坚持采用生态文明思维,对林业建设与发展进行谋划。
(2)在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中树立生态生产力理念,以此人们协调、保护、适应自然和自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能力有所提高。
(3)在生态合理性平台上对关系到林业建设发展的战略问题、重要决策以及重大项目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索。
(4)在资源和环境可承载与可恢复范闸之内进行森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增加经济总量时杜绝单纯依靠资源投入来实现,避免出现耗竭资源、破坏环境的现象。要以自然生态规律为依据,以保持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
3.2 全方位开展节能降耗,加强碳汇工作力度
(1)建立和完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探索以提高森林资源利用为目的的森林资源管理新模式。
(2)创新技术,大力推广新技术项目以使得木材利用率得以提高。对森林资源使用结构进行积极调整,以使得木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
(3)尽快用新工艺与设备取代落后的工艺与设备,对粗犷型设施要加大对其维护,加大对更新项目的投资。
3.3 壮大林业产业实力
根据工业化、市场化、生态化的要求,并与林业资源利用现状相结合,因地制宜地调整林业经济结构,不断扩展林业发展空间,从而逐渐形成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逐渐转变现代林业经济的增长方式,逐步由资源型林业转向生态型林业。推广林业特色产品的开发,不断扩大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产业的规模,向着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使得资源利用效益得以大大提高。
3.4 培育生态文明观念
要积极开展创建生态文明的活动,并组织开展对森林文化和生态文化工程的建设,要让生态文明观、道德观、政绩观和消费观牢固树立于全社会中,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逐渐形成尊重自然和善待环境的良好习惯。此外,还要积极推广绿色教育的开展、绿色文化的构建、绿色经济的发展和绿色家园的建设,要使全民生态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得到大大提高,要让每个公民都能全身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1] 江泽慧.现代林业[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2] 张国庆.论和谐发展与生态建设[J].安徽农业,2003(1):17~18.
[3] 陈节江.简述我国现代林业发展的内涵[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6):42~43.
这种事故，看来很偶然，但常在北京开车坐车的人都知道，早晚一定会发生，因为除了有警察和电子眼值守的路段，很多人遇上交通拥堵，都会走应急通道，应急通道不通，常见。
更早一些时候，微博和媒体上，对于部分国人过马路时不遵守红绿灯的习惯，也激发了热议，甚至冠之以“中国式过马路”。
此类情况，对于我们中许多人而言，只是细节问题，没什么大不了：没车时不闯红灯是浪费时间，走应急道通常也没什么，会车打远灯已经习惯了，公共场所大声说话是个性……
舆论批评的各种不良习惯和细节，通常认为是违公德，素质不高。其实此种对细节的漠视，一斑而可见全豹，根本是在我们的骨子里，我们离现代文明还距离遥远，我们接受现代文明的观念和训练远远不够。
·1·
当今中国，是享用现代文明成果最丰富的年代，尤其在物质财富和现代生活方式上，史无前例。从衣食住行到精神享受，无一不受惠于现代文明。正是由于现代文明的传播和社会对它们的开放接纳，我们才得以拥有这些人类文明的财富。
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科学理性传统和个人权利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更多理念来自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经验教训形成的共识：人文精神、权利平等、公民意识、法治理念、责任伦理，以及建立在多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等等。而科技进步物质财富的创造，只是现代文明释放的成果而已。
物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文明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乾隆对闹钟和八音盒的喜欢，并没有让大清帝国走向近代文明现代文明。马嘎尔尼使华时，认为那是一个“停滞的帝国”。
自晚清中国社会遭逢外来压力，开始被迫从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转型，从抗拒到有选择接受现代文明的过程，一直没有停止，甚至，在器用方面，如今有许多与其西方老师相比，毫不逊色了。
但是，至今中国社会的转型仍在继续。中国这条高速路上，有行人，骑自行车者，赶毛驴车的，有开拖拉机的，当然，还有风驰电掣的货车和小车，传统的现代的，汇聚混杂在这条路上，有快有慢，但裹挟着都得向前走，都要走向现代社会。这是中国的现实。
经历多少次劫难教训付出巨大牺牲之后，现代文明的理念表面上已经为中国人逐渐接受，“吸纳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已经成为执政党和社会的共识。许多现代文明的理念，也已经逐步转化为制度。我们已经构建起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框架，大到从政府执政理念现代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小到盲道建设应急通道设置，等等。
·2·
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骨子里离现代文明还很远。
中国对现代文明的认知和学习，对现代文明成果的利用，大多是从被迫而主动，西化东渐而来。中国社会对这种带有移植特征的现代文明的接纳，首先遭遇了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抗拒，基础薄弱。中国传统的以皇权宗族和集体主义为内核的价值观与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存在着天然的系统性冲突，相互融合极其艰难，矛盾冲突纠结于那些觉悟者一身。社会几经改造后，现代文明变得在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物质基础较好的地区和大中城市更容易接轨，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更容易被接纳。但在物质基础发展还远远不够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地方，首要的是解决吃饭等生存问题，还很难理解所谓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社会对民众的现代文明教育，远远不够。历史上，类似启蒙教育训练，通常不是被战乱和动荡打断，便是被泛政治化教育取代。前者使社会对现代文明的认知常被打断，不断重复，几无沉淀积累；后者使社会对现代文明的理念和要求，或者流于表面文章，或者作为政治信仰被外力要求根植，一旦外在压力衰减政治信仰破灭，便迅即被机会主义取代，而文明的素养，终不能内化为自觉要求，成为一种社会公认的社会规范。
最近30年来，社会开放，流动性加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的人来到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寻找机会。他们来到与现代文明连接最紧密的地区，大多是以陌生新奇多的眼光看待与自己不同的世界。每个人每个社会组织每级政府都在关心自己的发展速度，没有人关心过这些来自偏远地区的人是否能够适应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他们就像被抛弃在荒原中，完全靠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能渐渐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
毫无疑问，在与现代文明的接轨上，社会严重亏欠他们。不惟这些人，即便是现代大都市中对孩子的教育，有关现代文明的教育训练，也有严重缺失。所以，才有对现代文明的无知和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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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现代文明在古老复杂的中国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开花结果，仅仅是照搬制度，仅仅是宏大叙事，是难以实现的。
