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2-08 15:58:0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区别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金融危机投机经济平衡监管
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目前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距离上次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仅仅十年。纵观世界经济，为什么全球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机反复出现？为什么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人类应该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减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探讨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而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
一、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
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的认识和接受。一旦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被打破，带来的是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本文认为：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一种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一旦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被打破，必然带来经济灾难或金融危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与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在很多层面是相通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自然界最简单的生物链模型：在草原上，生活着狮子和羚羊，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始点，处于生物平衡的状态。假设狮子的数量开始上升，那么在一定时间内，羚羊开始减少，草原开始茂盛，结果就是狮子被饿死，羚羊获得更多发展空间，草原开始减少；随着羚羊数量增加，草原开始减少，狮子也获得更多食物开始增加；当草原开始减少，羚羊会随之减少，其后是狮子因食物不足而减少；羚羊减少后，草原又开始增加……狮子、羚羊和草原之间正是在反反复复的增加和减少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自然界，很难找到绝对的平衡。假设狮子过度发展，最终吃光了羚羊，或羚羊过度发展，吃光了草原，结果就是一起毁灭，这就是自然界的危机。
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如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当某个环节过度发展，最终会对其他环节产生影响，而严重的失衡状态就是我们谈到的危机。经济本身的波动是一种正常现象，各个环节不同步发展也是客观现象，但是当某个环节的发展超出正常波动的范围，则最终会打破经济原有的平衡状态，表现出来就是经济或金融的危机状态。以金融、房地产、其他实体经济为例，当金融和地产的过度发展最终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透支了实体经济的血液之后，最终金融和地产也会因为缺乏真正的血液而崩溃，这就是目前经济的危机状态。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业严重过剩某些行业严重不足的经济不平衡的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危机则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后果和本质所在。所以本文在论述时没有加以详细的区分。
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活动中的过度投机行为，而政府在监管信用交易（投机交易）方面的缺位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1.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过度投机。投机活动无处不在，但是最容易发生在哪里呢？“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通过这段话不难看出，哪个行业利润高，哪个行业就容易产生投机行为，利润越高，投机产生的风险就越大。
经济中的某个行业如果处于利润过高的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必然会有很多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流如该行业，其结果就是造成该行业的过剩和其他行业的短缺，这种局面如果维持时间过长的话，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会逐步加剧直到出现该行业因为严重过剩企业大量破产的局面，最终造成银行大量坏账，进而波及其他行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高额的利润诱发过度投机行为。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一下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高利润状况。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房价2004年平均涨幅为11％，2005年平均涨幅为13％，美国2000年到2006年全国房价平均价格上涨了90%，其增长速度均超过同期利率回报水平；在国内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过千万；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产的达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产。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利润程度，如此高额的利润岂能不诱发资本的逐利行为？其行业投机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
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起源都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恰好反映出一个问题：金融业和地产业在危机爆发前存在着利润过高和规模过度膨胀的情况。可以说，过度投机使这些高利润甚至是暴利行业过度膨胀，最终助长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在自然界，如果某个物种过度发展，便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物种的发展，进而可能引发生态危机。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过度投机使某些行业的发展超出了正常的规模，同时其他行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空间，最终使经济失衡导致危机的发生。
2.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为什么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或者说，为什么在金融业和地产业更容易产生投机呢？投机需要大量的资本来支撑，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杠杆交易成了投机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广泛存在着杠杆交易，才使得这两个行业成为投机活动的重灾区。
我们知道，在实体经济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实实在在掏出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即使存在，也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动的杠杆交易中，投资10美元的东西实际出资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现的，杠杆越高，投机活动就越密集，最终，疯狂投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状态，当资本获利撤出或市场出现严重过剩后，问题或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举例来说明：目前，世界上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相关资料表明：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交易对手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是源于高财务杠杆率支配下的过度投机行为。美国投资银行平均表内杠杆率为30倍，表外杠杆率为20倍，总体高达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率则高达62.5比1。
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保险等手段转嫁风险给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但是过高的风险总是要有人来承担，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也存在因为承担不了风险而破产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金融链条看似完美，但是一旦有哪个环节因为不堪重负倒下的话，受损害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
为什么房地产行业也容易发生危机呢，按揭贷款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三成首付、两成首付甚至零首付都是变相的杠杆交易。当杠杆交易失去控制，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债务和虚假的投机需求，给实体经济带来根本性的破坏。所以政府对杠杆交易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当任何一种经济承担了它本身不能承受的风险，这种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三、金融危机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1.抑制人为垄断，维护经济的平衡。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是高利润的源泉。作为政府来讲，防范经济运行中出现垄断行为是防止经济出现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引入更多的竞争来防止经济出现垄断行为。同时还应该立法防止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串通合谋囤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引发的人为垄断行为。一旦经济中某环节出现垄断行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诟病，要么就是借助垄断地位疯狂攫取，而且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缓冲，极容易诱发连锁反应，对经济产生强烈的破坏。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该行业有更多的竞争者，至少可以给经济提供足够的缓冲，避免或延缓危机的发生。
垄断企业借助其垄断地位，很容易使其处于一种无法破产的地位，这样便造成一种局面：经济景气时股东赚取高额的盈利，危机时则要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拯救。这就是经济中经常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是说，当你把某种经济风险全部交给市场中的一个经济体承担时，如果这个经济体本身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就存在着道德风险，这种危险最终还是要由政府和纳税人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主动承担并监管这种风险，否则的话风险机制就形同虚设。
自由竞争也会导致生产过剩，但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生产过剩还不足以形成经济危机，因为任何经济都有波动性，这种波动的幅度在健康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垄断行为大大加剧了经济过剩，使其有可能超过经济本身的承受能力，造成经济危机。
2.控制信用交易、监管信用交易。(1)严格控制按揭贷款的发放。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金融危机，均含有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的因素，这其中，按揭贷款的发放是诱发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的重要因素。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先是放贷给放贷给生产者，当消费不畅时，又放贷给消费者。银行按揭贷款的发放对于刺生产激消费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人为放大了房地产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做法最终为经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使某一能够获得资本的行业过度发展，另一方面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自买自卖，假交易套取银行资金的窗口，通过过这个窗口，投机者几乎轻而易举把风险转嫁给银行自身，这和借钱给赌徒几乎没有区别。(2)认真监管期货交易及其资金来源。期货交易是投机交易的重灾区，中国已经有很多企业甚至是大型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巨额亏损的例子。中航油、中信泰富、东航和国航等企业在期货交易领域均出现过巨额亏损，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所以,抑制企业的投机冲动监管企业投机行为也是维护经济稳定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加强企业财务制度的建设，防范企业投机冲动，尤其是借贷资金或挪用资金进行投机的冲动，切实保护企业运行的安全。
3.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通常的拯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有减税、政府出资救市等，这些做法很容易遭到用全体纳税人贴补少数投资者的非议，而且是以牺牲政府其他方面支出或者扩大财政赤字为代价，提高了纳税人负担，降低了政府的信用，影响了其行动能力，严重的甚至会拖垮政府，冰岛政府破产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本文认为政府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建立一套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具体设想如下：
