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4-03 14:38:5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结构的含义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社会结构；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化
社会结构乃是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中一个使用极为频繁，也极为混乱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术语来称谓社会结构，而且表现在同样是对社会结构一词进行诠释时，不同的学者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本文无意考察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的整个历史脉络，而是仅仅比较富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的社会结构观的基本内容及其异同，以期深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观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观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经典表述中。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的上述这段话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观的基本内容，既包含了静态的社会结构类型与构成要素，又包含了动态的社会结构关系与发展变迁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各种社会结构可被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政治结构是政治关系的总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是文化关系的总和，社会整体结构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总和。
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支配着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结构是经济结构，它包括生产力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第二种结构是政治结构，它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原则。第三种结构则是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它包括一个时代的意识、价值、伦理、美学、宗教和艺术标准等。显然，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观中，结构不仅可以指客观实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人为实体(如制度、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等) 之间的逻辑关系。
（二）社会结构的层次和相互关系
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即经济结构处于底层、政治结构居中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上的等级制。这三个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的，不过不同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决定的:经济结构产生出一整套社会组织、政治制度、观念、价值、法律、文化、艺术形式等等。底层的经济结构对整个社会形态产生基本的决定性影响。当然这并不否认上层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反作用，甚至肯定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在一定历史时期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三）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
社会结构能够存在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马克思没有用现代系统方法列出功能需要的一览表，但他已注意到社会的基本的功能需要。他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可见，社会结构的基本功能需要就是物质生产。依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所有社会形态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但在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又有它特殊的历史需要。
（四）社会结构的有序定向变迁
社会结构具备动态的自我调节机制，社会结构变化的动力来源于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运动。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基础，而在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力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促使经济结构发生最初的变化，依次带来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的变更，并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这一系列变动被定义为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呈现出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马克思的结构分析进路强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层次，亦即人们在自给的生活和社会生产关系中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其模型将社会结构各层次之间(特别是经济与非经济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重点。这种动态历史性的研究指出了社会结构变迁的最终原因：经济结构中生产力因素的变化。
二、吉登斯的社会结构观
吉登斯希望社会结构的概念能够走出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最终走向综合。
（一）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
吉登斯认为“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记忆) 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语法) 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结构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它是能使某种构造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
（二）社会结构的类型与关系
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化特征就是规则与资源的转换与“束集”。社会结构性特征正是通过这些模式体现出各种形式的支配与权力。规则与资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社会的构成就是人依据一定的规则与资源在跨越时空上的组合，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类型。吉登斯主要区分了四种类型的社会结构特性，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吉登斯认为这四种制度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中，它们之间的互动以及组合方式侧重点不同，也就是构成了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内在依据。
（三）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
社会结构的存在离不开实践。因为在吉登斯看来，离开实践，构成社会结构的规则和资源都成了不能自我运作、不能腾空出世的抽象体。结构在实践中才有动力，才有灵活性。正是在实践中结构获得了某种灵活性或能动性，吉登斯才依此导引出他颇为自豪的“结构二重性”观点：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人类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他认为，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不像决定论(如前述的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结构观) 认为的那样，社会结构如何决定人们的行动；也不像解释社会学和现象社会学所宣称的那样，人的行动如何构成社会；而是行动是怎样在日常的生存条件下被结构化的，与此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怎样由行动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即人具有其能动性的同时也受着客观存在场景的制约。
（四）社会结构的变迁
吉登斯认为，行动及其行动者都是能动性的，行动过程是“充满技能的行动过程，而不是一系列机械过程”，行动者具有反思性的监控能力。在吉登斯看来， 行动者“具有知识”，这种知识是反思性的。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会构成“相互知识”――成为行动的内在因素。行动者在知识上的不完满，将导致行动的意外后果。正是“意外后果”的发生，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吉登斯试图在社会性(客体性) 和个人性(主体性) 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双线交汇――二重性。他在处理这种“二重性”的时候表现出了很大的创造性。他把时空关系引入到社会学领域，从时空的角度来考察分析社会结构，并从动态与静态两方面对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揭示了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变化规律，这无疑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亮点所在。但吉登斯的综合由于包罗万象而使结构概念复杂化，淡化了结构概念原来的明确指向――秩序分析，使其针对性和解释力明显下降。
此外，吉登斯对“记忆痕迹”、对“结构底层符码”的强调远远大于他对“经验事实”、对“表层结构”的强调。因此，他的“综合”是有倚重的，他明显偏重虽属宏观的但却是主观的一方。比如，他提出的时空延伸的概念，像是在宏观层面上操作，但其来源却是主体的“记忆痕迹”和“结构符码”。可见，吉登斯强调的是结构的内在于行动者，强调结构的可利用性，而非约束性，强调的是行动者的能动性。
三、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和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结构的含义上，二者均表现出了对“关系”的理论兴趣。在马克思看来，特定的社会结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体现；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社会结构乃是规则和资源在跨越时空的实践中的组合关系。但是，马克思眼中的作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体现为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的实体性存在，并从根本上制约着行动主体的自由创造和能动性。而吉登斯眼中的社会结构并非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吉登斯强调的是结构的内在于行动者，强调结构的可利用性，而非约束性。
在马克思的结构理论中，社会结构存在层次的高低，并因此体现出不同的重要性。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分成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这三个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的，但不同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决定的。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经济结构。吉登斯把社会结构区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并认为这四种结构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中，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规则与资源的互动以及组合方式侧重点不同。从吉登斯的理论目标而言，这四种结构是不存在高低之别的。但从他后来对“生活政治”的强调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更加重视政治结构。
在社会结构的存在条件上，马克思表现出了对“功能”的偏爱。结构被看作是社会关系的网络模式，功能则表明了这些内在网络模式的实际运行。结构在这里基本上只是一种描述性概念，其主要的描述职责通过功能去完成。但是，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倾向动态历史性的研究，贯注了因果分析。吉登斯却认为，这样犯了割裂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的功能主义错误。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只能存在于跨越时空边界的“知识的延续(记忆) 或实践的延续”中――即组合规则与资源的社会实践中。
在社会结构的变迁动力上，马克思强调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吉登斯则关注行动者的反思性行动的“意外后果”。在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上，马克思被视为进化论者。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形态（社会整体结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隐藏着吉登斯所谓的进化论观的“调试”的基础性概念。而吉登斯则强调社会结构变迁的偶然性――社会结构的变迁既有可能沿着进步的方向，也有可能走向倒退。
毋庸置疑，马克思与吉登斯均为社会学中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社会结构观不乏共同之处，但更多地体现为差异和分歧。在他们的理论中，我们似乎依稀可以看见社会结构概念的演变趋势：从可见到不可见；从实体性结构到关系性结构，再到规范性结构，或者说，从现实性结构转向逻辑性的抽象结构。
参考文献
[1]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J].社会学研究,200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32-3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2.
[4]Giddens,A.,1984,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 t ructuration,Oxford :Policy Press,p377.
