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29 17: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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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法基本原则理论基础现实根据历史依据
法律原则是一个部门法存在的根本，任何部门法如不能归纳、总结出若干自己的法律原则，而只依赖于某种价值取向，则难以构造出一套严密、周全的理论和相应的体系。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定社会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其核心是如何税收法律关系适应一定生产关系的要求。税法基本原则是税法建设中的主要理论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据作以探讨。
一、关于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
关于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有人认为“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税）双方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也有人认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是规定或寓意于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
对于税法的基本原则的内容，我国学者观点不一，论述颇多。1986年刘隆亨教授最早提出“税法制度建立的六大基本原则”。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和参考西方税法基本理论，将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和社会效率原则介绍到我国，研究如何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到目前为止，仅从数量上看，我国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六原则说等四种，即使所主张的原则数目相等，不同的学者对各原则的表述、概括又不仅相同。徐孟洲教授根据价值取向将税法基本原则区分为税法公德性原则和税法政策性原则。税法公德性原则涵盖以下内容：（1）保障财政收入原则、（2）无偿征收原则、（3）公平征收原则、（4）法定征收原则、（5）维护国家原则。税法政策性原则包括税法效率原则、税法宏观调控原则。而刘剑文教授将税法基本原则界定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还有学者认为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税收民主主义原则。税法学界对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意见归纳起来有十几项之多：（1）财政原则、（2）税收法定原则、（3）税收公平原则、（4）税收效率原则、（5）社会政策原则、（6）实质征税原则、（7）合理征税原则、（8）平等征税原则、（9）普遍纳税原则、（10）简便征税原则、（11）税收重型原则、（12）宏观调控原则、（13）无偿财政收入原则、（14）保障国家和经济利益原则、（15）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16）税收民主主义原则、（17）税收公开原则、（18）保障财政收入原则等等。
我国学者以上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难免存在以下嫌疑：（1）以偏盖全，将某一具体法律制度当成税法的基本原则；（2）未能正确界定税法基本原则之定义，将税法或税收的某些职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3）混淆了税法原则和税收原则之概念。
二、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那么，到底那些原则可以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呢？我认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租税法定主义、合法性原则等等，它是税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收法定主义是指“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我国学者认为，是指一切税收的课征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纳税人有权拒绝。税收法定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它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税法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
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方面：（1）课税要件法定原则。课税要件是指纳税义务成立所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即通常所说的税制要求，包括纳税人（纳税主体），课税对象（课税客体），税率、计税方法、纳税期限、缴纳方法、减免税的条件和标准、违章处理等。课税要件法定原则是指课税要件的全部内容都必须由法律来加以规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或当事人随意认定。（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对课税要件法定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课税要素、征税程序不仅要由法律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3）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它要求税收稽征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核查；税务征纳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应纳税额的确定，税款缴纳到纳税检查都必须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定程序，税收稽征机关无权变动法定征收程序，无权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这就是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包括课税有法律依椐、课税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课税程序合法。即要作到“实体合法，程序正当”。（4）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是指税法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司法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禁止类推适用。在税法域，溯及既往条款将会破坏人民生活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而类推可能导致税务机关以次为由而超越税法规定的课税界限，在根本上阻滞税收法律主义内在机能的实现，因而不为现代税收法律主义所吸收。（5）禁止赋税协议原则，即税法是强行法，命令法。税法禁止征税机关和纳税义务人之间进行税额和解或协议。
2、公平原则。指纳税人的地位在法律上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对此可参照西方有“利益说”与“能力说”。“利益说”依据“社会契约论”，认为纳税人应纳多少税，则依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即得到的社会公共产品来确定，没有受益就不纳税。而“能力说”则认为征税应以纳税能力为依据，能力大者多征税，能力小者少征税，无能力者不征税。而能力的标准又主要界定为财富，即收入。我国实际中通常用的是“能力说”，按纳税人的收入多少来征税。税收公平原则应包括两个方面：（1）税收立法公平原则。它是公平原则的起点，它确定了税收分配的法定模式，没有税法之公平，就没有税收之公平；具体又包括（1）纳税地位平等原则，（2）赋税分配公平原则，它可分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只能力相同的人应纳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指能力不同的人应纳不同的税。（3）税收执法公平原则，也称为平等对待原则，即税务机关在运用税法时必须公正合理，对于情况相同的人应给予相同的对待。
3、税收效率原则。指以最小的费用获得最大税收收入，并利用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税收的效率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大方面。税收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率之间的比率而衡量，即表现为征税收益与税收成本之比。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价值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税率。
三、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
对上述我国税法基本原则之判定是依据以下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而得出的结论：
1、基本原则法理之构成要件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理论基础
法理学告诉我们，一项法律原则是否能成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至少要满足此条件：（1）该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指导性；它能够作为该部门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得到应用，即该原则在该部门法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性。（2）该原则必须具有贯穿性；原则内容能贯穿该部门法的总则与分则，能贯穿于该部门法任何具体制度。（3）该原则具有独立排他性；该原则须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相互区别，不被其他原则所吸收。（4）该原则须具有能反映该法本质特征的专属性，反之则不能作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5）该原则须具有合宪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的“母法”，该原则的确立须依据宪法，原则的内容须符合宪法的规定。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也只有符合上述法理规定的几个条件后，才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现实根据
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反应。任何一国的税法基本原则通常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下构建的，其核心是税收法律关系应适应一定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各项经济活动都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进行。税法，作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决定税法，税法又反作用于经济，这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经济决定税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制定税收法律法规、确定税收负担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充分发挥税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治税和发展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必须强调税法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而税法的基本原则则是税法的灵魂，它必须能够反映经济的客观需要。因此，对于税目、税率、课税依据、课税对象、税收的开征、停征、负征、减免、退税、计税以及纳税的程序都必须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法律规定，这些均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在要求。其次，党的政策也强调执政为民、依法行政，而社会主义市场本身是法制经济，法追求的价值即是公平、正义、效率；因此，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要求税法也难体现正义的精神，体现公平与效率的价值。故税法的基本原则应涵盖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最后，市场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需要国家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管制，需要完善的法制对它进行调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国家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所以，体现国家意志的税法理应是贯彻这种意图，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更应理当其中体现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意志。