政府对高利润行业或垄断行业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税收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交由国家专门机构采用稳健保守的方式管理该基金，以便在危机来临是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缓冲，为化解危机争取时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首先，分级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的目的是调节各行业之间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投机对正常经济产生的破坏作用；其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府可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应对危机；再者，专门机构还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探索一套稳定经济的管理模式。
四、结论
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中的过度投机行为和信用交易的失控。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危机风险交给市场去承担，而应主动监管金融风险，并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抑制过度投机行为，维护经济稳定，探索危机应对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金融经济危机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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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又称经济危机（Economic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
二．金融危机表现
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商品大量过剩，销售停滞；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失业工人剧增；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银根紧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银行纷纷宣布破产，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等。
三．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引起这次全球金融风暴的最初原因是次级贷危机。
次贷问题及所引发的支付危机，最根本原因是美国房价下跌引起的次级贷款对象的偿付能力下降。而全球失衡达到无法维系的程度是本轮房价下跌及经济步入下行周期的更深层次原因。全球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自2001年持续增长，而美国居民储蓄率却持续下降，当美国居民债台高筑难以支撑房市泡沫的时候，房市调整就在所难免，进而导致按揭贷款的拖欠率明显上升，无力还贷的房贷人越来越多。一旦这些按揭贷款被清收，便最终造成信贷损失。
四．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
1、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因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大，出口增幅会下降，出口对GDP的贡献将会下降。例如：出口方面，可以预料的是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将由于此次席卷华尔街的金融风暴而更显严峻。海关总署的进出口数据显示，我国外贸出口额的增幅下行放缓的趋势明显，由于美国是中国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外需下降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同时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出口商很可能没有动力革新技术，而是被迫通过压低产品价格去维持市场份额，这可能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2、小部分资本会外流。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后，一些公司因为资金缺乏，可能会撤回部分海外投资，或者把附属机构及在海外的投资卖掉以解大本营的燃眉之急。但因为目前中国资本账户的限制，有些直接投资不一定能马上撤得出去。
3、金融机构利润空间会缩小，过去动辙百分之几十、甚至成倍增长的可能性不会有了。
五．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业影响
1、对我国出口行业影响
美国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源泉之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将会导致美国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下降，和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进而有可能导致美国进口的减少和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减少。假如其他条件不变，我国出口的减少将导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海关的数据显示，2007年8月以来，我国出口贸易虽然不断创高，但对美出口的增速减缓。10月份我国对美出口量达到210亿美元，低于9月份的213．9亿美元，数据同时显示，1－10月份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15．5％，而这数据1－9月份是15．8％，1－8月份更是16．7％。增速明显放缓。外贸企业利润增长可能会有所放缓，原因在于，次贷造成的世界经济放缓，还会导致外需下降。人民币升值亦可能进一步加速出口加工产业的两极分化，由此将造成部分出口企业回报率下降。估计美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到今年上半年将达到峰值。
2、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在国内，居民的住房按揭贷款一直被认为是优质资产，其实不然。中国的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可能比美国次级债券风险还要高。因为，从住房按揭的对象来看，美国次级债券的次级贷款人信用还有等级之分（即"次级信用"），但对中国的按揭贷款者来说，估计其中很大部分人甚至连"次级信用"都没有。这是因为近几年来，凡是个人要申请住房按揭贷款，没有谁是不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住房按揭贷款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信用等级可分的。这样，一部分信用欠佳的贷款人就必然会进入到房地产按揭贷款市场中。尽管目前国内不少个人的住房按揭贷款信用不好，但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上涨时，过高的房价会把这类缺乏信用的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掩盖起来。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就必然会暴露出来。这些潜在风险一旦暴露出来，国内银行将面临类似美国次级债危机的风险。
3对国内金融行业的影响
目前全球金融动荡的主线在发达国家。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开始的金融动荡从美国开始，蔓延到欧洲、日本，造成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下行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到目前为止，次级债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仍然有限。
2007年第三季报显示，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分别持有数量不等的美国次级房贷债券。整体看，次级债投资在资产中的比重小于1%。其中，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持有数量小，次级债投资占权益比例为超过2%；中国银行持有数量相对较大，次级债投资占权益比例约为13%。
次级债投资额占三大银行的总资产比例、占权益的比例低，即便出现极端情况，即次级债投资损失率为100%，该损失额也不足以影响三大银行的正常经营，不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同时，次级债资产净额与2007年前3季度的税前净利润之比表明，即便当次级债投资损失率达100%时，三大银行07年前三个季度税前净利润亦足以消化该损失且有富余。
六．金融危机应对对策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流动性较为宽裕的背景下，投资者对经济发展的前景较为乐观，往往会低估风险。但是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处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经济主体基于盲目乐观情绪购买的资产不一定就是优质资产。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纷纷完成股份制改造，为追求利润的不断增长，加大了信贷投入。我国市场同时存在低利率和局部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在以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类似情况带来的巨大损失。
1、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2、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3、继续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防止经济出现倒退，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最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后者可以为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
4、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以此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结构向政策预期方向转变。货币政策将通过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通过政策引导或者直接干预，以较市场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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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小企业;财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09)11-0042-01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中小企业指按照我国有关规定“不对外筹集资金,经营规模较小”的规定。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支撑力量,在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拉动民间投资、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市场竞争、推进技术创新、促进市场繁荣、方便群众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状况及原因分析
(一)中小企业将重点放在了产与销售,轻视了财务管理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小企业由于管理型人才的短缺,致使企业偏重与生产销售环节,而忽视了内部财务管理,市场上盈利机会充裕途径多,这就使得中小企业无法看清自身状况,轻视财务管理。但是,一旦经济出现萎靡,市场竞争激烈的时候,中小企业往往会面临存货积压,应收账款回笼速度慢,短期筹措资金困难等困扰。其自身因忽略财务管理所造成的弊端就会暴露,并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运营。
(二)会计核算工作能力薄弱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架构通常因组织成本、人才资源和生产规模等方面的限制,而设置的非常简单切不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内部控制的能力比较弱。企业的会计制度通常是不健全、不完善的,会计核算工作的力度也是比较薄弱的。中小企业,由于其规模限制,通常吸引不到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聘任的财务工作者素质欠佳,这就导致了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难以到位,起不到为高层决策者提供有效参考的作用。从而影响到生产、销售和管理的效率。
(三)内部制度不完善,管理随意性大
异于大型企业的是,中小企业管理水平和资金周转率都较低,在资金使用计划、库存管理和结算监管等方面往往缺乏严密、有效的控制监管手段,随意性大,难以把握。加之,企业资金实力不如大型企业雄厚,会计核算工作能力低,缺乏长期财务分析资料等不良因素的困扰,中小企业想在经济危机中立足往往很难。
二、金融危机下的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策略
(一)政策环境
建议完善中小企业行政管理体制、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全民营经济政策信息专业平台,建立民营企业行政投诉救助机制;开展对各地发展民营经济情况的评价和考核。
(二)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策略建议
为了解决中小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政府应出台政策加以扶持,使企业可以适应市场,优化供应链和价值链;企业自身也应认清所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自我更新:
1.在企业内部树立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
市场上,多数中小企业是以家族式管理模式建立起来的,企业内部岗位设置交叉重叠,不仅达不到良好的管理效果,更容易产生管理漏洞。由于家族观念的影响,某些企业更是将企业财务与家庭财务混为一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财务管理机制,使得财务管理在企业中形同虚设无法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更谈不到其核心地位,这样行事的后果往往是企业亏损、运营不畅。在中小企业中,成长期扩张迅速、市场占有率不断攀升的现象极为普遍。但一旦企业在经历过成长阶段,转而进入成熟期后,大多数企业普遍感到财务运转紧张、开支困难、周转速度减缓等压力,经营效率降低,效益萎缩。
2.把握投资重点,降低投资风险
(1)中小企业投资重心应注重“内部”为主。当前企业无论规模,都已经意识到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性,拥有高素质的管理型和技术型人才,才是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的制胜手段。中小企业要加强内部投资应从一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对新产品试制的投资;二是对技术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三是人力资源的投资。目前应特别引起注意的当属人力资源的投资。
