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2-04 14:47:0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传统农业的定义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着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穷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产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分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分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分。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分的资本增殖和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分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非凡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进物少,故这一部分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分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即是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穷的。有些作者已经注重到农业部分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假如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穷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以为,城市现代产业部分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分,两个部分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产业部分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活动(即无制度障碍)的条件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产业部分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穷供给的性质和城市产业部分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究竟有限,故现代产业部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分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进水平。“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分到资本主义部分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条件的,但当代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进和贡献等因素,显然和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和现代产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靠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天气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和产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靠土地、劳动力、资本投进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和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进在灾难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难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向时,我们以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夸大,按劳动力均匀耕地面积的变动和按区域人口均匀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夸大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向而非短期波动,假如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进步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由于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进步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以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和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轻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以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向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和中国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于首先它平安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目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非凡对于土地资源等自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和中国、日本等),很难用同一的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以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实在,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向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假如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和理由么?由此可见 ,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新题目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有关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和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标准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向,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进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丈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纵性。但是,我们以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丈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进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非凡是不同区域因地势、天气、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进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进(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丈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尽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着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回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回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回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回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和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和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低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公道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和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和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以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目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探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回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活动和转移,这和世界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向和特征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职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产业、手产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夸大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公道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扼要说明。首先,我们以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和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 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以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