关键词：非法所得；可税性；税法基本原则
当前，非法收入已成为贫富分化、社会公平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量的非法收入游离于税收之外，不仅导致税收收入大量流失，阻碍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也导致政府形象受损，社会矛盾加剧。虽然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部法律法规对非法收入应否征税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对非法收入课税已普遍为学界所接受，我国的税务实践在此问题上已取得很大进步。1998年，沈阳市地税局了《沈阳市娱乐服务业临时服务人员税收征管办法》以及2006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在娱乐、服务业提供临时服务取得报酬的择校费等纳入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这表明，对非法所得征税已成为我国税收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应税所得"与"非法所得"
"收入在本质上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指民事主体所占有的特定财物。其客观上表现为一定财物，本身没有合法或非法的区别，只有当其基于民事法律事实为民事主体发生了联系，才会产生适法性的问题。"[1]由于法律关系客体本身不存在合法、非法的区别，那么非法所得则是指收入的取得方式和途径存在瑕疵。也就是说收入的取得方式不符合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
应税所得是指纳税人进行生产经营或提供相关劳务而获得的收入或报酬。在我国，应税所得尚无统一的定义。但是综合各理论来看，"应税所得"一般需要具备合法性和连续性两个要素。例如，马国强在其所著的《税收学原理》中，将应税所得定义为"应税所得是企业单位及个人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连续获得的能够增加经济能力的货币进款"。刘剑文在其所著的《税法专题研究》第一版中，其将应税所得定义为法人或自然人在特定时间（通常为1年）所具有的，合法来源性质的连续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其在2006年所著的《税法专题研究》第二版中虽然将合法性从应税所得的特征中剔出，但对应税所得仍采用了这一概念。合法性是否是应税所得的构成要素？本人认为之中观点有待商榷。理论上，关于应税所得的理论学说主要包括"流量学说"、"周期性学说"、"纯资产增加学说"以及"所得源泉说"。而几种学说的不同点在于征税客体的范围界定，而非对征税客体是否合法进行价值判断；实践中，我国并没有哪部法律法规将"合法性"作为征税客体的特征之一。我国法律对于应税所得并没有给予统一的定义，而是采用列举的方式，但都没有明确将非法收入排除之外。
综上所述，应税所得的确定取决于税收的要素，强调的是存在可征税的利益。而非法所得强调的是法律对收入取得方式或途径的价值判断。因此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并不互相排斥。
二、非法所得之可税性分析
可税性是张守文教授在2000年提出的，他认为"征税是否合理，不应仅看经济上的承受力，还应看征税是否平等，是否普遍等方面；征税是否合法，不应仅看是否符合狭义上的制定法，而且更应看是否合宪，是否符合民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2]该理论研究的着重点是如何在立法上有效界定征税范围，确保国家征税具有可行性和合法性。
可税性包括经济上的可税性和法律上的可税性。前者是指征税经济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后者是指征税法律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首先，从经济上的可行性来看，"非法所得从形式上来看可以是收入也可以是财产或其他收益，但无论是哪种形式，均符合收益性标准"[3]存在收益即存在征税经济上的可能性。其次，从法律层面而言，对非法所得课税也具有合理性。它符合税收公平原则所要求的税赋应当由社会成员普遍、平等分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在合法性方面，对非法所得征税也不存在障碍。事实上，对于非法所得征税问题的讨论主要是理论问题，我国税务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应税所得均未将非法所得排除在外。因此，对非法所得征税不存在违法问题。事实上，在现实的税收征管过程中，也不可能将非法所得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
三、非法所得课税契合税法的基本原则之要旨
税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赋税法律规范，在赋税关系的调整中具有普遍价值，任何赋税活动都必须遵循和贯彻的根本法则或标准。[4]税法基本原则是现代法治原则在税收领域的集中体现，是确立税收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准则。对非法收入课税的合理性在于其是税法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
（一）对非法所得征税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纳税筹划 必要性 原则
1.纳税筹划的基本概念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为达了到减轻税收负担以及实现税收零风险的目的，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对经营、理财、投资等活动的事先筹划以及安排，制作出一整套完整的纳税操作的方案，进而达到节税的目的。从国家税制法规上看，纳税人总是密切地关注着国家税制法规和最新税收政策的出台，以便节减税收。一旦税法有所变化，那么纳税人就会从自身追求财务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行动，把税收的意图融入到纳税人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从此方面来说，纳税筹划既是在客观上起到了更好、更快地贯彻税收法律法规的作用。也是在提醒税务机关注意税法的缺陷，进而对健全税法起到促进作用。从纳税人角度上看，纳税筹划既能使得纳税人税收减少，同时有利于纳税人的财务利益的最大化，纳税筹划可以通过税收方案之间的比较，进而选择出纳税较轻的方案，以减少纳税人现金流出或本期现金流出，以增加可支配资金，并且有利于纳税人的发展壮大。
通过上述分析，纳税筹划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方面，体现了纳税筹划手段，纳税筹划需要在税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企业通过对经营到投资、理财到交易等各项活动进行事先合理、有效地安排。另一方面，明确表示纳税筹划的目的纳税筹划是为了同时达到减轻税收负担和实现税收零风险的目的，当企业在开展纳税筹划活动之后，并没有减轻税收负担，则这个纳税筹划是失败的；可是，当企业在减轻税收负担时，税收风险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那么纳税筹划活动同样不算成功。
2.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必要性
2.1纳税筹划对于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具有促进作用
税务筹划是以现阶段实行的税收法律为依据，利用对税法规定的熟悉，对税制构成要素中的税负差异进行税务筹划，以选择出最优的纳税方案。而现代税收是具有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的特点，同样是依法制定出来的。纳税筹划和纳税人纳税意识增强具有同步性和客观一致性。因此，纳税筹划有利于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法律意识， 由此可见，对于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具有促进作用，是有效鼓励纳税人依法纳税的一种有效手段。
2.2纳税筹划对于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有积极作用
企业在整体的负担中，税收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并且税负又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特点。 税负是企业净现金的流出，它并不会给企业带来一些额外的经济收益，因此，要是想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以降低资本成本并且增加现金流，进行合理的、成功的税收筹划是十分有必要的。
2.3纳税筹划有利于不断健全与完善税法
纳税筹划是合法地利用税法对企业的资源进行最优化安排以达到减少纳税的目的，而税务机关并不能对企业进行处罚，只能依靠从加强税法的建设角度，进而不断地从纳税人的筹划方案过程中发现税法中存在的不足。
3.统筹纳税的基本原则
纳税筹划的基本原则来自其本质的特性，如果脱离了合法性、整体性、风险性、成本性 等特性，那么纳税筹划原则也就无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纳税筹划的本质特性是纳税筹划原则具有其内在的产生根源，纳税筹划原则是外在的规则，体现了纳税筹划的本质特性。而企业要想开展纳税筹划就必须认真遵循其对应原则和本质特性。
3.1超前性和事先筹划的基本原则
事先进行纳税筹划是一种客观可能并且必然的要求，在客观上可能是指纳税行为具有滞后性，多发生在经济行为之后，一些纳税行为的滞后性会给纳税人在展开事前筹划过程提供了可能性。纳税筹划必须在经济业务和纳税义务发生之前就对纳税阶段进行合理的筹划，否则就容易沦为带有欺诈性质的偷税，这也是纳税筹划的必然要求。
3.2要注重整体性和综合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
纳税筹划并不是为了谋求一些税种税负减轻，而是为了谋求降低整体税负，谋求税后企业综合利益最大化。从这一点上来讲，纳税筹划则归属于财务管理范畴，其目标和企业的价值最大化是相一致的。如果某一方案税负最轻，但是它不符合企业的综合利益最大化原则，那么此方案就无法顺利实行；那么，如果某方案其税负尽管不是最轻的，但它可以使企业的综合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个方案是最佳的。
3.3合法性和不违法的基本原则
纳税筹划最为本质的特性是合法性，更是纳税筹划区别于那些税收欺诈的最根本的标志。纳税筹划的依据是税法所赋予的权利、可选择性条款和优惠政策，这不仅要求企业在行为上不违反法律，而且在最高层次的纳税筹划其结果也要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立法意图，必须是法律鼓励的不是法律的盲区，但都要求纳税筹划不得违法，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合法性。
4.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纳税筹划是一件实践性非常强的工作，如果一个纳税筹划方案顺利成功这将会给企业带来节约纳税的好处，但是一旦纳税筹划失败了，将会给企业带来巨额损失，因此，纳税人在指定纳税筹划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4.1经常与税务机关沟通
目前，各地方税务机关在执法中存在着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他们还需要遵守地方政府的颁布的其他规定，这就要求纳税筹划人要积极地同税收机关联系，主动关注当地的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特点以及具体方法。
4.2加强税收政策知识的学习
