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2-04 16:56:1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纠纷解决方式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作为一种赋权概念，可诉性并不等同于实有权利。简而言之，法的可诉性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应有权利或权利体系，它也是法律主体应享有的权利。何谓应有权利，就是由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是通过合法程序确立的法律原则公布的法定权利。应有权利转变为现实权利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社会条件。我们通常可以将法的可诉性作为应有权利的前提，它也是法律规范设计应围绕的价值体系。法的可诉性从层次上来分析，可分为三层，一是法不可诉，简而言之就是司法并没有从行政中真正分离出来，即法律诉权未加规定;二是法部分可诉和阶段可诉，部分可诉和阶段可诉的关系是相互包容的关系;最后一个层次是完全可诉。
二、经济法可诉性
从定义上来理解，经济法可诉性是经济法自身拥有可以能够按照司法程序调解经济纠纷的属性，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解决经济问题的锐器。当然，经济纠纷的主体也有权通过合法程序申诉，希望司法部门来解决经济纠纷。从经济法可诉性的对象上来看，它主要是经济纠纷。经济法的可诉性是经济法具备的能解决在经济生活中各类纠纷的属性，是当事人有权诉求于司法机关来解决纠纷的必要性和终局性。经济纠纷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这主要是因为它不易采用协商或是仲裁的方式解决，在行政执法中还要受到其正当性的挑战。从当前我国经济纠纷解决的大环境来看，完成排除行政执行来解决经济纠纷案件是不合时宜的。当然，司法解决具有公正独立、程序合规等优点而倍受当事人青睐。具体表现为它可强制那些不愿意介入的主体进入诉讼程序，使经济纠纷顺利解决而不受任何因素干扰，也可以利用强制手段使权益恢复到经济纠纷的原始状态，同时给予主体合法的强制保障，使得主体敬畏法律而履行义务。
三、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途径
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经济法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经济法可诉性也被立法者认同，并在法律与法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经济法可诉性的第一个层次，而第二层次是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问题。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主要通过两个方式执行，一是部分可诉，二是阶段可诉。对于市场受规制主体来看，政府及其相关的职能部门的经济管理行为如果侵害了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经济主体可以依照行政法规和经济法相关条款启动司法程序，达到保护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目的。从经济法可诉性实行的现实情况来看，只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开始试行，并未在全国范围里实行。原因是在制度还存在不少欠缺，比如查处经济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中依法判断过多倾向于行政。
(一)行政前置、司法审查
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的现实，行政执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优势的发挥需要行政前置，这样有利于行政执法的主动性和快捷性真实落到实处，达到及时制止和处罚各类经济违法行为，从而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的发生。当然行政执法也存在诉权滥用的缺陷。我国经济法规定，经济违法的举报如果行政执法机关不受理，或是违反程序原则时，才可以提取经济诉讼。从经济法的发展趋势来看，法院的权限应扩展，审查的范围也不能仅局限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而应拓展到社会公共利益所有主体的行为。
(二)健全经济法法律责任
无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执法部门，它们均是作为经济纠纷调解的主体，其责任主要表现为对各类经济财产的制裁、经济行为的制裁、经济信誉制裁等。对于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造成非法侵害带来的损害，需要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主要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国家赔偿。
(三)创设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本情况
2021年7月份，我局共排查矛盾纠纷119起，化解115起，其中排查经济纠纷30起，化解30起；排查劳动关系纠纷5起，化解4起；排查情感婚恋纠纷15起，化解15起；排查邻里纠纷9起，化解9起；排查其他矛盾纠纷60起，化解57起。
二、矛盾纠纷数据分析
7月份排查矛盾纠纷119起，较5月份168起环比下降29.2%，其中经济纠纷减少12起，劳动关系纠纷减少2起，情感婚恋纠纷减少9起，邻里纠纷减少3起，其他矛盾纠纷减少17起。化解率较5月份的95.8%提高了0.8%。
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现状分析
（一）矛盾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类型包括情感婚姻、劳动关系、经济纠纷、邻里纠纷等占主流，并且还与行政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杂交织发生。其中多因小事引起，具有易冲动、易激怒等特点。
（二）矛盾化解复杂化。矛盾纠纷的产生，往往是当事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退让而造成矛盾纠纷升级，轻者破口大骂，重者拳脚相加。2021年来，各派出所调处口角纠纷、婚姻纠纷、邻里纠纷就有294起，占矛盾纠纷总数的39%。同时，少数群众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给调处化解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三）规模日益群体化。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出来，其范围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越级上访的群众受一些错误心理因素影响，有了问题不是逐级反映，而是组织群体性上访，或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甚至有极少数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层层向党委政府施压，逐步加码，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
（四）处置呈现对抗化。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推进，部分人价值观出现变化，通过正常的诉讼途径无法解决时，往往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想法，采取集体上访、围堵政府机关、语言威胁等手段来表达诉求甚至获取不法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存在的问题
我局虽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原因错综复杂，警情居高不下。随着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步伐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容易升级成为现实形态纠纷，民间纠纷的内容、层次和领域日益复杂，牵涉范围不断扩大，且复杂性成为了群众纠纷突出特点，纠纷的后果不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民间纠纷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二）范围界定模糊，法制观念缺失。派出所调解的纠纷各式各样，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既有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土地纠纷，又有劳动关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新问题，纠纷类别各式各样。而在实际中，应向人民法院或者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处理的纠纷，因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到公安派出所调解方便、快捷且免费等诸多原因，导致基层派出所接处的纠纷类警情大幅增长。
（三）调解合力不足，工作质效不高。虽然党委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成立了调解室，但实际运作效果并不理想，现行调解体制还未形成“一盘棋”的格局，导致许多矛盾纠纷久拖不决，有的甚至转化为行政案件乃至刑事案件。当前村级两委、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单位和部门，都有调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与义务，但没有形成高效的调解合力，导致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质效不理想。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厘清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职能职责。一是要与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范围，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对不属于公安管辖范畴的纠纷，先行受理后，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对照各调解组织的职责，合理地将矛盾纠纷进行移交分流，积极引导矛盾纠纷双方到归口部门调处，做到各司其职，从而改变公安调解大包大揽的状态，避免不作为或乱作为。二是要厘清当事人诉求的合理性，以及合理的诉求是否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问题，做到“合理诉求想方设法解决，不合理诉求耐心调处，对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合理诉求的坚决打击处理”。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号某银行与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值得关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银行与被告张某某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同时，张某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办理了抵押借款手续，向该银行借得人民币8万元。张某某的行为违法，被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而该银行因索款无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张某某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并已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法院指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是以合同形式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而非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一般民事侵权，故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审判时，人民法院没有对本案被告进行追缴或者退赔，故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五条规定可以另行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等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某银行的。这个案子矛盾的焦点反映了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时的法律程序和规范如何适用如何选择的问题。近年来，类似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渐复杂。虽然业内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依旧存在理论落后、立法缺失等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应当一律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为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拟从民间借贷纠纷出发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适用和规范选择展开研究，以期能够找到较好调处此类问题的方法模式。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内涵