(2)分散投资方向,降低投资风险。中小企业经过资本累计过程,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可以实行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分散投资方向,也就降低了投资的风险,这一策略有助于企业成长。
(3)规范项目投资审批程序。在将企业资金、技术、管理等体系建立完善后,中小企业可以适当借鉴大规模企业的方法,实行投资监理,规范投资程序,要做到对投资项目各个阶段都心中有数,投资的设计阶段到实施阶段都要严谨,注意每个项目进度的跟进,适时调整,尽可能规避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三)二要加强营运资金管理,努力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的内涵扩大。
相对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由于缺乏筹资能力和内部资金调度余地,因而加强营运资金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小企业营运资金管理,虽在内容上与大企业无太大区别,但在管理思想和管理原则上则应有所区别。
参考文献
本轮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汽车业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全局性冲击。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的汽车巨头无一幸免，区别仅是遭遇冲击的轻重程度不同。
危机已经击垮了美国汽车业三大巨头中的两大。克莱斯勒于2009年4月30日宣布破产保护后随即与意大利汽车巨头菲亚特展开了合作，以寻求抱团取暖。通用则以裂变的形式试图完成新旧通用的交替，在预期60天的时间里，通用将寻求将其大部分优质资产出售给新成立的公司（新通用），以脱胎换骨再续新生。
“新通用”将暂时性地被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国有化――美国财政部将持有新通用60.8%的股权、加拿大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持有新通用11.7%的股权，旧通用的债权人将以270亿美元的债务换取新通用10%的股权，并拥有以较低价格收购新通用15%股份的权利，美国汽车业工会旗下的信托基金在签署同意削减劳动成本协议的同时，获得新通用17.5%的股权。而旧通用的股东所持的股份则在破产保护过程中几乎被剃光出场。
美国第二大汽车巨头福特自2006年采取了关厂裁员、大规模重组等一系列断臂自救的方案后，情况略好于通用和克莱斯勒。然而，即便如此，危机对福特来讲也是一场难过的坎。为寻求自救，福特展开了7年内的第三次大规模重组，从2008年开始福特再次实施“瘦身计划”。2008年12月福特正式标价60亿美元出售其10年前以64.5亿美元从瑞典沃尔沃集团手中收购的沃尔沃轿车公司，而到今年3月25日，福特公开表示已与一些潜在竞标公司就出售沃尔沃轿车品牌深入谈判，但售价据传可能大幅缩水至12－18亿美元。3月26日，福特以23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其在英国的豪华汽车品牌捷豹和路虎。
德国的大众、宝马和戴姆勒三大汽车巨头也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遭遇严重冲击。最近戴姆勒提出与宝马公司深化合作，以通过联合采购零部件和实行跨部门跨品牌的模板体系节约成本、整合资源。几乎与此同时，5月19日大众恢复了与保时捷进行合并的谈判。此前由于保时捷不愿意完全公开财务状况而使大众与保时捷的合并谈判一度中断，现在看来，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任何问题都阻碍不了合并的进程。
在日本汽车厂商公布2008年的业绩中，日产、丰田、马自达、三菱汽车和富士重工等5家公司发生净亏损，亏损总额达到7070亿日元，本田、铃木和大发工业虽获得微利，但利润下滑也相当惊人。为应对危机冲击，日本汽车业也开始了资产重组和“瘦身计划”。另外，法国两大汽车集团雷诺也采取了类似的计划。
由此看来，本次危机对全球汽车业的冲击是全局性的，而非局部的。值得玩味的是，为何本次危机直接导致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两死一重伤”，而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等汽车业虽受到冲击但不至于赔上身家性命？
笔者认为，通用和克莱斯勒未能挺过这一关有其特殊的病变因素，但导致美国汽车业近乎集体沦陷的则是一种长期淤积的综合征。
美国汽车业巨头两栖化作业之困。相比德国和日本的汽车企业，美国三大汽车业巨头更像是一个投资集团和金融公司，而非单纯的制造企业，如近年来通用的利润中有近一半来源于汽车金融以及其他金融业务。资产、业务和利润向金融领域倾斜在给美国汽车企业创造巨额利润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当量，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同一汽车集团内部难以有效实现金融部门与制造部门的风险隔离，导致美国汽车集团更容易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
盲目的全球化和规模化之困。相比德、日汽车集团，美国汽车业巨头的全球化程度更高，也更为独特。以通用为例，在本次破产前达到了全球化和规模化程度为全球之最――旗下包括10多个品牌，以至于整合、经营这些资产的难度超出了集团的管理半径，在与日、德等汽车巨头的竞争时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然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德汽车对美国汽车发起冲击以来，通用并没有及时解决多品牌所带来的一系列经营管理问题。
关键词：经济危机；效益；安全；金融监管；制度价值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09)08-0018-08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人们较多地从经济、金融和公共道德层面对经济危机中的现象进行评述，很少从法律制度，尤其商法制度的角度探寻引发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其实，在现代法制相当完备的状态下，如果没有制度安排上的机会和漏洞，社会经济行为的异常是很难持续和久远存在的。眼下由美国引发，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的产生，有着商法制度安排的历史偶然和必然。本文力图通过对不同商法法系司法原则、方法、价值观念等差异的分析，研究现代商法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影响。
一、商法：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
中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兴起，促进了商事贸易繁荣、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商业的复兴使西部欧洲改变了传统的建立在人和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动摇了欧洲社会的静止状态，商业与工业不再处于从属于农业的地位。在多元化力量的竞争中，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商人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利用在工商业城市中所占据的地位，争取城市自治权，导致了以商人革命为实质内容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制定了相对便捷和公平的商事习惯，创造了商事法院，并进一步促使商事习惯由商人的自治自律上升为由政权强制保障实施的法律，商事习惯转变为商法规范。现代商法制度由此得以建立。
随着商事活动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商事法律规范的成文化得到了有力推动。地中海沿岸各国和欧洲一些内陆国家都先后制定了成文商法，涉及商号、商标、公司、银行、仓储、寄托、营利保险等诸多领域。这些商事法律规范实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偶然调整到一般调整的转变，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法国商法法系、德国商法法系和英美商法法系。商法的成文化和体系化充分显示了商法的发达，为“平等”、“权利”、“自由”等价值观念在“尘世”的落实奠定和提供了经济上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依据，保障了现代经济活动的可行性、有序性、安全性和规范性，并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转、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
作为调整经济活动的主要法律制度，商法的目的在于保障经济活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市场总的交易成本，并维护市场的公正。从全球经济发展历史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其经济发展周期的。经济学家一般将经济周期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在不同的经济阶段，商法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经济周期的演变，在商法中便表现为商法价值理念的演变，以及商法规范性质的调整。
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法规范对“效益”这一价值理念的追求。20世纪2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为了创建和维持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竭力推崇商法的“效益”和“效率”理念，鼓励自由竞争，“存贷业务与证券业务相互渗透，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都同时从事证券投资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由于该阶段，在商事立法和司法的整个理念中，人们忽视对商行为中“安全”的关注，导致了经济泡沫愈演愈烈。当隐藏在繁荣经济背后的不安全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经济便开始出现衰退。经济危机的出现，充分暴露出当时商事法律制度的不足和问题，于是商法的价值理念便开始有所调整，“安全”这一价值的地位骤然上升，一批新的商事制度或商法规则得以诞生。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美国颁布了《1933年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1933年联邦存款保险法》等一大批商事法律，加强了对商行为绝对自由的适度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压力。当然，对“安全”的追求只能阻止不安全因素的继续涌现，却不可能挽救急剧下滑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经济萧条。于是，在追求“安全”价值的同时，商法仍然不可能放弃对“效益”的追求，只是开始力求在“安全”和“效益”之间寻求两者的完美集合。在反复的博弈之中，商法的“效益”与“安全”理念得到了有效配合，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并再次达到了繁荣状态。不幸的是，面对经济繁荣时期巨大的利益诱惑，政府和商事主体再次被经济泡沫冲昏了头脑，在追求“效益”的时候又忽视“安全”的维护，于是社会经济再次出现波动，并不断循环。由此可见，商法在经济周期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经济周期的演变也推动了商事法律制度的调整和变革，一大批新的商事法律制度得以创立和完善。
二、成文法与判例法下的商法制度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得与失
近一百年来，全球经挤现象表明，英美国家经济发展快，商行为创新多。原因在于英美国家的商事法律制度存在大量的判例法，有利于商事活动的创新，在这些国家往往由商主体先创造商行为，然后通过判例界定其合法性和公正性，并寻求制度的规范。尽管美国也存在诸多商事领域的独立法案，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然而它仅仅“在某种意义上是法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陆法系法典……，它是向各州的立法机关推荐的一个建议性法律文件。”因此，美国的商事法律本质上仍未脱离判例法的特点，在美国的商事法律实践中，只有判例法规范才被视为正规的法。
20世纪以来，美国在经济创新方面引领全球，无论在公共基础建设，如20世纪初的铁路全国化、化工、电子、能源、计算机等产业的创新方面，还是在金融、证券市场的创新方面都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与商法制度中商行为规则的开放性不无关系。以金融、证券领域为例，在判例法开放式的法律环境下，资产证券化得以在美国萌发并获得蓬勃发展。一开始。为了解决长期贷款和短期存款，即资产和负债期限结构不对称这一矛盾，美国创造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此后，这种金融创新产品一发不可收拾，证券化的资产范围不断扩大，从一般性的信贷资产到信用卡信贷，再从信贷资产到非信贷资产，包括应收账款、收费权等也都成为证券化的对象，近年来，连知识产权也被纳入证券化的资产范围之中。“证券化的资产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不仅因为许多资产具有可预见的现金流，还因为用这种方式融资，能够满足投融资各方对于信用安全、投资收益、融资成本等方面的要求”。除此以外，美国的证券类金融产品创新不断，权证、可转换公司债券、金融互换交易、结构化的金融衍 生产品等层出不穷。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美国投资者买卖国外优良证券时地域上不方便的问题，J.P.摩根创设了美国存托凭证(ADR)，这样持有外国某股票的投资者就可以把外国股票交给摩根指定的在美国和该外国都有分支机构的一家银行，再由这家银行发给各投资者美国存托凭证，这种存托凭证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流通，原来持有外国股票的投资者就不必再跑到国外去抛售股票，而需要投资该外国股票的投资者也不必再跑到国外去购买该股票，而可以直接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购买该股票的存托凭证。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存托凭证予以认可和规范，并将之划分为无担保存托凭证、一级有担保存托凭证、二级有担保存托凭证、三级有担保存托凭证和144A私募存托凭证，足见美国法律对金融创新的支持。
但是，在此种创新不断的环境中，经济波动幅度也相对较大。英美等国家每隔几十年就要经历一次影响广泛的惨重经济危机。1929～1933年的大萧条已经成为近百年中损失最为惨重的经济危机之一；20年后的50年代，美国出现了商品滞销、投资过剩、出口竞争力下降；1973～1975年出现美元贬值、GDP下降、固定投资缩减、企业和银行倒闭、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经济又一次面临惨重的危机；直至2007年开始，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更是被称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每一次经济危机都给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