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着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新题目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新题目,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进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和“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新题目和争议。因此,本探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丈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公道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夸大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条件或假定,而这些条件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和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公道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公道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条件(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布置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产业、手产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公道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策略》,《社会学探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养率和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与此同时，一大批有知识、眼光和技能的创业者纷纷投身农业领域，他们以不同于传统农民的姿态，掀起了“新农人现象”。什么是新农人？新农人的出现对农业农村发展意味着什么？本刊就此独家专访了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郭晓鸣。
新农人就是新型职业农民
记者：您眼里的新农人是如何定义的？
郭晓鸣：新农人是相对于户籍意义上的传统农民而言的，新农人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新农人是指来自农村以外的新的农业投资经营人，他们来自城市和异乡，租地务农为生，把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广义的新农人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他们具有较高的农业种养技术技能和经营农业的能力，规模化地从事现代种养业。他们既可以是城里人，也可以是返乡农民工，更可能是来自农村内部的种养大户。
新农人的基本特质是他们的身份与户籍无关，职业是经营现代农业，他们是一群重信息、重资源、重互利、重创新的农业投资者、经营者、服务者，他们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的出现将改变传统农业小、散、多、弱的先天不足，带动农业向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迈进。
记者：可见，新农人是农民的新群体、农业的新业态、农村的新细胞，那么新农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郭晓鸣：党的十以来，政策环境变化更加利好，农业产业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加速期。基于中国农业结构转型的现实需求，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向规模化发展的需求，伴随着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技术日益广泛进入农业领域，现代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强，将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群体。
新农人带动新农业发展
记者：您曾经带领专业调研队伍深入三个县进行了新农人的专题样本调研，调研表明新农人的构成比例如何？
郭晓鸣：调研表明，70%以上的新农人是以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为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些人当中，有种粮大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等等，其中，也包含了打工返乡的农民工、当地农技员等，他们的出生地都在本地，本土性和稳定性俱强，他们是固守农业的乡土精英，这些留下来的人，将成为中国未来农业发展最可靠的主力军。
调查中的新农人，还有20%―30%是纯粹的外来人口，这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积极变化，表明在农村要素继续向城市流动的同时，以人为主的城市要素也在由城向乡逆向转移，这是前所未有的，城乡要素流动呈现了开放式、多元化的特点。
除了人口流动开放性增大的特点外，调查显示，新农人的平均年龄只有44岁，比传统农民60岁以上是大大降低了。同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更高，普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甚至有20%左右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个结果更有现实意义，表明人们普遍担忧的“谁来种地”的问题并不是无解之难题，随着新农人源源不断地产生或进入，“谁来种地”的问题将可能逐步迎刃而解。
记者：从我们调查采访来看，新农人中有很多人就是跨界，都是从不同的行业过来的。带着新的模式、新的资金、新的人才来到农村，经过创业，很有可能培育出一个新的产业。随着新农人这个群体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壮大，您觉得它对农村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何在？
郭晓鸣：新农人代表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新农人是一个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新常态，是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它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合理的，并且也是积极的。
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新农人的出现，构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期的新的人力资源。这将从根本上优化中国农村内部创业和就业结构，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支撑。
同时，我们也需要厘清两种重要认识：
一是不能笼统地用户籍来定义新农人。二是不能以新农人排斥传统农民。尽管老龄农业有明显局限性，但仍有其存在空间，新农人不可能完全取代老农民，在政策层面，应该给予老龄农民应有的政策支持。
给新农人的成长和发展更多阳光雨露
记者：您提到政策支持，那么未来对于新农人这个群体该如何发展，您有哪些对策建议？
郭晓鸣：四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
第一，消除不合理的政策限制。新农人不断涌现，这表明城乡之间的泾渭分明的界限开始消失，各种要素流动更加频繁，各种进入壁垒也更加松动。因此，应该取消对城里人进入农村从事农业的政策限制，让他们能够同等享受发展农业的各项扶持政策。让农民进城、城里人下乡成为一种常态。
第二，进行针对性的技术培训。新农人在农业专业技术方面是有缺陷的，应当据此提供更多的针对性培训，应设立农业培训基金，精准锁定对象，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培训效率。
第三，突出支持政策重点。新农人从事的规模化现代种养业，生产性基础设施、融资和保险、社会化服务是其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瓶颈，应瞄准其主要政策需求，给予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第四，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主要设定一定的进入门槛，保证新农人采取合理的经营行为，防止随意改变土地用途，防止短期化的破坏性生产方式。