民刑交叉，有学者将此定义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既触犯民事法律又触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竞相要求适用之，从而产生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交叉竞合的案件[1]。笔者认为，民刑交叉的实质是民、刑法所调整的法律事实及社会关系的竞合。法规竞合虽然仅是一种立法上的现象，但当法律事实出现并违反竞合的法规时，就会产生规范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货币及国库券的行为，这是一种借款合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间借贷市场逐渐活跃，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纠纷也日渐增多。不容忽视的是，此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还经常笼罩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的影子，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二）各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在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调处模式：其一，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经归纳，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司法调处模式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径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称为平行式，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剥离，对刑事犯罪行为的规范和惩处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相应的，对于民事赔偿问题则依靠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二者互相独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顺序依附关系。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的平行模式，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反映了一种纯正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问题，民事问题由民事程序解决，刑事问题由刑事程序解决，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处理。2.大陆法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与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面对此类民刑交叉案件，选择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即在惩处刑事犯罪行为的同时附带地调处民事赔偿纠纷。特别的，在解决该类问题时，加设被害人自主选择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既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亦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从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与附带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异，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国针对这一问题所构建的权利模式和诉讼程序也各有特色。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可以说两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民刑并行式可以较好地在同一诉讼过程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公权对处于相对弱势的私权的侵占；而附带式在节约当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所以说，上述两种模式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在制度架构时对各自优劣的扬弃或保留。
三、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先刑后民”的内涵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应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换言之，在中国，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审理以前不得对民事部分予以审理。
（一）我国“先刑后民”处理方式法律规定
从历史角度追溯，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法律规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正文明确规定对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的规定。接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中如何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作出了规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从我国上述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最终，上述规定要求，对民刑交叉这类纠纷的调处，须根据所涉及的经济纠纷或涉嫌经济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这一标准，分别采用不同处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时，需要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须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司法机关；反之，则将该纠纷独立分割开来，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标准时，才应当选择适用。除上述规定外，实际上“先刑后民”的原则也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规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释中，甚至存在于被称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2]，这实属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价值立场
纵观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法制观念，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会变革中参照西方司法制度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是我国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私权面前，强调公权优先在对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中，我国历来偏重采取刑罚手段予以调处即所谓“杀人偿命”，即使该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权利，立法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因为打击刑事犯罪是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效维护，是刑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禁止性规范的最好诠释，是实现“杀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处理完刑事诉讼程序后，才允许被害人就其民事权利的受损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强调效率优先受各种客观条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达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远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将民事诉讼程序放置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诉讼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决，不仅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也就成为了制度设计者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他们重复出庭、重复举证等活动，减轻他们的讼累。殊不知，这样的效率、这样的双赢，付出的是损害当事人民事权利、违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这个更大的代价。上述法律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观念和以少数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本位主义。这已经极度背离现代法治对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加以转变。
