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3-30 17:42:3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协整分析 Granger因果检验 向量自回归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1999《世界投资报告》的概括分析， FDI能够增加东道国的税收收入，促进资源配置，加速技术进步等方面具有突出贡献。FDI在江西省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非常明显，它在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资本形成、技术进步等方面的贡献都非常明显。
一、变量的选取和说明
本文假定以下几个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本文选取的数据为1985年～2005年的序列数据，为了避免异方差性的出现和压缩测量变量的尺度，这里对所选变量的数据进行取对数。
二、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检验是协整分析的前提。本文利用20世界80年代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进行建模分析，采用ADF检验，滞后阶的选择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确定。
其中 为对数似然值：在选择模型的滞后阶数时，AIC值和Schwarz值越小越好。
借助Eviews3.1软件对所选取的序列（1985年～2005年）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知道只有基本建设支出（JJ）序列为二阶单整，而其它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因此，协整检验可以不考虑基本建设支出这个变量，因为只有同阶单整的变量之间才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三、协整（Johansen）检验
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组合却很可能是平稳的序列，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称为协整方程，且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得到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这里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在EG两步法和极大似然估计法两种检验方法中，外国学者发现后者要优于前者，因此这里采用极大似然估计进行检验。检验原则是：如果极大似然比要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反之则接受原假设。在确定滞后阶的问题上，采用单位根检验中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滋（Schwarz）准则最小化原则。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GDP）、科技投入（R&D）社会固定资产投资（SGT）、劳动力资源（LB）、汇率变动（HL）、进出口总额（JCK）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四、Granger因果检验
上述的检验结果说明FDI与六个变量都存在协整关系，为了得到各变量与FDI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它们是否符合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的判定原则与平稳性检验的滞后阶一样，根据得到的P―值判断它们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从软件运行结果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SGT）、劳动力资源（LB）、科技支出(R&D)、汇率的变动（HL）、进出口总额（JCK）都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格兰杰成因。同时，我们知道：外商直接投资也是进出口总额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江西的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并且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江西的进出口贸易，它们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
五、各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
根据上面的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知道只有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资源、汇率、进出口总额满足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P））的条件。利用Eviews3.1软件对它们建立VAR模型，滞后阶的确定，仍然以AIC准则和SC准则最小值确定。经过大量的实验，得到以下几个动态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考虑到“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利用Eviews3.1软件对上述七个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序列的ADF值小于1%或5%临界值，表明建立的模型能够很好的拟合历史数据；相反，则说明在模型的建立过程中出现了较大偏差。
利用模型检验，七个方程的残差序列都是平稳的。方程（1）中所估计的系数大部分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只有个别系数是不显著的，主要是因为一个方程中同一变量存在多个滞后值，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但是结合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模型（1）的拟合度较高。
以上七个向量自回归模型反映了各经济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能够更好的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所有方程两边进行取期望值，同时加入一个政策的影响因素Dt，得到以下八个协整方程：
从表2中可以知道，各个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多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其中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最大的是劳动力资源（弹性系数为13.326），这说明：当江西劳动力增加一个单位时，外商直接投资将增加13.326个单位，同时反映了目前江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汇率对FDI的弹性系数为5.62，这表示：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增加一单位，FDI将增加5.62个单位。虚拟变量Dt的弹性系数较大(3.205),表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大。整体的经济发展形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也较大，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一单位，FDI增加2.44单位（弹性系数为2.44）。进出口总额（JCK）对外商直接投资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弹性系数为2.373），但FDI对进出口额的影响较小（弹性系数为0.3797）。科技因素对FDI的影响相对较小（弹性系数为2.228），这表明：江西省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科技竞争力并没有成为主导力量。相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影响因素最弱的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SGT），正向的弹性系数为1.063。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目前江西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属于成本导向型，外商投资者主要是考虑江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汇率变动和当地的经济规模。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建立的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1.国内生产总值、科技支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资源、汇率变动、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生成过程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但基本建设投资却是二阶单整。因此，在后面的模型建立过程中不予考虑这个变量。
2.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GDP、R&D、SGT、LB、HL五个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单向因果关系，而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则是双向的因果关系。这表明江西的进出口贸易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也促进了江西省的对外贸易。
关键词：种植业保险 现状 问题 建议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街道的农业对自然环境条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面临的风险很大。红塔区大营街街道自2011年初开始实施政策性种植业保险试点以来，仍面临许多问题，现就实施现状、面临的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建议。
一、大营街街道政策性种植业保险的现状
（一）种植业保险工作开展情况
2011年初，人保财险与区农业、财政等部门联合制定实施《2010年红塔区政策性农业（种植业）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开展油菜、水稻和玉米三种农作物政策性农业（种植业）保险试点。政策性种植业保险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红塔区支公司经营，作物投保面积由保险公司和区农业局联合分配，街道农业中心确定各社区投保面积。发生自然灾害时，社区农科员初审灾情后上报街道农业中心，街道农业中心安排人员进行现场复审，然后汇总上报保险公司和区农业局，保险公司和区农业局联合派出灾情查勘组进行定损，小组核对农户理赔面积、理赔金额、身份证和银行账号等信息后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层层上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通过银行兑付理赔款给农户，最后保险公司监管部门或农业相关部门通过电话、入户抽查方式对理赔款兑付情况进行督查。
（二）保险的范围
政策性种植业保险标的作物是油菜、水稻和玉米，以作物种植及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为依据，包括种子、农药、化肥、农膜、机耕和灌溉等。保险范围包括暴雨、洪水、内涝、风灾、雪灾、雹灾和冻灾（含8月低温）等自然灾害，农作物的损失率达30%以上就进行赔偿，每次保险事故免赔率为10%。目前旱灾险也已纳入了保险范围，农作物的损失率达到25%以上即赔偿，不设免赔率。
（三）单位保险金额和费率
2015年油菜、水稻、玉米的单位保险金额分别是230、260和275元/667m2；保险费率分别是6、7.5和6%。
（四）保费的补贴政策
