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1-05 21:36:2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多元系统理论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述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于20 世纪70 年代提出来的一种文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形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即一个网络系统。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可以划分为经典文学、非经典文学；、儿童文学；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一系列互相对立的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而且这些系统处于相互对立和不断的斗争中。在不断的斗争中，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可以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处于中心地位的系统会向边缘移动，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系统则有可能占据大系统中的中心地位。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既可以是主要的，又可以是次要的，视当时该文化里其它文学系统的状态而定。通常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的地位也可以发生转化。佐哈尔提出，在以下阶段或条件下，翻译文学可以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完全确立，即文学还处于发展初期。(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时。(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时。
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其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可接受性”增大；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移入语文学中的一级模式，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而是译者不顾一切地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译者则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鲁迅翻译策略的多元系统理论阐释
1.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
鲁迅的翻译活动从1903年翻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开始。当时的中国处于晚清时期，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仍盲目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已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而且体现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上。西方的文化和文学变得繁荣，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作家及作品。相反，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国力衰败，加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和文化也几乎进入停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学习西方。而学习西方当时最可行的办法便是翻译西书。起初，他们把西方的强大归因于其先进的科技。随着与西方列强的进一步接触，他们觉得是西方先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其繁荣。最后他们意识到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有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作用。于是大量的文学作品得到译介，由此，文学翻译活动便活跃起来；到了五四时期，人们高举“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大旗，通过翻译改造中国的旧文化，使翻译活动达到了。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剧变，在文化和文学系统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文化曾经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到了清朝，中国文化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已经停滞。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文化也繁荣起来。因此，中国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文化，在这个新的文化多元系统中也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也不能继续保持其原来的中心地位，而在这个大多元系统中逐步走向边缘。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时，翻译文学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所以从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2.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1903年从日文转译的雨果的随笔《哀尘》，后来他又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以及路易斯・托仑的《造人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受当时翻译风气的影响，鲁迅在翻译这几本书的过程中采用的基本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即“意译”的方法：对原文任意删改，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并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比如他在翻译《月界旅行》时，就把原来28章的小说改成14回；《地底旅行》原文有45章，翻译后仅剩下12回。后来谈到这些翻译时，连鲁迅自己也说“虽说译，其实乃改作”。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代表了鲁迅翻译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这本书的翻译开始，鲁迅就放弃了之前的“意译”方法，而采用了“直译”。在《域外小说集・序言》当中，鲁迅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里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纾。这句话不仅表明了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鲁迅（以及周作人）采用的译笔质朴，还表达了鲁迅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当时的译意风尚的不满。所以在翻译时，即使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译，而不是改用中国人名地名。此外，他又加入著者小传，并把小说中的一些典故，加以括弧注解，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以及“未译原文”，都录在书末的“杂识”中。这样忠于原著的译法，与当时流行的“意译”法有很大的区别，代表了鲁迅“直译”的主张。在此后的翻译实践中，鲁迅坚持用直译的方法。1924年，在为译作《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鲁迅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原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在1925年为所译的《出了象牙塔之后》写的《后记》中他又强调：“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在理论方面，他也多次对他的翻译方法进行论述和争辩。1929年，鲁迅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写道：“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去了原来了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的‘没有出路’――了。”1935年在《“题未定”草・二》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如果还是翻译……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可见，自《域外小说集》之后，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鲁迅都坚持“异化”的翻译策略。
之前提到，当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译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因此他们往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在鲁迅从事翻译的时期，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应该采取“异化”策略，但是鲁迅在翻译初期仍是采用的“归化”策略，这是不是说多元系统理论解释不了鲁迅翻译这一“特殊现象”呢？事实上，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从边缘到中心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而且译者对一个国家文化地位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当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学的落后地位之后，便放弃之前的“归化”策略，转而采用“异化”的策略，这正论证了多元系统理论关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文化地位制约译者翻译策略的正确性。
三、结语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基本确定了翻译文学跟译入语文化文学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关系，并认为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入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从而为翻译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审视鲁迅的翻译策略，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以及为什么他会从意译转向直译，并坚持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3］郭著章.翻译名家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4］鲁迅.“题未定”草［A］.翻译研究论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5］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评晚清的意译风尚［J］.鲁迅研究月刊，1995，(3).