（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论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当性及合理性第一，该模式背离了现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权在私权面前的强势地位和优先等级，是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要求，因为公权和私权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也没有孰轻孰重的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公权的重要，则必然会忽视私权的自由与平等。第二，该模式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调控的范围和强度应具有有限性和适当性。刑法是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调处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应当首先考虑采用其他法律进行规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刑法才能谨慎地介入。因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调处民刑交叉案件时，必须考量适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够通过民法矫正相应的社会关系时，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当民法已经不能有效发挥其调整作用时，才可以考量适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颠倒了这个顺序。2.实践中：“先刑后民”模式导致司法不公其一，该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诉讼程序。虽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个案件中，民事诉讼程序对其前置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状。虽然降低羁押率目前已经是司法实务中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刑事公诉仍然“几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惯性轨道上进行”[6]。故此，被羁押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调查权很有可能会因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这必然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虚置。其二，该模式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导“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极有可能使得部分当事人利用刑事诉讼程序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认，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和个别政法部门与人员等滥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开设了空间。其三，该模式可能给被害人维权制造障碍。若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受害人的利益将难以维护。其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缺席审判制度建设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迟迟不能归案时，受害人应得的赔偿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那么，该民事诉讼程序必须让位于刑事诉讼程序，此时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将长时间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补偿。而很多时候，被不法侵害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经济上帮助的阶段，法律的权威也在这一次次的无能为力中不断消减。
四、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国现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机制，参照大陆和英美法系各国对于此类案件的制度设计理念，笔者拟以民刑交叉和民间借贷纠纷的属性为出发点，从思路设计、改革路径两个角度为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提出拙见。1.思路维新：从“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间借贷为契约自由的产物。民间借贷的最初原因仅仅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从法律意义来讲，这是普通民众通过平等自由的个人权利扩大生产经营的权利。同时，民间借贷也能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时，在司法体系的构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规范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权，这必将有益于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此外，当今时代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可谓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纵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美国、西欧等国，大多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备的金融刑法，来有效规范金融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在金融司法实务中，也尽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设置的民事行政手段来实现维护金融秩序和当事人权利这一本质目标。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弱化金融领域的刑事责任，强化金融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当代金融行业和金融立法发展的形势所迫[8]。与国际金融立法的重民轻刑倾向不同，我国对金融违法行为一贯采取重刑事责任的态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实体法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人间的借贷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很多时候依靠民事诉讼规则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调处。笔者认为，只有在极个别影响范围特别广、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对社会秩序破坏特别严重的司法个案中才需要刑事诉讼程序出手规制。如果动辄以刑罚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关系，既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规则，也没有尊重金融市场的特殊规律。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能够将“民商先行”原则在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适用，实现公权救济和私权保护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和频率，更为难得的是可以有效消减我国目前在金融领域所采取的重刑主义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2.路径改革：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如果刑事审判无法进行，民事赔偿也就化为乌有。故此，绝对的“先刑后民”显然违背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虑司法实务的现状及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赋予权利人诉讼选择权，是解决民刑冲突的有效途径。诉讼选择权的创设，是秉着私权保护的理念，同时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机会。实际上，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立案、侦查、，还是审判或裁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较长时间，而民间借贷融资的周期并不会很长，如此长时间的诉讼耗费的是民间资本的经济利益。选择民事诉讼，可以针对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积极达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现实的履行给付，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9]。当然，这样的选择权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毫无限制的。首先，选择权应该规定明确的适用情形。如果刑事判决的结果是民事判决中所涉及证据的必需要件，应该“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审理裁判必须依赖民事审判结果，则应该“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决互不依赖，而且案件比较简单，刑事和民事谁先谁后对诉讼效益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则应该享有完全的程序选择权。其次，选择权应该规定具体的适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质的特殊，为在制度层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准或相互扯皮现象，需要有一个部门对案件性质的确认拥有最终决定权。分析我国目前公检法三个部门各自职责设定上的差异，不难发现，该种最终确认权的归属只能是法院，同时考虑权力的制衡性，需要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定的异议权。
五、结论
民间借贷更多时候体现的是私法属性，法律因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确定私有财产权优先原则。这是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现法律意义上平等保护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社会权利纷争的重要步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注重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尊重的历史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政府鼓励广大民众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资金创新创业，民间借贷融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基于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面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们期望能寻求一种更好的制度构建，从而实现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优，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从而实现民间借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催化剂的有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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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纠纷解决;影响;因素
