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3-03 03:25:0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近代史研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中国市场也受到一定影响。对于金融业刚刚发展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地方金融，怎样抓住后金融危机时代，且经济尚未发生巨大波动的这段时期，增强地方金融管理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在新时期为未来平稳经济发挥更大作用？现地方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金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均值得众多金融经济研究者思考。笔者针对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及我国地方金融发展状况，对我国地方金融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我国经济提供借鉴。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全国经济发展形势
自全球性经济危机以来，我国金融业也受到一定冲击。对于金融市场发展并不完善的国内地方经济金融来说，在此金融风暴中，暴露出很多的问题。在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下，地方金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这同时也是一次新的机遇。
在针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关于全球经济的研究中，宋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在就“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话语权均受到大幅度削减”这一说法，答记者问时说，“但西方价值观与规则根基并没有瓦解，新兴力量真正崛起并起主导作用尚需时日，”“中国既不能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与作用，也不应置身其外，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参与国际事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协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另在主权货币国际化的时间跨度问题方面，宋玮表示：“货币崛起与经济崛起之间往往存在着30年至50年的时滞。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这一时滞有可能会缩短”，“强势经济是强势货币崛起的必要支撑与起点。”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大幅度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市场动向和金融发展方向势必引起众多关注。面对现阶段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只有看清局势、找准方向、权衡利弊、慎重决策，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获得飞跃。
（一）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趋势会逐渐发生变化
1、发达国家储蓄资金增高、消费额减少；2、新兴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急速上升；3、回归实体经济，减小金融危机影响和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4、低碳环保式经济发展壮大；5、国际化趋势加快。
（二）在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下，我国经济必然会做出一些调整
1、企业进出口比率的变化，出口额的大幅度缩水，要求企业向精加工、提高出口商品质量方向发展；2、创业型经济急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形成，要求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3、生产要素的转变，减少通过消耗自然资源获得的经济增长，提高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利用来带动经济增长。
中国的金融业在金融一体化的浪潮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深入改革，不断扩大发展，一直保持基本稳定。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明显不够成熟，金融结构并不平衡，国内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国内金融业如何在现阶段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实现国家针对金融发展的要求，是现阶段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现阶段地方金融现状分析
地方金融，主要是为当地居民或地方企业提供服务的。包括三类机构：1、地方正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2、地方准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3、其他地方性机构，贫困村发展互助资金社、农民资金合作社等。这三类地方金融业的发展并不同步，秩序性也依次减弱。随着近几年全国性的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地方金融业急速发展，各类机构不断涌现，但由于地方金融机构缺乏规范的管理制度、无法实施城市化金融市场监管，造成了地方金融业管理的混乱。现在地方金融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地方金融机构、同地方各类金融机构各自为政，造成地方性明显，使得吸纳来源广泛的外来资本困难，不利于地方金融的发展壮大。另外，地方金融机构对外借贷利率过高，借贷方式单一，这些都不利于吸引外来资本和零散资金的注入。
（二）地方金融机构的秩序混乱。城乡差异、或地方差异，导致某些金融管理制度，在地方金融机构中并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监管力度不够，规章制度设置不甚合理，这些都不利于地方金融在面向本地居民和当地企业时发挥作用，对当地经济产生更深影响。
（三）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地方金融机构在地方上建立并实现运转，必然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协助，但是地方金融中政府主导现象严重，或者地方政府利用行政管理职权，成立金融办、并授予金融办职权主导当地金融机构运作，如上海和宁夏等地，均不利于实现地方金融业的市场化。在地方政府主导模式下，应规范政府职权，明确政府干预方式，避免政府干预金融机构内部具体操作，影响金融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度和调控能力。
（四）地方各级部门、各类金融机构之间无法实现协调统一。各级地方金融机构之间，联系不够紧密，内部各级监管部门责任分工不明确，各机构之间交易手续繁杂、工序繁琐，无法适应高速的金融业的发展，不能实现统筹规划，促进地方金融的更深层次的发展。
三、后金融危机下地方金融管理问题的研究
在后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业面对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考验。在国际市场影响下，国内金融业高速发展，全面开放，地方金融业纷纷增加融资，提高经济影响力。但在现行金融制度下，地方金融管理暴露出很多问题，导致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地方金融管理改革刻不容缓。针对地方金融管理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来制定管理策略。
（一）金融管理模式方面