关键词:保增长 调结构 城市化
从目前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动趋势看,下半年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已成定局,所以“保增长”的任务又被提了出来,但是怎样“保”却成了难题,因为中国目前经济的大背景是“过剩”,加大投资和加大贷款规模都会加大过剩程度,可是不加投资和贷款又没有短期需求,经济增长率眼看就要往下掉,这就成了加也不是,不加也不是的“两难”选择。
有人说解决过剩就得调结构,前一段也的确已经把压缩落后产能作为了调结构的主要内容,乍一看上去这么说似乎很有道理:既然是过剩导致了保增长中的“两难”,那么通过压缩落后产能,既可以为先进产能的投资增长腾出空间,又可以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岂不是可以“一举两得”?但是产能是增长的基础,压了产能等于直接压缩了经济增长能力,就会与短期保增长的要求对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保增长与调结构也是一个“两难”,在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中,要不就是咬牙下决心牺牲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把调结构放到所有经济工作的首位,要不就得突出保增长,结构调整的事情放到以后再说。
目前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必须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并且作为解决其他所有经济问题的前提,这无疑是正确的。2011年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极大可能,并且可能进入一场长期性衰退,中国经济如果不能保持较高增长率,就会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一样,掉入长期衰退的泥沼。问题在于,调结构不仅仅只有压缩落后产能那么一点点含义,而是要宽泛得多。甚至可以说,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都是在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大变动中才出现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看,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都是经济结构变动最剧烈的时期,而在经济结构变动缓慢的时期,即便政府出台了激烈的刺激政策,增长速度还是上不来。
比如,1979-2009年这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9.9%,但1984-1988年的年均增长率是12.1%,而这个时期正是家电进入城市居民家庭,城市消费结构从“百元单件级”向“千元单件级”跃进的时期,当然在这一时期还有改革所引发的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变化,没有这样的变化,也不会发生城市的“消费革命”。到1988年这个结构变化过程基本结束,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市场疲软”,1989―1991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一下子掉到了5.7%。1990年以后,中国的总储蓄率随城市居民家庭储蓄率的提升而显著上升,为投资增长提供了基础,但是由于缺乏结构变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所引发的经济高增长只持续了3年,自1994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逐年回落,1995-2002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8.9%,其中1998、1999年都低于8%。1998年以后,中央政府也出台了强大的经济刺激政策,以至于1999年当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在新增投资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90%,1998-2002年间政府投资总额已经高达3.2万亿元,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上不来。可见,仅仅有宏观需求政策而没有结构变动配合,再强烈的宏观调控也保不住增长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改革开放30年中增长速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能够出现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还是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巨大的结构变动。从外部看,新全球化浪潮创造了巨大的外需,从内部看,自新世纪初开始就出现了以汽车和住宅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再度升级。但是自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外部需求严重萎缩,而且可能长期萎缩,这使得中国因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国内生产过剩矛盾暴露无遗,而自2005年以来房地产泡沫的逐渐出现,也说明先富阶层的消费革命已经完成,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居民的主体已不可能相继跟进,所以结构变动不仅缓慢,甚至是逆转了。如此怎能会有经济增长的高速度!
关键词 二元结构 发展中国家 城乡问题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识码：A
一直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突出。而城乡问题终归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在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和工业化过程中，由于部门间的差异、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导致的经济两极分化现象。
1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及评述
1.1基于供给角度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及评述
阿瑟・刘易斯首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农业部门和以现代化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只有当现代工业的大力发展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转移，实现经济从二元变为一元。
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将二元结构归结于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并存，证明了伴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而且可完全实现商品化。
戴维・乔根森认为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到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和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劳动力增长越快，经济也就增长越快，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上述理论未考虑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城市工业部门本身的失业问题以及在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地方，农业劳动者工资水平并非不变的现实。乔根森虽否定了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理论的剩余劳动假说和固定工资观点，但其过于注重供给的作用以及分配向储蓄阶层倾斜，忽视了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对农业物质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失业等问题。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认为当预期的城市工资收入和农村的工资收入不一致时，劳动力就会在农村和城市间转移，直到两者工资水平趋于均衡，转移才会停止。该模型开辟了二元经济的新古典传统的道路，把农村和城市部门分开，进而分析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和城市的产量、收入与福利的影响。其政策含义为发展中国家要消除二元经济不能单纯强调通过城市化来实现。
赫勒・迈因特提出了组织二元结构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组织上，要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就必须改变二元组织、制度、政策结构。该模型说明在发展中国家二元性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仅是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并存，更多体现在现代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并存。
杨小凯理论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是专业化分工不断演进的结果。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充分提高，劳动分工得以充分拓展后二元经济结构才会趋于消失。该理论最突出特点是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会长期存在城乡居民收入的二元性问题；要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必须从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入手；若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为目标的话，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必要条件。
1.2 基于需求角度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卡尔多是第一位从供需两方面分析工业和农业两部门相互依赖的经济学家，他在考察有效需求对工业部门的增长的影响时，假定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主要就工农业间进口弹性、贸易条件进行探讨，最终得出在工业化发动阶段过后的加速发展阶段中容易出现经济结构变动。该模型对劳动力供给、转移限制等假定过于严格，不符合现实；此外发展中国家也并非必然存在严重有效不足现象。
拉克西特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进行研究，重点考察了农民和城镇居民支出结构影响农业和非农业产出水平，得到非农部门的产出水平由农业市场剩余和非农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倾向决定；非农部门的就业水平由城乡居民的工资差距、三个阶级对农产品的消费倾向以及农业部门的生产条件决定。政策含义为自发性支出的调节影响投资水平，保证市场出清以获得最大的产出和就业水平；但发展中国家的最优投资水平一般很小，可能导致追求收入和就业最大化的短期目标和快速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可能产生冲突，冲突的协调又必然改变其它约束条件使得上述理论实用性和可行性不强。
2对我国的启示
2.1 确立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克服城乡矛盾
在城市化进程上可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突出部门与地区的比较优势并致力于发展区际贸易，同时针对落后区域和农村地区培育技术创新的赶超意识。
2.2健全要素市场的有效调节功能，促进积极的结构转变
我国在加快城市化的同时必须逐步消除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各种障碍， 深化城乡体制改革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消除人为的城乡分割，增加城乡人口流动；减小城乡资本外部性差异过大给劳动力配置和其他要素流动造成的低效影响。
2.3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的增加
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政府在加大对基本建设投资等措施的投入同时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拓展贷款领域、资本市场，切实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以消除金融压制现象以解决农业的资金短缺的问题。
2.4 加强农村教育投入，形成人力资本
提高免费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质量，搞好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口素质，促进科技知识在农业中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增长。
2.5 增加农民的收入，完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深挖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加快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上，加大对农业企业的扶植力度等措施增加农民的收入，完善当前农村以 “五保”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体系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其消费，增加其有效需求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打破二元经济结构。
参考文献
[1]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2] 普兰纳布・巴德汉，克利斯托弗・尤迪.发展微观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土地要素； 土地制度
[中图分类号] F0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1－0049－05
一、引 言
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模型构建以及其最终的政策含义，都闪耀着刘易斯的天才思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经济学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自从二元经济理论诞生以来，对它的创新和发展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纵观这些理论创新，可以发现但凡真正为二元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深刻掌握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对研究角度进行创新，然而再在研究内容进行创新。
本研究就试图在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以及对它进行创新的经典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出创新的主要方向，并基于国情在这些方向的启示下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修正。
二、文献回顾与评析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刘易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他在深刻观察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是较典型的古典经济学模型。
1.古典前提假设
（1）二元经济结构
不发达经济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准的现实是市场与非市场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
（2）传统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假设
刘易斯（1954）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①。他观察到在这些国家里，家庭拥有的土地是很少，以至于部分家庭成员离开土地去找其他工作，剩下的家庭成员只要愿意再贡献一点劳动力（在原来长时间闲置、劳动力远未充分使用的状态下，再出一点力），土地的产量也不会变。
（3）工资不变假说
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是由农民的平均产品决定的，是维系传统部门家庭成员生存的最低标准，它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部门与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的差额并不受二元经济系统的内生因素影响，因此这种差额可以看作是不变的，亦即是说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基本上是不变的。
（4）不变工资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
刘易斯认为，无限供给就是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因为“在每一个职位后面都排着等待工作的长队”②。他在进一步解释无限供给的本原含义时，指出无限供给实质上讲的就是一种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情况。在不变工资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他构建二元经济理论的必要条件。
2.古典模型
依据上述一系列的古典假设，刘易斯构建了一个古典模型来阐述他关于二元经济转换和发展的思想。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的形成。因此，他认为了解资本家剩余的形成、积累是十分重要的。
具体地讲，资本家会以不变的工资率得到更多的剩余，完成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生产规模扩张；在经济发展的下一期，由于生产规模扩张过程，更多的劳动力会被吸引进入到生产过程，从而创造更多的资本剩余。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生产过程赶上劳动力的过度供给，直至工业过渡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时候才会伴随工资率的增加。
