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4-03 14:38:5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新经济政策的弊端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内容摘要: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我国许多地区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优化产业结构无疑是我国许多地区经济政策面临的巨大难题,其中多样化是一个普遍的做法。然而成功的多样化政a策须建立在透彻了解区域产业多样性空间分布的基础上。本文阐释了产业多样性的内涵,分析了多样化和专门化各自的优劣,并就如何推进产业多样化给出了建议。
关键词:产业多样性 产业结构 专门化
问题提出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席卷了全球经济,我国许多地区的经济出现了大的下滑,特别是一些专门化于某类或几类制造业行业的地区。在危机来临时,这些地区的企业大批破产,工厂大量闲置,经济陷入衰退,这些区域经济的共性是过于依赖某些出口制造业行业。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我国许多地区经济结构的脆弱性,然而金融危机是导火索而不是问题的根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低劳动力成本的传统比较优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尤其是部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目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与墨西哥的水平十分接近,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低于我国的水平。调查显示,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国的用工成本仅相当于我国沿海地区用工成本的38%。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是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我国部分地区发生了产业大量外迁的现象。2006年统计显示,广东东莞有1003家外企关闭,比一年前增加了三成,2007年仍呈现上升趋势。数据表明了东莞正在经历部分传统产业的外迁,而新产业却未能递补进来的局面。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我国许多城市将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那些专门化于某些制造业行业的城市,产业外迁使得产业结构更加脆弱,甚至使得经济立即陷入萧条。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过于单一的经济将难以自我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很可能因为产业外迁或者产业本身的生命周期而陷入衰退和萧条。应对外迁需要这些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普遍的做法是推进产业多样化,从单一的增长动力转变为多种经济增长动力。然而目前国内对于产业多样化的研究十分缺乏,盲目的产业多样化反而会降低地区经济的竞争能力。正确的产业多样化政策必须建立在透彻了解产业多样性空间分布的基础上。
产业多样性的内涵
产业多样性本质上就是关于经济成分或经济构成的一个量,那么研究产业多样性与经济表现的关系也就是研究经济成分与经济表现的关系。长久以来产业多样性与经济表现的关系在经济研究中被忽略,经济理论着重关注投入增长和效率改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样性与经济表现的关系近来受到了关注,在以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中,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多样性与经济表现的关系开始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如何调整经济结构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是各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产业多样性通常被用来指代经济多样性,但是韦晓宏(2008)认为经济多样性主要指经济成分与经济利益的多样性。产业多样性的概念本身在不断的深化。在初期,产业多样性的概念仅仅关注产业种类的多少。产业种类的多少是多样性的一个方面,产业种类的增加提高了经济多样性,然而产业之间的分布对于多样性也是十分重要的,Parr(1965)把多样性定义为“区域经济活动在一定种类的经济活动间的分布程度”,而Attaran(1987)运用“不同产业间就业的均衡”来度量多样性。
大部分文献对产业多样性的理解基本建立在产业种类的数量和产业分布均衡程度的基础上,认为产业种类越多,产业分布越均衡,那么产业多样性越高。然而这种多样性概念存在缺陷,虽然两个地区的产业种类数量一样,而且就业在各产业间的概率分布一样,但是两个地区产业多样性的含义却可能截然不同。
近年来,产业多样性概念不断得到发展。其中一个发展是认为产业多样性应该考虑不同产业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个方法是把多样的产业看作地区的投资组合,投资组合的方差矩阵就能够反映产业间的部分相互作用,也能够用来反映产业多样性。Conroy(1972)提出把投资组合理论应用到区域经济多样性和多样化研究中。依据这个思路,经济多样性不是基于行业数量和区域经济活动的均匀分布,而是通过显性的经济关系来定义和度量。
另一个发展是认为产业多样性应该是多层次的、综合性的。Attaran(1987)把多样性分解为部门内多样性和部门间多样性,而Koen et al(2007)把多样性分解为相关多样性和不相关多样性。另外Siegel et al(1995)指出,多样性和多样化具有许多定义和使用领域,需要区别多样性和多样化。名词多样性和形容词多样的是指:“不雷同、差异和多样的一种状态”。而动词多样化和名词多样化指:“使得事物更加不雷同、有差异的和多样的过程以及选择资产降低风险的过程”。
产业专门化与多样化选择的争论
关于区域经济应该专门化还是多样化的争论由来已久,相关的研究十分丰富,然而至今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产业专门化的收益在短期内是明显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Marshall (1890)。空间内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带来成本优势,例如劳动力群体的专业化、供应商的专门化以及生产商的生产专业化都能够带来收益。专门化的收益在产业集群政策中得到了体现,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集群能通过各种途径带来递增的收益,而专门化就是重要途径。然而产业集群过于强调专门化的收益,而淡化了专门化的弊端和多样性的潜在收益。专门化的弊端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门化往往和经济不稳定联系在一起,一个地区经济过于专门化往往使其过于依赖特定产业,也就容易因为支柱产业的外迁或者生产周期进入晚期而陷入严重衰退。区域经济学家认为具有更高产业多样性的地区可以获得更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更低的失业率,主要原因是经济多样性可以消除该区域生产的产品的需求波动;二是从演化经济学角度看,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往往使得区域经济被“锁定”,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也难以寻找到其它发展方向,因此最终难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这两方面看,虽然专门化可以使得区域在短期内获益,但是却不利于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经济理论学家和区域经济政策制定者越来越认识到多样性带来的收益,Frenken et al(2004)认为产业多样性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产业多样性的收益体现在许多方面,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稳定,可以提高区域学习能力,但是最受关注的是产业多样性能够通过动态外部性提高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有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Jacobs(1969)强调关于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多样性在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使用美国的数据,Glaesere tal.(1992)得出竞争与多样性都会促进创新和增长。Gilles and Diego(2001)认为多样化有利于技术创新,在具有迁移成本的学习过程下,城市多样化具有动态优势。Pierre and Frederic(2008)认为区域经济多样性有助于企业家活动,其中广义的企业家活动可以定义为新经济活动的创造和技术创新的追逐。Pierre(2001)指出知识溢出的传统分析方式存在某些缺陷,并基于知识如何创造和在个人之间流动给出了另外的分析方法,认为专门化可能牺牲自发的区域多样化,从而阻碍了创新与生产。
专门化和多样化各有优劣,争论仍然悬而未决,仅仅通过对比二者的优劣难以获得进一步的结论。一个重要的思路是认为专门化和多样性的收益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区域的特征不一样,多样性和专门化带来的收益就不一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多样性水平是利益权衡下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个均衡结果。到底产业多样性具有哪些内在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对产业多样性的影响有多大?理论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对此愈发关注。
如何有效推进产业多样化
虽然许多地区的经济政策决策者开始认识到地区产业多样性的必要性,也开始推进多样化,例如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实施了产业多样化战略。在国外,最典型的是中东石油国和非洲国家。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近年来不断敦促非洲国家实现产业多样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也积极采取产业多样化战略,例如英国商业大臣曼德尔森指出,英国未来经济必须多样化发展,金融业、制造业和技术产业相互协调十分重要。产业多样化已经成为许多地区或国家的共识。然而制定正确的产业多样化政策,必须透彻了解多样性的空间分布以及多样性水平的决定因素。
首先,必须明确区域产业多样性具有内生性,区域的特征决定了该地区对于各种不同产业的吸引力,也就决定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样化战略应该基于如何增强区域对于不同产业的吸引力。
其次,需要协调好集中发展重点产业的战略和多样化战略。基于区域经济的定位以及自身所拥有的禀赋优势,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且具有成长性的产业是合理的。多样化战略应该辅助支柱产业发展战略,在重点发展的基础上注意均衡发展,防止重点发展演变成单一发展,确保经济增长动力的多元化。
最后,城市经济、竞争性市场和良好的交通通讯设施有利于城市保持较高的经济多样性。城市经济的重要表现是动态外部性,表明不同产业之间知识溢出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能够使得区域经济吸引更多样化的产业组合;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企业必须不断寻求多样化机会,努力创新,这样才能获取超额利润,因此更有利于经济多样性。Chinitz(1961)认为竞争的环境更能孕育企业家精神,带来产业多样性;良好的交通通讯设施是企业选址所考虑的重要因素,能够便利企业的经营,节约成本,并提供更为便捷的信息资源,有助于区域经济吸引更多的产业。
参考文献:
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它既是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又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经济观指导下，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观要求的崭新的经济体制。它的运行是要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3]348～349。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建立和完善能够体现生态价值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它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并会导致社会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要避免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生态环境和公共性自然资源的破坏与浪费，就必须改变自然资源不能反映市场价格的制度安排，使生态产品具有相应的价格，以实现生态经济建设者的利益补偿。该制度的重点应该包括[5]11：一是建立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机制。目前，我国资源性产品（石油、天然气、水、土地、电力、煤炭）价格大多数由政府控制，整体价格偏低，没有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不但难以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起到节约使用资源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反而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产品价格机制，本质上就是建立一个资源产品价格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成本的机制。这种价格机制要求尽快明确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政府补偿机制。通过完善资源价格体系结构，将资源自身的价值、开采成本、环境代价等均纳入资源价格体系，为资源有偿使用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加快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边界清晰、权能健全、流转顺畅的生态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产权界定及产权关系不明晰，容易导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破坏资源矿产；容易导致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产产权制度[6]。三是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受益者”付费；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通过机制创新激励投资者从事生态投资，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既离不开市场机制，又离不开政府的强制力和执行力。因此，必须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共建共享、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和因地制宜积极创新的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推动区域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反映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又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一般性。我国的基本国情：生态环境严峻、资源匮乏、社会环境问题严重，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进入生态市场经济社会。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最近又提出实现中国梦。政府提倡的这些问题，正是我国当前最严峻从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努力朝着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迈进。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生态凌驾于经济之上，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有时可能比为我们提供的产品更有价值。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生态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这种新经济形态的运行过程能够保证：坚决反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谋求发展；坚决反对以牺牲当前的发展去危害长远的发展；坚决反对用局部的发展去损害整体的发展；坚决反对用自身的发展去剥夺他人的发展。在新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够实现人类自身价值和自然界价值的统一，当代人的发展权和后代人发展权的统一；能够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7]。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把物质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不仅要把经济系统中的全部经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系统中某些自然生态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党的十总部署，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样，我们要建构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孤立地建立在经济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而必须是建立在能够使“五大建设”协调发展的经济体制，强调“五大建设”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