红塔区政策性种植业保险的保费由各级财政补贴，中央、省、市、区财政各级保费补贴比例分别为40、13、25和22%，农民无需缴纳任何费用。
（五）投保和理赔情况
大营街街道每年油菜、水稻、玉米三种作物的投保面积均占种植面积的50%以上。五年来，三种作物累计投保面积9.85万亩，受灾理赔面积1.50万亩，理赔面积占投保面积的10.66%，赔付率72.45%，为农业生产减少了灾害损失。
二、政策性种植业保险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户参保积极性不高
农户对种植业保险观念淡薄，风险意识较低。大多数农户存在侥幸心理，缺乏主动防范风险的意识。
（二）查勘定损到户难，易出现偏差
政策性种植业保险面对一家一户规模很小且分散种植的农作物，农户栽培、管理水平不一致，农作物的生长存在不匀衡性，加之自然灾害发生的地域性，灾害发生后，查勘定损很难做到准确，一部分农作物在定损时容易出现偏差。
（三）保险理赔标准低
现行政策性种植业保险还处于政策性种植业保险的最初阶段，理赔标准较低。在实际理赔中，农作物要在绝收情况下才能获得全额赔付，农户得不到基本补偿。
（四）险种单一
目前政策性种植业保险基本仍以传统种植业为主，难以满足农民多样化种植的需求。险种设计不能满足不同种植业收入人群、不同标的状况的需求，降低了农户参保积极性。
三、推进政策性种植业保险的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户对种植业保险的认知度
把保险政策制作成农户易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图片等，通过电视、讲座、三农通、宣传小册子、挂历等形式宣传到户，引导农户由被动投险到主动自愿参保。
（二）探索科学合理的查勘定损方式
强化查勘定损知识培训，扩大查勘定损的队伍。结合不同地点各种作物不同生育期发生不同自然灾害造成不同程度产量损失的程度构建作物受灾定损评估模式。同时探索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进行灾情损失程度的调查，使种植业保险的查勘定损更加科学、公正。
（三）适当提高理赔标准，设立大灾风险基金
建议结合市场价格的变化适当调高理赔标准。并对风险意识强、自愿增交保费的农户大幅度提高保险金额，激发农户参保的积极性。不断完善政策性种植业保险大灾风险基金，防患于未然，健全种植业保险防灾体系。
（四）扩大种植业保险的品种
拓展业务，不断丰富保险标的作物，针对不同水平种植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需求，设立不同层次的费率、保险金额等险种。引导种植业保险由以成本为基础的产量保险向“保价格、保收益”的收入保险转变，实现政策性种植业保险农户利益的最大化。
（五）财政支持，健全和完善政府补贴结构
畅通种植业保险的资金渠道，由专门部门对种植业保险的条款和险种、资金等方面进行监管和审核，政府通过建立对经营种植业的保险公司和农户的双向补贴机制，促进种植业保险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聪，李丹.日本种植业保险制度对我国种植业保险发展的启示[J].现代经济信息，2011；14
[2]刘坚，李文锋.浅析当前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J].改革与开放，2012；11
内容摘要:合作组织在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在不同区域因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不同而呈现很大差异性。本文分析了合作组织在西部农村的发展现状,由于西部广大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市场经济发育迟缓等原因,故合作组织功效微弱,使其不能成为现阶段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以及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力量。本文进而对全国的合作组织进行横向比较,以找出西部合作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加强西部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西部农村 合作组织 适用性 功能思考
2008年和2009年的中央1号文件均提出要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合作组织),这说明合作组织在以农民增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与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为此,西部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发展规划方案与相关政策,并提出硬性指标和时间表。但笔者认为,西部地方政府关于合作组织的认识和现行政策措施值得商榷与探讨,而这一切皆以合作组织的适用性与功能定位为基础。
合作组织在西部农村的发展现状
尽管学界有人认为富裕和贫穷两极状态都较易产生合作需求,且贫穷较富裕有更强的合作冲动和愿望,更需要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王军锋,2006),但该观点并未得到学界与政界的普遍认可。笔者通过对甘肃六十多个乡镇的实地调研认为:合作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均受制于当地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它并非是任何地区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农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组织形式。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尽管农(牧)民希望有自己的“组织”来保障其权利不受或少受外部侵犯,但那种“组织”根本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以产品交换为根本目的、以规模经营为基本特征的“合作组织”。总体而言,农村市场经济土壤缺失使西部广大农村目前尚不具备发展合作组织的前提条件。
合作组织是党和政府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渠道,发展合作组织,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在建设现代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合作组织是今后“三农”工作方向性和全局性的大事,这是西部地方政府的普遍性认识。不能否认,东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合作组织在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调研情况表明,即使业已产生合作组织的西部农村,它也并非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途径。
以甘肃为例,不同区域的合作组织的增收功能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密度越大、交通越便利的地区,这种功能越强,增收功能与区域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市场化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性。即使在合作组织比较发达的地方,它也不是这些地方多数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农业收入远远低于外出打工收入。2006年,甘肃省创劳务收入151.2亿元,人均收入2823.53元,而甘肃省2005-2007年农村居民每户纯收入分别为1980.00元、2134.00元和2328.92元。
合作组织在全国的横向比较
从数据上看,西部合作组织的发展状况在全国处于中上位置,这实际上是认识上的误区。
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合作组织数量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居于前位,在2007年底数据的13个省市区中,西部的陕西位居第1,即使甘肃也位居第8,排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北京、福建等省市前面;在截止2006年底数据的12个省市区中,西部的四川、重庆、内蒙和云南,也分别处于第2-5位,同样排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市之前。
全国合作组织密度(即每万人拥有的合作组织的数量)处于前十位的省份中,西部省市区就占了5个,而市场经济发达的广东处于倒数第1位,浙江和江苏也只排在12和14位。
从合作组织规模(每个合作组织拥有的户数)上看,西部的四川处于第2位,新疆为第4位,青海、内蒙、甘肃分别排在第7、11、12位,而经济发达的广东、山东等省却位居20、23位。
这三组数据均反映出西部合作组织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和比较领先地位,这似乎印证了“贫穷较富裕有更强的合作冲动和愿望,更需要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观点。但由于数据不完整(如截止时间不同等)、统计口径不统一和数据水分比较大等原因,不具有客观上的可比性。甘肃的合作组织中,许多是由政府职能部门演变而来。以甘肃某县数据为例,该县登记注册的合作组织10个中真正由农民组成、由农民管理的只有1个。实际上这种情况在甘肃其他地方普遍存在,在西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笔者针对甘肃不同区域的60个乡镇已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户,从十个方面对合作组织的功能进行调研,借以反映调研对象对合作组织的认知度、信任度、重视度。汇总情况反映,除产品销售上认为合作组织发挥的功能比较大(63%)外,其余诸如生产经营资金问题、生产计划安排、生产经营信息获取、良种化肥等农资来源、技术问题以及增收等方面数值均低,其比例分别为0%、7%、12%、17%、8%和36%,在维护会员权利上选择 “能”和“基本能”的两项合计只有8%,在会员的满意度上,“满意”和“基本满意”的两项合计仅为35%。可见,合作组织在甘肃农村的认知度、信任度、重视度均比较低。并且,越是在落后地区,这种现象就越严重。
笔者的基本结论是:甘肃多数地方的合作组织仍处于较低的层次,大多数农村的合作组织尚处于萌芽状态,这在西部具有普遍代表性。
上述认识上的局限性,导致地方政府有关政策或方案普遍具有以指标化为显著特征的 一刀切现象。这种忽视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事物发展规律的揠苗助长行为,从根本上扭曲了政府农村经济工作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程。
加强西部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政府要因地制宜发展合作组织
甘肃等西部合作组织发展滞后,是由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甚至无价),农民居住分散,生产规模狭小等诸多因素决定的。西部地方政府要根据当地自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研究制定不同的合作组织发展规划,以避免指标化与一刀切的现象。对于具备或基本具备合作组织产生条件的地方,政府要积极引导,但不能作为政治任务指标下达,在不同乡镇之间、县域之间不能搞不切实际的评比,合作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不能作为政府评价不同地区官员的指标,应杜绝层层验收、达标升级、弄虚作假和劳民伤财事情发生。
(二)引导鼓励农村人口集中
市场经济发展首先需要人口的有效集中,否则,以交换为目的的农村市场经济就缺乏基本前提,与规模化经营相联系的合作组织就更无从谈起。无论从经济学角度还是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分析,加速人口集中意义重大而深远。
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与目前政府的“村村通”工程和“整体迁移扶贫”工程相结合,在住房与安家补贴、土地补偿等方面,出台相应政策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村人口实行有效集中。通过自然村搬迁合并,向自然承载力较强、交通比较便利、人口比较密集的中心村镇和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集中,借以促进农村市场体系形成和壮大,为合作组织产生与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如2008年甘肃省明确提出,今后5年甘肃的城镇化率由31.6%提高到36%以上,农村户籍人口向城镇转移120万人以上。这种做法值得西部省市区推广,中央政府应出台相应支持性政策和措施,以提高甘肃等西部农村人口集中的速度和规模。