影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很多,笔者主要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将逐一分析。必须要指出的是,影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各种状况的变化,各个因素对纠纷选择方式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变动之中。有些在加强,有些在减弱。而正是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决定着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变化。
一、法律文化观念
在遇到纠纷时,不同的法律文化观念,会导致村民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论语》中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种传统的“无诉”价值取向,使得为逐利而求讼的行为与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和为贵”的人生观、“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的义利观相冲突。“中国人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最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据笔者在M村的调查,这种“厌讼”心理在村民中是实际存在的,成为影响村民向法院的一个阻碍因素。在传统观念中,牵涉到诉讼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因为人们认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是不容易惹上官司的。如果一个人吃上了官司,那说明他一定得罪了什么人或做了什么亏心事。
二、当事人关系亲疏
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亲疏影响着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法社会学家唐・布莱克认为“关系距离越近,越不适合用法律方法解决人们之间的争端,反之,关系距离越远,法律方法越适用”。所谓关系距离特指“人们相互介入彼此生活的程度,并可以将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范围、频率和时间长短,它们之间关系建立的时间长短,它们之间在社会关系网中彼此联系的性质和数量作为衡量社会关系的尺度”。一旦发生纠纷,当事者就会进行关系定位,以确定其亲疏远近。关系亲疏程度的差异,对当事者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有重大影响。
三、家庭经济收入水平
据笔者在M村调查,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的村民遇到纠纷时,选择通过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处理纠纷的比例就越高,而选择村干部解决纠纷的比例就越低。在经济纠纷中,年收入小于10000元的人中选择村干部解决纠纷的比例较高,而年收入大于5万的人选择村干部解决纠纷的比例则较低。相反,选择通过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处理纠纷的比例则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呈递增趋势。在家庭财产纠纷和人身损害纠纷中呈现同样的趋势,特别是在人身损害纠纷中,年收入超过5万的人中,超过一半的人会选择通过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处理纠纷,我们知道通过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处理纠纷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找村干部解决纠纷几乎不需要成本,所以经济收入较低的人找村干部解决的比例较高,而那些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更高的人,则更倾向于采用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来处理纠纷。
四、面子及公众舆论
在接触频繁的农村社会,有面子及获得他人好的评价也是权益的重要部分。纠纷发生后,当事人会比较注重面子,会考虑别人的看法。公众舆论的力量,往往成为规范个人行为的重要力量。对这种特殊心理的考虑,是恰当解决农村纠纷的重要方面之一。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公众舆论的力量正逐渐减弱乃至消失。
五、成本与收益的比值
“诉讼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受制于投入产出规律的经济行为。从微观上看,诉讼过程中主体所支出的财力、人力耗费同主体从诉讼中所获得的收益间的比值关系,制约甚至决定着主体的行为选择”。当诉讼收益大于诉讼成本时,村民倾向于选择诉讼;而当诉讼收益小于诉讼成本时,村民更可能回避诉讼。一个国家的诉讼程序无非致力于其整体设置的合理,这种合理不仅要体现一定的社会正义,也要体现一定的效率。在判决效果仍未出现之前,公正对村民而言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而诉讼程序一开始就能体现的经济、时间等耗费却是实实在在与他们的利益紧密联系。首先是经济和时间成本因素,这是最为现实和直接的因素。成本本和效益是人们选择行为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村民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时,很自然就会考虑到经济因素。每个人都尽量选择使自己所得报酬高于起码相当于付出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现在对当事人影响最大、也是最直观的、当事人容易考虑成本就是经济成本因素。如果预期经济成本超出其承受能力,就会寻找其它途径来解决纠纷。
六、结束语
除了上面所说的法律文化观念、当事人关系亲疏、家庭经济收入水平、面子及公众舆论以及成本与收益的比值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产生作用,比如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现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电视,笔者调查的M村都通上了数字电视,现在的法制节目也在逐渐增多,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就学到法律知识,这对农民法制水平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提高了农民在适当的时候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另外,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在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农民遇到纠纷到法律服务所咨询的人很多,特别是那些涉及到自身较大利益的纠纷,他们会咨询法律工作者们,采取哪种方法对自己更为有利,他们通过各种理性计算选择适合自己的纠纷解决方法。另一方面,法律服务所的工作者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鼓励人们到法院解决纠纷。有一点需要注意,上述因素是对众多纠纷进行系统考察、概括而来,并非任何一种纠纷解决过程中都会同时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各因素对当事人的影响也视具体纠纷的不同而不同。具体的解决过程究竟如何,也就要看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了。这与当事者的个人因素息息相关,但是与其基础即社会状况的变迁程度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1]俞荣根.道德与法统[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关键词：工程；竣工结算；经济纠纷
工程建设已经由计划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工程经济纠纷也有增加的趋势。由于建设工程的周期较长，涉及面较广，干扰因素复杂多变，施工内容繁杂多样，因而暗藏的工程结算纠纷分歧随处都可能发生，必须始终以足够的重视，让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
一、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
1、合同管理不严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建设单位和承包商之间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法定性文件，各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在起草合同时，应由专业技术人员与造价合同管理人员共同斟酌确定合同的内容、条款、细则，但有些建设单位重视不够，专业技术人员与造价合同管理人员很少参与合同的起草，而是由某些领导直接操办，以谋取单位或个人利益。施工合同的重点之一就是工程造价，合同中的诸多条款最终都要反映和表现为工程造价，从这种意义上讲，对施工合同的管理，也就是对工程造价的管理。
2、开工准备不充分。不管过去的“三通一平”，还是现在的“五通一平”、“七通一平”等，习惯上都是由建设单位负责完成，而双方又未正式签订书面协议或合同，往往是建设单位某个领导或某个施工管理人员，现场划个圈，口头表述一下要完成哪些工作内容，发生的经费也口头承诺竣工时结算，这就给竣工结算埋下了纠纷的隐患。
3、施工监管不严格。工程在建设期间，建设单位与承包商、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势必要发生一系列的工作关系，不论哪一方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不规范行为，都会影响到竣工结算。如建设单位办事程序繁琐、效率低下，承包商又不敢随意耽搁工期，将带来工程量的变化；工程在建设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设计变更、工程签证，若程序不合法、手续不齐全、签字不及时，引起变化的工程量就缺乏结算依据，待工程竣工结算是再补充，容易引起意见分歧。
4、收尾工程粗糙。随着施工高峰期的结束，承包商部分人员，尤其是技术骨干，要么派往其他工地，要么嫌支付这些人工资较高，提前辞退。原由他们承担的工程，往往要交给工地上的其他工作人员接管；或者由不熟悉本工程的人员来干，甚至七拼八凑找几个小工扫扫尾，这必将影响到收尾工程质量。收尾工程往往比较多，且琐碎，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但需要足够的细心和耐心，费工费时，而收益不高。尤其对那些没有图纸的收尾工程，结算时最容易发生扯皮现象。
二、避免工程竣工结算中产生经济纠纷的对策
1、加强审计监督。针对结算造价纠纷的表现及原因，审计工作要妥善处理，降低审计风险应把握以下原则：一是维护合同条款的审计原则。双方均应遵守合同条款，这既能体现合同的严肃性，也支持了合同订立当初双方的意愿。发包方不允许低于成本费发包，对于高于成本的压价合同认可的应予以支持。又如工程中某些项目，双方商定了单项价格、人工费标准，或材料价格与定额有出入，也应予以认定。二是重事实、重证据的审计原则。有些内容合同不可能完全预先约定，这就要求重事实、重证据，按实际发生处理。事实和证据包括：补充协议、现场签证、实际测量。部队由于缺乏专业的现场管理人员，施工日志、签证对问题的反映可能不全面，甚至不正确，审计时要深入现场，认真调查取证。如规模扩大影响取费标准和工期，就应以重新核定为准；因设计或施工变更，发生增减工程量，应分别计算增减额而后调整合同价款，而不应按单方造价增减价款。三是公开公正的审计原则。要做到调查取证公开，政策规定公开，审计内容、结果公开，让各方把话说完，看明白、听清楚、心服口服，以理服人，不以势压人。如建设方指定材料或供应材料，双方又未约定结算办法，就需要细致地调查取证，搞准价格，换算找差。又如因第三方干扰引起的误工损失和工期延误，应依据建设施工双方约定条款执行，如事先未约定，让双方协商解决，或予以调解。四是事前审计重于事后审计的原则。把握纠纷的成因，在结算前把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在结算之前进行招投标审计、合同审计、签证审计、材料审计，监督工程管理，严格招、投标和承包程序，优选施工单位，严格控制工程分包和转包；实行合同审查制度，纠正不规范不完备合同；加强隐蔽工程的检查，完善隐蔽工程现场签证手续；及时解决工程中的索赔问题。
转贴于