2建立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制度是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共同构成的。生态经济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工业文明的发展目标是单纯追求GDP，用消灭生态价值来创造经济价值，在获得最大量经济效益的同时，毁灭了巨大的生态价值。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始终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达到尽可能地更多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产品的目的。人们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标，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造成了当今巨大的生态危机，更谈不上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伴随着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人类要摆脱这场生态危机，呼唤一场文明形态的全面变革。这场变革就是生态文明的转型，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重视。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开始对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政府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我们党开始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要求，并提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生态文明战略地位的提升，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不断深入，建设生态文明自觉性在不断增强。同时，党的十报告还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崭新概念，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的高度。站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样一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态文明新时代应该具有以下本质特征：（1）生态时代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且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两种发展关系是相互依赖、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2）生态时代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社会的社会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3）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自然属性，人与人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生态时代的本质，这两种属性的协调发展，形成了生态时代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并推动生态文明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因此，生态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使人、社会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8]。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里，我们要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目标。要想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更蓝的天、更绿的地、更青的山、更净的水，我们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党的十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坚持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针，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生态经济是一种与地球的生态系统保持和谐关系的经济，是人们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努力的同时，将更加关注生态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生态市场经济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相结合的经济，能够正确反映生态系统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和全部成本，能够有效地克服传统市场经济发展中不顾社会成本、环境代价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缺点，使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优化生态辩证统一起来并实现三者协调发展。因此，贯彻和落实“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和生态经济优先发展的根本方针，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活动全过程的生态化变革，其目的就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整合过程[5]11。
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
1.产业集群的概念
集群本意为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在某地集中出现,974年由Czamanskis将集群引入到经济学,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所谓产业集群,是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以及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相关的服务业,规制管理机构高度地聚集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共同构成的功能群体。
2.国外产业集群研究综述
产业集群理论有:一是亚当•斯密的分工协作理论,斯密在《国富论》中将分工分为企业内分工、企业间分工,即企业间劳动和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分工。企业间分工形式实质是企业集群形成的理论依据所在。二是马歇尔的规模经济理论,他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企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企业集群是基于外部规模经济而形成的。三是产业区位理论和新产业区位理论,韦伯在《工业区位论》909中从产业集聚带来的成本节约的角度讨论了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因。在对美国硅谷、德国巴登-符腾堡、意大利爱米利亚-罗马格纳等高技术产业综合体实践的研究基础上,新产业区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四是增长极理论,佩鲁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在分析经济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增长时,佩鲁引入了“推动性单位和“增长极的概念。所谓“推动性单位就是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单位,当它增长或创新时,能诱导其它经济单位增长。增长极同时具有“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五是基于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理论,波特率先提出全球经济下的产业集群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产业集群现象。
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量经验表明,地方产业集群正在推动着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Philippeartin和GiamarcoI.P.Ottaviano综合了rugman 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Romer的内生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间自我强化的模型;证明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反过来,由于向心力使新企业倾向于选址于该区域,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了空间的集聚,进一步验证了著名的缪尔达尔的“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也就是说,企业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而市场的扩大与地区企业数量相关。Nicholas Crafts和Anthony.Venables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位的重要作用,从地理角度回顾了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兴起以及未来亚洲的复兴。认为尽管缺乏高质量制度是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是不能忽视地理集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基于产业集群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有许多州已设计和实施以集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许多欧洲国家也对集群理论和群政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halid Nadvi和Gerhardalder对巴基斯坦的锡亚尔科特和德国的uttlingen的外科器械集群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用集群和价值链作为分析方法对地方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
3.国内产业集群研究综述
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例如,江浙学者从区域经济张仁寿,999)非正式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广东学者则更着重于从企业网络或企业家网络的角度来研究企业集群,同时也强调企业家创新精神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李新春,2002)。一些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仇保兴,999);从产业集群演变特征角度研究姚先国,2002)。第二,从知识溢出角度分析聚集现象。叶建亮200认为知识溢出是导致集群的重要原因,它不仅决定了集群的规模,也影响集群组织内企业的生产函数,知识溢出还导致集群内部产品的类同和恶性竞争的发生。宁钟2003则认为企业集群存在进入、退出劳动力市场、技术溢出以及需求的动态变化过程。第三,关于产业集群和区域竞争力关系的研究。王缉慈200结合区域发展和区域研究的现实比较分析国内外典型案例,认为培育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专业化产业区是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徐康宁2003认为,中国的产业集群和市场供给范围的扩大有关系,一般直接表现为具有很强的出口能力,可以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发挥产业集群的效应,提高产业效率,这对中国产业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很有借鉴意义。第四,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解释集群的形成与发展。盖文启999运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竞争优势、创新等理论建立了区域创新网络理论体系,并利用这些理论体系来解释产业集群和新产业区创新网络的发展。第五,关于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评价。顾志群2004等着重分析了中小企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内涵,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模型,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将评价指标量化,评价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刘春香2006则认为,构建企业竞争力指标体系,对我国企业集群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应借鉴国外产业集群的发展经验,从战略的角度制定企业集群发展规划并采取相应策略提高产业集群总体竞争力。
[]二、农村城镇化文献综述[][]
.国外农村城镇化相关研究
研究学派主要有:一是生态学派,代表人物有帕克、卡斯托等,主要把生态学原理竞争、淘汰、演替和优势)用于城市研究。二是新、韦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里克斯和莫尔,主要将伯吉斯的同心园模式要素与住房等级的韦伯理论结合起来,对不同住宅群进行不同的定义,后来又进行了相关修正。三是新保护主义学派。桑托斯对新保护主义学派崛起的背景分析后认为,城市研究内容已在方法论、理论、概念方面发生转化,致使城市研究者产生了对阿尔丘塞主义的不满,导致人们转过来从事经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现实主义已经作为20世纪80年代城市研究正统理论版本的一种新的、不可缺少的方法论基础。四是福特主义学派。全盛期城市的“核心一边缘高度发达的中央工业区和不发达的边缘区)结构;晚福特主义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结构,即:发达国家大城市保持大公司的管理和财政功能,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分厂;后福特主义城市具有三种形式:后工业化城市、开始衰落的反工业化城市和高技术新城市。
城市化动力机制有:一是“推“拉因果模式,该理论由马卜贡划杰于970年提出。他认为由于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共同作用最终实现城乡人口迁移。二是经济动力,诺瑟姆Ray M.Northam)975年提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粗略的线性关系,周一星于l977年对世界37个国家的情况研究后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对数关系。三是政治经济学解释,20世纪70年代新学派利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城市化动力机制,代表人物为英国的哈维和美国的卡斯特尔。四是非农化动力,尤其是工业化作用更大。五是大都市连绵带的形成机制。957年戈特曼根据美国东北部城市绵延区的形成情况,提出大都市连绵带概念Megolopolis),认为大都市连绵带是由于科技进步、规模经济效益促使产业和人口在空间上集聚和扩散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产业的高度发达是大都市连绵带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出现了太平洋城市带,学者们又侧重于从国际化尺度来研究城市带的形成机制和演进趋势。如国际生产过程在亚洲的集中化,出口加工区在许多国家的建立,城市作为国际资本的集中地,以及金融、信息、技术等问题的影响Gilbert Ggler982;Amstrong McGee,985)等。
2.国内对农村城镇化的研究
农村城镇化的依赖路径。其论点主要有大中城市论、小城镇论、城乡一体化协调论等。前者认为大中城市应是中国实现农村城镇化的主要方式,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各种资源相对有限,不宜采取均衡的城镇化发展策略,况且大中城市数量比较少,分布不均衡,大中城市已有相应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在资源方面的“极化效应,优先发展大中城市,然后通过大中城市的“扩散效应,从而渐进实现农村城镇化;中者认为小城镇对中国农村城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资源的绝对稀缺性,而资源分散的分布局面使得集聚资源需支付相当的成本,而中国的社会构成又以农民和农村占大多数,从减小大中城市移民压力、缩小城乡差距和就地转移农民的考虑出发,大力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后者认为城市和乡村都是社会的构成主体,农村城镇化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两者在发展上应相互协调,即是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重新组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我国城市发展历程和现行的社会经济政策来看,再加上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大中城市论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低级阶段采用;小城镇由于数量过多而不宜采取均衡分布的策略,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的发展历程来看,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小城镇也面临升级换代的严峻形势;城乡一体化论点由于没有发展重点,极容易导致城乡均衡发展的弊端,结果两头都发展不好,而且更容易造成宏观经济的长远调整和战略转移的困难,该理论在经济高度发达或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是比较适宜的。