转型时期，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也很正常。毕竟，物质文明随着科技发展，很容易实现。而中国向现代是国家转型的过程也是命运多舛，作为后发国家，先贤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也走了许多弯路。最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则走的太快太急，类似囫囵吞枣，几无细嚼慢咽和消化的时间，以至于忘了为什么出发。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从那些先行的现代国家和先贤的教训中汲取养分。现代文明的理念内化，尚未窥门径。
所以，从来就没有根本解决之道。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回到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上，少宏大叙事，脚踏实地，从细微处的教育训练开始，为现代文明立范。待时间流逝，成效方显。
从具体问题解决入手，也就是从细节入手，具有多重意义。
社会由具体的人和事构成，个体的成长才有社会的发展。所以，细节是观察文明的基础，也是文明的表征。任何细微的行为，都可能观察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现代管理学上常说细节决定成败，这与我们“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的古老智慧是一样的。没有细节的变化，细微进步的累积，每个人依然故我，在现代问题。我们期待的大变化便不会展开，更不会到来。
关注细节，并非本末倒置，对文明细节的要求，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现代文明的训练和融入过程。中国从一个传统国家被卷入现代化潮流而最终主动追求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过去的传统诸多地方与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相左，或者不合时宜了，没有教育训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文明现代国家。
现代文明素养的缺乏，不完全是民众的问题，更有政府、社会的问题。如前所述，这些年来，我们习惯于通过泛政治化的运动，对公众进行灌输，运动一完，便如风过，满地狼藉之外，核心要义束之高阁。所以即便这种理念已经转化成制度，但公众仍有意无意地漠然视之。究其原因，一是以运动式的灌输取代了对民众现代文明常识的基础教育和常规训练，二是制度矫正不规范，对违反这种规则的惩罚充满随意性，其实惩罚也是一种有效的常识教育和训练。
所以，现代文明理念要从纸上口头的宣示，转化为人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必须经过训练教育，逐渐让这些观念内化为自觉的追求，然后通过制度来矫正。
酒驾入刑，便是教育和矫正的典型案例。虽然如今依然有人会酒后驾车，但严厉的惩罚制度，却让许多人放弃了酒后驾车。相信假以时日，酒后不驾车，会成为普遍的认知，会被视为一种文明的行为。文明素养的形成，除了教育，社会成员之间的模仿和相互影响也很重要。
这是一种启蒙，也是一种补课。不补上这一课，或许我们与现代文明将永远隔着一层窗户纸。
1985年，我从乡下第一次坐火车到北京上大学，在天津西站换车。在候车室里，跟同行伙伴玩闹，我像在乡下家里一样，手扶椅子背，从这边的椅子跳到了另一边。值巡人员过来，罚了我五毛钱。我明白了，这城市里的公共空间不是我家，城里有城里的规矩。从此，我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关键词]泥泥狗；文化意蕴；农业文明；现代文明
淮阳，因地处河南省的淮河之北而得名，古称宛丘、陈州，是“人祖”伏羲的旧都。伏羲之墓即太昊陵，俗称“人祖爷庙”位于淮阳之北。因太昊陵的存在，民间自发形成了太昊陵庙会。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淮阳周边几十个县的民众都是这个盛大而漫长庙会的参与者。在庙会上出售的泥泥狗是最有特色的地方特产。泥泥狗是对庙会上所有泥玩具的总称。在农业文明时代，这种玩具因造型奇特，色彩艳丽，音质清亮而深受农家孩子们的喜爱。香客们几乎都会买一些送给孩子们。随着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迈进，人们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泥泥狗也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困境。
一、关于泥泥狗的简介
（一）泥泥狗的名称由来
关于泥泥狗的名称了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从笔者所接触的文献中看，最为常见的说法有四种。
1.女娲抟土造人说。传说，伏羲和女娲本为兄妹。一场大灾难，让人类频临灭绝。为了人类的繁衍，兄妹二人在以白龟为媒结为夫妻。女娲嫌生育太慢，开始抟土捏泥人。泥人干了以后就活了，成了人。根据这个传说，伏羲被称为“人祖爷”，女娲被称为“人祖奶奶”。后人捏泥泥狗就是为了纪念“人祖爷”和“人祖奶奶”。
2.图腾说。传说伏羲氏驯服了狗。狗忠诚于人类，为人类服务，被人类认为是上天派来拯救生灵的动物，因而成了人和畜群的保护神。上古人类把崇拜对象转化为图腾。伏羲部落的图腾就是狗。如今的泥泥狗便是伏羲部落图腾的再现。
3.守陵说。泥泥狗又称“陵狗”，是为太昊伏羲守陵的狗。“陵狗”具有灵气，能除病免灾，驱邪逐秽的功效。由于太昊伏羲在民间被尊称为“人祖爷”，泥泥狗还多了生殖繁衍的内涵。人们认为把太昊陵的泥泥狗带回去，能多子多孙。
4.句芒说。这种说法认为泥泥狗是为了纪念伏羲的大臣句芒而制作的。传说中句芒忠心耿耿地辅佐伏羲，死后为管理树木的木官之神（春神）。“句”的古音与“狗”同音，泥泥狗实际上就是泥泥句。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一定道理。泥泥狗在春天制作，也在春天销售，并且泥泥狗中的猴头雁在造型上与史料中句芒的形象一致。
（二）泥泥狗的艺术特点
泥泥狗的制作工艺过程包括打泥、搓坯、捏制、插孔、晾晒、点色等六个步骤。虽然制作工艺简单，但是泥泥狗却有独特的艺术特点。
1.色彩艳丽。泥泥狗以黑、青、赤、白、黄为主要色彩。泥泥狗以黑色为主色调，辅之于其他四色，绚丽多姿，有强烈的视觉冲击，但有又五色和谐之美。泥泥狗把黑色作为底色可能与古代尚黑的观念有关。《礼记・檀弓》中说：“夏后氏尚黑。”此外，据说泥泥狗所用的五色是中国的传统颜色，与五行相关。可见，泥泥狗在着色上有深刻的古老文化意蕴。
2.造型奇特。泥泥狗的造型比较独特怪异，虽然造型主要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形象，如猫、乌龟、猴子、马、牛等等，但又不拘泥于动物形体。泥泥狗的造型都是对各种动物形体进行抽象、变形、夸张后的艺术表达。比如，泥泥狗常见的造型有猴头燕、人面猴、人头狗、独角兽、四不像、猫拉猴、九头雁、多头虎、多头马等等。这些或活波可爱，或狰狞恐怖的造型都是动物的复合体。
3.音质清亮。泥泥狗不同于一般泥制手工艺品之处在于，不管哪种造型的泥泥狗都有2个以上的小孔。通过这些小孔能吹出清亮翠美的声音。泥泥狗孔大多数设置在顶部或尾部，相互连通，一吹就响。正是这种清亮的音质使泥泥狗成为一种简单而有趣的玩具，深受孩子们青睐，对其爱不释手。
（三）泥泥狗的文化意蕴
任何民俗文化都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否则不可能传承至今。泥泥狗作为一种民间手工艺品经过艺人们世世代代的口传心授而传承至今，自然也不例外。目前，泥泥狗狗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得到公认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1.生殖崇拜。泥泥狗的各种造型都带有明显的女性生殖符号。泥泥狗身上的纹饰，如花卉纹、三角纹、太阳纹等等，都是女性生殖器官的变异，具有明显的女性生殖器官崇拜的色彩。此外，泥泥狗的造型很多是先民生殖愿望的表达，如“猫拉猴”、“猴骑兽”等等反映了生育、繁衍的主题。
2.图腾文化。泥泥狗中很多造型给人的整体感觉虚幻神秘，带有浓郁的图腾气息。比如，泥泥狗中的飞燕、猴头燕均为部落图腾。泥泥狗的造型中还有牛、马、鸡、羊、鸠、蛙等内容，也都是原始先祖图腾崇拜的具体表现和遗存形式。奇形怪状的泥泥狗造型与上古时期部落的图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3.祈福求祥。祈福求祥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共同而恒定的心理需求。吉祥文化已经渗透到国人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泥泥狗艺人们用暗示和象征手法在泥泥狗身上巧妙地嵌入了象征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心理愿望。小泥鳖、阴阳兽、八卦龟、猴抱桃等等泥泥狗造型都表达了人们祈福求祥的心理诉求。很多赶庙会的香客，会买一些带回去期望一家人平安幸福。回家的路上如果遇到孩子们拦路上喊“老斋公，慢慢走，给我一把泥泥狗，您老能活九十九。”为讨个吉祥，就撒出一把，任由孩子们争抢。
二、农业文明是泥泥狗传承发展的肥沃土壤
文化传承和发展需要土壤。泥泥狗作为上古时期原始艺术和图腾文化的再现，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展，必然与农业文明延续高度契合。这一部分重点分析泥泥狗农业文明时代传承和发展的原因。
（一）农业文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
