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27 16:18:0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媒体融合概念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要：媒介融合现已成为一项国际性的热点与前沿课题，但学术界对“媒介融合”这一核心概念至今仍莫衷一是。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相关概念的理解、认知及其演化过程，提出了作者对“媒介融合”的理解和界定，厘清了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将其概括为媒介技术融合、媒介业务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及媒介政府规制融合等四个层面。
关键词：媒介融合 所有权
政府规制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媒介生态环境的变迁，“媒介融合”成为全球传媒业发展的重大现实和重要趋势，并被视为国际性的热点与前沿课题。我国业界和学术界也对其给予了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和探讨。作为思维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对“媒介融合”这一核心概念的清晰界定及其内涵的充分理解是极为必要的，这是一切研究得以深入开展的基石。然而，尽管对“媒介融合”概念及内涵的探究早已不鲜见，但至今仍未形成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认可的共识。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演化与界定
“融合”，即Convergence一词，最初源于科学领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该词才被引入到新闻传播学领域。纵观“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历史演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是最早提出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的人。1978年，他用三个相互交叉的圆圈（分别代表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来演示和描述其技术边界趋于重叠的聚合过程，并认为三者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在此基础上，他将媒介融合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媒介形式都在汇集到一起”。这给新闻传播学界众多的后继研究者带来了启发。
20世纪80年代，Convergence一词得到了推广和普及。1983年，美国传播学者、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随后，美国哈佛大学的安瑟尼?G?欧廷格（Anthony G?Oettinger）及法国的西蒙?诺拉（Simón Nora）和阿兰?孟克（Alain Minc）还分别创造了“Compunication”（计算机通信）和“Telelmatiqu”（电信技术）两个新词来试图反映数字融合的发展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融合伴随着计算机数字技术的进步而迅速发展起来，它在为媒介产业融合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也给信息传播带来了重大变革。因此，大批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随之出现。1997年，葛林斯丁（Greenstein）和迦拿（Khanna）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赋予“融合”以新的理解，“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尤弗亚（Yoffie）则以计算机和电话为例将“融合”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后原本各自独立的产品的整合”。同年，欧洲委员会还根据马丁?班格曼（Martin Bangemann）和马塞利诺?奥雷（Marcelino Oreja）的提议，将其关于电信业、媒体业及信息技术产业相融合的概念采纳到绿皮书中，并将“融合”定义为“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等三个角度的融合”。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已开始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和界定“媒介融合”。
技术进步促进了两种转换的产生，这两种转换即代表了融合的实质和方向：
第一种转换是发生在低带宽一侧的、从专用平台到非专用平台的转变。最能说明这种现象的例子是IP电视。传统电视是基于专用的电视网传送的，而IP电视则可以绕开传统电视网在非专用的互联网平台上传送。图书、报刊和音像资料的发行过去都要依靠专门的发行渠道，而电子出版物同样也可以绕开原来固有的专门渠道在非专用的互联网平台上发行。
第二种转换是发生在非专用平台一侧的从低带宽需求向高带宽需求的转换。如果说非实时的文本信息对带宽的需求还不是很高的话，图像型信息对带宽的需求就已经提高了，而从专用平台上转换过来的实时型业务，如IP电视业务对带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然，这种向高带宽的转换也发生在专用平台一侧，但更多是发生在非专用平台一侧。
2003年，美国学者李奇?高登（Rich Gordon）在《融合一词的意义与内涵》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媒介融合在不同传播语境下的6类含义，即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这使人们对媒介融合的内涵有了更为全面而具体的认识。
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研究初期，相关研究成果极少且视野狭窄，直至2006年，相关研究才拓展开来。而此前的2005年，被视为媒介融合概念的引入之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对此功不可没。这一年，她发表了多篇有关“媒介融合”与“融合媒介”的文章，并引入了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Andrew Nachison）对“融合媒介”的定义——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