2、加强对招标、投标工作的管理。工程标底是招投标核心，任何工程标价的合理程度、招标方的正当竞争、招标方招标条件的成熟程度，是搞好招、投标的关键，要加强对各级管理人员及概预算人员的培训学习，把握工程标底准确性，提高工程造价编审队伍整体素质。在议标、定标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搞权钱效易；对施工队伍整体情况，全过程跟踪管理监督，对资审不合格，无施工力量需联合施工的单位或管理水平低下、施工质量低劣的队伍坚决排除，真正使工程造价得到控制，确保工程招、投标工作纳入正常轨道。
3、健全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充实工程造价管理人员。任何工程项目前期工作，不管是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估算、初步设计阶段的概算、还是施工图设计阶段的预算，都是项目设计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扭转只重视技术与结构形式，而忽视概预算工作作用的现象。现阶段工程定额具有双重性，一是对于国家决定工程的投资的依据、业主编制工程标底时是必须遵循的法规；二是对施工企业在投标报价中具有指导作用。
第一节相关概念的概述
一、物业管理
“物业”一词由英语“property”引译而来，是单元性房地产的称谓。从物业管理的角度来说，物业是指各类建筑物及其附属物的设备、设施和相关场地物业管理的概念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
二、物业管理纠纷
纠纷一般是指争执的事情。它存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只要有人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必然会产生争执。物业管理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在物业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物业管理纠纷的当事人有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企业、建设单位、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等。物业管理纠纷是我国目前新出现的法律纠纷，但它并不是一种法律纠纷类型，只是其纠纷的内容涉及物业管理而巳。可以说物业管理纠纷是兼有民事物业管理纠纷的概念物业管理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在物业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物业管理纠纷的当事人有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企业、建设单位、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等。物业管理纠纷是我国目前新出现的法律纠纷，但它并不是一种法律纠纷类型，只是其纠纷的内容涉及物业管理而巳。可以说物业管理纠纷是兼有民事关系、行政关系的法律纠纷。
第二节物业管理纠纷的类型
按纠纷所属法律部门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的差异，可以将物业管理纠纷划分为四大类
一、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是指民事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发生的纠纷。物业管理纠纷大部分属于民事纠纷，主要表现为：服务合同纠纷（违约纠纷）、侵权纠纷、不动产相邻关系纠纷、无因管理纠纷等。
二、经济纠纷
经济纠纷正确地说是经济管理和协作纠纷。指存在经济组织隶属关系地位不平等的个人与其所在经济组织之间、下级组织与其上级组织之间或者依法依合同结成经济协作性隶属关系的不同经济组织之间，基于经济利益关系和组织管理职责关系而发生的纠纷。民事纠纷的广义包括经济纠纷，其狭义仅指不存在社会活动组织隶属关系的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间发生的纠纷。
三、行政纠纷
狭义的行政纠纷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管理职权过程中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发生的具体行政行为争执及连带利益（如行政赔偿）争执，广义还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规范的争执。在物业管理行政法律关系中，主要有在物业管理的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指导和行政监督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纠纷。
四、刑事纠纷
刑事纠纷是指个人和法人单位的行为触犯刑事法律而引起的纠纷。有些物业管理纠纷首先表现为民事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但由于未得到及时的解决或未得到公正、公平、合理的解决，就很容易使当事人矛盾冲突尖锐化、剧烈化，使纠纷扩大化，演变成刑事纠纷，这样也就使物业管理纠纷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三节物业管理纠纷的特点
一、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数量激增
物业管理纠纷几乎涉及到民事、经济、行政、刑事法律关系的各个方面，而且在物业管理各个阶段，涉及到不同的主体，如在物业开发设计阶段涉及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政府质量监督部门等；在前期物业管理阶段涉及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在日常物业管理阶段，既涉及工商、税务、物价、房管、规划、园林绿化等政府主管部门，又涉及供水、排水、供电、燃气、市政等单位，还涉及业主、使用人、业主委员会、建设单位、物业服物业管理的主体。因此在物业管理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出多发性的特点。
二、物业管理纠纷的涉众性
物业管理是为千家万户提供安居乐业的保证，物业管理集分散的社会分工于一体。在物业管理三大服务中，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涉及全体业主、使用人，物业服务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物业管理区域内绝大多数业主、使用人的利益，因此，有时所发生的物业管理问题，如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纠纷，与物业服务企业的纠纷，往往会引起业主们的集体争执或者是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集体诉讼。
三、物业管理纠纷处理的复杂性
物业管理纠纷案的诉讼主体、法律关系十分复杂。案件所涉及的主体，既有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又有外国公民、外国企业、港澳台同胞；参与诉讼的既有业主、使用人或小区管委会，也有物业服务公司、房地产开发商或行政管理部门。既可能涉及业主与使用人的关系、业主或使用人与物业服务公司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关系、侵权关系，又可能涉及到房地产开发商与物业服务公司的关系、管委会与物业服务公司的关系，业主、管委会或物业服务公司与房产管理部门的关系，而有关规章的规定又不详尽或明确，给正确处理该类纠纷带来一定的难度。
四、物业管理纠纷具有易发性
物业管理服务大都直接面对业主或使用人，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业主或使用人的生活或工作。其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直接决定了物业管理的服务质量。同时就目前在物业管理中对物业服务标准、物业服务水平的优劣很难用较为精确的量化指标给予制定和评价。再加之物业管理中的供给主体、需求主体从各自考虑问题的角度出发，很难对服务质量好坏有较为一致的认定。因此很容易导致在物业管理服务中，供求双方对服务质量好坏的争执。
第二章、我国物业管理的现状
在我国，物业管理纠纷通说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相互之间在物业管理的民事、经济、行政活动中，因对一项与物业有关或与物业管理服务有关或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权利义务有相互矛盾（对立、对抗）的主张和请求，而发生的具有财产性质的争执”。现代物业管理作为一个新生行业，在我国将近二十年的历史，发展势头迅猛。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是物业管理的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是我国物业管理的快速成长阶段，那么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是稳中求进。1981年3月10日，我国第一家物业管理公司——深圳市物业管理公司诞生，标志着我国对物业管理的探索与尝试的开始。物业管理这种集高度统一的管理、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市场化经营为一体的管理模式在我国一出现，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有着十分美好的发展前景。2003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物业管理工作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进入了高效，法制、规范的高速发展新时期。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房地产管理模式，在观念上、体制上、操作上都存在着与现代物业管理不相适应的地方。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物业管理日益成为社会各界认识和老百姓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物业管理活动中，许多人对物业管理的模式还比较陌生，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再加上相应的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物业管理行为尚不规范，物业管理纠纷层出不穷。
第三章、物业管理纠纷产生的原因及解决依据
第一节物业管理纠纷产生的原因
物业管理在我国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业管理在我国城市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普遍，而人们对物业管理这样一种新生事物认识还不够全面，从而使得物业管理的纠纷越来越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房地产项目开发时留下隐患在现有的物业纠纷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开发商遗留下来的问题造成的。许多物业纠纷是由于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开发商擅自改变规划，以及无法兑现当初售楼时对购房人的承诺，并采取卖了房子就走人的错误做法，于是业主与开发商的矛盾便转嫁成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矛盾。业主往往因为房子质量或其他购房中产生的问题而拒绝支付物业服务费用，从而引起纠纷。
2．物业服务企业的优质服务不到位由于我国物业管理起步较晚，大部分物业服务企业的专业水平较低，专业物业管理人员较少、素质较低，造成物业管理的优质服务不到位。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人们对物业管理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于是在业主对物业服务质量的需求渴望与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现状之间便产生各种纠纷。
3．物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行政管理工作不到位物业管理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到1993年开始才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来调整物业管理，2003年才颁布实施《物业管理条例》。物业管理的各种法律法规相对滞后于物业管理的实际发展。而物业管理的各行政主管部门也较多，往往存在多头管理的局面，使得政出多门，责任相互推诿，从而使行政管理工作做不到位，导致纠纷产生。
