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1-10 09:16:1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学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经济学具有国际性,因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经济学的实践、教学和研究。中国经济学概念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必然性,然而这一概念具有多种含义,而这一点并没有被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对待一些事宜时容易失去较为合理的态度。
中国经济学可以理解为以下几种含义:一是中国的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的地域属性或是文明属性,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这一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时也往往以这一含义为出发点、对象、目标和归宿;第二层含义是经济学在中国(EconomicsinChina),这与中国的经济学(ChineseEconomics)不同,经济学在中国根本上是一种学科传播的结果,例如我们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只能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而不可以说成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第三层含义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者的主体为中国的经济学者,但包括一些外国和国际机构经济学家,说明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和中国经济的经济学;第四层含义是中国人研究的经济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就目前来看,许多华人经济学家成就大,与国内联系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学,而我们在不经意中也把他们的研究包含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从罗素描述词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对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解释,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学术理论社会选择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学思想已经存在数千年了,但“中国经济学”有无形成尚待探讨,因为探讨对象没有统一标准,任何结论都不具备让他人接受的条件。严复译《原富》拉开经济学在中国的序幕,已经百余年了。现实中,经济学在中国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占了绝大多数,如果把这转换为中国的经济学那么就是偷换概念。哲学家指出,人不仅是自然人、社会人,也是文化人。经济学人并不例外,中国经济学人的中国经济学意识,已然反映了其文化属性,套用行话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经济学人研究经济学行为的约束条件,经济学研究如果不注重文化属性,就会使得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现实不符,许多现象就会解释错误。应当指出,我们也受到非中华文化的约束,经济学的引进已经上百年了,其他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方法、思想等已经正式的和非正式地影响我们的知识结构(当然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也影响了其他文明,例如重农学派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主要就是我们的学科体系、学科概念、学科划分等学科构成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其思想通过西方文明的历史深化并东渐到中国。笔者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学现状是中西学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经济学的未来也同样受到如此影响,至于孰强孰弱的程度和范围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以后的发展轨迹和状态。
平心而论,我们希望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经济学。但现实文化、国情、人口分布、地理环境等不同的约束条件导致不同的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换言之,如果存在单一经济学,又何来学科本土化?诚然,文明不可比,但同样诚然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差异表示在具体的某一方面有此长彼短。我们应该承认落后的经历,承认先辈和我们也学习过其他文明优秀的文化、知识和思想。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文化属性归宿的需要,是一种集体的需求。
对于如何通过学习来发展中国经济学,可谓见仁见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先发优势,数百年的历史领先不仅使得经济学体系,而且经济学说史上学派纷呈,各领。这是一种资源禀赋。如果我们不去学习这些理论,幻想另起炉灶,那么交易费用奇高。对于经济学者来说,学习欧美经济学理论是追求最大效用的。因而集体的学习行为可以看作是囚徒困境,但交易费用过高使得这也是集体理性的。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是一个超赶过程,我们应该发挥资源禀赋,例如我们的社会体制、文化体系、独特历史、现在的伟大的经济实践等等。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而稀缺的前提是存在差异,存在的差异使得建立中国经济学有了可能。如何在整合的同一的趋势中把握独特性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文明交往和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经济学注重研究细节问题,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同样在此,唯有把握了我们独特的体制、历史、文化等资源禀赋,并作为约束条件具体分析,解释文明体系下的行为和现象,才能对经济学做出贡献。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为整个经济学提供了多样性样本的基础上,才能成为被承认的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开展对话和交流,一方面是降低学习的交易费用,进而加快学习进度和加强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是信息交流,在学习的同时及时传播我们的学习状态和心得。由此可知,中国经济学不可能是刻意为之的,因为学科发展有路径依赖性,我们必须遵循规律才不会走弯路。但无疑地,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
但是，经过事后验证，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以大样本公开数据为对象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研究金融经济学公司财务领域现象，以及其背后的经济因素和原理远远不够。西方金融经济学学术界逐渐采用临床诊断方法(ClinicalResearch)。
临床诊断方法的特点
临床诊断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规范与传统大样本计量实证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其特点如下：