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相对平稳，商行为创新相对较少。金融领域的诸多创新产品大多都不是从大陆法系国家产生。其原因在于大陆法系的商事法律采成文法形式，商主体是否可以从事某种商行为以及如何从事该种商行为，一般都需要在商法上先行加以规范，在商法没有明确规范之前，商行为的操作方式及其法律效力都处于不明确的状态，法律风险较大。以中国这个成文商法国家为例，对于商事领域的新鲜事物便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近年来诸如管理层收购、资产证券化、董事责任保险、证券私募发行、金融控股公司、私募股权投资等国外出现的、新鲜而先进的商事实践括动，尽管引起了商法实务界和学术界的热情关注，但是对于这些全新的领域，我国商事立法始终保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以资产证券化为例，从1992年有学者首次在国内介绍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到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一次房地产金融制度研讨会上实践工作部门开始了解资产证券化概念，再到2004年根据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强烈要求，并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联合请示，国务院同意这两家银行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直至2008年5月底，共有八家金融机构发行了343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研究历经十余载，实践中基本还是局限于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对于其他资产的证券化问题还没有较为广泛的实践。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尚未有法律法规较为全面详细地规范资产证券化问题。目前，我国规范资产证券化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局限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2005]第7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5号)、《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5]第14号)、中国人民银行[2005]第15号、[2007]第16号、[2007]第21号公告、《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办发[2008]第23号)，尚不存在有关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
在成文商法国家相对封闭的法律环境中，商行为的实施受到很强的约束，商主体习惯于采取保守稳妥的交易行为，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激情。于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太可能爆发因大胆尝试新鲜事务而产生的经济风险，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平稳。尽管在美国暴发经济危机的同阶段，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同样会出现危机和波动，但相对美国而言，无论从波动幅度、波及范围和领域，还是损失大小来看，大陆法系国家的危机程度都要小一些。
三、商法制度的价值理念与经济发展观念的取舍
(一)现代商法的价值理念：效益与安全
传统法律尤其是民法所遵循的价值理念是公平公正、机会均等和契约自由。梁慧星先生在《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一文中指出“近代民法的理念是形式正义，追求法的安定性。现代民法的理念是实质正义，追求法的妥当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基于商事活动的营利和营业特性，法律对商事活动的调整逐渐区别于传统民事活动。商事活动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其目标在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而资金及商品的流转频率与其所获得的效益成正比，商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力求频繁的交易活动和加速运转资金，整个社会经济也希望在高速运转的经济关系中不断快速发展和繁荣。于是时间成为资产，速度成为效益。但是，在利益驱动下便会产生过度的利己行为，伴随着商事活动的高速性和频繁性，诸多不安全的因素便会渗透到商业活动中来，追逐的利润越高，危险越大。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商事主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彼此间的依赖日趋增强，社会化的生产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的交易环境。因此，“效益”和“安全”这两个理念便成为了商法应当具有的价值。在“效益”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商事自由和商事便捷的原则，并运用大量的任意性规范来激发商事主体的创造力，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创新性要求，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在“安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法定强制和公示外观的原则，并运用适当的强制性规范，以标准型的技术规范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维护商事交易和社会经济的安全。
追求效益的商法已经突破了传统民法的价值理念，从而使得商事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很大程度上，商法的价值理念便是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观念。商法对价值理念的选择，决定了经济发展观念的取舍，这是商法作为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的基本体现。
(二)美国商法的价值理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1 从美国证券法看美国商法的价值理念
从美国《1933年证券法》的立法简史中，我们知道美国在制定《1933年证券法》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在联邦的证券立法中是应该进一步加强政府干预，还是应该坚持私法自治、坚持市场经济的贸易自由和竞争?从当时的背景来讲，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当时各州的蓝天法不再信任而要求进行联邦立法，认为联邦立法应作进一步强有力的干预，来防止欺诈行为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信奉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罗斯福总统却恰恰相反地反对对证券市场的过分干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由托马斯先生起草的、以加强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为特色的第一部草案就没有获得通过。而改由山姆·雷本起草了美国现行的这部证券法。该部证券法没有规定 一种证券必须在质量上达到何种规格才能上市，而只是要求发行者对证券的质量进行充分合理的披露。美国整个证券规范体系都建构于其联邦证券法所确立的发行交易注册制。“享受注册豁免，主要基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的考虑，在应用中也确实取得了这样的效果”，“美国联邦证券法采用注册制，放弃实质监管，即拒绝大包大揽式的全方位保护，倾向于尽可能将市场买卖双方置于同一条船上，通过信息披露要求来帮助投资者对融资项目进行评估，以及防止欺诈迷惑的行为”。政府主管部门有权取消证券的登记，但是所依据的理由必须是披露不够或者有误导的倾向，而不能是因为证券的质量有问题。也就是说，买卖还是自由的，不管某种东西的质量多么糟糕，它的主人都有权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政府无权干涉。但是由于证券这种商品的特殊性，政府要求你把它的质量充分地公开，以防止欺骗，使市场健康运行。这种思想是坚持以市场为主，政府只在不得已之处进行干预，起一种辅的作用，作为对自由经济的补充。据此可以看出，《1933年证券法》充分体现了尊重私法自治的精神，坚持了市场经济的贸易自由，只是从法律上严格规定了证券发行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以便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能够作出理性的选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所以该法又被称之为“证券真实法”。1999年美国再次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业混业经营，进一步放宽金融监管。
正如有学者所归纳的那样，美国证券法“以宽泛的证券定义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从有利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将不断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产品纳入监管范围；以非实质性审查的注册登记制度为证券发行提供没有法律障碍的市场准入，为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以完全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借助规范的证券信用评级，引导投资者自由决策并培养其成熟的投资理念，不断地为金融创薪产品提供良好的投资群体来源；以众多的但明显偏重于机构投资者的立法豁免，培养机构投资者投资群体，形成稳定的资本市场；以松弛得当、权利义务配置相均衡的公募发行和私募发行法律框架，促进两个市场的取长补短，共同繁荣，为金融创新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以主营机构SEC充分的执法权限和遵循先例的法院务实的司法操作，进行法律的及时立、改、废以及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法律解释，有效保证法律的时代性和灵活性。”美国证券法这种注重市场主体自律、鼓励商事主体创新的立法理念，正是美国商法的一个缩影。追求“效益”价值，这是美国实用主义商法的目标，体现了自由经济的优点。在商法的这一理念指引下，美国经济充满了活力，各种创新型产品不断涌现，使美国在很多领域占据世界巅峰。对于这一成就的取得，美国商法功不可没。
2 经济危机：美国商法之所失
尽管此前很多学者认为美国证券法权利义务配置比较均衡，既注重发挥商事主体的创造力，又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然而，相对宽松的美国商法在促进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却逐渐有失偏颇，重效益轻安全的立法理念，隐藏了巨大的不公平和欺诈的隐患，最终酿成了大祸，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席卷而来。
在美国商事法律中，住房抵押贷款大致可以分为五类：(1)优级贷款，对象为消费者信用评分最高的个人，月供占收入比例不高于40％及首付超过20％以上；(2)Alt－A贷款，对象为信用评分较高但信用记录稍弱的个人；(3)次级贷款，对象为信用分数较差的个人；(4)住房权益贷款，对已经抵押过的房产，若房产总价扣减净值后仍有余额，则可以申请再抵押；(5)机构担保贷款，指经由政府住房按揭贷款支持机构担保的贷款。1995年以来，由于美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同时贷款利率相对较低，导致金融机构大量发行次级按揭贷款。同时，在商法认可信贷资产证券化这种金融创新工具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便将按揭贷款打包，并据此发行不同等级的按揭支持证券，这些按揭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从AAA级、BBB级一直到权益级均有。一些金融机构再行购买按揭支持证券，将之形成新的资产池，进行下一步的证券化操作，如此一直进行下去，在资产支持证券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出新的资产支持证券。随着层层叠叠不断衍生的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杠杆作用不断拉大。如果作为原始基础资产的按揭贷款不出现大量违约，则收益就比较可观；反之，若原始基础资产池出现恶化，则后续多次衍生的资产支持证券就将面临极大的损失。从2005年起，美国利率水平开始逐步提高，房价从2006年起出现回落，贷款不良率开始上升，进而导致证券化资产质量恶化，持有大量资产支持证券的金融机构出现巨额亏损，美国经济遭受重挫。
3 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美国商法的缺陷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美国商法干预不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此次金融危机源于以下商事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1)法律制度的价值导向被扭曲。美国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CRA)旨在鼓励商业银行和信贷机构对借款人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加强了CRA的实施，事实上构成了对银行发放高风险贷款的鼓励；1980年《储蓄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Act)取消了对存款利率和某些贷款利率的限制，扩大了存款机构的资金来源业务范围，放松了对金融的微观控制；1982年《可选择抵押交易评价法》(Alternative MoagageTransaction Parity Act)废除了各州关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只能发放串通固定利率贷款，促成了很多新型贷款种类的诞生，客观上纵容金融机构发放高风险贷款；1986年《税改法》(Tax Reform Act)取消了对消费信贷利息的所得税扣减，但保留了抵押贷款的利息扣减，为鼓励消费信贷向抵押信贷的转向创造了法律环境，客观上导致次级贷款规模扩大；1992年《联邦住宅企业财务安全和稳健法》(The Federal Housing Enterpises Finanoial Safety and Soundness Act)规定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最低资本，但由于公司资本杠杆率过高，导致核心资本与持有抵押和担保的MBS总值之比常常不足2％，这意味着一旦公司遇到风险，公司股本不足以弥补亏损，就会将风险损失转移给投资者和相关金融机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提出金融法律发展环境的“效率与竞争”观念，促进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联合经营，加强金融机构的竞争，由此便刺激金融机构在完全市场导向的环境中忽略了对自身风险的控制。
