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3-18 15: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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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 建设途径
【作者单位】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
【中图分类号】 C9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1-0054-03
法治作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它不仅是有形的制度，同时也是无形的文化。法治是否昌明、法治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法治的成果能否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法治文化作为支撑。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以平等、公正、自由、诚信和人权等为主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本身具有权利和义务一致的规范性。因此，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我国著名法学家龚瑞祥教授指出：“所谓‘法治’，不仅仅是指‘以法治国’，还包含着用于法治的法律必须遵循的原则，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也就是说，法律是确定的、公认的理想，而非我们通常所称的‘长官意志’。法治高于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用以检验法律能否生效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体系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法治文化。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制定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的信法、守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本质所在。而围绕这一本质展开的各项条件、措施和效果，即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则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生成属于一种“后发混合式”的模式。从其生成的动力来讲既有外在动力也有内在动力。一方面，其生成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力量，这些内在力量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民主政治、法律（良法）、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体需求的转向等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它一直受到外来法治文化的刺激，特别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刺激，这种刺激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其独特性。
1. 民族性。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经世代相传而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形成一种“超稳定形态”，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它也会坚守自己的阵地，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法律情感以及行为模式，并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和性格，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选择。
2. 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现代性表现在它能与当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伴相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市场经济呼唤法治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法治文化也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法治文化以市场经济为根据，进行理论创新，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3. 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它从不固步自封，善于吸收人类有益的法治文化成果，特别表现在对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移植和借鉴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律趋同化现象的出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西方的法治文化必将互相融合并存，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向“大同法治世界”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时代性。建设法治文化，不仅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防止权力异化的有力保障，而且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切权力为人民”的重要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人民当家作主为逻辑起点，强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求权力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并使权力始终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轨道上运行。同时，法治文化在为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提供思想保障的同时，也通过合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为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提供智力支持。
在新的历史时期，仅仅注重对权力进行制约是不够的。因此，构建法治文化同时还要保障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具有客观性，只要将权力运用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但怎样用好权，从而使权力既有限、又有效地得到行使，必须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引导。法治文化要求国家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权力，不越权、不滥权、不惜权，最大限度地履行法定职责。同时，法治文化还要求国家机关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程序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包括维护程序法的权威。因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按程序行使权力，从而不仅实现正义，而且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正义，同时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更有效地为人民谋利益。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任何社会建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离不开必要的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之一，可以在多重意义上满足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成员充满活力。整个社会成员要充满活力，要求每个成员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都需要法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也就通过它的这些作用，为社会的和谐提供最生动、最富有生机的力量。和谐社会要谋求安定有序，而任何安定有序，都是在规则的基础上，无规则便无秩序。而在所有的秩序中，法律的秩序规则是最明确、最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因此，法律在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上有着它不同于道德、传统、习惯的独特作用。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法治在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谐社会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没有法治文化作为基础是断不可能的。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因为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制定，更需要人去遵守，如果没有人的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相配合，再好的制度也会被侵蚀得面目全非。只有当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中，有关法治的价值理念占有了稳固之地并渐成一种法治文化，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内容的一部分时，我国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人文心理基础。因此，目前只有努力培养我国民众的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改良、培育中国法治的“土壤”，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努力。
1. 培育公民对法律的崇尚和信仰
法治文化的培育旨在为法治国家奠定尊崇法治的社会文化意识基础。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法治，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有无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养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法治文化形成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是法治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法律自身的正义性。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义和秩序的综合体”，法律必然体现为一种社会正义。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来自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社会主体正是基于这种信仰而对法律自觉遵守。二是法律实施的正义性。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在于因法律实施的正义而对法律的神圣产生高度认同感，在于法治历程中对法律强烈的自觉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普法教育，不仅是普及现代法律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逐步实现全社会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法律信仰的塑造、法治文化的形成。只有唤起个人的权利意识，才有可能真正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和公民意识。另外，还应该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实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公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心理。
2. 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体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法治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因此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和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然而，民族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法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我们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融入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体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理念，使法治文化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一旦如此，就能进一步发挥宪法和法律的文化功能。使分处各阶层的社会成员，能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中获得切实利益、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并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标志。使之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新载体。
3. 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
改革创新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坚持理论创新，推动法治文化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没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体系。坚持制度创新，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政治体制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中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环节之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改变原先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相应的制度依托。坚持实践创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实践素材。法治文化是广大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不竭动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丰富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 赵学昌.试论法治文化的培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7，（7）.
[2] 张波.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生成[J].南京社会科学，2001，（11）.