(三)加大对现有合作组织的金融支持力度
对于业已具备合作组织产生与发展条件、且已有相当组织规模的地方,政府应首先加大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这是确保业已产生并已具备一定规模的合作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当务之急。这也是2009年中央1号文件“开展示范社建设活动”的基本要求,建议政府一方面出台政府担保政策措施,简化受信管理制度程序,适当扩大贷款额度,提供一定政府贴息以真正降低合作组织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政府建立扶持合作组织财政专项基金,对具备一定规模且有发展前途的合作组织予以直补,将中央的“示范社建设活动”落到实处;另外,出台政策允许合作组织内成员之间以及合作组织之间的民间融资,以弥补政府金融支持之不足。
(四)创新扶贫方式以支持合作组织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是政府支持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扶贫政策也是目前国家支持甘肃等西部农民增收的主要政策。合作组织作为甘肃等西部农村经济发展重要项目,国家在项目扶贫中应将其作为重点项目列入。2008年,甘肃省政府提出的“智力扶贫”、“教育移民”、“ 生态移民”和“易地扶贫”等,实际上是基于长远战略考虑的扶贫方式创新,客观上有利于合作组织发展,建议中央政府通过扶贫渠道,在项目和资金等方面支持甘肃等西部地区农村合作组织发展。此外,甘肃等西部地方政府也应创新扶贫方式,将合作组织纳入扶贫项目范围予以扶持。
(五)出台招商引智政策以发展农村“能人经济”
“能人经济”在学界和政府界均无统一规范的概念,本文可以简单理解为“能人主导下的经济”。其基本特征为:有号召力、凝聚力、敢于冒险,善于扑捉市场商机。十年西部大开发的最大功效,是由于国家资本投入增加使西部的硬件设施得以改进、东西部经济差距缩小(刘生龙等,2009),但以吸引人才为代表的软环境却依然严峻,西部可持续发展能力低下且有不断下降之趋势,与资金等其它生产要素比较,西部更加需要能人。甘肃等西部农村发展市场经济能人奇缺,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如税收减免、土地使用、生活待遇等)吸引外部能人,实践证明“能人经济”是发展县域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有效途径。如安徽临泉县政府明确表示把扶植经济能人、培育“能人经济”作为发展县域经济,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着力点来抓,发展农村“能人经济”,既是催生甘肃等西部农村合作组织的必要条件,也是西部农村发展合作组织的必要途径。
(六)借鉴外部经验创新土地承包与流转政策
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农业规模经营的前提,也是合作组织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政府政策引导与扶持,西部农村的土地流转难以推进。
东部发达地区的经验值得西部借鉴。以浙江湖州市为例,该市首先出台了《扶持粮田适度规模经营若干政策》、《关于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通过财政扶持、贷款担保、金融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等方面,扶持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其管辖的各县区也出台了推进土地流转的相关扶持政策,按照流转规模分别给予每亩50元至500元不等扶持;其次,为了确保土地流转后的相对稳定,还探索建立了土地流转价格逐年增长和随物价变动机制,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充分调动了土地流转双方的积极性;第三,构建以县农村土地流转网上服务平台为依托、以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为主体、以村土地流转服务站为基础的三级服务网络,确保土地流转供求信息有效对接;第四,通过政府对农民培训,以离土流转方式加快劳动力转移,为加快推进土地流转创造有利条件;第五,培育经营主体、提升土地流转;第六,强化基础建设,助推土地流转;第七,完善社保体系,保障土地流转。将离土流转与人口集中和整体迁移扶贫三者有效结合,是西部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创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秦岭.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综述.扬州大学学报,2007(5)
2.王军锋.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甘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调研报告.开发研究,2006(2)
3.刘生龙,王亚华,胡鞍钢.西部大开发成效与中国区域经济收敛.经济研究,2009(9)
【关键词】 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病机制;中西医治疗
围绝经期，是指妇女自生育旺盛的性成熟期逐渐进入老年的过渡时期。过去一直沿用更年期这个名词，但由于其定义含糊欠准确，世界卫生组织于1994年用围绝经期一词将其替代，并再次修订围绝经期的定义，即：指绝经前一段时间出现与绝经有关的内分泌、生物学改变及临床特征到绝经后12个月。围绝经期分为绝经前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三个阶段，年龄范围在40~60岁。一般绝经前5~10年生殖功能开始减退，绝经年龄在45~55岁。在围绝经期，妇女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内分泌、躯体和心理方面的变化，部分围绝经期妇女能通过神经内分泌自我调节达到新的平衡而无自觉症状，然而大约2/3围绝经期妇女会因不能适应内分泌的变化而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围绝经期综合征，即以内分泌改变引起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为主，伴有神经心理症状的症候群[1]。有的妇女病程可长达10年之久，严重影响围绝经期妇女的身心健康。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证明[2~6]，卵巢功能减退，下丘脑-腺垂体-卵巢轴(HPOA)平衡失调，引起内分泌紊乱是导致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主要原因。但除与雌激素的减少主要相关外，还与社会、心理等因素有很大关系。由于围绝经期综合征表现的症状繁多，又常因人而异，且与其他病的类似症状较难鉴别，诊断上亦存在一定难度，加之传统的激素疗法不良反应较多，且有诱发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心血管疾病等风险，使应用具有一定局限性。所以，从多方面研究围绝经期综合征仍然是十分必要的。防治围绝经期综合征也成了全球关注的医学难题。
1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病相关因素研究进展
1.1神经内分泌变化妇女绝经后卵巢功能生理性减退，内分泌失调，最终雌激素不足，是绝经后心理和器官功能失调，以致发生退化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7]。女性卵巢功能衰退最早出现的生殖内分泌变化是垂体分泌促卵泡激素(FSH)增加，这是由于卵巢分泌的抑制垂体分泌FSH的因子减少所致。张雅萍等[8]研究表明，围绝经期综合征组雌二醇(E2)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围绝经期妇女(P
1.2免疫功能改变张雅萍等[8]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围绝经期妇女免疫调节功能的衰老现象，在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病机制中可能不重要，但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白介素2(IL-2)活性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围绝经期妇女，并与E2水平的下降呈相关性。有研究表明[14]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和正常围绝经期妇女免疫功能均衰减，即在机体免疫应答过程中，调高免疫应答能力的细胞群体(如CD3+、CD4+)减少，而调低免疫应答能力的细胞群体(如CD8+细胞)增加[15]。相关分析表明[16]，老化过程中脾细胞ER含量的变化与血清E2水平呈明显正相关，提示脾细胞ER随着老化与雌激素的其他靶器官一样出现进行性下降趋势，其原因可能是随着老化的进程E2水平下降，对ER的正向调节减弱所致，而机体老化的过程中受体蛋白合成减少，可能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李大金等[17]研究表明，无论围绝经期综合征症候群发生与否，围绝经期组妇女的血FSH及LH均显著高于正常生育期组妇女;围绝经期组妇女的免疫功能均衰减，是缺乏生理水平雌激素的刺激及细胞内雌激素受体减少，使免疫细胞产生IL-2及β-EP等免疫调节物质减少所引起的;而此时体内去甲肾上腺素等活性物质相对增加，提示这种生殖内分泌-免疫调节功能的紊乱可能是引起围绝经期综合征临床诸症发生的主要原因。
1.3自由基的影响近几年的不断研究发现，体内自由基的含量与衰老也有着密切关系[18]。实验证明围绝经期组鼠血浆脂质过氧化物水平较青年组鼠显著上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显著降低，说明围绝经期因内分泌改变，有关器官逐渐衰老，出现了脂质过氧化作用增加，自由基清除酶类活性下降[19]。方玉荣[20]等的研究表明绝经后妇女血清E2水平降低，同时伴有SOD含量下降及由自由基损伤导致的脂质过氧化物含量增加，可作为绝经后机体抗氧化能力降低的可靠指标。
1.4肾上腺皮质的作用肾上腺皮质在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病的作用目前尚无定论。实验研究[19]发现围绝经期鼠存在卵巢及肾上腺皮质形态和功能的衰减，表现为E2水平减低，LH、FSH水平升高，卵巢原始卵泡少、退化卵泡多，发育正常卵泡少，黄体数量少;肾上腺皮质总厚度变薄，球、网状带增厚，皮质结构紊乱。
1.5血管舒缩因子的作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是一种强有力的血管收缩因子，会引起皮肤潮红。一氧化氮(NO)和内皮素(ET)是目前发现的一对作用最强的血管舒缩因子，且在生殖系统研究中被证实对HPOA有重要的调节作用[21]。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体内ET、NO的异常，导致了血管舒缩功能的改变，可能是潮热汗出的主要原因。
1.6细胞凋亡学说目前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卵巢颗粒细胞凋亡受Bcl-2，Bax 基因调控，卵巢颗粒细胞凋亡，触发卵泡闭锁，颗粒细胞产生E减少促性腺激素受体减少从而引发围绝经期综合征(PMS)。相关研究结果提示，高浓度的E2可在体外增加胸腺细胞凋亡，降低胸腺细胞对T 细胞丝裂原的增殖反应能力，而生理水平的E2则可保护外周血淋巴细胞免于凋亡。孕激素与其受体结合后通过上调脾细胞促凋亡Bax 基因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对淋巴细胞凋亡起调控作用，并且存在浓度和组织的差异卵巢功能的衰退与细胞凋亡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22]。
1.7社会心理因素大多数学者认为单纯用雌激素下降来解释围绝经期的症状不能成立，认为绝经期与雌激素水平有关，而恐怖与抑郁等围绝经期常见的情绪问题，多与社会文化因素、神经质个性有关。Huerta等[23]认为，抑郁、焦虑与围绝经期妇女体内的FSH 水平增高、对性的态度、在家庭中的作用等有关。Steiner等[24]则认为，神经内分泌反应增加了女性脆弱性，从而对社会心理因素、环境因素及生理因素更为敏感，易产生抑郁。刘静等[25]也认为，在中国不同的文化理念、工作性质、生活状态、人格特征和行为状况，围绝经期综合征的表现会出现显著差异(P
2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中西医治疗研究进展