(2)监管黑洞大量存在。尽管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金融监管相对比较完善的国家，但是仍然存在诸多监管缺失。首先，在银行放贷环节，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和按揭贷款机构通过收取前端的放贷手续费而获取了暴利，却无需接受任何人对放贷环节的监管，以致放贷机构在利益的巨大诱惑下忽视了对放贷质量的控制；其次，在风险控制上，诸多金融衍生产品都被置于表外，而没有被纳入表内计算，极大地伪装和掩盖了杠杆的真实水平，低估了市场所需的流动性水平，监管部门很难详实地把握这些创新性产品的风险程度；再次，很多创新性金融产品都被置于场外交易市场，相对场内交易市场而言，监管相对宽松，以致这些产品的风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还有，今年的金融创新超越了监管系统能够衡量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这些金融创新大多利用了“杠杆作用”，少量的资金通过杠杆作用便可以进行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的交易。杠杆交易在可能带来巨额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极其巨大的风险，然而监管当局控制杠杆风险的能力极为有限，一旦证券化底层资产情况恶化，系统的漏洞便会放大潜在损失的不确定性，加剧危机所带来的压力。诸如此类监管黑洞，大量地分布于美国的金融监管之中，而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3)诸如信用评级制度之类规范中介机构的规范存在重大缺陷。作为美国资产证券化中保护投资者的一个重要举措，信用评级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投资者得以知晓某一资产支持证券的质量。但是，在信用评级时，评级机构是使用信贷资产历史上的违约率来评价这一资产的质量。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数据未必能反映未来的情况，某一信贷资产目前及将来可能发生的违约率极有可能偏离历史数据。此外，信用评级机构是对委托人的资产进行评估，评级费用由委托人承担，必然在评级机构和委托人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真实性值得怀疑。归结起来，美国的注册制要得以有效运行，必须建立在类似信用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客观中立的基础之上，而这又依赖于相应商事法律制度的保障。
总的来看，一方面，由于美国商法一贯坚持的注册制，因而金融机构在发行按揭支持证券时，程序相对简便，商法对于层层建立起来的资产支持证券的杠杆风险估计不足，未能施以有效的干预措施，在一味追求效益的过程中忽略了安全的维护；另一方面，对手商事主体不断创造出来的新型商事活动，商法未能及时予以应对，在鼓励创新的同时，配套的风险防范措施未能及时跟上，这也是法律固有的滞后性弱点所致。
(三)经济发展观念的取舍；徘徊于政府与市场之间
从这场经济危机中我们发现：自由经济自有其优越之处，商事主体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的激发，社会经济生活充满活力，整个社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商事法律制度坚持“效益优先”的价值理念，必然能够促使高效益和高回报的商行为的诞生。然而，高收益和高回报也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尤其是杠杆交易能够将一般交易中的风险放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给社会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创，这是自由经济的本质所在。
只依靠市场力量而不加任何约束，经济活动就会担当起巨大的道德风险：即在高杠杆率的经济游戏中，某些个人或一部分群体通过不透明的交易活动获取巨额利润，而在此期间所积聚的风险却得不到有效控制，一且风险暴露，所造成的损失却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因此，零约束的经济活动与完全约束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后果将十分相似，都是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来获取部分群体的收益。在高效益、高风险和低效益、低风险之间，人们一直在探求“黄金平衡点”，即如何在利用市场力量实现效益的同时，又能够对高效益背后的高风险加以有效控制，从而防止经济生活的大起大落，维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和持续。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难以把握之处，政府干预太多是坏事，但过于放任同样不是好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何保持效率与安全的平衡，则是一道哲学难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效率与安全的关系，绝对不是一时之事。面对这场金融危机，目前人们大多是从经济手段上寻求解决途径。然而经济手段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得到稳定和长久的实施。笔者认为，要真正挽救危机，防止危机不定期地出现，维持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是应当从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着手，纠正目前商事领域过于追求风险利益的价值导向，适当加大监管力度，尤其是将那些监管黑洞纳入法律制度规范中来，规范中介机构的不良行为，以维持商事交易的公平和安全。基于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只有在法律制度上有效解决了效益与安全两大价值理念的关系，才算彻底解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笔者相信，效益与安全之争将止于法律制度上的有效解决。
四、从中国商法的制度价值思考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商法的价值误区
建国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极其巨大。政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充当了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市场主体缺乏有效竞争，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习惯了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安排经济发展的进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被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完全认同。中国政府面对这么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向来都提出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稳定是大局。这种思维直接决定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观念，并在一系列法律制度中体现出来，中国的商法也不例外。
以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为例，我国商法重视安全的价值理念喟然可见。我国《证券法》第153条规定“证券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证券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2008年4月23日公布并实施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规定了停业整顿、托管、接管、行政重组、撤销、破产清算与重整等处置方式。从这些处置方式的性质来看，尽管较之过去已经在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问题证券公司的问题，但是仍然体现出较强的行政干预色彩。正如《条例》第37条所规定的，“证券公司被依法撤销、关闭时，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行政清理工作完成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委托的行政清理组依照《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被撤销、关闭的证券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较之于《保险法》第86条“保险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规定，《条例》并未明确要求经证监会同意证券公司才能破产，应当认为是一种进步。然而，整体而言，中国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依然表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过分注重政府行政手段的运用。我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运行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市场准人的审批，到市场退出的行政干预，监管部门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处理金融机构的问题。诸如撤销、行政清理、行政接管。、行政重组到形似市场化的托管，都是行政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主要手段。这与西方先进国家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 辅的处理方式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别。“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处理问题金融机构通常坚持多购并重组、少破产原则，但对于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决不姑息迁就，坚决实施破产清算、逐出市场。”反观我国，监管部门似乎对问题金融机构存在姑息迁就之嫌，希望通过托管、接管等方式化解金融机构已经出现的市场风险，而不是严格、及时地促使其退出市场并在所有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虽然托管后，托管方可以对被托管方实施兼并重组，但是此种兼并还很难实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效果，因为监管部门在选择托管方时，并非采用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托管方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部门的态度，因此托管方对被托管方的兼并重组只是托管的后续结果，并非市场竞争的效果，这样出现“以弱并弱”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金融机构退出后的损失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承担。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先后爆发了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经营失败，海南34家城市信用社危机，海南发展银行关闭以及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等事件，除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外，都是由国家保证个人的存款。“这种所谓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退出，实际上就是等于银行在经营中把营利留给自己，把风险交给国家来承担，这也正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尽管我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是我国实际上并不缺乏“金融公共安全网”，我国政府对存款人进而对金融机构的保护程度实际上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每当出现金融风波时，中国人民银行总会对问题银行提供大量的紧急救助款，或者对收购方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以渡过金融风波的难关。“2004年，南方证券、汉唐证券先后爆发风险，人民银行分别提供了约70亿元和10亿元的金融稳定再贷款，收购两家公司的个人债权和弥补客户保证金缺口，而这些再贷款最终会转换为全社会的隐性负债，使全社会为这些治理失败的证券公司买单。”
从我国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来看，我国商法相对保守。国家和监管部门对商事主体的干预较为频繁，干预的领域也较为宽泛。对于类似于金融这样尚无把握的领域，习惯给与政府的特别关怀。尽管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强调商主体的市场化，但是从市场准入到市场运营再到市场退出，依然保留着大量政府干预的痕迹，这无不反映出我国商法追求“安全”的价值理念。
(二)中国商法应当防止在过度追求安全价值中丧失创新效益
考察当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尽管中国的进出口受到巨大影响，金融机构损失较为惨重，国内金融市场的信用也受到重创，但是我们依然庆幸中国经济所受的影响较之美国而言相对较小，甚至有媒体称“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大有可期”。对于此种局面的出现，中国商法的“功劳”也是不可低估的。在“安全”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商法相对保守，体系较为封闭，资产证券化业务未能充分展开，国内机构所能投资的证券种类和范围相对有限，因此也躲过了滋生于资产证券化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然而，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之所以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巨大的直接冲击，并非是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非常严密，金融监管和金融立法非常完善，而恰恰是中国金融市场尚不足够发达，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完全融入全球经济中，才使得我们没有赶上金融泡沫的破灭。事实上，面对金融危机的到来，我们还有许多监管与立法空白处，如果不及时加以弥补，我们将无法从容应对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后续、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偏重安全价值的中国商法在经济危机时刻表现出来的抵抗能力，究竟是祸还是福?中国商法在经济危机中的所得是否足以弥补其所失?中国商法将安全价值凌驾于效益价值之上，在经济危机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
首先，过分注重安全价值，将限制商主体的市场竞争，不利于培养商主体的市场创新意识。比如，对证券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行政指定的托管方式，很有可能无法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反而加剧风险的积累，因为在行政指定托管机构时，并未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被指定的托管机构未必具有并购和重组被托管金融机构的市场需求，其接受行政指令对问题金融机构开展托管，很有可能将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横向转移到托管机构身上，拖垮原来经营稳健的托管机构。相反，对于那些有并购重组的需求却未被指定开展托管的金融机构，则丧失了一次较好的发展机会，不利于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壮大自身实力。通过行政化的方式化解的金融风险，只是短暂的表面风险，其实质很有可能只是延缓了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时间，不利于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壮大。