农村城镇化的推动力量。其观点是国内外专家学者总结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所得出的结论。他们根据政府和民间的不同作用,总结出两种城镇化推动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式。前者指出农村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上层建筑,949年以后的中国农村城镇化是在中央政府大规模集中资源的努力下实现的,后者特指改革开放后的2O世纪8O年代到9O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城镇化现象,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治条件下,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来自广大农村,是农民与双轨制博弈的结果,这一特点因沿海经济开放区一系列乡村城镇化而比较明显,如华西村、宋村等。这两种模式的总结比较恰当地描述了我国农村城镇化的过程,8O年代以前是国家计划执行的结果,8O年代到9o年代中期是农村城镇建设遍地开花的时候,9O年代中期以后,各级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开始主动引导农村城镇化的方向,以增大规模和提升档次为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模式开始交融,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规划和政策,民间的力量在于实施和执行,相当于政府制定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框架,民间力量去充实框架的内容。
三、产业集群和农村城镇化互动文献综述
关于产业集群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有许多学者做了相关的理论阐述。国外很多学者指出了城市的本质即集聚。马克思认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韦伯也是较早的用城市的聚集特征来定义城市的学者。巴顿将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划分为十大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城市促进功能。大量的经济地理学者也从空间角度提出了城市的集聚结构模型,如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等。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和产业集群的发展,也有部分学者对此问题做了相关阐述。但大多是两者的关系或互动机制、模式等进行探讨,结论也都认为城镇化和产业集群的关系不是一种单向作用的简单联系,两者之间是互动、双向、循环的作用机制。仇保兴2003指出工业集聚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反过来城镇化又能推进产业集聚的发展。徐维祥2005通过研究得出,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具有普遍性、多样性的特点,而其关键为与市场接轨并有产业群支撑的主导性产业的发展,且这种地方性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又与城镇化形成了互促共进良性循环。白建国,梁红岩2005认为把引导中小企业合理集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发挥小城镇的集聚效应,提高城镇化的综合效益,通过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促进产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刘瀑、孟守卫2007认为产业集群激活了小城镇,加速了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的步伐,活跃了小城镇经济与文化。桂恒恒、朱冠雷2007认为两者是双向、循环作用,产业集群是城镇化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而城镇化是产业集群的推进器。王肖邦2007产业集群引发了生产要素持续向当地集聚,导致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作,此外加快了产业内部信息流通速度,提升了产业整体竞争能力,并激发了产业创新、升级甚至向其他行业的转型,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魏民洲2007认为产业集群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聚集效应,在提高县域经济的规模化水平、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提升和优化、提高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李小东2007通过研究认为,产业集群是城镇化进程中要素的空间集聚,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的集聚的载体,通过产业集群的成长和发展,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产业支撑。官锡强2007提出了农业产业集群是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的直接导因和动力。以工业化带动农村城镇化是东部地区的城镇化道路,认为西部地区要加速城镇化进程,要以农业产业集群为依托的观点。赵昕2007运用了中东部0个省份的数据建立了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群和城镇化的相关性,认为中部地区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必须把握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规律,积极培育具有地区优势的产业集群,以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拉弗曲线；税收制度；最优税率
制度的确立在于渐进的调试，而非精确的理论选择。由于制度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诺思，1994）故当经济中出现新的潜在获利机会时，这使得行动者的最优选择既不是在现行制度之内投资，也不是完全放弃现行制度规则，而是在现行制度系统的某个边际上进行调整与创新。［1］因此，如果说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会导致初始制度发生渐进变迁，而制度的这种报酬递增特征就决定了这种渐进变迁的基本方向。税收制度也绝不例外。优良的税制（包括最适合经济发展的税率）只能在比较的基础上不断调试而完善，理论上精确界定最佳的税率是不现实的。本文从供给学派理论（主要是拉弗曲线）的证明到实际的验证来探讨我国减税的必要性，并在我国现有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之下设想一个税收制度的模式。
一、拉弗曲线的提出证实降低税率存在着增加税收的可能性
（一） 拉弗曲线理论的提出及主要观点
拉弗曲线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战之后的20多年里，美国政府一直坚定地执行“凯思斯主义”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滞胀严重动摇了凯思斯主义追随者―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该学派理论上提不出对滞胀状态自圆其说的解释，实践上又不能提出使美国政府同时对付通货紧缩和失业的措施。理论上的困难和政策上的无能，导致美国现存的制度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税收制度更加如一盘散沙，项目繁多、税率高涨。在这种背景下，阿瑟•拉弗在向政界的朋友推销减税主张时提出了作为供给学派理论核心的拉弗曲线，旨在说明税率的高低和税收量的大小不一定按同一方向变化，甚至还会反向变化。其目的是为通过降低税率以刺激供给进而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服务。［2］
在拉弗看来税率高低和税收量并不总是成正比。拉弗建立了一个关于二者之间函数关系的模型(如图1)。在拉弗图中横轴表示税率，纵轴表示税收量。随着税率从0到B移动税收量从0上升到最高点G，再从最高点降到0。当税率为A时，税收量达到最高，但是当税率继续升高时，税收量不升反降。所以GAB区域也就被称之为””。在以拉弗为首的供给学派看来，要维持税收行为的有效，政府只能在OAG区域征税。即税率不能高于A。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拉弗认为：高税率会减少人们正常的经济活动，从而降低国民收入。在低税率上，我们逃避纳税的少，这时用闲暇替换劳动或者用消费替换投资和储蓄是不合算的，寻找税收的漏洞或者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地下也是不值得的，这使所申报的税基即征税的基础扩大，足以使税收量增加。与之相反，在高税率上， 足以使税收量减小。因此，他的政策主张是降低税率，进行全面大规模的减税。
（二） 经济现实对拉弗曲线的验证表明减税的可能性
缺乏事实上的资料佐证一直是拉弗曲线饱受争议的重要原因，然而近年来各国政府统计资料为之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确凿证据。从以下事实，我们可以看出降低税率存在着增加税收的可能性。统计资料显示，自各国实行降低税率政策后，各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税收总额占GDP比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呈现上升趋势。显然是由于税率的降低，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发展，从而扩大了税基，导致税收量增加。
克林顿政府执政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为大幅度削减则政赤字，曾经采取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在提高高收入阶层所得税税率的同时，对中低收入家庭和小企业实行减税政策。据1994年《总统经济报告》显示：当年提高了年收入在14万美元以上富人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而年收入在14万美元以下纳税人的边际税率不变。同时对年收入低于4000美元的中低收入者和90%的小企业提供减免税优惠
［3］。这种做法不单纯着眼于短期内的削减赤字，而且还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显然，对于高收入者税率的适当提高并不会改变其经济选择，而对低收入者降低税率则能提高其劳动积极性。布什总统上台后，为防止经济出现意外滑坡，拟定全面减税计划。据称，这将是自里根总统1981年实施大规模减税以来最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遗产税税率等多个方而。虽然许多人士表示过多减税未免对高收入者太过慷慨，并警告巨额减税将导致联邦预算赤字。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为其呐喊助威。有人甚至认为布什的减税政策将使美国经济增长大约1 2%。由于经济的增长而导致税基的扩大，因而减税不会对税收量造成太大的影响。
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恰好验证了供给学派“拉弗曲线”效应的客观存在。并且，近年来各国的减税计划，也对经济走出低迷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使拉弗曲线理论的合理性在经济现实中得以完美体现。
二、我国减税政策的初步构想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证明，减税是有利于经济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因此我们国家也应该在现有的税收制度上进行适当调整，适度减税政策。
根据有关专家的分析，对我国资本征税降低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影响劳动供给，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效应；对劳动征税降低了投资率，刺激了劳动供给，对技术进步没有影响，总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对消费支出征税，提高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影响劳动供给，最终效应是不妨碍或弱促进经济增长。［4］因此，我国减税的方向是减少对资本和劳动收入的征税。
（一）调整所得税
所得税是以法人或自然人的收入所得为对象课征的税，［5］它也是当今一些发达国家税制的主导税种，所得税属于直接税类。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森曾指出，直接税是“稳定经济和缓和经济周期运动的强有力因素”发挥着“迅速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按照世界税制发展的趋势，随着生产力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所得税将会逐步代替流转税上升到主体税种的位置，这一现象是由税收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因此我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必须从所得税入手进行。
1 降低税率的同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适时调整现行企业所得税制是增强我国企业国内、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问题。我国的税率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居高不下型，这直接影响到企业投资率的增长，而且我国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同时也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对各类企业的公平竞争、对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对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都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现实的考虑是采取立法一次完成，分步实施到位的做法。所谓“立法一次完成”就是说现行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法的统一合并必须一次完成。这是保持税法严肃性、稳定性、前瞻性的需要。所谓“分步实施到位”则是指立法目标的实现可给出一个过渡期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可考虑采取新老企业区别对待的办法，即对新法实施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享有的税率优惠、定期减免税优惠可在一定时间内予以保留，以期达到既不否认历史又能在一定时期后实现统一税法的目的。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法，其税收优惠政策对各种经济成分、各种纳税人实行同等待遇，这样，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今后不可能再依靠与中国内资企业不同的经济性质为主的税收优惠待遇来取胜或盈利，而必须依靠公平竞争、依靠科技进步和产品服务质量来获取利润与市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不仅将有利于改善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的投资结构，有助于提高技术引进的水平和层次，而且将有利于不断提高其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2 改革个人所得税
扩大内需的前提条件是使民居的可支配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也就是要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保护高收入者的合法收入，通过调整供给结构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尽快将他们的剩余购买力转化为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因此，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主要是减轻中低收入者的个人税负，适当增加高收入者的个人税负，提高居民整体消费水平。这既可以扩大消费需求，又可以间接改善投资规模和结构。其改革，关键是适当提高扣除标准，对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进行区别对待，所谓“有增有减”，从而增加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
(二) 深化税费体制改革
由于我国税负过重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收费造成的，虽然我国已经在费改税方面作出过很多努力，但很明显，结果还是差强人意。因此，深化税费体制改革应是当务之急，其紧迫性在进入新经济建设时期更加凸现出来。不规范的税外收费不仅使国内企业和农民怨声载道，也同样使外国投资经营者遭受程度不等的收费困扰，陷入不公平的竞争状态。这种不规范的收费行为还将被告上世贸组织，成为我国政府违反其承诺的一种口实。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规范化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自然会相应减下去，通过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的途径去减少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其政策效应，不亚于减税。因此，切实加快我国税费体制改革步伐不仅是调整优化中国税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加入WTO后面临的一个时不我待的紧迫课题，而且也是税收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更是扩大内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
（三）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
消费型增值税具有扩大投资、增加需求、促进技术进步、调整经济结构和扩大出口的积极效应。与生产型增值税相比，它虽然税基小，但减轻税负以后，能促进企业投资能力和投资积极性的提高，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增值税的转型是减轻税负、完善税制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实行增值税的全面转型，即对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税款允许全部扣除，虽然减小了税基，会在一定时间内造成财政收入的暂时性减少，但却可以克服现有生产型增值税的明显弊端，尽快收到彻底的改革成效。因此从长远看，实行增值税的全面转型不仅不是一种财政拖累，而且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培植财源的一条必由之路。增值税转型以后，其税率也许还必须降低，税率高低要以能否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准。
三、总结
