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3-30 17:42:3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工业互联网认识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随着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和德国西门子公司近期相继推出自己的工业互联网（或工业4.0）平台，全球工业制造业由此迎来平台竞争时代。这个转变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将从根本上颠覆人类工业制造业发展模式，也将深刻地改变未来国际产业分工与国际贸易竞争格局。
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我国工业制造业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由于美国、德国的先发优势，我国发展自主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前景相当严峻。当前要奋起直追，将其置于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地位，在国际工业互联网平台竞争中尽快占据有利地位。
工业互联网的深远影响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
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地克服了传统信息技术的局限性：一方面，物联网极大地拓展了数字化信息化的应用管理范畴，将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以及产品生产制造流程的各个过程，都接入信息管理系统并实现远程智能控制；另一方面，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等，使得企业信息系统建设成本更低、效益更高、运行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这些技术进步为工业制造业全面系统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也就水到渠成。
近年来，一些国家加紧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相关的理论研究、工程实验甚至是项目建设。这些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以信息物理系统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研究，以“智慧工厂”、“未来工厂”为代表的关键技术环节的试点实验，以参考架构模型为主要内容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体系化构建。这些研究、实验与项目建设，为全面推广工业互联网平台奠定了基础。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基本内涵
当前人们对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尚缺乏一个清晰完整的定义。人们通常从某个方面的属性去界定“工业互联网平台”，如GE将其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ix称为“制造业云操作系统”。实际上，所谓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种新兴制造业生态系统，在这种生态系统中，众多行业及众多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产品流通与售后服务等产品生产过程，在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基础上，都被迁移到云数据中心，并通过一个统一的云操作平台实现远程智能制造。
与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不同，工业制造业实现平台化所需技术更加复杂、门槛更高、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直到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成熟并大量应用到工业生产过程之后，工业互联网平台才开始出现。
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早在2012年，随着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与创新》的专题报道以及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在中国的出版，“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内外专家学者为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但是，由于当时工业互联网平台尚未出现，人们还无法认识和理解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内涵、属性、作用和影响，实际上也就无法真正地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工业4.0）的深刻内涵。
与现在的工业制造业相比，工业互联网平台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统一标准。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仍然是当前工业竞争的核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则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宏大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试图将各行各业的技术和标准裹挟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之上。
――改变分工格局。平台化使得传统的产业价值链发生重大变化。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得以整合所有工业企业的各个制造环节，并通过大数据技术监控平台上各企业的产品生产及其生产要素与市场动态。因此，平台不仅是产品生产企业进行技术交流与实现远程智能制造的操作界面，而且是上下游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进行分工协作、产品交易、服务保障的虚拟市场。
――平台生态化。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包括不同产业的众多企业，也包括生产同一产品的众多企业；不仅包括生产制造企业，也包括产业链的其他相关企业；不仅包括企业，也包括产品和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以及各类服务型机构。网络效应将使得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组织全社会甚至是全球各类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复杂网络。
