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30 15:29:5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金融监管趋势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金融监管模式的定义
金融监管模式，即金融监管组织结构或金融监管制度结构。金融监管模式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金融监管模式是指一国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包括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金融监管主体组织结构、金融监管主体的行为方式等。狭义的金融监管模式指金融监管主体的组织结构。本文探讨的是狭义的金融监管模式。
2、金融监管模式的分类
任何一种金融监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受该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各国金融监管模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1）按金融监管对象划分
根据金融监管机构的不同监管对象，金融监管模式可分为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机构监管是指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来设立监管机构，不同的金融机构由不同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某一类别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无权干预其它类别的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我国目前就实行典型的机构监管，银监会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功能监管是按照经营业务的性质来划分监管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如将金融业务划分为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监管机构针对业务进行监管，而不管从事这些业务经营的机构性质如何。其优势在于：第一，它可以根据各个业务监管机构最熟知的经济功能来分配法律权限；第二，以功能为导向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和盲点，避免监管混乱；第三，功能监管为公平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从目前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演变来看，功能监管是混业经营环境下金融监管模式变化的一个新趋势。
（2）按金融监管主体的组织结构划分
根据金融监管主体的组织结构，金融监管模式可分为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分业监管是指在不同的金融业务领域内分别设立一个专业的监管机构，负责全面监管（包括审慎监管和业务监管），各监管机构在各自的权属范围内执行监管权力、履行监管义务，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统一监管指在一个国家只设立一家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业实施监管，其它机构没有这个权利和职能。分业监管模式和统一监管模式各有利弊。分业监管模式的优点是:第一，各监管机构负责不同的监管领域，具有专业化优势；而且职责明确，分工细致，有利于达到监管目标，提高监管效率。第二，具有竞争优势。尽管监管对象不同，但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竞争压力。分业监管模式的缺点是：第一，多重监管机构之间难于协调，可能引起“监管套利行为”，即被监管对象有空可钻，逃避监管。第二，从整体上看，监管机构庞大，监管成本较高，规模不经济。第三，容易出现“重复监管”与“监管真空”。而统一监管模式的优点有：第一，从规模经济角度来看，统一监管模式既可减少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双方的成本，也可更为集中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技术和资源。第二，统一监管机构更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可更有效监管被监管者所有的经营业务，更好地察觉其风险所在。第三，统一监管可避免多重机构监管体制容易引发的不公平竞争、不一致性、重复监管和多种分歧等问题。第四，统一监管机构职责明确固定，可防止不同机构之间互相推卸责任而导致的“监管真空”。统一监管模式的缺点是：缺乏竞争性，易导致。
二、国外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
目前，国际上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混业经营的不断发展，维持分业监管的国家正在逐渐减少，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结构正向统一监管组织结构模式过渡。本文选取了德英美三个较具代表性的国家就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与调整进行比较分析。
1、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国际比较
（1）德国：混业经营基础上的分业监管模式
德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大家公认的，这自然也与它的金融监管制度有关。德国实行的是全能银行制度，即商业银行不仅可以从事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而且可以向产业、商业大量投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具有业务多样化和一站式服务的特点。为了减少和控制风险，德国政府对全能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监管和一定的限制。德国虽然实行全能银行制度，但仍实行分业监管。德国的联邦金融监管司下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局，独立运作，分业监管。德国银行监管的法律基础是《联邦银行法》和《信用制度法》。根据规定，德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联邦金融监管局和德国联邦银行。联邦金融监管局是德国联邦金融业监督的主要机构。德国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由于联邦金融监管局没有次级机构，具体的金融监管工作由联邦银行的分支机构代为执行，执行效果反馈给联邦金融监管局。联邦金融监管局和联邦银行的职能界定为：主管权属于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制定重大的规定和决策时，联邦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和联邦银行协商并取得一致；联邦银行和金融监管局相互共享信息。
（2）英国：混业经营基础上的统一监管模式
英国的混业经营采用了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英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多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且一般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而证券、保险等业务则通过子公司来经营。英国的监管体系已由分业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1998年，英国整合了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由其统一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00年又颁布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从而实现了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2001年12月1日，FSA依照《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正式行使其对金融业的监管权力和职责，直接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FSA也获得了一些其前任监管机构所没有的监管权力，例如关于消除市场扭曲或滥用、促进社会公众对金融系统的理解和减少金融犯罪等。
（3）美国：混业经营基础上的伞式监管模式
在混业经营前提下，美国仍主要采用分业监管模式，既没有合并各监管机构成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也没有设立专门针对混业经营的监管部门。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美国仍然采取机构监管的方式，集团下属的银行子公司由联邦或州的主要银行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和检查。为了从总体上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督，《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美联储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型监管者”，从整体上评估和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对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同时，该法案规定当各具体业务的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的监管措施不当时，可优先执行各监管机构自身的制度，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在协调性和兼容性方面，要求美联储、证券管理机构与保险管理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提供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和各附属子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信息。美联储在履行监管职责时，一般不得直接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附属机构，而应尽可能采用其功能监管部门的检查结果，以免形成重复监管。
2、国外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对我国的启示
过以上对德、英、美三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在我国金融经营模式日益走向混业经营的情况下，三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对我国有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具体表现为：
（1）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要符合本国的国情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发展的历史，并没有一种理想的、最优的金融监管模式适合于同一时期的所有国家或同一国家的所有时期，任何一种金融监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受该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其它国家的东西。
（2）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与其经营模式高度相关
从以上德、英、美三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监管模式的选择要以金融经营模式为基础，监管模式的变迁大多也是基于经营模式的变迁，一般要保持经营和监管的一致性。
（3）以金融立法来确立并巩固新的金融监管模式
德、英、美三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实践表明，新模式每一次之所以能得以成功确立实施，并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是因为各国都从金融立法上给新模式的确立实施提供保障。
（4）强调监管当局之间、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英国由分业监管走向统一监管，美国改分业监管模式为伞形监管模式，其主要原因是传统分业监管模式下，在对跨行业金融产品进行监管时，各专业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非常困难，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金融风险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传递也得不到有效的防范，监管效率低。
三、德国模式是我国未来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
鉴于德、英、美三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背景和成功经验，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德国模式将是我国未来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
1、全面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体制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保证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避免风险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相互传递而设立的。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经济金融一体化、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面混业经营将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原因有：
（1）分业经营抑制行业间的竞争分业经营模式
以法律的形式在银行、保险和证券之间划清了业务界限，阻止了资本在金融各行业间的自由流动，使得金融业间的竞争局限于金融各业的子系统内，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间难以开展业务竞争，竞争范围和程度十分有限，从而降低了金融业资源配置的效率，阻碍了金融创新的发展，牺牲了金融业和各金融机构的效益与国际竞争力，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2）我国政府在法律政策上对经营管制的不断调整和松动
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实践是在法律与政策的夹缝中开始的，之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与时俱进，为了鼓励金融各业相互渗透，不断推出一些松动原限制性规定的管理规章，为综合经营的迅速发展给予了政策上的明确允许和立法上的肯定。
（3）混业经营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我国金融业已对外全面放开的情况下，我国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外金融业进入全面竞争时代。在这种发展格局下，我国金融业的生存和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金融体系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4）分业经营无法满足客户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金融机构同业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争夺客户，其经营水平的优劣也主要体现在服务的便利、准确和高效，如果你不能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这种金融机构就不具备竞争力。金融机构若想全面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益和竞争力，就必须改变陈旧的经营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建立新型营销模式，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
