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2-29 16:27:2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区现代化治理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social marketability and the modernized fast development, the community autonomous already became one important way which the community develops, but the community autonomous emphasis realizes community's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community citizens participation start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with the social modernization, the urbanization cannot separate. However, in the modern city community, community's citizens participation also has like this such problem, these questions and the transition period social structure and appears the social question is close related, our country city community citizens participation realize truly also have heavy responsibilities.
关键词:转型社区治理公民参与
Key word:Reforming The community governs the citizen to participation
一、概念及背景
在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社区治理和社区公民参与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话语。那么它们的概念和定位是什么呢?广义的“社区治理”是指社区与国家和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社会互动方式。①而对于社区参与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多内大多数研究者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它是指社区成员自觉自愿地参加社区各种公共活动或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运作,影响社区权力运作,分享社区建设成果的行为和过程。在我国的城市社区发展建设中,实现社区自治式的社区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而社区自治的主体就是社区公民,社区自治的实现需要真正地实现社区公民参与。城市社区公民参与的兴起和提倡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和城市化是紧密联系的。
从宏观角度来看,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我国城市的“单位制”社区开始瓦解,逐渐开始向社区制转变,社区就像一个小型的“社会”,逐渐成为介于政府和家庭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而社区缓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从微观的角度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居民不仅在物质生活和生活质量上的要求提高,同时对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在日益增长。
二、发展中呈现的问题浅析
尽管公民参与在社区中兴起并成为社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各种类型的社区内的公民参与发展程度事实上是参差不齐的。一般说来,在单位型社区和处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的居民参与度较低,而在一些新型的商品房小区里的社区居民参与度则相对较高。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单位型小区的居民由于习惯了传统的纵向管理,因此,人们对于社区治理和社区参与的理解更多地带有自上而下的参与取向。而处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居民通常来说是由郊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组成,这类社区由于社区的发育程度较低,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因此,人们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意识并不强烈。而在新型社区里的居民由于有较好的收入,参与意识较强,且具备参与的能力,因此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较前两者高。但是随着“单位型”社区的功能的逐渐弱化、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转向“社会人”,以及现代化的发展,单位型社区和处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的公民参与程度会逐渐地提高,而目前社区参与的不同发展程度正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从城市社区组织来看,在社区内通常存在着纵向组织和横向组织两种参与取向的组织。尽管在许多城市社区中,业主委员会、中介服务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横向组织进入社区大大地推动了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但是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纵向组织作为政府在社区的代言人,在很多社区中仍然在发挥主导作用。这种社区的居民参与依然表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参与取向,所谓的“参与”只是一种政府动员、推动下的被动的参与,并没有发挥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实现自治的真正作用。
三、小结
上述问题仅仅是从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社会内组织发展以及社区外来人口在社区参与上的困难来说的。事实上,在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意识、参与渠道、社会资本、政府和社区的回应度及效率等都是影响社区参与的因素。这些影响因素都造成了我国社区公民参与社区自治的不同程度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体现社区居民在参与主体参与意识的薄弱以及参与体制的不完善导致的参与层次低。可见,我国要在城市社区的发展中实现真正的社区公民参与还任重而道远。在我国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在社区现代治理的进程中推进公民参与仍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这一进程不仅仅有赖于人们观念的变革,更有赖于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化。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和谐社会；大学生；社会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断向实践渗透，并与实践紧密结合，以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向实践转向成为一个新的课题。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内在地要求理论本身要具有实践解释能力和可操作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迎接21世纪信息时代和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的挑战，就必须深入到新阶段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世界，结合时代和实践发展境况，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参与能力，从而实现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理论与实践维度
实践转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要求。“真正的理论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1]，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经济社会的深层改革和战略发展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缘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其进行深度剖析。
（一）理论之维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内涵的深化与拓展，需要一系列相关理论的支撑和依托，而的交往实践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观和价值观建构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理论之维。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而“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在唯物史观的视野里，实践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外显方式，人在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了对象化世界，建构了主体间的交往共同体，并在其中的实践活动中以一定的形式形成了主体间的交往关系，生成了以客体为基础、以主体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以交往实践理论为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突破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范式实现实践转向，搭建平台让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其在实践中寻找理论知识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和融合点，既能增强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和时效性，又提升学生的交往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实践观认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目的、发展动力和检验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种理论教育，理论教育植根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应该回归实践，在实践中检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特质的内在规定，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观的基本点。
同时，“理论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 换言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说服人”，使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最大化，必须紧紧抓住人本身。而从事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集中体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理论教育，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为实践价值，即必须从人的需要出发并能指导人的实践，这客观上要求理论教育必须与实践有机结合，避免空洞和抽象，使理论教育的价值在实践中实现和检验，增强针对性、吸引力和有效性。换言之，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必然要求。
