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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育体系赏析八篇

发布时间:2024-03-28 11:46:5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人工智能教育体系

第1篇

关键词:人工智能;教学改革;教学方法

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是一门研究和模拟人类智能的跨领域学科,是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一门新技术。由于信息环境巨变与社会新需求的爆发,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趋成熟。随着AI3.0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也愈发广泛,对于管理类人才来说,加强对人工智能知识的深入学习,不断将人工智能技术与管理知识结合起来,对其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人工智能是一门前沿学科,管理学院开设人工智能课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技术创新思维与能力,基于其覆盖面广、包容性强、应用需求空间巨大的学科特点,通过概率统计、数据结构、计算机编程语言、数据库原理等基础课程的学习,加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就业打下基础。本文基于社会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结合诸多长期从事经管类专业课程教学的老师意见,针对管理类人才的人工智能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对中国高校人工智能课程教学改革研究提供帮助与借鉴。

1、教学现状与问题

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理论技术学科,人工智能课程内容及内涵及其丰富,外延极其广泛。学习这门课程,需要较好的数学基础和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针对管理类人才,该课程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1)课堂教学氛围枯燥目前,中国大多数大学仍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照本宣科,忽略与学生的互动,并且缺乏能够有效引起学生学习兴趣与加深知识理解的教学环节设置,如此一来大大降低了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在进行人工智能相关课程知识讲解时,随着章节的知识难度不断增加,单向介绍式的枯燥教学方式无法反映人工智能学科的全貌,课堂讲解难以同时给以学生感性和理性的认知,部分学生因乏味的课堂氛围渐渐无法跟上教学进度,导致学习动力不足。(2)基础课程掌握不牢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都会走向更加具体化的管理岗位,具有多学科的素养,但这也导致很多学生所学知识杂而不精。学生在基础不夯实的情况下去学习更高层面的知识,给学生学习与老师教学都造成了很大困扰。人工智能课程知识点较多,涵盖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众多内容,概念抽象,不易学习。一些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未能熟练掌握高等数学、运筹学、数据结构、数据库技术等先修课程,缺乏一定的关联思考和研究意识,导致课程学习难度增加,产生学时不足和教学内容难点过多的问题。(3)教学与实际应用脱节当下,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机器视觉、智能制造等各个领域,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现实案例,使得人工智能不再是高深莫测的理论,而是现实中可以触及的内容。例如,在机械学科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是电气工程、机械设计制造、车辆工程等方向的重要技术来源;在医疗领域,是医疗器械的创新生产源动力;在能动领域,是高端能源装备与新能源发展的重要驱动;在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领域,技术的发展时刻推动着智能科学与技术核心价值的提升。然而,对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来说,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教材涵盖许多智能算法及相关理论,在教学过程中常常涉及到很多从未接触过的抽象理论和复杂算法,书本中的应用实例大多纸上谈兵,缺乏专门适用于管理类专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的教学实践,加上一些教师授课方法单一,不利于引导学生将人工智能算法应用于现实生活。另外,大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差异很大,教师采用统一的方式教给他们,这使一些学生无法跟上和理解,教师也无法控制学生的学习状况,导致学生缺乏动力。因此,如何结合学生的现实情况,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实践经验也是人工智能课程教学要考虑的问题。

2、管理类人才的人工智能课程教学改进策略

课程教学改革是一项提高大学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如何在时代背景下应用新技术和新思想进行实施课程教学改革是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高校的教学工作而言,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变化不再是课程资源的简单数字化和信息化,而是充分利用时代信息资源优势的新型教学模式。针对管理类专业人工智能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教学方法改进和教学内容设置两个方面进行课程教学改进。

2.1教学方法改进

教师对学生具有引领作用,其教学方法的改进能够带动学生改进自身学习方法。(1)启发式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要求,通过安排一些具体的教学案例,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案例思考、分析、讨论和表达等多项活动,是一种培养学生认知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启发式案例教学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紧密结合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有效理解知识要点及其关联性,适用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教学。具体而言,高校基于其问题启发性、教学互动性以及实践有用性等特点,可以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知识体系的教学案例库,虽然这项建设将极具挑战性与耗时性,但具有很强的积极效果:培养学生较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更多地保留课程材料,更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具有人工智能背景的管理类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通过单一案例教学,让学生掌握相关基础知识原理及应用;通过一题多解的案例使学生思考如何获取最有效的解题方法;通过综合案例的设计,启发学生全方位地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案。(2)研讨互动式教学研讨互动式的各个教学环节是逐渐递进、有机结合的。研讨是基于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在课堂讨论的过程中对学生做出评判,从而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开展针对性的教学。互动则是在研讨的基础上,通过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互动,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来。在人工智能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课堂讨论了解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例如,对于学校积极性不强的学生,将人工智能理论内容与学生个人兴趣范畴、社会产业发展及研究现状联系起来,能够极大程度地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能力;对于基础知识较为薄弱的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根据自己的理解撰写心得报告,并在课堂或课外进行师生互动。像这样研讨与互动相结合的模式。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探索和求知欲望,建立起浓厚的学习氛围。(3)有效激励式教学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人才需求量极大,对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进行有效激励极为重要。在学生激励方面,可以举办各类人工智能竞赛项目,设置相应项目奖学金,吸引学生参与实践,调动学生做研究、发论文的积极性。例如,教育部主办的中国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主题,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为人工智能领域健康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高校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在各学院乃至全校开展此类竞赛项目,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鼓舞更多学生加入到人工智能课程的学习中来,激发其学习兴趣。在教师激励方面,在教师聘任和提升过程中把参加学生课程制定、课堂与课外作业、课程项目和论文指导等看作教学任务的一部分,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这些活动。(4)学科渗透式教学人工智能学科知识融合程度较高,学科交叉性强。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科交叉性特点,增强管理类人才对学科应用的领悟,可以采取开展学科渗透式教学的方法。从2015年起,国务院和教育部先后印发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教育》、《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等文件,“互联网+”、“智能+”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人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社会需求“技术+管理”的高端复合人才。例如,基于工业4.0和强国战略,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制造的应用极为广泛。上海理工大学非常重视少数民族预科班的教育质量。为增强少数民族管理类人才对该领域应用的认识,我们请机械工程、能源动力领域的相关专家以授课或讲座的形式,进行相关领域知识和发展趋势的讲解,使学生理解更为透彻。此外,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还可以用举办人工智能知识交流会、线上人工智能论坛等形式,促进不同专业间老师、学生对于人工智能知识模块的见解,相互交流、渗透和学习,从而推动人工智能课程教学的改进。

2.2教学内容设置

世界一流大学在人工智能课程内容设置根据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设置,肯定会有不同,但颇有共通之处。本文借鉴世界顶尖大学经验,针对管理类专业人工智能课程教学内容进行研究,结合中国教育体系设置,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1)核心内容设置为避免学生因为知识点过多而出现杂而不精的问题,势必要精化教学内容。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使用云计算和其他方式来实现数据信息的传输、存储和处理,通过在线收集和整合网络课程相关数据,挖掘和丰富教学资源,并在整合课程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方法和前沿知识的扩展。在核心内容设置方面,可以通过收集到的数据资料,选择人工智能领域具有代表性且难易程度适中的知识作为重点,使学生能够在有限的学时内掌握人工智能的知识脉络。例如,编写针对管理类人才的人工智能教材,内容涉及绪论、知识表示与推理、常用算法、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方面的同时,重点增加相应知识点在管理上的应用案例,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同时,根据管理类专业偏向领域,开设关联程度较大、应用较广泛的人工智能选修课程,以便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求选修具体方向的课程。(2)注重学生的数理及编程基础良好的数理及编程基础是学习人工智能的前提。只有具备了这些基础,才能搞清楚人工智能模型的数量关系、空间形式和优化过程等,才能将数学语言转化为程序语言,并应用于实验。管理学院人才的数理及编程基础相对薄弱,因此,在安排学生学习人工智能课程之前,建议开设面向全体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等专业基础数学课程以及C语言、python等编程基础课程,使学生具备数学分析的基础与一定编程基础,为学习人工智能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可以推进MOOC平台建设,在平台上开设人工智能网络课程,帮助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知识基础及专业技能。(3)实验建设为了加强学生对于人工智能知识点间的关联性理解,可以基于不同的应用模块,设计具有前后铺垫、上下关联的综合性实验,设计不同层次的项目要求,同时基于相同的实验课题,让学生分组对实验课题进行攻克,并设置多元化的实验评价体系,通过实验教学过程中反映出的不同进度,让教师能对学生的学习水平做出准确评判,及时进行教学反思,以便更好地开展下一步工作。例如,针对人工智能课程应用中很广的遗传算法,在某一管理规划的具体应用上设置理解-实现-参数分析-具体应用-尝试改进-深度拓展的不同层次的项目要求,在这些项目层次中规定必做项与可选项,让学生基于同一实验课题进行合作学习,然后通过个人自我评价、小组成员互相评价以及教师评价的方式进行打分,对小组整体能力以及个人能力进行综合评估,以期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

第2篇

先给大家重点推荐一本期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征稿信息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一份综合性中文期刊,集政策指导性、学术理论性和应用服务于一身,是教育部指导全国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是服务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机构的主要阵地。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投稿栏目:主要有职教要闻、专稿专访、综合管理方略、课程教材、教研与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与探讨、职业指导、职业培训、高等职业教育等栏目。

再给大家推荐职业教育范文: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变革及模式建构

董文娟1,黄尧2(1.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300350;2.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北京100875)

摘要:顺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浪潮,基于新兴技术的职业教育变革及新模式建构势在必行。该文从职业教育智慧化、经济发展、政策保障、信息化生态重构四个方面,剖析了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变革的现实诉求,并进一步分析了当前职业教育外部环境及其自身发展的困境。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变革体现出融合、创新、跨界、终身化的新特征。基于此,从课程、教学、学习、环境、教师发展、评价、教育管理及组织等方面,探究职业教育的变革路径及模式建构。最后探讨了职业教育模式变革还面临回归教育本质、规避技术弊端等挑战,并提出“适应—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

关键词:人工智能;职业教育变革;模式建构;智慧化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超级计算等新理论、新技术及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1]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新常态”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使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职业教育,积极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运用人工智能改革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新型智能职教体系,提升信息技术引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能力。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变革的现实诉求

