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9-22 20: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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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经济全球化等因素带动了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然而，近10年来（“九五”和“十五”期间）我国城镇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镇化发展轨道。
自1990年代以来，在我国城镇化的背景、进程方面，主流的观点和主张是：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过度城镇化，而我国是“工业化超过了城镇化，城镇化滞后了”；②我国“农村人口太多，需要尽快解决城乡不合理的二元结构问题”。我国需要实行“快速城镇化”方针；③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30%-6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正好是处在需要“加速”和可以“加速”的时期。
1．“九五”和“十五”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
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我国城镇化以每年0.6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也就是说，当时每年城镇人口增加在1000万人左右。1993年，全国设市城市达到570个。应该说，这是大发展的结果，也是大发展的态势。1990年代中期，在大规模增加开发区和开发区建设空间失控的同时，大量增加了设市的数量。1993-1996年间是全国设市。
在“九五”计划中，部分省区市已经将大幅度提高城镇化率作为发展战略方向之一了。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2003年修订后的数据，1990-1995年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0.52-0.53个百分点，而1996-2001年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1.43-1.44个百分点。其中，1995年全国城镇化水平29%，1998年城镇化水平接近34%。这三年每年增加1.7个以上百分点。也就是说，每年全国城镇人口增加2100万人以上。这样的规模对于城镇就业、产业支撑、城镇基础设施供应以及资源环境有关因素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000年全国市镇人口达到4.56亿，城镇化水平达到36.2%。修订后的数据虽然存在争议，但是，1990年代后半期的城镇化速度应该是明显快于前半期。
2001年开始的“十五”计划又强调“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使本来已经高速行驶中的城镇化列车进一步“加速”。在“不失时机”战略的指引下，2000-2005年五年间，城镇人口又由4.56亿增加到5.62亿，增加了1.06亿，每年2100多万人。
“加速”已经高速发展中的城镇化进程，使近十年来特别是“十五”期间，我国城镇化出现了冒进态势。
2．出现相当程度的虚假城镇化和贫困城镇化
我国1亿多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根据2000年的五普和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分别高达1.21亿人和1.47亿人，占总人口的9.55%和11.26%。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以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或农民工为主体，约占85%以上。据此推算，2005年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已高达1.3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这群规模巨大的农民丁虽然在统计上已被计算为城镇人口或被城市化了，但他们在户籍上仍是农业人口，也不能享受政府为当地城镇居民所提供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显然尚不能算是真正的市民或城镇人口，更不用提他们仍在农村老家的家属了。因而，从城镇化质量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含有较大的虚假成分。
除了上述提到的1.3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没有被城镇化外，43%的城镇化率也是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大量的撤乡并镇）、城镇辖区面积扩大而带来的结果。这些“城镇区域”的产业结构并未转型，缺乏产业支撑力，也基本上没有城镇的基础设施供应，实际上仍然是农村。
城市化水平应该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岗位的增加来决定。超出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能力的过快、过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于工业化来推动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人口的失业所造成的，是虚假的城市化和贫困的城市化。
在阿根廷等拉美国家，4.98亿总人口中有3.8亿人居住在城市，城镇化高达75%以上，与经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是其经济水平只及发达国家的1／4，失业和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约占全部劳动力的1／2，超过1／3为贫困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住在“贫民窟”中，有约2000万人流浪街头，出现虚假城市化的“拉美病”。
我国农民工目前一般以非正规就业为主，收入水平低，居住条件简陋，存在“贫困化”现象。据2004年在武汉的典型调查，农民工一般是在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无医疗保险、无社会保障、无升迁机会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城里人不屑干的“脏、累、苦”的工作为主。如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巾，农民工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农民工大多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的“城中村”、简易房、建筑工棚或地下室等，居住环境简陋恶劣，与“贫民窟”相差无几。在其他一些发达的城市，如南京、杭州，外来人口或农民中有45%的人住在低矮阴暗的工棚或简易房内，在城市郊区边缘地区形成了新的“贫民窟”。
这就是说，在我国也出现了相当规模的过度城镇化。这是现阶段需要努力逐步解决的，更需要防止这种态势的进一步扩大。
3．城镇化的蔓延式发展和空间失控
近年来，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与“人口城镇化”出现大量水分因而城镇化发展质量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过快，城镇发展空间严重失控。这是“冒进式”城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与三次城镇化快速发展相对应，城镇建设用地也出现三次大规模扩张。自2001年开始的第三次过度扩张到了空间失控的严重地步。根据建设部门专家的数据，1991-200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每年平均增加1000km2，2001年在2000 km2以上，2002年上升到3334km2左右。沿海各省市2010年的土地指标在2001年已经用完。根据国土资源部门的数据，在1997-2000年期间，平均每年建设占用耕地为1800 km2；而在2001-2005年期间，该数量已增加至2187km2。因此，在过去10年间，我国各类建设滥占耕地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冒进式城镇化导致城镇建设用地盲目扩张和无序蔓延，过度侵占了大量的优质耕地。各类建设占用的大多是优质耕地，而开发整理补充的耕地质量大多较差，占优补劣的现象极为严重。2004年度各项建设占用的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占72%；补充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仅占34%。建设占用的耕地大多数是平原地区或居民点周围的优质高产良田，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广东省、江苏省、福建省、辽宁省、山东省等9个东部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市地区；而补充的耕地主要多来自对未利用地的开发，其中大部分是旱地。我国光热水土条件好的地区耕地后备资源缺乏，再加上开发受生态保护的限制，补充耕地尤其是优质耕地的难度越来越大。耕地面积大幅缩减，将会引起我国粮食产量与消费量的缺口逐渐加大，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