1农业经济增长范式及变迁
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而言，不同文明时期具有不同的范式。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经历古代、近代和现代3个历史阶段，与之分别对应的是3类不同的文明，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知识文明。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文明状态不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范式也不尽相同。农业经济增长范式，就不同发展阶段而言，表现也不同的道路［1］。从依靠简单生产工具获取赖以生存的植物果实，到拥有大型机械，农产品的产量有了极大增长，人类的社会生产历经了“黄色道路”和“黑色道路”的过程。就发展阶段而言，目前世界农业还未走出“黑色道路”的范式。在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主要靠土地和农业劳动力，所以农业社会又被称为“黄色道路”阶段。“黄色道路”阶段的农业，工具简陋，以使用人力和畜力为主，人们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收获的丰欠还在相当程度上受“老天”左右。
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石油农业”，又被称作“黑色道路”，具有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和农药化等特点。由于它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发展，因为被称为第一次“绿色革命”。但由于它建立在对自然的无情征服和驾驭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消费地球不可再生资源和投入大量化学品，致使土质、水源和气候恶化，污染严重，农作物甚至因带有残留有害物质而对使用者的健康造成隐患，其负面效应和权限已日益暴露。它不仅严重制约着农业自身的发展，还危及到自然生态环境，乃至人类社会的安定。
农业增长的“绿色道路”方兴未艾。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气候异常，以及地球表土流失、沙化和地力下降等问题。仅靠扩大“石油农业”外延的做法不但行不通，而且非常危险。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告诫:“通过无节制地开发土地来提高农业产量的做法，只能使自然资源更加贫乏，环境更加污染。”世界农业发展正处于新的探索时期。人们开始呼唤“第二次绿色革命”，要求进行“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具有生态色彩的革命”。人类在发展农业方面，必须注重自然的协调，不能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甚至掠夺。今后农业的发展方向，必须走“绿色道路”。生态农业，则是农业发展迈上“绿色道路”的理想模式。
2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更迭
2．1传统农业模式
传统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传统农业在欧洲是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约公元前5～6世纪)开始，直至20世纪初叶逐步转变为现代农业。传统农业基本特征:金属农具和木制农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农具，铁犁、铁锄、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得到广泛使用;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逐步形成，如选育良种、积肥施肥、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改革农具、利用能源、实行轮作制等。传统农业是由粗放经营逐步转向精耕细作，由完全放牧转向舍饲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力水平等均较原始农业有较大提高。传统农业的特点是精耕细作，农业部门结构较单一，生产规模较小，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仍较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业生态系统功效低，商品经济较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生产地域分工。目前传统农业仍广泛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历来注重精耕细作，大量施用有机肥，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灌溉，实行轮作、复种，种植豆科作物和绿肥。
2．2现代农业模式
关于现代农业至今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现代农业有几个标准是大家比较认同的: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农产品商品率平均在95%以上;农业投入占当年总产值的比重至少在40%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低于20%。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现代农业。西方国家根据不同的国情，逐渐摸索出3种不同的现代农业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劳动力短缺型;以荷兰为代表的人口密度大、耕地资源短缺型;以法国为代表的土地、劳动力适中型。现代农业，是一种“大农业”，相比西方国家，我国现代农业之路还很漫长。国家统计局相关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仅走了1/3。但从长远看，我国是一个大国，只要持续不断地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力度，我国农业必将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2．3后现代农业模式
后现代农业是相对现代农业而言，是以时间为标识，按农业发展时序而划分和确定的一种农业经济和技术形态。作为一个农业全新概念，是指以动植物的开发、培育及其产品生产为轴心，将广义农业即农、林、牧、渔业范畴中不同层次及环节和分属于不同产业部门与动植物培育及其产品生产密切相关的各种农业产前、产后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融合或复合形成的一个超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或系统。后现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区别:后现代农业主要的并不是它所使用的生产手段、工具及技术有别于现代农业，而在于其活动的内涵与形态结构不同于现代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在领域上，它是广义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融农用高新技术投入品制造与供应和农产品收购、加工、贮藏、运输、市场营销以及农用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农业信息与管理咨询和服务于一体的复合产业。在部门上，除传统的农、林、牧、渔产品生产部门外，还包括观光旅游农业、休闲农业、教育示范农业、体验农业、海洋农业等部门。在形态与功能上，它将众多当代已经形成并存在和未来不断涌现的全新农业形态如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立体农业、精细农业、精准精确农业、无土农业、知识农业等有效地集合在一起，融生产、生活、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3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内涵与外延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增长总是以一定方式进行的，而农业经济增长的方式又是由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容和决定经济增长的各有关主要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方式。据此，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解主要是看经济增长是依靠哪些因素得以实现的。而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实现经济增长主要通过2种经营方式，即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