供给学派在提出供给创造需求的错误观点时，同时提出了许多对经济政策有贡献的理论，如有关税收方面的拉弗曲线。无论从理论上推敲还是实践中证明，拉弗曲线所推崇的降低税率、减轻赋税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我国在实行较高的税率政策时也应该考虑到减税的必要性。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应该实行统一税制，个人所得税应该按照“有增有减”的原则实行分级征税，深化税费体制改革，并把生产型增值税改变为消费型增值税。
注释：
［1］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2］ 寻子员拉弗曲线理论分析极其启示 ［J］ 财税问题研究 2004
［3］ 郝硕博拉夫曲线深析 ［J］ 则政问题研究，20006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货币霸权;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
[中图分类号] F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10-0063-05
一、国际货币体系与货币霸权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定义有很多,比较经典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由巴瑞・易臣格瑞(Barry・Eichengreen)在1996年所给的定义,他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将各国经济结合在一起的“钻合剂”。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就是为了促成国际收支问题的解决、保证外汇市场的有序与稳定,并且为遭受破坏性冲击的国家提供获得国际信用的便利条件;另一种是由国内著名学者陈彪如先生给出的,陈彪如(1996)认为:我们可以把国际货币体系解释为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因此,广义地讲,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涉及到三方面管理。即国际收支调节、汇率的规定和变动及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的供应。一种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通常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纠正各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的调节机制;第二,国际储备的供应在国际控制之下,并随着世界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增长而不断变化;第三,国际储备体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能保持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由此可见,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系统,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经济活动的需要,对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采用的各种制度安排、惯例和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1]国际货币体系从贸易和金融方面联系世界经济,调整和促进各国贸易和支付过程的顺利进行,保证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各国经济的平衡发展。在历史上,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顺次经历了国际金本位时期、国际金汇兑本位制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以及牙买加货币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过程实质上也是国际货币霸权的转移过程。
货币霸权是指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推行,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2]货币霸权具体而言包括货币的流通霸权和货币的价值霸权两个层面。货币的流通霸权是指货币在流通方面所具有的霸权地位。即一国的货币在多大的程度上和多大的范围内被使用。货币的流通霸权①包括两种:一种是货币的国内流通霸权,一种是货币的国际流通霸权。国内流通霸权是指货币在一国范围内在流通和使用方面具有支配和主导的地位,国内流通霸权是天生具有的;货币的国际流通霸权是指一国的货币跨越了国界,并在国际范围内在被使用的方面拥有某种支配的地位;货币的价值霸权是指货币在价值这一层次上拥有的主导和支配地位。货币的价值霸权包括货币在价值量方面拥有的霸主地位,即某一种货币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货币而言,在所代表的价值量上具有优势的地位。价值霸权的另一层含义是指该种货币在决定自己的价值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主动权,具有比其他货币更强的决定其价值的权力。[3]
货币霸权的争夺是大国权力平衡角逐的一个重要部分。货币霸权一直是与军事权力相并列的国家权力的一部分,货币霸权是支持大国扩张的后盾,而军事霸权又为实现更大的货币和金融利益铺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关系史同时也是时又竭力阻止别的国家竞争取代自己的位置。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瑞?易臣格瑞(Barry・Eichengreen)指出的,国际货币体系常常受到一个由金融权力所构成的霸权体一部货币霸权的斗争和变迁史。大国在其中追逐其货币的国际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霸权和利益,同系的支配,大国在其中秘而不宣地激烈角逐。
货币霸权地位的确立和维护,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货币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实力越强,该国货币就越有可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成为霸权货币,货币霸权的确立有可能为该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常而言一种货币要成为具有霸权地位的货币必须要有相对最强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即必须要求该国具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经济效率,同时还必须是一种高度开放型的经济。惟有如此,才能使该国货币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走向世界,进而成为霸权货币。
二、国际金币本位制②时期的英国货币霸权
金本位制是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黄金是这种货币体系的价值标准。[4]金本位制包括金币本位制(完全金本位),金块本位制(生金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虚金本位制)。我们通常所讲的金本位制或狭义的金本位制仅指金币本位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传统的金本位制,即金币本位制。实行金本位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金币可以自由铸造和熔化,其他金属货币则实行限制铸造;第二,要用黄金规定货币的价值,纸币可以自由兑换成金币或等量黄金;第三,准许黄金自由进出口;第四,货币储备全部是黄金,以黄金进行国际结算。[5]金本位制一种相对稳定的货币制度。1816年英国在世界上首先实行金本位制,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实行了金本位制。在金本位制时期,黄金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起货币作用,同时还作为国际间的支付和最后清偿手段,即形成了国际金本位制度。
国际货币体系的金本位制时期也是英国货币(英镑)霸权形成并确立的时期。英国在历史上曾经实行金银复本位制。从17世纪开始由于英国白银的大量流入导致银价大跌,使其过渡到事实上金本位制时代。181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金本位制度法案》;1819年英国又通过《恢复兑换条例》,规定恢复货币兑换金块、金条,取消了对金币金条的出口限制。这样,使英国完成了从事实上的金本位制向法律上的金本位制的过渡。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法国完成了向金本位制的过渡,1871年德国实行金本位制;丹麦、瑞典、挪威等国在1873年相继实行金本位制;1879年俄国和日本也开始实行黄金兑换;1900年美国通过了金本位条例。到19世纪末期,世界经济中的主要国家普遍实行这一货币制度,从而标志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度建立起来。[6]
金本位制时期的英国货币霸权与当时英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其间的英国货币霸权又为英国经济扩张提供了便利。英国在19世纪的国际货币关系中占有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制成品输出国和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伦敦是当时最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英镑是当时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货币。英国对国际收支逆差国的出口商品提供了一个相对的开放市场,对外提供长期贷款,当发生外汇危机时,英国充当最后的贷款人角色(世界的中央银行的角色),国际金本位制的规则本身,也都是以英国经济发展的背景和利益为参照制定的。由于伦敦金融市场和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密切联系和国际间广泛使用英镑,从而使英国控制了世界金融的特权。在金本位制时期英国的货币政策影响或支配着其他国家的货币与金融关系,英格兰银行指定了世界利率水平,使各国利率一起上下波动,同时其他国家的调节能力只是使国内利率水平与世界利率水平之间保持一个微小的差额;英镑汇票用于世界范围的贸易或成为外国的替代货币,而英镑利率则由伦敦操纵,当时的国际金本位制实际上是英格兰银行在管理国际金本位制,因此说金本位制时期的世界霸权货币就是英镑。[7]
金本位制时期英国的货币霸权也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英国成为这种体制的世界最大受益国,也进一步确立了英国的世界经济中心。国际金本位制给英国带来的益处主要有:金本位制确立了英镑在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当时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40%以上的国际贸易用英镑结算。1914年一战前夕,英国的海外投资曾高达40亿英镑,占西方国家总投资的一半,英国的投资者和金融家从海外投资中获得了高额利润。[8]金本位制极大地促进了英国商品的出口,使英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英国通过英格兰银行管理着世界金融体系,迫使各国经济遵守“货币体系规则”。正像罗伯特・吉尔平所描述的那样,“各国货币系统与伦敦金融市场结合在一起,使得英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世界货币的供应。通过降低或提高贴现率,英格兰银行操纵了世界上的黄金流通,并且实质上在管理着国际货币政策。……因此金本位制度下的货币体系是有等级的,英国是主宰,西欧新兴的金融中心位居其次”。[9]
三、金汇兑本位制与英国货币霸权的衰落[10]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由于美、德等国家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其经济实力已经超越英国,并且不断与英国抢夺世界黄金资源,提高本国黄金存量。同时,这些国家为了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降低了本国货币的含金量,而政府也不再维持本币含金量的稳定性,致使国际金币本位制所要求的黄金自由兑换原则遭到严重破坏。
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和其“世界工场”地位的丧失,英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增加,国内失业率提高,宏观经济形势恶化。英国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开始致力于市场干预,限制黄金外流。这就在一定程度破坏了英国用以维持国际金本位制的根本条件,国际金本位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际金本位地位受到削弱的同时,英国政府为了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增加货币发行数量,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和国际货币之间的兑换秩序混乱,英国的货币霸权逐步走向衰落。
一战期间,在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被破坏的同时,国际金本位制赖以存在的黄金难以获得,这迫使英国在1913年9月颁布黄金禁运政策,随后各主要参战国相继颁布了黄金禁运法令。同时,由于英国等国家还宣布纸币禁止兑换黄金上述举措使得国际金本位制遭到严重破坏而暂时终止。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发展,为了支持战争耗费,各参战国逐步增大发行不能兑换的纸币数量,使通货膨胀日趋严重。而纸币停兑黄金后,货币的价值衡量丧失了统一的基础,造成各国货币之间汇率剧烈波动,金本位制趋于瓦解。
一战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经济,英国康力夫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给议会,主张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1925年4月28日在丘吉尔议会下院明确提出废除不准输出黄金的禁令,允许英格兰银行以纸币兑换黄金,输出国外。这实际上宣告金本位制在英国恢复。同年,英国公布了《新金本位制法》。该法规定:国家不铸造金币,政府按固定价格无限制收购黄金,所支付的价款,是中央银行以金块为准备而发行的纸币。持有各种货币的人只能向中央银行申请兑换金块,且有最低重量限制,英镑兑换黄金的数量至少为400盎司,即只有积累到1,700英镑以上数额的纸币时,才能向国家的货币发行机构兑换黄金,金块不能分割。这便是金本位制发展进程中出现过的金块本位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使在英国仅存在了短短的4年时间的金块本位制最终崩溃。
1923年初,德国施特雷泽曼政府对本国货币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使德国确立了金汇兑本位制,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相继有30多个国家先后施行金汇兑本位制,这些国家要么与英镑形成固定的比价关系,形成了以英镑为标志的“黄金中心国家”。要么与美元形成固定的比价关系,构建了美元“黄金中心国家”,从而使得该时期世界货币制度呈现出混乱局面。由于在这一时期强势的国际货币未能产生,加之金汇兑本位制自身存在的弊端,金汇兑本位制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情况下,随着大多数国家实行纸币制度也走向了终结。
四、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国货币霸权的构建
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崩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严重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利益。为尽早结束这种局面,1941年在美、英等国的推动下,开始了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努力,1943年,美国和英国分别从各自利益出发设计了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提出了“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其最终结果是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11]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以黄金作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行“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上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标志着美国货币霸权的确立。
如前所述,货币霸权的确立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同样,美国货币霸权的确立与美国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从1900年至1914年,是美元在国际货币舞台上开始崛起的时期。尽管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英国,美元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上升。但英国在当时仍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对外贸易仍稳居世界第一,美元未能撼动英镑的世界货币霸主地位;两次世界大战重创了英国经济,也动摇了英镑的霸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美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工业制成品占世界的一半,对外贸易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其黄金储备高达200.8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12]并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从而为美元霸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不断打击英镑,抬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国的货币霸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国货币霸权也为美国强化其经济和政治霸权提供了便利。美国利用战后其他各国黄金和外汇储备匮乏的时机,通过商品输出给本国带来巨大的国际收支顺差,使美元在国际上极端走俏,造成了世界范围的“美元荒”。同时,美国利用货币霸权使美国控制了国际货币的发行权。由于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钢性需求使得美元被高估,而黄金价值被低估。这使得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及一系列双边贷款协定在实施的过程中美元都是被高估的,从而使其额外的超溢价收益。美国还以较低的价格从其他产金国购买黄金,进一步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到1949年,美国黄金储备占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73%,达到246亿美元。美国利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运行中的控制权,对其短期信贷和长期贷款的对象进行筛选,并附带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使其具有干预他国内政的机会,从而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殖民。
