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2-18 14:43:4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农村产业创新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农产品企业；金融困境；金融产品创新
一、湖北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以及农产品企业发展的意义
（一）湖北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作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农产品企业的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湖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更要充分发挥农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着力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为新农村建设服务。2012年，政府文件多次提及“三农”问题，并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凸显了“三农”在我省民生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在此背景下，湖北省实施了一系列支农惠农富农政策，积极推进基本金融服务均等化，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了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有力地促进了“三农”的转型升级。
但到目前为止，湖北省农村金融建设仍然滞后，长期存在的城市与农村金融二元结构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城市金融服务竞争日益充分而农村金融服务能力明显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由于从2010年起，短期贷款的分类有所变化，表1是根据2009年的数据描述的湖北与全国贷款农业贷款情况的比较。
从表格的数据来看，湖北的农业贷款同比增长22.7%，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23.4%保持持平。但是湖北省的农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的比重仅为4.1%，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农村金融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当前依然是我省金融体系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在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历史阶段，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依然是国家高度关注的民生与社会问题，也是需要继续通过深化改革来着力解决的一项重大经济金融工程。
（二）农产品企业发展的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农业也将逐渐融入世界农业之中。只有不断深化金融服务与创新，更好地支持农产品企业出口，才能使农业适应和加入国际市场，不断提高其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把农产品生产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更好的为“三农”服务。
1.农产品企业的发展能促进农业增长
第一，农产品企业的发展，有利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优化产品结构。农产品企业围绕某一农产品提供配套服务，通过定向投入、合同收购等方式，扶植农业生产，因地制宜的建立起一批各具特色的农产品商品基地，使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和不断优化，推动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二，农产品企业的发展推动农业的科技进步。目前农产品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已成为农业方面科技创新最具活力的主体，农民教育培训最前沿的阵地和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最有效的平台，为推动我国农业科技的进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农产品企业的发展能促进农民增收
第一，就我省目前农民的收入构成来看，其构成主要有以下四部分：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民从事劳务活动所取得的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投资所取得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是指农业生产所取得的收入，转移性收入是指与国家政策有关的农业补贴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占到95%以上，。农产品企业的发展不仅能为农产品提供销路，还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将会大幅度增加农民的收入。
第二，农产品企业的发展为农民积累管理经验提供了机会，农民会把在参与乡镇企业管理中学到的经验活学活用，不断升华，并将之灵活运用到村务管理或自主创业中，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见，发展农产品企业，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
3.农产品企业的发展能促进农村建设
第一，一个县的企业的增加值、利润总额、上交税金等，是组成该县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经济指标。如果一个县经济不强，企业上交税金少，这个县创造的财政收入就必然少，这样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自然就少了。
第二，农产品企业作为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和载体，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和壮大农村经济的重要动力，作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有力抓手，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这些企业的参与。
二、湖北省农产品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困境
（一）湖北省农产品企业建设的资金需求大
首先，根据调查的资料显示，作为农产品龙头企业，资产投入大约在500万元至1500万元，生产加工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比较大，在10 00万元左右，农林生产开发型约在500万元左右，这就要求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其次，农产品企业资金需求具有季节性。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得资金流动呈现季节性；同时，由于动植物的生长周期一般较长，使得农产品企业的资金周转比较缓慢，资金的利用率低。最后，农产品企业资金需求具有一次投入，多期消费的特点，这就使企业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
（二）湖北省农产品企业贷款难度大
就湖北省目前的情况来看，农产品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依赖于湖北省农村合作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农业贷款。但是从实践的情况来看，农业贷款是远远不弄满足我省农产品企业发展要求的。
首先，由于农产品企业自身生产经营固有的特点，如经营规模较小、资金利用率低、经营风险大等，加大了银行贷款的风险，使得金融机构提供的农业贷款有限。其次，，农产品企业由于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也不需要定期披露财务状况，资金的管理与运用缺乏监督机制，导致金融机构对农产品企业的融资成本通常比较高。最后，金融改革和发展滞后，比如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高、亏损严重、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滞后，导致金融产品创新较少，加上农村信用社不断向商业化过渡，大量资金流向了收益率高的地区和部门，而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农产品企业由于各种限制难以取得贷款。
鉴于以上种种，农产品企业往往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供给。这种情况使得很大一部分农产品企业不得不通过民间渠道寻求高利贷，严重妨碍了企业的发展和融资能力的增长。然而，农产品企业的这种融资困境，并不意味着企业不值得获得贷款。我省当前也有许多业绩优秀的农产品企业，比如稻花香、精武鸭脖等，也说明了农产品企业也会具有广阔的投资前景。具体到大农业内的农、林、牧、渔各业，他们的发展也极不平衡，银行在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或投资时，考虑何时进入、如何定位以及选择哪种金融工具和手段是非常重要的。
三、影响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主要因素
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重新配置，使金融机构达到目标收益的同时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经验显示，金融产品创新虽然与回避管制、危机处理等因素密切相关，但金融结构复杂化、金融体系高度市场化过程中金融机构不断增强的竞争压力，才是推动金融创新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动力。从我省的目前的情况看，影响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主要因素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缺乏创新动力，金融产品创新的主动性较弱。首先，农村金融体系还处于市场化的初级阶段，市场发育程度不高，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较差，农村金融机构整体面临的竞争压力有限；其次，由于农业经济是弱势产业，金融机构在农村经营的成本高、风险大、收益率相对较低；最后，随着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战略转移的推进，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对基层分支机构的贷款权限上收到总、省行，基层银行的主动权极小，抑制了基层行创新贷款品种的积极性。
第二，农村资金风险规避和补偿机制不健全。目前担保体系尚不完善，大多数农产品企业可用于抵、质押的财产有限，担保能力不足，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使得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企业缺乏风险分散渠道，基层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的内在创新动力不足。
第三，金融监管过于严厉。由于我省的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监管机构为了控制风险，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过于严厉，会使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因为在严厉的监管模式下，金融机构为获得产品创新的监管允许所付出的运营成本会大大增加，无法提供有经济性的新产品而不愿创新新。
第四，激励机制不完善。考核机制不科学，不能精确考核与评价员工在创新中的贡献，或者没有建立针对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的考核评价机制。受体制限制，无法利用企业年金、灵活薪酬制度等先进的激励资源和激励手段，影响了员工参与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这些条件下，金融机构创新的内在动力明显不足，导致在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常常面临着金融机构不积极、不响应、不配合的问题。
四、协同发展视角下的农村新型金融产品创新
鉴于农产品企业所处行业的特殊性，金融机构应该不断创新，开发出一批专门针对农产品企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1.创新抵押物。这类金融创新在贷款抵押物方面有所突破，主要包括林权抵押贷款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由于农村中小企业恰恰缺乏不动产，考虑到农村土地具有土地经营权的特性，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就是针对动产抵（质）押融资的需要，开办的新型贷款业务，它使农村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户拥有的动产资源真正转化为获取信贷资金支持的有效载体。
2.为农产品企业提供季节性专项资金。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农产品的季节性特点，对农业企业提供季节性贷款。如贷款承诺，并以收购的农产品和加工的成品等库存作为抵押。对于信用和财务状况较好的农产品企业可为其提供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循环周转贷款。
3.农企打包放款。当农产品企业与外国进口商签订买卖合同就要组织出口时，企业可能会出现资金周转上的困难。此时，农产品企业可以用进口地金融机构向其开立的信用证或其他保证文件，连同出口商品一起，作为贷款抵押，借入款项作为周转资金。待农产品企业收到货款后，再还清银行贷款。这种打包放款的期限一般较短，在一年以内。
4.提供农产品期货交易品种避险服务。目前我国的农产品期货交易品种有限，并且期货交易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农产品企业都不知道如何利用期货交易来降低风险。金融机构可以与期货经纪公司合作，为农产品企业规避价格风险或买卖农产品期货提供专门的服务和交易上的便利。
总之，农产品市场是一片广阔的市场，但是其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农产品企业的特点开发更多的金融工具来满足农产品企业发展的需要，更好的为“三农”服务。
参考文献：
[1]闫力.辽宁省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实践及启示.中国金融，2009.