与当前的各类电子商务平台相比，工业互联网平台也有着本质的差别。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服务于产品的交易和流通环节；而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此基础上还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与制造等环节，电子商务充其量只是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一部分。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要远比目前已经出现的电子商务平台（如阿里巴巴、亚马逊等）重要得多，未来还将跨越国界、跨越行业界限，成为超级平台，从而全面地配置全球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毫无疑问，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对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格局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
工业互联网平台正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
为争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领导地位，美国和德国正在从两个方面展开竞争：
国家层面为推进“工业4.0”战略，2013年4月，德国机械及制造商协会（VDMA）、德国电气电子（ZVEI）和信息技术、通讯、新媒体协会（BITKOM）联合设立“工业4.0平台”；2015年3月，德国经济和能源部、德国教育和研究部共同接管并启动升级版“工业4.0平台”建设。
美国政府层面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机构，但是，根据“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计划所建立的各大制造业创新机构（IMS）都包含了相应平台建设的任务。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于2014年7月资助建立的“数字化制造与创新设计研究中心”（简称DMDII）。DMDII启动了“数字制造公共平台（简称DMC）”，其功能定位是数字化制造的开源软件平台，旨在鼓励全社会的中小创新机构、创业家和技术狂人等开发面向不同制造业领域的软件解决方案。
企业层面其中尤以GE和西门子公司最为典型。
GE在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之后，推出了包括24种工业互联网产品的九大平台，2013年推出更为宏大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平台Predix。2015年，GE向全球制造业企业开放 Predix平台。
西门子建立的跨业务软件平台为Sinalytics，该平台不仅整合了远程维护、数据分析及网络安全等一系列现有技术和新技术，还能够对机器感应器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整合、保密传输和分析。
此外，IBM和德国SAP公司也在开发自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加快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若干建议
充分认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深远影响。
这些影响突出地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将日益成为全球工业制造业的首要基础设施，成为集聚全球工厂、工业产品、市场用户的第一入口；将借助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加速全球制造业的“两化融合”进程，无论是处于工业1.0、工业2.0的企业还是工业3.0的企业，都将被无奈、无情地“裹挟”到代表工业4.0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上。因此，谁控制了工业互联网平台，谁就具备了实时跟踪、优化配置甚至是全面掌控全球工业制造业发展命脉的实力。毫无疑问，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全球领导权竞争的核心内容。
当前我们尤其需要认识到平台化所带来的网络效应对于全球制造业的“两化融合”进程可能带来的影响。平台化一旦促使其双边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阈值），该平台的价值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爆发式的增长。此时，竞争对手将很快面临经营困境，直至死亡或退出市场，该平台也将迅速获得市场垄断地位。最近20年来，我国的传统互联网平台、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无不验证了这个相同的过程和结局。
考虑到我国工业信息化总体水平落后，多数企业与行业处于工业1.0、工业2.0的水平，能够达到工业3.0的企业很少，因此人们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补课”的意识和思维。实际上，这也是当前我国“两化深度融合”政策的出发点。但是，面对美国和德国在工业4.0平台方面的竞争，上述网络效应给平台竞争所带来的“裹挟”作用将不会预留给我们这种“补课”的时间和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在“补课”的同时，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工业4.0平台的研究、规划和建设，迎头赶上，直面美国和德国的竞争。
国家应该旗帜鲜明地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
为克服我国制造业信息化的总体落后局面，要充分发挥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主打方向，分层次地推进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第一，构建针对整个工业制造业的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要将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近期成立的“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的核心发展目标，着力研发平台总体技术架构及相关机制，并尽快启动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
第二，选择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行业（服装、家电以及部分先进制造业等），并基于产业价值链和平台生态化特征整合这些行业的相关企业，组建行业的工业互联网联盟，创新机制，激发各方动力，以发展该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第三，鼓励和支持部分有较强技术与市场实力的龙头企业，启动建设本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为此，要建立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多方协同参与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机制。尤其重要的是，一方面，要根据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要求，引导、优化各地正在开展的“双创平台”建设；另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措施，克服“泛娱乐化”趋势，引导企业真正地参与到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中来。