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美国货币新霸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体系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特里芬难题”。特里芬认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又与美元挂钩,美元因此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于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就要求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手段与货币储备。这样做,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美元,在海外不断沉积。这样,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国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就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13]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的经济力量出现了相对下降的局面,其国际收支持续逆差。造成了美元大量外流,黄金储备急剧下降的局面。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始终无法扭转的国际收支逆差,导致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受到挑战,美元危机接连不断。西方各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企图继续维持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但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1971年5月,德意志银行允许马克自由浮动,不再公布马克含金量,成为首个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员国, 1971年7月,瑞士兑现了5,000万美元的黄金,法国又陆续兑现了1.91亿美元的黄金。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两次比较大规模的抛售美元的风潮,迫使当时的尼克松政府于当年的8月15日(股市休市期间)宣布新经济政策,宣布冻结工资价格90天、征收10%进口附加税、关闭“黄金窗口”,史称“尼克松震荡”。[14]上述措施致使1971年底美元被迫贬值7.89%,黄金官价由35美元兑换一盎司提高到38美元兑换一盎司,同时放宽各国汇率的波动幅度,由原来的±1%扩大到±2.25%,这样,固定汇率制也开始受到挑战。[15]1973年3月,美国正式决定允许汇率浮动,到1976年3月,所有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都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并建立新体系的过程中,始终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斗争。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最终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定”,奠定了当代浮动汇率体系的基础。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牙买加体系,它实际上是一个“无体系的体系”, 牙买加体系的主要内容是:黄金非货币化,储备货币多元化,汇率制度多样化。[16]
尽管布雷顿森林时代早己结束,欧元、日元等强势货币的影响不断提高,而且美元也不具有法定意义上的国际本位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格局,但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和美元的霸权地位仍然无法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但美元仍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目前美元仍然是60%的国际储备资产计价货币、70%左右的国际贸易交换媒介和80%甚至更高的国际金融交易的计价货币。就现状而言在短期内尚无任何一种货币能够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国际本位币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政策趋向对世界经济发展会产生决定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经济”的推动,实现了长达10年的连续增长,扩大了对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优势。这是美元霸权地位得以维系的实力基础;[17]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主的布雷顿机构③依然存在,而且它们在成员国的货币、金融以及经济方面的问题合作和解决提供了一个国际协调与磋商的机制,而且在促进各个成员国之间政策合作与协调、减轻国际收支失衡程度、增强多边汇率稳定以及在稳定和改革现行货币体系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再次,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以美国为主导的各种国际组织诸如八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管理和协调职能,而美国的利益在这些组织协议的达成问题上影响巨大;最后,现行体系下的核心――结构仍以美国为中心,其他国家为,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因此,美元在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进程中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即美国进入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新货币霸权时代。
[注 释]
①本文所分析的货币流通霸权是指货币的国际流通霸权。
②本文所指的金本位制是狭义的金本位制,即金币本位制。
③本文所指的布雷顿机构主要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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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cy Hegemony Transfer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Evolution
Dong Ju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610064,China;2. Inner Mongolia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 ,Huhehaote010070,China)
[关键词]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F83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8-60-4
Research on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under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form
Cao Zibin Cui Ranran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all countries are busy in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bout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form. Meanwhile， based on the clarification aboutdifficulties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and path to promote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Starting from a correctunderstanding on“Triffin Dilemma”，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operation， changing monetary policy properly， maintaining RMB’s currency st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of keep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deepening the reformof financial system， and making the currency convertible gradually.
Keywords：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form;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1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历程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国际货币体系（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及世界市场形成之后，各国对国际货币秩序制定的相关行为准则、规章制度。它的形成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市场运行规律自发形成，即随着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增多，一定的体制和习惯受到广泛的接受，并被赋予法律效力，如：国际金本位制;另一种是通过重要会议制定，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体系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并随着国际经贸活动的增加逐步发展完善。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确定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汇率）、确定关键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确定各国的储备资产、货币的可兑换性及应制定的国际支付措施、调节国际收支状况等。
1.1 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过程
国际货币体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不同历史条件所需要的货币制度也不尽相同，但大致可以划分成以下三个时期：
1.1.1 国际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是指以黄金作为一国货币制度中的基本通货。金本位制的实行，有利于维持各种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刺激贸易的进行，使各国扩大生产;有利于减少金融风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少数资本主义大量囤积黄金，战后，因战争经济受到了重创的西方各国，又纷纷控制黄金的流出，最终致使金本位制再难以实行。
1.1.2 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战之后，从国家利益的出发，美国和英国先后提出“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都希望建立起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型货币制度。美国由于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早已取代英国成为当时的头号强国，这也注定了它要在新型的国际货币体制里发挥重要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稳定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推动了二战后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规定汇率短期变动控制在1%，如果成员国出现根本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实行可以调整的汇率制度，维护了汇率的稳定，有利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和商品资本的流通;同时成立了IMF和WB两大国际机构用来对成员国进行监督和提供贷款帮助，这对于维护当时国际金融秩序，促进战后国家重建和发展至关重要[1]。然而，随着美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逆差，人们对美元的信心逐渐下降，进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引发了美元危机，随后的十几年中，美国和其他各国都实施一系列政策，但收效甚微。
1.1.3 牙买加体系――现行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败，对于世界金融市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不言而喻，国际经济秩序一时间陷入混乱，急需一个新型货币体系出现。牙买加体系，灵活性大，满足了当时经济动荡，各国经济水平不同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同时提高了各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极大地推动了各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较强的适应力。
1.2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
2007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次贷危机，进而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经济学家分析认为，此次危机的潜在诱因在于现行的牙买加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开始到现在，美元的经济地位一直不可小觑。牙买加体系后，美国依靠自身国际经济地位，着眼于本国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不断对外进行借债，而偿还时，则利用“铸币税”的优势，大肆印发美元，以此来减免各种经济负担，分散金融风险，致使美元不断贬值，汇率经常变动，这影响了其他盯住汇率的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损害了其国家利益，而国际货币制度的监督机构IMF，则对美国无计可施。作为在IMF中拥有17.661%投票权的国家，美国总是以绝对的优势拥有一票否决权，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与之抗衡。随着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世界经济力量也在不断变化，牙买加体系的弊端日益显现，国际货币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改革迫在眉睫[2]。
2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的问题分析
2.1 外部阻碍因素
2.1.1 政治制度差异和大国的阻挠
由于文化、历史、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差异，人民币在境外自由兑换依然困难重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解不够深刻，同时在我国综合国力增长的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鼓吹“中国”，认为中国是其发展道路上的敌人和绊脚石。而历史文化的差异，又增加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沟通的困难度，致使交流合作难上加难。作为当今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从维护自身国际利益的目的出发，一定会从中阻挠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美国不愿把自己的霸主地位拱手让人，必然会想方设法维护美元的地位与其他货币抗衡。迄今为止，美元的经济地位依然不可小觑。许多国家仍坚持用它进行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这都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增加了难度。而作为亚洲的发达国家日本，由于各种历史因素，与中国关系就更加微妙。日元已经是世界公认的国际化货币，而人民币的国际化推进势必会影响日元在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地位，可想而知，人民币在亚洲推行自由兑换过程中，势必会受到日本的抵制和阻挠。
2.1.2 中国同样将面临“特里芬难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里芬难题”的难以解决，即在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维持美元汇价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依然需要直面这个问题，因为作为国际化通用货币，其他货币必然与之挂钩，那么如果各国为了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与储备，必然会使人民币不断流出，从而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贸易逆差;然而作为国际货币，中国还面临稳定币值这一问题，这就要求中国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二者相互矛盾，难以合理解决。