企业纳税筹划工作者要时刻地关注国家有关企业所得税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的最新变化，通过认真学习新的法律、法规，就能够准确理地了解法律法规的本质，以提高企业的风险意识，同样的，只有认真加强税收相关知识的学习，统筹把握好税收政策内容， 这样才能衡量其制定的税务筹划方案，有效规地避纳税筹划中存在的风险，以增加企业的效益。
纳税筹划是当代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手段，作为企业，一定要树立好纳税筹划意识，科学、守法的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并且选择好适合我们企业实际情况的方法，为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高金平.新企业所得税法与新企业会计准则差异分析[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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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再平.对税收筹划的几点看法[J].税务研究,2005,(1)
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途径很多，如增发货币、罚没财务、收取费用等，因上述方法存在固有的缺陷，因此，现代国家通常将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来源的最重要途径，从经济意义上讲，税收是实现现代国家职能，提高人民福利的基础和前提，是影响国家和私人物质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从法律意义上讲，国家立法、执法、司法等职能的有机配合和制衡，是保证国家税收的重要手段，在税法既定前提下，如何保证政府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是税收执法工作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而诚实信用则是税收执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税收的必要性
从经济意义方面讲，国家的职能就是做私人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具体包括国防、外交等纯公共物品，也包括教育、医疗、交通、救济等准公共物品，同时还包括统一的市场体系、竞争规则等。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需要强有力的财政做后盾，因国家是若干单元自愿组成的实体，其本身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不直接创造财富，因此，只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从私人那里取得财富，从而形成国家财政，征税即是现代国家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均衡，贫富悬殊差距大，国家需要为大众提供大量的物品，为保证税收稳定，创造良好的税收执法环境，保证税收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是非常必要的。
从税收的职能方面讲，国家通过征税和再分配税收，可以实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调节私人主体的贫富差距，更好的实现救济、总体平衡等国家职能；通过税收手段，参与社会再分配，对各类主体的实际收入及运行发生重大影响，影响收入和储蓄结构、资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各类资源的配置，从而实现国家宏观调空的职能。正是税收具有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等职能，能够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解决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因此，税收有助于保障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二、诚实信用的作用
诚实信用原则最早源自于罗马法，被民法学界奉为帝王条款，但其并非民法所独有的原则，而是公法和私法共通的基本原则，它要求税收征纳双方在履行各自义务时，都应讲求信用，诚实的履行义务，而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赖，也不得以许诺错误为由而反悔[1].
诚实信用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应当严格遵守的道德和伦理准则，也是其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基本原则，其功能和作用表现为：
1、解释法律，弥补法律漏洞功能
法律具有归纳性和抽象性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执法者在应用抽象的法律规范解决一般的具体现实问题时，首先需要正确解释和理解法律的含义；法律不可能包罗所有社会现象，都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对未来社会现象的预测总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社会总是在变化和发展的，这就决定了法律具有滞后性特点，该特点要求执法者在应用既定法律解决新出现的复杂社会问题时，更加需要正确解释和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就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符合立法的宗旨目的，符合最低限度的法律价值，因此，选择解释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显的尤为重要，诚实信用原则集中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因此，可以很好的起到指导解释法律的作用。
2、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益功能
诚实信用是一种道德和伦理观念，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构建理想税收执法环境的基石。在税收执法中，最有效率的税收执法活动，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迅速完成征税和纳税工作，反之，则会增加税收的成本，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税收的数量在日益增大，税收法律关系日趋复杂，如何降低税收成本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解决降低税收成本问题的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求税收当事人本着诚实信用精神做出具体行为，按照诚实信用原则构建税收执法法律关系。
三、诚实信用对税收执法的要求
税收法律关系包括征税和纳税两个主体，其对征税和纳税主体的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
（一）诚实信用对征税主体的要求
1、税收执法形式合法
税收执法程序合法。应当按照税收程序法的规定，依法开展税收征收工作，在强调税收执法主动性特点的同时，不得逾越或违反程序，如按照规定着装，出具完税凭证、收据等法律文书，依法行使征收、查验、处罚等职能；充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得非法限制或剥夺纳税人的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保证纳税人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得到法律救济，使税收执法在程序方面体现正义和公平精神。
2、税收执法实质合法
主体合法。执法主体只能是税务机关和工作人员或法律授权的组织，同时法律授权的组织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条件，非执法主体不得从事税收执法活动。
权限和内容合法。税务执法主体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开展执法活动，不得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开展税收执法活动，擅自做出开征、停征、减税、免税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决定，不得与纳税主体协商纳税事项，同时也不得消极对待税务执法，该征收的税款不征收或不及时征收，该处罚的不处罚。
依据合法。依据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税务执法主体应当在执行大量实体税收行政法规的同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等程序性规范要求，依法开展税收执法工作，
3、税收执法具有合理性
合理性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合理、适度，合乎理性[2]，使正常理智的人根据一般理性能够理解和接受。因为税收执法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特点决定了税收执法具有合理性。
4、转变执法意识
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突出的强调了税收执法的国家意志性，由于长期受国家意志至上，个体意志服从国家意志观念的影响，税务执法主体常常以主宰者的地位凌驾于纳税主体之上，这是与现代的服务性政府的理念相违背的，有鉴于此，转变税收执法主体的执法理念，使执法主体平等的对待纳税主体，在实现税收执法职能的同时，发挥税务执法的服务职能，使税务执法更多地体现理性化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告知纳税主体应当享有地权利、披露税收的用途、保障纳税主体权利的救济方法等。
5、改善税收执法环境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财税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提高税收机关的执法地位，赋予税收机关更大的权力和独立性，与此同时，要求相关政府机关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信息披露制度，使纳税主体能够切身体会到纳税的成就感和责任感，充分享受公共福利，监督政府依法支出财政收入，减少铺张浪费，杜绝“豆腐渣”工程，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使纳税主体在了解税收行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依法纳税的意识。
（二）诚实信用对纳税主体的要求
纳税主体总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总是存在减轻或免除自己纳税义务的动机，而较少考虑税收执法对公众利益的影响，征税和纳税始终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着。因此，从纳税主体角度讲，诚实信用要求，纳税主体根据相关税收法律的规定强调自身权利的同时，应增强依法纳税的意识，与征税主体共同完成税收执法工作，如了解国家的税收法律，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申报纳税、建立帐册、不偷逃应纳税额、不恶意转移定价等。
四、小结
税收法定原则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它指的是国家征税应有法律依据，要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要素法定而且明确，征税必须合法。诸如，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必须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予以规定，其具体内容也必须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为权利的滥用留下空间。而征税机关也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的税收要素和法定的征管程序，依法征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