【关键词】公民教育 法治意识 培育 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8-0025-01
公民法治意识也是一种外在的价值象征。法治的目的在于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秩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必须体现这一民族对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感情”，所以人才是法治的目的。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在国家的法治理论研究和社会法制建设的具体实践方面可谓成果丰硕，然则法治发展的实践成效与法治理论研究和制度机制建设的相关成果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换句话说，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的双重推进并未实现国家同等法治化的目标诉求。缘何？国家法治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权利，而法的运行和实现必须以“人”作为主体展开，因此，转变研究视角，以公民的法治意识培育为基本出发点，进而着眼于社会法治建设的运行规律，在理性选择诸如文化引领、道德维护、秩序建构等方面的路径基础上，最终推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脚步和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
1.对公民法治意识生长的条件以及功能的剖析
所谓法治移植论不能忽视一定的条件，要顾及移植体和被移植体之间的差异性甚至排斥性，从根本上避免中国的法治发展发生致命的病变；所谓法治自发论，过于强调条件，忽视了条件的可变性，特别是忽视了培养条件和创造条件方面的努力，是一种对法治道路的偏离。同时，法治意识对一国的法律创制、法律运作、法律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等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成为法治的关键。所谓纯粹的制度设计论，因为忽视了主体的意识，可能导致恶法亦法、执法不严、有法不依、司法腐败的并发症。
2.探讨中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与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方法
在中国，社会主体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生成与扩张除了市场经济的自身培育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对权力观、法治观的弘扬和推动。所以，我们不可能等到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自发形成的时候再去着手建设法治，而只能是靠政府自上而下对法律和法律观念的普及和灌输，由此加速公民法治意识的生长。同时，公民自身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提高，反过来又自下而上地推动政府法治建设的步伐。因此，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是让法治成为公民的信仰，培育的途径是制度的完善与意识的更新，培育的方法是推进“培养教育”和“观念改革”，以期重塑中国社会法治精神。
3.培育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实践途径
培育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实践路径应当考虑将“政府主导推动型”模式下形成的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国家培养型”模式与“社会自发演进型”模式下形成的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自发启蒙型”模式相结合，在双向互动的资源模式下寻求中国特色的公民法治意识培育路径。在具体的体例安排中涉及到：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教育机制、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宣传机制、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调控机制。本文在问题阐述中更多的想说明“是什么”的问题，只有知道了“是什么”，才会更好的知道“怎么做”。
（1）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教育机制
发挥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教育机制的有效作用的前提是需要搞清楚什么才是适切的公民法治意识教育。这一问题可以有众多的讨论角度和分析视野。事实上，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主角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公民，这种公民身份的性质和内在的人格特质决定了公民法治意识教育的方向。为了培育公民法治意识并使之真正的成长与成熟，对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教育机制应更深入的分析一下。首先，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从公民社会发展的层面斫灿Ω檬且恢帧霸炀凸民的教育”。其次，公民法治意识培育应该是一种“对公民的教育”。所谓“对公民的教育”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种教育或培育模式的贯通性和长期性。培育的范围要设定在法治主体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如果出现断层，则延续性无法得到保障，法治意识也无从谈起；如果与社会实践相脱节，法治意识仅停留在美好的理想层面，则国家法治和社会法治的预设目标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谈无意。
（2）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宣传机制
建立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宣传机制应当明确，法治意识支配下的行为活动是法治主体在吸收外界信息下的一场信息交换和观念的活动，其基本的过程可如图示中标注的那样，法治意识生成的基础条件是，外在信息的介入与主体性身份的介入，当两者结合之后便意味着意识产生的开始，这是一种生产认知的活动，是对外在客观信息的知识形成与内在主观认同的知识接受的互动形态，法治意识的生成本质上讲是主体性活动的结果。作为具有客观特质的观点形态的公民法治意识，其不会主动的发生作用，而是要通过主体的对象性活动达到作用对象的，这便是要进行公民法治培育中的宣传、教育。这一过程结束之后则产生与前述过程互动的反向动态，即：法治意识主体在形成的法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自我的法律行为价值和规范，抑或是法律观念，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和具体的实践行为中。
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与成长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议题。论文的完成并不代表问题的结束，论文的思绪仍在沿着某个方向渐行渐远，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研究旨在探索使适合我国法治发展要求的公民法治意识得到成长，除了实践之维，法治理念、法律文化的深层关联如何得到更好的逻辑解构。
参考文献：
[1]王学俭，郭卫.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社会主义构想及实践的反思――兼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J].甘肃社会科学，2010（03）.
[2]王学俭，李永杰.民主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02）.
[3]孙国华.法是“理”与”力”的结合[J].法学，2011（1）.