3.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评述
（1）理论的价值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它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创立了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二是它提供了一种观察落后和不发达经济的视角，即引导后来者从过去被简单地认为是消积一元的传统部门中寻找蕴藏其中的积极因素；三是它解答了发展经济学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
（2）理论的不足
当然，应该看到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众多的不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忽视了农业与资本形成之间的紧密关系；二是它采用的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因此在分析技术上、逻辑上不严谨；三是它没有考虑制度问题；四是它没细分发展中国家的类型，因此它的普适性也有问题；五是忽略了二元结构转换中的其他要素，如土地、技术等。
（二）对二元经济理论修正和补充的文献回顾与评析
1.代表性文献回顾
（1）重新认识农业剩余的重要性
Fei,J.C. H.&Ranis,G.（1964）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构建的刘―费―拉模型。他们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忽视了农业，工业不是总能从农业中获得剩余劳动力。如果农业生产率不提高，则工业从农业中获得剩余劳动力以及由此获得资本剩余都会受到限制。
（2）重新认识二元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
Todaro, M.P. (1969)着重研究了农民的微观决策过程，重点分析了农民在迁移到城市与否问题上的优化决策问题，为农民在二元中转移问题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
（3）农业技术内生化
陈宗胜、黎德福(2004)建立了一个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的突出贡献就是把二元经济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增长和转换问题，肯定了农业内生技术在上述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4）结构中的次级结构研究
Magnus Blomstrom，Edward Wolff（1997）细分了工农业二元经济结构中工业一元的经济结构。他们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内部也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Khalid Saeed，Ponthep Prankprakma（1997）则从部门内部经济单位的职能的角度来区分工业部门，他们把欠发达经济中的工业划分为两个部门。还有一些研究(陈吉元、胡必亮，1994；张朝尊、韩太祥，1995；徐庆，1996) 把整个不发达经济划分为三元或者四元经济。
（5）二元经济形成根源的解释
高帆（2003）认为工业和农业之间二元经济的形成的表面原因是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率差异，其根源则是它们有不同的分工水平。
（6）二元经济转换中的制度因素
夏明（2002）提出在二元理论的认识上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制度因素。他认为应该透过制度因素重新展开对二元理论的重新认识。
2.对二元经济理论创新的共同点
（1）重视国情的差异性，把理论前提具体化
对二元经济理论创新的研究大多重新审视了理论的前提，把理论前提具体化，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大都重视了研究国别的特殊国情，寻求研究样本的差异性。
（2）重视被舍象的因素，把外生因素内生化
许多补忽视的因素，其实是一些重要因素，尤其是当把普适性理论放归到具体研究样本中去时，把一些舍象的因素内生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方向。
（3）重视逻辑，运用新的分析技术
二元经济理论从本质上也是研究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效率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仍统一于现代经济分析范式之中。因此，二元经济理论可以借鉴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技术。
（4）重视制度因素，引入交易成本分析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融入并改变了主流经济学，它在研究发展问题上，引入交易成本分析，拓宽了研究层次，扩大了成本―收益的不同主体和范畴，从而更深刻地解释了二元结构的形成与转换。
三、现行土地制度与二元经济结构
（一）现行土地制度
1.农地产权残缺的利益逻辑
制度安排是国家（统治阶级）在约束条件下利益最大化决策。在中国的农地制度安排问题上，许多学者（Wen，1993、1995；蔡继明，2005；秦晖，2004；党国英，2005）都认为，农地制度的残缺是国家偏好在制度安排上的体现。利益关系是解释农地产权制度残缺的一个有效视角。通过这个视角，可以观察到国家在与农民的不对称博弈中的策略。虽然农地产权残缺，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农地产权残缺一定是使国家获利的。农地产权残缺是体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因此，在约束条件短期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地产权残缺的内容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
2.产权残缺的主要表现
首先，现行农地制度对农地用途进行了严格限制。农地的转用并不能由农民（虚拟供方）和城市现代部门（需求方）之间自由交易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都明确规定了农地转用为市地必须要符合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依法进行。
其次，交易权限的限制。土地的一、二级市场都是行政垄断的，即农民所有的农地只能“卖给国家”。更准确地说，农地只能由国家代表“公共利益”出面进行征收或者征用；土地二级只能由国家挂牌招标。简言之，国家分别是一级和二级市场的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
再次，在农业内部，农地也只能平均分散承包。农地细碎化是这一制度安排的必然后果。
（二）现行土地制度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二元结构就是要素被分置于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部门。经典二元经济理论认识到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被分置于两部门。除此之外，还应看到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也被分置于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的现实情况。并且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被分置于两个不同部门的事实。农地和市地本身因为地理空间上的分隔，呈现二元结构，是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还有特殊的国情。现行土地制度是一个特殊的制度安排，它所造成的产权残缺使得土地二元结构被强化，从而也使整个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被强化和巩固了：
第一，产权残缺造成的农地细碎化使得人地比例更加失调，同时也使得农业雇佣生产方式更加不可能。这样，农地就长期以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进行生产，它强化了“维系生计的传统式”生产方式。
第二，农地用途和交易权限的制度限制，使得农地与市地之间除了空间阻隔以外，又多了一层制度阻隔。
可以说现行土地制度强化了两种不同的资源使用逻辑和目的，从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最后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效率结果。
总之，由于特殊的制度原因，土地要素的两种不同配置方式以及整个二元经济结构被强化和巩固了。
四、土地要素流动的二元经济模型
（一）模型构建的简单说明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没有考虑二元结构转换中的土地要素。这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扩张现实是不相容的，更是与中国的现实不相容。由于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得土地要素的两种不同配置方式以及整个二元经济结构被不断强化和巩固，因此运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能不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进行适当的补充和修改。显然，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补充和修改是绝不能忽略土地要素的。一言蔽之，在二元结构转换的研究中，加进土地要素这一因素，并在模型中把它内生化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应该看到，虽然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所体现的古典经济学思想精髓值得肯定和继承，但我们也有必要发展新的分析技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比较成熟的一些分析技术来分析和研究二元经济结构。
(二)基本假设
(1)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非农部门。其中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是土地、劳动，现代非农部门的投入要素是资本、劳动、土地。农业部门生产的农产品全部用于消费，现代非农部门的产出一部分用于最终消费，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资本用于生产的再投入。
(2)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莱昂惕夫生产函数：
其中Ra(t)表示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La(t)表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
(3)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为C―D函数：
K(t)是现代部门产出中用于再投入的生产要素，即资本，Ri(t)表示现代部门所占用的土地存量，它包括了直接生产所用土地和现代部门从业人员生活所用土地；Li(t)表示现代部门的劳动力；A表示外生技术。
(4)劳动力等于人口，全部劳动力被分配于两个部门，即两部门间的劳动力市场是可以出清的；人口增长率外生。
L (t)=v（3）
L(t)=La(t)+Li(t)（4）
(5)现代部门储蓄率为s，假定没有折旧，但是总产出的储蓄会以一部分投入到土地要素中去，假设这个比例为θ
K(t)=（1-θ）sYi(t)（5）
这个假设包含了一个重要的隐含信息，即资本是现代部门的产出。换言之，这一假设认为资本是由现代部门这台“制造剩余的机器”生产的。
（6）由于上一期的总产出会以投资或者投机的形式投入到土地要素中去（当然是城市土地），那么很显然增量土地要素会吸收一部分总产出，即：
（7）土地存量不变，但土地在两部门之间的分配是可以变动的：
R(t)=0（7）
R(t)=Ra(t)+Ri(t)（8）
（三）模型的推论
（1）资本的增长
（12）式表明，资本增长率是城市土地要素增长率与非农部门就业人口的增长率的加权平均。
刘易斯认为，资本形成可以是由劳动创造的，也可是由信贷创造的。然而，从他对信贷资本的来源剖析，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认为资本归根结底是由劳动创造的。从他的古典模型更是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即所有资本以及所有社会产品都是劳动创造的。
比较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可以发现，我们的模型则认为，资本的增长不单是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从而产生剩余的结果，而是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它们与上一期的存量资本一起生产出下一期的资本。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劳动创造资本的价值学说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回归。但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土地要素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动因，以及这一过程所导致资本增长的结果。显然，只有把土地要素考虑进二元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是如何增长的。
（2）现代部门扩张对农业生产要素吸收
由（7）、（8）式可以得到：
gRi=-gRa（13）
同时，又由（3）、（4）式可以得到：
gLi=v-gRa（14）
由（12）、（13）、（14）式可以得到：
（15）式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即资本增长与农地和农业人口是呈反方向运动的。也就是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会吸收农村的人和地两种基本要素的。现代部门的均衡增长，客观上要素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刘易斯的古典模型从实质上讲，也是一个动态模型。他的模型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是一期接一期，连续不断的。他认为，资本家会在上一期以不变的工资率得到更多的剩余，完成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生产规模扩张；在经济发展的下一期，由于生产规模扩张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剩余，更多的劳动力会被吸引进入到生产过程，从而创造更多的资本剩余。
我们的模型将他的这一思路推而广之，明确提出资本的扩张（代表着现代部门的扩张）对农村的基本生产要素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实质上，（15）式暗含着一个经济学的经典结论：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它不断地对自身进行着再生产。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只是单方面地看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忽略了农村土地要素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因此，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认为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二元结构必定会向一元结构转换的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因为，农村土地要素减少的速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率之间可能有三种大小关系：大于、小于和等于。显然，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把土地要素看作是存量不变的，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率大于农村土地要素减少的速率（他认为是0）。显然，从上面的分析看，这一理所当然的结论未必成立。实事上，中国大量出现的失地农民就是最好的例证。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于有户籍制度等障碍存在着非永久性转移的特点，这一例证就更加突出。
五、简单的政策启示
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从加进土地要素流动的二元经济转换模型可以得到两点主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经济发展必然会影响“三农”，因此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市场来改变“三农”的窘况；相反，应该借助市场经济以外的力量（如惠农的制度供给）来缓解，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第二，现行土地制度强化了土地要素配置的二元结构，实质上提高了土地要素向现代部门的交易成本。虽然这些交易成本很可能是社会成本，也可能会因为它对市场主体、广大农民来说是负外部性而被他们忽略，但是对全社会而言，对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系统而言，这种社会成本肯定是意味着巨大的福利净损失。因此，改革现行土地制度，解决产权残缺问题，减轻制度因素对二元结构的强化作用，可能是必要的。
六、结 语
在发展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农村的劳动力、土地同时向现代部门转移。由于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土地要素的使用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逻辑。因为制度的强化，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显然比较而言，考虑土地要素的二元经济理论具有更强的现实拟合性。从要素的转移这个意义上讲，它基本上勾勒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一个全图景。
当然，考虑了土地要素的二元经济理论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廓清的地方：例如，土地要素与劳动力在二元结构转换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制度、技术在土地要素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问题；土地在生活与生产中的细分，以及它们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不同作用和影响等等问题。
[注 释]
①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8页.