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领导与政策支持
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纳入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重要关注问题；建立和完善工业互联网联盟运营机制，协调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与行业平台、龙头企业平台之间的业务分工与协作；设立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基金，加强平台核心技术与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努力构建自主可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与技术标准体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鼓励和支持更多企业加入并做大做强工业互联网平台。
山东省副省长张务锋主持会议。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重点阐述了海尔从制造产品的企业转型为孵化创客平台的颠覆。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轮值总裁梁海山分享了海尔在推进“互联网+”工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省经信委主任钱焕涛，市委常委、副市长牛俊宪等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张瑞敏在发言中表示，德国提出 “工业4.0”，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这都说明如果制造业不能互联网化将没有出路。海尔进行的“互联网+制造”探索就是互联工厂，而互联工厂不是一个工厂的转型，主要目的不在于机器换人、自动化的改造，而是一个生态系统，整个企业全系统、全流程都要进行颠覆。
他在演讲中提到，德国对工业4.0的衡量标准叫做“两维战略”：横轴代表企业价值，就是具体财务指标能提升多少，而纵轴代表全产业链的价值，整个上游、下游都要增值。而海尔探索互联工厂的“两维战略”却略有差异，横轴同样是企业价值，纵轴却是用户个性化定制的价值。也就是说，互联工厂的最大特点就是必须带来更大的用户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给企业带来更大价值。
对于整个企业全系统、全流程的颠覆，张瑞敏说海尔现在聚焦三个方面的颠覆：第一，企业的颠覆，就是从原来科层管控型组织颠覆成开放的平台型企业。第二，顾客的颠覆，就是要把顾客颠覆成用户，满足用户的个性化的需求。第三，员工的颠覆，从原来雇佣者和执行者颠覆为创业者和合伙人。
随后，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轮值总裁梁海山分享了海尔在推进“互联网+工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他表示，海尔互联工厂就是要通过与用户的交互、定制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通过用户从交互、设计、制造一直到物流配送的全流程参与，将虚拟设计、虚拟制造和实体制造结合起来，驱动整个制造转型为大规模定制。目前，海尔已经在四大产业建成了沈阳冰箱、郑州空调、滚筒洗衣机、青岛热水器4个互联工厂，还拥有2个模块化互联工厂。用户在海尔平台上可以进行模块化定制、众创定制和专属定制，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产品模块定制产品，也可以自己提出产品创意，最终由整个生态体系优化出成熟的产品方案。
让我们静下本心，荣辱不惊地参悟互联网经济。由于题目是“互联网经济的本质”，而非“互联网经济”，因此我们只悟树根，不悟树梢。
互联网经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借鉴工业经济的说话姿式
对互联网经济略为入门又不甚了了的人，说话有个习惯，往往言必称互联网3字——带着很强的技术味——先是技术，后是技术应用，再后是技术产业等等。就象程咬金一样。由于许多人不懂技术，这种说话方式很容易掌握话语权。但有一点，这种话语，很难说服最该说服的人，例如在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人。这倒不是由于这些人特别顽固，而是因为言说的只是皮毛。当然，互联网才发展20年，说不到点上，不足为怪。
如果以1765年珍妮纺纱机为工业革命序幕的话，10年后即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不象我们现在谈信息经济那样，满嘴技术味，而专注于经济本身。到了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对工业经济的理解已完全专注经济本身，而不再提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应用、工业产业发展的经济。就象煮的是脱净毛的猪一样。而互联网经济发展20年后，我们谈互联网经济，还象在煮没脱净毛的猪一样。
分析斯密和马歇尔的说话技巧(实际是问题意识)，在于他们不是从山和水的表面(工业技术这个表面，或叫猪毛)看问题，而是从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内里(不是山、不是水的财富本体，或叫猪本身)看问题。本来，工业经济战胜小农经济，是生产方式从分散的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斯密和马歇尔在工业经济初起的时候，就把问题概括为同质化条件下的均衡问题。事实上，供求均衡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的一般。但同质化却是工业经济的特殊。而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变的一个关键魔术，就是把同质化的均衡(量的竞争)，当作了一般均衡。无形中就把个性化和定制(质的竞争)，当作不经济，排除出了经济学。
至于同质化是如何实现的(通过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应用和工业占比不断提高，经济日益标准化)这个皮毛，在《国富论》和《经济学原理》中，几乎被完全抹掉了——“做案”不露任何“痕迹”。与斯密和马歇尔的老谋深算相比，互联网经济鼓吹者嫩就嫩在，整天谈的都是皮毛，而对问题本身(即异质性——如个性化定制——是否经济)，则根本没有提出。
工业经济话语中“脱毛”处理干净是在1933年。同一年出版的张伯仑《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夫人《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是对工业经济本体问题的最后一次争论。争议之点在于，差异化到底算同质性问题，还是异质性问题。罗宾逊夫人认为是同质性问题(因此应是完全竞争的从属性现象)，张伯仑认为是异质性问题(因此应是独立于完全竞争的现象)。这场争论最终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垄断竞争理论纳入同质性轨道而告终。这意味着什么是工业经济的争论，在理论经济学上最终盖棺论定，是以把差异化当作无差异的特例，纳入无差异体系而告终的。它最适合支持的政策是以无差异的传统中国制造为主，差异化的中国创造永远不要反客为主，即使产能过剩也不改初衷，一意孤行追求量的增长，而非质的提高。