（二）实践之维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重要一维，它的发展是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的，并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和人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不仅有深层的理论渊源和依据，同时也有深刻的现实依据和坚实的实践据点，即：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目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升级。这有机统一的系列实践活动和目标建构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实践之维。
人是实践手段与目的的有机统一体，青年大学生是我国的人才宝库，是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和潜在推动者，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人力资源和潜在人力资本。因而，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和目标，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加大理论的宣传和解释力度，另一方面则要为受教育主体搭建实践平台，建构实践模式，让大学生投身到社会建设中，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理论的实践参与能力，从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使青年大学生在推进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实践中寻找动力源，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转化为青年大学生的自觉行动，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得以充分诠释和实现。
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三个模式
高校打造三大实践平台，即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和志愿服务平台，建构虚拟环境中的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和现代公民文化环境中的结构性互动模式,使高校大学生在与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成长发展、服务社区建设和增强现代公民意识中实现自我提升的同时助推社会管理的创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最大限度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一）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建构虚拟环境中的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
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是网络时代虚拟空间和虚拟社会中的主力军，团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教育厅打造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该平台以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学习为切入点，高校大学生以学习助理的身份参与新生代农民工“圆梦”计划人才培养工程，满足新时期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发展诉求。大学生担任学习助理使大学生由现实大学校园中单纯的受教育者转变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理论教育者和学习管理者和服务者。大学生通过邮件、QQ、微博、手机等各种新媒体手段，加强与“圆梦”计划学员的交流沟通，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员良好的思想道德、职业道德和心理品质，同时激励“圆梦计划”学员自立自强、奋发向上，完成学业。
大学生参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发展的“圆梦”计划，客观上要求大学生自身必须具有较广博的学识、较深厚的理论积累和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方能胜任“学习助理”一职。学工成长发展联合阵线使大学生在身份转变和角色变换中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并在协助导师和班主任开展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在与新生代农民工互动中真切地了解新阶段的社情和民情，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问题中提升自我，这是网络时代大学生与新生代农民工打造的成长发展联合阵线，是虚拟环境中教育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也是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有效模式之一。
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两大最为活跃、最有生机和活力的青年群体，加强这两大群体的教育、引导、管理和服务、满足他们成长发展诉求，不仅是现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和谐社会视域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课题。学工成长发展联合阵线作为虚拟环境中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为以上两个课题的研究找到了接洽点，也使大学生和新时代农民工作为教育主体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在实践中培养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感、有影响力的“四有”青年，建构教育主体间的互动模式,在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和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同时培养和塑造两大青年群体。
（二）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建构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
社区是与千家万户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基层之一，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贯穿于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没有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的和谐与稳定。然而，由于社区工作繁杂，人力不足和人员素质偏低等因素，社区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现状与人民群众的理想诉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之一是高校与社区合作，打造在校大学生社会挂职平台，建立大学生社区挂职机制，让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提高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推动基层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建构的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一方面可以使大学生这一受教育主体在校园里接受教师的理论教育，提高理论修养，为实践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社区接受社区工作人员的实践指导，并在服务社区、服务群众中真切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同时，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在为大学生答疑解惑中求进，甚至和学生共同研究和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共同思考和探讨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和谐社区的构建，使教育主体与受教育主体之间、教育主体之间、受教育主体之间这多元主体在管理和服务社区的实践中形成能动的多维双向互动关系，使高校大学生在推动和谐社区建设中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
（三）志愿服务平台：建构现代公民文化环境中的结构性互动模式
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5] 国家理论认为，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6] 而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个人、团体和社会组织则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公民意识的人，不太可能成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缺乏公民意识的民众也难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需要培育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文化的人才。
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出现根本转变，包括群体利益、社会关系、社会规范、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全方位变化，同时也还有社会系统的序变，这一系列的根本转变将会扩大政府与市场无法触及、需要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这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新课题的同时也为塑造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识提供了契机，后者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民众的志愿精神外化的志愿服务行动，即民众树立包容发展理念，重视共建共享、文明传承，自愿承担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准则的社会责任，这也恰恰是和谐社会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之一。
志愿（义务）服务是个人多方面多领域社会参与、志愿无偿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是现代公民社会参与的基本方式，是自愿承担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准则的社会责任的行为。高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老人服务、帮教服务、城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等领域为政府和社会团体提供无偿服务，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有效模式，也是和谐社会视域下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有效模式。
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奉献社会、丰富生活体验、提升自我”的过程中“传递爱心，传播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进步”，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在提升自我的同时提升社会成员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社会凝聚力，从社会心理和公民文化上培育学生的现代素质，使具有现代意识的大学生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人才基础。因此，大学生志愿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开发现代公民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结构性互动。
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三个模式彰显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时效性和实效性，即大学生在参与新阶段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认知，并在提升自我的过程中助推和谐社会的构建，使人（大学生）与社会得以协调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3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252.