在“分类管理，专办协调”的模式下，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各级部门之间联系，增强金融管理。实行金融控股集团模式、政府监管模式与“分类管理，专办协调”模式相结合的方式，完善管理制度。一是完善国债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人民银行在国债监管方面的工作职责和处罚措施，为人民银行依法行政提供较高层次的法律法规依据，使国债监管有规可循、有法可依，为国家筹资和个人投资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债投资环境。二是按照《凭证式国债承销团成员考评办法（试行）》，加大对考评对象的国债发行组织和账务处理情况的检查考评力度，提高业务规范性，促进国债销售机构规范其国债业务核算，规避国债资金风险，自觉维护国债信誉。三是及时总结反映检查、考评情况，对于检查、考评工作中遇到的情况或问题，及时与上级国库沟通、反映。四是将储蓄国债发行时间纳入货币政策委员会“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时的考虑范畴，减少或避免因国债发行时间与利率调整时间冲突而取消国债发行的情况发生。
（二）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管理制度
针对地方金融发展状况，实时实地的实行国家相应政策。灵活运用，积极创新，增强地方金融管理制度在本地的适应性，使其更好的监管地方金融的发展，促进地方金融更好的为地方经济和当地居民提供服务。
（三）规范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管理方式
规范地方政府参与地方金融管理的方式，明确地方政府权限，不干预金融机构自身业务操作，将管理重心由争取资金转向协调服务。使地方金融更好的融入市场经济，提高地方金融的市场调控性。为地方金融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
（四）完善各级各部门的工作机制
利用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发展地方金融。加强“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调动税务、工商等部门共同协作，加强联系，相互监督，增强监管力度，完善各级各部门的工作机制，增强各部门的协调统一。
（五）加强对中小型企业的重视
地方金融管理中，针对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正在逐渐增加，说明中小型企业在地方金融业具有巨大的潜力。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发展区域平缓的背景下，地方金融通过对中小型企业经济的调控，吸引中小型企业资金，在增加融资的同时，更有利于增强地方金融业对本地经济的调控作用。但同时也应加强对这方面金融管理的重视，提高监管力度。
关键词：诗酒礼乐 民本时代 理性机制
人类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文字产生之前的神话传说时代。在中国，酒的起源就有上天造酒、猿猴造酒、夷狄造酒、杜康造酒等不同版本的传说，对于今人来说，其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从种种造酒传说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酒的发明对于中国人而言绝对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创举。
在人类刚刚摆脱茹毛饮血踏入文明社会门槛的时代，严酷的自然环境、野兽侵袭、部落杀戮以及疾病瘟疫等对人类生存也形成了残酷的挑战。当脆弱的生命面对接踵而来的磨难时，巨大的死亡恐惧阴影就一直笼罩着整个童年人类那还远未获得精神独立的心灵，而这种死亡恐惧又唤起了人类超越于其他物种之上的生命自觉。为了获取精神上的救助摆脱死亡恐惧，人类的先知先觉开始了艰苦的精神探索。酒的产生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在整个巫神时代一直守护着人类早期的精神家园，那些让他们得以与天上神灵进行交流的美酒，也随之沾上了神圣的光辉。原始的酒神精神帮助人们顺利摆脱了死亡恐惧并实现了张扬生命自由与狂欢体验的飞跃。
一、汉字中蕴藏的酒文化遗迹
这种巫神祭祀的饮酒风习首先表现在蕴藏着中国文化精髓的汉字中。在距今三千五百年前的甲骨文字中，“酉”字象酿酒器之形，甚至有时直接可以和“酒”字通用。“酒”字为已酿成之美酒自缸中流出之意。“”（即今“丑”字）为饮酒过度之丑态。“尊”字指用手拿酒杯，后借指酒杯。“奠”字指酒樽至于架上以示祭祀。“鬯”指盛满谷物酿酒之形，“鬯”则指以郁金香与谷物混合酿制的美酒。甲骨卜辞中类似“丙寅，翊甲寅酒鬯御于太甲，”（粹190） “贞，来辛酉酒王亥”（粹767）“癸亥卜，争，贞：翊辛未，王其酒，河不雨”（掇2.195甲）等以酒祭祀鬼神的史料更是随处可见，也从而印证了史书所载殷人“宗天、尚鬼、嗜酒”之风习。翻开一部《汉语大字典》“酉”部之下，就如同进入了酒的王国，和酒有关的汉字居然达125个之多，可见酒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
二、先秦儒家经典中的酒行祭祀制度
这种巫神祭祀的饮酒风习在《周礼》、《诗经》等儒家经典中也可以见到大量的记载。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周礼》，对夏商特别是西周时期的巫神祭祀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当时已经设立了专门管理酿酒的机构，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酒人“掌为五齐三酒”，浆人“掌共王之六饮”，鬯人“掌共鬯而饰之”。而祭祀用酒又各不相同，分“五齐”（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沈齐）“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四饮”（清、医、浆、酏）“六饮”（水、浆、醴、凉、医、酏）。与隆重的祭典和多种酒类相配套，商周时代的酒器之多也令人目不暇接：酿酒的，贮酒的壶，贮而备斟的尊，盛鬯备送的卣，温酒的、，烫酒的觚，斟酒的爵、斗、觯，不一而足。《诗经》305篇中，《大雅・旱麓》、《小雅・信南山》、《江汉》、《周颂?臣工之什丰年》、《闵予小子之什载芟》等都以描写用酒祭祀鬼神先祖著称。特别是《诗・小雅・宾之初筵》，酒筵开始之时，“宾之初筵，左右秩秩。……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其未醉止，威仪反反”，庙堂祖先的灵位前，陈列着牺牲玉帛，摆放着鼎鼐豆鬲，随着悠扬的音乐响起，祭祀者装满美酒的酒杯举过头顶，倾注在祖庙前的苞茅上，美酒中融进了后世子孙的无限哀思和感念，还有祈求祖先在天之灵保佑后世子孙平安的企盼和希望。
三、楚辞中的酒祭巫神
如果说汉字中蕴藏的只是关与酒文化的历史遗迹、儒家经典中保留的只是酒行祭祀制度，那么对巫神祭祀饮酒风习进行形象描绘的历史重任则交由屈原来完成。
战国末期，北方中原地带经由周公所开创的礼乐文化早将殷商时代的嗜酒风习扫荡殆尽，地处于南方的楚文化却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保存了远古时代“重巫神，多祀”的文化风貌。我们可以在屈原的作品中感受到巫神祭祀时那种陶醉和欢狂。在《九歌》祭祀“东皇太一”时，“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描绘的还只是一派安宁祥和的氛围。祭祀“东君”太阳神时，诗篇中已充满了离奇的夸张与想象：“操余弧兮反沦降，授北斗兮酌桂浆”。到了《招魂》中，呈现出来的已经是诗人那不可遏抑的生命激情所迸发出的兴奋、迷醉和性灵的张扬：“瑶浆蜜勺，实羽觞些”，绿如碧玉甜似蜂蜜的美酒斟满了形如飞鸟的华美酒杯；“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冰镇过的酒糟令人清凉畅快；“华酌既陈，有琼浆些”，名贵的酒斗盛着美酒佳酿；“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嬉光眇视，目曾波些”，醉酒少女两腮娇红，顾盼间无限深情；“娱酒不废，沈日夜些。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酎饮尽欢，乐先故些”，彻夜的欢乐宴饮，无限的诗酒风流，舒展伸张的情思，不羁的生命热情，在一派迷醉的狂欢中超越了死亡的阴影，现实世界的痛苦与压抑，都在张扬的酒神精神中灰飞烟灭，只留下绵延不绝的风流气韵在无限的时间之流中书写出大写的生命赞歌！从以上《九歌》、《招魂》巫神祭祀饮酒场面描绘即可看出，屈原笔下的酒神精神披上了一件华美的巫神祭祀外衣，而且场面之壮观、参与者精神之投入程度几乎已经接近尼采所谓的那种古希腊式的“酒神精神”。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屈原的这种酒神精神陶醉是以清醒为前提的，它在本质上与古希腊式的酒神迷狂是不同的。古希腊式的酒神迷狂目的在于破坏，在于挣脱束缚，而屈原的酒神精神陶醉以拯救和恢复为旨归。屈原在本质上是排斥酒神精神，他宁肯清醒地投江自尽，也不愿在迷醉中苟存。