（5）电子、通讯和网络科技的发展为混业经营创造条件
以计算机与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金融机构降低混业经营成本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其极大地降低了金融数据处理成本与金融信息成本，提高了金融机构的业务扩张能力，使金融机构可以进入原先不敢进入或无法进入的非传统领域，扩大了金融工具的交易范围并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毋须质疑，金融业务电子化、网络化的发展最终会突破分业限制，为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奠定基础。
2、我国现行分业监管的弊端
我国采取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运行模式在规范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方面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改革和发展，促进了社会稳定。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不断加强，这种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多元化监管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
（1）容易出现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
在分业监管模式下，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为政，自成系统，仅关注各自特定的金融机构，对于跨行业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监管，由于缺乏权责的明确界定和职能的严格定位，在实际监管中不是相互争权就是相互推诿责任，极易导致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不仅增加了监管成本，也严重影响了监管效果。
（2）各监管主体之间沟通协调难度大
由于三大监管机构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在行政上均为独立监管的正部级单位，这样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和有效的约束把各自的信息向对方披露，信息共享程度低；同时，当发现问题时，确定由谁牵头、谁作最后决定等是存在一定困难的。
（3）分业监管阻碍了金融创新的发展
随着经济金融一体化、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强，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业务界限越来越模糊，跨行业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但在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大都采取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方式进行管理。这样，当一项跨行业金融产品推出时，往往需要经过多个监管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丧失了创新产品的优势。
（4）分业监管无法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管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12-0054-03
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表明美国政府正式对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方案》确立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原则进行修正和改革。究其原因,是因为将次贷危机的爆发归因于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导致高风险投资品种的创新,以及监管机构未能切实履行职责,导致市场风险的高度集中。本文试图探析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金融监管的内在联系,并分析今后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一、次贷危机的爆发原因与金融监管缺失
美国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多头监管的原则。联邦货币储备委员会(FED)、美国货币监理署(OCC)、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机构共同构成了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在众多的监管机构中。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因具有最终贷款人职能而处于监管机构的核心。在次贷危机爆发的前几年,美国经济在持续的低利率政策以及布什政府强势美元的推动下。处于一段高就业、低利率的黄金发展时期,市场预期一片高涨。在此推动下,美国金融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形成大型金融集团。实行对银行、证券、保险业的混业经营,并广泛利用工程技术和计算机分析,大规模创新金融产品,试图满足客户个性化金融需求,创造出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次级贷款就是在此背景下创造出来。
次贷危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反映了金融创新型产品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然而,普遍认为,监管机构事前的监管缺失,也是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总结监管方面的失误与此次危机发生的内在联系。对于避免相似危机的再次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金融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监管对象规避审慎监管的重要原因,在现行的监管模式下,对表内资产尤其是作为银行传统业务的贷款监管是比较严格的,而且要求提供相应的资本金支持。而金融机构运用复杂的工程技术创造了大量的高风险证券,这些证券往往作为表外资产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而仅仅作为附注项目在资产负债表后列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不但赋予了此类金融工具的顺经济周期变化的特性,也使得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对银行的真实财务状况处于明显的信息劣势。此次危机的发生正是由于表外资产的恶化扩展开来并向实体经济传染。因此,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不仅要求其披露表内资产负债的资本金比率,而且要求表外资产在设计初期即向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提供其相关基础资产信息,提供设计原则、风险提示和备付金比率具有重要的防范意义。
第二,监管机构之间缺乏相应的协调沟通机制
在现行多头监管模式下,一方面造成了监管套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监管真空。在事实上混业经营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同时经营多种业务或通过创新产品进行跨行业经营,而分业监管造成了监管主体的重叠与缺位并存。金融创新使得一些金融业务处于不同金融机构业务边缘,成为交叉性业务。对于这些金融创新,功能性分工监管使其既存在交叉监管的现象,又在危机爆发时产生无人负责的现象。普遍认为。对次级贷款尤其是次级债券的监管缺失是此次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通过设立制度化实体机构加强监管协调,在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责权限和分工边界的基础上,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做到监管覆盖的全面性。
第三,监管当局的危机处理能力不足
在此次危机中,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极为不力,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坐任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成了处理危机过程中的最大败笔,并因此将危机向整个金融市场蔓延。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危机进程和危机严重性的判断失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融监管当局缺乏危机处置的手段与能力。这一现象反映了既有金融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缺陷,即在总体上,当前的体系是建立在“常态监管”理念之上的,它对于小概率极端事件的重视与准备不足。针对上述问题,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新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明确监管当局在危机处置_中的权限和程序。在这些举措当中,突出的一点的就是强调建立危机处置的完备预案,同时授予监管当局在危机状态下“便宜行事”的权力。
第四,对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监管缺失
为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按照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规定,国际性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要保持在8%以上,这一原则被各国监管机构认同并在国际范围内实施。从而使得在杠杆化率非常高的金融行业中,各国商业银行普遍具有较高的稳健性。然而,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既缺乏国际统一的国际监管标准,国内监管要求也非常低。如美国监管当局对投资银行、住房类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都显著低于商业银行,导致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杠杆系数居高不下,杠杆倍数均超过30倍,从而导致经营风险急剧上升。此外,现行监管制度虽然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业务实施了比较严格的监管。监管手段也十分完善,但对非银行经营业务监管却非常宽松。如美国监管部门只对投资银行的经纪业务进行监管,但对其投行和创新业务几乎不实施监管,从而导致这些金融机构肆无忌惮地创新并最终导致此次金融危机;对于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美国现行监管体制下甚至没有明确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范围,而鉴于对冲基金在历次金融危机下的恶劣表现。有必要将对冲基金纳入具有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内。
二、美国金融监管新方案的主要内容
放松管制―危机―加强监管―繁荣―放松监管,一直是国际金融监管的循环之路。此次金融危机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也把美国的金融监管政策从放松管制逼到加强监管的道路上。然而,纵观金融改革新方案的主要内容,发现其以下原则不仅仅是对原有监管体制的简单修补,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的革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第一,坚持全面覆盖的监管原则。针对监管真空的存在,美国监管改革新方案强调要消除监管盲区。实现全面监管。然而,全面监管不是对所有机构和产品赋予同样的监管权重,而是要区分重要性和风险集中度区别对待。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其监管标准要明显高于其他类别金融机构。此外,所有衍生产品交易都要按规定保存记录并定期汇报,要加强对所有参与OTC交易的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除需要
满足规定的资本金要求外,其出售和持有此类金融衍生品的头寸也要受到限制。
第二,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成为监管目标之一。2009年10月23日,美国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迈出了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一步。根据改革方案。诸如信用卡、抵押贷款、个人储蓄等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都将受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监管。这个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有两个:一是监管金融机构。防止其对消费者发放掠夺性的贷款:二是保护消费者权益。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大量金融机构对个人消费者滥发信用造成的,而次贷危机最终导致的仍然是消费者利益的损失。因此,防止掠夺性的贷款行为,确保消费者获得他们能够明白的诸如信用卡和抵押贷款之类的金融产品信息将成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主要职责。
第三,建立实体化监管协调机构。负责协调监管信息,避免监管缺失。美国在监管改革方案中提出设立一个由财政部主管的,包括美国证监会、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及其他银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负责统一监管标准、协调监管冲突、处理监管争端、鉴别系统性风险并对其他监管机构进行风险提示。特别重要的是,该理事会有权从任何金融机构处获得所需信息,并要求其他监管机构对其提示风险做出反应。这是美国政府加强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监管的重要举措,也代表了未来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