互联网经济的问题本体(“猪本身”)，恰恰是张伯仑问题。因为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或者说它不同于工业经济之处，在于它不是以大规模同质化生产(完全竞争)为取向，而是以小批量多品种的异质(垄断竞争，姑且如此称呼)为取向。当今经济顶层的重大关注无不与此有关：创新是差异化导向(对差异化的供给)、服务化是差异化导向(需求差异化，代表调结构的方向)、经济增长质量是差异化导向(质量阶梯)、提高国际竞争力是差异化导向(获得高附加值，代表经济升级的方向)、幸福是差异化导向；更不用说微观上的产品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体验)、因小而美、需求导向之类。但差异化恰恰在理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上，是没有根的。
因此，要想“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地界定清楚互联网经济，一定要回到1933年那场争论，回答差异化到底是现象还是本质，是树梢还是树根；其特性是从属于工业化的，还是独立于工业化。以此回答一个最至关重要的疑难：互联网经济到底是工业经济的同方向的附属性、延续性的肯定，还是有质的区别的革命性的扬弃。
相形之下，那些“皮毛”的问题(从信息技术、应用到产业)，只不过应该是战略上的一个附注，用来说明为什么差异化经济从技术和生产力发展上看是可行的。而这已不是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下属要处理的问题。不是“要实现什么”的实质性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的操作上的问题。
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何在内涵上把握“体”
在界定什么是互联网经济的时候，还应注意到一种怪现象，就是用第X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X.0的方式定义互联网经济。
说它怪，就好比听一位农民这样向资本家解释什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就是第X次农业革命，农业革命X.0。问题出在，操作上是对的，方向是错的；“如何实现”上是对的，但“要实现什么”是错的。
说到底，这还是1933年那场争论的延续。中国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年代已经吃过一次同样的亏了。当时慈禧太后把工业革命，误当成了第X次农业革命，农业X.0，结果造成的失利。如果还原成理论和定义问题，就相当于张伯仑与罗宾逊夫人争论何为体，何为用一样。互联网经济有没有自己的体，是否只是把皮毛长在工业经济这头“猪”身上，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这属于美国、德国政客想解决本国产业空心化的策略性提法，或者制造业部门想强调和夸大自身变革在全局中的地位，因此有把用夸张为体的修辞学用意，那都是可理解的。但如果这之外的人，把这些概念当作全局性的内涵把握，就会造成误导。例如，会把二产三产化(制造业服务化)的增值运动，误导向三产二产化(服务业制造化)的低附加值化反向操作，不久前的光伏产业发展就是一个教训。毕竟工业化在中国还剩6年即将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再重要，也不宜在终点上搞回光返照。
互联网经济内涵界定上的关键，就在于体的把握。既然把“革命”这种大话都放出去了，却不敢承认互联网经济是体变，那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有什么区别？这里不想进行繁琐的学术界定，以垄断这个概念。其实只要是以互联网经济为体，怎么界定都是可以的。
要重点谈谈的是，错的概念是从哪来的？明白当前以体变界定互联网经济的阻力和其中的道理，有助于人们自己得出正确结论。
那些从观念、利益到行动上抵触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的人，竭力把互联网经济贬低为用，把它嫁接在工业经济的体之上，这是非常自然和容易理解的。现在问题是，真正造成实质性概念混淆的，还是搞互联网的人，特别是出身技术的人，他们相当于现代的张之洞。由搞互联网出身的人说什么是互联网经济，一旦说错，造成的误导更加严重。轻则变成变相推销技术产品(虽然这样做也有推进生产力之功)，重则变成鼓励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主次不分，误判方向，贻误良机。
辩别这种声音很容易，它们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极力反对探索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而片面强调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的相通性。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如规模经济)上有共通性这点不错，但把这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主要内涵不妥。这种片面的观点，在互联网经济发展早期积极作用较大，因为在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有利于推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为工业化服务。但在产能过剩条件下，它既不利于发挥互联网所长，又扬了工业化所短，负面影响慢慢显著起来。二是刻意强调不要把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对立起来。这本来是对的。尤其对互联网经济的激进分子避免片面性，是一种逆耳忠言。但对于大多数思维还笼罩在工业化传统的人来说，本来就对两种经济质的差别缺乏认知，过分强调这一点就有成为迷糊药的副作用。关键在于这种话没有说全。二者关系说全，应该是扬弃，即一半肯定(继承)，一半否定(发展)。
互联网经济发展才20年，主要问题还不是人们对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摸透了，并且已经在总体上走向极端，而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严重过头(表现为投资过高、产能过剩、分配失调等)，转型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面前，互联网启蒙不是过头了，而是严重不足。互联网出身的人，应把握好这个大局，珍惜时代赋予的机会。
互联网经济在内涵界定上，一旦失了体，就会魂不附体，空有形骸。
互联网经济的表征
互联网经济的表征，涉及的是互联网经济概念界定的外延。
长话短说，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国内外把互联网经济界定得太肤浅，强调的主要是ICT化。ICT化对于互联网经济来说，只是皮毛现象。
这种皮毛化，是由美国人开启的。1962年马克卢普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1977年波拉特的9卷本《信息经济》，开始了从技术特征(猪的皮毛)，而非经济本体(猪本身)来解释新经济的过程。马克卢普、波拉特这种语势非常弱，与斯密、马歇尔具有境界高下之差。因为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经济学子学科的位置，而没有从根上梳理(象张伯仑那样)。
信息经济一开始，就是打破经济同质化的过程。如果换了斯密、马歇尔再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恐怕要直捣黄龙，提出差异化——也就是异质性——的经济性这个根本问题，从经济学前提假设这个最高点开始，重新梳理思路。