参考文献:
[1]汉语大字典［M］.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
[2]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M］.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5月
[3]十三经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
关键词：唐五代 双及物 宾语
一、引言
本文主要考察唐五代时期的双宾语结构，以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为主要语料来源，以其中的双宾语句式为主要研究对象。双宾语结构作为汉语的一个重要句型，一直广受汉语研究者的关注，但目前语法界对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各位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定义。熙将其定义为“一个述语后边接连出现两个宾语。这两个宾语可以都是真宾语，也可以是一个真宾语，一个准宾语。”[1]（P117）李临定将其定义为“谓语动词后边有两个独立的名词性成分的句式。”[2]（P114）张伯江则认为，“双宾语”现象不仅仅是一个动词后面跟随几个名词的词语串问题，也不是句法结构的套叠问题，因为这样的形式观点都无法解释该句式的独特语义，所以他选择从语义角度着眼，用“双及物”代替“双宾语”这一说法。[3]（P175）本文也将重点论证双及物句式的典型语法语义特征的问题，因此也采用了“双及物”这一名称。
贝罗贝（1986）认为从唐代起，双宾语结构分为五类：
1.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这是上古汉语的基本格式的继续维持。
2.动1+动2+间接宾语+直接宾语。
3.动1+直接宾语+动2+间接宾语，2类和3类于汉代和魏晋时代产生、发展，唐五代时继续存在。
4.与+间接宾语+动词+直接宾语，这是唐五代时产生的一个新的双及物式结构。
5.把（将）+直接宾语+动词（+与）+间接宾语，此类与第4类约同时期出现。[4]（P204）
我们认为考察双宾语句时，必须考虑宾语的位置，当宾语产生位移，并与其他词语发生结构联系时，就不能再认为是动词的宾语了。因此，贝罗贝所列的2～5类不宜看作双宾语。因此，我们认为唐五代的双及物式主要有两种结构：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
关于动词宾语的分类，吕叔湘认为：“动词后面的宾语有三类：第一类代表承受动作的事物，称为受事宾语；第二类代表受动者以外同动作有关的事物，如工具、方式、处所等，称为非受事宾语；第三类是数量宾语。数量宾语包括：1.主语或宾语所代表的事物的部分数量；2.动词所代表的动作的次数；3.动词所代表的动作所占的时间长短。”[5]（P22）通常，我们把第一类和第二类宾语称作“真宾语”，把第三类宾语称作“准宾语”，包括“数量宾语、动量宾语和时量宾语”。文章中为简洁起见，用“V”表示动词，“O1”表示间接宾语，下面标有直线，“O2”表示直接宾语，下面标有波浪线，“S”表示主语，根据动词的语义特点以及它们与宾语所构成的语义关系，我们将带双宾语的动词分为“给予”“取得”“等同”“其他”四大类，并对宾语构成成分以及动词和宾语的语义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给予类
这类动词有“送给、传递、询问”等方面的意义。给予类动词所在的双及物结构中语义关系是：“S”通过给予行为把“O2”给“O1”或者把“O1”给“O2”。唐五代卷中带双宾语的给予类动词有：教、传、付、与、赐、授、返、还、问、施与、度与。
1.教
（1）此二大德皆教人坐禅，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指此以为教。（《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55页）
（2）何不教伊自煎？（《祖堂集》，497页）
（3）唯愿和尚教某甲解脱法门。（《祖堂集》，452页）
（4）即我襄阳神会和上，悟无生法忍，得无碍智，说上乘法，诱诸众生，教道众生。（《神会语录》，46页）
2.传
（5）并叙本宗，传之后代。（《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65页）
（6）能於岭上，便传法惠顺。（《六祖坛经》，75页）
3.付
（7）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六祖坛经》，72页）
（8）峰云：“我有同行在彼，付汝信子得摩？”（《祖堂集》，516页）
（9）汝且去，一两日来思惟，更作一偈来呈吾，若入得门，见自本性，当付汝衣法。（《六祖坛经》，73页）
4.与
（10）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六祖坛经》，101页）
（11）惭君与我一中餐，抱石投河而命极。（《伍子胥变文》，206页）
（12）越从吴贷粟四百万石，吴王遂与越王粟，依数分付其粟（《伍子胥变文》，209页）
（13）但知免更吃杖，与他邪磨一束。（《燕子赋》，323页）
（14）阿师是娘娘孝顺子，与我冷水济虚肠。（《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406页）
（15）你若归乡去，我与你休粮方。（《祖堂集》，489页）
（16）若有人道得，与汝一腰。（《祖堂集》，501页）
（17）为什摩不与他第一座？ （《祖堂集》，511页）
5.赐
（18）是时续有敕旨：赐远公如意数珠串，六环锡杖一条，衣著僧衣数对，兼将御举，来迎远公入内。（《庐山远公话》，281页）
（19）皇帝亦见，喜不自升，遂赐擒虎锦彩罗纨、金银器物、美人一对，且归私地憩歇，一月后别有进止。（《韩擒虎话本》，295页）
（20）王赐子胥烛玉之剑，令遣自死。（《伍子胥变文》，209页）
（21）卿等远来上帐，赐其酒饭。（《汉将王陵变》，227页）
（22）第三赐贺若弼锦彩罗绫、金银器物。（《韩擒虎话本》，294页）
“赐”后面的O2常常由多项并列的“数量名”结构充当，构成复合宾语。
6.授
（23）《涅经》云，早已授仁者记。（《神会语录》，36页）
（24）后叙师资傅授之言，断除疑惑。（《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64页）
7.返
（25）师谓弟子曰：“吾为汝剃发之师，汝今为吾出世之师。吾今返礼汝，以答其恩耳。”（《祖堂集》，556页）
8.还
（26）师曰：“无口则且从，还我眼来。”（《祖堂集》，528页）
9.问
在唐五代双及物结构中的“问”是一个多义词，包括问1（询问）和问2（问候）。
问1（询问）例如：
（27）又惠可禅师亲於嵩山少林寺问菩提达摩西国相承者，菩提达摩答一如《禅经序》所说。（《神会语录》，57页）
问2（问候）例如：
（28）沙弥问老人万福，老人曰：“法公万福。”（《祖堂集》，490页）
10.放
（29）师云：“放汝二十棒。”（《祖堂集》，529页）
11.殴
（30）师接得棒子，则便抱倒大愚，乃就其背，殴之数拳。（《祖堂集》，563页）
12.杖
（31）言讫，杖之数下推出，关却门。（《祖堂集》，563页）
13.拜
（32）第二拜杨素东凉留守。（《韩擒虎话本》，294页）
14.施与
（33）今日若能得上界，施与如来国内财。（《欢喜国王缘》，421页）
15.度与
（34）单于闻语，遂度与天使弓箭。（《韩擒虎话本》，295页）
在上述例句中，我们发现动词“与”和“V+与”这样的双音节动词在唐五代卷的双及物结构中已经同时使用了，如“施与、度与”。但这两个词在语义上有所区别，“施”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给予”义，而“度”本身不包含“给予”义，但和“与”组合在一起形成双音节词“度与”则表现出了“给予”义。“与”从原来的动词虚化为介词，贝罗贝认为，动词“与”的语法化是一个渐进的、涵盖几个世纪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后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完成于唐初。他认为，双宾语结构中动词后的“与”变成介词“与”只适用于它前面的动词是“本义与格”式中的“+‘给’式动词（如送、卖、传等）”[4]（P204）。
带双宾语的给予类动词和宾语的位置大多数是“V+O1+O2”的格式，只有在“即我襄阳神会和上，悟无生法忍，得无碍智，说上乘法，诱诸众生，教道众生。”“吾今返礼汝，以答其恩耳。”“能於岭上，便传法惠顺。”这三个例句中是“V+O2+O1”格式，随着口语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格式在此后各卷中慢慢不再出现。