人工智能对传统教育理念产生了革命性冲击,职业教育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力素质与市场需求的矛盾、学习方式与自我价值实现的矛盾等促使职业教育向智慧化、智能化发展。目前,我国处于教育信息化2.0、工业4.0的新时期,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进行。“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人工智能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提出,及以新技术、新产业为特征的新兴经济模式要求教育领域,尤其是职业教育培养行业、产业急需的技术技能型、智慧型人才,具备更高的创新创业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促进智慧化发展,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一)职业教育智慧化诉求: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智慧教育是以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依托,创造智慧教学环境,转换教育方法,内容与手段,注重教育网络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的一种教育新模式。”[2]智慧教育作为“一种由学校、区域或国家提供的高学习体验、高内容适配性和高教学效率的教育行为(系统)”,被视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高端形态[3]。因此,职业教育的智慧化并非简单的数字化,强调信息技术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变革,改变思维模式,创建价值等方面共享的学习共同体,培养创新型、智慧型人才。

职业教育智慧化是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正在稳步提高,投入持续增加,各种智能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实习实训、测量评价等领域,并逐步成熟,正在努力打造一个信息化、智慧化的现代职业教育生态系统。新时期我国很多地区及职业院校积极提升现有信息化系统的智慧化水平,积极创建智慧校园、智慧社区等,逐步实现了组织管理的智慧化、资源环境的智慧化和服务评价的智慧化。

(二)经济发展诉求: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兴经济需要高技能智慧型人才

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经济及其他部门跨界融合,不断创造新产品、新业务,推动职业教育模式创新,形成了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为实现手段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人工智能时代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运作发展和对知识技术的掌握要求达到了更高层面,相应的教育需求也有所提升,市场环境渴求勇于创新、个性化的高技能智慧型人才。职业教育要应对行业上升发展的劳动力需求问题,基于人工智能应用,提高技能培养层级,以适应新的社会劳务需求。现代企业生产依托互联网科技,与智能化设备直接联接,通过数据分析和应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劳动密集型企业已不适应现代行业、产业发展,需升级为网络智能型,与此同时,职业院校的课程模式、专业设置、实习实训、师资结构等也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革新,既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智慧化、智能化,又推动了产业升级和工业变革。

(三)政策保障:国家从宏观层面保障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发展

2016年是我国人工智能元年,2017年我国颁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将发展人工智能放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布局”,这预示着我国人工智能时代的全面到来,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人工智能给职业教育带来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内容,积极融合信息技术,整合职业教育资源,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影响和改变了原有的教育生态。紧密依托信息共享平台,突破时空限制,让学习者自我选择,更加人性化和智能化。我国很多职业院校已经开启了智慧校园的行动计划,一些大中城市也在积极制定实施智慧城市的发展规划,在良好的政策保障中提升智慧化水平。

(四)信息化生态重构诉求: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变革是对职业教育信息化生态系统的重构

“依据《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我国正在有序推进数字教育向智慧教育的跃迁升级和创新发展。”[4]在新兴智能信息技术的催促下,技术变革带来了职业教育系统的颠覆性创新改革,打破现有的条条框框,改革传统教育模式,再造教育业务新流程。在职业教育领域创新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各科各门教育教学业务,打造各级各类智能实训部门、培训机构,覆盖贯通中高职院校,整合系统内外现有资源,推进智慧教育生态有序发展,为各类用户提供最适合、最智能的职业教育资源和服务,完成对职业教育信息化生态系统的重构。

二、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可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的挑战,比如可能会改变就业结构、影响政府管理、威胁经济安全等,还可能会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全球治理。当前,人工智能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席卷而来,职业院校既是人工智能应用的战场,又是培养技术创新型人才的“梦工厂”[5]。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迅速,影响是广而深的,对职业教育外部环境及其本身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一)职业教育外部环境发展困境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测,到2020年,人工智能将替代20亿个工作岗位”[6],那些技术含量低、重复性强的技能将被智能机器、数码设备所替代,工业机器人也将大面积应用。智能设备替代行业劳动力,能够降低劳动成本,且具有高效、易操作等竞争优势。传统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很难适应未来行业、产业的发展需求,人工智能冲击职业教育就业岗位,撼动其所依附的岗位基础,对职业教育的生存与定位产生了威胁。因此,根据智能时代职业教育的岗位特征与需求,提升职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是新形势下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二)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困境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职业教育领域内的应用和提高是目前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我国重视职业教育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校园信息化管理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仍不够紧密,表现出信息化管理效率低、科学决策水平低等现象。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困境表现在:

1.课程与教学困境

职业院校新课程改革提倡构建智慧课堂,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注重课堂实施效果。但目前的实际课程教学仍是以教师为中心,强调知识的灌输,重视统一性和计划性,与教育改革提倡的个性化教学相去甚远。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更新慢,很难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创新性思维弱,使得个性化教育的无法实现。近年来,中央、省、市、县四级教育平台逐步建立起来,课程与教学的层级设计逐步完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各级平台之间存在沟通不畅等问题,各级资源内容不系统,不衔接,导致无序叠加和资源的重复浪费,“精品课程”等项目丰富了课程资源,但质量不高。在线课程与教学以传统的科目、章节为单元,构建系统性的在线教育内容,为用户提供专业化的知识选择,但由于受时间条件等限制,大多数受教育者习惯于碎片化学习,连贯性和整体性差,缺乏对课程与教学体系的系统性学习。

2.认知困境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许多职业院校将“未来教室”“智慧课堂”定位为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多种尝试和改革,如MOOC混合教学、翻转课堂、多屏教学等,但“管理者和施教者对智慧教育的理解多停留在‘智慧课堂=多媒体+传统教学的层面’,教学观念和思维依然固化,并没有因为新技术的参与而得到实质改变”[7],缺乏对多媒体网络架构和智能学习平台的深层认识,更缺乏对管理评价和互动交流等模块的理解与掌握,虽投入大量人力财力采购了数量巨大、设备精良的多媒体设备和智能服务设备,但没有充分有效使用,大大限制了智慧教育的发展潜力。

3.用户困境

传统教学以群体教育为基本单元,教师和学习者作为学习共同体,在管理、学习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强大的群体约束力,促进双方共同进步。在信息化教育时代,学习者自由掌握学习时间和进度,遇到问题可能无法及时解决并获得反馈,无法进行面对面交流,因此,基于人工智能网络化学习平台,学习者需要高自控力、高学习能力才能适应这种全新的学习方式。

4.评价困境

传统的评价方式多依靠经验和观察,智慧型评价则是基于学习过程的一种发展性评价,以采集到的学习数据为客观基础。在人工智能、数字信息化环境下教育效果的评价实际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局限,在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融合的过程之中,许多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难以进行定性定量的智慧评价,如互动交流及深层次的学习评价等。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变革的新特征

人工智能带来了思维模式的创新,改变了人们认识问题、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多地依赖人与智能网络的协同创新。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变革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主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加大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新技术应用,体现校企合作、知行合一等职教特色,以应用促融合、以融合促创新、以创新促发展。”[8]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变革必将加速推进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智能化进程,表现出了融合、创新、跨界和终身化的新特征。

(一)融合

人工智能技术科学应用于当前职业教育,在最短的时间内整合、重组大量的知识信息,形成科学的技术技能知识体系,为职业教育资源、企业资源、产业资源、社会资源等一切有可能联结的资源融合提供了可能。为促进职业教育的智慧化发展,在现有的合作模式、集团模式、产教融合模式等实体协作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智能互动的智慧教育供给平台、常态化智慧课堂和大数据化智慧教育生态系统,为我国新兴经济发展提供高技能、智慧型人才支撑。

(二)创新

信息化时代下“变”为创新立足之要点。创新时代最需要提升的就是创造智慧。“由知识的理解记忆,转向知识的迁移、应用并最终指向创造发明”[9],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提升其创新思维和智慧思维,不断开拓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和宽度。智能化、信息化的时代是创新不断的时代,是原有知识不断被更新、技术不断被升级的时代。人工智能促使社会化协同大规模发展,促进职业教育体系核心要素的重组与重构,创新生产关系,呈现出新的协作架构,开创了新的教育供给方式,增加了教育的选择性,推动了教育的民主化。学习者能够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兴趣与爱好等选择适合自己个性发展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促进学习者个性化、多样化发展,最终实现教育公平。

(三)跨界

智能科学与职业教育连接起来,搭建起两者沟通的桥梁,跨越了人工智能虚拟教育和线下实体教育的界限,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融合。教育供给由竞争资源转变为协同合作,直线型的中心组织管理转向去中心化、泛化管理。通过大数据智能技术平台、远程教育平台等对职业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共享,跨越教育边界,与市场、行业、企业以及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对接,提供更加便捷的智慧化服务。

(四)终身化

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的变革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满足学习者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以任意方式、任意步调终身学习的需求[10]。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体现了教育的泛在化、个性化和终身化,与终身教育理念的发展目标不谋而合。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加快,人们追求高层次自我价值的实现,充分体现出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创建泛在学习环境,致力于构建终身化学习型社会,努力创造有利条件向全民提供终身教育与学习的机会。

四、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建构

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变革预示着全新思维意识形态、社会发展形态的变革,重塑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新思维,重构信息时代职业教育的价值链和生态系统。智能化技术科学将现代职业教育内部各要素,以及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通过虚拟技术和智能化手段互联贯通,突破传统教育价值的链状模式,使职业教育由传统模式走向“人工智能+职业教育”模式的建构。人工智能对职业教育课程、教学、评价、管理、教师发展等方面产生系统性影响,为职业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和提升服务水平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现实路径,解决不能兼顾职业教育规模和质量的矛盾问题。下面将从课程、教学、学习、环境、教师发展、评价、教育管理及组织等方面来探究职业教育的变革路径及模式建构。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课程模式