2.1激素疗法由于雌激素缺乏是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目前国内外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激素疗法。
2.1.1激素治疗的发展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就认识到补充雌激素可以明显缓解围绝经期综合征的症状和体征[20]，并开始在临床投入使用，称为雌激素替代疗法(ERT)。后来由于单纯使用雌激素会增加子宫内膜腺癌的发生[27]，而同时用雌激素和孕激素可以保护子宫内膜，使子宫内膜腺癌发生率不再上升[28]，因此，70年代，将ERT改为激素替代治疗(HRT)。 因为单纯采用雌激素、孕激素替代治疗并不能明显改善精神神经症状，而国外Banger等人发现加入睾酮的治疗不仅可以使得情绪提高，还可以减少乳痛，提高性功能，因此激素替代疗法中又在原有基础上，加入雄激素，也产生了兼有雌激素、孕激素和雄激素作用的药物。HRT在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很多方面的症状都在很多研究中得到广泛认可，但是许多研究也表明长期使用有可增加乳腺癌等疾病发生的风险。2002年7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妇女健康启动项目”(WHI)临床试验安全监察委员会提出终止连续联合HRT组的临床试验[29]。中华医学会绝经学组与全国相关领域专家继2003年公布讨论后发表的HRT临床应用指南后，于2006年5月对2003年制定的指南进行了讨论和修改，一致同意采用激素治疗(HT)代替原来的HRT更为恰当，提高了激素疗法的安全性，尽可能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
2.1.2HT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适应证HT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适应证主要包括血管舒缩失调症状、泌尿生殖道萎缩及相关症状、有骨质疏松症的高危因素(含低骨量)及绝经后骨质疏松症[2]。
2.1.3HT的不良反应及风险HT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有水钠潴留、血压升高、胆结石、血栓栓塞、胃肠道反应、乳房胀痛、阴道分泌物增多等不良反应，另外还有诱发子宫内膜癌、卵巢癌、乳癌[30]、心血管疾病等风险。
2.2中医中药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由于激素治疗的诸多不良反应及风险，使人们更加倾向于立足整体治疗，调节脏腑功能，且副作用少、可以长期应用的中医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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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辨证论治近些年，许多中医学者将围绝经期综合征的病因病机总结归纳为肾精亏损、肾虚及肝、肾虚痰瘀、心肾不交、肾虚血瘀、冲任二脉虚衰六个方面[31]，而在治疗方面，已经有补肾、益肝、健脾、宁心、活血、调补冲任等的中药汤剂和成药应用于临床，且收效显著，尤其是针对肾精亏虚这一发病的根本原因。梁文珍等[32]采用益肾填精、调补阴阳的紫参颗粒治疗本病肾虚型，结果显示其疗效能与尼尔雌醇媲美，其对头晕目眩、尿频、少寐、虚烦的疗效均显著优于尼尔雌醇，且无任何禁忌证，也未发现明显的副作用和毒性反应。
2.2.2专方专治中药益坤宁[33]，由黄芪、桂枝、龙骨、牡蛎、当归、甘草等十味药组成，是在《金匮要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基础上加减而成，以补肾调阳为主，兼以健脾。经过前期临床观察发现，益坤宁可明显降低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临床症状，使用安全可靠，是临床疗效确切的方剂[34]。夏桂成[ 35] 以更年1 号新方治疗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120 例，方药：山药、山茱萸、牡丹皮、茯苓、钩藤、莲子心、紫贝齿，总有效率89.2%。方如丹[ 36] 以自拟滋肾养肝清心汤( 菟丝子、旱莲草、女贞子、茯苓、丹参、麦冬、山茱萸、酸枣仁、五味子、炙甘草) 配合心理治疗，心、肝、肾三脏同治，治疗本病38 例，显效16 例，有效22 例。
2.2.3针灸治疗近年来文献报道显示，针灸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通过取穴，根据辨证施以补泻之法，或针药相合，以达通利诸脉、填肾精、沟通上下、阴阳平调之功[37]。陈寅萤等[38]通过文献归纳针灸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临床上可运用体针、耳针、穴位埋线、综合疗法等多种方法，其机制研究包括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自由基代谢、调节血脂、调节骨代谢等方面，表明针灸治疗该病疗效确切，具有方便、经济、安全等优势。临床实践也表明，针灸疗法可以综合调整患者内分泌功能，改善体内性激素水平，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又因无任何副作用，使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和发展潜力。尽管如此，由于单纯使用中医药治疗起效缓慢，患者治病心切，难以满足患者药到病除的要求，所以临床很多医生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即运用雌激素配合中医药治疗，不仅能很快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而且对于患者的全身症状也起到调理和治疗作用，且这种配伍方法减少了激素药物的用量，大大降低了出现子宫内膜癌、乳腺癌的风险，是临床上可供选择的一种治疗方法，其疗效好于单用中药或者西药[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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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性金融;效应分析;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4）-0038-04
一、甘肃政策性金融发展现状
1994年12月，农发行甘肃省分行在兰州成立，随后相应在地市和部分县域成立辖属机构。20年来，先后经历了粮棉油及扶贫贴息贷款、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全方位信贷支农等三个重要阶段，目前形成了以传统粮棉油业务为一轮，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为另一轮的“两轮驱动”的发展格局。至2013年底，累计发放贷款1800多亿，各项贷款余额从建行初期的45.36亿元增加到460.41亿元，存款余额从3.34亿元增加到40.48亿元。
1999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在兰州成立。15年来，致力于公路、铁路、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积极关注保障性住房、中小企业、生源地助学贷款等民生领域，是全省中长期和对外投融资的主力银行。至2013年底，累计投放贷款3500多亿，各项贷款余额从建行初期的97.46亿元增加到1093.57亿元，存款余额从0.96亿元增加到109.6亿元，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甘肃省经济发展与政策性金融支持
（一）1994年以来全省经济总量、居民收入与政策性金融情况
一是经济快速增长，结构逐步优化。1994年-2013年，甘肃省生产总值从453.61亿元增加到6268.01亿元，增长13.82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0.9%。甘肃省产业结构比重由22.89：43.79：33.32调整为14.03：45.01：40.96，第一产业占比下降8.8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提高1.22个百分比，第三产业占比提高7.64个百分点。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4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8.13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23.73元，2013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5108元，分别增长7.13倍、7.06倍。
三是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效能明显增强。2000年甘肃省政策性贷款余额203.16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94.36亿元，占比46%，每百元GDP占用政策性贷款19.29元;2013年全省政策性贷款余额1553.98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1313.99亿元，占比85%，每百元GDP占用政策性贷款24.79元。
（二）政策性金融支持全省经济发展效应的计量分析
1、研究指标选取、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
本文使用了三组指标来衡量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性金融支持情况，具体见表1。为减小模型的估计误差，对甘肃省生产总值、政策性贷款余额首先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因素，然后进行取对数处理，取对数后的符号设定为LGDP和LDKYE。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在实证分析前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利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分别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2的检验结果显示，LGDP、LDKYE和DKBL三个指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显示，在LGDP、LDKYE和DKBL三个指标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
2、静态效应分析
在研究政策性金融与甘肃省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主要是通过分析政策性贷款余额、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比例与甘肃省生产总值的关系，用逐步回归法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
模型结果显示，常数项及LDKYE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DKBL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达到0.98，模型的残差项平稳。
3、动态效应分析
为反应政策性金融支持与甘肃省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通过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刻画。
（1）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确定。由于受到样本数量的限制，模型的滞后值只能计算到2期。
由表4可知，在滞后阶数为2时，LogL、LR、FPE、AIC、SC和HQ中除FPE外，均支持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为2期。
（2）VAR模型建立。运用Eviews软件，建立甘肃省生产总值、政策性贷款余额和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比重三个变量的无约束VAR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
剔除在5%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的系数后，将矩阵形式转化为表达式即为：
模型总体的拟合优度较高，三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超过0.96。
（3）脉冲响应分析。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均位于单位圆内，即小于1，我们可以认为VAR（2）模型是稳定的，可以做脉冲响应分析。