（一）不宜开征新税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是否开征新税。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以美国为代表的免税派主张对网上形成的有形交易以外的电子商务永久免税，认为对其征税将会阻碍这种贸易形式的发展，有悖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与此相对的是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于1994年提出“比特税”构想，即对网络信息按其流量征税。“比特税”方案一经提出，即遭致美国和欧盟的反对，原因是他们认为“比特税”不能区分信息流的性质而一律按流量征税，而且无法划分税收管辖权，并将导致价值高而传输信息少的交易税负轻，价值低而传输信息多的交易税负重，从而无法实现税负公平。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是税制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开征新税的前提应是经济基础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例如，在以农业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农业税便是主要税种；进入了以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后，以商品流转额和财产收益额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取代了农业税成为主要税种。电子商务也属于商品经济范畴，与传统贸易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国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政策时，仍应以现行的税收制度为基础，对现行税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使之适应电子商务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这样不仅能够减少财政税收的风险，也不会对现行税制产生太大的影响和冲击。例如，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做法便值得借鉴，其并未出台专门的电子商务税法，只是要求纳税人在年度报税表内加入电子贸易一栏，申报电子贸易资料。
（二）明确各税收要素的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对税收要素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征税对象和纳税地点的确定上。以流转税为例，网上交易的许多商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来传递并实现转化的，使得现行税制中作为计税依据的征税对象变得模糊不清，对此既可以视为有形商品的销售征收增值税，也可以归属为应缴营业税的播映或服务性劳务。这就需要改革增值税、营业税等税收实体法，制定电子商务条件下数字化信息交易的征税对象类别的判定标准，从而消除对应税税种、适用税率的歧义。就纳税地点而言，现行增值税法律制度主要实行经营地原则，即以经营地为纳税地点，然而高度的流动性使得电子商务能够通过设于任何地点的服务器来履行劳务，难以贯彻经营地课税原则。由于间接税最终由消费者负担，以消费地为纳税地不仅符合国际征税原则的趋势，而且有利于保护我国的税收利益，为此，应逐步修改我国现行增值税的经营地原则并过渡为以消费地为纳税地点的规定，从而有效解决税收管辖权归属上产生的困惑。
二、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又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是国际公认的税法基本原则。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所有纳税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税收负担在国民之间的分配也必须公平合理。税收公平原则在经历了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的公平”①和瓦格纳的“社会政策公平”②理论之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进一步将公平划分为两类，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税收横向公平要求相同经济情况和纳税能力的主体应承担相同的税负；税收纵向公平则要求不同经济情况的单位和个人承担不相等的税负。
纳税人地位应当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内容和要求。电子商务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有别于传统贸易的虚拟的贸易形式，它具有无纸化、无址化以及高流动性的特点。高流动性使得企业的迁移成本不再昂贵，企业由于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不必像传统企业那样大量重置不动产和转移劳动力，若想要在低税或免税地区建立公司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往往只要在避税地安装服务器等必要的设备、建立网站并配备少量设备维护人员即可。其他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世界各地为企业服务，从而可以使纳税人通过避税地的企业避免或减少纳税义务。而电子商务的无形性和隐蔽性则让税务部门难以准确掌握交易信息并实施征管，使得网络空间成了纳税人轻而易举地逃避纳税义务的港湾。上述种种都导致了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主体与从事传统商务的纳税主体间的税负不公。但是税收公平原则却要求电子商务活动不能因此而享受比传统商务活动更多的优惠，也不能比传统商务更易避税或逃税。因此，为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改变对电子商务税收缺位的现状，避免造成电子商务主体和传统贸易主体之间的税负不公平。税法对任何纳税人都应一视同仁，排除对不同社会组织或个人实行差别待遇，并保证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一切组织或个人无论其收入取得于本国还是外国，都要尽纳税义务。
第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还要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建立符合电子商务要求的税收征管制度，首先应制定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纳税人在办理了上网交易手续之后，应该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在税务登记表中填写网址、服务器所在地、EDI代码、应用软件、支付方式等内容，并提供电子商务计算机超级密码的钥匙备份。税务机关应对纳税人的申报事项进行严格审核，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其二，应建立电子发票申报制度，即以电子记录的方式完成纸质发票的功能。启用电子发票不仅可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为税收征管提供了崭新的手段。纳税人可以在线领购、开具并传递发票，实现网上纳税申报。其三，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的电子化、信息化，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拓展税收征管的领域和触角，开发电子商务自动征税软件和税控装置，建立网络稽查制度，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质量，构建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税收公平原则。三、税收中性原则
税收中性原则是指税收制度的设计和制定要以不干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基本出发点，即税收不应影响投资者在经济决策上对于市场组织及商业活动的选择，以确保市场的运作仅依靠市场竞争规则进行。
电子商务与传统交易在交易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的税负也应该是一致的，从而使税收中性化。税收制度的实施不应对网络贸易产生延缓或阻碍作用，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而电子商务代表了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与传统贸易相比，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其税收政策的制定应避免严重阻碍或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宜采用中性的、非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现行税制来规制并引导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不开征新税不仅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税收中性原则的体现。许多国家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制度时，也都认为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例如，美国于1996年发表的《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中便指出：“建议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及税务管理措施时，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以免阻碍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为此，对类似的经济收入在税收上应平等地对待，而不去考虑这项所得是通过网络交易还是通过传统交易取得的。”文件认为，最好的中性是不开征新税或附加税，而是通过对一些概念、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对现有税制的修补来处理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问题。而经合发组织1998年通过的关于电子商务税收问题框架性意见的《渥太华宣言》中也强调，现行的税收原则将继续适用于电子商务课税，对于电子商务课税而言，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税收形式。欧盟对待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观点是，除致力于推行现行的增值税外，不再对电子商务开征新税或附加税。
根据税收中性原则，我国对电子商务不应开征新税，也不宜实行永久免税，而应该以现行税制为基础，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普及，不断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法，使之适用于电子商务，保证税收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和发展继承，并能够降低改革的财政风险，促进我国网络经济的稳步发展。
四、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税收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税收的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金之间的比率来衡量，表现为征税收益与征税成本之比。这一比率越大，税收行政效率越高。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收益。简言之，就是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应尽可能确定、便利、简化和节约，以达到稽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虽然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单位或个人可以直接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免去了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使得税收征管相对复杂，但是为了应对这一崭新的交易形式，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将会运用到税收工作的实践中，使税务部门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凭借电子化、信息化的税收稽征工具，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也将大大降低，为提高税收效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五、社会政策原则
国家通过税法来推行各种社会政策，税收杠杆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税收不仅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而且成为国家推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手段，于是税收的经济职能便体现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目前，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税收的社会政策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收入原则