第四,强调监管机构的国际协调。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银行业实行跨境甚至全球经营,在实现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组合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本轮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面对危机难以独善其身。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协调一致行动。美国监管改革新方案提出要加强全球监管合作,与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相互交流信息和采取协调行动,避免国际间监管套利行为的发生。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危害较小,是因为我国金融业开放性不足,资本流动尚存在一定的限制。然而,随着我国金融业竞争以及居民对多样性金,融资产需求规模的进一步加大,我国金融监管势必面对较大的挑战,因此,吸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监管体制,防范风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和协调。我国目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基本上适应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然而,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加大,出于提高我国金融业竞争水平的需要。混业经营成为未来我国金融机构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实际上,我国多个大型金融机构已经成立了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实际上的混业经营,这对以后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实现混业经营下资金和风险两个防火墙建设;另一方面,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协调和一致行动也成为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缺失的必然选择。2006年3月,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成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成为监管机构之间互通信息的重要举措。然而,考虑到未来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仍然需要研究将此种沟通机制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建立牵头机构,实现有领导下的协调监管,避免责任推诿。
其次,金融监管要在鼓励创新的基础上防范风险。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高了金融企业的经营效率,增强了其竞争力;另～方面。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不力可能导致风险的系统性扩散,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企业普遍存在创新不足的情况,其显著标志就是金融机构面向客户提供的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企业筹融资渠道单一,资金运用方向单一。因此,目前我国仍然要大力鼓励金融创新,为客户提供多样化、个性化金融产品以满足我国金融服务日益现代化的需要。同时,监管机构要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统计和研究,做到对不同类别金融创新工具适用不同的监管标准,对于有真实商业背景的衍生工具如掉期等大力鼓励,对于仅仅改变金融工具风险和现金流方向的创新产品如资产支持证券要持审慎监管态度,坚持区分风险、分类监管的原则。
最后,要做到金融监管的全面覆盖,加强监管经验的国际交流,实现监管手段和监管理念的现代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必然全面提高。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金融机构和国外金融集团已逐渐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国际金融风险已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蔓延。为此、一方面应该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发展趋势,实现分层次的全面监管;另一方面,利用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局面,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了解国外金融市场发展的最新趋势和监管机构的最新动向,从而对国内市场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避免国外金融风险向国内的转移和扩散。
参考文献:
[1]李扬,危机背景下的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分析评价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金融,2009,(20)
［关键词］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066-01
1 金融监管体制的界定
目前,世界各国对于金融监管体制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概念,但是在其内涵方面却达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广义的金融监管体制和狭义的金融监管体制。广义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具体的内容及范围上主要包括监管目标、范围、模式以及主体的确立等方面。与此对应,狭义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就是指在金融监管过程中的职责划分情况以及权力分配情况。狭义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定义包括以下三个要素：
(1)金融监管的目标：在总体目标上,建立一个稳定的、高效率的金融体系。
(2)金融监管的范围：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或者说是其他的金融监管的管理层依据国家法律进行监管。
(3)金融监管的模式：分业监管模式；混业监管模式；功能监管模式。
2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原因
2.1 国内原因
尽管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经历过多次的修改以及不断的完善,但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框架形成于几十年前。换言之,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分别形成了对银行、证券、期货等的独立的监管体系,美国政府及州政府的各部门分别对这些机构进行监管,出现了各司其职的情况。得益于当时相对成熟的监管措施,美国的金融市场发展顺利,并且经过快速发展之后成为世界上的金融中心。由于美国取得的金融领先地位,虽然其监管体制上出现了众多的问题,但是其仍然能够保持强势的发展趋势。尽管金融监管体制使美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多次的金融危机,但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却对其产生了创伤性的影响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如果美国不对自身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进一步改革,那么其金融市场就无法取得持续、快速的发展。
2.2 国际原因
在全世界的视角来说,随着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他们各自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由于他们属于“后发”的金融市场,其金融监管体制较符合目前金融市场的现状,并进一步与美国的金融市场形成强烈的竞争。但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相关监管法律的缺陷,这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因此,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国外金融市场上出现的金融风险极其容易地被传到美国市场中,而由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性,必然使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无法适应金融全球化的结果,从而对美国金融市场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3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与调整
3.1 政府的危机处理的关键地位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强调了美国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核心地位,这使得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体现。此前,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危机出现时,美国政府无法根据法律采取有效的措施以致失掉处理危机的最佳时机。
3.2 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督管理作用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进一步提出要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分为两个部分：监测与处理,即监测与处理威胁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
3.3 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协调与沟通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专门针对美国金融监管重叠和缺位两大问题,进一步提出由证券交易委员会、住房金融管理局及其他银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进一步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合作与沟通。
3.4 投资者利益保护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虽然试图对投资者的利益进行全面的保护,但是其范围仅仅限定在信用卡与房地产领域,由此可见,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对投资者的利益并没有做到有效的保护。
3.5 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
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主要是不仅对场内,还对场外的金融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管,与此同时,不断地扩展金融监管的范围,以解决金融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3.6 金融监管的国际间合作
美国次贷危机中,由于其金融体系不完善造成严重的后果,美国的监管体系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普遍批判,而整个国际社会也要求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制度的建设。因此,在进一步的金融监管改革法中,美国也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金融监管的问题。
4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4.1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健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1)建立健全金融危机处理的有关法律制度。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我国应该不断加强完善金融危机的防范制度,进一步加强信息的披露制度；二是制定金融危机应急处置法；三是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确定金融安全网的健全。
(2)进一步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我国还应该不断地借鉴先进国家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和监管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不断地加强相关法律的立法工作,从而使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4.2 确保操作有序高效,构建可行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1)实现由机构监管到目标监管的发展。目前,金融的发展趋势是综合经营,而在目前的次贷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更应该以监管目标为导向,不断地加强监管过程,严格地监测金融领域的相关产品,减少金融市场的风险。
(2)金融业的统一监管制度。目前,对于世界上的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各金融机构混业进行经营的现状与新趋势,我国应该将监管放在首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我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的地位,从而实现对证券、信托等相关金融机构的统一有效的管理。
(3)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的有效合作。目前,我国的银行、证券等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本行业的监管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在整个风险的监管过程中却没有充分地发挥优势。因此,各行业协会还应该与政府相互合作,以达到有效的监管。
[关键词]金融监管；混业经营；混业监管
[中图分类号] F830.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3－0087－03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将这句话用在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变迁上可能是再确切不过了。对于我国的金融监管格局究竟应该是实行分业还是混业这一问题，各界人士曾在2002年初一度讨论的沸沸扬扬，后来由于2003年银行业的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划出，成立国务院直属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而暂时搁浅，而中国人民银行建国50多年来的集货币政策银行监管于一身的“大一统”时代也宣告结束。但是理论界关于金融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问题的讨论却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2008年5月9-10日在上海陆家嘴举办的首届陆家嘴论坛上，更是将此问题再度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我国监管体制现状和混业经营趋势
关于金融混业监管分业监管问题，胡俞越、黄剑（2008-04-08）曾提出在保留现有“一行三会”的同时，设立一个新的机构来平衡调节各监管机构的功能和纷争，而不是将现有的所有金融监管机构统一起来。但笔者认为如果保留原有的三个机构，再成立一个新的所谓平衡协调机构的话，势必使处于监管位置的机构更多了，相应的政出多门，寻租行为，协调成本只能是更大，给被监管的金融机构增加负担。赵林政、张宝东等（2001.9）认为应坚持目前分业监管的格局，同时加强三大监管主体定期会晤制度，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定期会晤固然是沟通意见，共享信息的良好渠道，但是无形中又会增加沟通的成本和相应的由会晤产生的一些列成本。就如同一些联席会议制度，如果实质工作没有改善，这种制度设立也会逐渐成为一种形式主义，也势必浪费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分业监管混业监管各有利弊，只是各个国家和时期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监管手段。
回顾我国的监管体制改革，真正意义上的分业监管从1992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开始拉开帷幕。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保险业、证券业与银行业（由人民银行实行银行业监管）分业监管的体制基本确立。2003年 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体制全面确立。