马克卢普、波拉特带来的这种“皮毛论证法”的后遗症突出表现在新经济的外延划定上，信息产业和服务业成了两张皮(各统计各的)，信息经济理论与服务经济理论成了两个理论。后来的理论家一遇这样的问题就卡壳：农业、工业之后是什么，是信息业，还是服务业？
其实，如果不是从子学科看问题，而是从母学科(理论经济学)看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这只不过从差异化经济这个本体的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信息业是差异化(能力)的供方，服务业是差异化(解决)的需方。就这么简单。
从这个新视角望去，互联网经济的外延就忽然扩大了许多。除了互联网产业(包括设备制造、软件和服务)外，还要包容产业互联网(“互联网+”)，乃至整个经济(一产、二产和三产)的互联网化。各行各业的互联网化，实质在于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化。如果抽象到理论经济学，“基于互联网”这个条件也可以抽象掉，就只剩下服务化。抽象隐含的意思是说，如果不基于互联网，就不可能达到相关服务化的最优。因此这个条件成为不言而喻的。传统服务业，只不过是这种服务化的非最优状态(服务业的最优要以体验为标准)。而服务化的标志，是质量(用质的差异程度来测度的量)。互联网经济的增长属于高质量的GDP增长。
正如黄少军早在2000年就指出的：“现代社会服务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信息化’”。这是道行极深的领悟，它给互联网经济外延划分以重要启示。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把原来不相干的事情，看成一体。这样才能把互联网经济参透。
互联网经济行规律：大而全到小而美的转型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经济规律永远不会变化。互联网经济也是经济，因此与一般经济的规律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认识言下之意，把互联网当作工具，而不是生产方式。认为互联网经济只是工具改变，但经济本身不变。既使认识到互联网代表不同生产方式，也会有进一步的观点认为，不同生产方式，经济规律相同。小农经济、工业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对应的是同一种经济规律。
这不是老百姓的一般见识，在专业经济学家中，这种见解也有深厚根基，这种根基就是经济学的普遍主义。经济学普遍主义的特点是把工业经济的特殊经验加以普世化，无限放大为所有经济的一般规律。究其实质，无非是近300年来，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的有限的道理。
回应经济学的普遍主义，不能仅靠经验的方法，罗列互联网经济中的反例，而需要透过经济学的保护带，在体系核心上把问题挑明。经济学普遍主义观点有一个著名的特点(也是软肋)——它不承认生产力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任何科技因素，都不可能改变经济规律，当然互联网也不例外，我们需要由此入手破解问题所在。
对症回应传统观点，关键是要从核心上说清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承认不承认技术的作用(技术是否内生，对应报酬递变规律)，是区分经济学两大主要流派的标准之一。持经济学普遍主义观点、不承认技术作用的，叫新古典主义理论，所持的立场是报酬递减或报酬不变；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立场则是报酬递增。
哪个对现实的解释性更强？自从上世纪中叶工业化越过后，在生产函数的实测中，资本和劳动要素之外的余值(相当于技术要素)对增长所起的作用，在美国已超过50%。显然，报酬递增的观点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强，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看法，那种认为技术不具有对经济内在影响的观点，在经济学内部，已属占下风的观点。这意味着，认为互联网经济不会有自己的经济规律的看法，它在经济学底层逻辑上就不占上风。
从实践看，就在本月，中国正越过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减型经济(工农业产值大于50%)向技术(包括信息与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增型经济(服务业产值大于50%，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的最后关口。因此认为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经济规律，会得到越来越多事实的印证。
但仅仅根据上述这一点，还不能把技术的作用具体锁定到互联网技术，不能具体说明互联网经济存在特殊规律。为此还要继续深算。
在同样支持技术内生、报酬递增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内部，有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支通向工业化经济，一支通向互联网经济。主流的一支，持规模报酬递增观点，认为技术对经济规律的改变，主要表现在规模经济与报酬递增的结合上，这一支目前已拥有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斯蒂格里茨与美国当红的学术明星克鲁格曼等；更新的一支还是支流，支持的是范围报酬递增，认为技术对经济规律的改变，主要表现在范围经济与报酬递增的结合上。
“互联网经济”具有哪些新的经济运行规律，其与传统经济的主要不同之处何在？现在到了揭晓时刻。经济运行规律千头万绪，但涉及传统工业经济与互联网经济区别，又能归纳到经济学主脉焦点上的，只有一条(其它都可称为鸡毛蒜皮)：传统工业经济(特别是近代以后)的基本规律是规模报酬递增，对应到现象上，就是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例如传统中国制造；互联网经济的基本规律是范围报酬递增，对应到现象上，就是小批量多品种，例如创新驱动的中国创造。互联网经济发展中许多现象级的规律，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上述逻辑之中。例如，作为互联网基本模式总结的长尾曲线，实际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等成本线，在“数量-品种”底平面的投影。描述的是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到小批量多品种的经济转型。这就是托夫勒指出的第三次浪潮趋势。
规模报酬递增这条规律，可以说是迟来的总结。工业化发展到尾声阶段，才发现支持经济增长的，不仅是资本和劳动，还有技术。只不过沿普遍主义思维惯性，经济学家把所有技术当成了一种技术，好比没有把人辩别为男人与女人。
范围报酬递增的发现——美国西北大学潘泽教授对此居功至伟——让我们发现，原来造就规模经济的技术，只是工业化技术，它让世界因大而美；而互联网技术，更多属于范围经济的技术，它让世界因小而美。在实践中，马云力主因小而美，可以视为对同一潮流的敏感的响应。
互联网技术及其生产力作用好比海面下的冰山，经济好比海面上的冰山。互联网技术及其生产力作用于经济，内化为经济规律，都可以归结为范围报酬递增。它就好比海面上能见的冰山。此刻，互联网技术及其生产力在经济学公式中隐而不见了，但它所推动改变的经济规律却象壮丽的冰山，巍峨屹立，成为新世纪的一道风景线。