【关键词】依法治校 法制 高职院校
党的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为贯彻会议精神，教育部印发了《依法治教实施纲要》，要求各院校转变观念，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的综合改革，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在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在高校教育体系的具体体现。用法治的精神改革教育体系，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理性、民主、契约、自由的校园环境，这也是现代大学制度之精神。现代大学制度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府、学校、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政府进行管理、社会参与教育、高校依法治教。第二个层面为高校内部的管理，作为管理者的学校与接受管理的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国家对学校的管理，还是高校自我管理都需要法律章程、规章制度的支持。因此，学校应当运用法治和法制来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本科院校提出并实践依法治教有数余年之久，依法治校的理念得到了普及；依法治校工作机制基本建立；规章制度建设在逐步完善；师生权利保护得到重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反观高职院校，法治意识薄弱、法制理念缺失的现象仍旧普遍存在，更甚者，现有的规章制度与现行法律相悖。这些均不利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推广和建设。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现有相关理论主要集中在本科院校，针对高职院校管理法治化的理论研究不够丰富，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学校三者的关系，偏于宏观层面。国内主要研究成果：徐显明《确立依法治校理念，提升依法治校水平》、刘树忠《论依法治校在高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江曼洪《对当前高职院依法治校的几点思考》、有从收集到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依法治校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理顺政府、社会、高校三者关系；保护师生合法权益；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方面展开，缺乏对法治理念、法治文化的探究。研究角度侧重于法学、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对实践工作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外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具体制度建设上，譬如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教学评价等。主要有夏文莉、史红兵的《从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科研间接成本看待大学可持续发展》、刘筱毅《国外高校人事制度现状及对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其实浅析》、《英国高等教育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启示》、黄珊《美国大学制度的进步性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启示》。
二、“依法治校”下的高职院校
本文从微观的角度切入，为高职院校在自我管理中的法治化、规范化提供新视野。本研究认为依法治校在高职院校应从以下三个维度着手，制度、理念和文化：一、加快推进规章制度的建设。形成章程、学校基本制度、部门规章制度、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四个层面的制度体系，并加强规范管理。二、做到校务公开。岗位职责、各种办事程序、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等信息应当及时公开；畅通信息渠道，维护师生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避免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合二为一，清新学术氛围。三、建立学校法律服务和支持体系。随着社会参与教育的深入，学校和市场的联系愈发紧密，法律风险也随之提高；维护学校师生的权益，要健全学校法律顾问制度，成立专门负责法律的机构，同时加强师生的普法工作。四、营造校园法治文化氛围。将法治融入进师生生活，发展普法讲座，或者形成相关法律知识手册，在大学里生根发芽。心中有法，依法治校才能顺利推广，现代大学制度才能形成。这对夯实高职院校自我法治管理的理论基础有重大意义。各学院可成立与“依法治教视域下的高职院校规章制度建设”相关的课题研究，并将成果用于实际管理中。制度、理念、文化三管齐下，推进法治治理新格局。明确各管理、教学部门在依法治教改革中的任务，共同推进已有规章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法务体系、机构的建设；法治校园氛围的营造等工作，在法治治校的理念下办出职业院校的特色。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的法制建设对于高职院校贯彻党的“十精神”具有重大意义，从制度、理念、文化三管齐下，建立健全法制、法治保障体系；从微观层面落实法律保障，打牢法治基础，才能使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在高职院校实现。
参考文献：
[1]梁明.坚持依法治校实现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J].法制与经济旬刊， 2011，（4）.
[2]李伶.依法治校与高职院校科学发展[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
[3]文莉， 陈珍.依法治校视角下高职院校法治教育新路径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5，（12）.
论文关键词 法治环境 行政 司法 社会
一、法治环境的内涵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其基本的内涵是依良法而善治，其核心在于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据此，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认同和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法治环境是全社会主张依良法而善治所形成的特定意义上的社会环境，它包括直接或间接影响法治建设、法治过程和法治效果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法治环境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法治环境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公民权利的维护与公民权利环境的不断改善。法治环境的优劣，体现了维护社会文明进步的制度化管理程度和水平。
二、法治环境的特征
（一）系统性
从内涵上讲，法治环境是一个由多因素、多子系统组成的大环境系统。从纵向看，法治环境包含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护法等各环节的全过程环境。从要素上看，法治环境包含各项法律法规、相关法治机构及其硬件设施构成的客观要素系统，还有由法律思想、法律理论、法律意识、法律素养等构成的主观要素系统。从横向看，法治环境包括行政法治环境、司法法治环境、社会法治环境等。
（二）历史性
法治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时代和历史烙印，是在时展过程中随着时间、空间、制度等的变化不断变化发展的。环境因素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也会影响上层建筑的变迁，政治环境、人文环境、人的素养等因素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法治环境的变化。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这将是法治环境建设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三）现实性
法治环境具有客观现实性，法治环境的优劣，影响和制约着当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或个人投资的成败，因此法治环境是一个地区投资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地区软实力的体现。同时法治环境也会反作用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四）关联性
法治环境的各组成要素或各子系统之间都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如社会法治环境中公民个人的法律素养需要良好的行政法治环境和司法法治环境来保障。法治环境的评价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一个因素，而是应该全面把握各要素各子系统的关联性。
三、法治环境的评价标准
依据法治环境的内涵，评价法治环境的核心标准有两个方面，标准之一方面是权力受到良法制约。只有一切权力受到制定良好的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一切依法而行才是法治追求的目标。标准之另一方面是确认与维护公民权利。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均受到良法的保护，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是法治的最终目的，也是法治环境优劣的重要体现。
目前，理论界和部分城市或地区政府都对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了诸多探索，根据不同的出发点和侧重点，评价指标有较大差异。如《2014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文明城市的测评标准包括廉洁高效的政府环境、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等，其中，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包括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律援助、公民权益维护、基层民主政治三个方面。《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创建全国法治城市的意见》中对法治环境最佳的目标定位为：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显著提高，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公共安全体系有效运转，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参与，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和有效维护。深圳市福田区在《关于打造高品质综合环境 加快建设一流国际化中心城区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着力打造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全民用法的法治环境。综合各方观点，本文认为法治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环境系统，其内涵丰富，从行政法治环境、司法法治环境、社会法治环境三个维度来优化法治环境具体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四、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深刻认识优化法治环境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涉入“深水区”，社会发展跻入“转型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断优化法治环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提升地区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是提振改革信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的重要抓手。必须通过法治形成长远性、科学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化、功利化倾向，避免一系列面子工程，帽子工程；必须通过法治形成更加规范有序地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方法，避免改革政策方针的不稳定性；必须通过法治化解各类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避免问题和矛盾激化。