其次，过分注重安全价值，固守传统观点，将丧失诸多发展机会。比如，在职工持股会能否作为管理层收购主体这一问题上，我国商法未明确职工持股会的法律地位和性质，原外经贸部曾《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点暂行办法》，另外北京、上海等地方也出台了关于职工持股会的相关办法，均规定职工持股会得以法人形式运作，有些地方明确规定职工持股会为社会团体法人，但鉴于职工持股会的社会团体法人性质，其开展管理层收购的适用范围、融资方式、对外投资等均受到限制，事实上排除了职工通过职工持股会这种形式参与公司收购的可能性，弱化了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不利于在公司与职工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也不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再如，我国目前以独资、合伙和公司的组织形式为主导的企业组织形式比较单一，人们选择企业形式的范围较窄。尽管我国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但是因为其法律地位不甚明确，也常常被作为私营企业或公司企业来对待。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中，人们无法通过“合作社”这种创新组织形式，探索适合中国社会的商事活动模式。
再次，过分注重安全价值，将导致行政职权的膨胀，不利于提高商主体的国际竞争力。当安全和效益这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立法者和监管者习惯性地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尽管他们也知道“经济发展才是最稳定、最可靠、最持久的经济安全”，但是从实验经济学的“易得性”来看，易感受到的是危机，而不是稳定。毕竟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不是常态。如同照顾病人一样，要多休息少运动，要服用抗生素，从而战胜病魔，但这种特别的护理措施只能短期使用。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一直采用限制运动、服用药品的方法，则必将害及健康。因此，中国商法长时期地保持限制、谨慎、重安全轻效益的价值理念，为行政职权在商事领域占据一片天空，容易导致行政职权的进一步扩张，习惯性地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交易，不利于商主体适应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从而必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
曾有一位著名学者说过：当看到美国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时，我们不应当庆幸自己躲过了此种重大事故，因为我们依然处于马拉车的时代。同理，在美 国爆发惨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应为中国商法的过分保守感到悲哀。英美发达国家通过商事创新活动所获取的巨大经济效益，正是我国商法最大的缺憾。经济危机未在中国发生，给中国所避免的损失是十分有限的，中国在经济危机之前未能积极参与经济创新活动所丧失的效益才是更为巨大的。中国商法有必要反思自身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便在下一轮全球经济发展中充分分享发展收益。
(三)中国商法应当在安全和效益两大价值中作出科学抉择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平均每隔5到10年就要出现一次经济波动，如何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从商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应当深刻反恩我国商法的立法价值理念。
笔者认为。偏重安全价值的我国商法，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来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在此种商法环境中，商主体和商事交易的自治程度远远不够，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监管部门的意愿。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强制性地向商主体下达发展指标，商主体在实施商行为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行政的干预。因此，商事活动很有可能偏离了本应遵循的发展轨道，在行政干预的作用下被强行拉升、畸形发展，一旦行政干预在某个环节出现障碍，商主体及其商行为都将受到牵连，于是便出现了较大的经济波动。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避免大起大落，我国商法应当注重协调效益与安全两大价值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效益与安全具有共同的目标，即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生活的持续和稳定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以效益价值主导的自由竞争机制，能够提高商主体及其商行为的效率，形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商主体无法自身解决或者解决成本过高的领域，则由国家通过适当的干预来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因此，总的来看，效益价值应当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忽略安全的维护。两者的关系说来简单，要真正落实却存在很大的难度。商法理论和具体商事制度的研究，都应当着眼于两者的这种关系，在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的语境中，将权利义务配置得当，兼顾效益与安全的实现。
从2006年《公司法》的修改来看，新《公司法》的立法体系与法律结构有了很大的改观，立法理念体现了鼓励投资、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诸多不必要的国家干预条款，废除了股份公司设立的审批制，减少了强制性规范，强化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突出了公司章程的制度构建作用，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股东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对于保护自由市场和鼓励投资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应当认为，新《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效益与安全的关系，开始注重商主体的自治，提高了效益价值在公司法中的地位。当然，这种转变还只是一个开始，《公司法》中仍然存在诸多有待改善之处。
相比之下，我国现存的商事法律中尚有诸多未能体现商主体自治的制度，监管过严的问题还十分严重。在商法的发展方向上，应当注意尊重商主体的自治，同时也不能放松对市场的监管，但无论如何，监管只是自治的有效补充，绝不能以监管来牺牲自治。在现阶段，我国的商法理论研究应当稍微侧重对效益价值的强调，只有这样，社会经济才能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持续稳定地发展。
(四)中国商法应当关注中国的金融主权问题
一、美国次贷危机不断深化的现状
2008年7月以来，先是美国著名房贷银行印地麦克银行因客户大量取款引发流动性危机而倒闭（6月底该银行出现支付危机至7月初倒闭的11天时间内，客户提走了约13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倒闭银行，仅次于1984年破产的美国大陆伊诺伊国民银行。紧接着，由美国政府支持的两大按揭信贷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股票遭到大量抛售，股价一周内曾跌去五成，一年之内市值损失了八成。7月25日，又有两家小银行――内华达州的第一国民银行和加州的第一传统银行宣布破产。至此，今年以来受次贷危机恶化影响美国已有3家银行倒闭。目前，美国许多银行和与房贷相关的金融机构或面临着倒闭的风险，或出现巨额亏损，甚至美国花旗与美联银行等大银行今年以来也严重亏损。据公布的第二季度业绩，花旗与美联银行亏损额分别达到25亿美元（比预期的要少）和88.6亿美元。在美国万家银行和与房贷相关的金融机构中，今年第二季度就有近100家银行和与房贷相关的金融机构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美国的房屋按揭贷款市场规模高达6.5万亿美元，比美国国债市场要大。目前，次级按揭贷款占房屋按揭贷款市场总规模的12.6%。在次贷风波中，专门放贷给高风险借款者的美国贷款机构一直在违约案上升和按揭者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问题上一筹莫展。而美国次贷危机向与房贷相关的金融机构的渗透，导致美国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为此许多专家和学者认为，次贷危机已超出了次贷的领域，正不断向银行和与房贷相关的金融机构扩散，美国新一轮次贷危机可能是美国金融领域危机的“前奏”，次贷危机将有可能逐渐演化成全面的金融危机，并引发新一轮全球性金融动荡。
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标准化的债券出售给各类金融机构的投资者（主要包括各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一些国家的央行以及基金等金融机构），再加上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迅速膨胀，美国次贷危机的不断深化和波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次贷危机不仅给美国金融领域带来巨大变化，而且还在持续不断地扩展到美国之外有关国家和国际市场，引起全球各主要市场的震荡，股票市场反应更为强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美国与次贷危机相关的损失已超过2万亿美元，潜在的损失可能超过3万亿美元，相当美国GDP的20%以上。尽管目前美国次贷危机的起因是美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和市场利率上升，但暴露出的是贷款机构降低信贷标准、忽视风险管理、借款人过度借贷以及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等问题。由于类似的问题在其他信贷市场也始终存在，因此次贷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其他信贷市场问题的担忧，造成更多的恐慌。今年以来美国许多银行和与房贷相关的金融机构出现的种种困境，反映了美国金融系统长期存在的问题与风险隐患，一旦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有可能酿成全面的金融危机。
从当前美国的金融状况看，尽管美国政府向市场大量注资，并对有关银行和与房贷相关的金融机构给予特别融资等救急措施，加之降息预期的存在，暂时也许会缓解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及防止可能出现的全面性金融危机，但由于目前信贷紧缩及金融市场的压力仍然存在，市场上悲观气氛浓厚，受次贷危机深化影响导致各种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各种危机隐患仍难以排除。再加上国际油粮价格仍相对高企，由此引发的通膨压力使美国在联邦基准利率上进退两难。由于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目前已降到2%，继续降息刺激经济的空间已极为有限。因此，美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诸多不确定性，使美国次贷危机不断深化带来的进一步影响能否缓解，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依然前景未卜，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可以断言美国次贷危机已经见底。
近期美国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的进一步释放，表明美国次贷危机还在不断深化，冲击力仍在持续，美国再次面临着金融领域的风险和经济的衰退。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与美国历次的经济大萧条较为相似。这反映在银行及金融机构因次贷的巨额损失及房地价格大幅下滑导致违约贷款金额剧增，致使相关金融机构遭受严重损失，并造成经济的持续下滑。同时，国际粮食与原油价格高企形成的通膨压力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能力及企业投资意愿，加剧了经济的衰退，使美国面临着经济与金融的双重考验。
二、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次级房贷危机是典型的政府鼓励居民购房，金融机构又将房贷资产证券化而导致的流动性短缺的金融领域危机。但从美国目前的次贷危机看，表象是房地产业泡沫破裂而形成的，深层次的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长期失衡，最终通过与房贷相关的金融领域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其实质是资产价格泡沫破裂释放到金融领域的严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向全球扩散以来，其主要焦点集中在更深刻的国际金融市场问题上，包括国际金融市场失衡，甚至国际金融体系变化带来的失衡等。国际金融市场失衡的概念较为复杂，其中包含诸多金融领域的问题，如国际金融结构的失衡及由此带来的货币和汇率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贸易失衡和通胀等全球经济问题。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失衡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出现之前就已经十分严重，并扩散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宏观领域。其根本原因是美国赤字增长和全球贸易不平衡，以及美元贬值、利率差别和投资资金无序流动。无疑，全球金融失衡是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在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下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使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些十分明显的特征，即在全球范围内大量资金源源不断流入房地产行业和矿产、能源等资源行业的实体经济领域。由于全球流动性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领域的速度和规模达到了一定的甚至是疯狂的程度，不仅导致了国际金融领域严重失衡，也推动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而随着近年来美国房地产泡沫的不断积累，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长期失衡出现的危机首先从次贷危机反映出来。由于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失衡十分严重，不仅次贷危机难以在短期内缓解，还有可能进一步演变成金融领域的全面危机。