②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144页.
③陈宗胜，黎德福在2004年的研究――《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转换模型》（2004年《经济研究》第11期）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参考文献]
[1]Lewis,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I].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
[2]Fei,J.C.H.,Ranis,G.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M].Richard D.Irwin,Homewood,IL,1964.
[3]陈宗胜,黎德福.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转换模型[J].经济研究,2004,(11):16～27.
[4]Magnus Blomstrom，Edward Wolff.Growth in a dual economy[J].World Development,Vol.25,No.10,1997.
[5]Khalid Saeed，Ponthep Prankprakma.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a dual economy:alternative policy lev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J].World Development,Vol.25,No.5,1997.
[6]陈吉元，胡必亮.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J].经济研究，1994,（4）.
[7]张朝尊,韩太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三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意义[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5,(1).
[8]徐 庆.论中国经济的四元结构[J].经济研究,1996,(11):60-65.
[9]Schultz, T.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M].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64.
[10]Todaro, M.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59:138-148,1969.
[11]高帆,秦占欣.二元经济反差：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J].经济科学,2003,(1).
[12]夏 明.二元经济理论的再探讨[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01).
[13]Wen，Guanzhong Jam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 in China's Farming Sector：1952-1989[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Oct.1-41,1993.
[14]Wen，Gnanzhong James. The Land Tenure System and its Saving andInvestment Mechanism：The Case of Modern China[J].Asian Economic Journal ，9（3），233-259,1995.
[15]蔡继明.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改革探析[J]. 经济前沿, 2005,（1）.
[16]秦晖.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N].经济观察报，2004-11-26.
[17]党国英.中国可实行多元化土地制[N/OL].南方农村报， business.省略/20070615/n250592629.shtml.
Transfer of Land Factor and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Modifying Lewis’Dual Economy Model Based on China’s Situation
Zhang Zhiqiang
(Graduate School, The Center Party School, Beijing 100091,China)
关键词：资本范畴人力资本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人力资本理论自创立以来，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经验应用最多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被应用到各个应用学科和研究领域,但由于对人力资本的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于人力资本到底是什么，应该怎样来界定存在很多分歧。那么在相关领域的应用研究上就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本文将根据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来探讨人力资本的内涵，指明人力资本的本质，揭示人力资本出现的社会经济条件。
一、理论回顾
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力资本”这个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他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资本观》一书，在该书中，他从个人教育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来计算教育的经济效益。真正形成理论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1957年，明塞尔的博士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对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存在的必然关系进行了认真研究。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以此为标志，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1964年，贝克尔发表了《人力资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但是对人力资本的内涵仍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自从改理论传入我国，兴起了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国内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大致有两派：
一是默认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含义。其中根据不同的研究思路，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沿用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含义，作相关方面的应用研究。另一种是从经典作家那里找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对于第一种思路：比如有的从企业的契约性质研究人力资本，认为“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里资本的特别合约”，并且认为“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气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离地属于其载体”。（周其仁，1996）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并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方竹兰，1997）有的则认为“我国发挥比较优势的关键是,将更多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王树同，2003）加快人力资源的转化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形成的资本。”(李宝元，2000)对于第二种，主要是引用经典作家有关人、教育等方面的论述，作为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以此说明人力资本很早就有了，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最近才发展起来。比如有的认为“斯密敏锐地认识到,人的知识、经验和才能对社会生产有重要作用,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王建民，2002）有的从“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出发探询了马克思关于“人力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产权特征、形成途径、层次性、定价等”。（焦斌龙，1999）
二是不同意人力资本的提法，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比如有的认为“人力资本的本质或根源是劳动力，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提出“人力资本是指在知识、技术、信息同劳动力分离，成为独立的商品参加市场交换，且这种交易在市场交换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由投资而形成的的高级劳动力。”(冯子标,2002)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是个错误的概念”。（张海云，2003）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置疑。有的提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三大悖论：人力资本确认悖论、人力资本激励悖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模式悖论。”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置疑。（张兆国，2004）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前者并没有去过多思考人力资本本身的内涵，作为既定的含义，搬来就用。后者尽管提出了质疑，但是并没有说清楚人力资本的含义，并且在有些地方的论述也存在问题。两者都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含义做出很好的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人力资本的内涵。本文将利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原则，通过资本范畴规定性的分析来探讨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揭示人力资本产生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二、人力资本范畴内涵的规定性
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其哲学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起点，也就是逻辑的起点；思维形式中概念又简单到复杂上升的过程，反映着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这一方法论，任何客观经济关系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样任何经济范畴的出现都是客观经济关系的反映和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范畴时，所应用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借鉴。
下面就从资本范畴的规定性说起，首先澄清人们对资本范畴的误解，进而分析人力资本范畴的规定性。
从资本到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不是概念上的简单扩展，而是生产方式演变的一次质变。这样的认识，只有必须从资本的本质规定性才能得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经济范畴，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从资本这一抽象范畴到人力资本这一具体范畴，从逻辑上来讲，人力资本范畴必须包含资本范畴的规定性。所以要认识人力资本的内涵，必须弄清楚资本的规定性。
对于资本的规定性，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强调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它必须的载体。”（曾康霖，1990）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其社会形式，又有其物质承担者。所以资本范畴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所体现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的本质规定；另一方面，是资本关系所赖以体现的物质的、客观的和自然的内容和形式。这是资本关系的载体，是资本形式、运动和发挥作用的外在形式和物质前提”。（崔学兰，2003）资本的本质规定和资本的外在形式是统一的，是不可分离的。
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所以资本不是作为单纯的物质性存在，即作为进行新的生产手段而积累起来的物化劳动本身并不是资本，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一种社会关系。所以对于资本范畴来讲，尽管有学者做了“资本范畴再认识”的研究，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见，认为“资本是本质规定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但是把资本的内在规定分为“资本的一般抽象规定和资本的特殊社会规定”。并认为“资本的一般抽象规定：物化的剩余劳动不断吸取活的剩余劳动，从而不断增加和扩大自身的关系”。这是一种“关系”，但是这并不是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样的认识把资本理解为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范畴，资本成为一种永恒。作为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首先反映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然后才是体现在一个物或载体上。
所以对人力资本范畴来说，人力资本也应该是一种内在本质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体。冯子标在《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研究》一书中指出“人力资本是其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统一体”。这无疑是正确的、有见地的。然而由于其没有真正理解对于资本来讲，资本的本质内在规定和外在形式到底是指什么，所以其对人力资本含义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从而利用“人力资本的本质或根源是劳动力，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得出“劳动力是其内核和自然基础，投资是外在约束，人力资本正是劳动力成为投资的产物。”混淆了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含义和区别。当然，他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高级劳动力”，这种把人力资本归为劳动力的看法无疑是有创建性的和值得肯定的，但对于高级劳动力的说法及对其原因的解释是不能让人接受的。但这其中已经暗含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一种推动。侯风云在《论人力资本概念》一文中，尝试用“资本”的概念来说明人力资本，但是其仅仅判断资本的标准定义为“是否有超过投资价值的价值产生，这种超额价值是否为投资者所占有和支配。”只是从静态的表面上看是否有一个增值额的产生，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力资本的含义。
所以对人力资本来讲，它应该是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新的资本形态。马克思说：“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同样，人力资本体现了一种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在这样的生产中，不是物质资本利用人的活劳动为手段来增大自己，而是人的活劳动利用物质资本来不断的增大自身的过程。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体现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性变迁，是比物质资本更高一级的新的资本形式。