三、取得类
取得类的动词有“索取、获得”等意义，它所在的双及物结构所表示的语义关系是“S”从“O1”处得到了“O2”。唐五代卷中带两个宾语的取得类动词如下：
1.图
（35）保福代云：“和尚图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粮。”（《祖堂集》，554页）
2.得
（36）子胥得食吃足，心自思惟：“凡人得他一食，惭人一色；得人两食，为他着力。”（《伍子胥变文》，198页）
3.乞
（37）启而言曰：“某缘是败军之将，死活二途，伏乞将军一降。”（《韩擒虎话本》，294页）
四、等同类
唐五代时期的等同类动词不多，最常见的是称谓类，其所在的双及物结构中，“O2”是主语方面对“O1”的称谓，其语义关系是：“S”称“O1”所表示的人或事物为“O2”所表示的人或事物，“O1”和“O2”所值相同，“O2”是对“O1”的解释，唐五代卷中带双宾语的称谓类动词主要为：称、谓、呼。
1.称
（38）师问白舍人：“汝是白家儿不？”舍人称名“白家易”。（《祖堂集》，455页）
2.谓
（39）起予者谓之应公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36页）
3.呼
（40）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茶酒论一卷》，332页）
五、其他类
唐五代卷中，一些双及物结构的“O2”是准宾语，即数量宾语、时量宾语或动量宾语，这些双及物结构中的动词主要有：去、领、较、尽、伏仕、念、绕、振、引、弹、拜。
将“O2”分为：
1.数量宾语
数量宾语通常表示“距离、长短”，由数量词或“数量名”结构充当。
（41）王陵谓灌婴曰：“此双后分天下之日，南去汉营二十里，北去项羽营二十里。”（《汉将王陵变》，221页）
（42）王陵又谓曰：“左将丁腰，右将雍氏，各领马军一百余骑，且在深草潜藏。”（《汉将王陵变》，221页）
（43）师云：“犹较老僧一百步。”（《祖堂集》，559页）
2.时量宾语
时量宾语是由表示时量的数量词充当的，常常表示动作行为延续的时间。
（44）净能於柱内奏曰：“本愿尽陛下一世，谁知陛下中道起此异心！”（《叶净能诗》，313页）
（45）身是楚将钟离末，伏仕霸王。（《汉将王陵变》，224页）
3.动量宾语
动量宾语是指由动量词充当的，表示动作次数的宾语。
（46）目连见以唱其哉，专心念佛几千回。（《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398页）
（47）其弟僧年当三十一，迄逦往到始兴县曹溪山，恰遇大师上堂，持锡而上，绕禅床三匝而立。（《祖堂集》，467页）
（48）其僧行十步来，振锡三下曰：“自从一见曹溪后，了知生死不相干。”（《祖堂集》，515页）
（49）山便以手拍禅床引手一下，师回头云：“作什摩？” （《祖堂集》，517页）
（50）有僧出来弹指两三下，师云：“作什摩？” （《祖堂集》，557页）
（51）舜子走入宅门，跪拜阿娘四拜。（《舜子变》，234页）
这里的“拜用”是“拜”的本义，指一种表示敬意的礼节。而在“第二拜杨素东凉留守。”中“拜”是本义的引申，这里的“拜”是指“给某人委任某种官职、事务”，含有委任类动词的双宾语结构所表示的语义关系是“S”任命“O1”为“O2”所代表的官职。这说明这里的“拜”是一个多义词。
六、唐五代双及物式中O1和O2具体分析
（一）“O1”的构成成分分析
1. “O1”处为人名
（12）越从吴贷粟四百万石，吴王遂与越王粟，依数分付其粟（《伍子胥变文》，209页）
（18）是时续有敕旨：赐远公如意数珠串，六环锡杖一条，衣著僧衣数对，兼将御举，来迎远公入内。（《庐山远公话》，281页）
（20）王赐子胥烛玉之剑，令遣自死。（《伍子胥变文》，209页）
（33）今日若能得上界，施与如来国内财。（《欢喜国王缘》，421页）
（34）单于闻语，遂度与天使弓箭。（《韩擒虎话本》，295页）
2. “O1”处为人称代词
（2）何不教伊自煎？（《祖堂集》，497页）
（5）并叙本宗，传之后代。（《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65页）
（7）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六祖坛经》，72页）
（13）但知免更吃杖，与他邪磨一束。（《燕子赋》，323页）
（21）卿等远来上帐，赐其酒饭。（《汉将王陵变，227页）
3. “O1”处为一般名词
（1）此二大德皆教人坐禅，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指此以为教。（《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55页）
（23）《涅经》云，早已授仁者记。（《神会语录》，36页）
（28）沙弥问老人万福，老人曰：“法公万福。”（《祖堂集》，490页）
（38）师问白舍人：“汝是白家儿不？”舍人称名“白家易”。（《祖堂集》，455页）
（44）净能於柱内奏曰：“本愿尽陛下一世，谁知陛下中道起此异心！”（《叶净能诗》，313页）
4. “O1”处为处所名词
（41）王陵谓灌婴曰：“此双后分天下之日〔一八〕，南去汉营二十里，北去项羽营二十里。”（《汉将王陵变》，221页）
（二）“O2”的构成成分分析
1.“O2”处为人名
（6）能於岭上，便传法惠顺。（《六祖坛经》，75页）
（38）师问白舍人：“汝是白家儿不？”舍人称名“白家易”。（《祖堂集》，455页）
（39）起予者谓之应公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36页）
2. “O2”处为人称代词
（25）师谓弟子曰：“吾为汝剃发之师，汝今为吾出世之师。吾今返礼汝，以答其恩耳。”（《祖堂集》，556页）
3. “O2”处为一般名词
（7）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六祖坛经》，72页）
（34）单于闻语，遂度与天使弓箭。（《韩擒虎话本》，295页）
（40）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茶酒论一卷》，332页）
4. “O2”处为复合宾语
（18）是时续有敕旨：赐远公如意数珠串，六环锡杖一条，衣著僧衣数对，兼将御举，来迎远公入内。（《庐山远公话》，281页）
（22）第三赐贺若弼锦彩罗绫、金银器物。（《韩擒虎话本》，294页）
5. “O2”处为数量名结构
（10）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六祖坛经》，101页）
（16）若有人道得，与汝一腰。（《祖堂集》，501页）
（29）师云：“放汝二十棒。”（《祖堂集》，529页）
（35）保福代云：“和尚图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粮。”（《祖堂集》，554页）
6. “O2”是准宾语时有三种情况：
A. “O2”是数量宾语，例如：
（41）王陵谓灌婴曰：“此双后分天下之日，南去汉营二十里，北去项羽营二十里。”（《汉将王陵变》，221页）
（42）王陵又谓曰：“左将丁腰，右将雍氏，各领马军一百余骑，且在深草潜藏。”（《汉将王陵变》，221页）
（43）师云：“犹较老僧一百步。”（《祖堂集》，559页）
B. “O2”是时量宾语
（44）净能於柱内奏曰：“本愿尽陛下一世，谁知陛下中道起此异心！”（《叶净能诗》，313页）
（45）身是楚将钟离末，伏仕霸王。（《汉将王陵变》，224页）
C. “O2”是动量宾语
（49）山便以手拍禅床引手一下，师回头云：“作什摩？” （《祖堂集》，517页）
（51）舜子走入宅门，跪拜阿娘四拜。（《舜子变》，234页）
唐五代时期双及物结构主要存在“V+O1+O2”和“V+O2+O1”两种句式，其中“V+O1+O2”格式占大多数，如“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只有少部分的“V+O2+O1”格式存在，如“能於岭上，便传法惠顺。”贝罗贝指出，在甲骨文中，这两种句式是并存的，此后“V+O1+O2”占绝对优势，“V+O2+O1”的比例虽然很小，但一直没有消亡。“V+O2+O1”与“V+O1+O2”语序相反，但却能并存，这是因为汉语词形不丰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格标记。汉语各成分之间相联系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而“V+O1+O2”和“V+O2+O1”中“O1”“O2”间没有虚词起语法作用，区分“O1”和“O2”首先可以依靠语义。两个宾语是两个信息的载体，一个是主要信息，一个是次要信息。[6]（P219）属于主要信息的宾语放在“O2”的位置上，属于次要信息的宾语放在“O1”的位置上，如“吾与汝一偈”，“一偈”是主要信息，“汝”是次要信息；“传法惠顺”中“惠顺”是主要信息，“法”是次要信息。另外，唐五代时期这两个句式的语法功能不一致，有两个根据：一是“V+O1+O2”格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两个句式不是平分秋色；二是“V+O2+O1”格式一直存在，必然有其特殊之处，不能归于“V+O1+O2”格式。总之，“V+O1+O2”格式是唐五代时期最稳定、使用最广泛的双及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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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本着从论题出发,而非从宋代既有的财政制度出发,紧紧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这一中心,总体上既不求全,具体阐述则追求深入发挥。在地方财政史研究的具体结论基础之上,点到为止地归纳有关中国传统帝制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性的结论,不求发挥。书中值得关注的结论有如下几点:
第一,宋代地方财政基本奉行“以一路之资,供一路之费”即地方基本依赖本地财政收入、独立核算的理财精神。而当某一路分实在入不敷出时,中央更多采用的是直接调整其辖区的办法。以此形成了地方路级财政区。而宋代路级财政区的形成,无疑是中国传统帝制时期地方政区演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步骤。
第二,宋代国家财政的征收,每年由中央财政机关“计司”督责各路转运司应办,转运司责之州,州责之县,县则科敛于民。宋代财政之分配,沿袭唐代用名,称为上供、留州、送使,其实质为上供、地方经费,及桩存地方的三部分。上供部分开支国家军政费用,桩存部分以备非常之用,并且由中央计司通融均不同地方的财政。随着冗官、冗兵、冗费三冗局面的出现及迅速发展,宋代国家财政危机亦随之形成并不断加深。在这一局面下,宋代国家财政分配关系中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自上供为始”,即以服从中央财政开支所需为第一需要。这使得中央拔留地方的经费开支逐渐固定化,而中央从地方征调的财赋却持续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地方财政相对于中央,在路、州、县各级,形成了一种“阶层性集权”结构,每一阶层都尽可能地将下一级的财政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这一局面,使得宋代国家的财政控制系统呈现一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内部无序的双重特性,使得国家的财政管理出现明显非制度化趋向。最终结果,则是整个社会承担了由各级官僚专制机构所带来的层层加码的沉重财政负担,从而严重妨碍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由此可见中央集权并不一定能带来秩序与效率。
第三,宋代赋税征收在税赋征调上常常不能循名责实、名实相符。这体现在两税税额的基本固定化与实际征收持续增长这一相对的两方面。为了不背上重敛虐民等恶名,拥有增税权力的中央政府表面上看起来很少增加新名目的科敛,但在实际上却用不停增加从地方调拔的方法,将税赋增收的责任转嫁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确保财政收入而不问其余的做法,为地方官吏法外征敛、残暴腐败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第四,从地方财政区域间不平衡问题来看,北方地区力役、科率等方面的重赋现象,构成了长期以来宋代全国经济中心南移趋势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一、金融问题中的不确定性研究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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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信贷 低碳经济 约束激励机制 金融机构
一、北京市绿色信贷发展状况
2010年银监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要严格审核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的贷款申请，对产能过剩、落后产能以及不符合环境保护政策的产业，要合理上收授信权限。对于一些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规定以及国家明令要求淘汰的落后产能等的违规在建项目，原则上不得再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
目前北京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加快北京市绿色信贷的发展非常重视，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绿色信贷在北京市的发展。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发改委和环保局、银监会北京监管局4部门近日联合了《关于加强“绿色信贷”建设支持首都节能减排工作的意见》，提出了“绿色信贷”支持节能减排的措施。《意见》称，北京市将通过加快建立并完善“绿色信贷”信息体系，逐步将北京市节能环保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对不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企业审慎发放贷款，甚至停止贷款。2010年，以“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地坛论坛”在北京召开，北京市东城区启动“北京绿色金融商务区”，东城区将成为“北京绿色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试点基地。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将进一步的推动北京市绿色信贷的发展，并在理论上为北京市绿色信贷体系的创建起到加速器的作用。
二、北京市在发展绿色信贷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目前，虽然北京市政府和金融业机构等在发展“绿色信贷”方面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并收到了一些成效，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北京市在发展绿色信贷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首先，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将会给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效益带来显著影响。现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商业银行的重要客户，它们构成了这些金融机构相当重要的业务支撑和收入来源。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必然会使得金融机构减少或中断信贷资金流向这些“两高”领域，进而会导致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同时，由于缺少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可能会导致“两高”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困难，进而给银行带来“坏账”的风险。
其次，实施绿色信贷政策的相关数据收集和处理存在一定困难。目前由于我国的绿色信贷政策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环保信用数据库，导致与绿色信贷相关的信息收集和处理等都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不能为金融机构提供参考，从而影响了绿色信贷的发展。
最后，绿色信贷业务的风险评估标准和程序不完善。一方面有些金融机构对绿色信贷业务不够重视，对其效益存有疑虑，有些甚至把绿色信贷业务当成是公益活动；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关于绿色信贷的标准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缺乏有针对性的评级标准和指导目录，同时由于缺乏具有环保技术知识的相关专业人才，以上各种种都使得金融机构对于企业环境风险的识别、计量和监测能力严重不足，这些都给北京市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和困难。