贯彻这一原则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网络贸易，现行税基日益受到侵蚀，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保证对应税交易充分课税，使得财政收入稳定无虞；另一方面，针对目前我国企业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电子商务刚刚起步的现状，为了使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跟上世界的脚步，应当对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财政收入原则的确立，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影响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但是为了从全局和整体利益出发，它又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并且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正如前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世界经济论坛2000中国企业峰会”上所表示的：“不想放弃征税权，但又想让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快点。”
（二）保护国家税收利益原则
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是电子商务的进口国，无法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我国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而是应该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维护我国税收的税制模式。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为国际经济贸易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环境和更加规范的秩序。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将会影响各国家对货物和劳务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跨国投资等问题的基本态度。只有合理分配税收利益，才能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在维护国家税收的前提下，尊重国际税收惯例，制定互惠互利的税收政策，从而实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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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量能课税原则；负担能力；税收公平
一、量能课税原则的内涵分析
（一）内涵界定
量能课税原则是指“赋税的课征不以形式上实现依法律课征赋税、满足财政需要为已足，尤其在实质上要求赋税负担必须在一国公民之间公平分配，使所有的纳税人按其实质负担赋税能力负担其应负的赋税的原则”，[1]它的实施“有意地创设国家与具有财务给付潜能的纳税义务人之间的距离，以确保国家对每一国民给付之无偏无私，不受其所纳税额影响”。[2]一般来讲，税收法定主义是形式正义原则，量能课税原则是实质正义原则。
（二）量能课税原则是税法的基本原则
税法基本原则是“决定于税收分配规律和国家意志，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根本准则，它对于各项税法制度和全部税法规范起统率作用，使众多的税法规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3]它内在地反映了税收的分配规律。而税收作为“国家为了行使其职能的需要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4]它体现了国家单向地干预公民私人财富的分配，故其本身就隐含了扼杀个人自由的危险，因此法律对于征税这一体现公权力行使的行为必须予以规制。那么，在此时便不可回避地涉及到公权力行使的范围，即国家征收多少税收或者说国家按照什么样的标准确定每个纳税人的税负问题。如果没有这一标准，即便立法者在税收立法中确立了“平等原则”，那也仅仅是一种口号式的平等；同时，仅仅是平等原则的贯彻也可能会导致国家在“平等”的旗帜下“平等”地提高所有人的税负。所以，离开了量能课税原则的税法很难被称为是一部完整的、科学的税法。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国家根据课税对象的性质合理规定税负，既考虑了“质”的负担能力，又能考虑到“量”的负担能力，“质”和“量”两者兼顾，既可保护个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安全，又维护了良好的经济秩序和有序的国家财政活动。
同时，一些学者认为量能课税原则仅适用于所得税法，对于间接税的征收存在着难以确定负担能力、税赋容易转嫁等问题，因此其不能作为基本原则。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妨碍量能课税原则作为基本原则：首先，原则的适用本身就不似规则适用那么刚性，在具体适用中存在着不同原则之间的优先适用问题。其次，这个结果中并未完全禁止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量能课税原则完全可以从立法上、宏观上拘束间接税，产生一定的“辐射效应”。[5]
二、量能课税原则的实践检讨
我们关于量能课税原则的讨论涉及到在税收实践中贯彻该原则的问题，从量能课税原则这个角度去看待现行税制，对现行税制提出优化的方案，以充分发挥税收特殊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矫正个人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公，以实现税收的社会公平，从制度层面的改良进入到价值层面的实现。
（一）负担能力判断
1.负担能力的基础选择
量能课税原则是按“其实质负担赋税能力负担其应负的赋税”。所谓税收负担能力是指各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能力，其基础有所得、财产和消费三种。西方学者认为，把消费作为负担能力的尺度不适，因为消费税依其课税对象的选定方法容易产生累退性，即，若仅仅对奢侈品课税则无法保证国库的收入；若将纳税对象扩及生活必需品及准必需品，税收倒可以保证，但却易变成累退性。同样，对财产征税虽比消费课税略微合理，但仍无法摆脱对消费征税时所面临的矛盾，即只对个别财产征税会导致财政不足，但扩及全部财产的话，一方面由于边际效应的不同，同样的财产在贫富差距较大的人手中将产生不同的效应，但由于其本身价值相同，征税时所应征收同样的税收，这一做法势必显得不够公平；另一方面，财产课税将会影响纳税人的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因此，笔者认为选择所得作为衡量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最为合适。这是因为：首先，所得在现代社会多以货币度量，在计税时方便计算和管理，可有效减少征税成本和纳税申报成本。其次，所得是扣除各项费用后的纯收入，故其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各类纳税人的收入状态及纳税能力。再次，它可以与社会保障体系直接相关联，可以参照当地最低消费水平进行调整，在适用累进税率和根据不同性质和来源的所得适用不同的征税方法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同时由于其与物价指数可直接通过货币符号建立联系，也可最直接和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做到依能负担、无能力者不负担。因此，以所得为依据设计税收负担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平。
2.负担能力的主体选择
合理地界定税收负担能力的主体对于公平赋税十分必要。以个人所得税为例，这个税种起源于英国，自1799年开始征收后来一些国家开始采取按家庭或夫妻征收的方式，即将夫妻或家庭作为一个纳税单位来征收个税。我国采取个人征收方式，家庭中夫妻双方就其所得分开计算税额并分别申报。
之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按照家庭或夫妻这种方式征税，这是从个税的目的来考虑的，个税作为调节个人收入的税种，其本身就有“劫富济贫”的味道，它使得不同收入群体的贫富差距不会过度悬殊，且免征额的设置也使得个人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但是，我们每个人不是作为个体存在于社会中，而是作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节点而存在的，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不同的身份――某个老人的孩子、某个女人的丈夫、某个孩子的父亲，这就意味着我们个人的收入并不完全地意味着个人的生存能力，其可能是整个家庭的生活来源。因此，考虑到各个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同，家庭成员内部收入的不同以及家庭之间赡养、抚养负担不同，按照个人征收的方式，就会造成在纳税和收入再分配上的很大不公平。
鉴于此，尽管2012年3月22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的《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文件中并无涉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家庭征收”为核心的个税改革工作就此停滞。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准备在2012年启动全国地方税务系统个人信息联网工作，为“按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改革”做好技术准备，同时，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已具备进行试点的条件。因此，在解决好诸如“异地征收”等技术性问题后，相信按家庭征收很快可以真正投入试点。
（二）税种的合理性问题――以农业税为例
一个税种要实现合理和公平，除了在形式上符合税收法定以外，还要在实质内容上满足量能课税原则。而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不仅仅体现为一种价值上的倡导或者对某一单一因素的要求，其更体现为指导税种的各个相关因素的合理设计。
以农业税为例，农业税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税种，以农业收入为征税对象，同时农业税征收管理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因为我国各地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别，各地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较大的差别，因而农业税在保障中央统一的农业税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地方可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农业税的税率、具体征税对象以及减免税制度作出一定的调整”[6]。
农业税与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地紧密相关，其计算公式为：“应税额=常年产量*适用税率-减免税额+地方附加税额”，其中常年产量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和当地的一般经营情况，按照正常年景的产量评定，故一般为定值。从这个公式中很容易地看出，农业税考虑的仅仅是当地的土地情况，它涵盖了从土地中获得的全部农产品，包括农民出售的农副产品和农民自留部分，而且其常年产量仅与土地挂钩，不随本年度实际产量变化而变化，故如果本年产量低于常年产量值时，其应缴税额便会超过承包该土地的农民实际承受能力。同时，我国农业税的税率为农业税与农业收入之间的比例，而我国农业税的计税依据是实际产量，因此我国农业税的税率也就是农业税税额占常年产量的比例而不是占实际产量的比例。再进一步说，在如今每家分得土地按人口数计算的农村，农业税通过这种土地作为中间环节与实际人口间接挂钩，如此一来，农业税额的决定因素变为每家的实际人口而非实际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这样，即便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幼童也成了纳税主体，这些家庭的应税额实际上超过了其家庭的可负担能力，严重地违反了量能课税原则，因此，农业税于2006年1月1日起停止征收。