对于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也就是人力资本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我们认为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经验等精神存量。根据马克思“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合。”的论断，而体力的内涵必然包含健康，智力总是体现在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拥有。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简单劳动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复杂劳动将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主要方式。这时的劳动力已经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的表现，而是蕴含着先进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复杂劳动力。所以，我们就把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经验等精神存量界定为劳动力，这样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就体现为劳动力，但是劳动力是在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之后才成为人力资本的载体的，是人力资本内在本质规定的基础。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力，跟西方学者及我国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但是他只是将人力资本纯粹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说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反映其本质的规定。而我国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基本照搬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定义的描述，“多数人力资本理论的文献，也不过是将对（非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原理推广到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上而已。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产出和收入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形式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更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李宝元，2000）“资本的概念不仅仅局限在于物质资本，而应该扩展到人力资本，即投资于人的智力、体力、和技能的资本成为人力资本。”（侯风云，2003）他们所说的人力资本不过是花费在人身上的货币（或价值）的另一个不同说法而已。根本没有去仔细研究人力资本的内在本质，仅是把资本概念在名称上加到人身上。
所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知：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它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了以人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更高的资本形式，这是它本质的规定性；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为劳动力，以劳动力为载体。两个方面统一，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
三、孕育着人力资本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表现
任何一个经济范畴的出现，必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形式，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反映更高社会生产关系的范畴，必然有其丰富的社会经济背景。那么对于人力资本，是否具备了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呢?我们认为当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已经孕育着人力资本的出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根本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状况，真正确立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中心地位。
20世纪70年代，美国提出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到了90年代，又提出了“新经济”，引起学界的关注。联合国研究机构和经和组织的专家提出了“知识经济”，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新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自动化机器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牢牢束缚其中,充当“会说话的工具”,而是彻底从生产过程中摆脱出来,站在一旁,通过遥控指挥工具系统进行生产,并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劳动者的劳动状况跟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发生根本的改变。
由于知识越来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地取决于知识的投入,知识可以扩大传统生产要素的能力,还可以提供调整生产要素、改进生产程序、创造革新产品的能力。而这些知识的生产者和携带者不是别的载体，就是人本身。所以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作用——人的智力、创造性成果的作用。所以劳动者在生产中确立了中心地位。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将催生出与其相适应的性的新的更高级资本形态——人力资本。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融合表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预示新的经济发展结构的出现，直接推动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和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改变。
在工业、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模式下，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很难的。但是在以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模式下，一方面，这些产业主要依靠智力活动或者个性化的个体劳动，这是传统的机器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深化”逐渐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然路径。而以这一切都直接推动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变化。按照三次产业分类法，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的转移早在20世纪二三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到20世纪中后这种转移表现得更加明显。到了1965年，在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降低到了3%、10%、4%、3%、7%，工业所占比重分别降低到34%、37%、44%、35%、31%，而第三次产业的比重均已超过50%
伴随知识经济进程,出现了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部门在数字融合基础上的产业融合。这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根本性改变,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革命。
“随着产业融合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它将导致产业发展基础、产业之间关联、产业结构演变、产业组织形态和产业区域布局等方面的根本变化,最终改变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面貌。推动人的地位和经济价值的提升。
第三、企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及其治理结构的变化反映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协作体系的日益发达，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经理革命”------“专业经理取代公司所有者成为决策者”1932年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Means)在他们合著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ModernCorporationandPrivateprop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公司和控制权从企业的所有者---股东手中，转移到经理手中获得趋势。1941年，伯纳姆（J·Burnham）在《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ManagerRevolution:WhatitHappenningintheWorld》一书中，第一次把这种现象称为“经理革命”。“经理革命”的过程，就是“经理式资本主义”取代“家族式的或金融的资本主义。此时，“资本是目前大公司可以自给的东西，老式的“巨头”已经不中用了，于是美国经济领域中的权势便有资本转移到组织才能的方面。”所以“在这里已经不是‘消极资本’即纯粹的企业财务资本的存在，才是个人、经理等人力所有者‘有碗饭吃’,而是‘积极货币’的握有者——企业的人力所有者——保证了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扩张。这个局面底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市值上升，非人力资本的市值下降，何怪之有？”
第四、分享制公司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逐步演变成一种与传统的支薪制公司相竞争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直接反映了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变化趋势。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公司，甚至一些传统行业的大公司中，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到利润分享者的行列。分享制有员工持股计划、利润分享制或收益分享制。在分享制发展的广度方面，日本到1998年发展到91%，美国在30%以上。在分享制的深度方面，日本员工分享额占公司利润的比重在42-67%之间，而美国经理人员的报酬结构中，固定工资、年末奖金和股票选择权的比例大体是4：3：左右。
并且，一些西方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了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趋势，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设法鼓励利润分享和股权拥有。如英国政府1987年通过的2号财政法不仅批准了以支付现金为形式的利润分享计划，而且职工的利润分享收入可以享受减税待遇。而美国政府也从1974年开始，陆续通过了16项鼓励推行职工股份所有制的法案，利用免税的优惠政策为ESOP打开绿灯。到1986年，美国实行ESOP的公司大约为8000家，约有1000万雇员参加到此项计划中，约占全美雇员总数的8%。
以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说明了人力资本的产生所必须具备的相应经济基础，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将会随着这种趋势的推进，作为一种反映更高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形式，历史地登上舞台，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认识的根本任务就是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所以，对于人力资本我们要从大量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现象中，来认识到人力资本的本质，而不能盲目的照搬别人的东西，仅看到表面现象，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的结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在社会范围内出现人力资本的经济基础。孕育人力资本产生的经济结构变迁的种种表现也是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但这也并不是一种很普遍现象。所以在谈人力资本时，我们不能无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大肆鼓吹。
在我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方面存在以下误区，必须加以纠正，否则会产生不良后果。
第一，就人力资本谈人力资本，而不管其真正含义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有时认为是指劳动者，有时是指劳动力，有时指投资在人身上的资本（价值）。含义混乱，依次作的相应对策必然出现偏差。
第二，人力资本与产权挂钩，以偏概全。在研究上，把人力资本局限在小部分人的范围内，将人力资本等同于职业经理人和技术创新者，排斥了在普通劳动者。提出人力资本入股，也就是经理人和技术创新人员入股，分享企业所有权。而把普通劳动者排除在外，忽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对普通劳动者造成极大的伤害。这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三，脱离实际经济条件，谈经济发展时，就讲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实“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并未过渡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性的生产要素的经济发展阶段”。“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就是因为缺乏人力资本的观点在真正了解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专家看来也是肤浅的，因为从另一角度看，人力资本缺乏毋宁说正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结果”。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认清此问题，主要的任务是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和人力资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也是不同的问题。其实教育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的重视，而不是因为有了“人力资本”才使教育受到重视，才应该重视。
注释：
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
他在该文中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论证了市场中的企业是一个特别合约，并且默认了包含企业家和普通劳动者在内的人，甚至奴隶都是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但并没有去对人力资本的内在本质作进一步深入考察，仅仅是借用了西方学者的看法。
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J].经济研究,1997（6）.该文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并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含义作出说明，这样的判断又能有什么意义？即使是把人力资本所有者认为是劳动者，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从而混淆价值和财富的区别。
焦斌龙.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J].当代经济研究,1999（6）.作者在本文中，把人力资本的名词硬套在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上，不加分析的把劳动力等同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是违背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劳动力的本来意义。
张海云.人力资本理论质疑[J].当代财经,2003（2）.本文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认识到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值得肯定；但在论证上，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20页
本理论质疑[J].当代财经,2003（2）.本文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认识到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值得肯定；但在论证上，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崔学兰，赵旭亮.资本范畴在认识[J].经济问题.2003（11）.本文对资本的范畴作为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分析资本范畴的社会基础，并认为资本范畴是资本关系与资本载体的统一，也即资本内在规定和资本外在形式的统一。但是认为资本一般与特殊的区别，把资本看成是超越历史的永恒范畴，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范畴，资本成为一种永恒。
同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93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195页
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
李宝元.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8页.