[2]张凤龙，臧良.农民收入结构变化研究.经济纵横，2007.
[3]王培山，王永波.国有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策略研究，中国金融，2004.
[4]曾薇，陈收.金融监管对金融产品创新影响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0期.
一、武都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和特点
武都区地处陇东南，总人口58.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3万人，是全国油橄榄基地和花椒标准化生产基地，目前已形成了以花椒、油橄榄、药材、茶叶、蔬菜等为主导的五大特色产业，培育特色农业基地22个，特色农业产值占全县农业产值的65%。近年来，武都区委、区政府按照因地制宜、相对集中、优质高效原则，通过强龙头、固基地、抓市场、促连接，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经济。
（一）产业化模式多样，利益联结紧密
目前，武都区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不断创新和深化，主要有“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基地+专业协会+农户”、“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通过上述不同的组织形式的辐射带动，使公司、基地、农户之间结成了以合同、订单、契约和最低保护价等形式连接的共同经济链条，利益机制逐步从松散型向紧密型发展，并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
（二）品牌质量提升，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增强
通过实施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特色产业品牌初步显现：武都大红袍花椒享誉大江南北，“田园”牌油橄榄等三项特色品牌获得了绿色食品质量认证；“祥宇”牌油橄榄、裕丰茶叶等4大类8种农产品已获得有机食品认证，武都红芪地理标志登记达10200公顷，农业品牌名列陇南市各县前列。同时，培育出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3家，市级龙头企业21家，龙头企业“引擎”带动作用日益明显。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迅速，市场化程度提高
截至2013年底，武都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总数已达783家，成员达6857人，服务和带动农户2.7万户，占全区总农户的23.4%；止2013年底，武都区成立了3家农村经纪人协会，农村经纪人276人，在陇南市九县（区）中数量最多，发展最快、最成熟。通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效对接，大大提高了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二、创新特色农业产业融资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一）探索针对种植农户的信贷模式创新，扩大名、优、特农业种植面积，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农民致富
1.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模式。武都区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品质优良的特色林果，目前形成了以油橄榄、花椒等为主导的品类布局，产业链已初具规模，果农及加工企业在发展果树种植、林果深加工的过程中，流动周转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截至2014年末，武都区农信社已累计发放果树所有权抵押贷款248笔，金额4000万元，为果农及加工企业及时提供资金支持。
2.实行“公司+基地+农户”贷款模式。针对农业产业化链条中公司与农户关系密不可分的特点，武都区农合行提出由公司为农户种植、养殖贷款提供担保的创新思路。如武都区实施万亩“米仓”红芪生产示范片种植，武都区农合行通过以政府特色产业基金作担保，共向农户发放贷款615万元，促进1500户农户年均增收500元。
（二）探索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经纪人等农村经济组织的信贷模式创新，提升特色农业产业市场化水平，推动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订单（基地）农户”信贷模式。该模式特点是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订单生产模式，由与专业合作社和订单农户利益联系紧密的产业龙头企业成立担保基金，将“零散式”的农户贷款转为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批发贷款”，解决单个农户贷款的金额小、成本高、手续繁、抵押不足等问题，信贷对象主要面向基地农户。
（三）探索针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模式创新，引导其走专业化、精加工发展道路，从而增强对特色农业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
实行“库贷挂钩”仓储式质押贷款模式。针对部分农业产业化企业有效抵押资产不足、产品季节性强又有广阔市场的特点，武都区金融机构设计了仓储质押贷款模式，即以库存商品为质押担保品，以货款回笼优先偿还贷款为条件的“库贷挂钩”形式，解决生产加工企业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截至2013年末，武都区农村合作银行累计发放此类贷款3200万元，解决了武都区5家企业收购加工面临的流动资金缺口难题，取得良好的循环发展效应。
三、信贷创新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现实障碍
（一）农业产业化规模偏小，自身管理不规范
从武都区情况看，当前农业产业化产供销一体化不够紧密，农产品质量、科技含量及加工层次低，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的模式较为单一，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完善等方面。
（二）保障机制不完善，风险防控能力较弱
一是农村担保体系不完善，担保功能不健全。二是保险机构缺位，缺乏风险分散机制。三是亏损补偿不到位，补偿机制不健全。没有建立农业信贷风险基金，涉农信贷资金风险大、收益低，不能解除银行对农业支持的后顾之忧。
（三）农村产权配套制度改革滞后，金融生态环境不理想
从调查情况看，当前农业生产大部分产权都不符合金融担保抵押要求的归属明晰、可流转交易等特征，特别是作为合作经济组织最重要资产的房屋和土地，一直未得以有效激活。
（四）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创新能力欠缺
一是现行农村金融体系有缺陷，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金融服务供给不平衡，农村资金长期外流。三是金融业务创新不够。
四、信贷创新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实施引导扶持，培育贷款资质
一是地方政府要围绕主导产业、特色经济、资源优势，积极鼓励、引导和支持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促使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健康发展。二是金融部门要把龙头企业、合作组织纳入信用评定范围，通过正向激励机制，引导提高信用等级。
（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优化融资环境
一是大力拓宽农村资产担保范围，要积极探索农村建设用地的担保方式，解决农村众多房产不能抵押的问题。二是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贷款担保体系，形成政府、社会、农户多主体共存的农村金融担保体系。三是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和融资环境。
（三）找准防范风险与支农平衡点，加大农村金融服务产品创新力度
一是摸清特色产业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各环节的特点，提供周转性贷款，保证其经营运作的顺利进行。二是针对性地开发联保贷款、组合式贷款、惠农卡贷款等新的信贷品种。三是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的范围。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旅游；旅游产业升级
一、引言
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求清理传统产业中的过剩供给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互联网+”时代下，创建新供给，使产业优化升级，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目前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展方向。这是2016年在一内一外两个场合谈“供给”改革的含义。中国“供给侧改革”更是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这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一方面，当下中国普遍存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吸血鬼的僵尸企业。如衣服、鞋帽、玩具等市场消化不了，而又供给严重过剩的这些传统中低端消费品，致使价格持续下滑，这种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在中国，消费品供需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严重不足。
供给侧改革是一场从理念到行为的重大转变，是一项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方面作用的重大探索，具体地说，就是要促使生产要素从过剩的、老化的供给中，转移到新的需求和正在扩张的供给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去库存。而是倒逼生产端的供应链和制造体系改革，根据用户的新消费需求，做出满足用户需求的新产品。本文以农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切入点，剖析面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与“大众旅游时代”下的需求不匹配以及旅游机制不够规范等问题，探讨如何促使农村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好更快地加快我国农村地区旅游产业的经济、环境、生态等协同发展。
二、供给侧框架下农村旅游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目前农村旅游产业在面临重重变革压力的同时，亦出现了产业升级的储备要素。首先，劳动力素质提高，为产业升级储备了大批高素质人才。其次，人民币升值为我国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学习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大幅增加，而且正朝着追求高档次、新品种、宽领域方面改进，消费结构明显处在升级转化中。
（一）客群变化――升级家庭唱主角。适合家庭度假的高端酒店的需求已呈现不断高升的趋势。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出境亲子游已经从2014年的31%上升至了2015年的37%的市场预订比，这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海外亲子酒店的入住需求。在春节旅游中，80%以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亲子游旅客会选择入住高星级酒店占86%，而仅有14%入住低星级（1～3星）酒店，目前仍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国内的乡村旅游也不例外，家庭唱主角的旅游时代开启，这就需要乡村旅游升级供亲子入住的配套设施。