泥泥狗的产生与伏羲、女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伏羲、女娲又被民间尊为“人祖爷”“人祖奶奶”。泥泥狗具有浓烈的生殖崇拜特征。农业文明时代，劳动力是制造财富的重要生产要素。人丁兴旺才能富贵绵延。多子多福的思想也就因而形成。祈求多子也成了农业文明时代民众的重要心理需求。伏羲庙会的存在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一心理需求。在伏羲庙会上，到处体现出的都是对人祖的膜拜和对生殖繁衍的崇拜。担经挑、栓娃娃、抢旗杆、送楼子、摸子窑等等各式各样的民俗活动都与求子有关。泥泥狗造型、花纹所表现出的生殖崇拜正是伏羲庙会各种艺术形式背后的实质内容。从这个角度看，泥泥狗是伏羲庙会生殖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以小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民众的求子需要，对这种小商品产生了强烈而巨大的需求。这种需求成了泥泥狗在农业文明时期传承和发展的坚实根基。
（二）农业文明娱乐休闲方式少
农业文明时代，农民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泥泥狗的奇特造型、鲜丽色彩、清亮音质使其成为农闲之余重要的休闲娱乐工具。曾经，对于淮阳周边几十个县的农民来说，在庙会上买一些泥泥狗带回家，教会孩子们怎么吹，怎么玩，看着孩子们吹着泥泥狗满院子跑，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休闲娱乐。在这里，泥泥狗作为农家院子里一种休闲娱乐工具成为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小物件。休闲娱乐功能成了泥泥狗需求又一重要支撑。
（三）农业文明时期手工劳动价值高
在农业文明时期，手工业者的收入要高于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学会一门手艺，意味着一个铁饭碗。制作泥泥狗也是一门手艺。由于农业文明时代，泥泥狗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供给者仅仅限于淮阳太昊陵附近的几个乡村，可以推测这些艺人们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有老艺人曾经说：“过去，一簸箕泥泥狗，可以换回一簸箕粮食。”可以看出来，制作泥泥狗是一个门养家糊口的好手艺。因而，在农业文明时代，制作销售泥泥狗拥有较高的经济收益。泥泥狗的经济价值让很多人愿意学，喜欢学。这就为泥泥狗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正是这一代又一代手艺人让泥泥狗在漫长的农耕岁月中传承下来。
三、现代文明中泥泥狗传承发展的困境
随着中国历史大变革的持续进行，农业文明正在消失殆尽。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文明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占据更大的空间。在经历市场经济的大潮一次次冲刷后，泥泥狗的传承和发展深深地陷入了困境。
（一）市场困境
市场困境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需求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走进城市，城市巨大的生活压力，让养孩子成为一种奢侈品。很多家庭能养一个孩子已经不容易，不敢设想养第二个。多子多福的观念正在改变。民众求子的心愿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伏羲庙会已经渐渐演变为一个文化旅游产品，其精神内核在慢慢消散。作为伏羲庙会的一部分，泥泥狗所承载的生殖崇拜也渐渐失去了往昔的神圣。泥泥狗传承发展的最坚实根基在一点一点在弱化。
由泥泥狗休闲娱乐功能所催生的玩具需求萎缩的更快。电影、电视、互联网、游戏、电子玩具等等，太多的休闲娱乐方式可以选择。仅仅吹出声音的玩具已经无法满足孩子们对玩具的多样化需求。泥泥狗在孩子们眼中的魅力在消退，随之而来是大人也不再把泥泥狗列入在购置玩具的选择项中。曾经在乡间小路上回荡，向香客要泥泥狗的民谣也很少再响起。
（二）人才困境
泥泥狗制作后继无人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老一批艺人在慢慢死去，而年轻人也不愿再从事这个行当。年轻人有了越来越多的职业选择，相对于花费更少劳动时间并且有更高收入行业，制作销售泥泥狗已经不再是有竞争力的职业。考虑到物价的上升以及各种开销的增加，捏制泥泥狗甚至已经不能养家糊口。淮阳老艺人说，现在去打工比在家里做泥泥狗挣钱多多了，做泥泥狗，从挖泥捶泥，到捏制晾干，染色点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挣到钱，现在人们不愁吃穿，捏泥泥狗又脏又累，费时费工，一般人不喜欢干。正是因为泥泥狗制作周期长，投入人力多，而销售利润低，才让年轻人不愿意选择这个职业。现在一些老艺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后人从事泥泥狗的制作销售。淮阳有个老艺人的孙子对捏泥泥狗很喜欢，也很有天赋。但是老艺人认为读书更为重要，更有前途，不让孙子学。从事泥泥狗捏制的人越来越少。
（三）产品困境
产品的困境在于泥泥狗本身存在创新悖论。泥泥狗的造型经过漫长岁月已经基本固定。用淮阳人的话说，这些造型都有老模子。泥泥狗艺人只能根据老模子捏制造泥泥狗。艺人个人的创作空间仅仅在于捏制手法上，而总体造型不能变。正如一个老艺人所说，“这些都是人祖爷和人祖奶奶造的人和狗，有老模子代代相传，谁也不能改，改了就不是人祖捏造的人和狗了。”固定的造型加上传统的观念决定了泥泥狗产品的创新空间基本不存在。因为产品创新之后，泥泥狗的精神内核已经没有了，泥泥狗的价值不但没有因创新而增加反而降低了。此外，泥泥狗还具有易褪色，易损坏的产品缺陷。这让泥泥狗一直是低端的手工艺品的代表，很难升级为高附加值的礼品和旅游纪念品。
四、寻找泥泥狗文化意蕴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
经过农业文明时期的传承和发展，泥泥狗创造了一个民俗文化的巅峰，被专家誉为“真图腾”和“活化石”，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成为了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要让这一瑰宝在现代文明时期传承下去，必须走出目前面临的困境。前面分析了泥泥狗与农业文明的契合点。正是二者的契合成就了泥泥狗在农业文明时代的辉煌。泥泥狗要在现代文明中传承必须找到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
（一）充分彰显祈福求祥的文化意蕴
农业文明时代，泥泥狗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其所承载的生殖崇拜内涵。在现代文明中，人们已经改变了多子多福的思想，加上科学的普及，已经失去了对生殖的崇拜。生殖崇拜已经无法成为泥泥狗的卖点。泥泥狗蕴含的祈福求祥文化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世俗力量的支持。人们对幸福、平安、祥和的追求是贯穿时代的，是超越空间的。如果深入挖掘泥泥狗的祈福求祥价值，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使泥泥狗在现在文明得到新的滋养。
（二）深入挖掘图腾文化的神秘意义
泥泥狗的图腾文化价值也值得挖掘。好奇心一直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在物质丰裕的现代文明中，人们有更为充分的时间去满足探寻感兴趣的东西。图腾这个上古时期的文化符号发散的神秘光芒给了人足够的想象空间，犹如一个复杂的谜语，吸引人思考探究。泥泥狗作为“真图腾”承载了太多上古时期图腾文化信息，需要现代人去发现，去解读。图腾文化赋予了泥泥狗一种虚幻而神秘的特质。这种由浓郁图腾气息所散发的虚幻神秘感让现代人能激发现代人对泥泥狗的浓厚兴趣。这是泥泥狗在现代文明重获新生又一方式。
五、结语
河南淮阳泥泥狗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了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然而随着农业文明的慢慢远去，泥泥狗的生存土壤也日渐贫瘠。在现代文明中，人民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发生了巨大改变，淮阳泥泥狗在现代文明中也日渐式微，面临着市场困境、人才困境和产品困境。鉴于泥泥狗重要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如果泥泥狗真的在现代文明中消失，那将是华夏文明的重大损失。笔者提出，要让淮阳泥泥狗在现代文明中继承和发展，必须淡化泥泥狗的生殖崇拜内涵，充分彰显泥泥狗祈福求祥的文化内涵，强调其图腾文化价值。如才，泥泥狗才能在现代文明中获得肥沃的生存土壤，赢得新生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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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腊梅.淮阳“泥泥狗”的制作工艺考察[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9（4）：144-147.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性；理论嬗变；问题迁衍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5－0025－06
一、“现代化”主题的凸显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内涵