4、实证分析结论
（1）从甘肃省经济发展和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静态关系来看，甘肃省生产总值与政策性贷款余额、短期贷款同中长期贷款比例有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政策性信贷投入对甘肃省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政策性贷款余额每增长1%，会推动甘肃省生产总值增长0.297%。同时，短期贷款比例提高会使得政策性资金对甘肃省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下降，短期贷款相对于中长期贷款每多投放1个百分点，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减少0.003%。
（2）从二者的动态关系来看，上期的贷款余额对本期的生产总值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前两期短期贷款比例提高对本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效率降低，前两期的生产总值能够增加对本期的贷款需求，生产总值和贷款余额对贷款比例均没有影响。甘肃省经济发展自身有一定的惯性，上期生产总值每增长1%就会推动本期生产总值增长0.794%，上期政策性贷款余额每增长1%就会推动本期生产总值增长0.149%，与投入等额比例的中长期贷款比较，前两期短期贷款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使本期生产总值发展速度减缓0.0024%。
（3）进一步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一是政策性贷款余额对甘肃省生产总值有稳定长期的正向效应，给政策性贷款余额一个正向冲击，甘肃省生产总值在当期开始提高，在第2期达到最大，从第4期趋于稳定;二是政策性资金中短期贷款占比的相对提高对甘肃省生产总值有长期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在第3期最为明显，在第4期开始走向稳定;三是当期的生产总值对其后三期的生产总值有正向效应，但这种效应会逐步下降，从第4期起没有任何影响。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甘肃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策略
围绕政府意图加大投入，积极支持政府宏观政策目标顺利实现。政策性金融应充分体现服务宏观调控的性质，落实地方加快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根据各自的业务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对接好相关的融资主体和项目，积极向总行争取更多适合甘肃地区发展的信贷政策，争取更多的信贷规模和资金，在防范好风险的前提下，持续增加投入，努力支持甘肃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民生建设。
坚持业务政策性特点同时兼顾商业性创新，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在农业方面，积极支持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粮食、特色优势经济作物的生产加工和购销储，以及农村道路、土地整治、基地建设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工业方面，大力支持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来促进全省工业转型提质增效，重点支持循环经济发展和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服务业方面，着力支持旅游景区、商贸服务平台、区域性物流基地和跨区域大型商品交易市场建设。围绕这些关键领域，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审慎开展业务创新，逐步涉足配套政策性项目的商业性金融，从风险和财务等方面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突出重点项目先行投资，积极引导商业性资金流向。甘肃省属传统的欠发达农业经济地区，工业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很多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工业改造和战略性新型产业的项目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此类项目往往风险大、收益不明朗，商业性金融为规避风险不愿介入。现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应配套政府财政资金在这些领域进行先行投资，向商业性金融机构传递政府经济政策导向，带动商业性资金参与;或者通过对基础行业、新兴行业的投入，打开经济发展的瓶颈或开辟新的市场，促使商业性资金的后续跟进，更大程度上形成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合力。
优化信贷期限结构，充分发挥政策性中长期贷款的助推作用。甘肃省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对现代农业开发、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产业升级、经济技术开发、保障房建设等领域都有大量的中长期资金需求，按照实证分析结论，政策性金融机构应继续优化信贷期限结构，以提供长期甚至超长期贷款为主，对投资规模大、回收期较长、实现效益慢的项目进行融资，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独特优势，推动甘肃经济社会加快实现转型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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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Policy-oriented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Choice
――A Case of Gansu Province
CHEN Haiyan LI Ning
（Zhangye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Zhangye Gansu 734000）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研究探讨
在这全球信息量倍增的大数据时代环境里，数据信息成了为当今天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一项资源之一，数据量的庞大与多样性，都可以经过分析处理进而取得有用的数据，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可靠、客观的理论依据，由此可见，大数据在经济中发打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大数据的特点与应用
大数据又可以称之为巨量资料，它的概念比较抽象，其定义是依靠互联网技术下的主流软件对一些规模较大、较复杂的资料进行处理、分析、管理，从而形成对经济发展更加有用的信息。大数据的主要特点就是信息量大、多样化、高速、价值等，由于大数据的形成需要特殊专业的技术，例如互联网、数据挖掘电子网或者大规模并行处理数据库等软件 ，能够有效的掌握丰富的数据资源，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专业化的处理，从而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实现盈利，把对大数据的处理加工有效的转变为信息资产。
随着外界环境的快速发展与变化，大数据开始渐渐的融入了企业的营销、风险预测、客户服务等方面。大稻葑魑一个开放性的平台，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获得信息资源的共享，同时也可以为大数据平台提供更多丰富、新鲜的数据。企业通过对大数据的有效运用，可以摆脱传统、陈旧的企业经营模式，进而提高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与洞察力，非常有助于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的部署，因而被越业越多的企业所重视。
二、大数据对经济的重要作用
（一）经济的分析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撑
由于影响经济分析的因素比较多，因而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到非常广泛的内容。相对于传统的经济分析，因所获取的数据不仅缺乏全面性、科学性与准确性，而且获取的数据在时效性上表现的非常低，而大数据时代下对经济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对传统的经济分析中所呈现的问题进行解决。依托互联网技术的辅助，可以使得对经济分析的相关部门快速、准确的收集到分析过程中所需要的数据。例如我们全社会每年的用电量、全社会中商品的销售总额、房子商品的购买量等，在互联网技术下，这些大数据获取的时间非常的短，甚至有的软件还可以实现立即获得，由此可见，大数据时代下对经济的分析提供了丰富、准确、有效的理论数据支持。
（二）可以有效的为经济分析提供多种方法
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比较单一化，而大数据的出现，使得经济分析有效的摆脱了传统模式的分析模式，有效的把传统的抽样分析转变为了总体的分析。而且总体的经济分析与抽样分析相比，更加有助于提高经济分析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对于传统的抽样经济分析中，基本上是把样本假设成为整体来进行分析的，这种假设性的分析本身就会与实际情况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而大数据时代下的经济分析，不再采用了对整体性的假设方式，而是以真实存大的巨大的数据信息量，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准确、自动的分析，从而有效的提高了经济分析的可靠性与科学合理性。
（三）促进了对经济分析技术的提高
传统的经济分析基本上是依靠人工来进行分析，而大数据时代下的经济分析，有效的结合了计算机技术，通过在软件中引入多样化的数据分析模型，是传统的手工经济分析所无法实现的。除此之外，通过大数据的分析，还可以实现对人语音的识别、图像的识别等科学技术，从而辅助专业的分析人员，对大数据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分析，有效的降低了人工分析的工作量，提高了对大数据信息分析工作效率。
三、目前大数据时代信息经济的发展现状
就目前而言，大数据已经迅速的 渗透到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个行业与领域，并成为了很多企业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大数据时代下，全球著名的麦肯锡曾认为，以数据信息为基础的生产增长率、经济效益的增长时代已经来到，我们将共同进入一个大数据时代。随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在金融、军事、通讯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数据都已然在体现并渗透着，同时一些有关的信息产业与数据信息经济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重视，由此可见，大数据已然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例如在我国的腾讯、百度等这些IT行业，也开始了进行数据化的运营，并把大数据作为了其中的关键任务，再如2013年，大数据被美国的奥巴马形象的比较为“未来的石油”，并在3月份进行了与大数据有关产业发展的推广，实现了大数据的战略发展。除此之外，在这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发展下，依托互联网、云计算等这些新兴的科学技术，全球的信息经济正面临着翻天覆地的改革变化 ，并在国家的战略层与企业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了有效的体现。例如在2013年的11月，国家的统计局与企业之间签署了有关大数据战略合作的协议，并把大数据作为了企业信息经济活动中重要的因素，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