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知识、科学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更新和迭代,呈现出了碎片化、多元化、创新性、社会性的特征。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课程模式是为学习者提供按需可随时选择的知识储备智能模式,解决了传统职业院校课程教学的滞后性,呈现的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前沿信息和内容。课程革命愈演愈烈,灵活多样的微课、慕课等形式层出不穷,在线课程将成为常态,信息传播媒介、知识获取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课程内容和结构的表现形态、呈现方式、实施及评价等也都进行了相应变革。智能化信息科学技术为课程的设计、架构、实施提供了快捷和便利,为学习者的个性化、终身化选择提供了多种渠道。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课程模式的建构表现为:首先,线上线下融合的大规模开放课程融入现代职业教育,课程的表现形态和实施途径呈现出智能化、数字化、立体化的特征,成为学校常态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机会,使实施个性化课程成为可能。现代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强调学术性与生活性相互融合与转化,融入社会资源,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的新常态和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化协同发展,共赢共创;其次,课程实施的空间得以拓展,跨越了社会组织边界、职业院校边界,将从班级、年级、全校扩展到网络社区以及更大的空间。课程的整体结构从分散走向整合,以技术为媒介,形成跨学科、多学科整合的课程;最后,课程内容的组织、课程的实施逐步模块化、碎片化、移动化与泛在化,社会化分工更加精细,教师也将承担教学设计、技术开发、在线辅导等不同的角色。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

人工智能时代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职业教育各学科的教学过程,从知识的传递转变为认知的建构,从注重讲授和内容,转变成重视学习过程[11],构建“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的建构表现为:首先,人们的学习方法、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信息化教学使得信息技术已成为学习者认知的必要工具,认知方式也由“从技术中学”转型为“用技术学”。其次,信息化教学的重点从“面向内容设计”转变到“面向学习过程设计”,更加重视学习者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关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以及其获得学习活动的体验。同时,信息化教学要将课堂内的学习知识和课堂外的实践活动联结互动,按照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和认知方式自主选择学习内容。第三,智慧教学将成为课堂教学的新重点。日常教学工作形态不再是点线面的连接,而是呈现为智能化、立体化的教学空间,智慧课堂将会促进学习者的深度学习、交互学习和融合学习,智能备课、批阅以及个性化指导等也将成为教育者新的教学工作形式。从机械评价学习结果转变成适应性评价学习结果。第四,在线教学、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将成为新的教学形态,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实现跨学校、跨区域的流转。移动学习、远程协作等信息化教学模式,能够实现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全面实时互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提升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学习模式

智能系统和互联网络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和环境,推进了教育教学活动与学习环境的融合发展,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学习模式也逐步建立起来,具体表现为:首先,智能时代的互联网络全面覆盖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活动空间由课堂内拓展到课堂外,学习与非正式学习正在互相补充、互相与融合,导致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变化、学习方式的革新。其次,基于互联网出现了一批创新的学习方式,借助情景感知技术及智慧信息技术,进行真实过程体验的情境学习,促进学习者知识迁移运用的情境化和社会化。第三,借助互联网云技术和各种应用工具,学习者可根据自身学习需求,选择最优学习方式,也可利用数据分析技术,追踪记录学习路径和学习交互过程,随时随地获取个性化教学服务和量身定制的学习资源,拓宽了智慧教育视野。第四,各职业院校开始拓展校园智慧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以实现虚拟和现实相互结合的智慧校园育人环境。推进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加强教与学全过程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引导各地各职业院校开发基于工作过程的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和个性化自主学习系统”[12],强化优质资源在学习环境中的实际应用。

(四)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环境模式

智慧教育环境是以大数据、多媒体、云计算等智能信息技术为基础而构建的虚实融合、智能适应的均衡化生态系统。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为师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智慧化的成长环境,如智慧云平台、智慧校园。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环境模式的建构表现为:首先,智慧教育环境将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服务结合、面对面教学和在线学习结合,形成数字化的、虚实结合的职业教育智能服务新模式。其次,智慧教育环境将促进各种智能化、数字化信息技术融入职业院校的各个业务范围和业务领域,与系统内的其他业务横向互联、纵向贯通,且信息能够适时生成和采集,全过程实现数字化与互联化。第三,智慧教育环境能够感知学习者所处的学习情境,理解学习者的行为与意图,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多元化的适应服务和智能感知的信息服务。互联网应用基于智能数据分析,实现智能调节与自动监控,为学习者提供定制式的学习服务和个性化的学习环境。未来教室必将变成“虚拟+现实”的智慧课堂,在网络空间中参与线上课程、线下活动,实现线上线下互动交流。同时,智慧校园的创建和管理,能够对每个班级、学区进行动态管理,构建出一个以问题、任务为线索,学生实现自主学习的知识体系和促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智慧管理平台。到2020年,“90%以上的职业院校建成不低于《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要求的数字校园,各地普遍建立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机制”[13],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自主、泛在学习普遍开展,精准的智能服务能够满足职业教育的终身化定制。

(五)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教师发展模式

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变革对教师的专业发展、素质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改变了教师的能力结构和工作状态。教育信息化大背景下,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手段的产生、智能化设备的使用极大提高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能力素养,以适应新课程改革与教育信息化的要求。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教师发展模式的建构表现为:首先,新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环境都要求教师能够认识、了解和应用互联网新技术工具,促使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和素养的提升和丰富。其次,教师的专业发展要面向实际、情境化、网络化的教学问题,教师需要在多变的教育情境中综合运用核心教学技能,将信息技术知识、学科内容知识、教学法知识很好地融合并迁移运用。新时代的教师要学会掌握使用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网络资源,积极加强与其他专家、教师的合作,或远程工作,形成基于智慧教育技术的多元化的学习共同体。教师的工作状态由个体的单独工作转变为群体的共同协作,大大提升了教师的工作效率。第三,信息化背景下教师的教学理念要发生转变,由促进学生“接受学习”转变为“主动建构”,由“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参与”,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过程体验,从了解信息技术转变为掌握智慧教育技术,保持学科知识,教学方法,核心技术的动态平衡,促进学生智慧学习的发生。第四,信息化教师要学会使用智能化教育技术,积极开发数字化学习资源,创设丰富多元的教学活动,鼓励学生掌握智能信息工具,学会探究和解决问题,发展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信息化学习能力。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和素养全面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实现常态化。

(六)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评价模式

现代教育价值趋于多元,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智能化信息技术使教育评价在评价依据、评价内容、评价主体等多个方面实现了全面转变。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评价模式的建构表现为:首先,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于学习过程使得伴随式评价成为可能,更加关注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和特点。强调过程评价和多元共同评价,更加客观全面,重视评价过程的诊断与改进功能,以促进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其次,互联网、大数据、智能云技术的出现使得评价的技术和手段多样化、智能化,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提高了评价的科学性、针对性。第三,以大数据为基础的适应性评价因人而异,可获得及时反馈,可真实地测评学习者的认知结构、能力倾向和个性特征等,从知识领域扩展到技能领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构建以学习者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育测量与评价体系,促进学习者发展。

(七)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管理模式

智能化信息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等能够促进大规模社会化协同,拓展教育资源与服务的共享性,提高教育管理、决策与评价的智慧性,因此,基于互联网的教育管理必将逐步走向“智慧管理”模式。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管理模式的建构表现为:首先,互联网将家庭、学校、社区等紧密、方便地联系在一起,拓宽了家长和社会机构参与学校管理的渠道,各利益相关者可共同参与现代职业院校的学校管理,协作育人。其次,新时代的职业院校管理模式通过可视化界面进行智能化管理,业务数据几乎全部数字化,能有效降低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门槛,使管理工作更加轻松、高效。通过深度的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够实现个性化、精准资源信息的智能推荐和服务,为管理人员和决策者提供及时、全面、精准的数据支持,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第三,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全方位、随时的远程监督与指导,从督导评估转变为实时评估,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实时沟通与协作,促进社会化分工,促进职业院校内部重构管理业务流程,使管理智能化、网络化、专业化。

(八)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组织模式

人工智能时代信息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冲击着学校内部的组织结构向智能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各职业院校需要合理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和资源分配,通过互联网加快信息流动等方式,提高各职业院校组织管理的效率和活力。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组织模式的建构表现为:首先,当今时代人工智能的产生不可能替代学校教育,但可以改变学校教育的基本业务流程。人工智能推动了学校组织结构向网络化方向发展,教学与课程是提供信息数据的重要平台,学校组织则构成了教育大数据生态系统。其次,“互联网+职业教育”的跨界融合将打破学校的围墙的阻隔,互联网将学校组织与企业、科研院所等社会机构紧密联系起来,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共同承担知识的传授、传播、转化等功能,促进学校组织体系核心要素的重构。第三,建设“智慧校园”,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校园育人环境,实施一体化校园网络认证,推动智能化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实现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均衡发展。

五、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模式变革面临的挑战及发展目标

人工智能将推进大数据、云技术等智能信息技术深层次融入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组织与管理、评价与反馈等领域,形成社会化多元供给,为学习者提供多样化的参与方式、自主选择的学习形式和及时获得反馈的评价途径,有利于实现职业教育的共建、共享、共治。但其全面实现,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挑战

首先,职业教育的新模式建构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各职业院校积极建构智慧校园,努力实现智慧化产学研环境,打造一体化智慧城市网络等核心技术的开发,都需要资金的根本保障。政府要给予资金政策保障并加强监管,资金管理部门要合理规划,合理利用,专款专用,落到实处。其次,职业教育的新模式建构的成果表现离不开学习者对技术的理解、掌握和应用。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教育工作者既要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变革职业教育,也要避免技术中心主义倾向,“避免一味追赶技术新潮而不顾学生身心健康等,技术本身是一个祸福相依的辩证法。”[14]第三,“目前的教育实践中,仍未能充分实现人机合理分工和双边优势互补。人工智能终端系统擅长逻辑性、单调重复的工作,而人类则更适合情感性、创造性和社会性的工作。”[15]现阶段,信息化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智能机器不能完全胜任知识传播、数据处理等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完善,绝对依赖互联网络和设备,还存在一定的风险。

(二)发展目标

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变革重新架构了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完成了对资源的重新整合配置,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人工智能时代下没有职业教育模式的改革,就不可能建构真正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可以概括为个三方面:

1.“智慧脑”与“智能脑”融通

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信息技术爆发式发展,造就了以电脑、互联网为基础的智能脑。职业教育智慧化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如何让学习者发挥人脑“智慧脑”与机器设备“智能脑”的“双脑”共同协作[16]。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就是要通过“智慧脑”和“智能脑”的协同作用,发挥互补优势,进行融通式学习,而不是简单地人脑与电脑的技术对接。