互联网+形成的是一个大网络，被服务的节点却是一个个小个体。这些小个体有时似涓涓细流，有时又如波涛骇浪。如何有序引导，推动良性治理，是互联网时代下的一个新课题。追本溯源，小个体既是社会治理的服务对象，也是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因此要重视这些小微主体的参与功能，树立小微治理的发展思路。
我们正在不断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过渡，也一直在推动“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实现善治，是各级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当今社会，多样化需求不断增长，以多元主体提供的多元供给来应对多样需求的趋势正在逐渐显现，微公益、微治理就是多元参与的一个重要表现。小和微能接地气，小和微亦能落地。因此，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构建大格局，更要关注小和微。
精准扶贫就是政府微治理模式的一个体现。何为精准？即为精准识别、精准服务和精准管理。要实现精准，除应具备统筹安排的大局思维以外，更多应该明确微观思维主导下的服务定位和服务供给，即微观其需，助其自助。精准扶贫，要求各方各司其职，各定其位，点对点，一帮一，这是政府精细化服务的具体表现，这也要求政府要由原来政府主导型的简单给予，逐步转变为以救助个体需求为导向的精准支持，其服务特点也由原来的平均主义计划性转变为精准主义市场性。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以尊重受助个体为核心的微治理将逐步推开。即使在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后也势必会面临个性化的社群需求，而微治理则能在互联网支持下为此实现精准化的服务供给。
座谈会由《基础教育参考》杂志主编陈海东主持，教育部教育管理中心主任展涛和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狄涛致欢迎辞，其后与会嘉宾踊跃发言，分享了他们各自在促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完善当前基础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思考、做法与建议。现将发言要点集萃如下。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要在教育法的建设和督导方面下大力气。
基础教育的改革，应当加强政府责任，而不仅仅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因为它已经从一种行业行为转变为民生大事，转变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是让人民满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要想做好这件事，应该在教育法的建设，特别是学校法，和督导方面下更大的气力。
第一，基础教育的发展中面临的最为首要的问题，就在于目前的法制建设不全面。《学校法》一直没有出台，甚至在短期内还不能出台。我觉得，这正是教育法制建设方面一些僵化的体制导致的。缺乏为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法定的标准，必然影响深入发展，因此，应当努力推进这项工作。
第二，加强督导工作非常重要。在督导条例出台以前，地方上的督导比较薄弱，各种问题都没能通过督导这个渠道及时地反应上来。事实上，督导肩负着帮助政府和民众来促进学校规范发展的任务，只有健全相关法律，督导才能有充分的依据，从而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这次督导条例出台后，教育督导机构应从教育主管部门转移到人大这个体系，这样能够帮助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政府更超脱、更有效、更得力、更方便地解决教育体制中的实际问题。
尽管在基础教育或者义务教育这方面的治理确实比较复杂，牵涉面很广，但如果通过法制建设，规范各方面的责权利，一些长期解决不好的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孟繁华（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综合改革的落脚点应聚焦在转变教育发展范式上。
第一，教育治理是区别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教育治理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复合化、治理手段多样化和治理目的重视价值理性几个特征。现代社会对人的观念经历了以人为成本、以人为资源和以人为本三个阶段。以人为本阶段自然就要求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的发展范式。
第二，从对教育效率的追求到对教育公平的追求，要求转变教育发展范式。应当摒弃那些以教育之名、行负教育之实的行为，基于教育公平的核心价值，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都在他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都在他天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展。
第三，作为治理体系下的教育实践的学习共同体，强调师生之间通过积极的合作与平等的对话，强调多元参与、共同完成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我们的社会必将成为学习型社会，这一社会也必将由无数学习共同体构成，这些共同体将会在更广泛的视域下为知识的获得与创新开辟新的路径。
李永生（北京市门头沟区教委主任）： 八项改革综合推动门头沟区学校治理现代化建设。
一是破除干部终身制，实施“干部任期制”。 二是破除学校副校级干部教委任命制，实施“逐层岗位竞聘制”。 三是破除干部选拔论资排辈制度，鼓励年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四是破除学校传统的教师任用制度，实施教职工竞聘上岗制，变教师“单位人”为“系统人”。五是破除教职工传统的劳动分配制度，实施岗位绩效制，实现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六是破除“九龙治水”的教研体制，实现教师进修学校“研训一体”，探索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七是破除单一行政督导体制，建立教育日常巡视制度。八是破除单一行政考核体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探索管办评分离机制。
钟灵（北京市丰台区教委副主任）：学校治理结构改革要特别关注四个“摆脱”。
在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学校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解放教育生产力，改善现在的教育生产关系，让我们的学校能够在更加适合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中，产生其自身内部的变革，从而真正实现教育质的提升。对于学校个体的内部而言，如何通过治理结构把内外环境和内外各种关联性更好地、科学地建立起来，有四个方面特别需要引起关注。
一是摆脱对教育的功利性追求，回归教育的育人性和社会性。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需要从教育思想的正本清源来入手，引领学校建立更加科学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只有价值判断非常清晰的学校，才可能在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过程中，达到促进每一个学生发展的目的。
二是摆脱学校治理中的官本位，改变以管理为核心、与现在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追求不相适应的学校治理结构，重新定位，实现教育者的价值而非管理者的价值。否则，学校的行政化必然使得办学思想和办学价值很难自主、科学地建立。
三是摆脱人治的不确定性，加强学校的民主治理。学校的均衡优质发展除了优秀的校长，更要从制度的层面进行设计。一方面，要放权给校长，让其行使应有的自主管理的权力；另一方面，要用制度约束校长，使之能够在民主的框架内合理地履行责任。