4．业主对物业消费认识不足，缺乏专业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一方面由于受传统福利分房制度的影响，一些业主对物业管理服务有一种抵触性情绪；另一方面，‘一些业主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利，而忽略了自己也是义务主体，总是希望尽可能少地缴纳服务费而得到更高质量、更高标准的物业管理服务，从而导致业主、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大量纠纷的频繁产生；其次，业主缺乏法律知识，在订立各种服务合同时不能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那么在履行合同时就会产生纠纷。个别业主的民主法制观念淡薄，不但不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故意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必然会导致纠纷产生。
5．有些纠纷当事人确有困难这主要体现在收取物业服务费的纠纷上，有些业主确实是因为经济紧张，但物业公司收不来物业费就不能开展正常工作，这样就容易使双方争执不下，产生纠纷。总而言之，造成物业管理纠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但是，就具体的某一个纠纷案例而言，主要的原因可能只会有一两个。因此，在处理物业管理的纠纷时，应当实事求是地针对具体原因找出合理妥当的解决办法，从而保证民心稳定和行业的发展。
第二节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原则
对物业管理纠纷，无论是人民调解组织、物业管理行政主管机关、仲裁机关、人民法院处理时，还是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时，都应遵守下列原则：
(一)严格执行法规和政策的原则中国《民法通则》第六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所谓“严格执行”含两层意思：凡是法规政策有明文规定的应照文严格执行；凡是法规政策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同样的，就应严格按照法规政策的原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公正地作出处理或裁决。
(二)保护合法产权、债权的原则合法的产权通常有房地产权证为凭据，合法的债权通常有合同为凭据。只要谁能举证证明自己是某项产权或某项债权的合法属主且查证属实，就应当予以确认和给予法律保护。产权和债权是民事经济活动的两项维系经济利益的基本权利，是民事经济社会活动关系的重要权利纽结，关系社会经济运行秩序，历来是国家法律保护的重点对象。
(三)法律政策与实事求是相结合的原则由于物业管理纠纷的情况比较复杂，牵涉面广，引发原因多样。因而在具体处理纠纷时，既要严格依法处理，也要奉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事实，兼顾社会妥当效果。对于以往已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裁判，若确实有失误，应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精神，依法予以纠正。
(四)及时原则多数物业管理纠纷最初都是轻微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及时，矛盾极易扩大、激化，所以及时将物业管理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时原则应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受理应当及时；其次，调查取证应当及时；再次，处理决定应当及时。
(五)便民原则物业管理纠纷的处理应当随时考虑到当事人的便利，便民原则应表现在申诉或投诉的便利。有关单位应在小区设立申诉或投诉接待站，使当事人可就近要求解决物业管理纠纷，不因申诉或投诉无门，以致纠纷长期存在，日益激化，影响安定。解决纠纷过程中时间、精力和财力的节约，这也是实际的便民措施，以较少的投入，高效率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在时间、精力和财力上没有浪费。
(六)合理原则正确处理物业管理纠纷，必须从团结出发，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公平合理的原则应包括必须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和责任；必须有利于管理，方便生活；承担责任
方式适当，使责任人心服口服。，此外，贯彻综合治理的原则和坚持纠纷处理的法定程序原则也应属于物业管理纠纷处理应坚持的重要原则。
第四章、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机制研究
第一节物业管理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原则
一、以人为本：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思考
以人为本，既是一种对最广大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和地位的肯定，又是一种价值取向，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时展的要求、历史进步的结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们的需求是不断更新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在满足了“住”这一基本需求后，又产生了“住得舒适”的新需求，这就要求物业服务企业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满足居民的新需求，当物业公司满足不了居民的需求的时候，物业纠纷就产生了。社区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和全面发展，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人和为了人。所以，我们在构建物业纠纷解决机制的时候，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以人为本。
二、合作共赢：基于利益集团理论的思考
随着外部社会结构的不断复杂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不可能独立完成任何事情，它需要与其它领域的集团进行合作，在合作过程中通过博弈达到“共赢”。城市社区组织结构体系是一个开放、有序、具有多元主体的系统，这就意昧着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或主体的变动和发展，都会带来其它部分的变化，也会给与之相联系的外界环境带来影响。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也需要各个利益主体相互妥协、相互合作来实现的，社区内各利益主体之间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而应该是社会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的关系，在实现自身基本利益的同时，也考虑一下别人的利益，做出一定妥协，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的共同增长，最终达到各利益主体的共赢。
第二节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机制
我国物业纠纷的解决机制应包含“骨架”和“筋脉”两部分，这两部分是紧密结合、互相支撑的关系，其中“骨架”确定了纠纷发生后的基本解决途径，“筋脉”则为各种解决途径的有效实现提供保障。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机制，缺一不可。
一、物业管理纠纷解决机制的“骨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六章，关于争议的解决的第三十四条有五类途径解决：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协调；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参考上述法条，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机制也应有一个梯级层次：沟通协商→调解→行政裁决→仲裁→诉讼。物业管理纠纷发生以后，如果全部都寻求法律途径的话，由于我国物业管理纠纷数量激增，就目前的法院的现实情况来看，是无法承担这么重的负荷的，而且会浪费许多法律资源。我们如果按上面那个层次来处理纠纷，会节约许多社会资源，也会提高物业管理纠纷解决的效率。
二、物业管理纠纷解决机制的“筋脉”
物业管理纠纷解决机制的“筋脉”主要指建立起各种机制，比如培训机制、竞争机制、沟通机制、联席会议制度、监管机制、预防机制、保险机制、评估机制等等，为骨架“筋脉”的保障作用则贯穿于“骨架”的始终。过第三方机构的介入，保障物业收费、资质管理、服务标准等向社会的公开、透明，将有利于物业管理市场的良性运作，使业主、物业公司受益，也使社会和谐稳定。
第三节实现物业管理纠纷解决机制的途径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途径非常广泛，从我国民事立法有关规定和实践来看，主要包括协商、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总的说来，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可分为两类：诉讼方式和非诉讼方式，前述方式除诉讼外，都属于非诉讼方式。
一、协商
协商是物业管理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本着互谅互让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自觉履行。协商无须第三者参与斡旋、调停、仲裁或裁判，这种方式简便易行，省时、省力、省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解决方式，关键是在运用过程中要注意合法性和自愿性。单纯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属于典型的“私了”，通过协商“私了”是有条件的，在条件不具备时，往往难以达成合意，且通过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力，约束力不足，具有不确定性。
二、调解
调解是在第三方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调解可以视为协商的延伸，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中立第三方(调解人)的参与。调解分诉讼外调解(包括民间调解、行政调解等)和诉讼内调解(司法调鳃)。从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系出发，本部分内容重点介绍民间调解，而行政调解和诉讼内调解分别在行政处理和诉讼方式中介绍。调解具有如下特点：
(1)调解是在中立第三方的参与下进行的纠纷解决活动。作为中立第三方的调解人可以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专门机关(机构)，也可以是个人。
(2)调解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
(3)调解具有程序的简便性和处理的灵活性与合理性。纠纷当事人能够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应该说这是双方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最理想方式。
三、行政处理
行政处理，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相应法律、法规、规章确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和任务，应行政相对人申请或依职权依法处理涉及特定行政相对人某种权利义务事项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理是解决物业管理纠纷的主要途径，它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强以及效率高、成本低等优点。物业管理行政机关对当地物业管理行业情况最熟悉，掌握当地物业管理企业的基本情况和有关资料，便于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做出妥善处理，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处理的形式广泛多样，主要包括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等。