三、促进北京市绿色信贷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政府政策的支持
要想有效的实行绿色信贷，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比如，德国政府在充分落实政府补贴资金的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环保政策，如“贷款担保计划”等；美国将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调节环保经济的有效政策；加拿大政府定期会在《加拿大生态环境状况》杂志上以及网络上公布环境报告信息，最新的环境动态，鼓励广大公众来监督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通过建立一定的监督检查制度，把环境治理结果准时向媒体公开。
（二）银行的激励机制与内部管理
是否具有一个良好的银行激励机制是银行对绿色信贷实施内部管理的重要手段。良好的激励机制应该是银行或企业在实施“赤道原则”后仍然有利可图。只有在强有力的银行信贷激励机制的指导下，企业与银行才会通过合作，自觉并互相监督地遵守赤道原则。
（三）金融产品的创新支持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绿色信贷，其在绿色信贷的金融创新产品开拓方面更具有突出贡献。复兴银行一直致力于产品的开发，无论是节能环保金融产品，还是创新开发金融产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此外，各项信贷金融产品的开发活动都通过透明的公开招标形式展开，开发出的产品也要得到环保部门的审批与认可，这样即确保了资金的有效利用，也保证绿色信贷产品开发过程的公平公正。
（四）尽快建立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要想有效的实施绿色信贷，必须需要法律体系强有力的支持。这也是从上述国家成功实施绿色信贷的一个共同点。明确的法律体系对企业行为的引导与规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楚的条文规定、明确的责任界定、清晰的处罚措施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如此，才能将政府权力、银行与企业责任及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政府有法可依，银行有动力和压力去践行绿色信贷之路，企业有激励以保护环境为前提发展生产，从而保证环保事业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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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钾；钾代谢；心律失常；心电生理；心电图
【Abstract】Potassium is the major cation in human cells, serum potassium and acid-base balance of body fluids to maintain osmotic pressure, intracellular potassium is maintained nerve, muscle stress and cell electrical activity stability. Metabolic disorder of potassium can cause abnormal cardiac electrical activity, serious or even life-threatening arrhythmias.
【Key words】Potassium；Potassium metabolism；Arrhythmia；Cardiac electrophysiology
【中图分类号】R5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015（2011）02-0084-02
ECG血钾平衡对维持心肌的电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血钾过高或过低均会出现严重的心电事件。但是，钾代谢紊乱所引发的一些症状往往被临床医生忽略或被原发病所掩盖，而被误诊误治[1]，因此，临床上应当重视钾代谢与心律失常的关系。
1 血钾代谢的调节细胞内外钾平衡是维持细胞膜电位的主要因素
通常机体能够通过自身的调节机制保持机体血钾浓度的稳定。生理学研究证实，钾离子在细胞内外转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 Na+-K+ ATP酶活性；
②血钾浓度：血钾浓度升高时钾离子大量内移，而降低时则外移；
③胰岛素：胰岛素促使钾离子进入细胞内，葡萄糖刺激了胰岛素分泌，胰岛素激活Na+-K+ ATP酶
④儿茶酚胺作用：儿茶酚胺增加，可以阻断a受体或兴奋β受体，由于增加Na+-K+ ATP酶活性，促进钾进入细胞内；
⑤运动的影响：当剧烈运动时可以促使钾离子从细胞内外移，使血钾升高。此外醛固酮和糖皮质激素也影响钾离子在细胞内外转移。
2 血钾对心肌细胞电生理的影响
静息电位和K+电导的变化可以是血钾浓度的异常升高或降低可直接造成。通常情况下，心肌细胞的兴奋性一般决定于静息电位的大小和阈电位的水平，而决定阈电位的主要因素主要是钠通道的状态[2]。
2.1 高血钾对心肌细胞电生理的影响：血钾浓度升高时细胞膜内外K+浓度差减小并且K+平衡电位也减小，这样静息电位随之降低。通常，血钾刚升高时静息电位负值轻度减小，与兴奋阈值更接近，细胞兴奋性就会相应升高。血钾升高对心肌兴奋性的影响是随静息电位与阈电位差值大小而变化。
2.2 低钾对心肌细胞的影响：早期由于细胞内外K+浓度差增大，可使静息电位负值增大，这样细胞处于超极化状态，导致心肌细胞的兴奋性降低；随着血钾浓度的降低，K+通道的开放概率降低，K’的通透性降低，静息电位减小[3]。K+通道的抑制可导致快反应细胞3位相复极时间延长，动作电位时程延长，可以导致超常期延长，心肌细胞兴奋性增高，这时临床上易于产生异位节律。明显的低血钾时，由于静息电位轻度减小可使传导性略降低，出现传导阻滞。
3 血钾代谢紊乱的心电图诊断
3.1 高血钾的心电图改变：血钾轻度升高（5.5~6.4 mmo1/L） 时，动作电位3相速度加快，时程缩短，心电图上出现T波高耸，QT间期缩短；血钾中度升高（6.5~6.9 mmo1/L）, 跨膜钾浓度梯度降低，静息电位负值减小，动作电位0位相上升速度减慢，心电图上QRS波增宽，I导联和左胸导联常出现S波增宽，QT间期延长，ST段压低；血钾重度升高（7.0~8.4mmo1/L），心肌激动和传导受抑制，心电图上P波振幅降低或平坦，时限增宽，PR间期可相应延长；血钾极度升高（超过8.5 mmol/L），心房肌电活动被抑制，心电图上P波消失, 由于这时窦性激动沿着心房内特殊传导纤维传入心室，心电图表现为QRS波群明显宽钝，QRS波群前无P波, QT间期延长，心室复极离散度增加，而出现心电风暴或各种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甚至心室颤动[4]，也可以发生室性逸搏甚至心室停搏。
3.2 低血钾的心电图改变：低血钾可使得3位相复极速率降低[5,6]，动作电位时程延长和不应期延长。心电图主要表现为T波降低、U波明显、ST段下移、TU融合, QU延长[7]。低血钾时发生的心律失常，最常见的是室性早搏，严重低血钾也可发生电风暴或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如尖端扭转型室速，甚至心室颤动[8]。室上性心律失常，如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阵发性心房扑动和颤动也常常是低血钾的表现形式[9]。
4 血钾紊乱性心律失常的处理
4.1 高血钾致心律失常的处理
4.1.1 高钾血症的治疗：常用措施：
①限钾，避免摄入高钾食物和含钾药物；
②使用排钾性利尿剂；
③促进钾离子向细胞内转移：胰岛素加入葡萄糖内静滴，10%葡萄糖酸钙静注，可以直接对抗高血钾对心脏的毒性作用；
④肾功能不全尿量极少者，可行透析治疗。
4.1.2 高钾心律失常的处理：可以选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对于房室阻滞或室内阻滞表现为双束支、或缓慢心室率伴心源性晕厥者，应紧急心脏起搏。
4.2 低钾心律失常处理
4.2.1 纠正低血钾：
①立即停用可能致降低血钾的药物；
②根据病情予以口服或静脉补钾，当血钾浓度轻度降低时，口服补钾。而当血钾浓度低于3.0mmo1/L时，必须静脉补钾，对于严重低血钾者，静脉浓度可增大，但要注意不应超过60mmo1/L[10]；
③如果心力衰竭或水肿需要利尿治疗时可以选用保钾性利尿剂。