2009年，蔡雯教授又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王学文共同展开研究，从微观、中观、宏观和大传媒业四个角度将国内外关于“媒介融合”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这对弄清媒介融合概念的发展演进及界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两人还进一步提出了对媒介融合的概括性认识，他们认为“媒介融合”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终端的融合，并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
此外，我国其他研究者也曾提出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如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熊澄宇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种形式靠拢，这个趋势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中国人民大学高钢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在于“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赵元珂则提出，“媒介融合”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主要有两种，一是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与并购，二是媒介技术的融合；关于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把握，西安外国语大学黄建友认为，关键是要抓住媒介融合的数字技术推动前提和动态过程属性；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戴元初则从电视从业者角度对媒介融合概念加以界定，并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资源共享，是电视媒体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有效策略”。
综上，通览国内外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不难发现，由于语境、研究视角、视野和研究层次等多方面的差异，不同研究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表述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媒介融合的现有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媒介融合是缘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而导致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的现象和过程。
二、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
基于我们对媒介融合的上述理解和界定，我们可进一步厘清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并将其概括为四个层面，即媒介技术的融合、媒介业务的融合、媒介所有权的融合以及媒介政府规制的融合。
1. 媒介技术融合（Convergence in Media Technology）
以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为支撑的技术融合是“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所有内涵中最为本质的一点，是媒介融合的依据，它可细分为三方面：
其一，信息源融合。这是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任何媒介类型的任何内容及表现形态均可转换为符号化的“0”、“1”来进行存储和传输，这意味着作为信息源的符码是相对一致的。这为媒介边界的模糊甚至消解提供了可能，为不同媒体的信息内容在同一网络平台上的传输与分发奠定了技术基础。
其二，传输渠道融合。它指的是基于网络化技术的普遍运用，以往不同媒介类型、不同形态信息内容的传输信道由单一性、差异化走向互动联合，从而形成具有共通性、兼容性的多媒体网络传输平台，对媒介内容进行集成和分销。从目前来看，信息传输渠道主要有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电信网三种，而且三网融合也在逐步推进，进而形成多媒体、多渠道融合传输的模式。
其三，接收终端融合。这是指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下，媒介消费者所使用的信息接收终端设备，即信宿，呈现出多种功能融于一体的特征，并“以一种开放的终端平台将信息和服务传递给使用者”。具体的终端类型，如数字电视一体机、互联网电视机、个人电脑、手持多媒体终端等。
2. 媒介业务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Business）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与融合，各类传播媒介在行为、目标等业务实践层面的交叉愈加频繁，这使得媒介业务也逐步走向融合。具体而言，媒介业务融合可细分为以下四方面：
其一，业务形态融合。承载着媒介信息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为多媒体形态，从而使信息内容的叙事形式实现融合。
其二，业务技能融合。业务形态的融合要求传媒从业者所掌握的技能也趋于多方位甚至全方位发展。学者奎恩（Stephen Quinn）就曾针对媒介融合对记者业务实践的影响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剖析，并指出“媒介融合对于媒介组织的内部运作尤其是对记者间的合作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可见，职业技能的融合是传媒从业者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其三，业务战术融合。除业务形态与从业者业务技能的融合外，战术上的融合同样是媒介业务融合的重要内容。根据李奇?高登的阐释，所谓战术融合，通常指不同所有制下的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体之间在具体内容和营销管理等领域的通力合作，如在业务经营方面的联合营销战术等。
其四，业务战略融合。与业务战术融合不同，战略融合通常是不同的媒介机构在更高层次、更长远意义上的发展战略层面的互动与联合。它并不要求参与战略融合的各机构都处于相同体制下，也不要求以媒介所有权的合并为前提。