四是摆脱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不清晰，做到责、权、利的进一步明晰。实行管、办、评分离，不能一味地强调学校的办学自，而忽略了教育行政或者督导以及其他一些监督权力，从而形成更加科学的管理机制。
管杰（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校长）：方庄教育集群探索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
区域教育问题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对区域教育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随着丰台区在北京市率先进行教育集群发展模式改革试验，方庄教育集群成为北京市最早建立的教育集群。三年来，集群建设步步深入、不断升级，已经从最初的“抱团取暖”式的、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区域教育共同体，发展到以课程为中心的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又开始了以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改变区域教育结构为主要任务的现代化区域教育共同体建设，走过了一条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不断地走向成熟的道路，探索出了一种推进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李英（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教育局副局长）：着力城乡教育均衡，提升区域教育品质。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乡人口结构、城乡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影响着城乡教育的发展。四川省蒲江县围绕“城乡均衡、学有良教”发展目标，深入推进教育改革，不断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区域教育品质。
一是以“托管、领办”为办学试点，创新现代学校治理机制。二是以“联盟、集团”为发展路径，创新县域教育治理机制。三是以“法制、民主”为核心理念，创新学校内部治理机制。四是以“家庭、社区”为重要依托，创新社会教育治理机制。
余胜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教育信息化是现代学校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
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普及性，技术也在改变我们教育实施的生态环境，它将给我们关注的一些重大教育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信息化分三个阶段，从物的信息化到结构的信息化最后到人的信息化，逐层递阶，教育的信息化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从制度方面去努力推动信息化的发展，很多难以解决的教育问题或许都能得到解决。
周仁祥（贵州省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副主任）：信息化使得招生考试工作越来越简单。
基础教育治理要现代化，招生工作治理也要现代化。招生入学工作最基本的特点是制度化、信息化、标准化和流程化，这其中信息化是最基本的。基于现代化技术，招生机构能够将信息化作为基础来实现招生考试现代化。网上阅卷、网上录取、网上招生体现了规则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要实现教育公平这个目标，必然要求基础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治理现代化。
此外，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怡海分校校长史德志认为教育治理现代化就是用现代化的思想满足当代教育的发展需要。他结合自己近50年从事小学教育的丰富经历，介绍了北京怡海教育集团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发展；围绕怎样办好学的问题，着重论述了按教育规律办学这一学校治理改革的基础。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校长余晓灵把义务教育九年一贯制作为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提出应把高中示范校与初中彻底隔离分开。
江苏省口岸中学校长封留才赞成基础教育高中单设，并呼吁高中教育立法，并强调了学校管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农村空心化；人口空心化；农村社区建设；政策革新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103—04
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是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也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保障。然而，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外流所形成的空心化现象日渐突出，对农业生产、农村公共服务、村民自治以及乡村社会秩序等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农村社会整体性衰落与凋敝。这一状况严重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的良性发展，也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带来不利影响。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心之一，就是通过治理创新填充农村空心化，促进农村社区和谐、富裕和发展。
一、我国农村空心化的生成过程关于农村空心化概念，学界大体上形成三种认识：一是空间与聚落的空心化。主要从地理学或建筑学角度，解构农村居住习惯所带来的土地、空间、聚落的变化规律。如刘彦随为首的中国科学院课题组认为，农村空心化是由于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以及城镇化引发的“人走屋空”，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闲置废弃加剧的一种“外扩内空”的不良演化。①二是人口的空心化。将农村人口空心化看成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农村人口下降和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农村剩下的人口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独特现象。②这一研究将空心化的重心从地理空间和建筑转向人口，实际上是对不断加剧的农民外流现象的学术关切。三是经济社会与基础设施的空心化。这一研究对于空心化的认知更为综合和复杂，不是简单的居住空间和人口数量的变化，而是指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所导致乡村治理手段的匮乏以及乡村发展的困境。③
在笔者看来，对于我国农村空心化的认知，还必须采取历史和宏观的视野来加以审视，放在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加以把握。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掀开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新一页。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空心化问题也日益凸显。实际上，农村空心化是在我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驱动下，农村人口外流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基层民主乃至社会心理等方面出现的迟滞、弱化与退化现象。农村空心化不仅是农村居住空间与聚落的变化过程，也不仅是单纯的农村人口外流问题，它反映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衰落与凋敝的总体态势和基本格局。其具体生成机理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市场化促进社会流动加快。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传统户籍制度和单位体制出现松动，人们根据市场要素的分配规则寻求谋生、创业和发财的