（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行政法治环境
1.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由原来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法治服务型政府转变，不断营造出良好的政务环境。第一，应大力推进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调整财政的公共支出结构，减少并逐步取消财政资金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将公共财政用于政府具有比较优势事关民生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扩大就业、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第二，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建立分工合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切实解决当前政府存在的“服务缺位”、“角色错位”、“职权越位”等问题，减少因定位不清、职责不明造成的不必要的行政资源的浪费。第三，加大机构整合的力度，强调顶层设计，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依据依照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改革政府组织机构。对管理范围、行政职能重叠的部门单位进行整合、裁汰，对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避免政出多门和有限行政资源的无谓消耗。2. 切实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当前，企业和公民个人对行政审批的诟病最多，要针对行政审批手续繁杂，服务质量差的问题，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大力简政放权，实现审批制度的法制化。制定实施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着眼于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逐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不必要的前置审批手续。推动各项行政审批减少环节、压缩时间、简化程序，最大限度减少和规范审批的自由裁量权，严禁变相审批，逐步建立公开透明、便利高效、程序严密、权责一致的行政审批制度。对已经取消、转移、下放的审批事项，建立后续监管制度，做好各职能部门间的衔接工作，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耦合性。3. 完善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权力在阳光下行使，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依法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一是依法制定和公开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推进行政权力的透明化和公开化，加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程序和过程监管。二是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以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价格和收费、征地拆迁、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事件、环境保护等领域政务信息公开。三是将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性文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四是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依法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五是加强政务公开信息化建设，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充分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手段，丰富公开内容，创新公开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4.完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政府的最主要功能之一是行使行政决策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决策权领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所以导致经常出现“三拍式”决策（即决策拍脑袋、执行拍胸脯、执行完拍屁股走人），决策过程中违法、随意或滥用决策权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同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制和责任倒查机制。建立对重大决策的社情民意调查反馈制度，广泛开辟社情民意的反馈渠道，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网站、政府热线、部门以及调查机构等多种形式，了解群众对南宁市政府行政决策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监督制度，政府重大决策要主动接受人大的依法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自觉接受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三）打造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系，优化司法法治环境
1.着力推进科学民主立法。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尊重和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法律体系的内在规律，真正反映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和各项权利，继续大力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一方面要积极完善和出台“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另一个方面要主动清理过时的，与上位法明显不一的或成效不明显的法规规章。拓展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2.强化程序公开管理，增强司法透明度。司法涉及的环节和程序较多，从立案受理、调查取证，到开庭审理、依法裁判、执行等过程，都必须公开、规范、合法。通过系统化的管理，规范办案流程，使案件从立案时起就进入有序运作的轨道，提高司法质量和司法效率。一是强化立案公开。公开各类案件的立案条件、立案流程等重要内容，建立诉讼引导、风险告知、程序指导机制。二是强化庭审公开。积极组织庭审观摩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增加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的比例，真正推行“阳光庭审”。三是强化裁判文书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案件外，逐步推进其他裁判文书都公开。四是强化执行公开。公开执行案件的立案标准、执行风险、执行程序等相关信息以及执行人员的情况及联络方式等。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措施以及执行中的重大进展，及时告知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五是强化司法鉴定公开。随机抽选的方式选定的鉴定、评估机构和拍卖机构，及时向社会公告选定的名单。对外委托鉴定、评估和拍卖的情况向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公开。真正做到权益保障更加有力，便民措施更加丰富，司法公开更加深入，民主参与更加有效，司法环境更加优化。
3.完善司法协调联动机制，努力形成高效司法合力。建立健全司法协调联动制度，加强政法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与合作，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多措并举，切实形成解决纠纷矛盾的高效合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解决纠纷渠道多样性、畅通性的满意度。建立审判与人民调解工作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司法促使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建立健全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婚姻家庭、农民工追讨工资等涉及民生案件的联动联调机制建设，联合工会、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公安、妇联等部门共同化解，切实做到涉民生案件化解在基层。建立法院与公安机关执行工作协调机制，确保清理积案和执行工作有效运行。
（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大力优化社会法治环境
1.深入推进平安建设。紧紧围绕政治安全、治安安全、生产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主题，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把深化平安建设长效化、制度化。一是多渠道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政法部门联系面广、工作网络健全、基层组织接近群众的优势，坚持调处优先的原则，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化解社会矛盾。当前，应高度重视工作，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给弱势群体更多的人文关怀和贴心帮助。二是积极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继续扎实有效开展平安创建及打防控一体化建设活动，优化社会治安巡逻防控体系建设。重点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加强对主要路段、商业繁华区和治安复杂场所的监控系统和技防设施建设。