3. 媒介所有权融合（Convergence of Ownership）业务的融合，尤其是媒介机构在战略、战术层面的通力合作，往往会对其在所有权层面的融合起到进一步的催化作用。顾名思义，媒介所有权融合，即指不同媒介在融合、兼并过程中实现的所有权的集中，并在此基础上组建相对较大型的传媒集团，从而充分整合媒介资源，降低媒介运营成本，增强信息传播效益，打造媒介整体与核心竞争力，以此来应对国内外媒介市场的激烈竞争。所有权的融合，是媒介行为主体的融合，是媒介融合的内涵中层次最高的一点。
从广义上讲，媒介所有权的融合，既包括传媒领域内部各媒介机构之间的所有权融合，也包括传媒机构通过跨行业、跨领域发展，与其他领域内的相关机构所形成的所有权融合，如传媒业与电子产业、电信业等领域的所有权融合。这一理解，恰与美国学者雪莉?贝尔吉（Shirley Biagi）对“融合”这一概念的理解相契合，她认为“融合是指由于技术的进步，出版、传播、消费者电子和计算机产业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的现象。”
4. 媒介政府规制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Regulation）媒介政府规制融合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媒介融合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积极的、面向媒介融合的政府规制会有助于媒介融合的顺利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政府规制融合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首先是规制法律融合。这是媒介融合时代政府规制的根本依据。融合媒介的大量涌现，必然需要有新的融合性法律法规与之相匹配，以使其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其次是规制机构融合。面向媒介融合的规制需要融合的规制机构。英国将原来的电信规制局（OFTEL）、独立电视委员会（ ITC）、广播管制局（RA）、广播标准委员会（BSC）和无线通信管制局（RCA）等5家规制机构合并成一家新的规制机构——通信办公室（OFCOM），即是为了满足面向融合的规制需要。
第三是规制行为融合。有了面向融合的规制法律和规制机构，面向融合的规制行为就顺理成章了，这将改变过去多头规制的混乱和冲突，大大加快媒介融合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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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融合；全媒体；新型文化媒介人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在全媒体之前，出现过与之类似的相关概念，比如多媒体、跨媒体以及当下热门的媒介融合。在网络媒体出现之前，电视媒体从受众数量到经济产值都一直领衔大众媒体，在发达国家还形成了一些跨媒体和多媒体的传媒集团。比如时代华纳公司就是之前时代、华纳、特纳三个媒体公司合并而成，横跨出版、电影与电视产业。随着Internet和网络技术的巨大冲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正被新的趋势缔造者美国在线吞并。2000年1月10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这天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并购案，世界最大的ISP：AOL（美国在线公司）和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公司宣布，两公司将合并组建一个庞大的互联网和传媒集团――“AOL―时代华纳公司”。随后，还出现了MSN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集团（默多克）等横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的跨媒体和多媒体集团。然而，以上这些跨媒体和多媒体的早期实践主要表现为各种媒体形式之间彼此的独立运营，没有达到真正的融合，比如当时很多网络报纸不过就是报纸的网络版而已。
1什么是全媒体
理解全媒体这个概念，关键在于“全”到底是什么含义。通过百度搜索，找出以下三条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全媒体概念应用的新闻报道：《移动中的全媒体――中国移动的媒体战略布局解析》（人民网），这里的全媒体是指中国移动开展的手机报、手机游戏、手机电视等多种媒介形式的增值服务。《央广广播电视网络台获批――全媒体战略加速推进》（红网），这是继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之后，又一个获准建立的中央级网络广播电视台，意味着广播台开始涉足电视台的业务。《家庭期刊集团日前推出全媒体杂志》（凤凰网），这是平面媒体借助互联网、通讯平台，实现了印刷杂志、手机杂志、电子杂志等立体协同发展。由此可见，全媒体概念的背景是媒介融合，也就是说之前的各种媒体要融合成一种大而全的统一媒体形式。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全媒体都包括哪些媒体，以及它们如何融合成一个“全”的概念。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媒体形式有很多，就目前来看，最重要、最有效的媒体形式就是大众媒体：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包括手机网络），它们又可以三分为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同时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三网融合（电信网、电视网、互联网）。之前的跨媒体和多媒体出现在网络媒体之前，是一种混合型的媒体――各种媒体形式保存着自身原有的实体和功能，独立生产，统一管理。全媒体出现在网络媒体之后，是一种化合型媒体――各种媒体形式彼此融合成一种全新的实体，统一生产，统一管理。面对相同的传播内容，前者会分别用电视直播，报纸评论，网络互动，后者将是在单一的全媒体形式上完成所有的工作。全媒体的媒介形式单一，只有载体不同，你可能用手机，可能用电脑，也可能用电视。它们同时具备直播、评论、互动的功能，只不过是你为了方便才选择它们其中的某一种而已，因为它们统称为全媒体。
2全媒体的发展现状
在媒介融合的化学作用下，全媒体这种新型的媒体形式必将具有一些特殊的传播属性，并影响先有的传播模式与传播体制。