张素芬.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情况变化探微[J].当代经济研究,1999（4）.文中对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的地位变化，作了分析。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正为人力资本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条件。
莫志宏.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第30页
周振华.产业融合: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新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03（4）.
美国托马斯·戴伊著.谁掌管美国----里根时代[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78-581页
美国托马斯·戴伊著.谁掌管美国----里根时代[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
翁君奕.支薪制与分享制的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5）.
韩保江著.西方世界的拯救——现代西方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贡献[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50-252页。
莫志宏.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第7和21页
参考文献：
[1]T·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雅各布·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4]莫志宏.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5]盖骁敏.人力资本不同于劳动力[J].中国经济问题，2004（1）.
[6]王树同.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的选择与思考[J].当代经济研究，2003（2）.
【关键词】产业结构；外贸结构；外贸依存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突出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GDP从1978年到2009年增长了17.6倍，三十年间经济总量翻了四番，，平均七年半翻番一次，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
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结构性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诸如产业结构、消费与投资结构、地区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内需与外贸结构。
近些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成为中国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首要课题，“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在2011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中，更是把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突出地上升到经济发展目标的地位。
而在所有经济结构问题中，内需与外贸发展结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结构问题之一。调整经济结构必然要求外贸增长方式实现相应的调整。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在逐步加快，其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十一五”时期，中国出口年均增长24%，进口年均增长23.7%，进出口在2000年的基础上实现了翻一番的增长，出口增长平均增速超过了30%。但是，这些外贸发展成绩的背后有着很深刻的发展质量问题。中国的外贸发展是建立在数量增长和廉价的低成本的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供给基础之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从内部来看，这一增长模式带来了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同时，从外部来看，中国长期的对外贸易方式是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且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带来了巨额外币储备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低价竞争激烈，贸易条件逐步恶化，贸易摩擦急剧增加。
若要继续保持外贸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并且实现持续的外贸增长，必须积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把外贸增长转变到综合效益高的基础之上。
如何实现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促进对外贸易的新的增长及其质量效益的提高，是当前经济发展背景下重的议题，也是本文将要展开研究的内容。
二、模型指标的数学论证及其建立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产业结构与外贸结构之间的关系，所以要建立相应的结构指标。一般而言，反映产业结构指标有总量指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衡量贸易结构的指标有进出口产品结构、贸易市场结构等。但是，这些指标结构只是反映了产品与贸易结构的静态情况，没有较好地反映动态变化情况。
因此，本文在参考罗国勋、韩晶和李荣林在其研究中的指标建立方法，一种衡量动态的指标变化思想，即以经济总量指标中各组成部分的增长率为权数，对结构变化进行加权求和得出总结构变化的效益指标。因此，本文可以以此来建立中国动态的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的效应指标。
而该方法的主要原理即通过微分求导形式分解为两部分形式，其数学形式与推导如下：
表示t期各组成部分指标值在总指标中所占的比例。该式前半部分为基期结构不变时，各组成部分增长率的贡献，后半部分表示各增长率中结构变化的贡献。而后半部分可以由下式近似替代：
该式表示结构变化以各部分增长率为权重对其比重变化进行加权求和。
综上数学式子可以进一步推导其数学含义，影响结构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各组成部分的增长率；各组成部分比重的变化，比重上升，该式的值为正，反之，为负。因此，存在以下几种变化可能：当一部分增长率为正，但比重在下降时，该项为负数，因而对其结构变化的贡献为负；当一部分高速增长时，而且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则结构呈现正向变化；增长率很快，但是其比重变化不大，最终对结构变化的贡献仍不会太大。
所以，该指标从数学意义上说明了可以较好地反映结构变化对经济总量增长率的影响：该指标如果为正，则对经济总量起到促进作用，而该指标若为负数，则起到阻碍作用。因此，该指标可以较为全面地又可以动态地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可以构建一下三个指标衡量产业结构与外贸结构的变化：构建产业结构指标，其中indi，t /indi，t-1表示t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而zi / z表示t年第一、二、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的比重。然后分别计算出三大产业的结构变化系数，用三大产业在t年所占的比重乘以各自在该年的增长率。最后将三大产业的结构变化系数求和相加便是产业结构变化系数。
构建我国外贸结构中出口与进口的结构变化指标。其中expi/exp表示第t年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impi / imp表示第t年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expi/exp表示第t年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增长率，impi，t / impi，t-1表示第t年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进口额的增长率。然后，分别计算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系数，用其所占的比重乘以各自的增长率。最后，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系数相加求和，便是第t年的出口与进口结构系数。
三、数据的选取与实证方法的介绍
（一）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三个指标，产业结构指标、出口结构指标、进口结构指标，样本数据时间范围选定在1990―2010年，主要是因为服务贸易在1990年后才开始快速发展，之前变化不大。三大产业各自的产值、以及货物贸易总额源于统计局的《2011中国统计年鉴》，而服务贸易额则来源于商务部服务贸易司相关统计数据。而本文主要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故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二）时间序列方法的简单介绍
时间序列分析首先要考虑变量之间的平稳性，即平稳性ADF检验。平稳性检验主要是ADF单位根检验，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平稳，来判断两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不平稳，则要看变量间单整阶数是否相同，相同才可以建立长期协整分析。
然后，进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接着可以考虑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即在短期内变量之间会存在失衡，但长期存在稳定的关系，误差修正模型主要是计算短期对长期均衡的偏离，将变量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趋势联系起来。其过程一般分为两步，第一步在对因变量y和自变量x进行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若平稳或者单整阶数相同，再将因变量y和自变量x进行OLS回归，对其残差？滋t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是平稳的，表明可以进行协整。第二步，可以建立如下的误差修正模型：
最后，格兰杰检验。如果存在协整关系并且通过误差修正考察了短期对长期的偏离，要进一步考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进行格兰杰检验。格兰杰检验因果关系时，其检验思想为：如果X的变化引起了Y的变化，则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假设要检验变量X与变量Y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影响的方向，构建检验回归方程。其中，假定随机误差项之间是不相关的。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原假设是“X不是引起Y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或者“Y不是引起X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趋势分析
运用上文时间序列方法对有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
图1 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与外贸结构变化情况
通过对上图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一、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序列总体较为平缓，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基本处在0附近。说明中国近20年的产业结构一直保持着原有的发展模式，即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模式，体现了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二、进口结构序列波动较大。在1993年达到峰值，并且进口结构波动特别大，而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且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一系列政策变化导致进口量大增。在2002年左右又达到一个峰值，而这一时期，正好是，进出口关税开始放开降低，导致进口增加。在1998年和2008年这两个时期处于低谷，并且2008年达到负，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一体化特征。这两个时期分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美国次贷危机，外部经济环境的颓势，导致我国进口的下降，进口结构受到较大地冲击；三、出口结构序列也有波动，波动趋势与进口结构趋同，但波动范围没有进口结构系数大。其趋势变化的时间点和进口结构相同。在1993年达到一个峰值，也是由于相同的政策原因，改革的深入，导致出口增加。但1995年达到一个小小地，则和人民币在1994年汇率改革后开始贬值，导致出口增加。1998年出口结构系数没有跌落到负，表明此时我国对外贸易依存还不是太大，而又没有大幅度增加则与当时保持人民币稳定的措施有关，之后的1999年又一次小峰值，表明中国在抵御危机冲击后复苏能力较强。2008年后跌落谷底至负，表明这次危机对我国出口冲击较为严重，也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增加，进一步融合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四、进出口结构整体结构系数图走势表现为前期波动大，幅度范围大，后期相对较为平稳幅度范围较小。这反映了我国服务贸易在开始迅速发展，对结构贡献正向作用较大，服务贸易相对货物贸易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对外部环境的反映较为滞后和不敏感，从而一定程度拉平了不利的波动。
（二）计量分析
1、平稳性ADF检验
表2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进出口结构变化平稳性的ADF检验结果