随着对经济体制的一步步改革发展，在这个以经济信息创造价值的环境下，大数据的优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例如大数据具有海量的数据库、类型复杂、结构众多等优点，大数据的有效运用，会根据其所运用领域、运用模式的不同而对其信息数据进行不同的挖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大数据的运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大数据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由数据信息的消费拉动了消耗的新一轮热潮，有助于传统的产业能够更好更快的找到适合的转型方向，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
四、大数据时代经济发展的趋势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交网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以及传感设备的广泛应用，因而使得对大数据信息的采集，变得更加的主动化，而且依托先进行计算机软件，变得越来越自动，与此同时，对大数据采集的科学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对于大数据的分析与总结已经成为了计算机领域所研究的重点课题。对大数据的收集与分析，需要以专业的大数据人才作为前提条件。美国作为大数据战略开展最早的国家，而且计算机技术也是最先进的一个国家，但却同样也面临着大数据分析这方面人才的紧缺。由此可见，在中国当代大数据经济发屏的时代下，需要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养，并构建起完善的大数据管理模式。
在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发展中，渐渐的呈现出共创生产的模式、共治管理的模式以及共享信息模式的三种经济发展趋势，其中的共创生产模式，是由传统的企业独创模式，渐渐的转向了由公众参与产品的生产与价值创造的社会化的一种共创模式，共治管理模式是企业有效的运用大数据平台，与社会中的媒体、企业、公众以及产业链等实现了共同协作的管理，共创多赢、互利互惠的模式，共享信息则是通过把巨大的数据与公众进行共享，并有效的发挥出公众的智慧，从而促进产品附加值的增值。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共享很难在商业的实践活动中顺利的开展，因而还需要国家对大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制定严格的制度，并进行统一集中的管理，逐步的建立起有关大数据共享的专职机构，并对其大数据共享的服务制定评价机制，从而有效的推动大数据信息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五、大数据时代下的经济分析与企业发展
（一）大数据时代经济分析的机遇
巨大的大数据信息资源为当代经济的分析提供了众多的数据理论支持，同时随着互联网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大数据时代下的经济分析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因此，在大数据时代的环境下，经济的分析将面临着非常多的机遇。例如在大数据时代下的对数据的经济分析，在时间长度与空间的广度上都有了很大范围的扩大，同时依托计算机软件，实现了对大数据信息采集的智能化，有助于大数据信息采集的及时性、真实性以及实效性，因此，大数据时代下经济的分析也面临着信息广度与时性的良好机遇。除此之外，所构建起的大数据信息分析平台，通过对各种模块的加入，可以实现多种模型下的大数据分析，并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更进一步的预测与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大数据信息的分析速度，有助于大数据信息资源在经济发展中价值的体现。
（二）大数据时代经济分析的不足
大数据时代下的经济分析除了面临着众多的机遇之外，同时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例如，在对庞大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时，如果对其中有价值的数据信息进行挑选时，就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很难在短时间内提取到对自己有用的数据信息。除此之外，大数据的采集主要是依靠互联网技术与计算机技术，而网络环境很容易遭到病毒、黑客等的侵入，很难保证网络环境的安全性，再者就是计算机软件，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需要升级更新，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造成对大数据信息的丢失，因此，就目前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大数据的安全性很难保障，而且由于目前我国经济市场中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的缺失，也直接影响着大数据在经济分析中价值的体现与发挥。
（三）企业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由于不同的企业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都有着其自身的优点与要求，因此，在进行大数据的分析过程中也会有所不同，分别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这些方面对企业的发展形成很大的影响。例如政府部门可以对进入市场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变量，进行直接全面的干预，如果是销售类企业，相关的部门会对销售行业制定出相应的规定，从而对企业销量、生产、生产计划等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政府部门对信息化与电子科学技术等方面投入了很多，例如信息网络与硬、软件设备提提供，都为大数据的有效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建立起了相应的协调平台，首先，是通过成立专门的大数据管理组织，即时刻对社会经济中大数据的有效性做出各个方面的综合判断，从而有效的确保大数据的准确性；其次，就是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培养，通过技术渠道把大数据信息进行汇总，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审核，做到对大数据的有效控制。
六、大数据时代下经济发展对策
（一）合作共享、保护隐私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个领域都需要进行海量数据信息资源库存的量化进程，通过各个领域之间大数据信息资源的共享合作，能够有效的促进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因此，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企业应当加强与一些科研类型单位的合作，从而对大数据的收集、分析技术进行研发，并创新出新的应用，当然，在对大数据进行科研的过程中国家也应当给予适合的政策鼓励与资金的扶持，从而为大数据产业的科研、发展提供必备的技术条件与物质方面的基础。
（二）建立安全的大数据获取环境
为了保证大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中的安全性与准确性，应当建立起一个庞大、安全的大数据收集系统，并制定其相关的收集计划，从而有效的保证大数据能够有序、顺利的进行。而大数据环境的营造主要还是得依靠政府部门，首先需要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从思想上达到对大数据信息资源的重视，并对大数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做贡献的价值有一个J可，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对大数据系统的构建投入稳定的资金，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等；其次就是政府部门应当加大我国高校对大数据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相关的科研机构对大数据的应用的研究投入力度，有效的支持科研机构对大数据进行深度的分析与挖掘，有助于大数据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出更多的价值。除此之外，政府的相当部门还应当提倡企业采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并对其进行引导与培训，从而为大数据的收集与获取创造基础性的条件。例如为了扩大大数据信息收集范围，国家可以为电力行业中信息化管理提供一定的资金投入，并帮助电力企业实现技术改造，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电力企业的信息化管理的开展。通过信息化管理技术的普通，有助于对企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数据信息进行收集，从而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数据分析提供最为原始的基础资料。
（三）培养人才、带动发展
大数据信息主要是依托于云计算、互联网等IT类技术所进行的一次技术性的改革，并如何通过这些技术有效的把大数据信息资源盘活，从而为国家的政策管理、企业的经营以及个人的日常生活服务等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在这大数据信息时代，经济的发展急需有关云计算、互联网等相关的人才，同时也是经济市场发展的需要。因此，很多的高校通过校企的合作方式，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的培养基地，建设为社会培养众多的大数据信息人才，有效的构建起大数据产业的生态系统，从而保障大数据信息经济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的培养，可以为经济的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因此，需要不断提升对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培养。例如政府部门应当对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的培养出台其相应的支持政策，以此来体现政府部门对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的重视，与此同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也应当加强对大数据分析c应用人才的培养，从而帮助员工掌握更多有关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的技能。
（四）提高对大数据的采集与管理
通过对大数据的采集与管理过程中的规范化，才能够有效的保障所获取的大数据信息资源的准确性与实效性，以及大数据采集的顺利取得。由于大数据信息资源是经济发展分析过程中最为原始、基础的资料，因此，有效的采集大数据信息资源是非常的重要。我国从2008年开始已经加强了对大数据信息采集工作的重视，但由于在大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在采集过程中仍然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同时，大数据在采集过程中与管理过程中也会受到人中因素的影响，因此，为提高大数据信息采集与管理过程中的安全性与准确性，可以对大数据信息的采集工作流程进行不断的完善与规范，并根据其实际的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大数据采集体系，从而有效的促进大数据信息采集工作的有序进行。另外，如果在大数据信息采集过程中，遇到一些因为利益而不配合大数据信息采集的企业与个人，可以制定出其相应的惩罚制度，从而降低大数据采集工作中的不良情况。与此同时，通过提高大数据信息采集与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与职业素养，使得他们能够对大数据分析工作进行熟练的操作，有效的促进大数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出更高的价值。