2.1全媒体的出现使得意见表达方式产生了新一轮的革新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的大众媒体为了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纷纷完成了数字化改造，出现了网络报纸、电子杂志、数字广播、网络电视等新的媒介形式。 0/1代码依其独特的技术优势，统合了文字、声音与影像的差异，并赋予其一定程度的网络媒体的传播属性。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已经充分的阐述过媒介形式对媒介内容变迁的深刻影响，并充分肯定了传播技术的关键作用。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没有告诉我们全媒体作为传媒业的数字化改造的产物将会对舆论表达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数字媒介已经产生出比电子媒介更大的“内爆”效应，多媒体网络和数字电视可以比模拟电视更好地完成“神经中枢”的全方位延伸，人们在数字媒体里渴望更多的信息参与和思考，这势必对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产生能动作用。在这一点上，尼葛洛庞帝提出了“数字化生存”的概念，认为“信息的DNA”正在取代原子成为人类交换的工具，电视和计算机的差别仅仅在于屏幕的大小不同，传统的大众媒介正在变成群体个人间的双向交流，信息时代不仅促使媒介形态进行革命，而且在对现实生活的原有秩序进行更新，使得它更加人性、自由和公平。具体有关各种大众媒介的数字传播技术研究，国内外有大量的著作和文献，它们都或多或少的论证了数字媒体对社会舆论的表达带来的新问题和挑战。
2.2全媒体需要国家权力机关和媒体机构更加重视对社会舆论的管理
媒介融合使得人们能越来越便捷地接受信息和参与传播，互联网络、数字报刊、数字广播、数字电视的诞生，为媒体产业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也带来一系列令人忧虑的问题，诸如国家信息安全、非主流舆论的引导、华夏文明传播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知识沟”已被“数字鸿沟”所代替，全球信息的“不对称传播”是当前世界各国公认的现实。在全媒体上的突出优势，可被奉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用作操纵世界各国公众意见的工具，互联网无连接分组交换方式的迂回前进功能及商业性运作模式还是滋生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温床。在全媒体上形成的非主流舆论不可避免地成为舆论场的组成部分。这种非主流舆论与主流舆论间的相生、相、互补、互消，决定着社会舆论的最终方向与最终效果。在国际舆论战、信息战新格局的大背景下，需要重新把握并恰当处理全媒体里反映的社会舆论，对国家管制既顺应、又抗衡的态势及出现的相关问题。
2.3全媒体必将打破现有的媒体管理体制并建立新的管理制度
按照当前国内的媒体管理体制，新闻出版局，宣传部，广电局等分管各自的媒体形式。有些地区已经实现了管理体制的改革，成立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但是，这还不能适应未来全媒体的特殊要求，至少还应包括电信部门和网络管理部门。如果相关的管理部门不能合理、有效的融合，必将影响全媒体未来的发展效率和质量。除了管理体制的调整之外，当前的管理模式也需要一定的改革。全媒体给予受众比网络媒体更加强大的自由表达意见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全媒体管理应该更多的疏导而不是阻碍信息的传播。之前与当下大众媒体多采取反馈（先播后馈）的方式与受众进行异步式的双向交流，全媒体需要充分注重意见市场的前期反馈（市场调查），并在传播信息当中同时注重传受双方的动态。最后，全媒体的全功能性要求有一个强大的数据库和搜索引擎，前者保证全媒体可以满足更多受众的需求，后者保证受众需求的满足是有足够效率的。
2.4全媒体要求传播者和接受者快速适应新技术媒介形式的更新
全媒体不仅要求媒体工作者是采编播合一，而且还要充分了解并能熟练操作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媒体。未来全媒体的外在形式不好预测，可能是全部统一于手机载体，也可能是类似当前QQ这样的多功能软件，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生产全媒体产品的人和消费全媒体产品的人都要具备新的媒介素养。布迪厄在其消费社会学巨著《区隔――关于品位判断的社会批判》中，特别关注到新型文化媒介人（new cultural intermediaries）。这些人（全媒体记者、全媒体广告人等）采取向生活学习的策略，不断推出新的媒介产品样式。未来全媒体的消费者将上升为全媒体产品的阐释者和主导者之一，他们可能通过创新而非模仿来向新型文化媒介人的霸权提出挑战，并最终也将成为新型文化媒介人。
3未来的趋势与应对策略
当前全球全媒体的发展呈现不均衡的态势，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为全媒体的发展早已积累了充足的人力物力，并开始了初步的全媒体运营实践。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为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一些有实力的个别媒体机构已经开始了全媒体探索。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为例，目前已经覆盖了所有的媒体领域。在英国，40%的报纸都由他控股，6张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其中包括《泰晤士报》、《每日电讯》、《镜报》、《卫报》等日总发行量达到2 500万份；在澳大利亚，新闻集团也控制2/3的报纸。在美国，它拥有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福克斯网络和35家电视台，占全美电视台总数的40%；在拉美，默多克与3家电视台合作，通过卫星播送150套节目；在欧洲，默多克有天空电视台；在印度，有EETV；在中国，3 500万个家庭可以通过卫星收看到默多克的电视节目。现在，新闻集团可以用7种语言，通过40多个频道向亚洲5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娱乐和信息节目。目前，新闻集团正在与苹果公司、谷歌公司进行对话，探求未来全媒体时代新媒体的盈利模式。这种成熟的硬件准备和消费市场，使得实力强大的新闻集团很容易向全媒体转型。
就国内来说，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传媒集团就开始出现，但是至今仅限于同行兼并，尤其以报业集团的发展最具代表性。虽然有第一财经这种报纸办电视，以及猫扑电视台这种网站办电视的先例，但是这些还都属于个案，经济体制约束与媒体市场的整体不健全使得我们还没有经历国外跨媒体集团的重要阶段。来自北京晚报的消息说，近日中央电视台推出改革新动作，“中心”制将改“频道”制。随着频道制的改革，中央电视台的人员也将相应进行调整，其中之一就是将会在全台范围内公开招聘各频道总监、常务副总监。中央电视台的体制变革反映的是当前急剧变化的媒体生态下媒体经营者的应对策略，这是对全媒体时代的一种生存适应。然而，体制改革远远不及全球媒介融合的快速发展态势，因此，国内全媒体的发展应该尽快探索出一条适合当前国情，不同于国外经验的新的发展途径。我们可以借鉴凤凰集团的做法，以电视为主体，不是通过兼并重组，而是通过发展自身的报纸、杂志、网站来实现媒介融合，达到全媒体的要求。