注：检验形式中的c表示带有常数项，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n表示没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由表2可知中国的出口结构、进口结构均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而产业结构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但没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断定它们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因而是平稳性序列。因此，可以得出产业结构变化和进出口结构变化时间序列均属于一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2、出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关系
首先建立出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回归方程，形式如下：
y=0.001636-0.000746x1
从上式来看中国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短期关系是负向关系。再根据此式进一步考查，由此得到了残差？滋t，并对残差？滋t进行序列平稳性ADF检验，结果见下表：
表3 残差？滋t的平稳性检验
由上表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滋t拒绝原假设，是平稳序列，接下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式反映短期调整系数也是负向的，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两个变量之间的作用是负向的。接下来仅以验证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通过格兰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滞后期为1，2期时，出口结构变化都不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并且这种不可能性相伴概率在上升，在滞后一期时相伴概率为0.8063，滞后2期的相伴概率为0.9817。但是，在滞后期为1，2期时，产业结构却都是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这种可能性的相伴概率在上升，在滞后1期时0.0147，滞后2期为0.0401，这表明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3、进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
首先建立产业结构变化对进口结构变化的回归方程，如下：
y=0.001156+0.001517x2
由此得到了残差？滋t，并对残差？滋t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下表：
表5：残差？滋t的平稳性检验
由表5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残差？滋t拒绝原假设，因而在5%的水平上，？滋t是平稳序列。对于产业结构变化与进口结构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式为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与进口结构变化的短期动态关系，虽然从回归方程表明两者具有正向的长期关系。
但是上式表明短期调整系数是负的，还表明其中每年实际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其长期均衡值的35.8%的偏差将被得到修正调整。
上述结果验证了产业结构与进口结构的长短期的变化关系，至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检验。接下来采用格兰杰检验其因果关系。
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可知在滞后期为1，2时候，进口结构变化不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并且拒绝的相伴概率在逐渐增大，滞后1期时相伴概率为0.9595，滞后2期为0.9158。而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是进口结构变化的原因，并且这一可能性随着滞后期增加，其相伴概率在增大，滞后1期时为0.0017，滞后2期为0.0138。由此，表明产业结构变化与进口结构变化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五、结论与不足
关键词：北川羌族自治县 Shift-share模型 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12-288-02
1 震后北川县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提出
产业结构的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基础，因此产业结构合理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产业高度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础，当产业结构演进到了一定的高度后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北川羌族自治县（简称北川县）隶属于四川省绵阳市，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拥有独特的羌族文化与地域特色。由于历史、地理、观念等种种原因，北川县的经济一直比较落后，二元经济结构较为突出。因此，如何改进全县的经济结构、建立区域强势产业已迫在眉睫。
北川县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其被动原因，更有其主动因素。在“5・12特大地震”中，北川羌族自治县20个乡镇，278个行政村，16.1万人全部受灾，是地震中的特重灾区。该县的人口、资源、产业等遭受巨大损失，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多亿，地震对北川县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给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地震前，北川县始终贯彻“工业立县”、“旅游兴县”、“农业富民”的战略发展理念，产业格局以茶叶、蚕桑、中药材为主导，工业主要为水电高载能、矿产建材等，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产业基础薄弱，人才匮乏、产业发展缺乏统筹安排。
地震后，北川县把招商工作的重点放在加工制造业上，首先是机械电子配套产业，其次是食品、药品加工产业以及文化产品加工方面。随着北川-山东产业园所有企业的全部建成投产，北川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北川县经济结构转型的提升增添了动力。
经过四年的震后恢复建设，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化，再加上政策优势，北川县已经稳步走上了转变经济增长类型的产业结构转型道路。可见地震虽然给北川县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也为新北川带来了其他城市无法企及的发展机遇，使新县城成为灾后重建的一颗璀璨明珠。
关于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这些都解释了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即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的过程。国内学者在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更多的是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应用研究，但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不足以对具体的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通过走访形式对“北川-山东工业园区”等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发展展开调研，并以Shift-share分析法为工具，分析北川县地震后产业结构的优劣，竞争力的强弱，进而发现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意见，力求为北川县的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提供参考和依据，促进北川县震后经济的发展。
2 Shift-share分析法
2.1 Shift-share分析法含义及原理
Shift-share分析法即偏离――份额分析法，是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将经济总量变动分解为三个分量，即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的偏离分量以此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力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可以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2.2 模型构建
本文中将区域经济总的增长量分解为三个分量：（1）地区份额分量（N）表示特定区域如果能够按照与全省同比例增长，到计划期末应该增加的数量。（2）产业结构偏离分量（P）是指特定区域产业部门比重与所在地区相应产业部门比重的差异引起的区域该产业部门增长相对于所在地区标准所产生的偏差。（3）竞争力偏离分量（D）是指假定特定区域各产业部门实际的增长率与按照全省对应部门相同比例增长所产生的偏差。除了上述三个分量，本文还引入了L、W与u，L为区域对于所在地区的相对增长率，W为区域结构效果指数，u为区域竞争效果指数。
3 对北川县震后产业结构的Shift-share结果分析
表1为北川县大地震后的三次产业整体情况分析，在灾后全县的份额分量为1.33亿元，虽然三次产业均为正值，但从其分布来看，对于第一产业，震后的份额分量不足震前的1/10，可见地震对于北川县的农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北川县的区域经济总增量达到了13.27亿元，是震前的3倍，第三产业与之前维持相对稳定状态。
从总的偏离分量上看，无论是从代表产业结构效应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还是竞争力偏离分量，三次产业的分量值都大于0，这表明，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因素对北川县的经济增长都是正效应，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总的产业结构带来的增长量为1.9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带来的增长量为0.13亿元，第二产业带来的增长量为1亿元，第三产业带来的为0.81亿元，主要依靠的还是第二、第三产业，这说明北川县的农业处于正在逐步恢复的阶段。
目前，北川县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竞争力因素，地震后，北川县相对于四川省经济增长率L=1.68，表明北川县的经济增长已经比四川省经济增长速度快，优势巨大，但是产业结构效果W=0.96，处于产业结构基础不太好的状况，竞争效果系数u=1.75，表明新北川县的产业中有较多部门发展迅速，竞争力变强，且北川县在四川省的经济地位有所上升。
4 加快北川县产业结构转型的建议
通过上述的Shift-share分析法以及实地调查法的综合分析，我们了解到新北川县现有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对经济都起到了拉动作用，但是产业结构基础不太好，虽然北川县现有的三次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目前北川县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经济运行的环境和产业结构演进的体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适应新的形势，所以应该进一步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巩固该县的产业结构基础。建议如下：
（1）加快调整优化电子信息产业结构。
三大产业结构的渐进演化基础是技术的不断进步，北川县在遭受地震后，已经将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核心培育产业，走上了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现阶段应该通过对核心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将北川县打造成全国西部特色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达到适度的规模经济，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管理水平，最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更好地发挥电子信息产业先导作用，还要合理解决人才资源匮乏问题，建立有效地人才吸引与挽留机制，这具有极大地难度与挑战。
（2）以创意产业带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推进文化的产业化与产业的文化化。北川县是我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拥有独特的羌族文化，其羌族风俗、宗教祭祀、节日庆典等民俗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在大地震之后的地震遗址、堰塞湖成为新的旅游资源，还应该深入挖掘感恩文化、红色文化的独特内涵，利用创意产业的思维与发展模式来改造原有的模式，实现产业创新。
（3）加快产业集聚化、园区化并实现梯度性转移。
从法国的波尔多葡萄酒、美国硅谷的电子信息，再到我国景德镇的瓷器业，产业集群无处不在。新北川距离绵阳城区10公里，可利用其地理位置的优势，根据协同带动效应，依靠绵阳成熟的市场加快实现产业集群的发展。
产业结构能否成功转型关键在于必须将产业聚集在生产要素中集中、生产成本低的地方，而产业园是产业聚集的空间结果。“北川-山东产业园”加快了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进程，降低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成本，所以，北川县可以利用“北川-山东”产业园的发展，利用产业园的核心作用，带动北川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2] 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省统计年鉴（2010）[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3] 杨晓.四川省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出台[N].四川日报，2008-07-11.