粗放和集约的划分是李嘉图等在地租理论中首先提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释，起先是用于工业生产的，后来逐步延伸到国民经济各部门。马克思指出，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中，“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2］据此，苏联经济学家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根据增长的来源不同，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2种:第1种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的增加实现的增长，即粗放增长(ExtensiveGrowth，或外延增长);第2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即集约增长(IntensiveGrowth，或内涵增长)。具体而言，粗放型是主要依靠生产资料数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这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并提高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消耗低、质量高、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污染小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而言，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建立在集约化经营方式基础上的。农业的集约经营是一种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即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改良品种，改造土壤，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并通过有效、科学的施肥和精耕细作等手段，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最终实现农业的有效、持续发展。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对农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利用和经营方式的转变，是以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农业增长。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并非完全是一个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一方面，社会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太少，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增加其投入数量，而此时未被开发利用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很多，劳动力也较丰富，价格低廉;另一方面，科技水平不高，管理落后，要素使用效率很难提高，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经济增长方式只能是粗放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资源变得稀缺，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从而使产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为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跳过粗放型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可以为集约型增长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二是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追求外延式数量扩张，不讲成本，否定利润，忽视经济效益。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追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以尽量小的投入获得尽量大的产出和利润，由此必然促使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往往伴随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利于采用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关键词：农业产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总结
在中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与国外大型农业企业相比没有优势，因此，必须要转变我国农业产业的生产方式，向依靠科学技术的内延式生产转变，以高效率、高产出、低成本的农业生产为发展方向，适应国际化趋势，保证我国农业产业的竞争力。
1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的相关研究
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农业科技进步只包含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包括农业科技的创新以及对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广义的农业科技进步还包括政府政策、管理水平的提升的因素[1]。在以往专家学者的研究中，针对科学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以及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一些系列研究，例如：周方深入研究了技术进步的内涵，将索罗模型中的科学技术定义为狭义的技术，在排除资本、劳动力要素以外的技术定义为广义的技术进步，修正了索罗模型，提出科学技术进步应当包含索罗式技术进步、资本增密式以及规模经济式三种方式；赵达薇通过改进的索罗模型，测算了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中1953-1993年人力资源的贡献率；同时，徐瑛将资本空间密集、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变化三个变量融入改进的索罗技术进步模型，测算了我国1987-2003年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徐会奇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进行了研究，采用1995-2008年相关数据，测算狭义的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得出农业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显著。这些有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有利于研究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将测算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研究方式分为基础模型式和经验模型式两种。
2基础模型式
基础模型式通常包括C-D生产函数、丹尼森的增长因素法、索罗余值法以及数据包络法等。其中索洛余值法简单易操作，被广泛采用，国内学者以及农业政府部门在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时常常采用这个方法[2]。它时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来，将技术进步、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作为自变量，农业产出作为因变量，进行指数化建立等式，其中资本、劳动力因素的指数分别代表物质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在加入时间序列因素，就可以经过数学变换将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表示为经济总进步率减去物质资本、劳动力的贡献率的差。这里面的关键则是求出物质资本、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
3经验模型式
经验模型式是对农业物质资本、劳动力投入的产出系数弹性进行直接推导，在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即物质、劳动力的弹性值之和为1，利用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分解农产品价值，测算各要素的弹性系数[3]。具体为把农产品的价值表示为商品的可变资本、商品的不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之和，在整个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仅发生价值的转移，没有价值增值；在可变资本中，其一承担物质原料到农产品形成的中间完成者，其二维持劳动的持续进行，其三则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可以把农产品的价值分为不变价值和可变价值两个部分，不变价值由物质资本形成，可变价值由劳动力和农业科技进步实现的。在经过相关假设和数学推导，就可以将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表示为1减去物质投入、劳动力投入贡献率的差。
4结束语
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在可以取得相关数据以及资料时，采用基础模型测算要素的产出弹性，进行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比较方便有效，既有数据支撑又有模型基础；而在缺乏相关数据或者数据不是很可靠的情况下，可采用经验模型式进行要素弹性的估算，这样可以避免数据不再带来的测算偏差。因此，对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进行测算时，需要针对实际情况而采用不同的模型方式。
参考文献：
[1]周方.科技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方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36-40.
[2]徐瑛，陈秀山，刘凤良.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与分解[J].经济研究，2006(8)：93-103+128.
1 农业概念及其特征
（1）农业概念界定