4.2.2 低钾致快速性心律失常的处理：在抗心律失常治疗前应在积极纠正血清钾，然后考虑应用II类、Ⅳ类、Ib类或Ic类抗心律失常药物。临床上由于Ⅰa类和Ⅲ类抗心律失常药物其药理学作用可能会延长QT间期，一般慎用或不用。对于一些患者由于缓慢心律失常而发生扭转型室速（Tdp），可以静脉点滴异丙基肾上腺素或临时心脏起搏。严重低血钾伴TdP的患者适当补充镁盐应当有益[11]。
4.2.3 低钾致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处理：低钾可以导致室内和房室阻滞。对于这类病人，补钾应十分谨慎，由于大量补钾有导致更严重的传导阻滞的危险，所以应在密切监护下进行，速度不宜过快。如果快速大量补钾，反而可产生短时间的细胞内低钾，可以加重除极阻滞，甚至有引起心脏停搏的危险。对于表现为双束支或三分支阻滞而且伴心动过缓的患者，如果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可以静脉点滴异丙基肾上腺素或临时心脏起搏。
5 小结
综上所述，因为血钾浓度变化对心肌细胞电生理特性会产生显着的影响，从而全方位改变心脏电生理活动。高钾或低钾，均可以引起不同程度的心电紊乱。因此，正确认识钾代谢紊乱与心律失常的关系并予以处理，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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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危机中美国出现信贷紧缩，主要表现为：第一，商业银行信贷同比增速持续下降。美国商业银行信贷同比增长率自2008年3月以来持续下滑，特别是自2008年10月以来，美国商业银行信贷同比增速出现一路下降，2009年2月的信贷同比增速仅为2.9%。第二，超额储备处于高位。美国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超额储备自2008年9月以来迅速上升，这表明尽管美联储已降息至接近零利率的水平以释放市场流动性，但商业银行的贷款意愿和贷款动力明显不足。第三，银行的贷款意愿不强。根据美联储公布的银行信贷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83.6%的受访银行表示将收紧工商贷款发放条件，47.2%的银行表示降低了发放消费贷款的意愿。下面我们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均值-方差模型对信贷紧缩进行分析。假设银行持有两种资产，风险资产L和无风险资产N，为简化分析，我们以贷款代表银行的风险资产。银行的资产组合A、组合收益r（即均值）和组合标准差σ可分别表示为：AmL(1m)N(01)m（1）(1)LNrmrmr（2）Lsms（3）其中，Lr表示贷款收益率，Nr表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Ls表示贷款资产标准差。银行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UU(r,s)（4）银行的效用是收益的增函数，即U/r0；假设银行为风险规避者，则不确定性的增加（标准差）给银行带来负效用，即U/s0。银行资产组合的决定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资产组合的标准差，纵轴表示资产组合的均值。根据银行效用函数，可以画出银行的无差异曲线U1、U2等等，每条无差异曲线代表给定效用水平时均值与标准差所有可能组合，越往左上方的无差异曲线代表的效用水平越高。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为正且递增说明银行是风险规避的，标准差的上升必须有更大幅度的收益的提高作为补偿才能维持相同的效用水平。如果银行只投资于无风险资产，那么标准差为0，假设(Er，0)为银行将所有资产投入无风险资产时的均值-标准差组合，在图中用E点表示；假设(Fr，Ls)银行将所有资产都投入风险资产（贷款）时的均值一标准差组合，在图中用F点表示。那么如果贷款所占比率在0和1之间，银行改变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投资比重，相应资产组合的均值和标准差就是EF连线上的一点。图1银行资产组合均值-方差模型流动性危机发生时，银行的风险规避程度增加。在均值-标准差模型中，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加表现为银行无差异曲线的曲率增加，即为了增加相同的收益，银行愿意接受的标准差的上升幅度更小了。与风险态度不变时相比，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会更靠近E点(图2)，由1A移向2A，银行资产组合中贷款的比例会减少，即出现信贷收缩。导致美国银行业风险规避程度上升的原因如下：第一，不良资产问题未解决。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除了包括次级按揭相关证券外，还包括住房和商业用房抵押贷款、贷款关联证券等。目前，美国政府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银行手中持有大量的不良资产，银行自身对不良资产的定价远远高于其他投资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根据IMF2008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本轮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银行业不良资产总规模为10万亿美元，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规模约为6万亿美元。第二，美国主要银行资本状况不佳。受美国政府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不断向银行业注入巨资的影响，美国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在2008年末已经达到10%以上，不但高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标准，也高于欧美监管当局对良好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应达到6%的要求。但美国银行业目前较高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具有一定特殊性：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升级之后，美国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注资大多是以换取银行优先股的形式来进行的，这使得优先股在银行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大幅上升，从而高估了银行普通股的真实资本情况。但由于普通股资本才是银行抵御损失的第一道防线，在金融危机不断演化升级、潜在损失可能继续暴露的情况下，优先股占比过高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并不能成为反映银行资本健康状况的唯一标准。从反映资产真实状况的有形普通股权益资本比率来看，花旗集团、富国银行、美国银行2008年的有形普通股权益资本比率分别为1.56%、1.6%和2.8%，而市场普遍认为，这一比率在3%以上才是比较安全的。
信贷变化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
（一）模型与数据我们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考察美国信贷变化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10pqttitktikIGCIGICe（5）10pqttitktikCGCCGCCh（6）其中，tIG表示美国国内私人总投资（Grossprivatedomesticinvestment）同比增长率（年率），tIC表示商业银行工商贷款发放条件收紧意愿；tCG表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ersonalconsumptionexpenditures）同比增长率，tCC表示商业银行消费贷款发放意愿。之所以用银行信贷发放意愿作为银行信贷变量是因为它们是美联储的调查数据，是信贷变化的领先指标。我们选取1990Q3-2009Q4的季度数据，国内私人总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BEA），银行信贷发放意愿数据来自美联储。