农业税虽然已经停止征收，但从这个问题中引发的思考并不应该停止。抛开其他的角度不谈，农业税被取消的法律因素正是一个税种的合理性应取决于其各方面要素的合理问题：纳税人是否有负担能力、税负在不同纳税人之间是否平等这些问题都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或者说价值指引层面，我们更多的应该去关注一个税种的每一个要素，从每一个角度去考察其是否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从制度设计通往价值追求。
（三）税制的协调――理清隐蔽的税网
在以流转税也即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中，国家70%以上的税收来自流通环节中企业所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等，但同时，企业并非最终的税收负担人，它们将税钱加在商品服务中，一层层地转移给消费者，我们因自己的生活行为甚至每时每刻都在交税，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看不见的税网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讲，单一的讨论某个税种对于量能课税原则似乎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在整体考量纳税义务人所有直接税、间接税负担之后才能判断是否符合量能课税原则。
2011年，国内税收近9万亿，同比增幅22.6%，而自2004年起，中国一直在提“结构性减税”，但结果却是财政收入非但未有减少，甚至连减缓增长也没有，每年增长速度都比GDP快十多个百分点，而这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纳税人每个月工资单上的缴税额，还有大量被现行税制所遮蔽的税收[7]。在每年的税收总额中，只有6%左右来自个人所得税，70%以上都来自增值税营业税等流通环节的流转税。以增值税为例，在中国，增值税有17%、13%、11%和6%四档税率，相较之下，欧洲平均为10%，日本为4%，商家将这些税收成本转移给消费者，直接体现为国内的百姓以低于国外的收入承担着普遍高于国外的物价。单一税种的规制并不能实现量能课税原则的要求，对整个税制的再协调已越来越急迫，因此2011年新一轮的税制改革选择了以“结构性减税”为突破口。
税制改革后，我国厘清了一些不合理的或重复的税收，但现存的税收体制中仍然存在着复杂的税收体系和一些重复征收的现象，这个税收迷宫导致了一系列的财政幻觉，高税收下的纳税人虽觉“税痛”，但不知痛在哪里，如何缓释。同时这个复杂的税制体系损耗了巨大的成本，纳税人在理解税收政策、进行税收筹划方面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甚至一些纳税人不得不聘请税收顾问，这些都是的已负重担的纳税人又承担额外的与税收相关的成本。更重要的是，纳税人对税收体系的不了解使得其对于国家征税行政行为的监督成为天方夜谭，国家的增减税措施也成了因，其中存在的寻租行为自然难以规制。因此，让税收变得更加简单、更加直接，让每一个人都看得懂，这一点对于纳税人来说就更加重要了。
三、结论
作为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量能课税原则要求所有的纳税人依据其负担能力缴纳税款。其从制度上贯彻了公平的税收理念，与税收法定主义分别构建了税收公平原则的形式与实质要求。因此，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为实现量能课税原则的要求，在考虑负担能力时，应综合考虑其负担基础和主体选择，同时，税种的合理性和税制的整体理顺也应纳入综合考虑范围，真正实现税收公平。（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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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调整国际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抽象和概括，也是国际税法主体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由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有其所遵循的不尽相同的税法原则，而国际税法既不能照搬某国或所有各国的税法原则，又不能完全不顾及各国税法的原则。因此，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各国税法所共有的原则，即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和公平原则。
（一）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
各国的国家税收管辖权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具体体现之一。税收管辖权独立，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征税方面行使权力的完全自主性，对本国的税收立法和税务管理具有独立的管辖权力；在国际税法领域，即指一国通过制定法律，确定本国税收管辖权的范围，有权对属于该范围内的征税对象进行征税。税收管辖权独立性和排他性，即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征税权力，不受任何外来意志的控制或干涉；对国家税收管辖权的限制，只能是一种在国家间相互自愿、平等地进行协调的基础上的自我限制。
国际税法的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也是由国际税法对国内税法的必然的依赖性决定的。国际税法以国内税法为基础，一国的国际税收政策是其国内税收政策的延续和伸展；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税收协定往往是各国税法和税收政策相协调的产物；税法本质上属于国家事宜，一国制定什么样的税法取决于该国的国内国际税收政策。同时，独立的税收管辖权还是国际税法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之一。只有在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的前提下，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才可能是平等互利的；否则，如“二战”以前广大殖民地国家附庸于其宗主国，没有独立的国家，更不用说独立的税收管辖权了，根本不可能产生包括平等互利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在内的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所以，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是维护国家权益，平等互利地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
法律原则都有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之分。相对于国家（经济）独立的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言，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是具体原则，而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作为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就是其具体原则。
（二）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一般都是各国国内税法的基本原则。国际税法领域中公平原则的含义不完全等同于国内税法中的公平原则，既是对国内税法中公平原则的承继，又是由国际税法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的综合性及其价值取向上的特点是派生自国际税法本质属性的一大特征。
按照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可以分为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公平原则和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公平原则两项具体原则。
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公平原则是各国在处理与他国之间在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上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其实质就是公平互利，是国际经济法中公平互利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第10条规定：“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且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权充分地和切实有效地参加解决世界性的经济、财政金融以及货币等重要问题的国际决策过程，……并且公平地分享由此而来的各种效益。”故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公平原则就是指，各个国家在其税收管辖权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平等地参与对其相互之间税收利益分配问题的协调过程，最终达到既照顾各方利益，又相对公平的解决结果。
众所周知，公平与效率是税法的两大基本原则，二者的关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国际税法中虽然也有效率价值的体现，但远没有公平价值重要，尤其是在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上。因为如果实行“效率优先”，允许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占优势的国家以高效率的方式对跨国征税对象征税，而以其他相对处于劣势的国家要付出高于前者的征税成本为理由，剥夺其对同一对象征税的权力，热必破坏国家间在国际税收分配领域的公平状态，有违国际经济交往的公平互利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就税收的行政效率而言的；税收的经济效率仍然是国际税法的内在价值要求，但亦存在着必要时让位于其公平价值要求的现象。故国际税法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同于国内税法，应该奉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
国际税法中的涉外税法规范同时又是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是二者相交叉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税法中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公平原则应与国内税法的公平原则一样，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1）税收的横向公平，即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也应相等。（2）税收的纵向公平，即指经济情况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亦应不同。
应当指出的是，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公平原则还具有特殊的意义，体现在对待本国纳税人与外国纳税人税收待遇的问题上，这也是国内税法公平原则的延伸。实际上，现代国家在对待本国与外国纳税人税收待遇上往往并不公平，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多采取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大量的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弥补本国的不足，是加速其经济发展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但是，国际税法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其所创造的一国的涉外税收环境的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当然，对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不能孤立、片面地理解，而应从全局出发，作适当的评估。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对涉外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并非意味着一概取消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只是强调当吸引外资达到一定规模，内资企业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相当实力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就应当逐步取消对涉外企业的普遍性和无条件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从弥补我国弱势产业、全面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对在国家急需发展的项目、行业和地区进行生产经营的涉外企业有选择、有重点地给予税收优惠，从而在整体上保持涉外企业和内资企业在税收待遇方面的公平状态。