（二）“大众化旅游”――升级消费产品量。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旅行网此前联合预计，仅在2016年春节期间选择出境游的总人数就有可能达到600万，同比增长超过10%，相当于所有丹麦人都出国一次，度假产品的预订量出现3倍以上的大幅增长。2016年3月7日晚，央视2套播出的《2006.2016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显示，国内旅游消费需求旺盛，有41.2%的受访者表示想在2016年去旅游，这一比例同比2015年增长了约10%；有44.26%的家庭表示希望在2016年至少安排一次旅游活动，这一比例较2015年的数据32.96%有明显攀升。这些数据也侧面反映了旅游消费有望进一步升级的趋势，大众旅行消费金额也越来越高。
（三）90后旅游消费意识――升级“互联网+”配套设施。从年龄层方面来看，据大调查的数据显示，80后和90后是旅游消费的两大主力人群。某网站对90后出游的主题进行了分类，有超过42.3%的游客以欣赏自然风光为主要目的，以城市观光为首选的占18.4%，以各地美食为“捕猎对象”的占19.6%，而以挑战自我为目标的，如骑行、野营、极限拉练等也有10.1%；而且90后在旅游上的消费意愿逐渐增加，以42.40%的占比，仅低于80后群体（42.83%）位居第二。无论怎样都离不开互联网的在线服务商等等，这就要升级农村旅游产业的“互联网+”配套设施。
（四）同质人文景点过剩――创造新供给。部分地理位置相近的农村旅游景点同质现象比较严重，也成为农村旅游产业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同质的各景点占据大量土地资源、人力、资金等，成本也居高不下，制约着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也是引发通缩、失业、经济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风险的原因。
（五）政府推动和引导乏力。通过调研发现，我国农村旅游服务业发展的根本瓶颈是供给不足，而不是需求不足。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很多旅客，一方面大批量源源不断地到国外消费，另一方面在国内抱怨声不断的根源，这跟国内旅游服务业的供给侧乏力有关。时代在发展，旅游景区也需要配套与时俱进的旅游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配套设施。即“供给跟不上需求"iE凸显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这些基础设施的聚力需要政府的宏观推动才能通行。
三、r村旅游产业升级的建议策略
产业升级理论表明：产业升级依赖于产业环境升级和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产业升级，就必须实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的产业竞争优势，而这样的产业竞争优势又必须取决于以下四类要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战略与行业竞争、支持性与相关产业构成的产业环境升级。因此，供给侧改革下的旅游产业升级就是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要求清理传统旅游产业中的过剩供给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景点，将发展方向锁定“大众化旅游”和“互联网+”时代为背景，创建新供给，使农村旅游产业优化升级，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升级劳动力要素――创新“供给管理”人才供给。产业环境升级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升级，它是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所必需升级因素之一。任何产业的升级必需实现初级要素向高级要素、通用要素向专用要素的升级过程，通过高级专业化生产要素来支撑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和升级。而生产要素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其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都发生在供给侧。“物”与“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供给侧动力体系中，制度创新是“解放生产力”的最关键创新，它会进一步打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空间。同时技术创新亦会“倒逼”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最终这种创新人才是关键。因此，我国乡村旅游产业要实现产业升级，首先必须培养农村旅游产业“供给管理”专业人才，使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所以，要加大职业教育院校农村旅游产业方面人才的培养，开展“订单式”教育，加强高素质农村旅游产业“供给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是最必要的。为我国旅游产业升级提供新型服务人员，为我省服务业提升比重，提供人力储备。
（二）升级消费需求条件――创新“大众化旅游和互联网+”设施供给。从消费需求条件看，国内游客的消费需求不论是从规模还是精致性角度都有了极大地提升。阿里研究院研究总监分享了“移动大数据中国消费”，她认为互联网不仅为消费带来了方便，同时也提升了老百姓的消费质量。消费需求是企业的产品、服务实现价值的依托，需求条件的升级是每个产业战略性选择升级的直接动力。因此，在目前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基础上，要大力发挥需求条件升级对于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微信平台等建设，主动对接农村旅游资源，帮助农村旅游业主通过互联网将产品推出农村，实现农村旅游产业线上线下的无缝对接，满足游客对旅游观光和消遣一体的愿望，提升游客旅游质量，从而使旅游产业结构升级。
（三）升级产品技术――创新“工匠”精品供给。提供差异化精品或优质服务是每个企业的竞争优势，但归根结底是产业创新技术的因素。因此，从技术要素供给看，我国农村旅游产业环境至今存在着明显缺陷：一是生产和研究之间脱节，学术研究的成果不能非常有效地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技术动力；二是产权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不利于技术研发革新；三是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为主的企业，严重缺乏技术积累的动力。因此，我国农村旅游产业也要进行技术要素升级：首先，通过增设科研机构、加大对科研机构的投入来实现技术的升级；其次，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学术机构与研究机构的成果转化，完善产权保护机制；另外，还需要通过政策牵引企业创新技术积累的内在动力，并从一些税收、科研经费上支持农村旅游产业的技术积累；最后，注重引进外国技术并研究转化、注重和外国的技术合作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创造工匠精神的旅游产品，满足旅游消费群体的高质量需求。
（四）升级政府引导能量――创新产业政策供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具有部分资源配置的权力，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向特定产业的倾斜，直接构成企业战略选择升级的动力。虽然我国也出台了一些鼓励农村旅游建设的政策及措施，但其法定性政策效力不足，不能形成良好的规范投资活动的法制环境。为此，政府应该直接通过政策对企业战略升级进行引导，以便促进企业从战略层面关注国家主导的新的战略性产业发展机会；引导营造一个良性循环的行业竞争氛围，创建一种区域旅游联合体模式，鼓励各种类型的产业资本进入并通过法律、监督、监管和制裁来抵制垄断、保o有序竞争，发挥优势互补，使农村旅游业在有效模式下形成良性竞争。
纵观农业发展历史，技术变革和科技进步始终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从传统农业、近代农业到现代农业演变过程，同时也是一部农业走向产业化发展道路的历史。每一个阶段无不以技术变革为动力、以技术进步为标志；农业机械、良种、化肥、农药、灌溉等技术的突破和广泛应用，又带动了世界范围内农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
首先，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科技创新。回望我国60年农业发展轨迹，我们深刻认识到，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驱动力，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力，是农民持续增收的支撑力，也是中国农业走向国际的竞争力。世界各国均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举措，从农业生产要素角度来看，国际上农业发展方式大致分三类：一是美国、俄罗斯等人少地多的国家，大力发展以机械技术为依托的劳动力替代技术，走劳动力节约的发展道路；二是日本、荷兰等人多地少的国家，大力发展资源替代技术，利用生物、化学技术弥补土地的不足，走资源节约的道路；三是英国、德国等人地比例中等的国家，既用机械替代劳动力，也用生物、化学技术弥补土地的不足，走综合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道路。无论哪种发展形式，各国无一例外地都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业产业水平的重要战略。现在，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平均达到70%以上。
其次，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对科技创新的依赖明显增强。当前，我国正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时期，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同时，我们又普遍面临耕地大量减少，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气候变化影响加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挑战。农业农村发展对科技进步的要求明显提高，对科技进步的依赖明显增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必须把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作为第一武器；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必须把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作为关键支撑；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把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作为根本出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必须把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作为核心依托。