分业监管的优势在于专业性强，分工细，这是与分业经营的格局相联的。但是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弊端，如监管效率低，成本高。但是，近几年随着金融信息化、电子化、证券化和一体化的发展，混业经营成为了国际上各国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我国金融市场对世界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分业经营的藩篱不断被突破，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金融综合经营、混业经营趋势有所加快，金融监管也因金融业务出现综合化、多元化趋势而加以调整。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业务的创新，这种交叉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化，在这种综合经营的背景下，由于混业监管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可以防止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推卸责任，改变监管信息难以集中，监管重复与监管缺位并存的现状，保证金融监管不存在“三不管”地带，不留下空白与死角，发挥其整体功能，降低分业监管带来的信息分享成本，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当前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已经强有力的说明了，混业经营的态势已初露端倪，萌生壮大，这势必拷问和预示着监管体制的混业时代是否应齐头并进？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大发展让分业监管已经力不从心。既然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那么混业监管也一定是规律使然。
21世纪是一个凡事讲求效率的时代,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否发挥到最佳,将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的稳定和发展。随着我国的入世，国内金融领域内严格分业经营的界限正逐渐被打破，银行业务与证券、保险业务日益融为一体，国内的各金融企业也正在不断进行业务的创新和相互交叉、渗透，整个金融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这便意味着原来的监管以业务功能为依据分块进行的分业监管模式，则越发显得不合情理了。而改变这种固有的监管架构，转而实行混业监管则可以增强其活性，提高监管效率。
金融业务综合化、多元化意味着机构性监管不再行之有效，既监管当局不宜实行“人盯人”的机构性监管策略，而应按照金融业务的风险性实行功能性监管。如果仍采取分业监管，一项新的业务的推出往往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才能完成，从而发生较高的政策协调成本，将无法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同时，交叉业务的出现，既可导致监管重复，又可能出现监管缺位，致使金融监管效率低下，达不到监管目标。为了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增强金融业务竞争实力，混业监管是我国金融监管方式的必然选择。
二、目前的分业监管的局限性
我国目前的分业的监管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和一则传统的寓言故事不谋而合，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会没水喝。机构越多反而越互相推脱，如果只有一个监管机构，责任归属明晰了，自然监管效率会相应提高。因此，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格局存在着一些弊端和局限性。
第一、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不能实施对监管人的有效监督与监管，不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要素之一是必须建立监督监管人的机构与机制, 监督机构代表金融消费部门对监管人实施监督，通过有效的制度建立，形成监管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提高监管效率。目前，我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3家监管机构直接对国务院负责，没有一家独立机构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尤其是对证券和保险市场的监管，不但不能提高监管效率，而且容易因为监管人与监管对象之间的利益关系，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第二、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形成监管缺位的弊端，不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以证券市场为例：目前，全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只有36个，而全国的证券公司有90个，证券营业机构2,615个，境内A股上市公司达1，531家。也就是说，证券的监管机构只设到了省会中心城市，而证券业的营业机构及上市公司已发展到县级城市，大量的监管对象处在监管“真空”状态。试想一下，这样的监管力量即使完成常规监管工作已很难，如何能提高监管效率。监管的缺位现象造成的证券公司违规及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违规事件经常发生。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就意味着合理配置现有资源，用最小的成本，完成金融监管的任务，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因此应当对分业监管的资源进行整合。
第三、我国目前分业监管体制造成监管信息系统分割，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降低了监管工作效率。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为金融监管提供连续、系统、动态的信息服务；通过信息共享制度，节省各监管部门监管信息的搜集成本，提高监管效率。现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大都采取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方式进行管理。但不同部门对交叉性业务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意向又存在差异，就会产生较高的协调成本。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三权鼎立”，没有建立信息共享制度，不但监管效率低，而且容易形成系统风险。
周小川曾说过，综合化经营将按照业务进行监管，而不是依据主体来定。即“不是谁批准设立，就归谁监管”，而是什么业务就归什么部门监管。随着我国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与渗透，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将有所加快，只有实行混业的监管制度，才能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效率，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三、混业监管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
目前对于混业经营的模式采用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这一尝试，已基本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可，但是对于就是监管的形式是采取分业还是混业一直没有定论。混业政策方面也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在笔者看来，当前只要各监管主体不是一个统一机构，利益分歧就在所难免，那么在涉及到部门利益的时候就会上演各种博弈行为，有的事情三家都抢着管，而有些则是归属不清、无人问津，造成监管真空。其实，不仅混业经营需要混业监管，即使是分业经营也应当实行混业监管，这样不管是银行、证券公司还是保险公司，他们任何经营行为、新业务的审批等都由一个监管部门来监管，也就不会出现重复监管现象，也不会出现有些新业务出台时，居然分不清到底该由那个机构来监管的现象。
第一，实行混业监管可有效地节约金融监管成本。众所周知，金融监管是要耗费资源的，也就是说金融监管的实施增加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成本开支。混业监管，减少了监管机构的数目，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监管成本，还可以降低金融机构为应付金融监管检查而重复付出的人力与物力。其一，可有效的节约监管成本。在监管内容类似的时候，可以降低分业监管带来的信息分享成本；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减少冗员所带来的工作中相互推脱。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出发，机构数目越少，机构功能越完善，才越有利于节约成本，达到规模效益；而监管机构的数目过多，势必增加监管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投入成本。另外，若监管对象只与一个监管机构打交道，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被监管者的成本开支。第二，混业监管可以采取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原则分配和使用监管资源，减少成本，从整体上对金融机构进行分析和评价，解决监管能力分散、监管机构盲目膨胀、监管资源浪费严重的现状，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监管。
第二、实行混业监管，有利于建立监管机构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可以及时通报从事综合业务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和风险状况，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充分共享监管信息，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第三，可以避免出现监督程序和管制力度的差别,表现出一致性和协调性。更有利于协调使用监管力量，协调采取监管措施，在职责明确固定的基础上，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管，同时也可以对于监管者的监管行为实行有效的再监管，从而防止各监管机构各自为政或发生事故的时候相互推卸责任。避免政出多门。混业监管将更有效地行使监管职责，并能及时了解不同业务内部潜在的风险状况，避免因监管机构不同出现的监管程度和力度的差别。
第四，能够尽可能消除监管死角，防止重复监管、交叉监管。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金融业是实行分业管理，分别由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三个机构分口管理，这种“三足鼎立”的监管格局，使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监管自成系统，工作中各司其职，条块分割，跨业监管和三个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难，金融监管信息未能实现共享，监管的准确性、有效性也难以保障。同时，证监会、保监会在各地，尤其是州、地、市和县一级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已经出现了断档，实际上处于央行与证监会、保监会三不管的真空状态，这就为金融风险的形成埋下了隐患。
第五，有利于加强对混业经营集团的监管。采取混业监管，可以有效地对光大、中信等金融控股集团实行统一监管，避免金融监管中的政出多门，重复检查造成的低效率监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监管“真空”问题。有利于对混业经营的金融大财团进行监管。随着国际金融业务发展趋势的日趋明朗化，国内金融企业的金融创新也正在向混业方向发展，金融大财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融控股公司，它的出现更要求金融监管的统一化。由于大财团的业务范围较广，跨越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领域，因而难以想像把金融大财团的业务瓜分、然后每一块由一个专业监管者来负责，这种方式谈不上效率和效益。因为每一个监管者难免会不得全局发展的要领，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面对着世界各国集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于一身的金融巨头的竞争，使分业经营模式面临着挑战。我国金融机构间的相互持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储蓄保险、股票抵押等业务的开展，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大力推进，已经出现混业经营趋向。从金融分业到混业经营实际上是金融体系结构打破传统行业分工模式，重新配置金融功能的结果，这种金融功能重新配置符合效率原则，推动金融体系不断向高级化演进。那么，什么是这种趋势下的最佳监管模式呢？应该说：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日益发展产生了混业监管的要求，为混业监管提供了业务基础，所以我方认为无论是国际主流的混业经营还是日益模糊的分业经营都需要用混业监管来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我们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动态的发展，随着我国监管人员素质的提高，金融法律的完善，监管经验的丰富，我们相信，中国金融业必将立足于世界，让我们迎接中国金融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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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cation of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the Inevitable Trend
Yin Chanjuan，Zhang Yang，Song Xueju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100082,China)
关键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过大而不能倒；宏观审慎；系统性风险
Abstract：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form.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and financial regulators are adopting various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reduce the moral hazard of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resolve the problem of“too big to fail”.Our supervision of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ditions and realities of China，improve the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framework，continuously build and perfect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s，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game rule，to prevent systemic risk and maintain financial stability.