2.2 内部制约因素
2.2.1 资本经常项目管制
通过其他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来看，放开资本项目管制是其中的重要一步。我们不能说人民币国际化就意味着必须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但毫无疑问，资本项目管制势必延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如果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仅限于结算和储存等功能，就会使其使用成本增高。在相同情况下，与其他国际货币相比，它的比较优势也就变得不太明显，竞争地位也会随之下降。然而，资本项目的开放，会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更容易直接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要谨慎处理资本项目管制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保证两者步调一致，既不可完全不放，也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
2.2.2 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缺陷
虽然各国金融体系形式不同，但不管是二战后的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的欧盟，都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一国的金融体系扮演着重要角色。健全的金融系统，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维持货币稳定，降低过多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经济的破坏。然而在金融管理和金融制度上，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仍需要优化和转型。
首先，我国的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我们虽然拥有较大的金融市场，但利率和汇率还是没有完全放开，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仍有待提高。其次，金融体系垄断特征比较明显，金融效率较低，导致投资结构恶化。一方面，许多大型的金融机构占据大量金融资源，产能过剩，浪费严重;另一方面，中小型银行和民营银行寸步难行，举步维艰。大量资源流入国有企业，致使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缺少支持，饱受歧视，严重阻碍了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再者，我国金融监管存在漏洞。金融法律不完善，许多金融领域缺少法律保障;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交流和合作，导致重复监管或者监管空白;相关监管人员职业素养不够，监管力度不够。
2.3 缺乏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金融行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推动金融创新，鼓励多种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十分重要。
一方面，我国在经济发展上，长期学习西方，导致缺乏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产品，而作为金融创新者的商业银行，本身也缺少创新的理念，致使许多金融产品本质相同，抄袭严重，实质性的创新产品和创新形式十分缺失。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从业人员较多，而优秀有战略眼光的创新人才却少之又少。随着金融与其他领域关系的不断加强，优秀的创新人才在具备丰富的金融知识的同时，还要涉及其他各个领域，拥有全局观念，了解世界金融形势。由于我国对金融“通才”培养不够，也致使金融创新落后。
3 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
通过分析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和自身存在的客观问题，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这一部分主要提出了笔者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建议。即政府可以通过正确认识特里芬难题、努力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加快逐步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等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3.1 正确认识特里芬难题
对于国际货币化过程中出现的“特里芬难题”，人民币迟早也会遭遇。如何正确解决这一难题，将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质量和进程。根据美国经验，在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的时候，该难题并不会立刻显现在中国身上，反而是许多大国目前遭遇的“特里芬难题”更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我国外汇储备数量巨大，对外汇依赖严重，要时刻注意世界经济动向，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再者，我国目前对外贸易的顺差大多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而对于亚洲主要国家，则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可以通过调节对外出口结构和方式，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可以考虑先把人民币推向亚洲，在亚洲地区先实现自由兑换[3]。
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成熟发展一定程度，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多，人民币对大量外流，“特里芬问题”也会逐渐显现，中国可以利用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中心帮助有效管理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减少特里芬难题。
3.2 维持经济发展和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人民币币值稳定，主要体现在对内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两方面。
3.2.1 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质量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保证人民币国际化顺利进行的根本条件。根据历史发展规律，一个国家经济的提升，客观上会刺激该国货币的国际化。我国自1978年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如果想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继续立于不败之地，获得更大的话语权，经济实力的提高依然十分重要。
近年来，中国的GDP总量显著增长，但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人均GDP更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因此，我们不能止步于现在，更要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出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观念，推进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改革现行经济体制，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2.2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有利于国民宏观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金融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会使我国许多出口加工产业价格优势下降，弱化我国出口竞争优势，同时增加企业营运成本，减少企业利润，使企业经营困难，从而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人民币汇率和国内物价水平之间也有一定联系，在维持汇率稳定，保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抑制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强健，会吸引许多外商来华投资，也会吸引许多热钱的流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导致物价水平的飙升。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可使中国带动其他国家对外贸易的开展，摆脱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经济回暖复苏。
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当前应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技术创新，调整出口结构，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打造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知名品牌。同时加强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增加贸易往来，增进友谊，共同抵制金融风险，增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缓和人民币升值趋势。利用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支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税率等），控制通货膨胀，确保国内物价稳定[4]。
3.3 逐步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
3.3.1 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
通过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一个国家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约在经常项目管制放开后的10年左右，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5年3月29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推进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而2015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打算通过各方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对于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意义非凡。货币的自由兑换，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客观要求，将直接影响了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如果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势必会减少我国对美元等其他硬通货的依赖，推动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进一步推动我国货币在国际收支、市场调控、稳定汇率等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同时增强我国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优势，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也存在着一定风险，如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存在冲突、经济波动风险增大等。因此，在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注意国内外金融环境，及时调整经济政策，防范金融风险，不断完善我国金融体系，谨慎处理资本项目管制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3.3.2 深化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体系不健全，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美元霸权能够延续到现在，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完善的金融市场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新经济体层出不穷的今天，想要赶超西方先进国家，就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的机会。
首先，中国要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金融制度，明确各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作用，保证金融安全。同时要调整金融结构，加快经济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在全球性经济问题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和保持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再者，要深化大型商业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企业改革，完善公司内部制度，通过内部竞争机制，提高金融服务质量。还要加强金融监管，形成有效的决策、执行、制衡机制，从而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3.3.3 推动建立离岸金融中心
要想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就必须不断推进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增加人民币海外兑换和投资渠道，扩大人民币对外影响力和提高各国对人民币的信心，增强各种对人民币的持有意愿[5]。
香港，作为我国的离岸金融中心，优势突出。首先香港交通便利，与西方文化差异较小，便于与世界交流，而且拥有完善的金融制度和成熟的金融市场，在1972年就放弃了外汇管制，容易开展世界合作。其次香港背靠大陆，有雄厚的经济支持和政策优惠。再者，基于香港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能在推进可以缓冲人民币流动给中国国内造成的影响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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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各国经济、货币领域合作是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无奈选择，中国应做好以下七件事情：
进一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继续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
坚持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要确立放慢海外上市节奏，积极发展本土资本市场的战略安排；
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手段；
增加双边贸易协定，提高亚洲区内货币的结算功能；
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落实并长期坚持内需主导战略。
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是2005年全球经济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但严格说，汇率改革并不是从7月21日才开始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两年特别是2005年，相比改革开放27年中的任何时期，是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市场化措施出台最密集、进程最快的两年，是中国汇率制度有规划、有部署改革的两年。
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走势分析
市场升值预期信号在减弱
人民币汇率改革措施出台后，一方面尽管海外各种媒体评论众多，有的认为改革并不彻底，但毕竟是朝着浮动迈出了关键的、可喜的一步，因此客观上相对稳定了市场的预期。另一方面，美国近期警惕通胀所采取的措施如利率上涨，使中美利差扩大，美元短期内将较为坚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市场的短期分析看，海外近期人民币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走势已下降，银行远期净售汇敞口出现扩大趋势，表明投机压力的热钱逐渐减少，人民币大幅升值预期趋于平稳。另外，从FDI等长期资本流入因素看，2002年以来虽然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绝对额有所上升，但占GDP的比重却一直在下降。2005年1～10月份，实际利用外资增幅明显下降，4月、5月、6月、7月、8月、10月这六个月甚至出现负增长。根据IMF预测，未来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速度将趋慢。2004年高达2320亿美元，2005年将骤降到1330亿美元，2006年可能是540亿美元。其中对亚洲各国，2004年为1330亿美元，2005年约800亿美元，2006年更少，净流入为340亿美元。这也是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动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总之，从市场数据分析，不论是海外投资者，还是国内的企业，尤其是国内的外资企业，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在下降。有升值预期，但幅度并不大。