第三，前沿技术的新突破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当今世界，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正蓬勃兴起，科技发展潮流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正在深刻改变农业的面貌。生物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渗透，将为农业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源头；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等的突破和应用，将深刻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设施农业技术、装备和食品制造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将推动农业产业化跃上新水平；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全面兴起和普遍应用，将大幅提高资源利用率，缓解资源和生态压力；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创新，将不断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这些基础研究的新发现、前沿技术的新突破，必将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加强科技创新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总体思路一是农业科技创新必须始终坚持服务产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无论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转化应用研究，都要向农业生产力转化，都要为产业发展服务。只有把全力服务农业产业发展作为农业科技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围绕产业发展搞创新、抓推广，农业科技创新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大的发展潜力，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二是农业科技创新必须坚持主体多元化和内容多样化。积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科研机构、专业合作组织、事业性农技单位、种养大户根据农业产业发展的需求组织开展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活动，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多元化。根据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农业科技创新要重点研究动植物新优品种的培育或引进、繁育、筛选及推广；优质高产高效种养技术和套种套养模式的研究与推广；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究、引进和深加工适销新产品开发；农产品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的研究、引进与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农产品保鲜、干燥、杀菌、防腐技术研究与推广；种养加设备设施的现代化；高效率用水与地力培育；科学施肥与科学用药；生物质资源的转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信息化技术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应用等，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内容多样化。三是农业科技创新必须坚持提高“三项能力”的目标任务。即努力提高科技对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保障能力，提高科技对农民增收的支撑能力，提高科技对提升农业产业水平、转变发展方式的引领能力。四是农业科技创新必须坚持突出“三个关键环节”。即突出科技创新、转化应用、人才培养三个关键环节。创新是源头，应用是目的，人才是关键，要努力推进三者的有机衔接与协同发展，切实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步伐，大大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的效率。五是农业科技创新必须坚持强化体制机制创新。要不断优化农业科技进步的体制环境，不断创新农业科技进步的运行机制，合理配置农业科技资源，逐步健全完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加强科技创新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具体举措
一是突出抓好“12396”科技服务活动，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构建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为了加快建立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2009年7月，常德市委组织部、常德市科技局选择鼎城区和临澧县作为农村远教“12396”科技服务试点区县，在资源整合、共建共享的原则指导下，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科技服务与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有效整合对接的长效机制，目前试点工作正有序进行，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为了全面铺开农村远教“12396”科技服务活动，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充分发挥科技部门的牵头作用，力争把“12396”建成一个集科技推广、难题解答、技术服务、信息服务于一身的长期性、基础性、常态性的服务平台，并以此为龙头，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具体来讲，就是要突出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完善四级服务团队。市级成立农村远教“12396”科技服务呼叫中心，县级成立农村远教“12396”科技服务工作站，乡（镇）建立农村远教“12396”科技服务站，村级建立农村远教“12396”科技服务点。根据本地区农村种养加的特色产业，依照《农村远教“12396”科技服务专家选配管理考核办法》，组建15～20人的市专家服务团队、10～15人的区县（市）专家服务团队、3～5人的乡（镇）专家服务团队；第二是形成灵活多样服务方式。建立以专家服务团队为支撑，以电话服务为重点，以网络服务及现代通信技术为手段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模式，并具体形成电话服务、短信服务、网络服务、上门服务、专家会诊、教育培训于一体的服务模式；第三是健全工作运行机制。要明确相对独立的服务范畴，在电话和网络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市服务中心将农民的提问及联系电话通过书面或电话的形式，传达给县工作站，县工作站在做好书面记录后，协调乡镇服务站就近解决。乡镇服务站解决不了的问题，则由县工作站或市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开展服务重点解决。要以利益为纽带稳定服务团队，对于市级专家服务团的15名专家，科技部门要给予相应的项目支持和出勤补贴，在以利益为纽带的机制下，专家既享受到了技术奉献带来的社会认可，同时也享受到了科技创业带来的自我实现；对于县级服务团队，市科技局、县（市、区）财政每年要拨付相应的“12396”专项经费，由各县(市、区）科技局按每名专家每年5000元左右的标准年初预算到位，年底再按出勤服务次数发放。要丰富专家团队来源，采取灵活的方式，整合利用涉农职能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特派员、科技小分队、龙头企业、协会组织及种养大户的各种技术力量。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辽宁;农村工业;跨越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027-02
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虽然城市化水平较高,但农村人口仍占较大比重,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依然很艰巨。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问题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而这除了需要国家的政策和财力支持外,关键在于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由于土地和人口的约束,仅仅依靠农业无法保证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大力发展包括农村工业在内的非农产业。因此,研究新农村建设中辽宁农村工业的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一)辽宁农村工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辽宁农村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2007年全省有农村工业企业13.19万户,从业人员205.15万,实现增加值2 136.51亿元,总产值8 849.86亿元,营业收入8 040.23亿元,利润总额477.70亿元。产业集聚集中发展的趋势明显。截至2007年9月底,辽宁乡镇企业产业集群发展到105个,集聚了13 174户企业,从业人员达到95万。园区经济发展迅速,2007年有乡镇企业园区455个,园区企业数42 953个,从业人员120.56万,企业总产值5 012.76亿元。农村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总量,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开放后辽宁农村工业虽然取得了上述成就,但与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2007年辽宁农村工业无论企业单位数、从业人员数,还是总产值,与广东等省份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具体而言,辽宁农村工业企业单位数仅相当于江苏的1/2,不及浙江的1/3;从业人员数仅相当于广东的1/4、江苏的1/5、浙江的16.8%;总产值仅相当于广东的59.2%,江苏的22.8%,浙江的22.1%。
从规模工业企业情况看,2007年辽宁农村规模工业企业单位数仅相当于广东的70%、江苏的33%、浙江的26.3%;从业人员数仅相当于广东的34.1%、江苏的30.2%、浙江的23.7%;总产值仅相当于广东的63.6%,江苏的25.9%,浙江的28.1%。
农村工业发展滞后,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行,也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全面振兴。
(二)辽宁农村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除了发展滞后,辽宁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农村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1.企业规模小,实力弱,管理水平低下。由于企业规模小、实力弱,管理水平低,管理制度不规范,不仅影响了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也导致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问题时有发生,对行业和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2.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高。布局分散的外部不经济性及如此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加大了环境成本。而一些资源开采型企业是以资源的浪费为代价进行生产的。例如,乡镇小煤窑采用掠夺式的一次开采方法,有的煤炭开采率不到20%,比国有煤矿低近3倍,造成了煤炭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目前中国已进入经济转型时期,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走资源节约型和环保型新路子,对辽宁农村工业是一个严峻挑战。