Key words：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too big to fail，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systemic risk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3-0044-05
一、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金融稳定委员会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定义分为两个层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所谓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由于规模、复杂度和系统关联性，其无序倒闭将会对整个金融系统和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破坏的金融机构。此外，由于部分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全球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单个国家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此就必须对它们执行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要求它们具备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以与它们本身所具备的系统性风险水平相匹配。由于它们的规模、市场重要性和全球关联性，其陷入困境或倒闭将会导致全球金融系统出现严重混乱，造成重大不利经济影响，金融稳定委员会将这类金融机构定义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规模、复杂度、关联性和可替代性是界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主要标准。当然，在界定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时还必须考虑金融机构的国际活跃范围和活跃程度。可替代性是指一个金融机构倒闭之后，其他金融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相同或至少是相似的服务，是衡量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系统性风险并不仅仅源自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过于关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往往会忽视某类金融机构或某类业务所具备的系统性风险。一些按照常规标准不具备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在特定形势下也会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影响。很多人认为，相对于规模而言，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方式更值得注意。此外，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认为，虽然有时单一金融机构不具备系统重要性，但其所在的这类金融机构可能被市场认为具有系统性影响，由此主张要从金融机构的种类来衡量其系统重要性。
由于金融机构的规模和集中程度不同，各个国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危险认识也存在差异。美国、英国和瑞士倾向于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采用更严格的监管标准，而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的部分亚太和欧洲国家认为，大型金融机构的规模和业务模式为其提供了保持金融稳定和提高金融行业竞争力的基础，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改革方面颇有顾虑。这种分歧也将会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界定产生影响。定义和划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与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需要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步推进做出不懈努力。
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国际监管趋势
金融危机表明，以往的监管理念过于依赖市场约束和微观审慎管理，忽视了系统性风险监管的重要性，监管体系跟不上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步伐，在全球性危机干预方面也缺少明确的国际合作机制。
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政府迫于形势出台了一系列拯救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其大范围倒闭。尽管这些临时性干预措施在当时是保护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的必要行为，但是它也进一步强化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过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和市场认知，受到人们广泛批评。
随着金融危机逐步消退，人们对过去监管体制和危机期间临时性措施的缺陷认识不断加深，国际上要求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尽管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经济复苏的前景仍面临重重困难，但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已经为解决“过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做出大量实际工作。
（一）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损失吸收能力，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自身抵御危机的能力
金融危机表明，以往的监管体制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过低，对金融机构持续经营情况下的损失吸收能力缺乏关注，以至于在金融机构陷入危机时没有可提供保护的资本可用。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必须执行更严格的资本监管标准和具备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巴塞尔委员会近期声明称，除了7%的核心一级资本比例，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还需要满足1%至2.5%的附加资本要求，具体比例取决于银行的系统重要性程度。倘若银行对全球金融系统的风险程度提高，则需要额外追加1%的附加资本，这意味着附加资本的最高比例将达3.5%。这些附加资本必须以留存资本或普通股形式的优质资本存在。
为了确保金融机构的损失吸收能力，巴塞尔委员会在2011年1月13日的文件中要求，在出现某些触发事件时，所有非普通股一级和二级资本工具都必须能够根据相关权威机构的选择予以冲销或是转化为普通股。此外，利用应急资本和自救安排来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损失吸收能力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着改革的推进，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也纷纷出台相关措施强化资本标准。瑞士中央银行要求国内两家规模最大的银行（瑞银集团和瑞士信贷）须保持19%的总资本充足率，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占10%，其他两种不同类型的应急资本占9%。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遵守更高的资本、杠杆率和流动性要求，提高披露水平，降低风险集中度。这些标准和法规的目的均是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和损失吸收能力，降低大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使之在危机到来时具有更强的抵御能力。
（二）减少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的诱因
现行体制所招致的广泛批评就是，金融机构将过度承担风险所获得的收益私有化，而将其所造成的损失社会化。在经济繁荣时期，金融机构大肆承担风险所获得的收入由其自己享有，而在濒临倒闭或倒闭时，却需要花费纳税人的钱财救助。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处于一种“过大而不能倒”的地位，政府对这些金融机构倒闭对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心存顾虑，通常会在它们陷入危机时提供援助和支持。由于不用顾忌业务经营所带来的恶劣后果，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就有良好的诱因去承担更多的风险，热衷于从事高风险业务，以博取高风险所带来的高收益。再者，由于相信政府不会放任这些金融机构不管，市场参与者也会产生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会倒闭的预期。二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往往会形成挟持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重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
将金融机构倒闭的巨大负外部性内部化是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集中精力纠正以往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利用纳税人的钱财为自己的错误“埋单”的做法，力求确保利益相关者在金融机构出现亏损和倒闭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监管改革必须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利益相关者承担因过度吸纳风险和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金融稳定委员会建议，监管体系的改革在降低由纳税人承担损失风险的同时，也必须探讨使股东、无担保和未保险债权人按照优先次序吸收损失的途径。因此，在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之前，所有利益相关者均应已经承担损失，所有一级和二级监管资本均应已经用来吸收损失，然后才能考虑利用纳税人的资源进行救助。自救安排和应急资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它通过法律或合同方式提前规定了这些资本工具吸收损失的条件，本金或利息在达到触发条件时能够被冲销或转化为普通股，这就减少了由纳税人承担风险的情况，迫使债权人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进行监督，从而有助于强化市场纪律。
金融机构过于侧重短期激励的薪酬机制也是超大规模冒险行为的重要诱因之一。使薪酬机制与股东的长期价值保持一致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多德―弗兰克法案》为股东提供了薪酬话事权，规定美联储也可以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确保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不会因为希望获得高薪而过度追求风险。同时，美国部分公司还在高管薪酬方案中加入了日后追回条款和退休计划补充审查机制，力争让高管薪酬与风险的时间跨度相匹配。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减轻企业决策者过度承担风险的冲动。
从长期来看，对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予以救助会产生一种“奖恶惩善”的恶劣后果，它为风险承担提供了奖励，审慎行为却得不到任何奖赏，这不仅扭曲了市场纪律，而且助长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过大而不能倒”并不意味着这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能被清算。为防止金融传染，政府应该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时积极介入，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对其进行清算，将其倒闭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降至最低水平。
（三）事前监管和事后处理机制有机结合
金融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终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过大而不能倒”的局面。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逐步明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事后处理机制，通过立法形式制定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方式和倒闭处理程序，力求降低其他对政府救助的预期和由纳税人承担损失的风险。
美国对事后处理机制的改革走在世界前列。《多德―弗兰克法案》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序清算提供了清晰的路线，明确了各个监管机构的责任和授权，使市场和金融机构对倒闭后的处理程序有了更多的明确性。新成立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改变了多头监管的历史障碍，可以依据《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授权提前介入，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强制分拆、重组和资产剥离，必要时可以接管金融机构，防止其破产。
“生前遗嘱”（Living Wills）是美国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规模庞大、业务复杂，外部监管机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了解很难像内部人士那样透彻。因此，《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所有资产在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都必须提交其在面临财务危机或倒闭时迅速进行有序清算的详细计划，这就是所谓的“生前遗嘱”。有序清算计划将有助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自身的经营复杂性及其对公司和金融系统造成的风险。由于这些金融机构必须定期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联储和其他主要监管机构做出详细解释，生前遗嘱还能够迫使它们评估自身风险管理计划的有效性。《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相关计划必须充分介绍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资产负债和合同义务，识别各种证券和主要交易对手风险，决定公司的抵押品抵押程序。此外，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法规或命令的方式要求这些金融机构提供有用的信息。清算计划不符合要求的公司必须遵守更严格的资本、杠杆率或流动性要求，甚至是在业务扩张和经营活动方面受到限制，直至该公司重新提交一份完善的清算计划为止。如果经过两年时间和在采取更严格的要求或限制之后，该公司仍未能提交一份符合要求的清算计划，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与其他监管机构磋商之后可以共同要求剥离某些资产或业务，从而使其能够根据《破产法》进行有序清算。