农业是人类利用动植物等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产品的一系列生产活动。①狭义的农业仅指种植业，即植物栽培业;广义的农业是指通过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的产业。农产品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产品，林业、渔业、畜牧业以及观光农业等新兴农业形式，②都是广义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中所指农业是广义概念的农业。
（2）农业的特征
第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首先，农业的发展衍生社会分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乃至人类文明的孕育，是其他经济部门存在的前提。其次，粮食没有替代品，农业的发展决定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农业的稳定发展，才能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提供坚实的物质保证。如果农业发展不利，会直接导致其他产业的稳定发展，必然也会影响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最后，在当今时代，一国的粮食储备和农产品跨国交易己成为影响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因素，保证农业部门稳定健康发展，发展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在当今国际竞争格局中保证主动地位的必然选择。
第二，农业具有弱质性特点。农业部门中的种植业、林业、渔业以及畜牧业等，都是通过观察研究动植物的生长特性、适宜生存环境等自然条件，利用其自身生长规律，通过人工培育及其他方式，取得农产品、副产品、工业原料的社会生产活动。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可变因素较多:首先，需要相对不错的自然条件，例如我国当前的农业发展仍很大程度上难以避免干旱、台风、洪涝等天气状况的影响;其次，由于我国地形复杂以及经济发展等制约因素，目前农业种植中，小规模种植仍占相当大的比例，这阻碍了农业规模化发展和专业化管理，不利于农产品增收，也不利于区域农业产业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难以避免的不确定天气状况、区域农业产业发展缓慢等问题，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竞争力处于劣势，农业部门的利益很大部分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割，这导致农业产业的发展愈发缓慢，更会制约三农的发展。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及其弱势地位，不仅使农民增收减缓，也会使社会资金流向其他部门，从而影响经济稳定，引起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
2 农业公共品理论
（1）公共产品理论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引发各国政府及各界学者对财政职能的重新考量，视角也放到如何应对市场失灵以及更有效率的提供公共物品上，此后现代公共财政学开始发展起来。
保罗.萨缪尔森(CPauIA Samuelson)于1954年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他在其中提出公共产品的一些核心问题及部分解决办法。他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指出:公共产品是一个人对它的消费并不会引起其他人对其消费减少的物品。萨缪尔森的该描述成为经济学领域内对于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
公共产品就是由一国政府所提供，旨在满足社会需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特点的产品或服务。非竞争性是指消费者的增加并不会带来产品边际成本的增加，更侧重于经济效益;非排他性是指一个人消费，并不能排斥其他人的消费，更侧重于社会效益。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并不是很多，更普遍的是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物品，即或者具有非排他性，或者具有非竞争性的产品，我们称之为准公共产品，也称混合产品。
（2）公共产品与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由于某些外部环境的限制和市场机制本身的某种缺陷，使单一市场机制不能有效率的配置商品和劳务的现象。所以需要政府实施相应政策对其引导，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引起市场失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垄断。垄断厂商会通过控制产量抬高价格，此时消费者剩余无法达到最大化，自然也就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第二，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公共产品的消费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即消费者在不承担成本的前提下获得利益，这会打击产品提供者的积极性，导致私人部门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如果市场机制无法提供公共产品，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去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第三，外部效应。是指经济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行为给他们造成有利或不利影响，而不获得报酬或付出代价的行为。其中，前者称为正的外部效应，后者称为负的外部效应。外部性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常见，如果任由其发生，会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所以需要政府通过对正的外部效应进行价格补贴，或者对负外部效应采取罚款等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第四，信息不对称。“信息畅通”是完全竞争模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假设，这表示市场参与者完全掌握市场信息，而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价格无法成为衡量供求关系的价值符号，自然也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所以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和具体措施，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
(3)农业公共品理论
从上述理论概述来看，农业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首先，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公共品属性源于它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前提。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粮食问题都处于国家战略性地位。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经济真正独立的基础，也保障着国家的安全。同时，粮食也是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粮食产量和供给己不能由市场体制单独完成，需要政府干预和财政支持。
其次，农业是利用动植物自身规律、改造自然的双向行为，农业不仅仅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生产要素的限制。不管是抵御恶劣的天气情况，还是改进资本、技术等投入要素，都会带来农业生产者成本的增加。经济发展要求农业发展加快进程，这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要素投入的要求越来越高。改善自然条件以及提供农业基础设施都具有很强的非排他性，都属于准公共产品范畴，农业生产者承担不起也没有动力承担，只能由财政来解决。
最后，农业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对于公共产品提供者来说，社会边际成本的增加要小于私人边际成本的增加，从而产生外部经济。
3 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理论
(1)亚当.斯密的发展农业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第三篇中，概述了城市重工商业轻农业的原因，并指出农业发展的重要性。首先，斯密同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在文中提到，先有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发展，便利品和奢侈品部门才能够发展起来，所以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其次，他认为农业的发展需要寻求政府保护，比如制定保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保证农民能够得到农产品收益回报等制度，以及对农民轻摇薄赋，让其休养生息等政策，以促进农民劳动积极性，保证农业的健康发展。最后，斯密在第三篇第四章《城市商业如何让对农村改良做出贡献》中，提到了投资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农业投资应该获得支持和保证。