实际大幅升值的压力不大
（1）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不断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2005年7月21日改革后，大量改革措施的效应尚未完全发挥，而且还存在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因此完全有可能进一步释放各种长期被压抑的用汇需求，以减轻升值压力。
（2）中美利差在一个时期内仍可保持一定的差距。中国目前对银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外汇政策的“胶着”，使货币市场利率一直走低，目前处于历史的最低位。另一方面，随着近三年来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部分行业产能供给过剩压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企业利润增长幅度减弱，物价上升速度减缓，出现了对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心。因此走低的市场利率趋势难以急速改变。而美国为了吸引海外资本回流，防止通胀，弥补巨额赤字，又羞羞答答地重复使用历史上曾使用的“强势美元”政策，连续提高利率。近期第12次加息丝毫不意味着加息连续性动作的结束，或者说已放松对通胀的担忧。因此中美利差趋势仍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的中央银行可基于中国、美国经济运行周期的特点，巧妙运用好自己的货币政策。
（3）中美物价水平在不断接近。虽然中国的名义工资、消费价格相对于美国，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但中国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已持续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1994～2003年，美国制造业货币工资年均增长3.03％，中国年均增长率高达13.04%,远远高于美国。此外，两国的价格水平也在不断接近。虽然美国的批发价格年均增长率略高于中国，但在消费价格上，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却高于美国。因此从实际有效汇率来看，存在自然调节因素。加上中国目前对电价、油价及其他一些公用事业、资源价格的进一步改革，又会发挥物价对汇率升值压力的缓解作用。
（4）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深度改革，不排除中长期存在贬值可能性。从中长期看，中国劳动生产率持续高于美国，人民币仍有升值的潜力，但同样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处于转轨中，2万多亿元的社保资金缺口，1万多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测算的巨额债务，对一个迫于各方压力而经验不足的开放经济体制而言，对这些历史痼疾的择机解决和进一步主动调整内需主导战略，并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一定程度的提高肯定会使人民币升值。换句话说，也许存在阶段性贬值的可能性。可能能否变为现实，主要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和对赤字财政政策的态度。起码从目前看，运用一定的外汇储备，适时推出相关的改革措施，包括消化巨额不良资产、解决社会保障体系的欠账、建设各种战略储备和重大设施，都可以主动成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有力措施。
（5）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渐进性。能否顶住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国际压力，从国际经验看，在人民币资本项下未完全开放限度内，监管资本跨境流动尚有相当的空间和较为成熟的政策经验。鉴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和中国经济发展中问题的复杂性，相信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项下完全可兑换的进程，将会有一个非常谨慎、渐进的态度，这一进程绝不可能像市场预期的那么快，更不可能按照国际游资预测的或鼓噪的轨迹走。中国仍会采取严格的资本流入管制，并视发展状况出台新的政策，尤其是对短期流动性资本的管制。加上此期间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经验的逐步积累，必然会加大投资者的投机成本，增加国际游资对人民币直接冲击的难度。
归纳说，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和适度的资本管制过程中，只要政策运用适当，仍然有余地消化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币值的冲击压力。
判断性结论
（1）人民币汇率会在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过程中继续保持相对的稳定。2005年7月21日外汇制度的改革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开始。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毕竟存在一个“管理的目标”。在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明显大于实体经济内在升值需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中国金融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经济、金融变数较多，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对浮动汇率尚需有个适应过程，而且在汇率调整对改善国际经济不平衡影响有限的情况下，大幅度轻率调整人民币汇率，风险过大，既不利于中国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也不利于世界经济与美国经济的稳定。因此，在人民币汇率调整方面，“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基本原则不会变，也不应变。我们认为，这两年，汇率政策的调整，更多地体现在“观察、适应”的方针上，期间，中央银行有能力将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即使有微弱升值、但仍是小幅双向波动中的相对稳定。
（2）选择适宜时机适当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从更长时间看，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影响将越来越重要。至于选择什么时机适当扩大汇率浮动区间，我们认为，只有在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外汇市场改革的基础上，在基本吸纳和消化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因素后，当产生新的市场供求因素的刺激与推动，才会出现适当的时机。但是推出的仍是遵循“有管理”目标的“适度的”浮动区间。此期间应该不排除在个别时段人民币升值幅度由市场力量所决定，超过0.3％；不排除在汇率改革措施因各方面原因仍不能释放和消化市场等因素带来的升值压力时，提前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
升值预期过高的基本原因：货币因素大于实体因素
一方面，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势必出现人民币升值的可能。1995～2003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美国、OECD国家相比，累计增长了1.2～1.5倍。另一方面，90年代后国际政治社会中“冷战”的结束，国际资本的流动冲破了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障碍，给正在打开国门，进入资源全球化配置的中国，创造了极大的机遇，加上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出现了从1990～2004年15年间有12年的双顺差现象也势必驱使人民币币值趋于上升。但是人民币币值是否如海外有关机构和人员评论的，被低估了25%？40%？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基本的原因导致人民币遭遇如此大的升值压力？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升值固然有实体经济因素，但更多的压力体现在货币性因素上。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和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美国货币政策，前几年仅仅从考虑解决国内经济矛盾的需求出发，一直保持低利率政策，发行了过多的美元。同时，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亚洲的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市场的干预，持续不断的支持美国的巨额“双赤字”，导致世界货币基础增长迅猛。从1997年以来，全球货币基础（全球流动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球的生产增长速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了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当前仅对冲基金就有8000多只，约有1万亿美元资产。巨额的货币资金必然要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猎取利润对象。从已经破灭的美国新经济泡沫、网络泡沫、股市泡沫，到目前风险极大的美国房地产泡沫，从投机世界石油到目前投机世界黄金、贵金属甚至于森林资源，全球过剩资金一刻不停地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导致各个被投机的商品出现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价格走势怪现象。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间过剩资本的流动，不间断地带来一些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不稳定。目前，尽管中美贸易差额问题如美联储格林斯潘所说，解决差额问题仍不足以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但多年的双顺差及高额的外汇储备，按美国强权主义解决美国历次经济问题的惯用思维，自然仍被授人以口实，被国际游资利益集团所大造舆论，造成人民币极大的升值压力。
此外，国内经济实体恐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海内外强大舆论压力，加快资产调整，又循环加大了升值压力。前些年外流的海外资金回流，国内贸易企业通过贸易信贷（提前收款、推迟付款、信用证等贸易项下融资）的货币资产调整，个人的美元、人民币间资产转换，最终必然是成倍放大实体经济面反映的人民币升值要求。
重要的是长期分析：中国汇率的国际环境
即使中国政府目前的决策丝毫无误，也并不能完全理想解决当今全球经济、贸易的失衡问题。全球经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的失衡，是美国多年经济政策的结果。由此评价美联储格林斯潘18年的政策和遗产，对世界而言，是福还是祸？需进一步认真研究。因为要解决目前世界经济失衡带来的全球汇率波动，首先需要美国以大国负责的姿态来对待全球经济失衡，主动对多年积累的已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同时，鉴于美国经济“硬着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风险，最后无奈的选择，只能是各国加强合作，分别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货币体系。
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是近15年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
理论上，贸易格局的变化与汇率的变动密不可分。但全球15年来贸易格局变化如果不是汇率因素起决定作用，又是什么力量在暗暗地发生作用？
从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再也不局限于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加速面向市场广阔、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并以资本输出带动制造业生产能力输出。1991～1997年，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只有8.8％，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却增长了32.3％，发展中国家在吸收国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也从1990年16.5％上升到1997年40％。
与世界资本输出结构及输出目的的变化相对应，世界贸易结构显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跨国资本流动直接带动了东亚各国包括中国的国际贸易。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不再局限于差异性产品，而是生产链条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与延伸。跨国资本流动不再以当地市场与自然资源为主要目的，而是以资源、风险的全球配置为主要目的。中国及东亚的情况表明，直接投资与贸易顺差之间的相关性明显增强。尤其在中国，1997年以后利用外资和贸易顺差的走势基本一致。
二是当前世界的资本流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公司引导了国际贸易的流向，决定了世界贸易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生产的1/3，国际商品贸易的1/2以上，国际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的3/4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90％都是由跨国公司进行的。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提高，导致国际贸易竞争正从过去以企业间的比较优势为主，转变为以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竞争为主，国际贸易格局由原先的产业间贸易为主，转向产业内贸易和跨国公司内贸易为主。
三是世界三大区域的贸易差额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对其他两个区域的贸易从“一顺一逆”（对欧盟顺差，对东亚逆差）变成“双逆差”；欧盟从“双向逆差”变成“一顺一逆”（对美国顺差，对东亚逆差）；东亚“双顺差”情况没变，但对欧美的顺差规模从1000多亿美元增长到4000多亿美元。
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在逐步弱化
传统经济学认为汇率能自发调节贸易差额。但由于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变化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目前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已弱化。
（1）汇率波动基本已由金融易主导。全球跨国货币交易量已远远超过全球贸易量，跨境外汇全年仅日均交易量已达世界全年贸易额的10％左右。由于全球资产泡沫此起彼伏，金融易的流向、目标物经常脱离实体经济。汇率波动信息中存在噪音，不仅不能自发调节贸易差额，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即使汇率波动的方向与幅度较恰当，其效应的显现往往还需相当时间。因此，平衡贸易差额已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汇率的市场化调节。从现实看，1995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扩大，但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在1995～2002年间走强，2002年后却出现疲软；日元1985年广场协议后大幅升值与波动，但日本贸易一直顺差。
（2）部分汇率风险已被跨国公司内部化。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贸易主体后，汇率成了跨国公司内部核算价格，主要调节内部的利益分配，对整体利益影响力有限。中美贸易中尤其是中国对美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美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从1992年到2005年，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发生较大波动，但据美国商务部报告，1992～2004年的关联贸易占美自华进口比重却从10.5%一路上升到27.1%，占美对华出口比重从4.9%上升到14.2%。
（3）汇率波动基本不影响产品最终售价。一方面，产品最终售价中服务等非贸易部分占比不断提高，对汇率的敏感性下降。据美国经济学家估计，中美贸易的价值链基本上由美国企业控制。美国自中国进口价值1美元的商品在美的零售价约4美元，3美元被美国的品牌拥有者和流通领域赚走。中国仅得1美元，其中有20美分相当于利润和折旧，往往被出口企业所有人――台湾或香港厂商获取，还有30美分用于购买进口原料，中国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和基础建设，仅得50美分。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以消费品为主，且美国掌控价值链的绝大部分，因此人民币小幅升值并不会改变其零售价格。
另一方面，汇率大幅高频波动，使国际贸易承受不必要的汇率风险。为保持市场份额等目的，出口厂商更倾向于自我消化汇率风险，而不是用再定价方式转嫁，汇率波动对需求的影响弱化。
从1985～1987年间美日的经验看，进口价格与汇率波动、出口价格与生产成本的相关性相当弱。美国1985年汇率贬值后半年，真实进口价格仍低于其最初水平，一年后真实进口价格的上涨幅度，比起美元的贬值幅度仍微不足道。日本的单位劳动成本与制造品的出口价格变化比例也极其不相称，日本制造商试图稳住出口价格，而不是使价格与成本同比例变化。
（4）贸易不平衡格局具有自身长期的内在稳定性。不仅汇率对贸易、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力在下降，而且经济周期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力也出现下降，全球贸易基本格局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从实际情况看，1996～2004年，不但世界各国的汇率发生了较大波动，各国经济也发生了较大的调整，但从国际经常项目基本格局看，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美国在将近1/4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陷入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局面，且逆差的绝对额不断扩大；欧元区除个别年份（如2000年）出现逆差外，均为顺差；日本一直保持顺差；亚洲国家（日本除外）的顺差则在不断扩大。总之，可以说除非汇率发生长期、大幅波动，汇率波动很容易被经济结构的调整所吸收。