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向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潮，一种思潮更多地强调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和主体地位，这一思潮从“天朝儒学道统论”到“国粹论”，再到“中西互补论”，然后再到“中国本位论”；另一种思潮则更多地强调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这一思潮从“天朝儒学道统论”进展到“中体西用论”，再到“中西互补论”，再到“西化论”和“全盘西化论”。在“中西互补”这一点上，两种思潮达到了一定阶段上的某种融合，而后又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两种思潮分别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同方面的认识与强调，其各自的发展都表明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20世纪20、30年代，两种思潮则再次出现合流的趋势，其产物就是“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1]
“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表明人们开始以一种世界史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明之关系，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天朝上国”这样一种“天下观”的束缚，承认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性，从而也就承认并强调“现代化”的必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样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束缚，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看到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从而意识到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性。冯友兰曾深刻指出，“现代化”概念代替“西化”概念“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1](22)
“现代化”一词，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在严既澄的文章中出现过“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而柳克述则在《新土耳其》一书中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1929年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提法。而“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大概是这一概念被推广使用的正式开端。[1](13～14)
中国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明确提出了“现代化”概念和理论，而“现代化”概念和理论在西方理论界以及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兴起则是在二战之后的50年代。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化’（modernisierung）一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作为一个术语广泛使用。”[2]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概念无法逾越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化的概念，而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出现要晚得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产物。”[3]卡林内斯库也认为，现代化的问题直接地表现在二战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那些最近从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4]
詹姆逊和卡林内斯库所说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不同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化”理论。尽管这两种“现代化理论”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兴起，但它们各自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动因以及由此决定的具体内涵，都各不相同。
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现代文明表现为一个自然演化的结果，是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有待追求的历史目标或有待完成的历史任务，因而西方理论界所要做的工作，更多的是考察现代文明的开端，反思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把握现代社会的各种基本特性，描述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感受，以及探讨现代文明的各种后果和未来发展趋势。而这些工作恰恰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理论所关注的基本主题。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讲，其首要的历史任务在于向先进的西方现代文明学习，以摆脱自身贫穷落后的状态并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其理论界所要做的工作，更多的是概括出西方现代文明中哪些是先进的和需要学习的，以及探讨如何才能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的先进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即探讨如何实现以西方现代文明为目标导向的“现代化”。
前面我发表了几篇关于探讨中国古文化及宇宙学说的文章,其中谈到中国古文化的基点是宇宙及科学是迷信的根源。我同样不否认人类认识是具体与理性思辩力的统一,那么,我们就从具体出发,宇宙无论如何是无法解释的。因为,所谓宇宙是物质的,那物质的本源是什么;所谓宇宙是有限的,那有限之外应该是神的世界;所谓宇宙是无限的,那所谓无限实际上就是说宇宙是绝对抽象的,不容认识的。因而,科学是无限发展的,即就是说宇宙是科学无限意义上的存在,这也就是说,人们站在科学的基点上是无法认识宇宙的,科学是“二维生物”。那么,中国古文化作为认识宇宙及以宇宙为基点的文化学说,中国古文化认为宇宙的根本是“道”,“道”是不可名状的,宇宙的本质是莫衷一是的,不可名状的,并且,一切都是以宇宙为背景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人们也通常认为既然宇宙的本质是莫衷一是的,不可名状的,那就是说宇宙是不容认识的,因而,中国古文化同样是简单的断定,是空中楼阁。
事实上很简单,认识当且仅当是对客观的反应,所以如果说宇宙是不容认识的,这本身就是认识,这正是中国古文化凌驾于现代文明之上的高明之处。开宗明义地说,现代文明都是对客观的正确反应,但都是低级的只有脊髓而没有大脑的本能的反应。为什么?首先,日心学和地心学、唯物论和唯心论、经典物理学与相对论都是正确认识,但它们又是势不两立,科学和哲学不能成为一家,所以现代文明是缺乏统一的散漫的存在。其次,现代文明无法找到认识存在的基点,无法找到科学和哲学的界定。再次,现代文明由科学所统,把科学尊为一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是由此及彼地就具体论具体就经验论经验以验为本的在宇宙的具体直观的无限平面上活动的,由此可见,现代文明的思维模式是以验为本的由此及彼的,是由理性的绳索牵动而成的,是没有智慧的,它无法知道宇宙同时又是以理为本的存在。这就是说,现代文明存在的基点是宇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逻辑构成体,现代文明是相信理性的,但把理性认为是不以为然的存在。
追本溯源,现代文明起源并发达与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的文化根源是圣经,在当代人类面前,似乎,圣经与现代文明是势不两立,其实,两者的思维模式是相同的,它们都认为宇宙是以验为本的物质的一元的,是作为具体事物的存在。圣经认为宇宙是由上帝创造的存在,这就是说,宇宙本是具体与抽象同时二元的存在,当你把具体离开抽象绝对化的同时,意味着把抽象离开具体绝对化了,因而导致唯心主义。正因为科学要与圣经势不两立,原因是科学从自身出发把宇宙认为是科学无限意义上的存在,因而它只认为宇宙是唯物的,这就是说科学是“二维生物”。当然,科学是不能胜圣经的,因为科学就自身而言,是不容置疑的,是正确的,但面对圣经,它将受到宇宙的根本是抽象的责难。