随着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业与金融业的不断深度融合，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呈现日益活跃的发展态势，据有关数据显示，互联网支付总金额已经由2010年10858亿元上升到2012年上半年的15521亿元，而由第三方支付企业所占比例高达80%。有关互联网金融到底是“红海”还是“乱局”之争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2013年6月17日“余额宝”正式上线后，叫好声络绎不绝，叫骂声亦随处可闻。争论并不是坏事，理性的争论往往能促进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并引导互联网金融科学、健康、快速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争论”。
以“开放式”心态看待互联网金融
在我国以“市场化”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的大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电子商务是互联网金融重要的发展基础。有数据显示，预计到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将达到30万亿的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商务经济体。目前阿里巴巴、京东商城、新浪、腾讯、百度以及民间资本通过“众筹代款”和P2P等方式，纷纷登上了互联网金融的历史舞台，金融巨头利用互联网积极调整业务，金融公司大力加强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网络金融社区、网络资产交易所等也正在不断发展，互联网金融快速升级，已经成为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各类企业以及广大消费者必须直接面对的金融创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市场化”改革的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唯有以“开放式”的心态来看待，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以“竞合式”方式创新互联网金融
深入分析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争论，其本质就是对金融话语权的争夺。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为依托的金融创新，而以商业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为依托的互联网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信贷等金融创新则可称之为“金融互联网”，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互联网都是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互联网金融企业与商业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之间，除了“竞争”关系还有“合作”关系，唯有如此才能共同推动金融创新。商业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绝不能把互联网金融当成洪水猛兽，而是要顺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创新与互联网金融企业之间的“竞合”机制，既要“扬长补短”又要“取长补短”，共同推动金融核心业务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整合，促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
以“市场化”导向发展互联网金融
总理在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这样才能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互联网金融作为重要的金融模式创新，要想健康快速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市场化”为导向积极推动互联网金融创新。2013年8月，京东商城、当当网、拉卡拉、用友软件等行业巨头等在内的33家单位发起成立了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这是全国范围内第一家互联网金融的行业组织，对于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国家要彻底摒弃过去以审批、限制、管理为主的市场准入模式，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对互联网金融实行“备案制”，避免在市场准入上出现“玻璃门”、“弹簧门”等不利于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现象。
以“法制化”思维规范互联网金融
房地产业进入新阶段，需要认识和拥抱互联网。
当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互联网创新驱动的新的供应链和新的经济动能，有力的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用互联网+为手段的产业领域服务，成为各行各业的基本共识。房地产业走向新业态，需要创新和拓展互联网。今年“两会”，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正在与经济社会方方面面融合，在推动房地产业提高效率，加快组织变革，促进技术进步，提升生产力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它代表一种先进的生产力，推动经济形态不断的发生演变。从而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发展、创新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
房地产业告别了黄金十年，迎来白银十年，房地产行业也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房地产产品经历四代转型，
第一代是为业主提供一座好房子，一个居住空间；
第二代是为业主提供好的建筑、好的户型、好的景观绿化，好的生活配套；
第三代是为业主提供集品质及服务于一体的大体量的住、商、旅、文、老综合体；
第四代是提供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即通过创新实现文化、信息技术、科技创新、互联网+应用的合成与整合以及向后期服务产业链延伸，建立舒适生活、健康愉悦、延年益寿的生活环境。让住户得到更舒适的居住体验，回归住宅本身的居住价值。可见，房地产业同工业一样，也要实现4.0版新业态。
我国房地产业的三大改变：一是住房需求和供给关系的变化。住房需求层次和需求观念发生了变化，房地产每年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核心是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仍然是由传统的衣食住行需求变为人性化的生活方式的需求。居住人群分散、需求多样性、个性化，城市各具特色，迅速掌握和市场预测较为困难，供求十分复杂。消费者会依照自己年龄、职业、家庭情况，了解欲购楼盘周边的交通、文化、教育等信息，这种需求是千差万别的，要精准地掌握这些需求必须通过大数据、互联网汇集算成。互联网是聚合和整合这些有效需求信息的工具。二是改进信息的获取和过渡的方式。三是将分散的信息整合后，有针对性的提供给消费者。
互联网是一个产业，同时也是一个工具，运用户互联网+中国房地产产业转型升级作用很大，通过互联网把资源聚集起来，是促进产业升级的观念的提出，也是机制的创新。