进一步分析，贸易差额呈现明显的逆周期特点。1984～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13％以上，顺差急剧下降，从1983年的0.3％下降到1985年的-5％左右；1989～199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只有4％，但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从1988年的-1.9％上升到1990年的2.2％；1993年前后经济增长率高峰时期超过14％，贸易顺差却从1991年的2％下降到1993年的－2％水平。其他时期也大体类似。
日本从1955年以来经济增长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高速增长阶段，大约在10％左右，除个别年份出现少量贸易盈余外，均为贸易赤字；二是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经济实际增长率在4％左右，贸易差额波动较大，既有大额贸易盈余，也有大额贸易赤字；三是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甚至出现负增长，一直有大额贸易盈余。
可见，汇率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不能说已完全没有，但相对以前任何阶段，影响力大为降低。汇率波动不会轻易影响单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但仍应考虑。第一，存在多个相类似竞争优势的国家，汇率的长期大幅波动，仍会导致跨国公司重新配置资源，从而影响其贸易差额。第二，汇率的波动往往导致某个国家部分原有优势的丧失，需要重新寻找、建立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个过程仍然充满风险。但从国际经验看，在应对汇率波动方面，除个别国家出现失败外，在不发生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大部分国家仍能有较强的调整能力。第三，汇率波动对国内不同企业的影响不同。跨国企业、大企业有能力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配置生产链，因此能有效抵御，甚至利用汇率波动。但出口导向的内资中小企业，尤其在外汇市场发育不完全的环境下，汇率波动对其危害较大，较直接，不能忽略。
汇率的背后：世界货币体系失衡的再次显现
（1）美元本位货币体系的脆弱性：“特里芬难题”与汇率风险。一方面，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遭到削弱，但当前美元仍占各国外汇储备的60％以上，国际外汇交易的40％、国际贸易结算的50％以上。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仍面临着“特里芬难题”，即作为国际货币要求的货币坚挺与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要求的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世界上美、欧以外的非储备货币国家，尤其是资本项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国家，经常项下差额产生的资金余缺，其汇率风险是无法消除的，在贸易不平衡格局长期化的环境下，这种风险不断累积。从官方持有的非本币资产，尤其是美元资产看，到2004年，东亚13国的外汇储备为23093亿美元，占世界各国官方总储备的比例已经达到61.4%。从包括官方与私人的外币净资产头寸看，这种不平衡在不断加剧。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币净负债不断增加，从1994年的436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824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而亚洲大经济体的外币净资产则从1994年的1390亿美元，一路上升直到2002年的6717亿美元，增长了5倍多。中欧国家的外币净资产增长得更快，从1994年的7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394亿美元，增长了56倍多。
（2）美元发行不受约束，导致世界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不断。更重要的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除延续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特里芬难题”外，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不再有黄金约束，世界货币的发行往往服务于一国国内的经济需求。从1998年以来，美国M2的增长速度连续六年高于GDP现价的增长速度，存在美元的超额供给，引起了美国及世界此起彼伏的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经常账户累积了3万亿美元的赤字。当这3万亿美元的货币进入拥有对美国贸易顺差国家的银行系统，遇上某些国家政策稍有不慎，就开始了一个创造泡沫的过程。银行开始疯狂扩大信贷，引起了经济空前的繁荣，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急剧上涨。由于几乎每个产业都容易获得低息贷款，提供了过多的生产能力。当投资和经济增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正是这样一个过程，推动了前面提到的从美国的股市泡沫、新经济泡沫、房地产泡沫，到目前全球的石油价格、黄金价格、一些贵金属价格、森林资源的不正常走势。而且可以大胆预计，这个过程远没有结束。
【关键词】 煤炭企业； 财务风险传导； 现金预算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9-0036-03
煤炭企业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新常态”的要求下进行资源整合转型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现金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尤其是传统的计划财务制度、资产管理制度等事业型制度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如何突出新常态下“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的特点，煤炭企业现金预算管控体系的创新至关重要，而现金预算管控体系的起点则是现金预算的编制，企业的财务风险必然会依附并在现金预算当中进行传导。
从现实情况来看，现金预算管理已经成为煤炭企业规避财务风险的主要监控点。优化现金预算编制，将现金预算作为企业规避财务风险的常规性手段，不仅有利于企业调控现金流量，而且可以凝聚企业核心竞争力。故探讨新常态下煤炭企业的现金预算编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财务风险及传导机理
财务管理区别于其他管理工作的特点就是对企业价值量的管理，其间一定会涉及到资金筹集、资金使用、收益分配等财务活动。由于主观不确定性与客观不确定性的背离，使得企业财务管理的预期目标与实际结果发生偏差，就有可能存在实现预期目标和无法实现预期目标两种结果，从而使得企业的财务状况具有不确定性，即企业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的不确定性[1]。主要包括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分配风险三方面。
财务风险的特征之一就是“传导性”，从系统论观点来看，利益联盟体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财务风险的传导现象，在“传导机制”的作用下，风险因子将已有的或潜在的风险源通过一定的风险载体传导到具有利益关系的其他财务节点上，加之财务风险的“渐进性”，使得企业的理财目标发生偏离。广义的财务风险的传导包含两层涵义：其一为外部传导，一个企业产生的财务风险经由一定路径在传导因子的催化作用下可能会传导至其他相关企业，进而影响整个行业[2]。其二为内部传导，即由特定财务活动产生的财务风险通过传导因子经由特定路径传导至另一个财务环节，如筹资、投资和收益分配各理财环节之间的财务风险传导。狭义的财务风险传导仅指内部传导[3]。
（二）现金预算的结构内容
编制现金预算由六个板块构成：（1）期初现金余额，一般情况下是企业上一期的期末现金余额，还需要考虑现金最佳持有量和现金收支等具体情况；（2）现金收入，包括预算期内主营业务活动带来的现金流入、筹资及投资现金流入；（3）现金支出，数据体现在日常业务现金支出预算、筹资现金支出预算和投资项目现金支出预算；（4）现金余缺，期初现金余额加现金收入减现金支出；（5）融资方案，依照预算期内现金的多余或不足情况所设定的筹资或还款计划；（6）期末现金余额，企业在预算期期末所设定的持有现金金额，用以确保企业在下一预算期内的资金存量与财务活动相匹配[4]。
二、财务风险在现金预算编制中的传导机理分析
（一）财务风险传导要素分解
企业编制现金预算的主要原因是控制企业现金流，尽量规避财务风险。本文以财务风险在煤炭企业中的内部传导为研究视角，借鉴邓明然和夏结（2009）的风险传导元素分解原理，把财务风险传导系统分解成风险源、风险传导路径和风险阈值。
风险源，即风险传导的起点，是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源头。从内部影响因素来看，企业一系列的财务活动都可能会引起财务风险的发生，多以现金流的形式出现在现金预算的编制中；风险传导路径，即企业财务风险传导的路线或承接顺序，在现金预算的编制中以其编制流程和编制方法呈现；风险阈值，即财务风险源累积达到上限的数值。财务风险的爆发并非必然，受到财务有机体自我防御能力的有效抵抗，只有当财务风险的累积变量突破其财务有机体自我防御的临界值（即风险阈值）时财务风险才会质变为财务危机。
（二）风险要素的形成机理及传导
根据上述财务风险的界定，风险源由筹资风险源、投资风险源和分配风险源三部分构成。煤炭企业以其特殊“身份”，使其利用银行贷款融资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同时也造成了融资渠道单一的弊端。金融危机之后，银行开始加强信贷风险管理，信贷限额加剧了煤炭企业的现金存量压力，相当数额的利息费用加之可能在短期之内就要归还的本金使得煤炭企业面临较大的风险。
煤炭企业的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上，抛开新建项目因素，单是从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更新的角度看，煤炭企业需要在现金预算中合理安排资金规划。而且，煤炭企业与资源赋存条件，如煤层地质情况、企业地理位置、井下灾害程度等因素的高度相关性都会成为投资风险源。
分配风险源是指现金股利在现金预算中是否合理规划，煤炭企业偏爱现金股利主要有三点原因：国有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中小股东对现金股利的需求以及证券管理机构对股利派发形式的刚性规定；现金股利在接受市场监督和减少成本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煤炭企业的财务风险源是按照财务风险的传导路径――现金预算的编制方法进行传导的，现金预算的编制方法一旦确定，那么风险源会沿着一定的承接顺序进行传导。煤炭企业一般会在年度结束时编制下一年度的固定预算，但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企业很少使用零基预算法、滚动预算法、弹性预算法，导致现金预算管理从源头上就存在部分缺陷[5]。
风险阈值――笔者认为，它在现金预算的编制中体现为目标利润和期末现金存量两方面。目标利润和期末余额二者究其本质都是企业的一个主观预测值，主观预测值与客观实际值之间的偏差就会表现为企业财务风险的迸发。从程序和方法上来说，大多数煤炭企业都是采用集权模式下的定性预测法来制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三种风险源都是以现金的形式表现出来。筹资风险源是以企业预计筹资额及当期还款额的形式出现在现金预算的融资方案和现金支出板块中。投资风险源最初以当期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投资额出现在特种决策预算中，随后转入企业现金预算的现金支出板块中。分配风险源以当期现金股利支付数额的形式转入现金预算中。笔者认为，在编制现金预算时只能对其发生的预测数额进行汇总填列，也就是说，从现金预算编制角度来看，风险源属于不可控风险。通过优化现金预算的编制流程和改变现金预算的编制方法可以控制财务风险的传导，继而有效地减轻风险源对风险阈值的负面冲击。通过定性加定量的方法来精确地设定风险阈值则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预算精度差给煤炭企业带来的财务风险，因此二者均属于可控风险。财务风险传导要素在现金预算中的传导逻辑如图1所示。
三、煤炭企业现金预算编制的优化
（一）流程的优化
现金预算中的数据主要由日常业务预算和特种决策预算提供，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规避企业财务风险能力的强弱。拥有一套科学、完善的现金预算编制流程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现金预算编制精度的问题，预算流程优化的关键在于相应职权的部门或个人在既定的流程中行使相应的预算权限，编制流程究其本质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体现。
煤炭企业的“国有”属性较突出，比较理想的现金预算编制模式应当由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三个层级来共同完成。经理层负责现金预算草案的编制，首先把现金预算中的四个板块目标自上而下地分解到各个相应的职能部门，各个职能部门在接到上级的分解目标之后要对该目标进行可行性论证。若认为可行，编制本部门现金预算草案并报预算管理部门审核，预算管理部门将各现金预算草案进行平衡汇总形成最后的现金预算草案。如若不可行，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上报预算管理部门。董事会对现金预算草案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经由股东会审批，现金预算方可执行。
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线反复程序，不仅可以使各个职能部门更加明确自身的目标任务，又有利于煤炭企业日后对职能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考核。
（二）方法的优化
煤炭企业现金预算的编制方法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进行适当的调整。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煤炭销售萎靡，产能相对过剩，部分固定的成本开支对企业的冲击较大，此时的煤炭企业应适宜采用零基预算。在现金收入板块中，可以对预计的销售量采用效益分析法，主要是对各季度销售收入的回收率――收现率的预测。除此之外，还应当考虑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处置固定、无形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到的现金净额等项目，在现金支出板块中除去日常业务支出外，还应当对应地考虑投资支付的现金，其他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支出，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等项目。从提高零基预算效率的角度来看，重点是建立现金支出定额标准库，包括各级岗位人员工资定额标准库、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库、煤炭设备及维修费用定额标准库、基础设施项目定额标准库等。
当经济处于上行期时，市场对煤炭企业的依赖性增强，煤炭需求者之间的竞争加剧，煤炭企业在编制现金预算时涉及到的变量增多，如：业务量、出货价格、采购合同等，此时可以考虑采用概率预算法进行现金预算的编制。运用此法的关键：一是要对现金收入板块中的预算数值用动态的价值观估计其发生的概率，然后将各种收入预算因素出现的各种概率按照与预算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组合，求出不同条件下的联合概率，最后用联合概率汇总形成不同情况下的可能预算结果。这种方法的实施基于动态价值观（再投资假设下），应当把货币时间价值这一基本的财务管理价值观引入并体现在现金收入板块预测中。二是在现金支出预算中对生产经营性支出预算方法进行改进，建议在应用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将每项现金支出依据成本动因分解成不同的作业，利用投入产出、模糊数学等方法得出每个项目的预算时，必须基于成本会消耗每项作业，而每项作业会消耗动因的原理，以此得出较科学的现金预算。
（三）对目标利润数据的优化
在现金预算中，最后的期末余额板块数据是根据一定的计算顺序再加入企业管理者预先设定好的“目标利润”所确定的，企业现金预算对财务风险管控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利润”是否科学合理。前已述及，在现金预算的编制流程中推荐采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线反复程序”，根据此程序，同理也可以在设定目标利润时先自上而下――企业可以根据各个职能部门的预算数据确定煤炭企业的利润平衡点，根据企业的总体战略目标结合短期的发展规划确定企业的目标利润；再自下而上――企业与各级职能部门协商确定各自的目标利润，签订目标利润责任书。企业预算管理机构根据协商确定目标利润，再综合考虑其他财务及非财务变量因素评估财务风险，制定相应预案。
设定目标利润时，企业应以近期实际财务数据为基础，依照未来的战略规划与各部门的目标责任人充分沟通协商，制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且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指标作为目标利润的考核依据。另外企业可以同步出台切实可行的监管实施方案，来保证企业经营的高效率和财务风险的有效降低。
（四）提升市场信息的处理能力
现金预算表面上展示了企业在一定预算期内的现金流状态，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企业对相关信息流的掌控和估测。无论是销售量的预测还是期末现金余额的确定都体现出企业对市场信息的处理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流也是现金预算的一项风险源。因此，煤炭企业要建立完善的市场信息处理系统以提高企业现金预算精度，规避企业财务风险。市场信息数据采集是基础，煤炭企业要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收集买方信息和卖方信息，特别要注意买方的需求量、新经济政策下的煤炭市场需求结构信息、各个竞争对手的煤炭生产供应量以及供应结构、煤炭企业的运输条件、物流市场等相关信息。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对现金预算中所涉及到的各个项目进行周密的测算，最大可能地正确判断出数据的走势。在数据处理阶段，关联数据的取得可以通过表格之间的对接直接完成，亦可通过用友NC系统或ERP系统直接导出，进而给销售部门提供合理的生产规模、销售方式、价格区间等各个方面的参考数据。建议条件成熟的煤炭企业结合自身情况，研发相应的现金预算信息处理软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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