三、国际税法上居民的比较
（一）国际税法确立居民概念的法律意义
居民是国际税法上的重要概念。在国际上，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同一社会形态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背景的不同，对居民的称谓及法律界定各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经贸关系的发展和税法惯例的国际化，国际税法学界对居民这一概念已逐步达成共识，即按照一国法律，依住所、居所、管理场所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标准，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它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公司和其他社会团体。
应当说明的是，国际税法上的居民的概念最初源自有关的国际税收协定。早期的国际税收协定曾规定其适用主体为公民或纳税人。但公民的概念限于国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且公民的国籍国往往与公民取得的所得没有直接联系。而采用纳税人概念，则范围又过于宽广，难以确定，这是因为它实际上只按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来规定协定的适用范围。既不考虑该纳税人是否属于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家，又不考虑该纳税人是否居住在缔约国任何一方，故缺乏判定国际税收协定适用范围的一般标准。自196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草案》后，国际税收协定普遍采用居民概念确定协定适用主体的范围，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税法据此亦逐步采用居民这一概念。实际上，居民的概念介于公民和纳税人之间，不论是否为缔约国国民，都须符合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条件。
在国际税法上之所以要确立居民的概念，其法律意义在于：
1.区别不同类型的纳税义务人，明确税收管辖权范围。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通常将纳税义务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负无限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另一类是负有限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构成一国税法上的居民则为无限纳税义务人，即对于源自该国境内、境外的全部所得都要向该国申报纳税。未构成一国税法上的居民，则为有限纳税义务人，仅就其源自该国境内的所得纳税。
2.避免国际双重征税。采用居民与非民居概念，则在某一自然人或公司居民身份单一的情况下，可以避免行使居民征税权的国家之间对同一所得的双重或多重征税。同时，当一个国家行使居民征税权时，按国际税收惯例，这个国家必须承担对该居民所缴纳的外国税款予以抵免的义务。易言之，一个国家的居民到另一个国家投资并取得所得，如果所得来源国行使所得来源地征税权，则该居民在所得来源国已缴纳的税款应在其所属居民国按法定标准予以抵扣。这也是所得来源地征税权优先于居民征税权原则的要求。
3.维护国家征税。在国际税法中既存在居民征税权与所得来源地征税权的冲突，又存在因国际税收条约尚未对缔约国国内税法认定居民纳税人的条件作出规定所导致的行使居民征税权的各个国家间对同一所得行使征税权上的冲突。如何适当界定本国税法上居民的范围，划清居民与非居民的界限，对于谈判、缔结和执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征税权。
此外，依法确认居民的概念和范围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科学技术交流及人员往来。
（二）国际税法确认居民的标准
国际税法上确认居民的标准可以区分为自然人居民身份的确认标准和公司居民身份的确认标准。在此，我们将分别予以比较论述。
1.自然人居民身份的确定
各国对于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标准的规定并不一致，归纳起来，有下述几种：
（1）国籍标准。根据本国国籍法应为本国公民的自然人，即构成税法上的居民。国籍标准是从国际法中的属人管辖权原则中引伸出来的，即国家对于一切具有本国国籍的人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实施税收管辖。但随着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人们国际交往的日趋频繁，许多自然人国籍所在国与自然人经济活动所在地的联系较松散，采用国籍标准认定居民身份难以适应自然人实际所得和财产的状况。在国际私法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住所法优先于国籍法的倾向，在税收立法中目前也只有美国、菲律宾、墨西哥等少数国家仍坚持国籍标准确认自然人的居民身份。
（2）住所标准。一些国家规定，一个自然人如果在本国境内拥有住所，即构成本国税法上的居民。例如，英国所得税法规定，在英国有永久性住所的自然人或者在英国拥有习惯性住所的自然人为英国税法上的居民。住所本是民法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一般指一人以久住的意思而居住的某一处所。从各国立法与学说来看，住所应包括居住的事实和居住的意思两个构成要件。住所与国籍的区别在于：住所是个私法上的概念，它反映了自然人与特定地域的民事联系；国籍则是个公法上的概念，它反映了自然人与特定国家间的政治联系，故世界上采用住所标准确认自然人居民身份的国家比采用国籍标准的国家较多。但直接援用民法上住所概念的国家甚少，一般在税法中还附加居住时间的条件并称之为“财政住所”。例如，日本所得税法规定，在日本国内有住所并在国内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自然人为税法上的居民。应当指出的是，采用住所标准的国家甚多，且各国对外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一般也明确采用这一标准，但住所作为一种法定的个人永久居住场所，并非完全能反映出某个人的真实活动场所。因此，不少国家通过税法作了补充性规定。例如美国纽约州税法规定，凡在本州境内拥有一永久性住宅，且在纳税年度内又在本州境内居住6个月以上，则视为本州居民。
（3）时间标准。时间标准又称居所标准，指某—自然人在一国境内拥有居所并且居住时间达到法定期限即构成该国税法上的居民。对于居住时间的长短，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大多数国家规定为半年或l年。居住时间如果不累计计算的可以不受年度限制，如果累计计算则一般限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居所与住所的区别在于，居所是指自然人暂时居住的某一处所，其设定条件比住所要宽，它不要求有久住的意思，只要求有一定居住时间的事实。
（4）混合标准。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住所标准和时间标准相结合的混合标准综合确定自然人的居民身份。例如，德国所得税法规定，在德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但有居所且居住6个月以上的自然人为德国税法上的居民。也有些国家还同时采用居住意愿标准，即把在本国有长期居住的主观意图或被认为有长期居住的主观意图的自然人规定为本国税法上的居民。判断某一自然人是否有在本国长期居住的主观意图，通常要综合考虑其签证时间长短、劳务合同期限、是否建立家庭或购置永久性食宿设施等因素。
2.公司居民身份的确定
确认公司在税法上的居民身份，同确认自然人的居民身份一样，其目的是对居民的国内外所得行使征税权。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公司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法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它与自然人相对应。各国关于居民公司的确认标准可归纳为下列几种：
（1）注册地标准。即以凡按本国法律组建并登记注册的公司规定为本国居民公司。例如，美国所得税法规定，凡是按照美国联邦或州的法律注册登记的公司，不论其管理机构是否设在美国境内，也不论公司股权是否为美国公民所控制，都为美国税法上的居民公司。由于公司的注册成立地只有一个，故这一标准具有纳税人法律地位易于识别的优点。目前，瑞典、墨西哥、美国等均采用注册地标准。
（2）管理机构地标准。该标准以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为确认居民公司的依据，凡是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依法被认为在本国境内的公司即为本国税法上的居民公司。按照有关国家的规定，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一般是指公司董事会所在地，或者董事会有关经营决策会议的召集地，它不等同于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管理机构所在地。采用这一标准的国家有英国、新西兰、新加坡等。
（3）总机构地标准。此标准以公司的总机构是否设在本国境内为依据，来确定其是否为本国税法上的居民公司。总机构是指公司进行重大经营决策以及全部经营活动和统一核算盈亏的总公司或总店。法国、日本、新西兰均采用了总机构地标准。例如，日本税法规定，凡在日本设有总机构，总店或总事务所的公司即为日本税法上的居民公司。
（4）其他标准。综观各国关于居民公司的认定标准，一般采用上述标准中的一种或几种，少数国家还同时或单独采用主要经营活动地标准，控股权标准。主要经营活动地标准以公司经营业务的数量为依据，实行这一标准的国家通常规定，如果一个公司占最大比例的贸易额或利润额是在本国实现的，该公司即为本国居民公司。控股权标准是以控制公司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的居民身份为依据，如果掌握公司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具有本国居民身份，则该公司亦为本国居民公司。
（三）国际税法上居民法律冲突的协调
由于各国法律对于负无限纳税义务的居民的认定标准不一致，以及跨国所得的存在，导致双重居民身份而引起的双重征税问题。目前国际条约尚未对居民认定标准规定任何准则，各个国家根据国内法律规定税法上居民的构成条件，并在双边国际税收协定中规定特别条款，以明确优先采用何种居民概念。
1.自然人居民法律冲突的协调
（1）应认定其为有永久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如果在两个国家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定其为与该自然人经济关系更密切（即“其重要利益中心”）的所在国的居民。在缔约国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选择自然人有永久性住所的缔约国为居住国，这样足以解决一个人在缔约国一方有永久性住所，而在缔约国另一方是短期停留所导致的双重居民身份。在认定永久性住所时，应注意考虑任何形式的住所，包括个人自有或租用的房屋或公寓、租用带家俱的房间，但重要的判定因素是住所应为自然人所有或占有的居住所在地，该所在地应有永久性，即有安排并适合长期居住的住宅，而非由于旅游、经商、求学等原因所作短期逗留的临时居住。如果该自然人在两个缔约国境内有永久性住所，应查明哪一国家同该自然人经济联系最为密切。这就要求将该自然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职业、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动、从事营业地点、管理其财产所在地等要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验证。
（2）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其中任何一国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则该自然人应为其有习惯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此项规则的含义是倾向于把自然人经常居留国确定为居住国，并主要根据居留时间和间隔时间确定在哪一国有习惯性住所。
（3）如果其在两个国家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住所，应视其为国籍所在国居民。据此，在税法居民身份的识别上，住所标准亦优先于国籍标准。
（4）如果某人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居民，或者均不属其中任何一国的居民，应由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通过协商解决其居民身份问题。