3.农村工业企业组织形式不合理。辽宁农村工业多是“小而全”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种封闭的企业组织形式使农村工业企业之间、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缺乏必要的分工协作以及由此而来的规模不经济,导致农村工业技术装备和技术水平落后、市场竞争力弱的状况不能得到及时改善,产业初级、产品低档的结构矛盾突出。这是当前制约农村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4.农村工业发展的环境有待于改善。目前缺乏具有全局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已有的政策有些也没有落到实处,导致农村工业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仍很突出,土地等要素短缺也给一些地区农村工业发展带来新的困难。此外,包括信用体系在内的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相对滞后,制约了农村工业发展。
(一)农村工业企业组织形式创新
企业组织形式既指单个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包括资本组织形式、管理体制设置等,也包括服务于某种目标而形成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的组织体。在当代经济社会,企业组织的概念已经超越了单个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及与之相应的组织管理制度层面,而主要是指由若干单位企业组成的一体化的现代工商企业,及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集团框架内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的组织体。
根据国际经验和辽宁实际,进行企业组织形式创新,建立大中小型企业系列是一个有效途径。所谓大中小型企业系列是指在同一种行业,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之间,大企业通过合同契约形式与中小企业结成固定的承包经济关系,从而将零部件加工等生产任务交给中小企业完成,使之成为自己的生产车间或附属企业。这样就形成了以大企业为顶点的金字塔型的承包结构。大企业承担技术开发、组装等关键性生产,中小企业承担一般性任务和零部件加工,由此形成高效的生产体系:既充分利用了大企业实力雄厚的优势,也有效发挥了中小企业灵活的机制。当然,建立大中小型企业系列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领头的大企业,而且这些大企业要具备较强的实力,能够面向国内外市场,不断强化自身的优势竞争地位。其次,需要合适的行业。并非所有行业都适合建立大中小型企业系列。大中小型企业系列存在的基础是产品生产的内在联系。在规模经济前提下,那些生产过程能够分解的行业,即能够将生产工序分成若干部分,可以由不同的承担者完成的产品生产行业,如机械工业,包括汽车、电子、精密仪器等行业,才是比较理想的选择。第三,要考虑农村当地条件,注意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由于劳动力素质低等的限制,目前大部分农村地区主要适宜于一些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食品、纺织、服装、各种零部件加工等行业。农村工业发达地区可以发挥技术和人才等优势,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二)加快发展农村工业产业集群
作为现代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能够强化专业化分工,充分发挥产业关联和协同效应,对优化地区产业布局,加快地区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目前,促进辽宁农村工业产业集群发展应采取以下对策:首先,积极吸引企业向集群内聚集,不断壮大集群规模。工业园区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有效载体。发挥工业园区的集聚效应,通过优化服务,改善环境,吸引更多包括城市工业在内的同类企业进入。目前尤其要利用“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的契机,吸引城市大工业,进一步使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逐步扩大园区规模,并逐步完善园区的相关配套设施,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待建的工业园区要按产业集群发展合理规划,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以增强对相关企业的吸引力,不断吸引相关企业的聚集,壮大产业集群的规模。其次,对现有产业集群进行内部整合。目前,辽宁农村工业产业集群多为传统产业的小企业的聚集,技术装备相对落后,技术层次偏低,创新能力较差,企业集群内部组织化程度不高,同业无序竞争现象严重,制约了集群升级。因此,有必要进行整合,明确内部分工,促进产业集群向更高层次转变,即由小企业集群内的水平分工协作,转变为由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垂直分工协作,建立多层次协作体系,同时提高产品档次,增强集群竞争力。第三,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对农村工业产业集群来说,创新战略不一定是原始创新,可以因地制宜,采取注重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战略。有些项目的技术创新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不是单个企业所能完成的,要通过协作才能取得成效。因此,应提高科技园区内企业间的业务关联性,建立良好的合作与互动机制,同时,发挥集群内大企业的领头作用,集中力量,进行关键技术的创新,以整体的合力获取个体所无法实现的协同效应。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决策者的大多数选择总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最有效的市场应该是完全理性的市场，而完全理性市场是建立在决策者行为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基础上的。很显然，这种完全理性市场是不存在的。面对不完全的信息和不完全的理性，每一个决策者都不可避免地或大或小的承担着信用风险，既然信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选择就只能是正确并充分地估计和测算它的影响和损失，以求得风险的有效防范和化解。信用包括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无论是信用意识，还是信用能力，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都需要交易对手去分析辨别，这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信用制度的核心作用，就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用风险。面对农村资金需求呈现的分散性、周期长、不易监督等特点，农村信用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契约主体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和权利主体，有选择交易对象的自由，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进行价值比较、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其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这是无可厚非的。涉农金融机构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其整体看仍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独立法人，面对高度分散经营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其交易成本极高，加上担保、保险缺失，贷款利率还无法完全实现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也就无法补偿其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当涉农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不能享受政府的特别关照时，面对巨大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其支农积极性如何可以预见。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充分发挥其评价功能，挖掘其价值发现和信用工具创造功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增加“三农”领域对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资金的吸引力，有效增加农村金融资金供给，才能有效推动农村金融创新，进而解决农村贷款难题，否则纯粹靠行政行为或有限的财政奖励或贴息政策，很难真正解决农村融资难题，更难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信用制度是整个社会信用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钟献兵、潘华(2004)认为，建设社会信用制度，需要清晰产权以增强信用制度的内部力量，加强法制建设和利益机制以强化信用机制的外部制约，再辅之以道德教育和信用宣传，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的扶持和管理。魏文静(2011)认为，信用制度作为约束人们信用交易活动及其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构成;正式约束主要有信用的法律法规、信用管理制度等，非正式约束主要有传统道德方面的信用观念、习俗和习惯等，实施机制主要有信用监督、约束和奖惩制等;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与统一才构成完整的信用制度框架。虽然目前大部份研究对信用制度表述不同，但基本框架趋于一致，即都强调需要建立信用监督机制、信用管理机制，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培育信用中介机构。
二、农村金融创新与农业产业化