(2)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在西奥多.威廉.舒尔茨威廉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之前，农业一直未被纳入经济学范畴，当时的很多经济学家如阿瑟.刘易斯等人认同“零值农业劳动学说”理论，另一些学者如理论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认为在传统农业中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认为农业阻碍了经济增长。与上述学者不同，舒尔茨认为农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有可能是最大的部门，发展农业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文中指出，传统农业之所以阻碍经济增长，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回报率过低，如何引进新的生产要素，获得收入流的增长，就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最终出路。舒尔茨认为应从三个角度着手:第一，建立制度保证。政府应建立以经济手段刺激而非行政手段刺激的制度基础，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用市场价格刺激农民积极性，培育能够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以此改造传统农业。第二，引进现代化生产要素。现代化生产要素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现代化生产要素的成本一般来讲比较昂贵，需要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提供。或者，可以由国家引进现代化生产要素，通过免税、补贴等政策鼓励盈利机构去推广或分配该要素。第三，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认为，若农民只获得新的生产要素却不会使用，是无效的，还需要农民具备现代科学知识，懂得并学会使用新的生产要素，因此对农民的素质教育投资是必须的，该投资对象具体包括专业素质教育、操作培训等方式，而这些方式具有非常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提供。《改造传统农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提出，非常有前瞻性的提出要遵循市场机制，注重人力资本的作用等观点，对我国财政支持农业发展有很好的理论借鉴意义。
4乘数理论
乘数概念由凯恩斯提出，凯恩斯建立乘数以反映国民收入和投资的变动弹性系数，即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能拉动国民收入增加多少个单位，这个值就是乘数，乘数值大小受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在收入公式中，国民收入Y、投资I、消费C之间的公式表示如下:
Y=I+C (2.1)
收入变动量: Y=工+C (2.2)
边际消费倾向: (2.3)
M为投资乘数，Y=M * I (2.4)
公式(2. 4)表示投资每变动1单位，国民收入量变动M单位。
从以上理论可得出:投资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明显影响，政府投资尤甚。所以政府投资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刺激经济增长最常使用的工具。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提高投资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乘数原理只说明投资增加会引起收入和消费增加，但没有说明投资对收入和消费的作用机制，乘数一加速原理则补充了这一缺憾。萨缪尔森把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相结合，得出乘数一加速模型，也被称作“汉森一萨缪尔森模型”。
C=βYt_1 （2.5）
It=I0+γ(Ct + Ct_1 ) （2.6）
Yt=Ct+It （2.7）
其中:Ct为t时期消费量，
β为边际消费倾向，
Yt_1为t-1期的收入量，
It为t时期的投资量，
I0为自发投资，
γ为加速系数，
Ct_1为t-1期的消费量，
Yt为t时期的收入，
关键词 二元结构 城乡一体化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2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我国目前存在的三农问题，也就是发展经济学讲的二元结构问题。为了改变这种二元结构，我国从1979年起，先后推进了以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改革，所有这些改革和发展的措施，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市民化解决农民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城乡互动、工农互促进入了新的起点。
二、我国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
（一）我国的二元结构状况。
原来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农业国，其经济发展必然有个工业化即非农化的过程。大部分发达国家是在农业在制度和技术得到现代化改造后进入工业化阶段。我国不是这样，一方面在人均GNP较低的水平上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在传统农业没有得到根本的现代化改造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
（二）改变二元结构实现一元的方法。
面对二元结构状况，其路劲，在发展经济学界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思路。一种思路以刘易斯为代表，以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由，指出改变二元结构的基本途径是，农业剩余劳动为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现代工业部门扩大资本积累，直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工业部门反过来支持农业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另一种思路以舒尔茨为代表，认为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中现有生产要素已得到了最有效利用，改造传统农业的路劲是农业中引入新生产要素。
三、农业现代化
（一）农业技术现代化。
人们对农业技术现代化一般关注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和提高农业产量的技术。中国正在推进的农业技术现代化，虽然需要有足够的投入，但是不能依靠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这要走绿色革命的道路。这涉及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农业生产要素现代化。
从农业发展的进程看，农业要素的流动对农业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农业现代化不只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提高包括资本、劳动、土地、技术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已经得到充分利用，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生产要素。
四、农村现代化
（一）城市化。
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的现象。它的最初定义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因此，城市化水平通常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指标衡量的。它基本上是指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就业。
（二）城乡一体化。
从发展的进程分析，城市化并不是人口和要素单向的流向城市，在城市具有发展的中心地位后，城市化就要转向，也就是推进城市现代要素向农村扩散，农村逐步成为城市化所要“化”的重点，实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城乡一体化。
五、农民现代化
（一）农民收入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
（二）农民市民化。
人的现代化包括农民的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与农民现代化结合在一起，可行的途径是农民不进城就市民化。其内容是农民享受平等的城市人的市民权利，城乡居民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城乡生活方式趋同，公共物品的享受权利平等。
六、结论
本文在分析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出于人为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之后，分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途径，即三农现代化。归结起来，农业现代化突出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农产品品质的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的现代化；农民现代化突出农村市民化。在这个高度上推进三农现代化，就不仅仅是现有农村和现有农民的问题，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推动。
参考文献：
[1]洪银兴、刘志斌等.三农现代化的现代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 商务印书馆, 1987.
[3]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任保平.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2).