(一)物业管理纠纷的投诉和受理为了解决物业管理的各种纠纷，我国建立相应的投诉、受理制度。物业管理纠纷的投诉是指业主委员会、业主或使用人对物业管理企业或其他物业管理主体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委托管理服务合同等行为，而向所在地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房地产管理部门)、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或物业管理企业的上级部门进行口头或书面的反映。物业管理纠纷的投诉受理，是指物业管理行政部门接受投诉后的处理程序。建立物业管理投诉受理制度，有利于维护业主委员会，业主和使用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规范物业管理企业的行为，也有利于物业管理业健康发展。这一制度已经纳入到物业管理的法律体系中。《物业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使用人和物业管理企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投诉。
(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指在特定的国家行政主管机关主持下进行的调解，具有行政性质。行政机关主持的纠纷调解，与民间调解比较，具有依靠专家判断、对纠纷当事人(双方或一方)有权威性和影响力、效率高、成本低以及可以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积累政策经验等优势。
(三)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行政裁决是指对于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者所作的处分或处罚决定。如果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可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向原行政主管部门的上级机关提出重新处理的申请，上级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复议，维持、变更或撤销、部分撤销原处理决定。在处理物业管理纠纷中，上级房地产管理机关通过行政复议，对下级机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决定进行复查，维持正确、合法的行政决定，纠正和撤销不合法的、不适当的行政决定，这种复查过程，就是实施监督的过程。这样做，有利于房地产管理机关依法行政，正确贯彻国家的物业管理政策，正确实施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做好物业管理工作。
四、仲裁
仲裁是指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事先或事后达成协议，把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对争议的事实和权利、义务作出判断。仲裁这一方式有自愿的一面，也有强制的一面。当事人双方自愿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解决，裁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责任，对方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仲裁有以下特点：(1)以双方自愿为前提；(2)仲裁的范围一般为民商事纠纷；(3)仲裁有极大的灵活性与便利性；(4)仲裁具有强制执行力。
五、诉讼
诉讼是指受害人、案件的其他当事人或法定国家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上诉或申诉，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处理案件，保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物业管理纠纷的诉讼主要是民事诉讼。司法救济作为纠纷解决最终的和最有效的途径有其特有的优点，人民法院作为惟一的审判机关，其程序规范严密，判决具有权威性和强制力。所以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案件，通过诉讼外手段难以解决时，最终还是要选择司法救济。人民法院的审判，也首先适用调解。《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物业管理纠纷大部分属于民事案件，在审理中也首先应当适用调解，在调解中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与民间调解、行政调解(统称为诉讼外调解)所不同的是，法院调解为诉讼内调解，双方当事人一经达成协议并送达，即产生法律效力，它与司法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强制力和约束力。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关键词：职业岗位能力；高职经济法；教学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经济法律的规范和调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经济法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为此，许多高职院校在经管类专业中都开设了“经济法”课程。该类专业学生将来的就业岗位主要是面向商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企业之间发生的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多，这些经济部分或多或少都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其中涉及经济管理环节的经济纠纷沾了很大一部分。高职院校经管类专业经济法的教学应着眼于培养学生预防经济纠纷发生的能力，这就需要转变高职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的教学理念，选取与学生就业岗位能力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手段与方法，制订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
一、传统经济法教学现状分析
1.教学团队结构单一，无法全面担任教学任务
经济法课程是高职会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等经管类专业的职业能力支撑课，但经济法教学团队的教师多为法学（法律）专业毕业，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往往更多地注重经济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对于高职经济法教学应为专业服务的理念则有所缺乏，对教学所服务的专业培养目标以及就业岗位能力的了解也缺乏全面性。
2.教学内容统一，缺乏岗位能力的针对性
目前经管类各专业在经济法教学中教学内容统一，没有针对不同专业的岗位能力需要选择教学内容。内容的选择岗位适应性不强，相同教学内容适用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忽视了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这种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法律基础知识掌握也许比较扎实，但实际运用能力较差，难以适应职业岗位要求和职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没有好的教学效果。
3.教学方法单一，考核方式陈旧
现阶段的教学方法主要以 “教 ”为 主 ，没有形成“教 ”与“学”的良性互动。在实际教学中，大部分教师基本上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根据课本的章节决定教学内容，只注重知识传授，重视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整个授课过程以“教”为中心，按部就班地讲授课本知识，忽略了对学生专业岗位能力培养，以及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调动。这样教学的最终结果是学生了解和掌握的经济法知识与他们在实际中运用知识存在着差距，造成“教”与“学”的严重脱节。
考核方式单一，基本还是依靠教师试卷出题，学生被动应试，难以真正测试学生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使得经济法作为实践性非常强的一门课程未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基于职业岗位能力的高职经济法教学改革目标
基于经管类学生职业岗位能力即预防经济纠纷发生能力的需要，从转变高职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的教学理念入手，培养经管专业学生依法经商意识和专业法律技能。满足用人单位对学生法律运用能力的需求，满足创业学生对相关法律知识的诉求，以学生将来就业与创业的实践领域中的工作内容和过程作为课程的核心。
三、基于职业岗位能力的高职经济法教学改革内容
1.转变高职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的教学理念
高职经管类专业经济法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岗位能力培养服务，侧重于预防经济纠纷发生能力的培养，因此高职经济法教学团队首先应转变教学理念，熟悉该专业学生就业岗位中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同时教师应加大对企业经营过程的调研与实践，提升实践教学技能。
2.针对职业岗位能力需要，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
高职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的选取，应符合经管类学生职业岗位能力所需，即教学内容与职业能力培养的契合。对现有适用于各专业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选取企业所需的企业法律知识组成教学任务模块内容。
以市场营销专业为例，该专业学生就业岗位群为销售代表、业务主管、市场策划、产品管理、售后服务等，这些岗位群需要具备沟通谈判、客户管理、销售管理、市场调研等预防经济纠纷发生的能力。在经济法的教学中，教学内容分四大板块： 经济法基础知识、市场主体法、市场行为法、市场秩序法，其中，基础知识主要包括法人、、财产所有权、债权等营销活动中必须了解掌握的基本概念；市场主体法主要包括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包括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要求学生掌握这些市场主体设立、运行、管理等过程中应遵守的法律规则； 市场行为法主要包括合同法、担保法、工业产权法等；市场秩序法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3.针对职业岗位能力培养提高，选择实践性强的教学方法
针对职业岗位能力的提高，教师应灵活多样地使用各种教学方法组织实训活动，如任务驱动式教学、案例讨论式教学、情景模拟式教学等，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完成教学任务。
以会计专业为例，通过布置“组建企业、运作企业、解决企业财务纠纷”等教学任务，每个环节明确相应的理论任务和实训任务，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团队，每组4-6人。教师将一些原本在课堂上讲授的法律知识作为学习任务布置给各小组，让学生自己通过上网、去图书馆的方式查阅资料、集体讨论任务的完成方式，最终通过ppt的形式进行教学活动的汇报与总结。
4. 针对职业岗位能力的应用，选择多样化的课程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是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水平的重要环节。基于职业能力的经管专业经济法教学改革需要，打破原来由一张试卷来决定学生最终成绩的考核模式。
知识的卷面考核以客观题和案例分析题的形式，考查学生对基础法律知识的理解能力，占总成绩的30%。以企业真实法律项目为内容，学生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完成项目任务，并进行ppt成果汇报，该综合实践占考核成绩的50 %。以完成综合实践过程中的表现为基础的职业素养水平评价，特别是法律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工作态度的考核，占总成绩的20%。
参考文献：
[1]文 川.高职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范式新探》[J].职业教育研究，2011（11）：24―26.