首先，在研究作用和目的上，传统统计检验实证研究往往以检验金融经济学理论为主；而临床诊断研究可以验证理论假说，但更主要的是弥补大样本实证研究的不足，从实际参与者中获得有价值的实践信息，提供对企业和个体行为环境的丰富理解，为理论和大样本统计检验提出新的思想、问题和研究线索。
其次，在研究对象数量方面，传统的统计检验实证研究对象为大样本；而临床诊断研究则根据研究目的设置样本，从一两个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但大多数情况下，研究对象关注一个或少数案例。
第三，在数据收集方式上，传统实证研究通常被动地依靠公开标准化的数据；而临床诊断研究的数据收集更为主动，需要获得与样本或事件相关的非公开信息，包括公司内部文件、管理报告、会议记录等，还要访谈事件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
第四，在样本分析方面，传统的统计检验研究注重样本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数学处理，难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响；而临床诊断研究不仅进行数据分析，还包括对样本事件的背景、发展演变过程调查访问等，深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响。
第五，临床诊断应用时可以同时采用事件分析和长期业绩法，以考察样本企业事件的短期市场反映和长期实际运行结果。
临床诊断方法的关键在于选择研究对象。一方面要尽可能减少统计学角度的样本有偏问题；另一方面，不宜选择太早的样本事件，避免企业内部调查和访谈时当事人难以回忆事件背景细节，使临床诊断的内部调查信息内容和价值打折扣。
在我国的应用价值
与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带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引入、消化吸收和繁荣一样，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工商管理教育的兴起促进了对金融经济学理论、实证研究方法的引进、消化和吸收。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大样本计量检验实证研究开始活跃，实证研究的学术规范正在形成。到目前为止，产生了一批以国内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成果。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是在法制规范不完善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包括：1．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非上市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占绝对控股地位；2．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充分，大样本计量检验研究依据的公开信息非常有限；3．股票市场庄家操纵市场的行为比较普遍，股票价格与内在价值脱节严重，股票价格变化不能反映企业价值；4．证券市场发展和规范方面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发展环境变化快。多种因素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客观上制约了传统的大样本实证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加上一些误用，使人们产生实证研究有迎合大样本计量检验方法、流于形式的感觉。
如今我们仿佛处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一样。所有人都在追踪美国大选辩论，屏住呼吸等待11月初的大选结果。特朗普和希拉里互相攻击，给民主政治抹黑。而另一边，香港立法会议员也因为宣誓的事情互相谩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更是用了一个体面人不会用的词辱骂美国总统奥巴马。
最近我参加了几场严肃的经济学会议，深感主流经济学越来越无法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提出极为复杂的经济学模型，用各种公式证明为什么自己的模型能够完美地解释现状。但这不过是盲人摸象：每个人都只能描述自己摸到的那部分。
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盲目。
更糟糕的是，他们又瞎又聋，对别人的观点包括简单常识充耳不闻。
希拉里和特朗普的这场闹剧就是最好的证据。两位候选人都70岁上下，管理数十亿资金，却试图代表身家或收入甚至不足其1%的99%的选民。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与错，都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有力量。的确，这个世界就是被他们统治着。自诩对学术理论免疫的实践者们，往往是那些故去的经济学家们的奴隶。”
很多大学教的主流经济学的确已经过时。很多自然科学，如神经科学、计算机和数学，本科生三年中学习的大多数内容等到毕业的时候都会被淘汰，因为科学发展实在太快了。
这并不奇怪。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欧洲人口只有1.25亿，其中不到2%受过教育。今天，全球74亿人中 超过40%，即32亿人，已经在使用互联网，他们能够获取知识，并在创造一场新的全球性工业革命。
科学知识以互联网的速度被创造出来。与此同时，经济学提出越来越多优美的数学模型，但这些模型的基础是不切实际、过于简化的前提，它们忽略了影响我们当下的四大问题：社会不平等、气候变化、快速的技术变革以及地缘政治状况。每个问题本身都足够复杂，而它们又互相关联互相影响。
凯恩斯1933年说过的一番话至今仍然适用：“腐朽的、国际性的、但又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就处于这种资本主义的掌控中）并不成功。这种资本主义不聪明，不美好，不正义，不善良，难堪众望。简而言之，我们讨厌它，我们已开始鄙视它。可是当我们思考用什么来替代它，我们又陷入困惑。”
主流经济学为了证明自己是一门科学，过于关注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却忽视了另外两个领域：中观和元经济学。
中观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人类共同建立以应对自然和其他人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威胁的体制及社会组织。体制是市场宏观趋势与公司和家庭微观行为之间的纽带。定量分析经济学家觉得这个领域过于混乱，因此宁愿将其交给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科学。
但是，经济政策无法实施的主要障碍是互相冲突的体制中的既得利益，由于政策与部门利益相冲突而导致官僚机构内斗、无能、腐败与不合作。
我们一事无成，因为不可能达成“集体行动”，人们不愿合作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就连共同的问题是什么都无法达成一致。
每个政治家、专家或机构都提出，只要给他们更多资源，更多人手或权力，他们就能解决问题。可是我们只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透彻。如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往深处钻研，却无法理解整个体系，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像瑞士奶酪一样，充满漏洞，让整体变得更加脆弱。
当今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信条让我们相信，个人贪欲有利于公共利益。这不过是意识形态，说的严重点，完全是一派谎言。
因此我们需要元经济学。元经济学研究，为什么经济学家会以这种方式思考世界。对于一个经过训练使用锤子的木匠来说，所有的问题都像是钉子。经过训练只会看数据的经济学家，就像在黑暗中路灯下找钥匙的醉汉一样。他忘了钥匙也许在黑暗的影子里。影子银行并不是影子，它们就在所有央行和监管当局眼皮下。危机之前，经济学家只是选择不去看它，将其归因于“极端不确定性。”