进入互联网以后，不但通过资源整合、兼并重组、跨界合作、人才流动，改变房地产的生产组织方式，还能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支持房地产业创新产品和服务，优化流程和管理，增强资源服务。
通过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能够降低传统业务的营销和运营成本。同时围绕互联网技术开展新的业务，如社区增值服务、房地产金融等，这也符合房企的转型思路。三五年后，将检验‘互联网+’概念的成果，过了这两年的风口，市场将回归理性，企业的好与坏很容易浮出水面，届时“互联网+房地产”企业大洗牌的阶段也就会来临。
由于多地产、跨界地产的特点，为互联网对置业提供了多种可能。互联网通过发现合作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差异化发展。例如万达按照要求，在万达广场定制实体店，实现线上线下强强联合。再比如，江苏盐城在新区引进大数据产业，推动智慧城市、生态城市、人居新城融合发展。
利用互联网金融解决开发企业所需的资金。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在内成立了中国供求网，目标是为全国2800多个市县提供融资、融商等中介评估和信用服务。这些互联网+服务，无疑在房地产等业态和模式的创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互联网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新。前几年，由于租赁市场发展缓慢，房地产企业和企业家创新动力不足，而互联网+所提供的跨界融合无疑激发了企业家二次创业的热情，像万科的毛大庆创业做创新工厂。如论坛用互联网为阿拉善牧民公益卖小米，有了互联网，使企业家对市场的把握更准确、管理更智慧，人和人的创造性也得到更好的发挥。
房地产业展现新特征，需要连接和融入互联网
对互联网仅仅停留在供求认识和需求把握还不够，还要运用好互联网。当前房地产领域哪些环节需要互联网，互联网+加到什么地方最合适，发展的趋势是推动互联网与房地产业的全面融合。利用互联网+帮助房地产行业找市场、找定位、找资金、找客户、找人才、找合作。看房地产业的未来市场究竟在哪里，产品能不能满足老百姓需求，其中有五个方面应该优先考虑。
互联网+产业融合：互联网虽然千变万化，但本色就是连接。无论连接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连接产业与产业的关系，互联网的重要之处就是实现更大的拓展和延伸，网络越大，拓展力越强，房地产产业链长，多环节环环相扣。我们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房地产业的附加值、深价值还有很大空间。
我们将不可移动的房地产变成灵性的、人性化、绿色、环保、宜居、节能、生态的房地产，从而实现房地产的居住生命周期中价值最大发挥，同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互联网+众筹：首先，它能营造市场，以需定产，新金融服务为消费者降低购房职责。房地产除了土地、建造成本以外主要是融资成本和营销成本，这些成本大部分由消费者承担，众筹以后可以将市场零散的资金归集起来，减少项目前期开发的费用，有效降低开发成本。其次，可以帮助开发企业尽快回笼资金，加快资金周转。在制造稳定供需市场、保证企业收益、节省过程有好处。三是消费者可以在线上选择设计，考虑地段，自己提出意见、户型和配套设施的需求，跟踪施工建设，施工建造和质量监管，将小区的文化、教育、健康等资源引入未来社区。
互联网+营销，化繁为简，让买卖双方都受益。它的好处一是信息便捷，方便查阅，有利于新房交易，也有利于发展中介市场。
互联网+家装解决了装修个性和批量化生产，将传统家装的研发、设计、硬装、软装，家电等联系在一起，30分钟左右就可以打出效果图。
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室内设计和装修服务一键生成，成本和工程量一标核算，施工效果图一目了然，使住房者既省时、省力，也省心、省钱。
互联网+社区服务，构建社区生态链的“引力”与“磁场”。
只要我们发挥好互联网+的作用，房地产提升产品品质的前景会越来越好。经济社会效益也会不断提高。房地产与互联网的融合不仅仅是上面五个方面，还会把互联网+与房地产的设计与施工、绿色环保、节能减排，以及清洁地产、旅游地产、养老地产、医疗健康等相融合，为传统的房地产业插上新的翅膀。
房地产业走向新业态，需要创新和拓展互联网
互联网正在改变着房地产业的发展方式，推动房地产业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但在用好和发展互联网优势的同时，也不能丢掉房地产业长期形成的优势和特点。优势之一就是住宅产业化和百年住宅的创新技术和信息手段。住宅产业化与互联网有着天然的共存共生的关系，其本身就有新技术、新服务的代表，除了先进产业的大方向，要使互联网+在房地产业发生更大的作用，关键要让互联网与信息化、与住宅产业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在这方面有两项工作非常重要。
互联网+住宅产业化，提高居民的居住质量。通过互联网与信息化，促进互联网与建造业的跨界融合，推动建筑信息模型BIM等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BIM技术进行制作在供应商阶段，不管是预制的墙还是部品，都通过芯片连接起来，无论钢材、沙子是哪里生产的，整个生产过程是谁经手的、谁安装的、谁监理的，全部可以数字化，让每一个部件、构件、标号、质量都能跟踪，向实现房地产业中国制造2025或曰4.0版房地产迈出了一大步。
利用互联网核心改进互联网的建造方式。远大住工在充分吸纳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先进理念与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市场实际情况，建立起完善的住宅产业化研发体系、制造体系、施工体系、材料体系和产品体系，解决了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差、防护抗震性能不符合要求等质量通病，使污染、能耗降到再低，有利于住宅建造早日创造工业化标准、工厂化精度、工业化效率、工业化质量。
通过互联网技术改进和提高住宅的性能。过去住宅品质上不去，与部品性能差、质量使用周期短有很大关系，具体体现在采购环节成本高、效率低，信息不对称，在建材和部品部件优采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有了电子商务，在线上线下互动，优采平台不但能进行产业化选择更多更好产品，还可以淘汰那些能耗高、有污染的建材，利用更多的绿色建材、环保建材和新型建材，提高居住者的居住质量和生活品质。
目前，我国网络安全势态严峻。据工信部日前透露，1月4日至10日，我国境内被篡改的政府网站数量为178个，与前一周相比大幅增长409%。此消息的依据来自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监测结果。
紧接着，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也遭遇攻击，从而导致用户不能正常访问。众多网站最近频遭网络攻击的消息，不禁引起业界及广大网民的深刻反思：“我们的互联网真的安全吗？”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报告，2009年我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普及率达28.9%，网民规模较2008年底增长8600万人，年增长率为28.9%。中国互联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互联网安全存在的极大漏洞，期盼互联网增长的不仅有渴望信息的网民，也有心存不善的黑客，不仅有滚滚而来的财富，也有让人猝不及防的损失。此次发生的政府网站篡改事件、百度被攻击事件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重视互联网安全刻不容缓!”