我国城市人均占地曾经长时期偏低。但10多年来城市人均占地已经很快达到1l0-130m2。这是大多数人均耕地资源比我国多几倍乃至十多倍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城镇化。然而，由于城镇土地利用结构的不合理，这个高指标并没有给大部分市民带来生活空间的普遍明显改善。
4．就业岗位的增加和资源和环境的支撑能力不能适应冒进式城镇化
城镇化进程需要与产业结构及其转型的进程相适应。我国这样发展中的大国，取得了20多年的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今天，我国基础原材料生产规模和部分制造业生产规模已经超过或大幅度超过10多年前世界上的生产大国。这是世界上没有过的奇迹。即使这样，近10年来我国城市的就业形势还是越来越严峻。其原因很简单：产业发展规模无法支撑这种冒进式城镇化对就业岗位极其巨大的需求。即城镇化大大超出了现阶段经济发展和产业的支撑能力。
我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已经拥有庞大的基础原材料产业。经过若干年的快速增长，依靠这些产业的继续扩张来吸纳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空间已经不大。这些产业的调整与重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城镇化和就业岗位的增加越来越依赖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巨大，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就业岗位就要求增加800-1000万。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也很难持续提供这么多的就业岗位。近年来，我国城市就业问题突出，表明城镇化速度和规模已经超出了产业发展及其规模的支撑能力。
众多的资源型城市的存在是我国产业结构的长期特点之一。据2002年的初步统计，全国有110个资源型城市，估计2030年将达到200个左右。这些资源型城市多数是有生命周期的，在今后某个时期将出现资源枯竭，城市规模不但不可能大幅度扩大，且会逐步缩小，少数还会衰亡。而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一般是不能逆转的。
经济全球化对城镇化过程的推动作用也将会逐步减弱。过去这些年，我国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过程十分迅猛，特别是外商投资的大量进入成为许多地区快速城镇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今后，外资不可能持续地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外部市场对于城镇化的作用会下降。
近年来的出现的城镇就业问题，表明城镇化速度和规模超出了产业发展及其规模的支撑能力。有人以为“工业化超过了城镇化，城镇化滞后了”的主要理由是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中第一产业已经下降到10%左右。但是，在评价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时，不应该做出过高的估计，因为从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来看，第一产业仍然占45%。这表明我国的工业化程度仍然有限，实现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虽然从主观上希望尽快解决城乡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城镇化速度越快越好，但快速大规模城镇化的实际障碍已经突显。
城镇基础设施供应以及资源、环境等，无法适应和匹配。城市要求大规模的电力、优质的能源和大型的集中水源作为支撑，人均能耗、水耗以及垃圾集中排放量都要比农村大得多。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缺水，大部分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围城现象突出，无害化处理率很低。近十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在给排水、环保等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逐年增加，但资源和环境的缺口并没有相应缩小。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过快，背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
5．各国城镇化大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各国城镇化大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英国经历了120年（1720-1840），法国100年（1800-1900），德国80年（1785-1865），美国40年（1860-1900），苏联30年（1920-1950），日本30年（1925-955），中国22年（1981-2003）。苏联和日本在城镇化率增加方面是比较快的，除了在城镇化从20%发展到40%这个期间的总人口比我们国家现阶段少很多以外，他们都不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在达到40%的城镇化率后，又经历了50多年、10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到今天达到70%-80%的城镇化水平（率）。
上述国家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总人口规模小。而我国现阶段13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所要求的新增就业岗位比发达国家相应进程的要求高出10多倍到几十倍。城镇化率达到40%的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当时全国的人口数是：英国0.267亿（1840年），法国0.4068亿（1900年），德国0.4315亿（1865年），美国0.7599亿（1900），苏联1.1209亿（1950年），日本0.8831亿（1955年）。我国2003年城镇化率达到40%，全国人口12.84亿。也就是说，如果各国都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城镇人口的增加规模：中国是英国的48倍，法国的32倍，德国的30倍，美国的17倍，苏联的11倍，日本的15倍。它们当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率需要提供就业岗位量仅仅是我国今天的几分之一、几十分之一。
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的起步阶段平均每年增加只有0.16-0.24个百分点，加速阶段每年增加也仅达0.30-0.52个百分点。欧美各国城镇化的进程值得人们认真的总结。了解它们这些国家城镇化的背景、驱动因素和进程，再比照我国今天的具体国情，可以清楚大大超过它们的发展速度是不可能的。
6．中国需要循序渐进和资源节约型的城镇化
6.1城镇化速度不能很快
上述已经强调，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必然是长期的积累和长期发展的渐进式过程。何谓渐进式发展城镇化？就是根据城镇产业的吸纳能力，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城镇管理水平提高的程度，逐步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
总结以往城镇化进程的问题，有利于人们确定今后合理的城镇化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需要长时期的努力。体现社会财富的城市在公用设施以及“软件”建设各方面要赶上发达国家的程度，对于人口特别众多的我国，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根据前几年有关专家的计算，今后城镇化率按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预测，2020年将达到57%，城镇总人口8.28亿。年均增加城镇人口1811万人。农村人口只有6.22亿了。他们还计算了在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下城市发展的巨大压力。根据上述分析和总结，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已经不是“压力”问题，而是不可能了。
与此同时，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应该有所差异。各地区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时，应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各地实际的发展目标，不能在城镇化率和有关城镇发展指标方面进行盲目攀比。
6.2城镇人均占地必须实行低指标
我国城镇人均综合用地标准应该符合国情。我国不能走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那样蔓延式城镇化发展道路。2000年，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7%，是澳大利亚的1/30，加拿大的1/19，俄罗斯的1/9，美国的1/8。近年来，这个比例在进一步下降。