农村劳动力；刘易斯；舒尔茨；二元经济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3-0083-03
一、引言
几乎所有的二元经济特征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面临着农村劳动力使用的问题，在我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面前，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加上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的区位条件、资源状况、经济基础的不同造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使用变得特殊而复杂，大量农村劳动力游动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现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和舒尔茨都曾对二元经济中农村劳动力使用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分别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理论。但是，由于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有异，以致在“零值劳动力”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本文试图从两种理论的分析入手，结合当前中国特有的劳动力使用情况，探寻一些解决相关问题的新途径。
二、两种分歧较大的劳动力理论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的零值劳动力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由于欠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落后的农业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大），因此解决结构问题（即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成为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经济目标。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加速资本积累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增加资本积累？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刘易斯模型是建立在三个假设基础上：第一，“零值劳动力”假设，即“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至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的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第二，“工资不变”假设，即“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家部门工资的下限”，“在最低收入水平时，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第三，“资本家剩余”假设，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在刘易斯看来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这一水平决定了现代部门工资的下限，可使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在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便可得到要多少有多少的劳动力，这就是刘易斯所谓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也是刘易斯理论的核心所在。
（二）舒尔茨――贫穷而有效率的农业部门
批评“零值劳动力”假设最激烈的是与刘易斯同时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舒尔茨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他的二元经济中的劳动力理论：
1.贫穷而有效的传统农业社会
舒尔茨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虽然人们十分贫穷，但并不能因此说该社会的生产要素配置不当。恰恰相反，传统农业社会的资源配置是很有效的。他列举了大量文献和经验材料证明这一论点。舒尔茨甚至援引了一份关于印第安人社会在本世纪30年代状况的研究报告来证明自己的论断。他说，一些年纪很小的孩子也到农田去干活，这说明他们可以做出一些有价值的贡献，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上学。在他看来，“全世界的农民，在考虑成本、利润及各种风险时，都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无论本国还是外国的有能力的农场经营者都不能向农民说明如何更好地配置现有的生产要素”。也就是说，传统农业是“贫穷”的经济，同时又是安排得很好的经济。传统农业社会贫穷的根源在于这种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经济均衡状态之中。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农民即使对即存资源作了最有效的安排，仍无法摆脱贫穷命运，这是由于这种特殊均衡状态所依存的条件所决定的。
2.对“零值劳动力”学说的否定
舒尔茨批评了刘易斯关于传统农业“零值劳力”的论断。首先，这一假说建立在错误的统计估算基础上，这种估算以为，农业似乎可以组织所有农业工人像工业工人那样每天干10小时或8小时的活，而忽视了农业的季节性这个重要特点。其次，按照舒尔茨的观点，引进新要素促使生产率提高后才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剩余，但这个阶段已不是传统农业，而是过渡型农业或现代农业了。最后，舒尔茨用以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总量下降的事实为论据证明在传统农业中农业产量的增减与农业人口的增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进一步证明传统农业中的“隐蔽失业”不能成立。
三、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使用情况与理论分析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使用情况的特征
1.规模不断扩大，人数众多，发展速度快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建国后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始终没有停止，计划性的转移决定其规模相对较小。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使过去的计划转移方式不能适应要求，因而在70年代农民外出打工已出现，但到80年代初期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不足200万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村和城市的继续改革，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基本建设项目纷纷上马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为国家不能提供相应的设施和条件，虽然只能形成民工型的就业，也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人数骤增，尤其是进入90年代外流规模不断增大。
2.农村劳动力在外时间常年化
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初始阶段多是农闲季节，短暂外出，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05年外流劳动力中，外出时间在3个月以下的占16%，3至6个月的占24%，6个月以上的占59%。在全部外流劳动力中，外出时间在10个月以上基本上可视为常年在外的占53%，常年在外是目前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的多数，而且外出时间有所延长，外出二三年的劳动力逐渐增多。
3.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明显，出现了“流出，流进”双向流动现象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数量是很少的，可以说没有形成规模，回流劳动力占外出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均未超过5%。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已经形成了规模。在回流的人群中，年龄较大者占据了多数，再有就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占据了多数。但是在回流的人群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其中有些人利用在外学到的技术、积累的资金和经验，以及建立的关系，回到家乡创办或领办了一批乡镇企业，而且成为当地小城镇建设中的骨干力量和主力军。在大量回流的情况之下，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使用情况的理论分析
1.刘易斯理论的分析