[2]陈虹雯.刍议高职院校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N].天津教育报，2013-05-03.
[3]田艳敏.项目教学法在高职法律事务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浅探[J].教育与职业，2013（09）.
珠海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受理国内外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
发生的合同纠纷以及金融、保险、证券、知识产权、交通事故赔偿、医疗事故赔偿等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不受地域和争议标的的限制；制定、修改《仲裁规则》及有关制度；聘任
管理仲裁员；组织和监督仲裁庭的组成、开庭及结案过程；审核仲裁裁决书是否合法；组织专家对疑难案件进行研究、探讨，向仲裁庭提供专家意见；制作仲裁裁决书、决定书、调解书，并签章；收取仲裁费用；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进行调解，及时化解纠纷，解决社会矛盾；宣传国家有关仲裁的法律、法规，开展法律咨询，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承办市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它事项。
由于仲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员，有权选择开庭
的时间和方式，从而赋予当事人更多的自由选择权；仲裁一般不公开进行，符合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从而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商业声誉；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审理、裁决用时较短，可以为当事人节省时间和费用；仲裁机构的仲裁员一般都具有专门知识，是精通业务的专家和知名人士，能适用市场经济争议日益多样化和专业化发展的需要，从而有利于争议的公平合理解决。由于仲裁具有上述优点，故仲裁逐渐成为市场经济主体解决经济纠纷的一种主要方式。
2007年，市委调整了仲裁委员会领导班子，新任主任、党组书记张真寿同志到任以后，锐意创新，大胆改革，重点强化仲裁委的服务意识和质量意识，创新服务手段和方式，努力建设服务型仲裁机构。本年度内，共受理各类案件123件，标的为3.6亿元人民币，被人民法院撤销和不予执行案件各为1件，表明当事人对我委的满意度明显增加，仲裁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本年度内，我委认真学习十七大精神，积极完成国务院法制办及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承办了全国其他设区的市仲裁工作会议；积极参加全国仲裁工作年会。与此同时，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大局，促进社会和谐（简称“三服务一促进”）的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巩固和扩大排关兵实践活动的成果，把当事人意愿作为第一信号，把当事人满意作为第一追求，把当事人评判作为第一标准，不断增强我委服务意识，推进机关作风建设的整体进步和全面提高，为我市仲裁事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和保障。
（一）、强化服务意识，营造和谐氛围，努力促进公平
正义的实现。
2007年，我委在办事窗口设立专门热线电话，以热情优质的服务，为广大市民免费提供提供法律咨询；对前来上门咨询的市民，要求我委工作人员笑脸相迎，主动让座，免费提供茶水；对不属于仲裁委受理的案件，要求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告知其向人民法院或向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申诉。对于我委受理的案件，通过为当事人及其律师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如免费复印有关资料，协助律师前往法院办理有关财产保全手续；应当事人的申请，仲裁庭前去调查取证。由于少数仲裁员行为导致的当事人投诉，我委积极主动回复并加以解决。为赢得当事人的信赖，切实提高我委的公信力和公信度，我委采取种种措施，通过立章建制、规范内部管理、加强对仲裁员的培训等方法，狠抓仲裁委工作人员和仲裁员的思想作风、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培训教育和监督，努力提高仲裁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真正建立一支政治可靠、品德高尚、办事公道、作风正派、业务精干的仲裁队伍。对我委聘任的仲裁员，要求其严格遵守《仲裁员守则》，在履行其职责期间，独立、公正、勤勉、高效地审理案件，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作为任何一方人行事；不得接受当事人及人请客、馈送或提供的其他利益；不得私自会见一方当事人及人，接受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得以任何方式同任何一方当事人、人谈论有关案件的情况。通过制定这些制度和规定，在为当事人及人提供主动服务、高效服务、优质服务方面形成合力。
（二）强化服务质量，确保仲裁质量，切实提高当事人及律师对我委的满意度。
强化质量意识，确保仲裁质量，维护公平、公正、高效，是仲裁机构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为严把质量关，我委采取种种措施，强化仲裁案件质量的监督保障体系的建设，包括审限监督、程序监督、质量监督等具体措施的设计，仲裁员办案秘书个案目标量化考核指标的制定，仲裁公正、高效目标实现的有效措施等等。通过上述措施，我委受理的仲裁案件在本年度内，要求快捷结案率达80%以上，和解调解率达50%以上，仲裁裁决自动履行率达50%以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委案件的撤销率控制在我委全年受案数量的1%以内。
（三）以仲裁委员会换届为契机，加强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切实提高我委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