在经济与信息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大数据的存在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大数据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生产经营活动，并有效的促进了信息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有助于人们对社会各个方面信息资源的获取，从而为生活与经济带来众多的利益，因此，要不断加强大数据采集环境的安全性，以及大数据采集与管理的体系，最终促进经济的有效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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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第三部门；制度创新；成本效应
一、文献回顾
（一）“第三部门”的定义
“第三部门”这一概念首先由列维特等人于1973年提出，目前学术界关于“第三部门”的定义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大多认同“第三部门”是除政府部门和企业以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等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组织。
塞拉蒙认为，“第三部门”有6个基本特征：“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
在中国，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第三部门”几乎不存在，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形式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例如康晓光就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或互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称为中国的“第三部门”。
（二）“第三部门”起源的一般解释
“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分析主要包括经济背景分析和经济原因分析。经济背景分析是对“第三部门”兴起的经济大环境的研究，经济原因分析是借用经济学工具对其兴起的本质原因进行论述。
西方关于“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由美国经济学家韦斯布罗德（1974）提出的政府失灵理论，该理论通过论证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局限性，从功能上证明“第三部门”存在的必要性。不过该理论更多的是说明了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互补关系，并没有揭示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产品或服务只能由“第三部门”提供。在此基础上，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汉斯曼（1980）提出了合约失灵理论，通过分析市场的局限性（信息不对称）及“第三部门”的特征（受“不得分配盈利”约束），解释了在市场机制与第三部门之间选择后者的原因。但事实上，政府失灵理论和合约失灵理论都未能很好地解释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工问题。而且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为什么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第三部门”的结构及分布领域各不相同？于是，学者们又从社会传统文化因素考虑“第三部门”的产生。譬如James （1987）的实证研究证明：荷兰和比利时的文化多样性比较高，所以在他们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条件下，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第三部门。
我国理论界对中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大领域。从社会学研究角度看，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后“市民社会”的出现和新的社会中介组织的成长，已成为90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孙立平，1992、1994；邓正来，1993、1998；王颖、折小叶，1993；谢维和，1993；王颖，1994；孙炳耀，1994；张静，1998）。并已从理论概念的引入到关注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陈健民、丘海雄，1999；孙立平等，1999），以及从单一的国外经验模式介绍向综合的比较研究分析转向（王绍光，1999）。
从经济学角度看，目前对中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分析更多的是对其经济背景的分析，如康晓光（1999）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社团是“集权体制松动”的产物；邓胜国（2004）、俞可平（2004）及王绍光（2004）等在对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环境的研究中也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引发第三部门产生的其中一个环境因素。
对经济原因的分析目前仍处于对西方研究理论的梳理及引进阶段，在研究方式上也大多借用西方的研究方式，重点集中于应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及合约失效等经济学理论（郭国庆，1995；谢岳，2000；李勇军、路金亮，2002；谢蕾，2002；张建川，2004）。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过程中，部分学者也意识到国外理论解释中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局限性，并进行了一些探讨，其中田凯（2003）在《国外非营利组织理论述评》一文中指出韦斯布罗德的“政府失灵”理论的前提和条件在中国并不适用；康晓光（1999，2004）也撰文指出不能把中国社团的迅猛发展看作是对西方语境里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反应，因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存在民主政治体制。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应用其他经济学理论分析“第三部门”的起源问题，希望能找到适用于中国国情下的“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理论。例如申毅（2003）在《非营利组织兴起的经济分析》一文中通过对非营利组织兴起的经济分析解析非营利组织兴起的一般规律；刘霞，张丹（2004）在《经济学与组织学交叉视野下的公民社会》一文中从经济学和组织学的交叉视野，探究其宏观和微观的成因。虽然这些学者尝试用其他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我国“第三部门”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其分析的对象仍是西方社会的“第三部门”，并没有将我国“第三部门”兴起的特殊性考虑在内。
（三）几点评论
西方有关“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解释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最具代表性与普适性，但这些经济理论在解释我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就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市场失灵”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即“第三部门”的产生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失灵的一种反应。回顾中国“第三部门”的出现时机，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并不存在市场经济体制，其计划经济体制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一种集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理论上既不允许“第三部门”的存在，也无法提供其存在所需的空间。但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改制过程中，市场关系和所有权的重新确立，使得政府之外的公共领域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具有存在的空间。因此，确切的说，中国的“第三部门”是对计划经济体制失灵的反应。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政府的投票决策方式，政府决策往往只是代表了中位选民的意见，而不能满足其它选民的需求。因此，政府提供公共品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出现“政府失灵”。但该理论也是基于一个前提：即代议民主制政府特定的运作逻辑无法满足各阶层选民的需求。这与中国“第三部门”产生的政治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的政府失灵更多地是由于集权政治体制引发的政府资源配置、社会治理以及政府治理模式的失灵，而不是投票决策方式导致的失灵。因此，与西方的“政府失灵”认为“第三部门”是对民主政治体制失灵的反应不同，中国“第三部门”是对集权政治体制失灵的反应。
总的来看，虽然我国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西方理论在解释我国“第三部门”起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仍处于对西方理论的小范围修正阶段，并没有提出系统的，权威的，具有普适性的，并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可以很好解释我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理论。
二、关于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学视角看，“第三部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由制度环境所决定的，而制度安排又反作用于制度环境，因此，对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制度背景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其兴起的内在原因。本文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找出“第三部门”兴起和发展的经济层面的逻辑和意义，从而为“第三部门”的普适性找到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一）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背景
中国“第三部门”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它的兴起有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这些原因发端于集权体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失败。
一方面，通过经济市场化，重构了市场关系和所有权，引起国家—社会关系的变更，其结果是集权体制的松动，产生大量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活动的空间以及多元利益主体，为“第三部门”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非秩序化竞争较为明显，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同时，受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影响，市场经济的特征发挥得并不显著，这种经济环境也促使“第三部门”的产生。