农村金融创新滞后的直接原因是农村信用制度安排的缺失，根本原因还在于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基于农村信用制度推动农村金融创新，除了通过完善信用制度为金融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外，更核心的功能在于通过信用制度的契约安排，充分运用信用制度的价值发现和信用工具创造功能，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进而形成经济与金融的互促发展。从农业生产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尽管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的看法仍未完全统一，但大多数学者均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要求农、工、贸、科一体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户、企业、合作组织等各经济主体集合资源结成共赢的利益主体，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整合成一个产业系统(程志强，2012)。不难看出，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关于产业链联接的系列契约结合，而其具体的经营模式实际上是这些契约的表现形式，这些契约的缔结和可持续运转，离不开健全的农村信用制度保障。周立群、曹利群(2002)认为，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系列契约，可以分为要素契约和商品契约两类:要素契约表现为土地租赁企业先租用农户现有的土地使用权，再把依附于土地上的农民转变为产业化工人;商品契约则表现为订单农业，企业与农户签订合同，依照合同收购农产品，甚至包括产前、产中配套服务和规范标准。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的农业产业化应该选择要素契约模式还是商品契约模式存在争论，但无论哪种模式，都要求构建一种产业链的联结，都需要在信用制度上作出安排，只是要素契约模式涉及密集的农地整合即农村土地流转，在我国现有土地制度安排下，对信用制度的依赖程度更高。自2002年我国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来，各地对推进以农村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些探索为解决农村资金需求者抵押物缺失和推进农村金融创新提供了很多经验模式，例如成都模式、枣庄模式、潍坊模式等。这些模式的共同点在于，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农村资产产权，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自有房屋所有权、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资产使用权等，核心安排在于农村土地流转，路径主要是明确产权、建立产权交易中心，保障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目的是使农村资产成为能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对象，有效解决农村贷款抵押难的问题，在农村投融资机制方面进行创新，推进农业规模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指出，要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地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户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从全国各地探索的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看，主要有个体农户主导、村集体主导和中介组织主导型。无论哪种方式，都有金融机构的参与，只是介入程度深浅不一而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前的中介组织主要为农户自愿联合或政府出面搭建而成，目前在部分地区则出现金融机构直接作为中介组织主导农地流转，主要操作方式为，商业信托公司先租用农户土地使用权，然后将流转成片的土地出租给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企业把原来依附于土地上的农民变成企业工人。金融机构作为中介组织主导的农地流转方式，是一种典型的要素契约模式，对信用制度依赖程度较高。因此，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两种模式来看，都对农村信用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要素契约模式因为涉及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村信用制度的需求更为强烈，这种对信用制度的需求，实际上表现为一种金融需求，也为农村金融创新提供了选择方向和基本前提。
三、民间资本与农村金融创新
对现阶段及将来较长时期农村金融需求进行分析是发挥农村金融功能、进行农村金融创新的基本前提。杨德平(2012)等学者通过对文献梳理发现，尽管众多学者对农村金融需求研究的角度、观点各异，但基本都认为农村金融需求包含地方政府(主要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企业和农户三大主体。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需要特殊的金融安排，本文没有进行讨论(尽管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对这一领域的金融创新也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而是重点关注农村企业和农户的金融需求。从笔者对100户农户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户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需求通过金融机构的小额信用贷款和惠农卡等方式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满足和基本满足占比67%)，缺口部份主要靠亲朋好友周转和民间借贷解决;至于农户生活、助学、医疗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我们将其归于另一类，这里没有讨论。而对20户农业产业化企业、合作组织和种养殖大户的调查显示，他们的金融需求缺口较大，且普遍存在民间融资行为(占比95%)。调查显示，尽管民间融资利率偏高，但偿还率却比较高，主要原因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非经济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论正规金融还是民间融资，对企业而言都是获取资金的途径，或者说都是一种社会资本。林丽琼(2012)认为网络、信任、规范是企业社会资本的三大元素，其中信任是最为重要的元素。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其作用力不仅仅局限于正规金融，而是涉及利益主体利用其社会资本获取资源的各种行为。因此农村信用制度对农村金融创新的推动作用或者说农村金融创新的方向，也不仅仅局限于正规金融，应该从社会资本的范畴来统筹考虑。如何引导社会资本转变为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一直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大力发展社区类金融机构，而且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包括资本准入和机构准入)，形成民间资本与正规金融的错位竞争。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缺少合理的信用制度安排，这种错位竞争的定位极容易造成社区类金融机构与传统银行机构的趋同化，使其“官营化”特色突出而民间资本被边缘化，无法发挥民间资金在人缘、地缘方面的传统信用优势。如果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村信用制度的作用，从信用意识(主要从法人治理结构入手)和信用能力(主要从发起人资格和股本比例入手)两方面对社区类金融机构进行综合设计，按照社会资本的要求来整合正规金融与民间资本，才能形成正规金融和民间资本的优势互补———既充分发挥基于人缘、地缘构建的传统民间融资优势，又充分发挥正规金融的资金规模优势。而且，基于农村信用制度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不仅能使现行的社区类金融机构达到支农的设计初衷，还能引导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进行金融创新———即正规金融机构联合民间资本进行信用安排，专门针对某一社区、行业、村镇开展社区类金融服务。2013年5月云南省玉溪市成立的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具有社区类金融服务的基本要素和雏形———玉溪市工商业联合会和中国民生银行玉溪支行共同发起成立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促进会按照社区分类成立合作社(如玉溪市通海县蔬菜产业合作社)，社区内相关企业基于相互信任和自愿原则加入合作社，在一系列契约安排下抱团享受金融机构的社区类金融服务。截至10月底，已经有213户小微企业通过促进会获得2.72亿元信贷资金支持。但笔者调查显示，玉溪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的信用安排层级较低，缺乏完善的层级高的社会信用制度保障，为有效覆盖风险，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利率水平较高，额度有限(单户企业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同时，辖区内其他金融机构表示，在社会信用制度欠缺的情况下，是否开展类似的社区类金融服务创新还需要慎重考虑。因此，通过构建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引导正规金融和民间资金在农村发起设立社区类金融机构、鼓励正规金融联合民间信用在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类金融服务，形成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在“社区”范围内的优势融合，可能是解决农村资金需求主体尤其是农业产业化发展主体(企业、合作组织、种养殖大户)资金瓶颈的一种有效路径，也可能是农村金融创新的一种有效选择。
四、现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路径及效果分析
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是农村金融创新的基础条件，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对农村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进而对农村信用制度建立健全提出了新的方向。目前，农村信用体系还处于试点阶段，笔者对部分地区开展的试点进行了分析，希望基于这些分析能为构建适应农村金融创新的农村信用制度提供参考意见。多地开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充分考虑了对农户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的考核，评价系统采集了农户家庭基本情况、资产情况、收入情况、信用记录等信息，通过分配不同权重，计算农户的信用等级，据此评定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金融机构对不同级别的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给与不同条件的信贷优惠条件，同时，金融机构也在在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面进行创新。总体来看，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三方面的成效:一是通过大力宣传和评定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提高了农户信用意识，改善了农村信用环境，并初步建立起电子化农户信用档案;二是贷款产品和抵押物得到部分挖掘，丰富了农户信贷品种，林权抵押贷款发展迅速，动产抵质押贷款业务逐步开展;三是金融服务方式和对象上有了新变化，如加大了对农村青年创业的支持力度，促进了“公司+基地+农户”等支农模式的发展。目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更主要的功能还在于提高农民信用意识、评价农民的信用能力，要达到真正解决农民贷款困难、推动农村金融创新的目的，建立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价值发现和信用工具创造功能可以进一步充实，推动农村抵押物创新。农村抵押物缺失，关键原因在于农村产权制度不健全。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一个人与他人进行交易时建立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产权明确，经济主体才有独立的财产，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关系。虽然信用评级条件中考虑了农户的信用能力，将资产情况和收入情况纳入其中，并且分配了超过60%的权重，但涉农金融机构对这些指标体系认可度不高，因为尽管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拥有土地、房屋等大量资产，却由于农村产权边界不清、权属不明、法律关系错综复杂，阻止了农村生产要素的自然流动，使得这些资产无法转化为发展的资本，也无法变成金融机构能接受的抵押物。