科学是不容置疑的,是正确的,所以,科学是最充分的证据。前面说了科学是低级的只有脊髓而没有大脑的本能的反应,是“二维生物”,是无法认识宇宙的。因而,如果给科学安置上大脑,那有大脑的科学将应该是能认识宇宙的“三维生物”了。马克思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世界观人人都有……那么,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的?事实上,牛顿是聪明的,但他发现万有引力就不聪明了,这怎么解释呢?一般而言,苹果落地使牛顿产生了灵感,那么,灵感的核体是什么?因为万有引力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产生了灵感的前提是什么?从牛顿的绝对时空看,灵感的核体就是必然有一个实有的原因,是这个实有的原因导致了苹果落地,产生了灵感的前提是牛顿的世界观,这就是说牛顿总是认为世界是没有别扭的,一切都是合乎理性的存在。
大凡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本着这样的世界观的,否则没有科学,因而这样的世界观就是科学存在的基点,是科学存在的背景,也是科学的大脑,也就是认识的认识,知识的知识。这样的世界观本身就是说宇宙是以理为本的存在,宇宙没有不容理辩的单一不变的宇宙之砖,宇宙是无棱的浑然的,即宇宙是没有任何特征的存在,宇宙是抽象的。由此可见,牛顿的绝对的实有的原因(即引力),也就是牛顿灵感的核体,它与牛顿的世界观是对立的。在此,人们不经要问万有引力是不是错的,或者说万有引力是不是不存在的?科学是不容置疑的,一切科学发现都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承认宇宙是物质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绝对实有的同时,还必须承认宇宙的根本是抽象的,一切实实在在的绝对实有是以宇宙为背景的相对存在的。
所以,如果说宇宙是科学无限意义上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对宇宙的认识,这就是认识的认识,是知识的知识,是世界观,因而,科学本身是不能认识宇宙的。尚若科学把宇宙认为是一元的存在,不仅是妄说,并且也是错误的。
从科学出发,怎样验证宇宙不是宇宙不是一元的存在,而是同时二元的存在,即莫衷一是的存在?从现代文明的基本模式看,科学是验为本的由此及彼的以发现个别具体为目的的,哲学为科学所统,力图寻找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惟恐步入二元论。其实,这是正确的,同时又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个统一应该说是最根本的,因而它应该是不容规定,不可言状的自我存在,这就是“道”,而不是实有的具体的存在。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时空,而惟恐同时承认绝对时空,实际上,没有绝对就没有相对,没有直线就没有弯曲。
论文关键词：鲁迅 沈从文 现代性 内涵
论文摘要：在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的格局下，鲁迅和沈从文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的完善中去。鲁迅站在现代文明知识体系的立场上来批判传统，要求该“改造国民性”和精神解放；沈从文则一种“反现代文明的现代性”的姿态，希望以自然人性来实现民族精神重造。尽管关注视角不同，但殊途同归地为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轫于启蒙时代的现代性，因其优越的现代化文化，对中国近代及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1]（P4）中国文学也从那一时期，顺应时展变化的律动，开始了现代转型。但是，由于现代性自身内涵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故而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也呈现出来了不同的范式。本文试以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的《丈夫》为例进行比较，来探讨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体现样式。
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鲁迅无疑是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狂人日记》的写作到创造和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四大模式，可以说鲁迅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不过，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却并非止步于鲁迅。马泰·卡琳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曾这样说道，“现代性（常常被视为理性）的双重冲突——一方面是同传统，一方面是同它自身（或同一种对立的对抗现代性）——所导致的那些悖论。”[1] （P337）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和沈从文可能恰好发展了现代性的这两个分支。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是启蒙，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制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构成了是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启蒙潮流。”[2]（P2）鲁迅的文学创作呼应了这一历史要求，他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索和“改造国民性”的探索实践之路，从而也使国民性话语成为“一个现代性神话”。《祝福》正是这一思潮下的产物。
《祝福》中以年关之夜从外地匆匆回到故乡鲁镇的“我”为视角，展开了整个故事叙述。文中的“我”显然是一个“现代化”的、拥有现代性精神资源和话语体系的“外来者”，尽管鲁镇是“我”的故乡，但“我”所接受的文化与环境与鲁镇势必迥然不同，所以才会对鲁镇的守旧和封建有更为直观的感受，才会对鲁镇的陈腐感到更深层的悲哀！
常年在外生活的“我” 与遵循中国封建思想和传统礼教的鲁四老爷自然毫无共同话题，所以鲁四老爷一见到我，除了寒暄就是“大骂其新党”。鲁四老爷对新事物——或者说是非传统事物的敌对情绪，还有鲁四老爷书房中的陈抟老祖写的“寿”字、《近思录集》、《四书衬》等，让“我”看到了一个国民性的非现代存在——一个沉浸于传统文化而自得其“恶”的老者形象。
而在河边遇见祥林嫂，无疑给了“我”更大的刺激。当“我”看见祥林嫂从一个“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脸上有些白胖的女工，变成如今头发全白、瘦削不堪，乞丐般的形容时，大为震惊。但是，这样的祥林嫂却把“我”视为一个“见识得多”的出门人，神神秘秘地来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等问题，所以“我”才会有“诧异”、“悚然”、“疑惑”、“吃惊”等反应。形如枯槁的祥林嫂关注的并不是现实自身的温饱问题，而只是对地狱有无深怀恐惧，封建宗法和传统礼教制度对她的迫害程度可见一般。也因此，“我”才会从祥林嫂那“间或一轮”的“瞪着的眼睛的视线”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悲哀；才会在得知祥林嫂在年关之夜死后依然被四叔大骂为“谬种”时，发出“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的喟叹。
以有着现代文明价值体系背景的“我”为视角，来观看、反思鲁镇，无论是讲理学的四叔，饱受磨难的祥林嫂，伙同祥林嫂的婆婆逼祥林嫂改嫁的卫老婆子，主观帮人但客观是帮凶的柳妈，还是鲁镇上消遣祥林嫂的众人……在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和精神文化浸下的中国国民的素质、精神和状态的非现代性皆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奴役下所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种种“国民性”的病象和弱点也得以发掘和呈现。
如果说鲁迅是在“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以启蒙者的姿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以西方现代性精神文化作为启发国民觉悟和改造国民性的良方，那么沈从文则开出了另外一张改造国民性的药方，他以田园牧歌的形式走出了一条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道路。
沈从文认为，“西方、现代和城市在腐蚀败坏着民族的‘德性’，生成着病态的个体人格和整体的国民性格，致使民族失去活力，陷于萎靡不振，而民族固有的优美健康的品质与德性，存在于远离现代文明和城市的乡村边塞和乡民边民身上”，[3]（P36）所以才有了沈从文笔下的那个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宛若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那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那里，即使“出现了有如‘觉醒’、‘抗争’之类的事情，打破了固有的宁静平和，也不是‘阶级意识’或‘阶级斗争’使然，而是人性阻遇引起的小小波澜”。[3]（P137）《丈夫》就是这样的一曲人性的牧歌。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本质特征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088-05