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看“第三部门”的产生，可以发现其起源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组织几乎同时产生，前者追求的是利润，后者则体现了公益性（或互益性）的努力，并不存在特定的对“市场失灵”反应问题。因此，本文尝试采用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及成本理论来分析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原因。
（二）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原因——制度原因
当原先的制度失灵时，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组织形式便会出现，来实现帕累托改进或希克斯改进。因此，“第三部门”的兴起和发展在制度层面必然有其特定原因。
与国外“第三部门”大多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同，我国的“第三部门”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引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第一，从制度变迁的时间看：我国“第三部门”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这一阶段，我国先是坚持计划经济主导模式，政府则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强调依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具体表现为集权政治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原有的集权体制模式遭到质疑，市场经济模式倍受推崇，政府开始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逐渐放松对经济干预。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中非秩序化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同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较多，使得市场经济的特征发挥得并不是十分显著，这使得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陷入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尴尬境地，政府关于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并没有得到公民的完全认可。此外，国际社会“第三部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三方互动的社会控制和管理机制，从而为通过制度移植来达到社会的最终协调和稳定带来了希望。因此，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基础上，我国的“第三部门”开始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历程。
第二，从制度变迁的空间看：通过体制改革，重构了市场关系和所有权，引起国家——社会关系的变更，其结果是集权体制的松动，产生了大量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活动的空间以及多元利益主体出现；同时，转型过程中由于原有的低效率制度的逐步废除，新制度又尚未完善，出现了严重的制度“双重失落”，即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在转型期间无法涵盖社会管理的所有领域，亦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因此，按照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必须具备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的观点，两个领域之外的第三域就存在着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可能和契机，即第三域属于制度变迁的空间。“第三部门”迅速崛起的空间恰好位于存在着制度变迁空间的第三域。因此，从制度变迁的空间看，中国“第三部门”的兴起应该是其准确占据诱致性制度变迁空间的必然结果。
第三，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形式看：我国“第三部门”起源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首先起源于农村，制的废除与的实行，使得农村中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的核心是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作为生产主体的独立经营的农民需要有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学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并且，改制后分散经营的农民也需要新的组织形式来改变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在这种背景与需求下，中国农村出现了第一批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自下而上的“第三部门”。同时，也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中国家—单位—个人的结构，单位影响力逐渐弱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构：一方面，游离于单位制以外的利益主体需要新的组织形式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一个中介性组织来沟通政府和多元利益主体。可见，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我国“第三部门”的主体形式表现为一种以自我管理为管理方式，以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为组织属性的组织形式。
（三）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原因——成本效应
从微观层面看，“第三部门”兴起和发展于政府和市场之外有其成本效应上的原因。
1.生产成本效应
“第三部门”的基本组织属性——志愿性使其在人力输入上主要依靠志愿劳动力，在物力和财力的输入上主要依靠志愿者、社会捐赠以及政府的财政支出。政府和企业则不同，前者受财政预算的限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后者受资金约束。在资源输出上，“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大多有特定的目标人群，采用自助方式，既有效节约产品的生产成本和组织资源的消耗，又满足目标人群多元化的需求。因此，“第三部门”的志愿性使得它在资源输入和输出上，具有比政府和企业更低的生产成本。
2.交易成本效应
一方面，与政府体制中单一的权利控制中心和科层制的组织模式相比，“第三部门”自我管理的方式及相对扁平的组织结构减少了组织监督和控制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第三部门”民间性（包括我国“第三部门”的特殊情况——官民两重性）使得“第三部门”更接近基层民众，对基层多元化的需求能作出更快捷的回应，从而降低两者之间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从科斯的交易成本扩大理论出发，可以证明，政府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第三部门”，虽然增加了订立合约和进行监督的成本，但这些都低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
科斯定理认为企业生产目标的确定减少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那么依此思路，企业就具有代替市场机制，节省费用的性质，而与企业相比，“第三部门”特定的组织属性——志愿性、非营利性和公益性（或互益性），又具有比一般企业更低的交易成本，具体体现在三个层次：第一，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效应：由于企业需要对其内部生产者之间的利益进行协调，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管理成本，从而导致企业存在追加交易费用上升的可能性。而志愿者作为“第三部门”主要的生产者，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公益或互益性），既降低了组织动员的成本，又减少了生产者之间的隐性摩擦和协调成本，从而有效降低了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费用。
第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效应：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最明显的交易成本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度量产品品质费用。一方面，在某些领域，消费者缺少足够的信息来评估产品的质和量；另一方面，如果产品由企业提供的话，他们很可能利用自己在信息不对称关系中所占的优势地位欺骗消费者，谋求自己利润的最大化，产生道德风险。尽管市场的很多方式可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但过高的交易费用使得市场和普通企业都很难支付。而“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及其对公益性（或互益性）的追求能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非营利性的特征使其无须为了增加利润而夸大其产品的内在品质，而对公益性（或互益性）的追求又使得其非常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认为夸大产品品质而失去诚信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第三部门”可以作为减少和消除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度量产品品质费用的一种资源配置机制。
第三，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效应：由于私人品消费具有竞争性与派他性，因此，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最典型的是对公共品的消费。由于公共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无法避免“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消费者对公共品的支付意愿为零。除非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低到能有效地使消费者进行协商，最终达成共同付款的协议。但这种情况在一个大规模的集团中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消费者之间各自应该支付多大份额的价款进行谈判和协商是极其困难的，成本相当高，足以阻止最后协定的形成。布坎南认为可以通过消费者俱乐部来解决这一问题。消费者俱乐部也是“第三部门”（互益性），该组织通过向消费者成员收费的方式，增加消费的排他性，有效解决了公共品的生产问题，并通过准入性收费来克服“搭便车”的拥挤现象。
综上所述，对起源的经济分析有助于理解“第三部门”在中国兴起的特殊的经济环境，即集权体制的失灵，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的降低，市场经济特征的模糊。同时，通过经济原因的分析，了解到“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其兴起和发展在制度层面有其特定原因；而其特定的管理方式、组织属性及组织结构，使其具有良好的成本优势，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印证了“第三部门”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逻辑和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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