国内的大众媒体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媒介融合的初级阶段――比如几乎所有电视台早就拥有广播电视报，一些有实力的省级卫视还办有相关的期刊、杂志和网站，并通过中国特有的强大的行政手段进行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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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1 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2 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3 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4 总结与未来趋势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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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实现覆盖与影响力的最大化，但数字化却将这个影响力逐步消解，即媒体开始碎片化，可以说这是数字化对传统媒体最大、最核心的冲击。中国媒体的碎片化过程已经持续了近5年，2012年以来这种感受尤为强烈。
传统媒体转型：将核心优势最大化
媒体的“碎片化”、受众的“浅阅读”、传播的“微内容”，把我们带入了全新的媒介认知与体验时代。因此，媒介在竞争与融合的同时，需要各自发挥自己的特质。纸媒体对内容有很强的集合能力，他们可以自身数字化发展，对碎片化的内容进行整合，提供有深度、系统、全面的内容和信息，凸显纸媒特性。在实现纸类媒体与互联网的对接上，APP和二维码是可以利用的工具。
面对数字化机遇，电视媒体首要思考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智能化。多屏时代，电视、手机、电脑及户外LED等屏幕终端充斥人群四周，并不断传播其所呈现的各种视频文本。在这些视频文本中，手机跟人在时间、空间上的密切程度是最高的；PC机让人们对其的关注度超越了电视；LED在生活的环境里面，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他媒体到达不了的空间。电视以存在于家庭客厅为主，它不仅可以借鉴移动互联的智能化，更多的从本身使用户得到更好的享受，包括高精度的画质、丰富的内容整合等形式，甚至可以实现内容的随意整合调动，成为每一个家庭至关重要的智能生活墙。
移动互联推动数字化“超媒体”出现
对广告主来讲，面对全新的媒体环境，首先要弄清楚新媒体的概念。
早在互联网发展到成为广告和营销的媒体平台时，互联网就已超越了与传统四大媒体并行的媒体概念，而成为一个具有“媒体的媒体”概念，我们称之为“超媒体”。移动互联是在互联网的基本形态上增加移动的特性，所以互联网及移动互联都应该属于媒体的媒体，都是超媒体。它们与传统媒体的区别在于超媒体首先解构了传统媒体，同时又重构了当下的媒体环境。
“四流”合一，催生媒体营销3.0时代
其实，媒体并不仅限于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还有层次的高低。超媒体最突出的表现是能与所有的新旧媒体融合，比如近年来渐渐流行的电视和网络的结合模式——台网联动，报刊跟网络的结合——网刊互动等。互联网及移动互联具有融合其他媒体的超媒体属性，因此，企业家在运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的时候，不能简单将其视作一个传达广告信息、广告内容的平台，它们可以帮助实现传达信息、实现交易、组建社交继而形成“人流、物流、信息流、金流的四流合一”局面。
过去媒体的使用者是受众，而超媒体的使用者是用户，受众与媒体的关系是信息的关系，用户跟手机等超媒体终端的关系则是“四流合一”的关系。
关键词：环境媒体；广告创意特征；ROI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1-0074-02
一、环境媒体广告的概念界定
环境媒体广告（Ambient Advertising）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但对其概念尚未有统一的明确界定。现有研究主要从环境媒体（Ambient Media）的概念出发进行阐释，总体经历了由“广告媒介观”向“创意融合观”发展的过程。“广告媒介观”指将环境媒体视为一种承载广告信息的特殊媒介。例如马克・奥斯汀和吉姆・艾吉森的描述：“适合于传播广告信息的，任何你可以借用来传递品牌联系的东西[1]”和设计师肯・伯坦肖的概括“非常规的、原创性的媒体”[2]。“创意融合观”指将环境媒体的应用与广告创意相融合，使之成为广告创意过程的一部分。例如时报金犊奖在参赛办法中对于环境媒体应用的解释：“环境媒体应用，指在特定的传播环境中利用媒体的特于广告目的”[3]。因此，根据环境媒体概念的文献分析，论文将环境媒体广告的概念概括为：“环境媒体广告指在广告创意过程中通过创造性的运用媒介特性、与环境元素和受众互动创设传播环境，使广告创意与传播环境相融合，向受众传播品牌信息的一种广告创新形式。”
二、基于“ROI”原则的环境媒体广告创意特点探究
“ROI”是伯恩巴克提出的优秀广告创意的标准，即相关性（Relevance），原创性（Originality）和震撼性（Impact）。相关性指的是创意要与产品和目标对象有内在的联系；原创性指创意是特定的而不是抄袭的；震撼性指创意要有冲击力和吸引力[4]。
（一）相关性
1.与产品信息相互融合。广告创意与广告主题及内容相关联是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前提，这是环境媒体广告与传统广告创意的共同点，但环境媒体广告的传播并非只是简单的在特殊的媒介上广告信息，更重要的是要将媒介与所承载的广告信息相关联。环境媒体广告在媒介选择和媒介应用的过程中涉及对载体或其周边环境的再创造，使传播载体与产品理念相互融合，共同构成广告信息，参与到环境媒体广告创意和传播流程中，这充分体现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在环境媒体广告传播过程中，媒介与信息相互融合，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具体的传播内容，而是所使用的传播载体的性质和它所创设的传播环境，因此相比而言，环境媒体广告与产品信息的相关性更容易凸显。例如，Rimmel快干指甲油的广告，JWT广告公司把广告牌直接设计成指甲油倾倒过程中立刻干燥的模型，使产品信息与传播媒介巧妙的融合，突出产品的特性，给人们形成一种很强质感的联动效果。