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重点和热点之一，这一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依然有深入探索的学术空间，例如，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为此，本文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性及其整体结构上，对这一重要学术命题发表一些见解，以求抛砖引玉。
一、“被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为
“自觉现代”的文学 学界有一种共识，即现代文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关系特别密切，中国现代社会确认的现代文明，便是所谓的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又是现代化的成果。现代化是指对传统社会的根本变革，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相应的文化变革，以变革确立了围绕中心的统一、秩序、规范的理性价值体系。现代化是社会学概念，作为现代化本质的现代性则是一个哲学性的概念，它指一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欧洲的现代性发生于中世纪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旧有世界观的崩溃，是一个M.韦伯所谓“理性化”的过程――以天赋而自足的理性为普遍依据和价值准则。
现代性在世界的传播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统一世界史，这是一个由西方和非西方相对的二元对立和等级高下的世界：西方/非西方，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科学/迷信，理性/愚昧。西方向贫穷、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输入的现代性，除了能够促使这些国家进行社会变革和文明进化，也使这些国家被归入了西方世界全球称霸的统一世界史进程中，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不得不承受欺凌和屈辱的“被现代”的历史。
尽管与现代文明相关联的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所必需的，但中国现代社会救亡压倒一切，使得中国在引入西方现代文明或曰现代性的时候，又努力坚持本民族的独立性，在抗拒为奴的现代性诉求中，既坚持走向世界，又抗拒西方视野的话语霸权。现代性的存在是与中国现代社会本身的存在性质紧密关联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存在既是客观的，又是复杂的、矛盾的，正如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一样，具有悖谬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西方现代性的观念体系密切相关。作为五四延伸的五四文学革命，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启蒙理性的张扬，对个性解放的倡导以及激进的反传统态度，都是西方现代性精神在中国文学语境中的具体实践。
中国近现代社会“被现代性”的文明进程中，中国人始终在承受着中心失落和民族日趋衰败的剧痛，救亡与复兴是中国现代社会引入和发展现代性的宗旨所在。赢得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独立，使民族重新崛起，便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要，也是有理想追求的知识分子深藏于内心的爱国爱民的情结。重造民族性，重建民族辉煌，重新编织民族美好的梦想，促使中国现代社会将西化的“被现代性”转变为自觉的本土现代性。于是，在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有的作家高张科学理性的旗帜，以文学创作实现救亡和启蒙的社会变革宗旨，以理性的精神理想重造民族强盛的梦想，例如文学研究会作家、左翼作家等；有的作家是以纯粹的西方现代性人文理念，在自我的心灵世界，构想生命的自由、尊严、本色、超然、洒脱，在文学情境中表现美的独立、自足、理想色调，如前期创造社作家、巴金、九叶派诗人等；有的作家怀想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古朴和诗意美，在中西文化和审美意境的对照中，重塑美善的中国民族性，例如，京派作家，其中沈从文小说的情境多为原始状态的自然纯朴的人生，其作品中没有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人们依照生命的自然本性，呈现出坦然、自在、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力，这些作品表明沈从文观照现代性的特别视角；还有的作家则在现代文明浸染下的城市风情中，体验和感受市井文化的现代韵味，例如作家老舍，他的小说通过描绘旧中国儿女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在京味民俗文化的内蕴中体会现代性在中国世俗生活中存在的价值意义；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是对现代都市欲望风情的直觉呈现，将人的潜意识中的情念，迷离恍惚地体验着，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倾向。
个人主体性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社会变革，都应属于现代性的先锋姿态，叛逆性的先锋姿态，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语境的形成和嬗变中，长期存在着，陈思和提出：“现代主流文化一旦形成，仍然会不断遭遇新的叛逆，这种叛逆性不是来自传统的保守立场，而是来自更激进，同时也是边缘化的先锋立场；不是来自某种集团势力的反对，而是更具有个人色彩的独特立行的反叛。”[1]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体性，其文学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个人主义文学书写。个人主体自由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并未形成独立的语式，它时常顺应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和复兴的宏大叙事模式，个人主体性的反思、叛逆、批判性都融入到了民族的救亡和振兴中，以及探寻广大民众生命完善途径的宏大叙事中。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存在受到明显抑制，现代性的影响越来越衰弱，但是，现代性依然在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生存、发展、变化着。一方面，现代性更加本土化了，另一方面，现代性精神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深层意识中。
总而言之，由“被现代”发展为“自觉现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土化特征
1895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颠覆了物种不变论和神创论，明确提出了遗传与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等进化论观点，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和科技、经济的发达，让中国人的天朝帝国心态彻底丧失，痛苦地承受着中国落后、保守的事实，进化论观点才让中国人真正明白中国落后的根源，那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观念的僵化和保守，实际上，天要变，道更要变，唯有不断变革和发展，中国才能不落后，才能救亡和复兴，进化论还使中国人获得了复兴的信心和激情，达尔文进化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进化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对现代性的最直观的、最单纯的认识，这也形成了中国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由改变了对传统的迷信，进而发展为要改变传统以实现社会变革，进而要彻底反叛传统实现现代性的文明进化，因此，“发展”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确立的最朴素、最基本形态的现代性价值观，“发展”也便成了中国本土现代性确立的价值依据。