2.公司居民法律冲突的协调
对于公司居民双重身份的冲突，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各国通过缔结双边性的国际税收协定加以协调，其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缔约双方在协定中事先确定一个解决此类冲突应依据的标准，例如中国与比利时、法国等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都明确地选择了以公司居民的总机构所在地国作为居住国的冲突规范。但也有不少国家采用OECD范本和UN范本所作出的规范，对于同时成为缔约国双方公司居民的，首先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为其居住国。然而在有些情形下，判定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并非易事。对管理机构和控制中心的不同理解，会引起国家间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因此，就出现了第二种方式，即有关国家通过签订双边性的国际税收协定，规定公司居民身份发生冲突时，由缔约国双方的税务主管当局通过协商的方式，确定所涉公司居民的身份归属以及由哪一国对其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
（四）我国居民标准的税法调整
我国居民标准的税法调整主要体现在国内所得税立法和双边国际税收协定中。
我国1980年的《个人所得税法》对纳税意义上的“居民”、“非居民”缺乏较为明确的界定。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既解决了中国境内所有自然人按照一个税法纳税的问题，又与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法的通行做法有了相应的衔接。其按照国际惯例，采用住所和居住时间两个标准将纳税人分为居民和非居民。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1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1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或境外取得的所得缴纳所得税。关于住所的认定，目前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应进一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不应以户籍作为认定住所的唯一标准，关于居住时间，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规定，指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满365日，临时离境的，不扣减天数。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按总机构所在地是否设在中国境内来确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居民身份。理论界通常将总机构解释为依照我国法律设立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负责该企业经营管理与控制的中心机构。这种解释与国际惯例和立法本意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具备中国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根据有关法律，其注册登记地在中国境内并应在中国境内设立该企业的总机构，不得将其总机构设于中国境外。但是，不具备中国企业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亦应将其总机构设在中国境内。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外商投资企业均应为中国居民公司。因此，我国税法有关认定居民公司标谁的规定有待完善：一是对总机构的定义应有法律明文；二是认定居民公司的范围不应限于外商投资企业，还应包括其他法人团体或税法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三是管理机构地标准为大多数国家国内税法所采用，我国亦应采用此种标准。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 公平互利 平等 基本原则
从法理上说，法律原则是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原则源于规则又高于规则，体现着规则的精神实质。法律原则虽然没有规定确定的事实状态，也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后果，但在创制法律、理解法律或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却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平互利原则不公可以指引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如何正确地适用规则，而且在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则时，可以代替规则来作为国际经济交往的准则，并且可以有把握地应付没有现成规则可适用的新情况，具有灵活性。
公平互利原则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始终，体现着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是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基本判断标准。因为不可能有一种强制力作为后盾，只能用一种公平互利的原则来衡量国际经济关系的公正性，与国内法相比较，它的作用较为完整地体现在对守法的指导上。
在现实中，许多经济大国为了一己之利，要么在创制国际经济法律文件的过程中作损人利已的规定，要么对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的有些条款作合乎已身的解释。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时在创制中吃亏有时在事后的补救中吃亏。因而，在现阶段，坚持公平互利的原则，使大国在“理”上有屈，促使其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法律文件的制定和修改中，也要充分利用这一原则，维护自己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
一、从公平互利原则与国际经济法的其他基本原则的关系来说
国际经济法有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其中经济主权原则是基础原则，还有全球合作原则，有约必守原则。公平互利原则与经济主权原则是密切相关的，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决不能割裂对待。经济主权原则是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无公平互利可言；另一方面，也只有实行真正的公平互利原则，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和主权完整。现实中，许多借主权平等，而实行表面上的平等地，使许多经济弱国都难以实现真正的经济主权，因而现实中正确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十分必要。对于全球合作，和有约必守，都是要在公平的前提下，才能实行的，不然，在吃亏中合作，守不公平的约，都是不合理的。
从公平互利原则在国际经济法中存在的意义和作用上说首先，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双赢是最为理想的，最大利益是每个国家都追求的，不吃亏是各个国家的底线。互利的存在，恰好是为了创造一个双赢的环境；而公平的存在，则是对于不吃亏这一底线的保障。所以，公平互利原则在现实中，对于在双边中的国际经济具有的吸引力，对于双方的整体发展乃至各方的发展都是有得而无害的，对于国际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公平互利的原则对于原有的经济实力相当、国际地位基本平等的国家，具有落实和巩固原有的平等关系的作用；对于原来经济实力悬殊、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国家，具有纠正原有的不平等关系，确立实质平等互利的关系的作用。
最后，公平互利原则贯穿于国际经济法的各个领域，在国际贸易、投资、税收、金融等方面，公平互利原则不但可以促进它们规模的扩大，而且对于它们的良性发展亦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从公平互利原则实践效果上说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公平互利原则的最好实践，莫过于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斗争得来的普遍优惠制。虽然实行普遍优惠待遇制度尚未规定在国际条约中，被认为是根据发达国家“自行选择”而实行的一种临时措施。不过，由于该制度已有许多发达国家付诸实践并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文件中得到反映，我们不妨认为该制度已成为国际惯例。
当然，目前普惠制仅仅是在税收上的待遇，随着关税的一再降低，普惠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将越来越小，发展中国家应争取更多的非关税方面的“普惠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第四部分已体现了这一点。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将这些优惠措施稳定下来，并进一步的明确具体化，将这些优惠落在实处。
普遍优惠制的实行，把从表面的平等，真正的落实到实质的公平层面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发展有了一定的作用。不过，从上面也可以看出，就是普遍优惠制也有一些问题，因而，坚持公平互利的原则，在国际经济的实践中，应当进一步加强，从而，在更多的层面上实现公平互利。
三、从我国的国情上来说
在我国有关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公平互利原则基本都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中国现今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国际经济交往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
我国是国际社会最早提出并推行平等互利原则的国家之一。2004年4月刚修订的《对外贸易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缔结或者参加关税同盟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等区域经济贸易协定，参加区域经济组织。”2001年修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国家把公平互利原则作为对外经济交往法律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在现阶段，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在国内立法中的指导地位。
四、从公平互利的宗旨来说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强调公平互利和平等，究其主要宗旨，在于树立和贯彻新的平等观。
对于经济实力相当的同类国家说来，公平互利落实于原有平等关系的维持；对于经济实力悬殊的不同类国家说来，公平互利落实于原有形式平等关系或虚假平等关系的纠正以及新的实质平等关系的创设。就应当让经济上贫弱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权单方面享受特殊优惠待遇。
贯彻公平互利原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从世界战略全局和发达国家本身利益出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公平互利关系，有助于缓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困难，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总的来说，现在公平互利原则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适用于不同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国家从立法上确立了公平互利的原则，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是十分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谢邦宗，张劲草.国际经济法原理.世界图书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