2.全面提升公民法律素养。只有提高公民法律素养，才能真正使公民积极主动参与立法、司法、执法等全过程监督，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一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加和丰富公民的现代法律知识。二是培养和巩固公民对法律的信任、信赖和理性守法的精神，为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三是引导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行为习惯，为提高公民法律素养营造广泛的社会基础。四是创新普法理念，丰富普法形式，重视不同对象人群的个性特征，使普法成为公众的内在需求，而不再是“走过场”和“走形式”。五是培养文明、诚信，遵纪守法的社会风气，遇到矛盾和问题，要顾全大局，依法解决，避免“想闹就闹，想堵就堵”的现象出现，真正把营造好的法治环境变成全市人民的自觉行动。
3.加强法律援助服务。完善的法律援助服务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石。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困难群众。逐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努力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承包、征地拆迁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权益保护事项纳入援助事项范围，及时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二是积极探索创新，寻求多种援助方式，努力提高法律援助质量。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和手段，进一步拓宽、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道，简化法律援助受理审查程序，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坚持把调解优先原则贯穿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更多地采用诉前调解或和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三是建立和完善告知制度，强化监督，更好地增强法律援助服务民生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推进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信息化建设和队伍职业化建设，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强化服务能力，扩大社会影响力。
论文关键词：依法行政，和谐社会
依法行政是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法律赋予的职责权限，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务，依法进行有效管理的活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和谐社会是依法行政目标理想。
一、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只有奉行法治，人们在制度的指引下才能充分实现预期，获得利益，整个社会在规划的基础上才能规范运行，各种矛盾和纠纷只有在法治框架内才能得以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一）依法行政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当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就业困难，腐败现象仍然较为严重。可持续增长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农民失地和城市拆迁引起的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影响和阻碍了和谐社会的进程。只有在制度上正确反映，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注重社会公平，依法保障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服务的职能，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充分发挥法律“定分止争”的功能，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确保违法行为得到及时制止和制裁，只有严格依法行政，认真抓好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收入分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突出问题。才能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得到切实保护，才能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二）依法行政是建立诚信政府的首要环节。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核心，是诚信建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建设诚信社会，首先要从培植政府信用抓起，必须依靠依法行政取信于民。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要将诚信摆在突出位置。政府工作要有法必依，立言立行，“言必信，行必果”，树立起政府诚信形象，没有诚信的政府就没有诚信的社会。诚信是立国之本，也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和首要环节。要打造“诚信政府”，制定决策时要从群众利益角度出发，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理念和人民公仆意识，而不局限于部门和小集团的利益。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能“朝令夕改”；在执行有关政策时不受人情、关系等“外力”冲击和制约，坚决杜绝“吃、拿、卡、要”和办事拖拉的现象，以提高办事效率来打造“诚信政府”，塑造廉洁、高效、公正的政府形象。
（三）依法行政是社会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力保障。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尊重自由、保障权利、契约社会，着力创造安定有序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而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并以法治作为保障。要通过依法行政保障政治民主，实现民意充分表达。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动，各种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愿望和要求需要充分表达，依法开辟和疏通各种渠道反映他们的利益需求才能引导各种利益主体在以理性、合法方式达到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行政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制度在解决社会矛盾中有着积极的作用。通过依法行政，可以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通过司法保障建立利益救济机制，当社会的和谐关系受到威胁或遭到破坏，公民的合法权益被组织或他人侵害之时，司法机关作为正义的保护神应该挺身而出，预防和打击犯罪，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只有严格依法行政，始终把控制人口、严格依法保护资源、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的位置，才能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相处，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误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负面影响
（一）依法行政观念的相对滞后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由于受封建专制旧观念和传统习惯势力影响，行政者难以走出行政法即管理法，行政法是管理社会、管理公民的法，行政行为模式就是“命令――服务”的误区；规划意识淡薄，缺乏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崇尚法治的理念，工作主观随意性大，官僚主义、强迫命令、权力膨胀，把个人凌驾于国家政权和法律之上，忽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违法行政、滥用职权甚至堕落腐败现象仍然存在，不适应建设法治政府所要求的合法行政、合理行政、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二）依法行政实践的相对滞后影响和谐社会建设。依法行政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行政决策程序和机制不够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一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纠正，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得不到及时救济，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对建设法治的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影响和谐社会建设。行政执法受到利益驱动与利益挂钩，随意提高罚款标准、跨管辖范围执法、重复执法的现象较为严重，加重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经济负担；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时生搬硬套，导致不文明执法、执法扰民、滥用执法权越权执法，野蛮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行政执法监督方面，一定程序上存在监督措施不力，受利益驱动严重，轻事前监督，重事后监督，该监督时不监督，有了利益乱监督现象，对行政执法不作为缺乏监督现象较为突出。