收稿日期：2012—06—25
*基金项目：民政部2012年农村社区建设理论研究课题《农村“空心化”与社区建设》的主要成果。
作者简介：陈家喜，男，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深圳518060），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上海200433）。
刘王裔，男，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深圳518060）。机会。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凭借体力或者一技之长到城市中谋生，由此催生了“亦工亦农”的农民工群体。据统计，90年代初，我国农民工群体已达6000多万人。这一数字逐年增加，截至2011年已达2.5亿人以上。与此相对应，从1996年到2009年，农村人口从8.5亿下降到7.2亿，几乎以每年1千万人的速度在递减。
其二，工业化导致农民跨区域流动。我国工业化发展存在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较早接受外资进入，也较早进入工业化阶段，因此，农民工在流向上主要是向东部沿海大规模流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最主要的流入地。2010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分别为5810万和5065万，分别占全国农民工的24%和20.9%，同期西部地区农民工跨省务工比例高达59.1%。④这些数字意味着大批中西部农民抛妻别子、远赴他乡务工的现实，同时也造成原户籍所在地人口锐减的后果。
其三，城市化形成农村人口外流。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到2009年城市化率已达46.59%，城乡二元结构发生很大改观。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却未有太大变化，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从1996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处于持续上升趋势，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97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城乡收入差距达3.43∶1。⑤此外，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以及生活居住环境对于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促使他们背井离乡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综上所述，农村空心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农村人口减少的社会现象。我国农村空心化现象体现的是中国快速现代化所导致的农村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市场化改革推动社会流动束缚的解除，工业化带来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城市化加剧城乡差距的扩大，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农村空心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关键词：社会组织 社会治理 经验 启示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需要进行一系列观念的更新与重建，其中最主要的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构建一种适应市场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新型治理理念。只有真正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尊重各方各类利益诉求，才能认识和把握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与作用，带动社会治理方法和手段创新。社会组织对于提供服务，拓展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社区、乡村基层自治，践行新型社会治理理念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要树立社会化的理念，最大限度地依托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等治理主体，尊重自治，推动社会自律，使社会治理政府化转向社会治理社会化，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工作。
一、主要做法和经过
贵阳市观山湖区秉着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构建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三者良性互动的“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在实践中践行“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模式，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在缓解社会矛盾、融洽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功能，有组织地引导群防群治，构建社会和谐。
（一）落实发展政策，引导发展方向
贵阳市观山湖区通过深入调研，分类发展，倾斜政策，加大扶持等措施，重点发展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公益慈善、文化体育和自治维权等五类基本型社区社会组织。截止2015年12月，全区已登记注册社会组织共有79家，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58家，社会团体21家。平均每万人拥有1.6个社会组织。虽然没有超过江苏省现代民政示范区要求的每万人拥有8个的标准，但是全区社会组织业务范围覆盖敬老养老、幼儿教育、文体娱乐与艺术、社区卫生服务、助残助孤、志愿者服务、环保、社会工作等方面。
具体做法：一是降低准入门槛。通过广泛宣传，多层次开展相关业务培训，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观山湖区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园工作方案》和《观山湖区社会组织资金扶持办法（试行）》的要求，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视情继续适当放宽会员数量及开办资金要求，进一步简化手续。对备案组织已达到登记注册的协助其到民政局注册登记；二是扶持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深入各社区调研，指导基层挖掘社区好的服务项目，选好项目带头人，把项目社会组织化，对社会组织中开展活动好的从专项扶持资金给予支持。同时挖掘社区热心公益人士、骨干分子带头成立社区社会组织；三是积极开展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是社会组织生命力的源泉，我区注重引导各社会组织开展贴近居民、满足群众需要的各类活动；四是加大财政投入，对社会组织教育培训、活动开展、基地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支持，社会组织数量和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服务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二）实施公益创投，提升能力建设