刘易斯认为农村劳动力应该是如此转移的：现代部门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全部用于投资，生产的扩张会进一步吸引传统部门人口向现代部门转移。当该过程发展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部门吸纳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完成了第一阶段。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随之提升，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现代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下降。此情况下，现代部门要雇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只能提高报酬水平与传统部门争夺劳动力。当传统部门像现代部门一样实现现代化后，二元经济就实现了一元化，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收入差距就会消失正是这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建立起两部门的联系，工业资本通过使用农村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农村摆脱了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造成的困境，走上两大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之路。但是在刘易斯的理论中，其分析过程暗含一个假定，城市充分就业，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都能找到工作。不仅如此，无论是刘易斯还默认人口的流动是完全的。但目前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可能找不到工作，剩余劳动力在城市无论找到工作与否，挣到钱与否，大都会返回农村。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方向得使用，城市实际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同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使用并不是完全自由、没有限制的。因此，我国的农村劳动力的使用不能简单用这一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我们应该针对现实特点提出更加有效合理的解释和对策。
2.舒尔茨理论的分析
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要走向现代农业，核心问题是打破传统农业的特殊经济均衡，改变这种均衡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舒尔茨的农业劳力剩余的判断，是建立在现代生产要素的引入或重组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只要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不发生改变，农村中士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但他的分析存在如下几点问题：第一，他忽略了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他定义的传统农业中不可能存在零值劳动力。我们知道，在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舒尔茨没有证明这些剧增的劳动力在传统农业中能否与其他生产要素发生完全替代。第二，在实践中很难划清传统农业是否引入了现代要素的界线。在理论上，舒尔茨虽然较好地概括了传统农业的三大特征，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冲击传统部门，因此，在当前国内的现实中，很难找到舒尔所描绘的典型的传统农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对零值劳动力学说的批评失去意义。
但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却很好的解释当前的“回流”现象。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他转引西蒙・库兹耐的话说:“对各种不同社会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进行研究中发现，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形成都必须扩大足以包括人们的健康、教育、训练的投资，也就是对人力的投资”。在中国，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经历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对生产、生活的适应能力，思想观念更加现代化，生活方式出现城市化倾向。这部分人的回流，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的开放程度，改变了输出地的社会生活，加快了输出地的社会变革进程;部分人回乡务农，搞农业开发经营，形成一批新型的农业经营大户，他们经营项目新，投资力度大，追求新技术，走在农业结构调整的前沿，这可以为输出地的农业引进技术，注入资金，带来市场信息，并通过示范效应带动输出地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从而带来更多的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了整体素质。当然，对于“民工荒”现象，笔者认为民工荒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种局部性和结构性现象。局部性体现在，出现用工缺口的主要是一些经济发达、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地区，结构性表现在，用工缺口一方面出现在劳动条件很差、待遇过低的岗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特别是劳动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都要求我们一方面是要提高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是建立优质的劳动力迁徙的制度，为劳动力的迁徙提供更加宽畅有利的环境。
四、我国农村劳动力使用的几点对策
1.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以及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制度创新，从根本上废除二元管理体制，消除附着于城乡户籍制度上的不合理经济待遇与身份地位的差别，构建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城市化的制度。近年来，各地虽然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定了一些便利的政策，但从根本上消除制度障碍的力度仍然不大。让那些可以、也能够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与土地彻底脱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体制创新的力度。因此，应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化制度，切实保证进城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教育、福利等社会保障与社会地位。
2.积极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协调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使用
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城镇就业增长率从20世纪末开始大幅下降。新增的非农就业岗位越来越有限，但新增劳动力却越来越多，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由此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包括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新兴行业的进步，重视非正规就业形式;也包括加快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恢复其创造就业的能力。第三产业是吸收劳动力的最主要产业，创造非农就业岗位主要依靠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实现。各级政府应从战略高度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创造条件为新兴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成长环境，并以此为契机发掘就业机会。在推动就业的过程中，还应加快我国城镇就业模式转变，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3.建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制度，加大培训力度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越来越困难，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技能并没有随着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得到提高。从劳动力供给看，表现为普通工人多，技术工人少，求职者与职位空缺同时存在。因此，加大对他们的技术培训力度，既可增加他们的收入预期，又可缓解城市技术工人短缺的状况，同时也使得农村整体人口素质达到提高，这也是目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较为关注的问题。
[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J].商务印书馆,1987.
[3]西奥多・舒尔茨.人力资本的投资[J].经济学译丛,1980年第9期.
[4]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关键词： 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