将事前监管与事后处理机制有机结合，不仅能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持续经营期间降低其道德风险，而且能够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时为政府监管机构提供管理清算程序的巨大灵活性，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其对整体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四）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国内和国际监管合作
从单个国家来看，全球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往的金融监管责任划归不同的政府机构，各个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竞争，政出多门，由此削弱了监管效力。从国际层面来看，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各个国家和地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经验明显不足，应对措施大多仅考虑保护国内市场，缺乏统一的干预架构和标准程序，往往不会顾及这些政策措施所带来的溢出效应。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尤其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规模庞大，经营活动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多个司法辖区内各不相同的监管体制和标准管制。因此，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不论是事前的持续性监管，还是危机时的倒闭清算，都需要国内和国际监管机构密切合作。
美国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创建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职责是从宏观角度识别和解决新出现的系统性风险，而以前不受监管的影子金融行业则被纳入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监管范围，后者还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公司制定严格统一的消费者保护法规。此外，由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需要投入更多的监管资源，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创建了一个复杂金融机构办公室（CFI）。这个机构将对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以及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指定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公司进行持续性审查和监督，并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控股公司和非银行金融公司倒闭时对它们进行有序清算。同样重要的是，该办公室还将负责与财政部、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密切合作，推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所有规定都得到正确执行，努力确保对复杂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审慎监督和破产清算。在瑞士，由于瑞银集团和瑞士信贷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的监管部门来管理这两家金融机构。
金融危机表明，金融机构全球化和金融监管本地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大多是根据本国发生的历史事件由各种应对措施拼凑组成的，国际上缺乏一个高屋建瓴的统一监管架构。由于各个国家采取的政策和标准不同，跨国金融机构为谋求最大的利益往往会将经营活动转移至监管标准最宽松的国家，由此形成监管套利。
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正在努力完善跨境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破产清算框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尤其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从监管监督到倒闭清算都涉及到许多国家的法律框架和管辖问题，需要进行密切的国际合作。主要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在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增强自身抗危机能力的同时，也在为它们的监管和倒闭程序制定统一的标准，推动各国监管机构建立持续性的跨境信息分享和协调机制，明确不同国家对跨境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和倒闭时的处理机制，力求保持全球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三、中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中国金融系统受此次危机的冲击相对较轻，但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引起当局的警醒。由于当前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规则和标准大多是根据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缺陷制定的，完全照搬这些规则和标准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因此，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和金融系统的特征出发，量身打造适合自己的规则和标准。
（一）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密切结合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是宏观审慎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微观审慎过于注重防范个体金融机构的风险，忽视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系统乃至整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忽视了金融传染和风险溢出效应的巨大破坏力，这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而言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只有将自下而上的微观审慎监管和自上而下的宏观审慎管理密切结合才能够有效防范大型金融机构所具备的系统性风险。
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扩大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力度和范围，将是金融监管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宏观审慎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才引起广泛关注，并且逐步成为当前国际金融改革的核心。目前，我国对宏观审慎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十二五”规划要求，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理机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微观审慎性的总和不等于宏观上的审慎性。因此要加大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的结合，将微观层面的监管机制纳入宏观管理框架内，减缓顺周期影响，以减少中国经济的波动。
（二）正确认识金融机构的规模和业务多元化
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人士将危机爆发的原因归咎于大型金融机构的规模过于庞大，业务过于复杂，对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的关联度过高，由此产生了“过大而不能倒闭”和“过于关联而不能倒闭”等问题，主张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和业务范围。
备受关注的“沃克尔规则”就要求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禁止商业银行和吸储机构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交易，限制商业银行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投资。“沃克尔规则”一出台就引起广泛的争议，对金融机构规模和业务范围的限制必须谨慎执行。毫无疑问，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和业务范围能够降低系统性风险和对总体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但是限制规模将会削弱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而限制业务范围将使银行无法适当发展多元化经营，在危机爆发时由于业务集中度过高可能会更容易受到冲击，倒闭的可能性更大。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大多集中在国内，国际化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我们必须拥有大型跨国金融机构才能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更好的服务。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加强监管的目的是纠正市场失灵和预防破坏性巨大的系统性危机，其主要侧重点应该是强化监管而不是限制规模和业务范围。一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远高于美国的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所受到的影响反而较小，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监管体制更为完善。一味限制规模和业务范围可能会妨碍金融系统发挥正常的资源配置作用，降低我国金融机构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损害经济增长速度和金融创新，最终对中国的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三）建立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
法律法规、公司治理、会计标准、支付清算体系、征信体系以及各种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是有效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前提。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金融市场的各种软件和硬件设施仍不成熟，而我国又处于金融行业管制逐步放宽和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日益密切的大环境中，各项配套基础设施的建立健全比发达国家更为迫切。
金融市场核心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有助于减轻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所带来的金融传染，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我们必须参照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标准，立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实际，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配套基础设施。此外，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监管体制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我国处于金融市场高速发展时期，金融机构不断引进和创新各种金融产品与服务，国外大型金融机构竞相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力求从高速发展的中国市场获取更大利益。因此，监管机构应该根据形势适时调整和强化配套设施，使其努力适应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和创新的要求，尤其要关注复杂衍生品交易的创新和发展。
（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定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和对世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中国应该立足长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强化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为大型金融企业积极参与跨境交易和提供全球争夺话语权。
目前，国际金融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已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审慎界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最大程度地降低它们对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但是也需要尽量防止出现过度监管的情况，在纠正市场失灵和防范危机爆发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
参考文献：
[1]李文泓，吴祖鸿.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目标和政策框架[J].中国金融，2011，（3）.