引荐西方现代性是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依照西方现代性模式造出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现代性，即使倡导唯新是举和全面西化的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的先知先觉者的有识之士，依然是根据中国民族危机的症结所在，确立现代性启蒙的宗旨，而且是依据中国历史积淀和现实存在的客观性，确定中国文明进化（即现代性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强调了启蒙现代性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他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他提出，技术等物质层面会在日渐增长的过程中给人的精神带来压迫，形成困境，于是，便产生了反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现代性，也就是：“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的态度。”[2]（P48）这另一种现代性便是“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反省、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二者共生共存，且各呈完整体系，这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特色。中国语境现代性的发生和嬗变，则表现为全面的启蒙现代性和残缺的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更广泛和深入地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影响力，这是中国本土特色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中国本土现代性还有一条明显的发展脉络，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体性向广大社会民众的普遍社会性的转化。
五四前后，新文化界和新文学阵营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普遍具有偏激的意识，这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因为彻底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腐朽和落后，便要极力摒弃之，为了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就需要如鲁迅所言“别求新声于异邦”，异邦的新声最先进，也是最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病根的，自然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于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便以其纯正的、完全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现代社会，结果促使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当然，在五四时期，这种转型只是具有了雏形。
西方现代性的理性启蒙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其标志是自觉为人的自由意识的充分实现，即个人主体性的完全确立。中国现代性语境确立的人的个性价值，则是指向社会人生价值的个体生命欲求的表现，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和国民精神的救赎为宗旨的，在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现代性强调的个人主体自由的生命欲望被压抑了。于是，推崇个人生命的独立、尊严、自由创造性的话语形式，便具有了某种先锋姿态。具有先锋姿态的作家受到的西方先锋性思潮的影响，常不是来自于先锋理论中，而是受到尼采等西方文化哲人的“超人”意识和歌德等人的“狂飙情调”以及惠特曼等人的“狂野”自由意志的感染。
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先锋姿态的文学观和创作倾向，有特别的存在形式，例如表现出主观浪漫和唯美主义艺术风情的创造社前期的文艺理想和创作实践，这些作家将个人的生命自由视作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的原动力，他们推崇的生命独立尊严、个人灵魂的天才创造力以及艺术审美的纯正，都呈现出现代性的先锋姿态。在中国现代社会救亡压倒一切的主流话语中，启蒙服从救亡，人的解放是以社会整体的文明化为根据的，此种社会生态环境下，审美现代性坚持的纯粹个人的主体自由，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流话语的先锋姿态的话语形态，这种文学倾向在新诗创作方面表现得更明显。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梁宗岱以及一批围绕于“现代”杂志的诗人，都具有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创作倾向。到了40年代，则有“九叶诗派”的主观审美理想的创作，这些具有审美现代性的诗歌艺术，具有主观玄想、心灵象征、创作意识自由的先锋特色。
中国现代性语境中，审美现代性没有获得足够的自由生长空间，主要原因是其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生存环境不协调，审美现代性只能以别样风情展现着先锋姿态。作为西方审美现代性根基的唯美主义和艺术自律观，反思和批判现代化对人的自由的制约。在中国现代社会，个人主体绝对自由的西方式的审美现代性被挤压到特殊时空环境下的特殊人群中，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创造社，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30年代的海派文学家，他们的艺术话语是残缺的和扭曲变形的，超强的社会功利性挤压了中国现代社会中作家的审美心理追求，作家普遍具有对审美现代性避而远之的心理倾向，提倡纯粹审美的追求，则使一些作家有忘却世间苦难和民族危亡的负罪感，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中国作家对审美现代性的背离更是普遍的现象，特别是抗战初期，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尤其突出了救亡图存的社会功利理性。这时期某些偏离社会功利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先锋姿态的文学家，他们倡导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精神的审美理论，如周作人提倡“独立”的艺术美，朱光潜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梁实秋提倡基于普遍人性的审美观，梁宗岱提倡“纯诗”，此外，某些海派文艺如“新感觉派”一味沉湎直觉心理体验的写作实践。这些先锋作家的创作倾向多元化地表现了主观个性特色，某些创作具有人道主义人生价值确认，还有的则是对艺术女神的痴迷，以及在纯粹自我的心理感受中追寻奇异的审美情境。
总而言之，形成本土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又一本质特征，这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特殊性和变异性。
三、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化语式
中国语境的现代性存在着多元化的话语形态，也体现着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属性。五四时期，从事现代和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真诚地从事现代性思想启蒙，却成效甚少，黑暗和专制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愚昧、麻木、奴性的国民病态心理素质，使从事现代性启蒙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理性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个人主体性的精神追求――对民主和自由的推崇，促使他们以现代性人文理念启发和唤醒民众，让他们摆脱“为奴”的心理状态，知识分子想象着凭文化及文学之力拯救国家，救赎国民精神，然而这却被证明是乌托邦式的精神幻想。20世纪30年代，作为文化精英特别是新文学家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社会贫富差距更巨大的社会现实，强烈感受着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艰难生活处境和非人道的惨状，形成了将个人主体理性融入社会道德中的心理愿望，此外，五四时期产生的主体精神迷失，也促使他们寻求别样的救赎国民精神和拯救国家衰落的动力源，特别是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一些原先痴迷文学艺术精神救赎力量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理想的崇高而实际力量的微弱，例如创造社的作家，郁达夫在1924年初写给郭沫若、成仿吾的信中声称：“我觉得艺术并没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3]（P12）郭沫若则干脆表示与艺术的决裂：“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名誉，什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什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了我的人性做个什么艺术家。”[4]（P312）当知识分子认识到了社会革命对于改变中国黑暗、贫穷、混乱社会状况的实际作用时，他们便又身处精神的迷惘中，宣扬大众文艺创作时，他们发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在于社会中最广泛的底层民众，此时民众的觉醒在于自身，民众的优良品质也在于自身，五四时期高居于民众之上的启蒙者，如今成了需要迎合大众的“大众化者”，他们的个人主体性迷失于社会最广大群体的阶级意识中。