由于近年来经济和需求的增长主要表现在新兴经济体中，西方发达国家总是以此为口实将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归咎于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但目前国际金融领域的失衡、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和通胀的症结并非如此。从国际金融体系看，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失衡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差别上，导致全球流动性资金大量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部分投资资金，另一方面经济和需求的增长也在不断消化“热钱”的流入，即使存在着泡沫也是经济和需求增长过程中的泡沫，而不会引发全球性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同时，全球投资资金流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弥补了这些国家资金的短缺，在一定意义上有益于国际金融领域的平衡，缓解了发达国家长期流动性过剩出现的局面。而发达国家内部之间出现的资金过度流动，不是反映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或贸易失衡这些宏观层面上，而是反映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领域之间的失衡。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其在发达国家的蔓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发达国家内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领域间的失衡最为严重，所以美国次贷危机首先冲击的是西方经济体，而不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因此，显而易见全球范围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不是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如果说有一定的关联，也不应反映在资产价格泡沫的金融领域。从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角度看，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实体经济行业出现了过快增长，全球流动性资金过度流入实体经济，使国际金融领域失衡现象进一步恶化，国际资金流动更加无序。同时，美国房产业高速过快发展推动房产价格过快上涨，拉动了与此相关的房贷行业和次贷证券市场的发展，房贷行业和次贷证券市场的膨胀又使金融经济领域筹借到的资金加速投入房产建筑业，这种逐步升级的循环投资方式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最终必然崩溃。与此同时，美国房贷行业和次贷证券市场的膨胀使许多国家和金融机构卷入其中，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也必然在全球蔓延，美国次贷危机向亚洲的蔓延，与其说是扩散还不如说是转嫁危机。
另外，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矿产、能源等资源行业的实体经济领域的过度投资以及在农产品补贴等问题上的做法，为全球通胀埋下了“伏笔”，并为矿产品、石油和粮食期货市场上的大肆投机提供了刺激因素。此外，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失衡问题愈演愈烈，特别是次贷危机带来的美国资产泡沫崩溃和美元贬值在国际货币市场进一步演变为货币政策和汇率等领域的问题，使国际金融失衡问题更加复杂化。甚至有人预言如果出现新一轮经济危机将有可能从金融领域开始。
三、美国次贷危机更广泛的影响
美国的次贷风波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需要对次贷危机的延伸进行新的认识并高度重视。由于目前美国房价暴跌引发的次贷危机仍在不断加深，不仅使有关从事次贷的银行危机四伏，而且正逐渐渗入从事次贷以外的住房抵押贷款行业。再加上市场恐慌因素导致投资者从房地产市场抽逃资金，加剧了流动性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由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大量释放引发的次贷危机有可能向住房抵押贷款继续延伸，演变成更为广泛的金融危机，从而加大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动荡并向全球扩散风险。
从全球范围看，本轮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许多地区金融市场造成的巨大影响，可能严重削弱投资者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信心，消除对美国经济和房地产市场恢复的期望，加剧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加重资本市场的恐慌气氛，一有任何风吹草动不可避免导致市场动荡加剧。据统计，目前外国投资者总计持有22%左右已发行的美国政府机构长期债券，规模约1.4万亿美元，其中不乏与美国房贷金融机构有关的债券，中国和日本是此类债券的最大的投资者（其中中国约占外汇储备的38%，日本约占24%）。如果美国政府为进一步缓解次贷危机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美元贬值“风潮”，从而直接使许多持有巨额美元债券的银行与金融机构遭受重大损失。特别是一旦这类债券缩水，中国和日本将首当其冲。从日本的情况看，日本持有的美国机构债券最多的是私有公司和商业银行债券。近年来由于日本企业贷款需求持续低迷而客户存款却继续增长，日本银行一直在大举投资机构证券等海外债券，美国机构债券被认为既安全可靠又能提供高收益率。美国机构债券成为日本私有公司和商业银行主要的投资渠道，因此日本私有公司和商业银行受到的影响更严重，有可能直接导致日本金融市场的动荡。而日本的一贯做法是一旦国内出现金融动荡便从海外抽调资金稳定国内市场，变相向海外其他金融市场转嫁国内出现的危机，此举对亚洲地区影响最为广泛。我国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我国所持的美国机构债券大部分都是以政府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持有的，在美国新一轮次贷危机的冲击中我国也未能幸免（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我国持有“房利美”和“房地美”债券达到3760亿美元）。另外，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不仅导致全球信贷市场进一步紧缩，同时也波及到股市地产板块。由于美国次贷危机震动了整个国际金融领域，投资者担心美国次贷危机将进一步扩大及美国经济将受到进一步负面影响而纷纷抛股，拉低了与房地产和与房贷相关的金融类股票。据统计，今年以来全球50个主要股市的总市值急剧减少至不足53万亿美元，市值与去年高峰时期相比至少蒸发了10万亿美元，平均跌幅超过了17%。其中股市上房地产类股票多次出现集体跳水，在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全球房地产类股票跌幅多则50%以上，少则也在10%以上，在全球各地股市房地产类股票跌幅最大。
当然，尽管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对我国的直接影响并不突出，但间接的影响不可避免。首先，美国新一轮次贷危机意味着外部金融环境更加不确定，特别是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债券投资者不愿承担次贷危机带来的更多风险，必然要转嫁危机。其次，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不断升值，再加上未来我国市场增值预期十分明显，我国就成了次贷危机的“避风港”。特别是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目前国际“热钱”不但没有撤出中国的迹象，而且还在不断涌入。尽管大量资金流入并不一定是坏事，至少使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资金十分充裕，但由于流入我国金融市场和房地产行业的“热钱”大部分是投机性质的，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上会在一个合理的估值区域伺机而动甚至兴风作浪，加大了国内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性风险。另外，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管理难度也就进一步加大。虽然目前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我国金融机构的关联度不是太强，但毕竟有一定的牵连，其中包括：
（1）由于我国一些金融机构在不同程度上涉足美国抵押贷款债券，因而损失较大，金融领域面临着重大风险。据美国官方统计，到2008年5月底我国金融机构持有的美国机构债券高达4333亿美元。如果美国经济得不到有效改善，抵押贷款债券资产市场的估价值继续下降，不仅全球经济将陷入严重的危机和资产变量的重估，我国金融机构也将面临着无法挽回的损失。
（2）国家外汇储备资产安全面临着威胁。由于我国外汇储备和外汇资产大部分是美元单位，如果美国次贷危机继续深化，我国持有的大量美元外汇储备和美元外汇资产的实际价值将大幅缩水，承担美国次贷危机继续深化影响带来的巨大风险。
（3）人民币升值和出口下降压力进一步加大。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恶化的可能以及美国经济衰退风险的增大，短期内美元弱势将难以改变，人民币在美元贬值的驱使下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美国贷危机继续的深化和美元的不断贬值，将降低美国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信心，从而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使我国部分出口企业的生存条件恶化。
（4）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受美元贬值影响。以美元单位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如粮食、原油和黄金等的价格有可能将进一步上扬，全球性通胀将继续恶化。通胀风险加大将导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加深。
（5）股市和资本市场的风险加大。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市场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前景预期悲观，将有可能导致美国乃至全球股市持续低迷，包括中国股市在内的全球股市风险将不断增大。如果美国次贷危机继续演化，可能会使一些投资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境外机构撤回资金，我国资本市场和股市将承受更大的风险。
另外，从金融机构的承受能力看，美国的次级贷款市场仅仅是贷款市场的一个部分，而且主体是多元化的，即使这些金融机构破产，国有资产的损失也不会太大。但我国则不同，许多地方政府都把房地产行业作为经济的支柱产业，土地转让收入和相关税收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对高房价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时，我国贷款市场的房贷基本上都是由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即使是其他商业银行，也都是有一定规模的国有资产，因此房地产出现的泡沫也就是国有资产的泡沫。尽管目前美国次级危机对我国房地产和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领域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并不等于类似美国次级危机的隐患不存在，需要加大风险评估力度。美国次级危机的爆发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对其认识不能仅仅关注表面现象。
四、美国次贷危机后的全球范围调整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股市多次下泻，国际货币市场持续震荡不定，金融商品价格不断攀升，一些规模庞大的金融机构或出现巨额亏损或倒闭。美国政府又是注资又是减息和减税以救市，但仍无济于事。所有迹象显示，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引发了金融领域的危机，受此影响全球也正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危机。为此，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范围的调整势在必行。
美国次贷危机反映的是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及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失衡的现象。长达10多年的实体经济过热推高了能源和粮食价格，最终难以承受的通胀压力必然要通过金融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虽然次贷危机的表象是美国房贷行业和次贷证券市场的泡沫，但缓解次贷危机的不断恶化最终需要从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之间的失衡进行调整，是全球范围的调整，调整过程也将是漫长和带有许多不确定性的。从深层次看，次贷危机和资产价格泡沫实际上是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两大领域之间的失衡，与经济结构的失衡有很大的区别。经济结构的失衡可以通过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在短期内得到调整，而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失衡的则是两大经济间的调整。这在短期内难实现相对平衡。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经济失衡更主要的成分是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之间的失衡，这种失衡现象具有全球化的多种因素。
关键词：货币危机 美元之谜 金融黑洞 资本逆转
中图分类号：F 83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12-016-05
一、引言及问题的提出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确立了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结束了战前货币制度混乱和各自为政的局面，并为战后近30年的经济增长和货币稳定提供了较强保障。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拥有天生缺陷――特里芬难题，美元发行速度受制于黄金增长速度，远远满足不了世界经济快速增长需要，从“美元匮乏”到“美元泛滥”的过程就是美元不断贬值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过程。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国际汇率制度逐步演变成牙买加体系，汇率制度和币值稳定再次成为国际焦点。自此，世界各国均努力追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内外均衡，但是“三元悖论”①存在使得各国追求理想状态下的“内外均衡”成为泡影，各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追求“次优”，其中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了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性而放弃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货币政策无效使得这些国家调控内部均衡出现“失灵”，经济基本面恶化，投资信心丧失或资本流动逆转都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外汇市场动荡不安和固定汇率制度崩溃的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就是指一国因经济基本面恶化、投资者丧失信心或资本流动逆转所引致的投机冲击，造成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外汇储备大幅减少和固定汇率制度崩溃的情形，它是金融危机一种表现形式。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人类社会再次进入货币制度混乱和货币危机不断出现的时代，从而催生现代货币危机理论形成和发展。