2015年起贵阳市观山湖区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区公益创投实验活动，依托社区搭建平台，引导社会组织服务，通过创新机制、资金保障、培育与孵化等措施，助力初创期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通过公益项目为抓手，引导社会组织挖掘社区居民需求、设计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并逐步实施满足社区群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与此同时，以项目化管理为抓手，针对社会组织实施开展项目活动经验欠缺大多没有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支持，期望得到更多专业力量的指导的需求，贵阳市观山湖区组织专业社工与实施公益项目的组织对接，全程督导公益项目的活动策划、项目实施、效果评估等，促进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益项目顺利实现有关项目目标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专业化建设，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水平，扶持壮大初创期社会组织。
（三）凝聚社工力量，激发组织活力
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为解决。
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人才缺乏这一瓶颈，云龙区民政局采取多渠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培养建设社工人才队伍。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唤醒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治理功能。
一是提升现有社工队伍能力水平，促进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良性互动。不定期邀请专家、专业人员开展系列社工人才培训、社工户外素质拓展训练、建立成长支持小组等活动，提升现有社工队伍能力水平。组织社工人才与社会组织对接，参与社会组织活动，引导社工能把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运用到社会组织服务中，达到“发展社会工作，增强社工素养，提升服务水平”的目的。
二是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和社会组织团队成员、志愿者的专业化培训，积极引导他们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贵阳市观山湖区积极探索，把开展志愿服务与推进“三社联动”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志愿者注册管理、志愿服务信息收集、记载、保存机制、志愿服务星级评定与回馈激励机制、志愿服务记录信息化等各项制度。将社工与志愿者这两部分人力资源有效结合，实现互动合作，资源互补，以社会组织为平台，“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公益项目联动运作”的方式，推进社工、志愿者、社会组织在公益领域的深入合作，产生“1+1+1”大于3的效能，在全区引导形成了“专业社工引领志愿者、优秀志愿者组建公益性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共同开展社区公益服务”的良好局面。
三是引导优秀社工人才领办成立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理论和技巧服务于社会有需要人群和社区，创造最佳社会服务效益，推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专业化进程。
二、经验与启示
贵阳市观山湖区在实践中进行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践行新型社会治理理念，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初步形成了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格局，并探索出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指导，实施公益项目为抓手，达到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培育发展新的社会组织、培养一批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倡导公益和社会治理新理念的目的。
贵阳市观山湖区在2015年社会治理和群众工作满意度调查中，群众满意度达89.38%，同比增长0.74个百分点，位列全市第一。
由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依然面临一些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需要各方协力解决。同时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在民众的心里还不是很清晰，人们还需要一个认知、理解、接受到实践的过程。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不仅要增加社会组织的活动频率，还需加强社会治理理念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培育发展特色品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治理，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度等方面做进一步尝试。
通过从实际出发，贵阳市观山湖区结合实地调查分析，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反思不足，提出下一步发展建议，即：社会治理理念的教育宣传常态化，监管社会组织构成要素常态化，弘扬公益精神常态化，社会组织内部结构设计规范化，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现代化，培育自筹资金能力强的专业经济协会重点化。以明确理念、大胆设计、开拓创新、突出重点、鼓足精神、合法实践来规划新一轮社会组织的建设，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
随着“小政府、大服务”管理模式、“政社互动”的试行，政府逐步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社会组织的发展必将呈现前所未有的内生动力。社会组织扎根于社区的土壤，以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通过“三社联动”，倡导“以人为本，慈善为怀”的社会互助精神，增强全社会“助人、互助、自助”的公益意识，吸引社区居民更多的热情参与，树立了良好的道德风尚，以治理现代化助推和谐社会的构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
参考文献：
[1]郑琦.社会组织监管：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13（2）.
[2]吴津，毛力熊.公益组织培育新机制――公益组织孵化器研究[J].兰州学刊，2011.
1.机构设置更加合理。联合工作站与社区独立设置，联合工作站承担所有社区政府审批事项，一般由6名全科社工组成，集约化的办公保证的服务的准确、全面、高效；居委会承担所有政府审批事项以外的工作内容，一般由15-18名工作人员组成，不必设置窗口，工作人员基本都在出来流动中处理群众事务，零距离贴近群众服务，这样还避免了站居不分，很多工作交叉重叠在一起的现象。这种做法有效整合了社区公共资源，同时也充分释放人力、激发活力，促进了公共服务效能的提升和社区自治功能的回归。
2.服务更加科学高效。构建了“互联网+全科社工”的服务形式实现社区治理以及社区和网格信息“一次采集、多方共享”。联合工作站设置专门的区域负责信息采集工作，建立社区大数据，服务社区，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重复工作。
3. 服务更加精准便民。“全科社工”受理业务区分即办件、承诺件，杜绝来访居民“等待、再来、折腾”等现象，达到“居民手续齐全的业务即来即办、即办即走”的便民服务标准。
4.社工考核机制更加完善。对社工进行分级管理，对应着不同的岗位和薪资待遇，让社工有“奔头”，避免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