“五四”时期的“救亡”/“启蒙”的双重思想正是现代性的“个人主体”/“民族国家”观念的表征。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体的生命是自由的，但却不是个人意识的完全独立和放纵。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本土特征及其多元化语式，既体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学及对现代性的双重反思和批判，还体现为现代性的地域性书写。五四时期，中西方社会鲜明的强烈的对比，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这不仅体现在社会存在方面，还体现为国民的心理倾向，于是，全盘西化和全面反传统，便成为中国开始全面现代性变革的激越姿态，这种偏激意识的变体是唯新是举，这是在进化论社会生态背景下的现代性领悟，由维新是举进一步发展为全盘西化。但是，中国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文学领域，却没有真正认同和实践西方式的现代性人文理念，当时社会采取单一的直线式思维方式，将传统的腐败看成一无是处，必须彻底摒弃，对西方现代文明又完全推崇，结果造成“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对立，所谓“新旧主义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至不能相入也。”“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能排除登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5]这也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后期，现代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淡化了原先的激情，也逐渐认识到观念的偏激，更何况他们以理想主义的偏激态度倡导的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在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存在，却如浮萍和轻烟一样浮泛，社会的黑暗、腐败，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和势力强大，也促使新文化界人士和新文学家反思现代性在中国生存的途径和方式，同时反思现代性之于中国的实际意义，于是，便有了针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特征的本土现代性的探寻。至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地域性书写，其存在的原因正如学者妥建清所言：“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注重时间的进步意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出空间性特点。此种空间性特征突出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地域性方面。”[6]
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存在于诸多结构性矛盾关系中，最核心的矛盾是“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国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对“现代”的“文明进化”的理性价值追求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状况，长期存在于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改造，始终面对着中国传统秩序和观念的强大阻碍，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启蒙和救赎的功效便陷入这种困境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的存在境况即是如此，对此，陈思和分析道：“当时大部分中国还处于古老秩序下的超稳定结构中，新型的经济城市所形成的海派文化与处于缓慢变革中的古老中国的整体文化环境之间，构成了特定意义下的一种紧张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称之为叛逆性。”[1]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海派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海派文学，表露出全然的西方现代性面孔，在艺术形态上呈现令人难以亲近的变态和奇异的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构成因素存在着复杂多样性，在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对强盛的西方及其现代性充满了奇异幻想，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态势中，价值取向决然地倾向于现代，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都市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地，发达的商业和冷酷的机器工业，以其疯狂力量扭曲了人性，现代社会的畸形、病态发展，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痛心和迷惑，于是，传统的温情又逐渐复活。京派作家大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他们的性情也多为温文尔雅的传统士绅情调，然而，他们之中又大都有留洋经历，对西方现代文化颇为熟识，于是便有了在文化品性方面熔铸古今、学贯中西的包容并蓄。显然，在中国现代性文学语境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立中有交织，侧重一方面兼顾他者，周作人和沈从文就更偏重中国民族性的审美情境，京派作家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重诂和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品性。
此外，“被现代性”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也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必然抉择，这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语境的显和隐两种形态的二元对立，很明显，为了彻底告别腐朽、保守僵死的封建传统，中国现代社会选择了西方的现代性，而且在五四时期采取了唯新是举和全盘西化的极端立场，便形成了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性的二元对立，这也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在潜隐层面，中国被迫接受的现代性，其异质文化特征，在中国本土的环境中，不断被改造，这就造成了西式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性的持久对立，最终形成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及其多元化语式。
总而言之，存在多元化语式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另一本质特征，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参考文献][1]陈思和.复杂的叛逆性――现代海派文学的特点[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郁达夫.北国的微音――寄给郭沫若与仿吾[J].创造周报，1924.
[4]郭沫若.十字架[J].创造周报，1924.
[5]汪淑.新旧问题[J].青年杂志，1915.
[6]妥建清.中国文学自身现代性的追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3）.
The Essence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UANG J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