2.“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结合

在人工智能时代,网络虚拟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拥有了真实与虚拟两个世界,虚拟信息技术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职业教育的实体教育,实体教育的发展也需要虚拟技术的支撑。但在具体的学习实践中,还会存在利用这两个世界时顾此失彼、难以平衡的问题。目前,虚拟化教育技术在职业教育领域不断应用与推广,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不断优化,使得职业院校线上线下的边界逐渐消融,“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更好地结合。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学习者要学会利用这两个世界虚实融合、高度互动,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优势,更好地学习与生活。

3.职业教育“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为“引领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为职业教育带来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为职业教育带来了便利。初始阶段的职业教育基本知识和技能被数字化和智能化,通过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云教育模式,个性化学习计划等,适应并应用人工智能,以提高职业教育的效率和质量。职业教育重在技术创新,对于行业技术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性作用。未来人工智能将成为职业院校快速发展和转型的技术支撑。“如某些职业院校基于自身优势专业与相关行业的智能自动化企业合作,实现以职业教育发展引领人工智能。”[17]目前,人工智能处于适应性大发展阶段,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提高和智能化设备的普及,人工智能时代必将由专用人工智能时代步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高效协作,职业教育完全适应且完美应用于人工智能,进一步引领人工智能发展,由“人工智能+职业教育”发展为“职业教育+人工智能”的时代。

第3篇

关键词:智能制造;通识能力;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工业4.0时代,智能制造的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下新岗位的方式、内容、方法、工具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智能制造不再针对某个领域、某个专业,而是覆盖了各个产业,贯穿于产品、制造、服务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高等职业教育中,人才培养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引领和适应”的对应关系[1],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都必须了解国家的战略布局,明白智能制造无处不在,要有家国情怀,主动将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融入国家的发展战略,服务国家智能制造产业发展。

一、智能制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机遇与挑战

(一)国家战略加速产业转型,提出人才培养新需求

国家“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实现制造强国、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全球电子信息高端研发制造基地”;成都市《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提出,“加快构建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建设”。智能化成为电子信息制造业快速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力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促进电子信息制造业快速转型发展,实现生产过程智能化、数控化,亟需具备设计数字化、生产自动化、管理现代化等多种技术技能复合的人才支撑。

(二)智能制造多种技术融合,提出人才培养新标准

2021年新职业“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国家职业标准和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报告指出,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数控加工、工业机器人等智能生产装备通过信息技术有机连接,通过各类物联网感知技术收集生产过程中各种数据,通过工业软件系统在线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实现智能化生产,该领域预计到2025年达到450万人的人才缺口,其中机械行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总量将达到377.6万[2],高职学历的需求总量预计达149.08万,占比39.48%。智能制造领域的新岗位,需要大量能将软件应用、数控加工、机器人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多技术技能融合的产业工人。这对专业升级发展、数字化改造提出了新标准,亟须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三)职业教育融合创新发展,提出人才培养新任务

为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四川省政府《关于推进成都公园城市示范区职业教育融合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全生命周期”职业学校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打造“四园同构”的产教城融合园区和“中国匠谷”等高地。作为拥有技师学院的在蓉高职院校,实施高职与技师融通发展、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快构建成为学校的责任,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服务成都市电子信息制造业园区和企业发展,培养新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智能制造产业工匠。

二、智能制造对技能人才通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

工业4.0时代,智能化赋能知识经济,劳动者仅凭一技难以适应产业发展,这就倒逼职业教育由“唯技而教”的专才教育走向通识教育和终身学习。通识教育,亦称之为通识能力,于20世纪80年代自美国引入,结合中国文化对“通”和“识”的解释,被翻译为“通识教育”,是指一种在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行业中能够共通的普遍知识和基础能力,包括语言表达能力、自学能力、适应能力、道德关怀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创意能力、理论到实践的能力等。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对全球的教育改革都有着重要影响,其教育的四大目标之一就是:教育学生如何成为社会一员,享受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承担对地方、对国家、对世界以及对自己的责任。在智能制造时代,要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出职业院校学生以下通用能力。

(一)追求卓越的大国工匠精神

一流的制造需要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技术则需要一流的精神,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从资源禀赋优势走向创新制造优势,迫切需要坚持如一的品质,坚忍不拔、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和极致的工匠精神[3]。制造业文化就是工匠文化,只有对事业具有高忠诚度,才能全身心投入,秉持严谨的职业操守、崇高的职业品质,培养敬业、专注、精益、坚持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才能在制造质量和制造水平上取得持续不断的进展。

(二)创新精神和创造思维

智能制造是对传统制造的全方位提升,更是新技术、新思维、新概念、新模式不断涌现、广泛应用的典型业态,创新精神和创造思维要贯穿于智能制造全过程[4]。创新精神是推动工业制造突破传统模式、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精神,要求学生勇于挑战固有框架,不断追求新思维、新事物、新理念、新方法,探索新的规律,获取新的成功。创新思维是打破惯常思维、求新求异的独特思维,是人类创造性的获得灵魂和核心,是人的创造力迸发的源泉。

(三)多元的人文素养

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中,人机工程、柔性制造、仿生制造、个性定制等一系列多元化、复合型、综合化的制造发展,必将与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哲学、美学等人文社科发生更加紧密和广泛的联系与交叉。智能制造人才的人文素养也将成为面向未来发展的一种必备素养,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在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为服务成都建设“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自觉担负起支撑地方高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全力打造“智能制造专业群”,推广智能制造的“大众教育”,培养学生跨领域、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能力,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一)瞄准人才需求,科学定位培养岗位

对接成都电子信息制造业网、智、软、端、屏、芯六个领域中的智能终端,专业群确定了工艺设计、生产线规划、过程实施、监测反馈四个智造链主要环节,其拥有工艺设计和优化、智能产线安装和调试、智能设备操作调试与编程等十个典型工作岗位。基于岗位数字化、智能化要求,对十个典型工作岗位核心能力进行分析,构建产品数字化设计、智能产线设计与调试、智能生产设备系统集成与运维、智能生产数据监测与反馈四个岗位群,这些岗位群需要多个专业交叉融合培养,满足复合型学生就业需求。学校将人才培养定位为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具有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掌握产品数字化软件设计、柔性制造单元调试、高档数控设备操作、工业机器人柔性集成、生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技能,具备智能化、数字化融合意识的新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智能制造产业工匠。

(二)立足核心素养,打造培养“工匠素质”的课程体系

一是加强通识课程的德育素养、信息素养、创新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将工匠精神教育融入思政课程教学。增设职教模块理论,形成有利于厚植工匠精神的思政教学体系,将工匠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天府文化、中华优秀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之中[5]。二是以融合的思想重构专业课程。对接新职业标准和相关“1+X”证书职业标准,以项目为载体,以问题为导向,在课程中挖掘知识、探究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知识有三大来源:基础理论层面、应用研发层面和实践性层面,制造行业的工艺和技术的创新发现只能通过“干中学”而习得。实践出真知,实践才是创新的唯一途径,因此要引导学生注重实践。三是开设“智能文明”“人工智能与信息社会”等公共选修课程,提高学生智能化素养,引导学生明白创新来源于制造一线,制造工厂本身就是一所“创新大学”,塑造学生人文情怀,增强对智能化产业的柔性适应力。

(三)深化产教融合,实现核心能力培养

学校深化产教融合,按照职业工种等级标准整合原有实训室,建设数控车、数控铣、PLC编程、现代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等通用技能实训室,服务智造链四个环节通用能力、基础能力和双创基本技能培养。学校采取引企入校、校入园企等方式,依据理虚实一体化建设原则,重组、新建产品数字化设计、数控智能加工、数字工厂仿真训练等实训室,提质建设智能制造生产性实训基地、西门子数字化工厂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基地重点支撑专业群核心能力课程、拓展能力课程和双创能力课程的实施,以及专业群核心工种的职业资格高级—技师和“1+X”证书中级—高级认证考核。实训基地向群内外学生开放,采取学分认证置换方式,开展兴趣培养、第二课堂学习、专业社团活动、技能竞赛等,引导学生建立研发—生产—营销的全生命链、系统化思维模式。

(四)打造工匠学院,服务工匠人才发展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与成都市总工会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共同筹建“成都工匠学院”,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运行新机制。“成都工匠学院”聚集“成都工匠”优质资源,全力打造技能人才培育、现代产业发展精准服务、工匠人才社会价值实现的三大平台。依托“成都工匠学院”组建智能制造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建设产业学院,打造生产性实训基地,实现资源共建共享。重点开展选育“工匠之师”,实施“匠中育师”计划;开展项目化、实战化“师带徒”,实施“以匠育工”计划;开展技能人才培训,实施“滴灌援企”计划,培养适应和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制造是本体,智能是灵魂。在智能制造背景下,职业教育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应多关注工匠精神养成、创新驱动以及人文素养,激发学生创新思维,让学生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综合竞争力的社会变革参与者。

参考文献:

[1]张培.“互联网+”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价值取向及路径研究———基于“中国制造2025”的逻辑[J].成人教育,2017(10):53-57.

[2]马雪峰,陈晓明,许朝山.智能制造机械行业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匹配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11):5-15.

[3]叶美兰,陈桂香.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意蕴及其实现路径的选择[J].高教探索,2016,10(10):27-31.

[4]李耀平,郭涛,段宝岩.面向智能制造的人才培养策略[M].第1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3.