三、推进依法行政助推和谐社会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依法行政观念，助推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建设和谐社会要求行政者自觉坚持依法行政观念，在思想观念上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在关于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认识上，必须从公民义务本位和政府权力本位向公民权力本位和政府责任本位转变；二是在法治观念上，必须从依法治民、依法治事向依法治官、依法治权转变；三是在责任意识上，必须从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向强化政府责任转变。转变观念，要注重提高行政者法律素养。一是全面掌握法律知识，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懂得授权在民，执法为民；二是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培养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做执法、守法和依法行政的模范；三是培育法律思维的能力，用法律思维来研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越是情况紧急，越是问题突出，就越要想到运用法律思维，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二）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夯实和谐社会建设基础。加大制度建设力度，首先要注重把握制度建设的规律。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建设；要防止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要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在法律制度上的平衡。其次要坚持制度建设的原则。一是坚持公平原则。制度建设必须是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本着眼点；二是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权力与责任要紧密挂钩，权力与利益要彻底脱钩，权责要统一，用权受监督，违法有追究，侵权要赔偿，控权到位、监督有力；三是坚持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一致原则。
（三）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和谐社会建设体制环境。构建和谐社会，政府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促进政府由“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审批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一是落实“三化优先”原则。就是要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和中介组织，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恪守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必须全面、准确、真实，政策和决定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确要改动的造成相对人受损害的，要依法予以补偿；三是完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依法对违反规定，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相互“打架”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废止和修订；四是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凡是需要老百姓知晓、执行的政策、决定都要公开并得到老百姓认同，并受其监督。
（四）规范行政执法，抓好和谐社会建设重要环节。构建和谐社会，行政执法应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格、文明、公正执法。一是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不失职、越权和滥用权力，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二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按照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要求，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处罚权、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减少行政执法层次，改变行政执法“上下一般粗”的状况，执法与执法者利益要彻底脱钩，保障执法经费；三是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四是建立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业务精通、清廉务实、作风过硬的行政执法队伍。五是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机制、奖励和责任追究机制。
（五）强化权力监督，创新和谐社会建设监督机制。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一是健全行政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与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明确决策权限，完善和遵守决策程序，坚持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按“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肃追究决策失误者责任；二是认真实行行政复议制度。妥善解决行政争议，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三是加强审计、监督等部门监督。通过严格审计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并依法处理。此外，行政机关还要重视民主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认真查处，改进工作，以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近年来，通过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监狱执法规章制度建设、推进“阳光”执法、开展执法质量考核评议等各项工作，监狱工作法制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总体上看，监狱法治文化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些警察的宗旨意识、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不强，极少数警察甚至唯利是图，搞权钱交易，滑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二是依法治监虽然已经提出多年，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具体工作中，少数监狱警察的法律意识还不强，违规执法现象时有发生。三是监狱规章制度建设存在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省与省之间、监狱与监狱之间的具体规章制度还存在较大差异，有的甚至相互“打架”，导致基层单位在执行时无所适从。四是法律专业人才缺乏，通过司法资格考试并取得执业资格的警察屈指可数，多数警察的法律知识不全面、不系统，或没有及时更新，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上述问题涉及法治文化建设的不同层面，如不抓紧解决，将不利于监狱事业的长远发展。
因此，监狱必须将法治文化建设融入监狱工作实践之中，使法治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为监狱事业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制度规范和人才支撑。
一、凝法治文化之“神”，夯实监狱事业发展的思想基础。曾说过：“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支撑，人只是一副躯壳；一个团队没有了精神，则是十分危险的事。加强监狱法治文化建设，首要任务就是要凝聚监狱的“精、气、神”。中央政法委和司法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法机关认真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做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积极建设者、有力保障者。要扎实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将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监狱工作的全过程，把增强警察个人素质与提高监狱工作整体水平结合起来，把警察个人发展与监狱事业发展统一起来，激励警察在服务大局中实现自身价值。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全体警察打牢“三个至上”、“四个在心中”的思想基础，不断提高政治素质，使监狱人民警察始终保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要根据各单位发展历史和现实情况，提炼属于本单位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本单位特色的法治文化，增强警察的归宿感和认同感，使核心价值观成为连接全体警察精神家园的无形纽带，成为团结带领全体警察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二、强法治文化之“本”，夯实监狱事业发展的人才基础。要实现依法治监和依法改造的目标，必须培养一大批能熟练运用刑事、民事和行政等方面法律法规的优秀法律人才。要高度重视法学教育和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切实加强教育引导和学习培训，全面提高警察队伍的法律素质和专业水平。要引导广大警察积极参加成人高考、电大、函授、在职研究生等各个层次、各种方式的在职法学教育培训，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提高法律专业或具备相关法律知识的警察的比重。要认真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加强普法考试，将考试成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参考依据，使普法考试真正起到以考促学、巩固学习成果、检验学习效果、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依法改造能力和水平的目的。
三、固法治文化之“形”，夯实监狱事业发展的制度基础。监狱的规章制度，既是监狱文化的反映，同时也对监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推动和制约作用。要切实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执法行为，使监狱规章制度真正转化为内在约束，成为自觉遵守的行为指南。要高度重视制度的立、改、废、编工作，对不适应形势变化的制度，要及时废除；对不规范、操作性不强、前后矛盾的制度，要及时修订和完善；对好的经验和做法，要及时上升为制度；对各部门工作所需的制度，要分类组织汇编。要编印《监狱规范化管理工作手册》，建立和完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管理制度、工作标准和工作流程，实现岗位职责统一、工作标准统一、工作流程统一、管理制度统一、外观标识统一、文书表册统一，构建科学规范的基本制度体系，做到用制度办事、管人、理财，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