2.与受众体验相关联。在环境媒体广告传播过程中，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还是传播情境创设的关键元素。因此，与传统媒体广告相比，环境媒体广告传播更强调受众的参与和体验。受众体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就是感官体验，即通过诉诸消费者的各种感觉器官为消费者创造感官体验。与传统媒体广告相比，环境媒体广告可以利用接触环境同时刺激受众的多种感官，创造更丰富的感官体验。例如，卡玫尔香氛沐浴露在表达其产品独特香味的诉求点上找到了绝妙的路径，创意团队利用北京地铁国贸站相对封闭的空间和巨大的人流量等特点，将站内墙壁上贴满带有香味的花瓣状墙贴，同时，在隐蔽的位置安装散发沐浴露香味的吹风机，此外，安排一部分人在地铁口周围免费发放带有产品香味的卡片，形成全方位感官刺激。第二点是互动体验，这种参与不同于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对产品的直接试用，而是通过创设某种情景，通过参与体验获得广告传播的信息。例如Tyskie啤酒的广告（如图1所示），在餐厅、酒吧、商店等地的门把手贴上Tyskie啤酒杯贴纸，当消费者握住门把手开门时就好像拿起了Tyskie啤酒一样，其充分利用了环境媒体的特性，创造了与受众互动的环境，让受众在媒介接触过程中获得与产品相关的互动体验。
图1
（二）原创性
与传统广告更多强调内容创意相比，环境媒体广告创意不仅注重广告内容创意，而且注重广告媒介创新。环境媒体广告的媒介创新包含三个层面：发掘出新的载体形式传达品牌或产品信息；创造性的应用传统媒体进行创意，使其重新焕发生机，使受众耳目一新；在具体某类媒体上的作品表现创新，比如为广告载体加入环境中人们熟悉的元素，使这些元素与广告创意相融合，为其提供新颖的展示平台。
1.寻找新载体。寻找新的广告载体对于广告创意过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广告传播发展过程中，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并非是传播的具体内容，而是广告传播载体的性质及其开拓的可能性，发现新的广告载体，就拓宽了广告的创意空间，为广告信息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例如德国柏林机场大巴上，广告商利用车内扶手为IWC手表创作的“试戴”广告，美国庄臣公司旗下的威猛先生洗涤剂巧妙利用斑马线为广告载体的创意广告等，把生活中经常接触却被忽视的事物创造成新的广告载体，取得理想的目标到达率。
2.创造性应用传统媒介。营销学者普遍认为，环境媒体广告在整合营销传播过程中与传统广告载体相结合才能发挥更好的效果，因此在环境媒体广告创意中，创造性的使用传统载体，寻找广告内容与载体之间新的契合点，也是环境媒体广告创意的重要方式。例如，Group Plus公司在迪拜为悍马“Hummer Special Operation”主题广告创作的户外墙体广告和英国Volvo XC70户外广告，都是对传统户外广告媒体的创新性利用，巧妙的使传统广告媒体与广告信息相结合发挥了户外广告视觉冲击力和现场感强的特点，直观的把产品信息传达给受众。
3.环境联动创新。环境媒体广告突破传统广告文本或图像信息传达的单一模式，将日常生活中的光线、温度、湿度等环境元素融入广告创意，使这些元素与广告信息和载体巧妙的连接，使信息呈现方式多样化、实体化，最大限度的展示创意，突出创新价值，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如李奥贝纳广告公司为Max Factor的睫毛膏创作的会“流泪”的广告牌（如图2所示），创造性的融合了天气变化的元素，天气干燥时，广告牌上的模特因为睫毛膏的装饰呈现出美感，但天气潮湿时，广告牌上的模特则会被雨水冲刷的睫毛膏弄的一脸脏乱，温馨提醒路过的女性，要当心雨天或流泪时妆花掉的尴尬，并借此宣传Max Factor睫毛膏的防水性能。
图1
图3
（三）震撼性
环境媒体广告创意不仅是信息内容和传播媒介之间的静态结合，还融入了广告的动态呈现，为受众营造真实生动的表现力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形成受众对广告信息及品牌的深刻记忆。例如，TIANYI吸尘器的广告（如图3所示），融合周边环境元素，以夸张的表现方式营造动态效果，恰到好处的突出产品的特点。又如LG高清电视创作的环境媒体广告，把面试办公室的窗户改造成3D高清电视屏幕，以此为“窗口”，呈现流星坠落、城市爆炸的世界末日来临的场景，智利LG电子公司的求职者被这个恶作剧吓到，他们的反应成为了LG高清电视的广告。在这一则广告中，LG高清电视呈现的世界末日来临的逼真画面，动态效果出众，可以给广告受众带来很强的视觉震撼和感官冲击，对于产品的推广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结 语
作为一种新型的广告形式，环境媒体广告凸显了一定的创意价值和传播价值。与传统广告的劝服式传播不同，环境媒体广告更加注重受众媒介接触和信息接受过程中的能动性和自主性，通过载体创新和环境联动制造惊喜，吸引受众注意，促进受众对广告信息的感知和理解，进而形成受众的品牌认同感和忠诚度。此外，环境媒体能够凭借巧妙的设计、强烈的感官冲击和丰富的体验效果引发话题性广告传播。令人拍案叫绝的广告创意促使大众自愿参与到品牌的传播过程当中，受众因接触环境广告创意而惊喜的同时产生主动分享信息的欲望，进而借助便捷的网络平台使环境媒体的广告信息得到裂变式传播，甚至能够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快速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创造传播价值，实现广告信息的二次传播。
然而，环境媒体广告的传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例如投放空间的局限性，环境媒体对信息的干扰，环境媒体与信息的契合程度，传播效果的测量难度大等。因此，并非所有的环境媒体广告创意都收到了理想的传播效果。今天，环境媒体广告更多的还是作为传统媒体广告的补充，其地域性或者空间的局限性的特点决定了环境媒体仍然需要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来扩大传播范围。
参考文献：
[1] （美）马克・奥斯汀，吉姆・艾吉森.还有人看广告吗？[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瑞士）肯・伯坦肖著.侯新鹏译.广告设计基础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当我们面对一个个汹涌而来的跨界典范时，才真正明白时代变了。而媒体作为时代变革的见证者和传播者，也在进行着资源整合。相信媒体跨界融合将受到广告主广泛欢迎，一是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品牌传播变得相对简单，二是对受众的把握更具有精准性，三是性价比更高。过去品牌传播的主战场在传统媒体，比如电视、纸媒、广播等，而随着互联网、手机流媒体等新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广告主不得不作出更为适合的媒介策略。传统媒体的优势在于公信力更好，新媒体的优势在于更具亲和力和互动性，把两者的优势整合起来，何乐而不为？
对于利郎来说，也非常注重跨界融合。十年前利郎第一个提出“商务休闲男装”的概念，就是将人们传统思维中比较正式的商务形象和比较随性的休闲风格融合起来，而且在利郎的诚挚邀请下，陈道明对这一跨界形象给了更具体的视觉演绎，获得了很大成功。今天，站在中国商务休闲男装第一品牌的位置上，利郎又重新做出了五年企业战略规划，王良星总裁提出了“跳出服装做服装”、“全球化思维+中国元素”的概念，正是对跨界营销最好的运用。
融合趋势下的智慧考验