关键词：城中村；治理；临沂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129-02
随着近些年临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区规模快速扩张，部分村居逐步并入城区成为“城中村”。“城中村”给临沂市城市发展提供宝贵的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城中村”的治理改造成为社会稳定和谐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一、临沂市“城中村”治理现状
近年来，临沂市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出现了许多的“城中村”。临沂市的“城中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建城区范围内各村街，已被城市所包围，形成“城中村”。这些街村已成为城区的一部分，但在户籍、土地权属、经济组织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仍保留原农村模式，住户大多独门独院，土地利用率低，建筑密度大，村内道路狭窄，存在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出租房屋缺乏管理，外来人员多，存在社会治安问题；环境卫生、生活服务、绿化等各类配套设施不完善，居住条件差。另一类是由于新一轮城市规划，将新增加的“城中村”。城郊接合部的村庄，位于规划区内，但未完全纳入城市建设范畴，村民群居意识较强，生活方式接近农村。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村庄有可能成为新的“城中村”。
根据统一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定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旧城改造工作，把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治理作为优化城市发展布局，提升城市品位，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的大事、实事来抓，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意见（试行）》，《临沂市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发建设技术文件》等相关文件，保证城中村改造的规范运作。遵循大规划、高品位的城市建设理念，统一规划，确保了将“城中村”的治理与大临沂的城市建设紧密结合，不搞重复建设。
2003年以前，临沂市主要进行的是市区的旧村改造，由于资金等方面的原因“城中村”改造进展缓慢。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加快了“城中村”的改造治理，列入规划范围的村居有249个，其中已完成改造的“城中村”有64个，正在改造中的“城中村”有118个，累计拆除房屋面积1 710万平方米，新增安置房面积1 086万平方米。
二、临沂市“城中村”治理的特点
临沂市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极大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城市环境面貌，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摸索出了因地制宜，实施“城中村”改造的一些方法。
1.将“城中村”治理改造统一于大临沂的建设中
遵循大规划、高品位的城市建设理念，为确保城市建设的高标准、高档次，临沂市专门请来两院院士、国内城市规划的权威专家参与指导新一轮城市规划，结合临沂的自然、历史、地理、资源特点和发展前景，将城市定位为“鲁东南地区中心城市，全国性商贸物流中心之一，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滨水特色的宜居城市”。统一规划确保了将“城中村”的治理与大临沂的城市建设紧密结合，不搞重复建设。
2.因地制宜，实施“城中村”改造
在“城中村”改造工程的实施中，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分类实施、以点带面”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以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为龙头，在保障被拆迁群众利益的前提下，“拆一还一，先建后拆”；对企业搬迁的，实行先补后拆，城区内统一建设社区，实施成片区规模改造；在农村，采取填实“空心村”、合并建立中心村、建设统一社区（农民公寓）等模式进行改造。在改造的方式方法上，采用村居为主，自我改造；土地收储，政府改造；吸引外资，联合开发；以强带弱，共同发展等多种方法进行改造。
3.多种举措，妥善安置搬迁村民
“城中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端，但村民早已习惯，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改造后城市环境如何优美，街道如何整齐，而是更多地担心改造后失去赖以生存的房产和土地，害怕既不能保住自己原有的资产，又失去谋生的手段。因此，如何妥善安置搬迁村民，是市委市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在拆迁安置中，各级部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采取货币安置、还建安置、留地安置、养老保险安置、用地单位安置等多种形式做好群众安置工作。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妥善安置村民，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临沂市的“城中村”改造进展顺利。
三、关于临沂市“城中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当前，临沂市的“城中村”治理，主要是对“城中村”的建设改造，侧重的是统一的规划和拆迁重建工作。对于既定的旧城旧村改造任务中“促进旧村居和城中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变，使其成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及“村民”向市民转变的问题，所关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城中村”改造是一个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利用制度、集体资产处理、村民自建住宅政策、投融资体制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工程，改造的任务重，经济利益复杂，所需资金数额巨大。省内外一些大中城市在“城中村”改造中，已经探索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例如，珠海市对“城中村”进行拆除并安置村民，辅之以一些配套措施，吸引房地产公司参与旧村改造。广州市的“城中村”也成功完成了改制，都市农民成为公司股东，“城中村”撤销村委会，组成股份公司，按《公司法》经营原来集体企业与物业。借鉴这些经验，我们认为，临沂市在继续推进“城中村”治理的工作中，应更加注意以下方面：
1.加强“城中村”改造与城市社区建设相结合，促进“村民”向市民的转变
总结目前各地“城中村”改造的做法，要特别注意防止将“城中村”改造仅仅局限于房屋形态的改造，忽视“城中村”社会形态的改造。“城中村”不仅仅是一种房屋的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城中村”的治理就不仅仅是人们由平房搬进高楼大厦这么简单。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城市化更加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城中村”改造中树立长远眼光，注意在进行房屋改造的同时，尽可能实现社会形态的改造，使“城中村”更好地融入到城市整体中去，以实现“城中村”彻底的城市化。