第4篇

摘要:“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传统中高职职业教育的壁垒,将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相融合,推进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系统化培养,切合中国制造2025的人才需求。本文以面向中国制造2025人才特征为视角,从人才培养标准、能力素质结构、创新实践能力和职业导向等方面,分析“3+4”模式面临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并结合“3+4”衔接人才培养过程中积累的成果和经验,归纳“3+4”模式重构的原则,探析新形势下“3+4”模式改革创新的策略。

关键词:“3+4”衔接人才培养;职业教育;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中国制造2025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8-0127-04

一、引言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经济与科技形势的发展,以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和3D打印制造等高端制造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变革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悄然兴起[1],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再兴战略”等[2]。与此同时,我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围绕“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的主线,积极推进制造产业的提质增效、人工智能和创新发展,与国际“再工业化”战略形势接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工程教育特别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挑战。如何策应新工业革命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已成为我国乃至国际高等教育所共同关注、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课题[3]。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成功突破了以知识学术为最终目的的洪堡教育思想,着力培养运用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尤其注重学生入学前在相应专业领域内的实践过程和经验。以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为典型代表的欧美工科院校创建并积极推行了CDIO工程教育理念,系统培养面向工程应用的技术技能人才,并获得了企业和社会的一致好评[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印发的通知》促使我国必须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扩大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与规模[5]。

2012年,江苏率先推行了“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建设,补充、完善和促进了现行职业教育体系和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融合,切合现代职业教育层次高移的发展需要,在面向先进制造业的现代科学职业教育模式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6]。2014年,我国进一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并组织六部委编制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引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现代职业教育,加强传统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相互沟通和协调发展。“3+4”模式中职教育阶段,突出面向实际工程应用的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注重核心专业理论课程的强化,提高理论知识基础与专业素养,从而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相衔接;本科教育阶段融入创新素质、专业设计与应用能力,着重培养扎实的专业基础、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总而言之,“3+4”模式提升了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深度符合中国制造2025对职业人才的发展需求。

二、“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符合中国制造2025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一)以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根本的目标定位

中国制造2025所倡导的“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都是以人才为核心展开的,创新的实质在于人才,提质的主体在于人才,绿色发展和结构优化的基础在于人才。现阶段,中高职院校传统职业教育主要培养面向生产制造一线的单一技能型人才,缺乏科学技术基础、创新能力和不同职业岗位的适应能力;现行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虽然在面向实际应用的工程教育方面进行了强化和改革,但职业导向依然薄弱,两者在解决中国制造2025对高技术、高专业层次职业人才迫切需求的问题方面,依然乏力。“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职业导向特征鲜明,突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根本的目标定位,致力于培养知识结构合理、实践技术能力和工程应用能力优良的制造业人才队伍,弥补了传统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与新时期人才需求之间的不协调。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进一步推行,“3+4”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将越来越受到国内高校与社会的认可和重视。

(二)密切关注制造行业发展,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同步

“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第一阶段的中职教育源于职业教育,实践教学过程与社会企I生产制造一线接触密切,长期关注技术技能人才能力需求的变化,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为职业导向打下基础;第二阶段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注重实际工程应用,与行业企业存在广泛且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工程教育、技术研究与行业发展需求同步。该模式综合了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紧跟行业发展步伐的双重优势,主动关注地方制造业转型升级现状和人才基本能力需求变化,不断深化改革技术技能人才衔接培养模式,积极争取社会企业、行业等参与人才培养,培养方案由合作学校、牵头学校和参与企业共同谋划设计,遵循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成长规律和学生认知,缓解了我国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匮乏的状况。

(三)立足地方产业特色,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优势产业、支柱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工业化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我国技术技能型人才15%的构成比远低于发达国家的35%,尤其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严重匮乏,使得我国企业素质不高,产品质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国际竞争力。“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则充分融合传统中高职高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本科层次技术型、工程型人才的双重特点,培养实用性、技术性和应用性特点鲜明的复合型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为地方特色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符合中国制造2025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规划要求。

三、面向中国制造2025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对“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提出的新要求

(一)推进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注重多样化能力协调发展,培养复合型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随着中国制造2025、工业4.0等国际制造业发展热潮的进一步深入,促使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等领域的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对新时期技术技能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理论结构和能力素质特征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单一学科知识、单一职业技能的职业教育,已远不能获得新时期职业工作中所需的全部知识和工作技能,推进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注重多样化能力协调发展,培养具备完整产业链相关知识、掌握核心技术操作技能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是中国制造2025视域下人才培养的关键。一是要求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不仅要掌握传统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还要围绕信息化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为核心,深入学习智能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等先进学科知识,融汇智能生产模式、技术创新等先进制造业理念;二是要求具备扎实的实践能力和工程应用能力,重点突出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实现多元化能力的协调发展;三是要求掌握终身学习系统方法,不断提升自我,以满足不同阶段工作对新技能、新技术的要求。

(二)注重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紧跟国际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发展步伐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革命引领的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制造业的内涵与外延,创新创业精神是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全局发展的强劲动力,要求技术技能人才在掌握先进应用技术和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兼具创新知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要综合传统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的优势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强化工程实践能力的特点,更要结合地方高新技术产业、特色优势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培养可以创新制造业发展路径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借助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创新生产制造过程中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创新新工艺、新方法的引进、应用和优化,帮助现代制造业实现设计创新、加工创新、产品创新,从“制造”向“质造”、“智造”逐级蜕变,创造出具有高品质、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技术与产品,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坚守职业导向优势,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层次的高移

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不断发展,新兴的信息化、智能化工作岗位不断涌现,未来制造业一线人员不仅要活跃在生产制造一线岗位,更有可能参与产品设计、工艺开发、营销售后等多线式岗位工作。人力资本的转型和人才能力素质的综合提升,成为制造业能否快速、高效转型升级的关键。职业教育长期以来一直担负着我国制造业主力军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重任,“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典范,要注重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职业素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的“工匠精神”熏陶,将“工匠精神”贯穿于中职和本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强化职业精神。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的制订实施过程中,要重视学生对社会企业、行业领域实际生产制造各阶段环节的了解,知道企业缺什么样的人才,懂得从哪些方面提升自己,坚守职业导向优势。通过“3+4”切实将普通本科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与现代职业教育相结合,优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实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协同,促进职业教育在普通本科教育阶段的延伸,使得职业人才在职业教育范围内接受可持续性再教育,加快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培养的进程,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的整体提升。

四、面向中国制造2025的“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重构的原则

(一)“3+4”模式职业导向特色与支撑区域制造业发展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相统一的原则

紧扣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下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素质结构需求,细分基础能力、必备能力和拓展能力“三层次能力”,以技术技能人才必备能力和拓展能力为主线,突出职业性、实践性和工程性的职业导向特色,使得“专业驱动”培养的传统职业教育理念向“需求拉动”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转变,进一步推进面向制造行业、企业开放的多元化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的升级、重构,从而促进地方中职与本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彰显人才培养特色,发挥比较优势,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和实现学生的高质量就业。

(二)多学科知识交叉的知识体系构建与职业能力培养相统一的原则

以“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重构为抓手,按照技术技能人才必备的能力、素质要求,构建能力结构培养层次与方案,模块化n程体系,重组原有的基于专业体系的教学内容,有效地将互联网+、智能制造等中国制造2025战略核心要素融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坚守科学教育服务职业实践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解决职业教育过程中专业知识体系与实践能力素质脱节的问题。

(三)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共性培养与个性培养相统一的原则

围绕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多元能力的培养,按照制造业转型升级生产制造一线工程应用技术的最新发展,结合学生不同的就业面向和个性发展,采取相应的人才培养路径与措施,既体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普遍性规律,又反映了地方“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的特殊性,实现技术技能人才共性培养与个性培养的统一。

五、面向中国制造2025的“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策略

(一)多学科知识、多样化能力,优化调整“3+4”衔接模式人才培养标准体系

系统梳理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变革对“3+4”衔接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能力结构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紧密结合区域制造业发展规划,将智能制造技术、智能生产模式、技术创新能力细分到人才培养知识构成和能力特征中,推进“3+4”衔接模式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多学科知识、多样化能力的优化调整与发展,加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变革、行业需求的适应性。

(二)构建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同步的“3+4”衔接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合理设置“3+4”衔接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突出职业性导向、实践性导向鲜明的人才培养特点,课程内容侧重于与实践密切相关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根据行业领域实际应用和人才需求的变化,不断进行优化和完善。积极开展校际教学教研协作,以课程内容衔接的层次性、连续性和一体化为中心,中职阶段课程设置紧抓技术技能实训和核心专业课建设,强化文化基础课程,本科阶段课程设置注重工程实践与应用创新,有效加深和拓宽课程内容。加强课程内容设置的综合性和个性化,注重多学科课程内容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优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的衔接课程体系。

(三)提升现代职业教育专业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推蛹嬷敖淌ψ试垂蚕

加强教师校外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的培养,充分利用产学研合作企业、校外培训中心和校内专门机构,建立建全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聘请行业专家和资深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有效发挥兼职教师管理体系优势,确保教师队伍自身的知识结构、技术技能、职业实践能力与制造产业转型升级同步发展。对于“3+4”衔接人才培养,高校还应加强中职与本科教师的学习和交流,在教师资源和合作企业资源方面开展共享共建,培养一个兼具丰富实践能力与较高学科理论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团队,从根本上保证“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顺利进行。

(四)深化产学研合作教学,完善政府、企业和高校人才培养的分工合作制度与模式

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社会企业实际生产制造环境。现代职业教育不能局限于高校自身的教育教学,必须进一步加强面向区域社会开放办学的力度,将地方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等社会资源充分融入“3+4”衔接人才培养构成,共商专业设置,共制人才培养计划,形成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同、多技术集成的现代职业教育格局。以与地方支柱制造业企事业单位全方位深度合作人才培养为重点突破,将技术技能人才最新发展需求实时反馈到“3+4”人才培养教学中,按照产品设计制造、工业生产管理等先进制造全流程建设实践教学资源,构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全周期”的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

(五)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加强现代职业教育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国制造2025以“创新驱动”明确指出创新创业教育在现今制造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实践创新能力是核心技术创新、科技成果创新转化的基本动力。“3+4”衔接人才培养过程要注重区分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中职技能型人才培养、应用型本科工程人才培养之间的创新创业能力递进关系,突出现代职业教育的职业创新、实用创新、技术和技能创新等特点。从人才培养目标、教育教学理念与方法、专业课程设置、学科竞赛等环节,探究人才培养方案的整体性创新设计,推进“3+4”衔接人才创新知识体系、创新教学模式、创新人格理念的构建,从而加强现代职业教育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六)多元评价,以用为主,建立与完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社会评价反馈体系

从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人才能力素质结构层次高移的前瞻入手,构建能够衡量“多学科知识、多样化能力”、强化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产学研合作的多维度的专业评价与反馈机制。完善社会、企业和院校三方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凸显以职业实用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评价为重点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方法,建立与完善“3+4”衔接人才培养评价与反馈体系。

六、结束语

“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科学有效地推进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定位深度切合中国制造2025对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在促进地方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但“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在与中国制造2025人才理念相匹配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衔接过程有待进一步优化。各高校、企事业单位之间仍须继续加深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合作与交流,加快中职与本科人才培养的融贯发展,实现“3+4”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敬石开.“中国制造2025”与职业教育[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21):5-9.