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社会，而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是司法行为的最终追求，也是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最后目标。然而，据社会调查，人们对国家司法人员的信任程度“非常信任”的占5. 98% ,基本信任的占31. 6% ,表示不信任的占16. 6% ,不很信任的占20. 95%,还有表示因人而论的占30. 76%。[ 1 ]人们对国家司法人员的这种低信任度表明，我国的司法伦理道德建设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而这恰是能否实现公正司法，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因而，针对我国司法人员伦理道德的现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司法伦理道德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于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公正的平台。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司法公正，这是当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司法公正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保障，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任何公正性都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无道德就无公正。从这个角度说，司法公正的伦理价值就在于其公正性，公正是谈论司法合理性的一个必需的道德维度。按照法理学的要求，司法如果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说，公正司法，对每一个法官而言，就像阳光对于每一个人那样，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但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如湖北省的“佘祥林案件”） ,原因之一就是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和职业操守不能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上，由于司法的性质所决定的，司法人员应当比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要求，例如司法人员自由裁量行为就直接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司法人员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的主要依据是司法人员的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水平，因而司法人员的伦理道德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内容。
尽管司法人员的德行对于司法活动保持公正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司法伦理道德现状还存在种种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司法过程中存在各种社会力量对司法行为产生干扰，影响到司法人员进行独立的司法判断，一些立场不够坚定的司法人员就容易受其左右；另外由于司法机关在行政上对政府的依附，造成各级行政机关的权力干预；再有，司法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索要或收受财物，进行权钱交易，严重地影响了司法人员执法的公正性。因此，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清廉、司法公正，需要建立一套很好的司法伦理准则和执行这套伦理准则的机制。编辑
司法权是一种中立性和终极性的权力，它对争执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后的和最具权威的，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它代表社会公正。如果司法腐败，则人们最终说理的正常渠道被堵塞，社会公平和正义则必然丧失。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的：“一次不公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 2 ]所以一旦司法不公，对社会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打击的将是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因此，建设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以公平公正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
司法伦理道德是由社会阶级结构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时有不同。“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 3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营造民主法治、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树立公平正义、诚信和谐的社会风气。因此，司法伦理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公正原则。
柏拉图说过，“正义，总是从自己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出发赋予公正以不同的意义和模式，这就使得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衷”[ 4 ] ,马克思曾经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正观认为奴隶制是公正的， 1789年资产阶级的公正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正的封建制度？？所以关于永恒公正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因人而异。”[ 5 ]这就说明，公正作为一种调节社会利益分配的原则，乃是属于价值和价值评价的范畴，因而处于不同社会和不同利益关系中的人们对公正原则的具体规定往往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于是便产生了不同的公正观，产生了不同的关于公正的理论。
事实上，公正作为一个规范的概念，本来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与自身所拥有的利益相符合的正当关系或行为。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动的价值目标，也是司法活动的本质要求。从人际伦理的视角来看，司法公正首先就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标准。同时，司法公正与法律权威是相互相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权威要靠司法的权威来体现，司法的权威要靠司法信誉来实现，而司法信誉的树立，靠的就是司法机关忠实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通过公正司法来赢得。所以司法人员应该从追求正义的目标出发，按照法的精神及其原则公平合理地处理事务，在一定范围内修补立法的漏洞，矫正立法的缺陷，实现法的正义。
（二）人性原则。
以人性角度来看，司法活动必须坚持人权标准，司法道德伦理建设必须坚持人性原则，做到以人为本。联合国各会员国一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一开始就申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司法的终极目的是指向人权，保护人权，尊重人的尊严。司法制度的人权保护目的要求司法公正应符合人权的标准。每一个司法人员都应该具有这样的基本人权意识：即在道德领域中，存在着好人和坏人之分，但在人权理论中不存在好人和坏人享有不同的基本人权。对于任何人，人权理论和实践都不应该存在双重标准，否则，法律和政府就会成为一部分人压迫和摧残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司法伦理道德的人性原则也正体现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最基本的伦理信条。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人性原则就是要求司法人员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尊重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对犯罪嫌疑人、被除告人以及服刑人员给予最大限度的人文关怀，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力，维护其尊严，以公民和当事人为其主体，不能将其置于被处置甚至被凌辱，任由宰割的地位，要让当事人始终感到有一个公正、透明的“法的空间”存在，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而进行非歧视性、人道性、理性化的执法行为。
（三）平等原则。
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平等原则是与宪法的平等权原则相契合的，即公民在法律面前要一视同仁地受到平等对待，不分性别、种族、职务、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都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不允许有任何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这体现了司法活动作为公权运用的特殊活动的一种特有的维护平等价值的伦理精神。如在“民告官”的行政案件中，由于行政机关处于管理者的位置，老百姓处于被管理者位置，两者在法律面前平等地位受到的挑战最大。
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的平等标准作为一种伦理价值标准，还蕴涵着浓厚的道义内涵，其中所蕴涵的扶危济困的伦理精神也成为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如对弱势群体实行司法救助，减、免、缓交诉讼费用，使孤老残幼平等行使诉权成为可能等等，就是践履司法公正的平等标准的现实表现，也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
（四）理性原则。
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的理性， 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理性原则要求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能够依靠其所有的智慧和道德力量准确度量各个案间的差异，并依据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作出理性的适当的判决。司法的公正一是导源于司法程序的公正，即司法活动要运用司法理性来运作司法过程；同时表现为司法实体的公正，即司法活动必须坚持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司法判决的合理性、刑罚适用的节制性，保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公正、合理地司法，也就是运用司法理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当然，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除了应遵循上述原则外，还应加强制度伦理的建设，给司法人员遵守司法伦理规范以外部约束；建立有效的责任与奖励机制，培养司法人员遵守司法伦理规范的自律性；还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伦理观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下培养司法人员的价值观。 [论|文|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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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36.