显然，互联网以其网络的开放性、技术的渗透性、信息传播的交互性而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如不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必将影响我国信息化的深入持续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工作，创建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落实措施。
二、关于互联网安全的几点建议
第一，要深刻认识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对网络安全必须有新的要求。信息化发展越深入，经济社会对网络的应用性越强，保证网络安全就显得越重要，要求也更高。因此，政府各级主管部门要从战略高度认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紧迫性，始终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在加强互联网发展，深入推动信息化进程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网络安全各项工作，着力构建一个技术先进、管理高效、安全可靠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网络应急处理协调机制。
网络安全是一项跨部门、跨行业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部门、企业应用部门、行业组织、科研院校等方方面面，各方面要秉承共建共享的理念，建立起运转灵活、反应快速的协调机制，形成合力有效应对各类网络安全问题。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包含网络防护、重要业务系统防护、基础设施安全防护等多个层面，包含外部威胁和内部管控、第三方管理等多个方位的安全需求，因此应全面考虑不同层面、多个方位的立体防护策略。
第三，要着力加强网络安全队伍建设和技术研究。
要牢固树立人才第一观念，为加强网络管理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要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优势，积极支持网络安全学科专业和培训机构的建设，努力培养一支管理能力强、业务水平高、技术素质过硬的复合型队伍。不断加强创新建设，是有效提升网络安全水平的基础，要加强相关技术，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积极研究制订和推动出台有关扶持政策，有效应对网络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
第四，要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立足我国国情，按照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民主决策、透明高效的互联网管理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应急协调能力，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互联网治理新格局，共同营造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
第五，要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战略与规划的研究，针对网络信息安全的薄弱环节，不断完善有关规章制度。
如在当前的市场准入中，要求运营商必须承诺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信息安全责任，并监督其自觉履行相关义务。还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及社会监督作用，利用行业自律组织完善行业规范、制定行业章程、推广安全技术、倡导网络文明。
第六，协调各方职能，建立网络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北京市在两化融合方面聚焦三方面：一是鼓励、促进企业管理软件积极转型，多层次、更深入地与工业结合；二是建立了以数码大方为主的工业云平台，并集成了大量制造资源，实现设计软件和制造资源的直接对接；三是积极推动企业利用互联网，与‘互联网+’时代更好地结合。”北京市经信委委员姜广智表示。
上海作为重工业基地，在落实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工作方面也展开了积极谋划和部署落实。据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傅新华介绍：“我们一方面着力工业互联网布局，另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的同时，大力支持‘四新’经济发展。此外，通过CIO（首席信息官）制度建设等方式，积极营造产业发展环境。”
面对工业软件应用不断增长的潜力和市场空间，江苏省聚焦两方面。“一是强化投资，二是加快信息化发展。” 江苏省经信委副主任胡学同表示，“针对工业领域细分行业，我们希望做深做透解决方案，提供公共软件产品和服务。具体做法一是重点突破，以中控软件作为转型、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二是提高远程测控软件质量和价值，进一步提升规范化水平；三是鼓励创新；四是建设人才队伍。”
在推广工业软件应用和推动两化融合发展过程中，浙江省经信委副主任吴君青发表自身体会。“近几年，浙江省软件产业发展进程加快，‘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34%，2016年上半年增长29%。但总体来看，我们供给侧的供应能力不足，基础软件和大量装备还是国外提供的。面对制造业庞大的市场，我们自身的供给能力有限。面对这些短板，我们需要下功夫花力气从以下方面提升。一是提升工业软件发展水平，推进机器联网、工业云平台建设；二是关键技术攻关要与应用单位相结合，鼓励先试先行，实实在在推进工作。”
“福建省发展工业软件主要有四大举措，一是研发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工厂标准库，设计解决方案；二是提高工业信息系统安全水平；三是加快培育工业互联网，推动企业展开试点工作；四是打造工业软件特色产业集聚区。”福建省经信委副主任严效东表示。
湖南省经信委软件处处长颜琰认为，在推进软件产业发展过程中，要以软件产业政策为抓手，营造产业生态环境。其中，抓软件工程十分重要。
“在工业软件和两化融合方面，广东展开了三方面工作。一是依托工业园区引导软件人才向制造业聚集；二是大力建设行业云和产业云，解决公共需求问题，引导制造企业基于工业云平台开展云的设计、仿真和生产服务；三是提升软件能力，为产业融合提供软件支撑；四是积极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工业设计、工业电商；五是发展安全可控工业控制器。” 广东省经信委软件处调研员邹林华介绍说。
面对软件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如何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各地工信主管部门代表提出了宝贵建议。
姜广智认为，首先制造业发展智能化不是唯一选项，互联化更为重要，通过互联网能更好地提高产能利用率，要加强这个层面的理论研究。其次，目前各省市都有自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行业也有自身的互联网平台，多个平台彼此孤立不符合互联网思想，应该尽可能构建跨区域、跨行业的全国性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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