[2]李拓宇,李飞,陆国栋.面向“中国制造2025”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路径探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6):17-23.

[3]孙爱东.高等工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3+4”实践教学体系探索[J].高校教育管理,2015,9(6):41-45.

[4]胡斌武,陈朝阳,吴杰.“中国制造2025”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路径探索[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9(3):91-96.

[5]张代宇,戴淑娇.现代职业教育视域下中本“3+4”分段培养模式思考[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30(24):158-159.

[6]黄小璜,杨燕,柳铭.“3+4”模式与传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对比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6,(3):101-103.

收稿日期:2016-11-30

第5篇

关键词:工程硕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育改革

作者简介:单甘霖(1962-),男,江苏如东人,军械工程学院二系,教授;赵诚(1982-),男,河北宁晋人,军械工程学院二系,助教。(河北

石家庄?050003)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5-0047-02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设置适应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适应了在岗人员进一步提高自身能力素质的需要。工程硕士与工学硕士相比,它们虽然处于同一层次,但由于其生源的显著差异,其培养目标、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培养模式等均有较大不同。要使工程硕士成为高层次技术和管理人才,符合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必须贯彻“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制订一套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培养模式。

为了提高工程硕士培养质量、规范培养模式和培养流程、明确评估办法等,2005年7月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工程领域教育协作组组长全体会议,提出“建立规范化的工程硕士学位标准”的设想,并选择了控制工程等五个领域,以课题研究的形式,率先开展工作。2007年全国控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教育协作组颁布了“控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标准(试行)”,对我院控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的培养起到了很好的指导性作用。考虑我院控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的培养主要是面向部队、基地等情况,在对“专业学位标准实施细则”修订中,培养方案在符合学科内涵的基础上,要兼顾生源单位需求,在研究方向的确定、课程设置等方面突出应用性、针对性,切实使培养的工程硕士在相应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以武器控制系统为中心确定培养方案的主要研究方向

现代兵器装备的特点是精确化、远程化、智能化,以导弹、无人机、指挥系统等为代表的武器装备更突出了这一特点,这些特点的基础之一是自动化技术。根据我院生源主要分别来自武器装备论证、武器装备试验、军代表、部队技术保障、部队装备管理单位等岗位特点,依托控制工程领域培养工程硕士,应该以武器装备为大背景,在控制工程学科内涵的基础上紧紧以武器控制系统为中心,来确定相应的研究方向,因此我院控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研究方向确定的基本思路是:涵盖我军武器控制系统分析论证、试验优化与质量监控、武器控制系统性能测试与故障诊断、武器控制系统信息化管理等方面,为军代表系统、武器装备试验基地、部队修理所、部队装备管理等单位培养具有我军特色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具体如下:

1.武器控制系统分析论证、试验优化与质量监控

该方向以提高复杂武器控制系统综合战术技术性能为目标,以数学、力学、控制理论、系统科学、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研究武器控制系统分析论证、试验优化与质量监控的方法。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火控、指控、无人机和导弹等复杂武器控制系统分析论证、试验优化与质量监控的方法及武器系统作战效能评估等。

2.武器控制系统性能测试与故障诊断

该方向以提高武器系统技术保障人员的装备保障能力、试验技术人员的工程实践能力为目标,以自动测试技术、故障诊断技术、信号处理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为基础,研究武器系统的性能检测、故障诊断的技术与方法及靶场试验中技术保障的关键技术。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新标准测试总线的应用、测试系统模块化设计、武器系统运行状态监测与诊断、测试诊断设备研制等。

3.武器系统信息化管理

该方向以提高各级装备保障管理人员的管理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为目标,以人工智能、装备保障理论、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为基础,研究装备保障管理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和系统。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制订适合装备保障信息化管理的标准体系,研究建立统一的适合装备保障管理信息化的数据交换代码,基于装备的状态信息、故障信息、维修信息等进行研究装备保障领域的全程可视化信息管理系统。

二、以适应培养方向要求为出发点确定适宜的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是工程硕士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于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打下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不断加快,只有打下牢固的基础,才能自如地实现向新领域的转变,才具有可靠的应变能力的坚实后劲;只有在头脑中存储了大量的知识、事例和经验,才能运用它们来进行创造性思维。课程设置在整个课程教学工作中起着基石性和原本性的作用,只有合理的课程设置才有可能使研究生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才有可能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考虑到工程硕士的培养模式是“进校不离岗”,边工作边学习,在职攻读学位的特点,在课程学习上,我院采取的是“两阶段”学习方式,即第一阶段主要学习公共和领域必修课程,在学院集中学习;第二阶段主要学习选修课,采取先寄发教材供学员自学,再到学院集中辅导两次,每次为期两周,最后集中进行考试。因此课程设置一方面要充分考虑这些特点、安排,另一方面更要考虑所设置课程应与各培养方向相适宜。对控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来说,应具备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原理为核心的知识结构。同时,还要具备基于与数学方法、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各种传感器和执行器等相结合的、针对具体应用方向的知识面。这些知识结构、知识面要通过一类课程群的设置来落实。由于培养时间、教学时数的限制,课程的门数设置受到了约束,这样就要求对课程的选择必须反复斟酌,切实使选择的课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有利于学生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有利于学生进行后续的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我院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课程设置包含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适用各个研究方向的必修课,包括公共必修课和领域必修课。公共必修课主要包含自然辩证法、英语、数理统计、科技信息检索。领域必修课主要有线性系统理论、计算机控制系统、自动测试系统。另一部分是为不同研究方向设置的选修课。选修课设置的基本思想是在保证对一个控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而言,至少应掌握一个课程群的知识要求的基础上,引入专题讲座形式来开阔学生视野,增大学生知识面。根据学科培养方案设置的三个研究方向,结合部队岗位需求,我们按优化、控制类课程群、控制系统故障检测与诊断课程群、信息传输与处理类课程群的要求设置领域专业技术类选修课课程。

具体地讲,为三个研究方向设置的选修课程分别是:

为武器控制系统分析论证、试验优化与质量监控研究方向设置了优化、控制类为主的课程,包含军事运筹分析、系统决策与建模、智能控制、人工神经网络、防空武器系统效能分析以及专题讲座。

为武器控制系统性能测试与故障诊断研究方向设置了故障检测与诊断为中心的课程,包含测试与接口技术、军用电子系统测试、电子系统故障诊断、故障分析与预测、人工智能原理以及专题讲座。

为武器系统信息化管理研究方向设置了信息传输与处理为中心的课程,包含数字信号处理、战术互联网及其应用、图像工程、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原理以及专题讲座。

三、结束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武器控制系统性能不断的提高,武器装备涉及高新技术的增多,控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标准实施细则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修订,在这其中最需要关注的是培养方案的修订,特别是涉及的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其应该是动态的、开放性的,以适应工程硕士培养单位岗位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第6篇

关键词:大学科技园;区域创新体系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一个国家的强弱已经越来越依赖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高低。9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借鉴国外对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成果和实际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在《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远大目标,为此提出了配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以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大学科技园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日益在我们国家开始建设起来。

2001年6月科技部、教育部在《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五”发展规划纲要》中,为了指导和推动我国大学科技园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明确指出了“十五”期间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方向、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2006年12月科技部、教育部又发出《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其中指出大学科技园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是区域经济发展和行业技术进步以及高新区二次创业的主要创新源泉之一,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产学研结合、为社会服务、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平台。一流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并进一步指出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发展现状与形势、指导思想与发展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及相关措施。自从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部、教育部首批认定22所大学科技园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就一直蒸蒸日上的开展着,至2008年已发展六批共69所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依托全国数百所研究型大学。

大学科技园的出现是从上世纪5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园(即现在的硅谷)开始的,历史不是很久。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我国的大学科技园起步就更晚了,并且普遍存在以下问题:(l)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还不明确,如何结合地方产业建设有特色的大学科技园,推动区域创新与行业技术发展,并充分利用高校己有资源环境仍需研究;(2)国家大学科技园现行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仍需完善,目前的大学科技园有政府主导型、企业组织型、高校管理型各种方式的管理模式,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充分发挥科技园在创新成果转化、高新企业的孵化、创新人才的引进的优势;(3)多元化投融资方式的不足,大学科技园依托于没有主要营业收入的大学,必需依靠政府资金、金融部门融资、社会融资渠道等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如何建立有效的投融资渠道并制定相关政策仍是问题;(4)大学科技园基础设施建设与构建创新服务体系的问题,为了实现建园目标,一套与之协调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与环境是不可缺少的,在工商注册、法律咨询、财务服务、产权交易、人才引进与高新企业创业咨询等服务项目上要一应俱全;(5)大学科技园创新绩效的测度问题,建立绩效指标体系来评价大学科技园的运行效率是前提,绩效的测度有很多种方式如:数据包络方法(DEA)、灰色系统理论、神经网络理论等,选择一种高效的测度方法至关重要。

1.2.1国外研究综述

大学科技园作为创新的载体,自从世界第一个大学科技园―斯坦福大学研究园(现在的硅谷)于1951年诞生以来,就被学者们广泛关注。围绕着大学科技园和创新的相关理论研究也层出不穷。其中代表性的有以下这些理论。

(l)产业集群理论。20年代50世纪左右,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工厂和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域进行集中生产、采购和经营的现象,这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并逐渐研究形成了产业集群理论。产业集群是一种相关的产业活动在地理上或特定地点的集中现象。1990年,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认为相当成功的全球性产业正朝着集群化的方向发展,并存在着集群地域上的企业、政府、教育机构之间互动现象。2000年,伍得活德指出集群现象不仅在发达国家有,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大量存在。

(2)增长极理论。法国学者佩鲁(Perlloux)首次提出增长极理论,指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会形成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自身成长迅速、并能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此种增长极具有极化与扩散两种效应。其中极化效应是指极点能够吸引区外的资源,并迅速增强经济实力;扩散效应是指极点通过资源外流,向外输出创新成果与创新动力,因而促进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随着园区增长极的集聚,极化效应将向扩散效应转变 。

徐小钦,陶星洁,王永宁(2004)把层次分析法和动态聚类法结合起来对大学科技园进行了评价,他们共利用了31个指标对我国的22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评价分析[30l。董秋玲,都英,常玉(2006)利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法对我国西部13家科技园区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析,为西部区域创新系统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帮助。文中采用了创新主体能力、研发孵化能力、技术创新扩散能力、商业化能力四个一级指标。肖健华(2005)通过人工智能最新的研究成果与聚类方法的相结合,对中国科技园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并获得较好的效果。他把人工智能领域的数据描述方法,推广应用到样本数据的聚类中,形成一种新的聚类方法,并应用到国家级科技园区的绩效评价。

参考文献

1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压[EB/OL]. most.省略.