[关键词] 体育经济不平衡资源开发策略
一、不平衡体育经济概念的含义
不平衡是指不存在完善的市场和灵敏的价格体系条件下，现实经济运行所处的一种状态。体育经济在不平衡状态下运行，就必然会产生各种磨擦，同时伴有供需脱节和通货膨胀等现象的滋生，造成资源浪费，是一种低效的运行状态。同时，经济的不平衡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不平衡指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不平衡；第二类不平衡指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缺乏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条件下的不平衡。从总体状况看，我国体育经济仍然在不平衡状态下运行，处在由第二类不平衡状态向第一类不平衡状态的过渡之中，即处在体育市场不完善以及体育企业(或体育部门)逐步开始建立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条件下的一种非均衡状态之中。
二、不平衡中国体育经济的状态及其特征
1.供需脱节，体育市场管理不够规范
中国体育经济的大众需求的体育服务消费品存在较严重的供给缺口，现有体育供给超过由经济水平所决定的体育消费水平，产生较为严重的需求抑制；同时由于市场机制调节作用较小，企业经营的效益目标与消费者的效用目标难以“契合”，市场交换存在障碍，从而造成供给和需求的浪费。供需脱节是我国体育市场不平衡的显性表现，平衡价格和平衡数量的变动有向非正常商品平衡价格、数量的变动趋势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较为危险的市场信号。
我国也尚未建立起统一、高效的行业监察、评价、统计和行业发展、投资、经营的信息系统；缺少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明确政策、尤其是在用地、融资、税收等方面的可操作性产业扶持政策。另外，高素质专业体育经营人才缺乏，体育中介市场发展缓慢。市场透明度尚待提高。
2.东西部差距大
从总体水平看，我国体育经济东部比中西部地区有较大的优势，无论在竞技水平、体育场馆建设，还是体育事业单位的经营方面都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自身积累能力差，体育产业所需的资金投入长期以来严重不足，这是制约西部体育发展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区大部分人群体育消费意识淡漠。由于受封闭的地理环境制约和传统观念以及经济收入低等因素的影响，“花钱买健康”的观念还未被群众广泛接受。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加上改革滞后，因此对体育发展的物质投入明显缺乏，特别是体育场馆建设严重不足，体育设备质量差、数量少。在社会体育和体育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才是最重要的，丰富的人力资源是体育发展的必要条件。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教育落后，人才流失严重，给社会体育和体育经济的管理与发展带来巨大阻力。
3.产业结构不合理
按照“消费决定论”的观点，体育消费决定了体育市场，体育市场决定了体育产业，体育产业决定了体育经济。当今社会大众体育消费需求是多样的，体育市场必然是多元的，而体育产业的结构无可选择的是由多层面、多种类构成的复杂系统。完整的体育产业链包括核心产业、中介产业和产业3个层次。作为整个体育产业基础和带动体育产业升级原动力的核心产业，因垄断经营而缺少活力；在体育产业链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中介产业缺位；本土体育产业在迎遇国外强大对手的竞争中节节败退，使得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失衡，陷入发展困境。同时在我国，由于存在着体育经济实力不雄厚，体育市场发育不够完善，体育市场的运作体系还未完全形成，面对这种实际情况，为了使体育产业从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向高水平的产业结构转变，就必须着重发挥体育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从而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向高度化的转化和可持续性发展。
三、中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开发策略
1.开拓二元结构空间，建立体育经济辐射网络
如何在二元化经济结构中开发体育经济空间，(1)我们将发现二元结构的开发空间，无论是在大都市还是在小城镇，体育经济都有投入与产出、生产与消费、上游产品与下游产品、有效供给与最终需求等方面的开发空间，体育经济开发空间必须同时考虑资源特点、区域经济特点、市场半径及联动效应。(2)利用辐射带动力，形成由中心到边缘的体育经济开发系统，使接受辐射地区的体育经济得到开发，把潜在的资源优势变成现实的资源优势，通过体育市场的开发，使体育产业层次得到提升，从而把体育经济结构的品质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接纳辐射地区获得结果效益和结构效率。同时构建体育经济开发网络，应本着立足国内，面向海外，体育经济开发体系要网络化运营、规范化管理、商业化运作，发展规划部、教练部、旅游部、竞赛部、广告部、服饰器具部等，全国按照统一规范和标准进行运作。
2.形成梯次开发，扩大体育内需
我国东部地区人才集中，资金雄厚，出口便捷，故在体育用品的开发上应以高新技术为主，增加其附加值，利用其地域、信息快捷优势，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中部地区人口众多。人力资本相对便宜，应以国内大众需求的体育用品为主进行生产;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发达，少数民族众多，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不同的体育传统，应以生产少数民族体育用品为主。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大众化。体育用品的增长主要决定于消费和销售，因此，巩固现有成果，引导新的消费群体，开发新的体育用品，以及完善售后服务，构建新的消费平台和销售平台是现阶段乃至以后一段时期所必须做的工作任务。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广开渠道，鼓励民营资本投资经营体育基础设施。国家应制定一系列向体育产业倾斜的政策、法规，积极扶持体育产业的发展。除了在税收和投、融资等方面给予体育服务性行业特别的优惠，吸引社会资本向体育产业流动外。
3.规范健全法规制度，依法治理，完善调控机制
体育经济政策与法规在体育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的主要作用在于实现激励与规范、促进与约束、公平与高效、扶持与协调等多方面的有机结合，通过体育经济政策法规的健全与完善，打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保证中国体育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地向前发展。因此，必须通过高层次立法，对于体育市场中的管理权限、法律责任、执法程序和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权利、义务等予以明确界定，尽快革除政府与行政部门的垄断经营，治理体育市场权限交叉、越权管理的混乱局面。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从业条件、服务标准、违规经营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处罚条例等)，建立公平竞争和自我制约的市场经济机制，从而提高我国体育市场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4.调整体育经济结构，实现供需平衡
现阶段，我国体育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导致体育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目前，在我国体育市场上既存在供需总量的不平衡，又存在供需结构的不平衡。这两个方面的不平衡使得原本就存在供给缺口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只有调整体育产业结构，才能缓解供需不平衡的矛盾，进而实现供求平衡。体育产业结构的调控，应充分发挥体育经济政策的作用，包括体育产业组织政策、体育产业技术政策、体育投资政策、体育税收政策等。具体来讲，应该加快体育服务产品业、城镇和农村体育产业、落后地区体育产业、社会体育产业、中低档次体育产业的发展，使它们分别与体育物质产品业、城市体育产业、经济发达地区体育产业、竞技体育产业及高档体育产业相协调，并从不同的层次、多类别等方面满足社会的各种体育需求。
5.体育与新闻传播媒体紧密结合，进一步发展职业体育俱乐部
中体传播网(CSBN)在1998年拉开了中国电视转播有偿转让的序幕。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电视转播费已达到数十亿美元。当然，体育组织和传播媒体只有继续进行真诚的合作，才能真正推动体育产业与传媒的共同发展。从1993年进行足球职业俱乐部试点开始，我国分别在1995年、1996年和1998年实行了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运动项目的职业俱乐部联赛。随着职业俱乐部的不断发展，使体育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目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经营涉及冠名权经营、门票经营、赛场与队服广告经营、电视转播经营、商业性比赛、球迷与标志产品经营等多种方式，同时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但是我国体育职业化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应运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企业管理方法，来推进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发展，进而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陆瑞当:论我国体育产业的培育与开发[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1999，(3)
[2]张发强李正梅: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思考[J].体育博览,1993，(9)
[3]张岩:论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内涵及二者的关系[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2)
[4]我国体育市场开发对策研究: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体育软科学成果.1999～2000
[5]史兵等:对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20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