成功的媒体跨界融合，应该达到三个结果：一是要有焦点效应，二是要有广告主的认可，三是在社会公众的影响力。最近迅速上位的江苏卫视，在跨界融合上做得很出色，其热播栏目《非诚勿扰》，就整合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优势，做到了线上和线下的充分互动，无论是自身的电视平台、官网，还是专业相亲网站百合网、世纪佳缘、珍爱网，还有短信、电话、主要城市的现场报名，手机电视，电台，主流娱乐纸媒等，都带来了足够的焦点效应。吸引了众多广告主的目光，不惜重金参与。所以融合得是否成功，考验的是每一个参与媒体的智慧与执行力。
同时，要想成功驾驭整个传播运动，从选择到执行，都是对广告主判断力考验。如何让多媒体的跨界营销为企业带来价值，首先就要分析品牌的目标消费群的定位。对于利郎来说，主要面对的是心理年龄在30-45岁的中青年男士，他们多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所以我们在选择多媒体平台展开跨界传播时，需要考虑几个方面：首先是这个平台或者这个栏目的社会影响力和利郎消费群的好感度；其次要看其是不是符合商务气质，与我们的消费者之间是否有更多的交集点；最后还要考虑资源的整合匹配性。
媒体融合让品牌传播更有效
[关键词]全媒体；大连；报业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9 — 0092 — 02
一、全媒体概念界定及其特点
近年来，“全媒体”这一概念不断地被新闻工作者们所提及，其中包括“全媒体时代”、“全媒体记者”、“全媒体报道”等。虽然全媒体这一概念不断地被我们所使用并接受，但是新闻传播学学界却尚未对其做出一个准确而统一的定义。遍观学界的纷纭众说，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对于全媒体这一概念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其一，媒介运营说。该观点认为全媒体是一种媒介运营模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兰曾在研究中明确提出全媒体这一概念。她认为，全媒体是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即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她指出，报纸、广播、电视与网络是这个报道体系的共同组成部分。〔1〕其二，媒介形态说。该观点认为，全媒体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单一模式，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互联网与手机的普及，博客、手机报等媒介形态的风靡，全媒体实质上就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兼容并蓄的传播形态。其三，媒介整合说。该观点认为，所谓全媒体，就是综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如文、图、声、光、电，来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同时通过文字、声像、网络、通信等传播手段来传输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该观点坚持全媒体是传统的传播手段和传播形态的综合性使用。其四，媒介营销说。该观点认为，全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营销管理理念，是建立在媒介融合基础上的媒介营销策略，包括整合性的媒介内容生产平台的创建，以及相同媒介内容的不同呈现方式的组合性使用。从这一观点来看，所谓全媒体就是媒介融合营销策略的具体应用。〔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全媒体的内涵十分宽泛。在本文中，我们根据上述的第一、二个观点得出我们将要使用的全媒体概念，即基于现代科学技术、通讯信息技术，运用所有媒体手段构建的报道体系，同时这个体系仍在不断汲取并运用各种新的科学技术与通讯信息手段。
由我们对全媒体概念的界定可以得出，全媒体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全媒体环境下，报道体系集中了所有能够运用的通讯技术手段，可谓集科学技术之大成。第二，由于网络电子媒体的介入，使得全媒体环境下的报道变得更加迅速，受众可以更加快速地了解到世界各地的大事小情，极大地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第三，对于受众而言，他们可以使用自己的电子终端设备来接收新闻报道，而不再需要自己去订阅，较之以往，可以更加方便其信息的接收。
二、我国报业发展现状
调查显示，2001年中国报纸的总印刷量约为900亿对开张，报纸年发行总份数约为360亿份，流转金额约为216亿人民币，报业实际发行收入约为110亿元。〔3〕可见，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中国报业的发展不可谓不蓬勃。
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报业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从《2006：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平面媒体广告于2005年开始出现大幅下滑，平均跌幅在15%以上，其中报纸广告的下滑幅度尤为惨重。因此，这一年也被专家学者定为中国报业的“拐点”。2005年至2007年这三年间，我国主要城市报刊的广告收入还处于增长期。但到了2009年，一些报业集团的广告出现负增长，全国性的大报发行量持续萎缩，行业报、专业报也开始走向衰弱。〔4〕ctr央视市场研究资深研究顾问姚林在《2012：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指出，2011年，中国报业广告市场经历了高开低走、先喜后忧的过程。根据ctr媒介智讯的数据，2011年中国传统媒体广告市场增长了12.9%，报纸广告增长了11.2%。这与2010年相比，前者的增长基本持平，而后者却下降了7.7个百分点。虽然报纸广告的收入依旧呈上升趋势，但其衰减态势必将持续到2012年，并对12年报纸广告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传统报业的影响之大。无论是发行量还是营业额，相较于非全媒体时代，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跌落。而新媒体则迅猛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报业有所没落这一事实，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能够做出的贡献也大不如新媒体了。
三、受众对新老媒体使用状况的调查分析
笔者针对受众对报纸媒体与电子网络媒体的认识以及使用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大连地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第一来源多为网络媒体，并且，人们看报纸的频率也不是很高，看报纸的多为知识水平比较高且年龄相对较大的人群。