2李文石,赵树宽.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J].商场现代化,2008(8):203.

3陈颐.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福州:福州大学,2004.

4洪广欣.国内外大学科技园理论研究综述[J].比较教育研究,2008[12]:67一68.

第7篇

     中医医家师承授受,师者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学者体悟心会,成为古代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使中医中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得以延续、发展。然而,千年传承,百年困惑,当古文化与新文明发生了对接,当元阴元阳碰撞了0和1代码,中医药学的教育传承如何从原始的手工作坊体系走向机器化批量生产道路,古代自然哲学式、思辨式的中医论述如何换装为强大的现代科学体系,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理论,便成为一直以来的核心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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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中医教育体系及思维模式

目前,中医教育以学院教育为主,采用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临床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以及理性思维为主导的思维导向,以系统性、完整性的学科分科教育为基础,突出了课堂、教师、教材的中心地位。现代中医已经实现了从师承教育到学院教育的转变,重视教育目标和培养模式的共性,注重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辨证论治理论思想的培养,使得现代中医师的培养走向规模化。

然而,审视规模化教育体制下的教育模式,并不能让我们高枕无忧,因为,我们所期待的“秀才学医,如笼抓鸡”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则是枯燥、抽象,甚至晦涩难懂的尴尬处境,很多想往中医的初学者,才触皮毛,便生退却之心,因为“不协调”,玄妙晦涩的理论论述与人工智能化的机器识别,浩如烟海的古籍与海量数据便捷检索的自动化体系,古代自然哲学式的思辨方式与现代严谨缜密的逻辑推理,加之系统化微观化高精密仪器化的西医学导向的医疗体制体系与整体性宏观性四诊合参式的中医辅助医疗地位,让很多学子望而却步,而即使高学历中医学子,无论在临床治疗水平与中医学术造诣上也很少有人能望老中医项背。2  全脑思维契合中医教育传承模式探索2.1  全脑开发的理论基石

1981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罗杰·史培利博士提出了左右脑理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项理论将大脑分为左半球和右半球,认为左右脑有着不同的智能。左脑操纵语言,偏重概念思维,具有逻辑思维功能;右脑知觉空间关系,欣赏音乐绘画,偏重直觉思维,具有形象思维功能。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詹姆斯·怀特研究发现,一般人只用了大脑潜能的10%,甚至更低;而95%的人荒废了右脑,即仅仅使用一半的大脑,另一半的大脑被闲置起来。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运用左右脑,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全脑学习就是充分调动左右脑多元智能参与学习活动,双管齐下,平衡发展,最大限度发挥大脑潜能。全脑学习由知识、方法技能的学习和情感态度的学习3个方面构成,让学习者左右脑互动,音乐、图像等于大脑互动,学习者与知识互动。

2.2  当前的教育大环境需要全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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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所实行的应试教育所开发的是左脑,实际上大脑左半脑是辅助的,右半脑是主要的,深层次的思考,深层次的创意,深层次永久性的记忆靠右脑,而我们恰恰忽视了右脑的开发,目前国家所倡导的素质教育,就是要我们开发右脑,多用右脑,多训练右脑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可以提高几百倍。英国哈莫尔曾说过:“右脑的图像思维能力是惊人的,调动右脑思维的积极性是科学思维的关键所在。”就大部分天才来说,他们能够很有效地使用大脑,取得杰出的成就,原因是他们大多能够充分协调、合理地使用大脑。爱因斯坦就曾说过:“我思考问题时,不是用语言进行思考,而是用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此外,瓦特看到火炉上的水烧开后壶盖不停地动,发明了蒸汽机;鲁班被草划破了手,发明了锯;世界著名画家达·芬奇从画鸡蛋开始,成为一代巨匠等,均是左右脑协调发展的典范。

2.3  古代中医教育传承体系中的全脑式教育

就全脑式教育而言,我国有先天的优势,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而运用象形文字本身就是用的右脑。此外,在传统中医教育中,我们意外发现全脑式教育竟然无处不在。首先,在古代特定的社会同构体中,传统的中医药学以其特定的思维方式,即形象思维为主导,采用形象思维下的形象比较、倒果求因、类比推理等思维方法,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其次,传统中医药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以及经络铜人等多感官、多知觉体验式的医疗、传承手段,不仅强化了感性认识,而且不自觉地早已运用、挖掘了右脑潜能;第三,古代中医是古代自然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因此,历代名医多博览群书、吸纳百家,通晓佛、道、儒等学说,这种文理兼通的多元思维模式使得中医理论在形成之初就成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第四,古代中医师承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教学的实践性,重视临床能力的培养。而将课堂与临床合二为一,理论学习与临证实践融为一体,恰恰又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左脑与右脑的有效契合。

2.4  现代互联网高速经济时代下的全脑思维新模式

1989年,美国率先推出了全国性的脑科学计划,把1990-2000年命名为“脑的十年”,并制定了以开发右脑为目的的“零点工程”。之后,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和许多国家的相应学术组织纷纷响应。欧洲出台了“欧洲脑的十年”计划,日本启动了为期20年的“脑科学时代”计划和“脑科学与教育”研究项目,全脑教育已经呈现出“全民普及”的态势。

在现代互联网高速经济时代,中医教育更应抓住这次革命性、全球性脑风暴的机遇,综合应用数据挖掘、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现代多媒体、数字信息技术,增加内在知觉体验,平衡开发大脑潜能,将整体思维嵌入机器代码,将临床搬进课堂。

2.4.1  音乐冥想

音乐诱导具有集中注意力、提高记忆力、增强想象力、开发智力等多种效应。接受这种有节奏的声波振荡,可以使人体各部分本能地、协调一致地按照规定的节奏、旋律、情感进行细微振荡,促使细胞正常分裂,加强新陈代谢,使人的心跳、血流、肌肉收缩、肠胃蠕动得到最好的、最统一的节奏调整。右脑被称为“音乐脑”,经常进行音乐诱导,能改变右脑的劣势地位,转换脑的能量平衡,从而使脑电波发生变化,达到使右脑活化的目的[1]。因此,基于中医五行理论开发五行音乐,将成为身体平衡与右脑活化的高效粘合剂。

2.4.2  多感官、多知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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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其他5种知觉可以用来想象。时常练习用多种知觉来想象,可以增加图像的清晰度和鲜明度,从而刺激右脑思维活性。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能运用越多的感官来引起强烈的图像,成功的机会就越大。能够运用越多知觉创造一个鲜丽的内在经验,你的想象就会变得越有意义,收获也就越多。

2.4.3  虚拟化、智能化体验式传承体系

国际著名传播学家、教育新秩序的倡导者余也鲁教授指出:“文字发明前,人类多用右脑;文字普遍使用后,我们多用左脑……现在电视出现,重心又移到右脑,这会引发一些什么变革呢?”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平衡用脑,运用全脑学习的问题。天津普教系统就曾进行过一个颇具影响的教学科研课题,即运用多媒体教学,提供形象教材,引导学生交替使用左右脑,从而使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交织上升为灵感思维与创造思维,达到平衡用脑目的[2]。

中医理论的形成并不是从实验中来的,而是象控制论的黑箱论那样,通过无数的信息反馈得出的[3],而这种反馈信息就是各种知觉信息构成的形象素材,并结合逻辑思维判断所形成的阶段式螺旋上升式的思维创造。因此,应运用虚拟化、智能化的辅助手段实现多感官、多知觉的信息体验,建立虚拟课堂、虚拟实验、虚拟临床,甚至虚拟“药物园”、虚拟针灸铜人等仿真交互环境,加强感性认识,增加辨证施治方法、药物性味归经以及方剂组成等理论的理解、记忆和运用,以虚拟医院为实验室,以虚拟患者或病历作为实验课的素材,进行完全虚拟化的临床科研设计、临床诊疗、临床观察及临床总结。

此外,可以利用情感暗示教学调动大脑无意识领域潜能,以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发散思维,以及对知识接受的自觉性;利用情景联想、脑力激荡、灵感捕捉来培养创造思维等等。

这种全新的多感官、多知觉体验式教学模式,一方面寓教于乐,化抽象为形象,化复杂为简洁,融知、情、意、趣与一体,以有效调动学生主体性学习热情,充分体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双边作用;另一方面,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反复交替印证的过程,也即思维启发、灵感创造的过程,虚拟化整体教学实现了课堂教学与临床教学的实时交互,温故而知新,继承后创新,更使因材施教、差异教学成为主体选择下的水到之渠。在此,主体性、交互性、启发性、创造性、差异性的教育教学新模式得到综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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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全脑思维,新模式古用,既是新时代传统教育的活性剂,也可以说是传统中医思维的复古。互联网时代经济、现代思维节奏决定了中医教育现代化步伐,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情景教学与实战演练,多感官刺激与全脑学习,师承教育与规模化、现代化学院教育的全方位结合,将为中医的教育传承事业搭建起一座传统与现代、现代与未来的教育桥梁。

【参考文献】

  [1] 王世群.全脑学习势在必行[J].山东教育,2001,14(2):7-8.