摘要：随着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金融改革作为推动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离岸金融作为金融改革一项创新举措对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的离岸金融市场是需要探索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离岸金融在上海自贸区的市场监管法制现状和并试着提出自由贸易区可尝试的监管模式和市场准入规定，力求完善我国离岸金融的相关法律规定。
关键词：离岸金融 市场监管模式 市场准入 上海自贸区
一、 离岸金融和法律概述
1.离岸金融的概念。对于离岸金融的概念，理论上有不同的界定，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离岸金融业务是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经营外汇业务的中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吸引非居民的资金，服务于非居民的金融活动。离岸金融与在岸金融应严格区分：第一，多头监管。因为离岸金融的主体是多样化的，就存贷业务来说，货款的提供者和需求者都是非居民，而提供者和需求者多数是来自市场所在国之外的其它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者他国政府。离岸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推动下，离岸金融业务可能涉及市场所在国，金融机构母国，货款提供者或者需求者母国多个国家的事项，这样每个国家都能以受到侵犯为由行使管辖权；与在岸金融只有母国监管不同，因此多头监管也成为了离岸金融的主要特征。第二，监管较松。离岸金融的初衷就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资金到离岸市场，通过各国政府制定特殊政策对存款准备金、存款保险、税收、外汇管制等给予优惠，但为了贯彻这样的优惠政策，虽然施行多头监管，监管政策都较宽松。
2.中国的立法背景和现状。中国的离岸金融业务经历了繁荣、衰落再到重新开启的阶段。2002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浪潮的推动下，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开启也顺势提上日程。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开展作为试点开展开办离岸金融业务，让离岸金融得以复苏并发展。虽然1989年就已开始了离岸金融业务，但直到1997年《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及其细则的出台才让其发展有法可依。2009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指导思想被确立使离岸金融业务获得了更快的发展。随着金融改革的持续推进，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必将迎来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新时期。
二、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制度构建
1.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模式。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模式是指有关管理机构对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市场的管理服务模式、方式和方法的选择。而管理模式的选择是政府对离岸金融市场进行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国际监管模式主要有三种：内外业务混合型、内外业务分离型、渗透型。
（1）内外业务混合型的监管模式。内外业务混合型是指在岸金融与离岸金融业务经营不分离的市场监管模式，典型代表为伦敦和香港。特点为：离岸金融业务和在岸金融业务的账户合并操作，非居民和居民的存贷款业务在同一账户上操作，两类业务混为一体。采用此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的资金相互融通，能够及时相互补足对方资金，促进在岸和离岸业务共同发展，并且方便当时人在两种业务之间转换。而缺陷也是存在的：可能会使有关金融机构利用相互混合的业务逃避监管。当一方金融机构发生风险时，必然增加另一方风险的发生，这无疑增加了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当今只有很少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才选择了内外业务混合型模式，即使选择了该模式，为了控制风险，政府也会采取措施让两类业务分离。例如：英国政府就通过立法让离岸英镑业务只能在英属海峡群岛的离岸中心办理，而伦敦不再开办此业务。
（2）内外业务分离型的监管模式。内外业务分离型的监管模式是指离岸金融业务和在岸金融业务相互分离的监管模式，典型代表是美国和日本。此种模式是为了推进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而创设，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分别开立不同的账户。将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分开，不仅能够给非居民交易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而且能够将在岸金融市场与离岸金融市场分离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相互牵连，同时也能有效防止金融机构逃避监管。美国国际银行业务（简称IBF）和日本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简称JOM）都将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严格区分。IBF就规定其接受非居民的存款，向非居民提供贷款，但是不得向美国居民办理此类业务，也不得开放其他金融衍生品的业务，例如票据、保险、债券等。JOM机构更是在IBF基础上将非居民限定在了外国法人、政府、国际机构和外汇银行的海外分行。如今多数的发达国家都是采用这一监管模式。
（3）渗透型的监管模式。此种模式严格说来并不是单独的一种分类模式，它是介于混合型监管模式和分离型监管模式中的一种。它是指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相互分离的情况下，居民和非居民的交易一般是分离的，但法律规定在一定情况下允许两个账户之间相互渗透。具体操作是，有的国家只允许离岸账户向在岸账户渗透，而有的国家只允许在岸账户向离岸账户渗透，有的则是允许双向渗透。双向渗透是指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都可以被境内居民用作投资的渠道，在风险可控的情形下就可采取该种监督管理模式，它可以避免混合账户下的风险，也可以充分利用资金，该种模式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所采用，新加坡就是采取此种模式的成功范例。
（4）上海自贸区应该建立的监管模式。
上海自贸区选择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模式更能适应金融改革的方向和离岸金融业务自身的发展。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内外渗透型的监管模式被证明不符合实际。中国在1989年设立的离岸金融业务就是采取了有限渗漏的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模式，即允许离岸金融机构早在一定条件和限度内用在岸资金弥补离岸账户资金寸头的不足。而最初的目的当然是在岸资金账户和离岸资金账户互相帮助共同抵御风险。而事实上却与设立初衷相背离，离岸账户依赖在岸账户补充资金寸头，短期还能暂时抵御风险，但长期却不仅没有抵御风险，反而使离岸业务的风险扩大到在岸业务上，扩大国内的金融风险。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市场模式下，在岸金融机构和离岸金融机构账户相通，在岸金融机构会利用离岸业务逃汇、套汇。从1996年到2002年离岸金融在中国停滞发展就是因为渗透型的监管模式使风险扩大化使政府被迫叫停了相关业务。
其次，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更适应上海自贸区的需要。美国IBF和日本的JOM都是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建立的，而上海自贸区也是中央政府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政策引导的产物，与英国和香港自发产生的内外混合型监管模式相反，适用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更能适应上海自贸区的需求。此外，我国已经具备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建立和完善离岸金融业务，提高国际竞争力也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虚拟业务型监管模式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最后，现阶段的上海自贸区应当坚持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有些学者认为我们应当在建立内外分离型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允许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使资金得到充分利用，并指出了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并提出了具体制度设想。而本文认为，现阶段上海自贸区应当坚定的采用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因为1998年的离岸金融业务失败就证明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采纳渗透型的监管模式市场环境和风险管控能力，最终导致风险管理失调和与制度施行的初衷相悖。虽然渗透型的监管模式下的确有利于上海自贸区内的离岸金融机构充分利用资金，但是目前还不适宜在上海自贸区采纳。国务院最新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简称央行“金融30条”）第二款创新有利于风险管理的账户体系也表明现阶段还是应当坚持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上海自贸区目前已经暂停实施四部法律，鼓励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区内，让企业进驻自贸区。管理方面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即区内和国际市场是开放和融合的，但是自贸区和境内区外的领域相对隔离。这样的监管模式也在与内外分离型模式相契合。
2.市场准入监督管理法律制度
离岸金融业务市场准入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主要是指金融管理当局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审核并决定有关金融机构是否能进入相关市场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的制度。
（1）准入原则。我国与一般国家通常的做法相一致，在离岸金融市场上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居民和非居民之间、非居民之间有相同的权利义务，任何国家的金融机构都能进入中国市场从事离岸金融业务。只要金融机构满足申请进入中国离岸市场的先关条件即可。这些条件是对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资质以及相关设施建立的硬性要求。目前上海自贸区内以居民金融机构为主，非居民金融机构仅占小部分。且获得离岸金融牌照的仅为四家居民金融机构，这对于维护离岸金融的稳定有意义，但长期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还是需要放开准入主体的范围，能够做到真正的国民待遇原则，鼓励非居民金融机构进驻并发展相关离岸金融业务。上海自贸区内已暂停实施四部法律，而对于外商投资而言，取代《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施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其关于金融领域外商投资有限制性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自贸区的金融领域的外商投资限制还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外国资金的引入，相应的离岸金融领域的业务发展也会因此受到影响，自贸区要发展有待于进一步削减负面清单，在风险得到控制的情形下，尽可能实现非居民金融机构国民待遇，以实现离岸金融国际化，增强国际竞争力。
（2）准入主体范围。各国有不同做法，有的国家只允许金融机构进入离岸金融市场从事相关业务，因为这些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主要集中于资金借贷业务，银行的规范化管理使风险控制和市场监管更简单。而有的国家允许非金融机构进入离岸金融市场开展相关业务，除了借贷业务外，票据、证券、保险和抵押等业务也广泛涉猎。放开市场准入主体的范围与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目标相吻合。我们建立上海自贸区不仅仅是要建立只有金融机构的离岸金融市场，我们是为了刺激金融改革，更好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所以未来将准入主体扩大到民营企业等非金融机构是必然趋势。央行“金融30条”也在此证明了这一点。
（3）准入方式。目前离岸金融试点中，中国主要是采取传统的审批方式。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离岸金融的准入多采取发牌照的方式。发牌照即简单又方便管理。将从事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分为：全能型银行、限制型银行、离岸银行和其他离岸金融机构四类。全能型银行能经营离岸业务，也能经营在岸业务，限制型银行能在有限的业务范围内能从事离岸业务，离岸银行只能从事离岸业务。审批机构颁发执照时主要考虑申请机构母国的市场监管能力和机构本身资金实力等。香港在自贸区离岸金融市场实行三级牌照管理（全能牌照、部分牌照和接受存款牌照）就是对其最好的诠释。对于资金实力强，内控风险管理水平高和业务完善的银行发放全能牌照；对于其他银行根据其业务量和风险管理能力先试行部分牌照，根据发展再过渡到全能牌照。上海自贸区内施行就是牌照管理模式。在自贸区内目前只有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平安银行持有离岸金融业务牌照，还没有放开对非居民金融机构的牌照管制。当然，希望通过牌照的管制来维持居民金融机构在自贸区的优势并非长久之计，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早日建成完善的离岸金融市场，开放对非居民金融机构的牌照管制才能扩大竞争，早日实现与国际接轨。
三、结论。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加剧，离岸金融中心也作为一项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离岸金融中心已经日趋完善。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又为离岸业务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我们应当继续探索对离岸金融业务的法律规制，逐步建成完善的市场监管法制以更好地服务于离岸金融市场和上海自贸区。
参考文献
[1] 韩龙.离岸金融的法律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 韩龙.国际金融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 罗国强. 离岸金融法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关键词：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一方面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各国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提高，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各国金融监管不断变革，由此金融监管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上都呈现诸多新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金融体系中存在两类不对称：一类是金融机构与存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与存款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不能有效地传递，从而加大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另一类是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存在贷款人方面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方面道德风险的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的现象存在。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
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