关键词： 描写性翻译研究 文学翻译批评 应用
描写性翻译的研究范式及应用一直在翻译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其在文学翻译批评系统中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本文通过对描写性翻译研究及其如何应用于文学翻译批评的概述，通过着重分析其在《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一文中的应用，指出描写性翻译研究自身的特点，并探讨如何将该研究范式更好地应用于文学翻译批评之中。
1.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定义
1972年，James S.Holmes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的论文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正式提出描述翻译研究的概念，并将其纳入自己构想的翻译学框架中的纯翻译学分支之下。描写学派的代表人物Gideon Toury以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翻译文学的行为的假说）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面向目标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框架，将之用于以“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概念为核心的描写性翻译研究，即从目的语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翻译，并用一系列的“规范”来尽可能客观地描述所有制约翻译现象的因素。
综上，描写性翻译研究就是：“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以及功能的时候，把翻译放在时代之中去研究。广而言之，是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Tymoczko，2004：25）通过客观中立的观察和描写，试图探讨翻译的起因，以及翻译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
2.描写性翻译研究的特点
同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相比，描写性翻译研究在研究的对象、角度、方法和目的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具体如下。
（1）研究对象的宽容性。
Toury指出：“翻译就是在目的系统之中，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语文本，不管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林克难，2001：43）因此，各种各样现实翻译活动中存在的翻译现象及各种另类的翻译手段都能成为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对象――描写性翻译研究解构了传统的翻译理论，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范围。
（2）研究角度的宏观性。
描写性翻译研究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目的语的社会文化环境，将翻译活动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之下，对其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给予各种各样的翻译以正确的定位”（林克难，2001：44），避免了拘泥于微观的文本分析造成的直译与意译等争论。
（3）研究方法的实证性。
Toury认为，我们应该将译文视作“‘目的语’文化中的既成事实”（Toury，2001：23），采取“还原语境”的方法，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去研究与这一翻译行为有关的多项因素，进而对多种翻译现象作出客观的描述和解释，并且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结果应该相互验证。这种方法促进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化，对于确立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极有帮助。
（4）研究目的的客观性。
描写性翻译研究经常自问自答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中了这篇著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译文在入语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林克难，2001：44）描写性翻译研究不对译本作出是非得失的价值判断，而是满足于寻找译者的决策和选择偏离常规的原因。它试图建立一套以目的语为中心的翻译理论，通过对目的语文化系统中翻译文本的系统描写，从而揭示制约翻译活动的各种因素，建立解释和预测相关现象的原则和参数体系（申连云，2004）。
因此，描写性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推动了其发展。
3.描写性翻译研究与文学翻译批评
描写性翻译研究发端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才得到一定的响应，其研究阵营形成壮大于七八十年代，而九十年代，描述翻译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作出了所谓的“文化转向”；与此同时，在早期描述翻译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女权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有取代主流描述翻译的趋势（具体的发展过程可见（林克难，2001：44；韩子满、刘芳，2005：111―112），此处不再赘述）。
二十一世纪初，描写性翻译研究在大陆开始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并且被运用到文学翻译批评之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篇是2003年1月发表在《外语与翻译》上的《静态与动态在翻译中的表现――柳宗元的〈江雪〉英译文分析》和2003年9月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两者分别体现了将描写性翻译研究应用于文学翻译批评的两种途径：前者是将功能语言学理论与描写性翻译研究方法相结合，而后者从多元系统理论的新视角将描写性翻译研究方法引入翻译批评，提出了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下文将以《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一文为例，分析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实际运用。
该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在引语部分介绍了多元系统理论及相应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论，着重点出为何要采用此方法来研究《红楼梦》英译事业――描写性翻译研究的特点在于全面历时，非常“适用于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陈宏薇、江帆，2003：46）。
在第二部分，即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具体运用的部分，作者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首先综述，将所有译本置于“时代”之中，说明不同译本的产生主要源于译者的不同理解，以及特定的历史因素的不同影响。然后，为了客观清楚地分析大量材料，作者将《红楼梦》的整个英译事业分为三个阶段，并配以两幅表格。在作历史性描述时，作者的重点在于分析译本产生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并据此总结出译本的翻译目的、采用相应发表形式的原因及译本的社会功能。其中，作者对第三阶段的两个译本所作的分析和比较最为详细，包括译本（产物）的形式、译者的决策、翻译的过程及译本的社会功能。另外，作者不仅对译本作了宏观研究，而且对一些译本中作了微观比较，例如王良志、王际真译本中对人物姓名的独特英译比较等。通过实证性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英译《红楼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位。最后，作者再次通过事实证明，英译《红楼梦》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变化。
在结论部分，作者对全文作了总结，并照应引言部分，重述全文所要阐明的三个要点。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在作此类译本分析时的明显优势。但同时，要做好一项描写性翻译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其过程是比较艰难的。
4.结语
描写性翻译研究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宏观因素引入到翻译研究当中，注重对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中的不同现象进行历时与宏观层次的客观描写，不仅可以对既往的翻译现象作出相应的解释，而且能够形成一些对未来的翻译现象产生预测的理论原则。其作为纯理论研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性虽然没有应用理论研究那样强，但是，在应用理论方面，尤其是作翻译批评时，研究者若能将规范性研究和描写性研究相结合，增强描写性，减弱规范性，相信会使自己的观点更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江帆.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J］.中国翻译，2003，（5）：46-52.
［2］黄国文.静态与动态在翻译中的表现――柳宗元的《江雪》英译文分析［J］.外语与翻译，2003，（1）：1-6.
［3］韩子满，刘芳.描述翻译研究的成就与不足［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11-116.
［4］林克难.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J］.中国翻译，2001，（6）：43-45.
［5］申连云.翻译研究中的规定和描写［J］.外语教学，2004，（5）：75-78.
［6］Hermans，Theo.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