(二)违约失信行为处置机制仍有较大改进空间。契约主体要尊重并执行契约规则，除了法律机制提供“威慑力”外，利益机制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违约责任制度，特别是违约金、赔偿金制度，是契约实现的最后一道保障机制。在农村，无论是信用贷款还是抵押担保贷款，一旦农户生产经营收入无法覆盖贷款本息出现违约，其能被金融机构追究违约责任的资产，主要还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自有住房，而这些都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体制框架下，金融机构无法对农户的这些权利和资产进行处置，利益补偿机制无法兑现。
(三)增强信用体系实效性以提高各参与主体积极性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由于抵押担保难以落实，农民、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难以从信用体系建设中得到明显实效，相关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涉农金融机构虽然积极响应，但在金融创新方面意愿不高，其他金融资源如担保、保险和民间资金等对进入“三农”领域仍举步不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体推进和实施效果。
(四)参与金融组织主要为人民银行和涉农金融机构，对其他金融机构考虑较少，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未考虑其中，非正规金融组织被排除在外，降低了农村信用体系的全面性和使用范围。
(五)对农村信用监管体系和中介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方面尚待补充。
五、构建农村信用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创新
农村信用制度是整个社会信用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框架的构建思路跟社会信用制度基本一致，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如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也使得农村信用制度需要赋予更多的目的诉求。因此，基于现行试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构建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并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创新的农村信用制度，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紧扣农村产权改革，围绕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等为核心的农村产权清晰工作调整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指标设计和权重分配，探索在农业用地、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农民自住房、林权、水权和其他农村集体资产抵押、担保、转让等方面做出具体金融支持措施安排，引导和推动农村投融资机制创新。
(二)构建信用监督机制和利益机制，发展信用中介机构。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体系，构建统一的信用监督机制和利益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执法机关、金融机构、信用中介机构及社会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及个人对信用行为的监督作用，并通过利益机制严惩信用犯罪，设置预防性制度规范信用行为。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的扶持和管理，发挥其评价和监督作用，规范其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
(三)依托现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农户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为推进农村金融创新提供管理基础。充分发挥农户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在提供信用评价、简化贷款手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处罚失信行为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执法机关、金融机构、信用中介机构及社会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及个人对信用行为的监督作用。
(四)丰富农村信用制度建设参与主体，充分发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作用加大研究力度，降低农村金融组织进入门槛，引导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民间资本参与农村信用制度建设。
(五)突出农村信用制度建设的征信宣传作用。加大农村地区的征信知识宣传力度和金融知识普及力度，多种途径普及金融知识和信用知识。金融机构应设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将信用管理贯穿于客户开发、贷前审查、授信管理、贷后管理、贷款回收等信用交易的全过程，通过业务办理宣传征信知识。
六、结论
从农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在于农业产业化发展，无论是构建产、供、销、科产业化集合系统，还是实现农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都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诉求。同时，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系列要素，都建立在契约安排基础之上，加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特殊性，也就对农村信用制度有了新的要求，而且这种符合农业发展方向要求的农村信用制度，同时还是农村金融创新的前提和制度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基于全国各地试点开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调整制度设计，在充分发挥其评价功能的同时，重点考虑其价值发现和信用工具创造功能，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吸引各主体主动参与制度建设，形成一个监管到位、制度完善、主体丰富、服务全面的农村信用制度，进而持续有效地推动农村金融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一)丰富农村金融体系，融合正规金融和民间资金，大力发展社区类金融，包括组建社区类金融机构(组织)和开展社区类金融服务等。
(二)围绕农村用地流转这一核心，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等农村产权为重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推动农村投融资机制创新。
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
吉林省吉林市东福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带动大荒地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大米加工企业。近几年来，大荒地村以东福米业公司为主体，组建了粮油贸易、神农庄园、神农酒庄、神农养殖基地、小额贷款、农机服务中心为一体的集团公司。
吉林市东福米业公司总经理刘延峰告诉笔者，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高端大米的生产与加工，为了确保粮源品质，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建设绿色稻米种植基地。公司把全村1300公顷的土地流转过来，全部建成了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大大提升了一产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提升了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辐射带动近8000户农民发展订单农业。公司引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稻米生产线，从单收单储、生产加工到低温冷藏，严格规范产品质量各个环节。东福公司注册的“大荒地”商标，2014年初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公司还在大荒地村建起吉林神农温泉度假村，包括农业博物馆、农业观光园、温泉游泳馆、神农宾馆和仿古王爷府等。神农庄园被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认定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专家认为，农产品加工业具有天然的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特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能够有效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实现农业多层次增值增效，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不可或缺的核心性支柱，更是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的关键性环节。众多数据分析表明，粮油薯经过加工可增值2至4倍，畜牧水产品经过加工可增值3至4倍，果品蔬菜经过加工更是可增值5至10倍，产业效益倍增，产品种类增多，农产品原料综合利用率全面提升，提高了农业产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但是，我国农产品加工水平与国外还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率只有55%，而发达国家是80%，相差25个百分点。其中果品加工率只有10%，世界水平是30%，低20个百分点；肉类加工率只有17%，更是低于发达国家60%水平的43个百分点。
为了切实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融合发展水平，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等单位日前发起成立全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联盟。“@将有助于把政府与产业界、顶层设计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协同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民持续较快增收，有助于形成农产品加工业的‘航母’效应，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又好又快发展。”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表示。
激发农村创业创新热情
黑龙江五常市是优质水稻主产区，大米加工业比较发达。五常市五常镇远景村博远种植养殖合作社有1万多亩优质水稻种植基地。从2007年以来，围绕着水稻建立生态循环产业链，发展大米加工业，建立养鸡场，利用稻壳和鸡粪制作有机肥料，再施到稻田里。“这样，就逐步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当地农民500人实现了就业。”合作社技术指导赵淑敏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能够引导农户按照加工和市场需求组织生产，打造了农民就业增收新模式。据统计，2015年农产品加工业吸纳3000多万人就业，其中70%以上是农民，农民人均收入的9%以上是来自农产品加工业的工资性收入，加上关联产业比重则更大。据有关部门测算，农业与加工业产值比值每增加0.1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农民人均增收193元，每增加亿元加工营业收入就可吸纳96人就业，明显高于工业。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有利于引领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既与农业血脉相连，又与工商业密不可分，能够带动上下关联产业的发展，带动众多小微企业共同成长，扩大农村就业，也利于从更广阔的领域激发农村创业创新热情，加速新业态新模式的孵化成长，是农民增收的“稳定器”、新农民的“孵化器”、调结构的“转化器”和三次产业融合的“链接器”。