首先，在“城中村”改造后的社区引入规范化、市场化、统一化的物业和社会管理方式，使“城中村”社会结构和管理实现现代化。临沂市在“城中村”改造中所实行的成片开发，即合并组建大型社区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这一做法为改造后实现社会结构与管理现代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其次，通过大力开展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服务等工作，从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区管理等方面彻底把“城中村”居民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使“城中村”居民彻底告别旧有的生活方式，走进现代城市文明社区，成为真正的城市人。
2.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与注重民生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
在加快城市建设过程中，必须“以人为本”，善解民意，善待百姓。治理“城中村”要考虑到那些以出租房屋为生计的村民和居民的生活来源问题，而这恰恰是需要各个方面认真考虑的问题，也是考验城市管理者智慧的问题。目前临沂市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工作还应该更细致、更扎实，争取将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首先，要强化就业技能培训，积极促进村民就业。“城中村”村民有工作，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针对“城中村”村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状况，要加强就业技能培训，从而提高村民的素质，促进就业。
其次，应多措并举，妥善解决村民的养老、医疗保障问题。临沂市规定，村民身份改变为城市居民后，符合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条件的应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村民转为城市居民后，享受城市居民有关的优抚、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和社会救助等政策，符合低保条件的可按规定程序申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城中村”改造后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如何纳入城市保险范围及所需资金从何处筹集，是需要十分关注的问题。
再次，关注贫困、弱势群体，加大廉租房建设的力度和管理。“城中村”由于低廉的房租，使得它成为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初到城市的栖身之地，成为城市包容性的一大体现。目前临沂市区的一些村子里，近1/3是外来人口，拆迁后这些人的居有其所也是我们政府部门所应关注解决的问题。
3.坚持依法处理土地权属和改造集体经济组织形式
经过这几年的工作，临沂市旧城旧村改造取得了明显成绩，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根据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市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意见（试行）》，“城中村”改造中的集体土地，具备条件的依法征为国有土地，并按国有土地进行管理；其中农用地必须按规定办理专用手续。“城中村”的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后，任何单位不得无偿使用。凡涉及改造的村居，其还建安置用地、村民生产经营设施的经济发展用地规模必须根据市政府的政策规定，以满足本村居民还建安置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确定，禁止以还建安置等名义变相占地进行商品房开发。然而，由于大规模地进行旧村治理改造，审查监管工作跟不上，有些“城中村”以旧村改造的名义从事房地产开发，由于其建设用地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致使公开向社会出售的这部分房屋无法办理房产证，因此造成大量的民事纠纷，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于“城中村”改造必然涉及的土地问题，政府对此必须依法出台具体的、易于操作的实施办法。要依法处理好集体土地，健全城市土地供应的管理机制。
另外，要改造“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农村集体资产去留和经营中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建议通过税费政策和土地升值收益的调节使集体资产实现普遍增值，再将村的集体资产组建为社会化股份公司。在改制工作中，还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留足必要的集体公共积累外，按人口、劳动年限将股份尽可能量化到个人，从而壮大和优化原有的集体资产，解决“城中村”村民转为城市居民的后顾之忧。兰山区的曹王庄社区，是原曹王庄改造后的社区，集体资产改制后组建成了集团公司。社区的集团公司是社区的经济实体，有300多人参与集团公司工作，每年工作人员最低的能拿到15 000元，高的一般能拿到五六万元。另外，村里进行旧村改造时还建了18万平方米的沿街楼作为公产，集体对外承包、租赁，收入由社区居民共有。村民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每年有分红和福利。这样做，将“城中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改造和解决村民的生活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切实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4.坚持“城中村”改造与保留城市历史相结合，注重城市特色
“城中村”的改造和治理应该是多样的，而不是整齐划一的。世界上每个城市都有高楼大厦，似乎都一样，但当你走进城市，仔细去品味时，就会发现每个城市都让人有不同的感受，这种独特的感受源自于我们对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的内涵的感触。城市的历史与韵味，积淀在城市古老的建筑中，积淀在城市深处的小巷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中。无论是“城中村”中的古建筑还是原住民，在他们身上都承载了这座城市的记忆，在“城中村”改造的同时应该保护这样一种人文生态。这种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具有共同点，其中蕴含的类越丰富、越多样，生态系统才能越具有生命力。
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需要改造“城中村”，因为“城中村”在城市发展中确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我们在大规模的拆迁旧居时，要注意对有地方特色建筑的保留，开发性地保护城市记忆，而不是让我们的城市看上去整齐划一，非常漂亮，仔细体味时却发现是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城市。临沂市是一个有悠久发展历史的城市，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孝文化、兵学文化、红色文化。老城区的每一个街道，每一条小巷都有其历史的渊源，有一个值得传颂的故事。因此，在“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延续，要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优秀建筑实行保护性整治，使之凸现我们临沂市的城市历史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1]李俊夫.城中村改造[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2]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代堂平.关注“城中村”问题[J].社会，2002（5）.
[4]刘伟文.“城中村”的城市化特征及其问题分析[J].南方人口，2003（3）.
[5]胡莹.“城中村”的文化冲融――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J].城市问题，2002（3）.
[6]城中村改造古建筑消失 原住文化何处去[EB/OL].（200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