第8篇

然而,在享受信息技术带来变动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更深刻地认识信息技术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分析其对当下生产形态、分配形态和消费形态以及人们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基本逻辑,由此,我们才能认识到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定义时代主题的基础性意义。

互联网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信息技术的视野出发,人类的技术,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信息技术,一类是其他技术。广义的信息技术,是人类传播信息的手段、技艺和方法,包括文字、印刷、广播、电视等传统手段,当然也包括当下渗透人们生活之中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将今天称之为“互联网时代”,但实际上依然低估了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热刚兴起之时,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社会的框架之下,其主要作用是优化提升工业生产,但并不会对工业时代的模式体系产生根本影响。

当时人们可以预见到的是:互联网会让工厂生产与商场管理更有效率;但是,当人们在想象互联网会让消费者在诸如沃尔玛这样的大型商场购物更方便之时,却怎么也想象不到,在不到20年后,沃尔玛模式会被淘宝模式颠覆掉。

实际上,直到三、五年前,互联网界人士才真正意识到,思考互联网革命可能要从百年大计的视野重新理解,要将它作为一个世纪性命题加以思考。

互联网革命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两百多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化进程,重塑了人类社会,塑造了影响人类社会两百多年的学科划分、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而在今天,在互联网革命的影响下,工业时代以来产生的基本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态,都可能被重塑。

今天的互联网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体系内单一技术的升级,而是推动了技术创新的浪潮,催生了一系列技术群——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驾驶、区块链、比特币等等。

这些技术大都是基于互联网而发挥作用的,但它们会对人本身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观念理想层面。在这样强大的力量推动之下,原有的构成工业社会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公司、比如知识产权等等,它们所指向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它们能否继续以传统定义的形式存在下去,在今天已经是必须认真直面的问题。

从互联网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观察,互联网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技术的创新,如基站的建设,门户网站、手机逐渐普及等等,在中国这个阶段大概发生在2000年前后;

第二个阶段,是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创新,在中国的标志性现象是淘宝、支付宝的出现,随之涌现出一大批崭新的商业模式和崭新的企业。现在中国市值最大的两个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创新的标杆。

到今天,互联网开始进入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创新的第三阶段。

这个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互联网+”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互联网行业所涌现出来的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突破了互联网行业这一范围,全面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展,逐步具有全社会的普遍性意义,并开始深度改变人类的社会形态。

互联网革命重塑生产结构与社会结构

在思想方法层面,互联网革命也给予我们一种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视角。如果我们从一个极其简化的模型来看待人类社会,可以发现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节点,一个是连接。

所谓节点,包括人、组织、村庄、工厂、国家这些实体,而联结这种节点的各种各样的交往方式,包括聊天、访客、旅行、交易,也包括现在的打电话、上网、微信等等,都可以视为是连接。

回顾人类社会的演化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技术的演化过程中,一段时期内的突破重点会集中在节点上:比如电影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计算机的出现等等。之后,随着节点本身的进化,会促进连接的升级,比如教育体系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等等,都是建立在新节点的普遍运用之上。

而连接方式的升级,反过来又会促进节点的进化:比如当前在互联网影响下出现的云计算、人工智能、超能电池等新事物。

从这个角度观察,过去六十年,人类先在节点上获得突破,如计算机的产生,而大概在三十年前进入了连接技术的突破阶段,如互联网的扩展;那么未来三十年,我们很有可能会在节点上实现更大的突破。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深度连接方式的互联网技术会反过来推动节点性技术的突破。

因而,今天,我们为了充分认识互联网革命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深刻影响,必须关注其对生产结构、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互联网革命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协作(分工)结构。

首先,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新基础设施。原来的基础设施,是人们所熟知的、产生于工业时代的铁路、公路、机场这样的交通设施、公用设施。

今天的基础设施,其内涵进一步扩展和演变,云网端、云计算、互联网智能终端以及人手一个的智能手机,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其次,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新的生产要素。原来我们讲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等。而今天,数据正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而且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

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获得巨额估值,主要价值依据就是其掌握的巨量数据。数据有可能超越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等,成为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

最后,互联网革命催生出新的协作结构。我们社会原来的协作(分工)结构,产生于大工业时代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但是,产业链体系和市场体系都存在着自身的巨大限制,如资源、制造基地和市场在时间、空间层面的隔离与不平衡,会产生高额成本,也会受到规模限制。

而互联网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可以推动大规模协同与共享,或者叫大规模协作与共享。这种协作方式,远远超过传统的分工与合作结构。

比如淘宝上每天的访客人数接近两个亿,每天产生的交易数量超过两千万,商品规模超过十亿件——仅2016年“双十一”一天就产生了一千多亿的交易额。在有淘宝之前,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即使全世界最大,也就只有7万个店铺,它天然受到实体空间的限制。而今天仅在淘宝平台之上,就何止有700万个店铺?

要突破实体空间的天然限制,需要的是线上与线下的对接与协同。而数量超过亿计的超大规模的协作,必然引发生产、交易、消费结构的质变。此种大规模协作、协同的模式,突破了工业化时代以来的传统分工结构、市场结构,影响极其深远。这些影响,在今天也还只是初露端倪,在未来还会逐步显现其摧枯拉朽的威力。

上述三个新要素,是我们理解当下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关键。以2017年的爆发性成长的共享单车为例,如果没有新的基础设施——即没有基于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能力,没有大规模协作的基础,这种新事物是不可能出现的。滴滴打车也是如此。

我们把此种新的经济形态称为共享或者分享经济,说明它的经济形态已经超出了以所有权、使用权为基本概念的经济学内容。

分享经济有三个重要的特质:第一,它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包括滴滴打车、共享单车都依附于互联网平台。第二,它需要大规模参与,参与的主体数量都是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第三,它要依靠数据的智能匹配。

为什么五年前不可能出现共享单车?因为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智能终端(智能手机),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移动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移动支付。现在,听说有投资人想要在菲律宾推出共享单车,但是,菲律宾连基础的移动网路都不完善,也没有网上支付这些先决条件,怎么推共享经济?

因而,我们看到新生事物、新生商业模式的出现,也要看到这些新生事物所附着的基本条件,没有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生商业模式是很难成长壮大的。

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正在对现在的经济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某种意义上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一二三产业的传统划分方式。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一个横向分工的概念。

人们按照生产环节进行产业划分。种麦子可以称之为第一产业,把麦子磨成面粉则称为第二产业,而把它制作成包子出售则属于第三产业。

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横向划分显然出现了无法归类的问题。比如,按照传统归类方式,理发属于第三产业,移动网络运营商也是属于第三产业——天差地别的两种行业却属于同一产业。

而如果我们继续以归类方式来作为我们经济统计、政策制定的依据,一定会遮蔽我们对现实巨变的认识和理解。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的划分已经开始失效,它已经很难刻画出当下的产业结构特征。

要正确描绘当下的生产结构形态,我们就不能固守横向分工的旧视角,而是必须关注随着互联网革命而来的纵向结构。

什么叫纵向结构?我们现在要观察和定义一个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分析它处于何种生产环节之中,而是应该分析它处于什么样的生产层面之上:

处于最底层,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可以称之为基础设施行业,中国移动就是新时代的基础设施行业代表,其提供的是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处于中间层面的,是平台行业,平台掌握数据,非常关键,淘宝、天猫、滴滴都是此种意义上的平台;最上层,可以称之为自由连接体,它是可以随时连接、随时自主形成的各种商业实体与社会实体。

自由连接体可以直接面对市场,响应市场发展,它可能是小微企业,也可能就是个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越来越多个体从原有的组织、体制、体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半游离状态,他们彼此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联结、组合,产生出无数种可能性。

未来也许超过一半以上的年轻人,都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固定的组织,而是成为这样的自由连接体的终端。最近,在一个高校所做的关于大学生就业意向的调查中显示,95后的大学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选择毕业以后不就业——不考公务员,不到公司做职员,而是以自由连接体的方式在家工作。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也可以同时是作家/出版人/学者等等多重身份,他可以以多重身份自由连接——以后这些人的人生就可以说是“斜杠人生”了。现在,此种自由就业状态的人越来越多,这必然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就业问题。

这一切都说明,技术变革引发商业模式变化,商业模式变化引发市场生态变化,市场生态变化引发组织变化,组织变化又会带来对人的能力的需求的变化。互联网革命带动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是全方位的。

互联网革命重塑知识体系与治理体系

为了应对变局,引领变局,我们必须改造自身的知识结构,重塑我们的治理能力。

在农业时代,人类知识积累的速度非常缓慢,慢于人类年龄增长的速度,这意味着年长者的经验对于年幼者是有效的,年长者天然拥有知识上的权威。

而当我们进入工业时代,知识增长加快,年轻人拥有的知识未必比年长者少,家长经验和知识权威的有效性,面临学校体系竞争,也受到教育层次较高者的挑战,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反对老一辈人知识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是个信息大爆炸时代,知识的代谢和更替非常迅猛,年轻人相对于年长者反而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新知识。信息时代的新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平衡正在影响家庭结构中的父母权威。

比如,面对一个智能设备,现在的一个儿童几乎不用看说明书,稍加摸索就能熟练运用,而家长却还是按部就班地依赖说明书指导,并且未必能掌握——这是他们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带来的限制。

当此类的挫败不断出现时,家长的权威就会出现问题。学校教育也是如此。由于信息传播速率问题,学校教材往往刚出版就已经落伍。老师们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其他老师,而是以整个互联网为背景的海量信息。

更进一步,此种趋势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学校和教育体系,还影响到传统的知识分布方式、知识体系、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架构。

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就已经面临过类似的冲击,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本土知识体系被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西方知识体系颠覆和替换。而到了今天,这种知识体系的颠覆和替换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观念冲击、伦理冲击可能更为剧烈。

面对由此而来的观念混乱和意识形态危机,我们的可能出路不是回到过去,重新拥抱农业文明的知识经验,而是面向未来,直面挑战,在互联网时代重建自身的知识体系。

与此同时,互联网革命给新时代的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面对生产结构的变化、人类和信息流动性的剧增、社会复杂性的几何级数增长,我们无法延续传统等级化、科层制、管制式的治理模式,而是必须探索网络化条件下新的治理形态。

我们在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平等价值诉求不断高涨,而且日渐难以靠压制和无视的方式加以应对。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时代的治理可以视为是一种网络化的治理形态:不是像过去一般依靠一个中心来进行控制,不是依靠一个政治精英团体、依靠一个霸权国家来维持秩序,甚至也不是一个中心来分层地进行控制,不是所谓的联邦式治理。

当然,在我们看到互联网革命给社会治理带来冲击的时候,也要看到,互联网自身内在的一些技术特性,也为这样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