除此以外，还有三种主要的金融监管理论：(1)从金融合同的角度研究金融监管。经济合同理论，最初是用于工业和公共事业监管领域。金融交易包含着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监管者和社会之间显性和隐性合同的复杂结构。监管可以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隐性合同关系，合同决定了签订该合同的各方应该遵守的行为，以及对违约方可能采取的措施。设计得好的合同可以促使金融机构的行为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可能在金融活动中产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合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反应朝着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几乎所有形式的外部监管都存在根本性的道德风险问题。监管既然被视为一种隐含合同，那么由此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就是它会使投资者认为，既然这些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是经过权威部门授权并得到监督的，那么它们理所当然是安全的。而且，监管者在阻止监管失灵方面的历史记录越好，投资者这样的印象就越深。然而，投资者必须认识到监管的局限性，监管无法消除所有的风险。而且金融市场和金融合同本来就包含着风险，投资者本身也存在发生决策错误的可能。(2)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大多数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直接成本都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但对施加于被监管对象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却没有数据可利用。所以精确计算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区分哪些成本是金融机构为了自身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所必需的，哪些是由于监管制度所强加的也不是十分容易。但它的意义却是现实的：监管任何时候都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中做出判断，所以，偶尔的监管失灵是否可以视为监管体系(假使已经设计有效)的必要成本，增强监管的强度是否可以消除所有出现的监管失灵，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分析。(3)金融监管的激励问题。投资者认为监管者保证了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端正良好的品行，而金融机构认为它们所要做的就是遵守一些监管者所要求的具体规定。双方认识的差距还可能对监管一方和被监管一方造成逆向激励的问题。西方学者现在认为监管者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所以有没有合意的激励就会影响执法的效果。拉丰和梯若尔及其后来者所发展的激励规制理论和新管制经济学为研究激励性金融监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国外金融监管实践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监管的目标从单纯强调安全性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各国纷纷建立金融安全网，同时对金融机构从市场准人、利率限度、业务范围等多方面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银行法》，但这些措施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由，造成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已使不少限制性措施名存实亡，同时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给金融业的运行所带来的成本，于是各国开始采取灵活的应变措施。美国在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促进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要目的；日本从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新诞生的“金融厅”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则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如“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等，显示了监管当局对效率目标的重视。
2．监管主体从分散走向集中。20世纪
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分别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
3．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无权对银行的附属公司或银行的母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整个金融形势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先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二是统一监督标准和方法。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对金融机构进行并表监督，才能使母行(或母公司)及其国内外分支附属机构在有效的监控下开展业务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从整体上保证各金融机构安全稳健地经营。⑤
4．金融监管手段计算机化。在监管方法上，各国普遍强调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充分运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尤其是实时清算系统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并且促进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现场检查和外部审计的有机结合。
5．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各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呈现了一些共同特征，逐步统一资本充足性的国际监管标准；流动性管理也普遍强调区别对待，强调监管灵活性和依赖经验对监督的重要性。
6．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陛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7．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业由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在美国，先后开放银行从事公债回购以及以子公司方式经营证券承销业务。当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时，通讯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得金融风险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难以集中控制和监管，这就要求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协调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的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英国，新的工党政府已提出将所有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银行的监管)归到证券投资委员会的领导下。
8．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千差万别。英国的大卫T·卢埃林教授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3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
9．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从监管内容看，世界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第二，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
10.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世界金融监管的实践表明，外部金融监管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监管的程度无论如何细致而周密，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而功半，金融监管效果大打折扣。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的银行家协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尽管金融业公会组织在各国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各国都比较重视其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
11．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充足框架(征求意见稿)》对1988年制定的《资本充足协议》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是将外部评级引入风险管理框架，要求银行使用公共信息确定其风险加权资本，根据评级公司的评级确定信贷风险权重，新框架的适用对象仍是那些在国际业务领域活跃的大型国际性银行。欧洲委员会公布了一些关于新的资本充足性规定的建议，将比巴塞尔资本协议所针对的范围更大，涉及所有的银行和证券公司，该规定试图将真实风险与资本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⒀
12．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的趋同化是指各国在监管模式及具体制度上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而日趋接近。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二是美国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即英国不断走向法治化，注重法律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
13．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
随着金融国际化不断加深，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在这种背景下，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金融监管法制逐渐走向国际化。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14．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经营，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
三、结论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发展趋势。
注释：
①③④吴源从．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海南金融，2006，(9)：32—35．
②张慧莲．论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最新发展[J]．成人高教学刊，2004，(6)：18—21．
⑤⑥⑦⑨⒀高峰．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1，(4)：24—26．
首先，金融业混业经营、集团经营有加强的趋势。为了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和抗风险的能力，获取更高的利润，金融机构不断地进行业务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开拓和经营非传统性的业务。一方面，由于金融交易的规模急剧增大，金融业综合化经营趋势的强化，使得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导致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水平上升，金融危机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增大。另一方面，金融交易结构复杂化，使金融活动的透明度降低，对金融监管当局准确及时把握相关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金融机构除了面对传统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外，还将面临新的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金融业自身的风险在逐步加大。
其次，金融国际化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一体化趋势。它一方面使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提高了配置和利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经济的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利率和汇率的频繁变动、金融风险的跨国传递渠道扩大等现象，导致了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从而加深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第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金融机构将陆续进入我国从事金融业务，增加了我国金融监管的复杂性和难度。
总之，在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金融联系进一步加强，金融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和金融政策（尤其是金融监管政策）上存在的差异，导致了金融风险的增大和更加复杂。
金融国际化趋势，对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和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有效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是判别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的主要标准。从市场准入、资本充足率、流动性、业务活动等方面对金融机构进行相应的监管，以此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维持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转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时如果过度地注重金融安全而监管的宽严失度，就会抑制金融业的竞争，从而降低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一般说来，既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又维持必不可少的竞争是有效金融监管所追求的目标。要实现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必须从以下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金融监管的成本。金融监管是需要耗费经济资源的，主要包括：监管者实施金融监管的成本和被监管者为配合监管而承担的成本。在制定金融监管目标和实施相应的监管措施时，必须考虑监管成本，否则，不仅增加了政府预算开支，而且会加重被监管者的成本负担。因此，必须根据时机把握好金融监管的尺度和力度。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任何监管成本都能够量化，有些成本是间接和隐含的，如道德风险等，对此应予足够的重视。
二是金融监管的时效性。它意味着及时发现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这又需要不断地提高和完善金融监管能力，比如具备先进的金融监管手段、有精通金融业务和实践经验的金融监管者，等等。
三是在监管主体和客体之间形成良好的监管合作关系，从而使得有关监管措施能够得到积极配合和有效贯彻。显然，金融监管的目在于监督和规范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这里存在着一个金融监管的实施和被监管者设法逃避监管的“博奕”问题。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性以及被监管者逃避监管失败时可能面临的成本约束。有效的金融监管应形成激励和惩罚的双重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