银行信贷发放意愿数据是美联储对样本银行发放调查问卷后得到百分比数据，如图3所示，工商贷款发放条件收紧意愿的高点出现在2000年第四季度和2008年第三季度，2000年第四季度在美国网络泡沫破裂的背景下，60%的受访银行表示将收紧工商贷款发放条件，2008年第三季度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83.6%的受访银行表示将收紧工商贷款发放条件；如图4所示，银行发放消费贷款意愿的低点也出现在2008年第三季度，47.2%的银行表示降低了发放消费贷款的意愿。（二）实证结果1.信贷变化对投资的影响。我们首先选择滞后三期（即pq3）来估计（5）式，结果如表1所示，投资增长率的一期滞后值t1IG和工商贷款发放条件收紧意愿的二期滞后值t2IC对当期投资增长率有显著影响，其余变量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将不显著变量剔除后重新估计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变量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变量t2IC系数为-0.108130说明半年之前工商贷款发放条件收紧意愿增加1个百分点，当期投资增长率将降低约0.11个百分点。模型拟合程度较高，调整2R达到0.833260。2.信贷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我们同样选择滞后三期（即pq3）来估计（6）式，结果如表3所示，消费增长率的一期滞后值t1CG和消费贷款发放意愿的一期滞后值t1CC对当期消费增长率有显著影响，其余变量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将不显著变量剔除后重新估计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变量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变量t1CC系数为0.024184说明一个季度之前消费贷款发放意愿降低1个百分点，当期消费增长率将下降约0.024个百分点。模型拟合程度较高，调整R2达到0.871793。
实体经济冲击通过贸易渠道的传递
国际贸易是各国经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各国从紧密的经济联系中获得好处，但同时又使本国经济暴露在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之下，使得国际贸易成为金融危机传导的主要渠道之一。（一）模型与数据我们构建如下模型来研究美国实体经济变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其中，EX表示中国出口，GDPf表示美国实际GDP，EMf表示美国非农就业指数，FX表示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ln()表示变量取对数。由于涉及时间序列，为避免伪回归，我们用恩格尔两步法来判断ln(EX)、ln()fGDP、ln()fEM、ln(FX)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首先判断ln(EX)、ln()fGDP、ln()fEM、ln(FX)的平稳性，若它们均为一阶单整，则进行协整回归；然后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若残差序列平稳，则ln(EX)、ln()fGDP、ln()fEM、ln(F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我们选取1989Q3～2009Q4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数据来自美国普查局，如图5所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20年中增长惊人，1989年一季度仅为7.6亿美元，2000年一季度超过100亿美元，2008年三季度超过700亿美元，随后出现下滑，2009年一季度降至450亿美元，四季度回升至750亿美元。020000400006000080000中国对美国出口图5中国对美国出口资料来源：美国普查局。美国真实GDP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如图6所示，20年中美国真实GDP基本保持稳定增长，2008年第三季度后出现明显下滑，2009年第二季度后缓慢回升。600080001000012000140001Q98912Q9013Q914Q9211Q9412Q9513Q9614Q9711Q912Q023Q0124Q021Q0422Q0523Q0624Q0721Q092美国真实GDP。图6美国真实GDP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非农就业指数根据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计算，数据来自IMF在线数据库IFS。非农就业数据对股市及汇市有重大影响,主要原因是：第一,数据公布及时且为每月第一个公布的重要经济数据,能让市场及时了解美国最新的就业情况。第二,数据详细反映了美国的就业情况,公布的资料对预测整国经济状况非常有用。第三,数据反映了美国一般家庭的收入情况。0501001501Q98912Q9013Q914Q9211Q9412Q9513Q9614Q9711Q912Q023Q0124Q021Q0422Q0523Q0624Q0721Q092美国非农就业指数图7美国非农就业指数资料来源：IMF在线数据库IFS。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来自IMF在线数据库IFS，如图8所示，金融危机影响下，人民币基本保持升值态势，2007年第三季度为108点，2009年一、二季度升至123点，第三季度回落至116点。0501001502001Q98912Q9013Q914Q9211Q9412Q9513Q9614Q9711Q912Q023Q0124Q021Q0422Q0523Q0624Q0721Q092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图8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来源：IMF在线数据库IFS。（二）实证结果首先检验序列ln(EX)、ln()fGDP、ln()fEM、ln(FX)的平稳性，结果如表5所示，ln(EX)、ln()fGDP、ln()fEM、ln(FX)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d[ln(EX)]、[ln()]fdGDP、[ln()]fdEM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d[ln(FX)]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判断四个序列为一阶单整。其次判断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如表6所示，ln()fGDP、ln()fem是ln(EX)的格兰杰原因，可以作为它的解释变量；从统计量判断，ln(FX)不是ln(EX)的格兰杰原因，但由于以汇率变量来解释出口符合经济学原理，因此我们仍把ln(FX)作为解释变量。我们对（7）式进行协整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对残差做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e为平稳序列，由此判断ln(EX)、ln()fGDP、ln()fEM、ln(F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我们也注意到变量ln()fem在统计上不显著。剔除不显著变量重新进行协整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对残差做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e为平稳序列，由此判断ln(EX)、ln()fGDP、ln(F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ln()fGDP系数为正，说明美国GDP正增长将显著带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美国GDP负增长将显著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美国GDP对数值降低一个单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对数值将降低0.89个单位。ln(FX)系数为负，说明人民币实际升值将使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模型调整2R达0.96，拟合效果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