调查结果还显示，在这些年轻人中，他们大多数注册了时下流行的微博，却很少有人关注大连报业的官方微博，甚至很大一部分人都不知道大连报业有官方微博并表示不想关注。
此外，我们还了解到，现在大多数人仍然更加喜欢阅读纸质版报纸，而非电子版报纸，而且调查者中以年轻人居多。他们认为电子报纸缺乏文化气息，与传统阅读习惯不符。当然也有部分人更喜欢阅读电子版报纸，他们坚持电子版报纸获取渠道方便快捷，便于阅读。此外，被调查者认为，报纸与其他媒介相比更加富有文化气息，且权威公信度较高，但是也存在时效性滞后，互动性不足等缺点。当我们问及纸质报纸发展前景如何时，大多数人都认为纸质报纸不会被淘汰，但是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在其他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冲击下，报纸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想要继续生存就要进行变革。同时，也有少部分人认为报纸发展前景良好，仍有巨大的潜力。最后，被调查人群建议，电子报应该减少广告植入，注重年轻读者的普及率，敢于报道重大、敏感事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建议，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由这些调查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大连地区的传播环境不甚理想，而大连报业对于自身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再加上大连地区年轻人较多，多喜爱网络，导致大连报业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人们对于传统报业媒体的使用情况也大不如网络电子媒体。当然，虽然发展形势严峻，但是大连报业仍然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毕竟人们仍然愿意阅读纸质报纸。只要大连报业愿意进行改革，其发展前景仍是十分广阔的。
四、报业与新媒体的互动融合
在全媒体环境下，新媒体不断涌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传统媒体由于其近乎一成不变的报道风格与体系，变得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人们的阅读需求。因此，与新媒体联手，进行互动融合，不失为一种改革自身的良策。
第一，在采、编、印等方面充分运用现有的数字技术，提高新闻采编的速度与报纸印刷的质量。例如，在采访环节，报社可以建立渠道，鼓励读者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新闻发掘，让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把最新的新闻图片或影像传递给报社。在编辑环节，报社可以搭建新闻信息采集平台，把各路新闻信息进行汇总后整合分类，再进行运用。而在印刷阶段，则可以使用ctp直接制版技术提高印刷速度，通过erp软件开发整合报纸印刷流程，从而缩短报纸印刷所需的时间，提升报纸的发行速度。
第二，报纸可以分为不同的版块，针对不同的人群。当然，现在的报纸正是分为多个板块的，例如《大连日报》便分为“要闻”、“特别报道”、“综合新闻”等多个版块。然而笔者这里所说的“版块”并不同于此，而是指针对不同人群所分成的版块，譬如学生版、青年版、老年版等等。现如今的许多报纸无人问津的原因就在于报纸上所报道的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很少甚至没有。所以，按不同人群来分版块便可以针对不同人群在不同的版块上刊载相应的内容。当然，现有的版块分类方式也不无可取之处，因此我们建议，有能力的一些大报可以尝试两种分类方式并行的策略。
第三，加大自身的宣传力度。当下，可以说是以年轻人为消费主体的时代。而年轻人之中很少有人喜欢阅读报纸，甚至不知道某些报纸的存在，这一点从我们之前做出的调查中便不难看出。所以，报业应该主动宣传，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各报业集团完全可以利用微博、博客、播客等自媒体进行自我形象的打造与宣传。同时还可以与一些知名网站联合，推出某些活动以达到宣传的目的。
第四，推出自己的客户端，打造自己的电子报。当前社会，手机普及率十高，人们也都习惯从手机终端上获取新闻信息，这样不仅方便快捷，而且节约时间，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阅读。因此，各大报纸完全可以
推出自己的手机客户端，以方便读者阅读自己的报纸。当然，现在已经有一些报纸实施了这一举措。比如《南方周末》，它就拥有属于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叫做南周阅读器。另外，报业还可以与网站联手，打造共同的客户终端，报纸可以利用网站的技术与人气，而网站可以利用报纸强大的报道团队采集而来的第一手新闻资讯，从而实现互利共赢。此外，据笔者了解，早在2006年，在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官网上便已出现了全国第一张互动多媒体报纸——“播报”，播报既可以用来看，也可以用来听。〔6〕由此，我们建议，在手机终端上也使用这一技术，使手机客户端推送的电子报不仅可以看，还可以用语音来听。同时，电子报上不仅可以有图文，还可以有视频音频。
第五，在推出纸质报纸的同时也推出电子报，并且二者各有侧重。我们知道，电子报的推送速度一般是高于纸质报纸的发行速度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电子报的这一特性来使之更加注重时效性。纸质报纸更加具有文化底蕴，我们不妨让其着重于新闻的深度报道，多多进行新闻评论分析。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媒体对报业造成的冲击已是既定的事实。在新闻传播环境不甚完善的当今社会，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报业，其发展空间越来越受限制，但即便如此，我们依旧不得不承认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新媒体刚刚崛起的今天，报业受到冲击是必然的，而报业与新媒体的互动融合也才刚刚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报业与新媒体不断进行全方位的互动与融合之后，其再度崛起将是必然之势。
〔参 考 文 献〕
〔1〕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j〕.青年记者，2009，（02）.
〔2〕姚君喜，刘春娟. “全媒体”概念辨析〔j〕.当代传播，2010，（06）.
〔3〕蔡颖.报纸风格分化与管理模式分析〔j〕.新闻传播，2004，（04）.
〔4〕崔保国. 2006：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姚林. 2011年报业广告市场分析及2012年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