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构造了最早的货币危机理论，即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罗伯特・弗勒德(Robert P Flood)和彼得・加伯(Peter M Garber)对克鲁格曼货币危机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由于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主要探讨投机冲击和固定汇率制崩溃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经济基本面(Eoonomic Fundamentals)不断恶化条件下政府与投机者之间的博弈，经济基本面不断恶化与固定汇率制难以维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催生了投机冲击，投机行为是一种理想选择而非不道德行为，因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又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 Attack Model)，第一代货币冲击理论对拉美国家债务危机能够给予很好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莫里斯-奥伯斯特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杰拉维多埃斯基维尔(Gerardo Esqulvel)和菲利佩・拉雷恩(Felipe Larrain)等认为货币危机完全可能发生在经济基本面完好的国家，对理性冲击模型提出了质疑，从公众主观预期和投资信心两个角度分析政府能否捍卫固定汇率制，并深入分析“羊群行为(Herding Behavior)和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得出有些货币危机之所以发生是“自我实现”的结论，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对英镑危机和里拉危机能够给予很好的解释。20世纪末，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从亲缘政治(Affinis Politics)和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的角度深入探讨货币危机发生的机理，并认为货币的实际贬值、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流动逆转将引发货币危机。21世纪初，克鲁格曼和哈佛大学的阿洪(Aghion)又对第三代货币危机进行一定程度拓展，分析债务币种错位、外币风险敞口和资产负债表效益对货币危机的影响。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人类再次进入了汇率制度混乱和货币市场动荡不安时代，无实质内容的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不能确保货币稳定，相反汇率制度多元化和无实质约束的国际货币体系更容易滋生危机，汇率的人为固定和无约束的货币增长机制都容易将人类带入货币危机的深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先后经历了拉美债务危机，英镑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从这些危机表现来看，危机国大多出现货币大幅贬值、外汇储备大幅减少和资本流动逆转，是名副其实的货币危机，危机的发生与货币的贬值紧密相连。由表一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各次金融危机均伴随着货币大幅贬值，其中以印尼盾和阿根廷比索贬值幅度最大，分别为85.24％和73.33％，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在英镑危机中贬值29.99％。因此，金融危机必然影响本国币值稳定，货币贬值是历次金融危机的突出表现。
然而，货币贬值是金融危机突出表现的结论并没有在美国出现，美国次债危机逐步演变成全面金融危机的过程反倒是美元止跌回升过程，与以往金融危机伴随货币贬值大相径庭。2007年3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New Century Finan-cial(NCF)宣布濒临破产，这标志着美国次债危机全面爆发，美元也随之走弱，美元对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最大贬幅分别为4.71％，1.55％和6.46％。2007年8月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AHM)申请破产保护进一步加剧了次债危机，美元进一步走弱，对欧元、日元和英镑最大贬幅分别为10.21％、13.58％和3.06％。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破产传闻将次债危机逐步演化成金融危机，美元在次债危机第三阶段前期继续走弱，对欧元、日元和英镑最大贬幅分别8.76％、9.68％和3.56％，但是从次债危机第三阶段中后期起，美元开始止跌回升。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证券被收购标志着次债危机已转变成全面金融危机，而美元却走上了强劲升值之路(见图一)。2008年3月美元指数最低跌至70.70，随后美元指数开始止跌回升，2008年10月27日曾达到87.84，为次债危机以来的新高，美元走势十分强劲。2008年11月11日美元指数为87.33，较次债危机前上涨5.87％，美元与欧元、日元和英镑的汇率分别为0.7874。97.4917和0.6414，其中美元与欧元汇率和美元与英镑汇率分别较次债危机前升值3.32％和24.08％(见图二、图三和图四)。随着美国次债危机逐步演变成全面金融危机，美元反而加速升
值，这与历次金融危机中危机国货币大幅贬值相悖，美国次债危机不断加深恶化与美元走强违背常理，我们称之为“美元之谜”。
二、“美元之谜”的可能原因
根据现代货币危机理论，一国经济基本面(EconomicFundamentals)出现恶化，那么该国货币将贬值，甚至发生金融危机。据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0.3％，为2001年以来最大跌幅；2008年10月失业率达到6.5％，创下14年新高；2008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455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美国存在较大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风险。同时，学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均对美国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根据BMO Capital Market Company的经济学家MichaelGregory预测，美国2009年失业率将达到8.75％，而IMF最新预测美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将为-0.7％。因此，美国经济基本面将发生明显恶化，且学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对美国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美国金融危机有进一步加深和恶化趋势，美元前景更令人担忧。然而，在美国经济基本面不断恶化、投资者信心不断丧失和金融危机日益加深之时，美国最有可能发生货币危机，但是美元却走上强势升值之路，美元指数较历史低点累积升值23.52％，较次债危机前升值5.87％，“美元之谜”很难用传统货币危机理论解释，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美元之谜”产生的可能原因。
(一)美元政策逆转是美元走强的直接原因。2001年1月，布什上台后放弃了克林顿政府执行数年之久的“强势美元”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弱势美元”政策，放任美元贬值，以解决日益严重的贸易逆差问题。但是“弱势美元”政策并没有减少贸易逆差，2000年美国贸易逆差为3787亿美元，而2007年达到7116亿美元，几乎是其2倍，美元贬值并不能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甚至还会动摇美元的绝对“货币霸主”地位。经过近七年政策实践，布什政府逐步认识到“弱势美元”不利于美国长远利益，不利于维持美元的国际霸权，美国要想实现全球利益最大化必须牢牢掌握“全球货币霸权”，通过输出美元让世界为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买单”。因此，布什于2008年7月2日正式放弃了“弱势美元”政策，重申美国支持“强势美元”政策，并认为经济相对强势应该在汇率上得到体现，“强势美元”政策再次成为美国政策取向。美元政策逆转带动了美元升值2008年7月1 日美元指数探底后强劲反弹，从历史低点7070大幅上涨到87.84，上涨幅度高达24.24％，目前美元指数仍在85左右运行，可见美元政策逆转直接推动美元走强，是“美元之谜”的直接原因。
(二)美元“霸主”地位是“美元之谜”的根本原因。二战以后，美元成为仅次于黄金的国际硬通货，美元不仅充当了国际计量单位、国际交易媒介和国际支付手段，还是各国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取得了绝对“霸主”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元国际“霸主”地位，但美元的绝对“霸主”地位并没有动摇，虽然欧元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美元国际“霸主”地位，但美元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截至2007年末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美元占比仍高达63.9％，而欧元仅为26.5％，并没有动摇美元国际“霸主”地位。由于美元特殊国际地位，2007年末世界各国美元储备高达2.6万亿美元，如果美元大幅贬值，各国外汇储备将大幅缩水，各国均不希望看到“弱势美元”，这也是在次债危机不断恶化时各国没有明显抛售美元的主要原因。而且，美元是主要国际计价货币，石油。矿石、农产品和黄金等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计价，如果美元大幅贬值，这些商品价格将大幅上升，从而加剧全球性通货膨胀，只有美元走强，世界各国才能避免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此，美元特殊的国际地位造就了“美元之谜”。
(三)“资本流动逆转”是“美元之谜”的重要原因。资本总是从低利率国家流向高利率国家，从汇率高估国家流向汇率低估国家，获取“利差和汇差”是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1990～1995年美元持续贬值使得大量国际资本以债务形式流入东南亚等地区新兴市场国家，但是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经常账户逐步改善、财政赤字明显好转和强势美元政策的执行，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逃离”并流入美国，“资本流动逆转”直接加剧了美元升值和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执行“弱势美元”政策，美元对主要货币均不断贬值，以“逐利”为目的的国际资本又迅速从美国流出，并以证券资本的形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据高盛《2008年全球资本流向》分析，2007年流入亚洲股市和债市的资金已经从2006年的2500亿美元增长到4500亿美元，直接推动2007年亚洲股市膨胀和资产溢价。2008年以来资本流动逐渐逆转，大量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撤离并回流美国等发达国家，据统计2008年8月回流美国的国际资本就高达200亿美元，但是这次“资本流动逆转”不是“套利和套汇”驱动，更多是人为因素造成，主要是美国次债危机逐步恶化，国内各大金融机构大多面临资金链断裂危险，为了能在金融危机中生存下来，各大金融机构(尤其是对冲基金)均紧缩全球“战线”，从新兴市场国家撤离回国“自救”。因此在美国次债危机逐渐恶化之时，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收缩全球“战线”回国“自救”，资本流动发生逆转，美元也走上了升值之路。
(四)美国次债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具有质的区别，次债危机爆发、恶化和蔓延的过程就是全球性流动性枯竭的过程，也是美元由“泛滥”走向“紧缺”的过程。拉美债务危机实质上是拉美国家经济危机在债务上的表现，英镑危机实质上是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企业危机，而美国次债危机表现为债务危机，实质上是衍生品危机，是衍生品成倍放大次级债规模，存在巨大“金融黑洞”，当房地产市场出现萧条，次级债标的资产质量恶化，次债危机才会爆发、恶化和蔓延，通过金融衍生品所创造的流动性就会“枯竭”。由于美国次级债投资者是全球各大银行、投行等金融机构，甚至是各国中央银行，美国次级债早已不是美国人的次级债，而是世界人的次级债，全球各大金融机构通过金融衍生品层层放大次级债规模的过程，既是创造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过程，又是全球金融危机风险不断积聚的过程，一旦次级债的泡沫破灭，全球流动性很可能从“过剩”转为“枯竭”，由次级债所产生的“金融黑洞”大大吸收了全球流动性；美元很可能由“泛滥”转向“紧缺”，美元升值将不可避免。
三、“美元之谜”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美元之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美元升值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外贸形势，加快石油、矿石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以减轻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保全各国多年积累的美元财富。同时，美元升值将导致”资本
流动逆转”，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因此出现资本外逃和货币危机，应该引起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
(一)“美元之谜”将加快石油。矿石和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从而减轻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压力。2001年以来，布什政府放弃“强势美元”政策，美元不断贬值，由于大宗资源类和农产品均以美元标价，美元贬值推动了这类产品价格上涨。2001年石油价格约为24美元／桶，而2008年7月石油价格接近150美元／桶，石油价格增长了约6倍，同时铁矿石和农产品价格也大幅上升，其中铁矿石价格累计增长约5倍。“弱势美元”直接推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世界各国面临较为严重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且石油、矿石和农产品等商品又是工业生产和加工的能源和原材料，能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将推动产品成本的上升，世界各国又面临较为严重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由于发展中国家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成本消化能力和成本转移能力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石油、矿石和农产品等价格的飙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远超过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更大，有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发生了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挑战。随着“美元之谜”的出现，石油、矿石和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开始明显回落2008年11月石油价格已回落到56美元／桶，而矿石等产品基本上是“一年一价”，预计200g年矿石价格将明显回落。石油、矿石和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回落将大大减轻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物价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