关键词：校园法治；文化建设；社区教育；学生参与；军训；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6-0006-02
一、以社区教育方式推行法规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简称UIC）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于广东省珠海市携手创立，首家中国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创办的大学。
自2005年成立至今，UIC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独特教育理念的国际化大学――博雅卓越，培育全人，开放创新，发展四维。即，以创新而具有动感的方法整合国内、国际教育资源；倡导并推行深具国际特色又具本土文化的“全人教育”；透过吸纳中华古典及西方文化资源，倡导博雅教育；发展一个创新的包括“师、生、家、国”在内的“四维教育”模式来推动全人教育。故在校园法治文化建设领域，UIC贯彻其教育理念，以创新、多元化及具有动感的手法来推动建设校园法治文化，以社区教育方式代替现国内高校普遍采用的课程单一教育方式。
社区是指居住在某一地域里的有一种认同感的人们所结成的多种社会关系、从事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其构成要素包括：一定数量的人（主体）、一定的地域（载体）、独特的文化和制度（标识）、一定的凝聚力（认同感）与一套相对完备的设施（依托）。不同的社区组成决定了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性等，这些对生活于该社区的人们的观念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UIC踏入第五个年头之际，为全面加强全校学生的纪律意识，提升UIC的整体学风校风，自2010年1―3月，学校学生事务处着手开展了“UIC第一届校纪校规教育系列活动”，旨在通过这些活动规范学生的在校行为，树立学生基本的法律意识，从而减少违规违法行为，创造良好校风。
二、以学生原创参与制作与设计的社区教育内容
第一届校纪校规教育系列活动包括：新生军训校纪校规讲座、开学日派发《校纪校规宣传》小册子、《小镇快讯》公布违规违纪学生的姓氏和违规的事件以及所受到的处罚、宿舍违规突击检查与学生原创“校园纪律DV”等的活动。
1.一月份新生军训校规校纪教育。特别邀请了保卫处助理处长许保华老师对新生进行校纪校规及宿舍安全教育，让学生了解UIC的管理制度。
2.学校学生事务处于寒假期间制作了《校纪校规宣传》小册子，并印制了4000份在开学报到日派发给全校学生。小册子摘录了UIC宿舍规则的重要内容，纪律处分的流程及步骤，并附带三例曾在UIC发生的违规事例，以及一例在其他高校发生的真实违规案例。《校纪校规宣传》小册子的制作及发行是期盼以真实案例结合现有规则告诫学生要遵纪守法，远离危险。
3.学校学生事务处编辑发行的第三期《小镇快讯》中，公布了自2009年1―12月期间学生纪律委员会对违规同学的处理结果。小镇快讯以匿名、隐藏部分学号的形式公布处理结果。
4.三月中旬宿舍违规突击检查。学生事务处―学生学习型社区发展组的全体组员，外加学生事务处副处长、保卫处助理处长，一行13人，对宿舍区进行了违规突击检查。于当晚发现的违规个案按相关宿舍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理。
5.三月末晚，在文化小镇（宿舍区）博雅小剧场播放了UIC学生原创的“校园纪律DV”。这部DV是学生事务处邀请影视系同学拍摄制作的，我们期许运用本校的学部资源优势，以学生的眼光诠释宿舍规则。其中50余位同学参与拍摄，数10名同学通宵达旦剪辑、制作。DV片长30余分钟，内容以夸张的形式表现了宿舍违规，诙谐、幽默，但又不失稳重，调侃、冷讽，却又暗含真理，在播放当晚得到了到场学生的一致好评。凡参与此系列活动的同学均不同程度地反映此类校纪、校规教育活动脱离了枯燥的模式，更贴近学生，更为学生所接受。在第一届顺利开展的基础上，2011年迎来了“UIC第二届校纪校规教育系列活动”。
三、在军训中融入法规教育
在第一届的系列活动项目的基础上，学校学生事务处本着创新与多元化推动整个活动的开展以及更为学生所接受与了解整个活动的教育目的，除了对原有活动项目形式上的改变，还增加了派发宿舍规则书签等活动。
在对新一届新生军训校规校纪教育活动上，我们改以展示3个真实违规案例，让学生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分析个案并讨论出处理结果，然后再做报告。此形式的改动能让学生更积极地思考分析个案，认识了解违规违法的严重性与熟悉宿舍规则。而第二届的校纪校规宣传DV继续由影视系同学担任编剧与拍摄，而本届的整个作品风格则是轻松、幽默、温馨与感动。此次作品除了在宿舍区的小剧场播放以外，还上传到网上共享，以及在新生入学后在课程上播放，得到了新老生的一致好评。
学校学生事务处除了在开学日派发《校纪校规宣传》小册子外，还设计了一个系列宿舍规则的小书签并进行派发。书签的设计感强，与宿舍规则贴切度高，旨在更深入学生生活中去提醒宣传校规法纪。
四、以校园社区服务令替代单一惩罚模式（教育违规学生）
校园法治文化建设除了正面推动宣传教育，如何教育在校违纪违规的学生也是建设校园法治文化的重要一环。内地高校普遍采取根据学生违纪违规的严重程度给予留校察看、记过、休学与开除的惩罚模式。而UIC结合了内地与香港的惩罚模式，增加了校园社区服务令。违规学生除了需要受到档案记录上的处分外，更需要履行小时制的校园社区服务令。此项处分旨在令学生在为同在一个社区生活的人的服务中，认识到他自身的行为对周边社区同学的影响，从实际中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从而减少违规行为再次发生的机率。
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程，而成功并有效地建设的推动更是艰巨。特别对于建校时间尚短的UIC来说，更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进。在两届UIC校规校纪教育系列活动成功有效的开展下，继续贯彻博雅卓越、培育全人、开放创新、发展四维的独特国际教育理念，UIC将脚踏实地，多元化地建设推动校园法治文化的建设，并将校规校纪教育系列活动的社区教育方式作为校园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点，进行全方位的辐射教育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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