目前，农产品加工业、农民创业创新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据统计，2016年1至9月，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5万亿元，同比增长4.7%，比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高1.0个百分点。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已超过450万，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亮点。
随着农村创业人数越来越多，创业新热潮正在形成。据农业部抽样分析，80%的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领域都是农村产业融合项目，创业领域逐步覆盖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经营、特色工艺产业等，创办的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并呈现出融合互动、竞相发展的趋势。
建立融合发展长效机制
当前农产品加工业面临着满足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和经济下行压力，存在着用地融资难度加大、运营成本上升较快、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等诸多困难和问题。
而且，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产业之间互联互通性不强，从事生产的不从事加工、物流、销售，从事加工的不从事生产，从事物流、销售的不从事生产、加工；大宗农产品的产业链、价值链实现不充分，走不出“种来种去、养来养去、多了多了、少了少了”的怪圈。
专家认为，要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要有相应的组织载体和融合模式，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要积极发展股份合作制、合作制、股份制等组织形式，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大力发展股份合作制组织形式，形成产权清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机制灵活的制度安排，以适用于农业农村多种多样的生产经营活动。鼓励发展股份制组织形式，发挥其适应市场、要素集中、权责明确、运营有效的作用。
要积极探索各种融合模式，让农民参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过程。探索发展农户+合作社+加工流通企业的模式。积极支持龙头企业向前延伸建设标准化原料基地，向后延伸建物流配送和市场营销体系，探索发展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将集中连片的原料基地、加工园区和物流配送基地链接在一起，发展区域性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示范区。
缘起：对农村文化的
持续关注和热情
对山西省农村文化产业的研究，正是近年来吕梁民进的一项主要课题。在对山西省农村文化产业的社会背景、产业性质、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形成初步认识的基础上，他们以吕梁市农村文化产业为观测点，把吕梁农村文化产业现状的科学调查作为基础，深入思考，比较研究，力图把握农村文化产业的规律与性质，分析山西省农村文化产业目前存在的共性问题，为山西省农村文化产业政策的制订以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建议和参考。
吕梁市是农村文化业态大市，近年发展势头强盛，增长速率惊人。吕梁全市拥有各类文物古迹5014处，包括古文化遗址350余处，古墓葬331处，古建筑2117处，石刻1325处，石窟寺23处。其中有以石楼商周青铜器和柳林高宏遗址为代表的北方边陲重镇的方国文化；有以山西特殊文化品种――离石汉画像石为代表的墓葬文化；有以柳林盘子会、三交古镇、临县碛口古镇为代表的古镇商贸文化；有以岚县供会、骡马溜蹄会为代表的民俗文化。这些都是数千年以来，吕梁历史文化的宝贵积淀，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为当地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在全省相关产业具有一定的典型与示范意义。
在多年的调研中，吕梁民进发现，这些年来，全社会保护民间文化资源的意识正在不断增强，但是，农村文化资源的自然流失却仍然触目惊心。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观念正在逐步淡化，原有的生活习俗正在改变，特别是一些身怀绝技的民间艺术家也正在逐步走向消亡，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现实问题，如果不能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如果不及时加大力度予以保护抢救，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一笔不可复得的宝贵财富，就会失去一大优势，失去现代文化建设的基础，也将失去赖以发展的一大生产力。
2012年，民进山西省委会在山西民进各地方组织中征集社会发展调研课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吕梁民进文体专委会承揽了关于山西省农村文化研究的项目。一年之中，他们多次下乡，实地调查，掌握数据，了解情况，以吕梁农村文化发展为中心，争取获得第一手资料，取得调查研究的科学成果，为保护和弘扬三晋文化献计出力。经过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提出在山西省资源充分地区，将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为支柱产业。
内容：调整和优化农村文化
产业布局
山西省是我国的北方大省，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评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多个类别。在已评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手工艺、乡村旅游等农村文化产业资源占有很大比重，广泛分布于全省诸多地区。
面对丰富的产业资源，调整和优化农村文化产业布局，应该在全面梳理农村文化产业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各地区手工艺和乡村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确立各地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确保全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布局的合理规划。
合理规划全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布局，以吕梁市为例，加快吕梁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要合理规划手工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布局，突出各地的手工艺资源、乡村旅游资源优势。
优化吕梁农村手工文化产业区域布局，应确立的发展重点是：利用交城县、文水县的自然资源和靠近省城的优势，大力发展生态休闲娱乐业。方山北武当山旅游项目要进一步做大做强，成为全市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进行红色旅游资源整合，推动全市红色旅游业的发展。对文水刘胡兰纪念馆、石楼东征纪念馆、四八烈士纪念馆、交口东征指挥部旧址等红色旅游基地进行改造。
继续推进“汾酒艺术节”、“吕梁红枣节”等节庆活动举办水平的提高和外界影响的扩大。支持中阳县主办中阳剪纸艺术节，柳林县举办柳林盘子会文化节和“第二个农业文化旅游节”，岚县举办“岚县面塑艺术节”，方山县举办“北武当山春游庙会暨桃花节”，交城县举办“卦山端午庙会”和“玄中寺庙会”等。不断探索，调整重点，扶持其中有潜力的节庆活动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和国际上有文化影响力的大型活动。
加快山西省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应突出各地农村文化资源的特色与优势，扬长避短，尽快形成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产业格局，在区域范围内逐步形成具有竞争优势与地方特色的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
延伸：科学开发农村文化资源
吕梁民进还建议，以现代生活方式整合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新产品。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情感价值、艺术价值等多重精神属性，符合现代都市文化消费的需求。应倡导专业设计人群介入农村文化产业的现代产品开发，以现代设计创新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产品的有效转型，积极进入国际国内文化市场，融入现代生活。
山西省农村手工文化产业产品现状，以吕梁市为例，文化资源的特点及开发利用状况为：文化产业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局面。文化旅游业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发展缓慢。由于全市文化旅游资源地处偏远，开发困难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所以目前大多数资源仍处于待开发或初步开发阶段，只有在交通和景区开发完备的前提下，扩大宣传力度，发展前景还是很好的。民间艺术资源开发企业规模小，市场竞争能力弱。现有几家民间艺术开发企业，基本上还停留在家庭作坊阶段，产品缺乏竞争力，市场开拓能力弱，经济效益差。
总体看来，山西省农村手工文化产业产品创新已经取得了突出成果，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产品开发深度不够，创意性不足，中低档产品较多。建议结合市场需求，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增加产品丰富性，同时也应留意高档产品对市场的占有力度。
设计研发参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创新，建立产品创新机制，产品的成功转型与设计开发是生产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的根本。将农村文化产业打造成为区域的支柱产业，首先需要建立产品创新机制。应将大学、专业院校、科研机构的相关设计人员引入农村文化产业项目，同时在相关院校设立行业科技研发中心，建立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孵化器与助推器。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尝试机制建设：首先，政府为农村手工文化产业搭建产、学、研服务平台，将政府、学术机构与农民联系起来；其次，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以科研经费、建立农村文化产业服务体系等形式鼓励、推动、督促学术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文化产业研发，为农民服务；再次，在全面启动、培育产品研发意识的基础上，鼓励农民积极寻求策划公司、设计公司的创新服务，政府给予一定程度的创新补贴，逐渐完善农村文化产业创新开发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