1980年代末，我国人均可持续发展财富（衡量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下列国家的比例：澳大利亚的不到1%，日本的1.2%，美国的1.6%，韩国的5.4%，巴西的14.0%。“财富”包含三个因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这是世界银行当时的数据。当然，现在中国人均可持续发展财富当然成10倍地增加了。即便如此，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还是相对处于较低水平。当然这个计算指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明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还需要深入分析研究。
东京、香港等城市的经验值得人们宣传和参考。东京、香港均采用高密度、集约型发展道路。东京，作为日本的首都和国际大都市，虽然承担国家政治功能和国际性机构服务的功能，其人均用地也才只有78.7m2。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土地总面积1068km2，760多万人，地形多山，城市建设用地大约210km2，人均建设用地才35m2。而在这样的标准下，它们依然保持了很高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水平，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城市。那种认为用地不气派，城市就没有竞争力，就不能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的决策者和规划者，需要转变理念和标准。建议以人均60-100m2作为我国城镇综合用地的适宜区间。需要根据人口、经济密度和人均耕地等指标在全国范围内划分若干大区并确定它们的适宜控制指标。
6.3在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建设好广大农村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一方面是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扩大城镇就业岗位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使更多的农村人口享受城市文明；另一方面，是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同时建设好广大的农村，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来缩小城乡差异。走健康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道路是我国最适宜的选择。鉴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城镇人口就业压力巨大，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的基本国情，城镇化率的目标不一定非要像发达国家一样达到70%-80%或更高。
也许，我国城镇化的进程需要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即使我国建成了发达的现代社会，城镇化是否能够或者说是否应该达到发达国家的比例，也是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
6.4一定要实行资源节约型的城镇化原则
在城镇化的资源占用和人均资源消耗方面，中国无法效仿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在我国，在社会发展的资源占用方面，相对于当今发达的西方国家，永远要过相对节俭的日子，即使到了高度现代化之时。
各个不同区域还应该有很大的区别。考虑这种差别，划分大区域的原则是：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演进的速度，经济全球化的规模和发展潜力以及在全国功能区划中的地位（是否优化开发或者重点开发，或者是限制开发以及禁止开发）。那些产业规模大且演进升级快的地区，或是优化开发或者重点开发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当然可以比较快。
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大体体现为四种类型：一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二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三是现代化的赶超者；四是始终未能进入现代化、处于停滞甚至落后状态的国家。我们发现有几个大国是属于现代化赶超类型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加速工业化，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迅速追赶上并超过了英国；其次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发动工业化，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实现经济起飞，迅速追赶美国；再次是亚洲的“四小龙”，在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四是中国，从1980年前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显现出现代化追赶效应或追赶模式的明显特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史专家安格•麦迪逊（AngusMadison，1998）最近发表的《中国长期经济运行》一书，按照实际购买力（PPP）方法计算了中国1820-1995年期间GDP和人均GDP指标，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根据他的计算结果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历史过程总结为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中国国力经历了从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0.22%）明显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因而中国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显下降；到1978年达到5.0%，这是因为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间的增长率，但是却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因而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国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5年超过11%，这是因为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上升为7.49%，而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为2.7%，所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第二，中国人均GDP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缩小。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呈负增长（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正增长（为0.92%），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1978年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不仅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与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也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台湾的20%，南朝鲜的22%。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04%），明显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01%），中国人均GDP水平不仅与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大大缩小。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 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 utilized 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预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3］《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4］《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4日.
［5］《经济参考报》，1999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