在古典经济学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认为劳动与幸福是对立的。他对幸福的社会有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大部分成员只陷入贫困悲惨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贫穷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个衡量标准的话，他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对幸福给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不贫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义语，他认为，不是在社会到顶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欢乐。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幸福感是处于收入的贫困线与最富裕线中间，而且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幸福具有相对性。他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对公众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指大领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总之，斯密区分了公众幸福与社会幸福、今生幸福和来生幸福、幸福创造和幸福享受、幸福与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确否定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赞同财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驱逐出了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性影响，肯定了市场经济决定的工资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作用，主要强调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说斯密的经济理论重在富国裕民、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重在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化、穆勒的经济学在于综合和应用的话，那么，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视在保证人民幸福的各种措施中收入同资本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当然他也认为，人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认为这是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通过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明；通过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苦。总之，要通过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高尚起来，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还是有位置的，这和斯密等经济学家相比是一个退步。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对幸福的关心是真实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国民幸福”、“人类幸福”、“全人类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广的幸福概念，视野明显大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还注意到了幸福应具备的环境，比如法律环境，还对如何提高幸福水平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扩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进行公共干预和限制遗产继承、进行捐赠等办法，这些办法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穆勒的研究，不仅使幸福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也使幸福成为衡量政治、社会其它活动的重要标准，这是穆勒在经济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贡献。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被追认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戈森是很关注幸福的。当他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关于如何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何提高国力的理论正在盛行的时候，戈森把个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行为的目标就是使“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与幸福是同义词，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艺术品消费等），认为只有个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绝对量、提高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强法制，人类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为了有助于人类实现尽可能大的幸福，他认为“唯一应该重视的是：……消除阻碍个人建立有利的生产部门和自由地运用他的货币的障碍”,因此他反对封建经济而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位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杰文斯则采用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说的原则，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认为他的经济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并试图用经济方法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测量，认为快乐和痛苦的“数字材料比任何别种科学所有的数字材料都更丰富、更准确”,可以认为，杰文斯的快乐即幸福，提出对幸福进行测量，这在经济学领域是重要的一步。马歇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类幸福等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约翰•穆勒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宽泛的学术背景与马歇尔纯粹的经济学家的学院式学术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产生以来全世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马歇尔认识到追求更大范围匀质的幸福已经不现实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不存在后来的宏观经济问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认为经济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追逐财富展现个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而且人在具备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还应该有更大部分的维持效率（发展）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而对人收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果是，幸福的满足会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要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因而马歇尔不看好小农业生产者并有贬抑之意不是没有根据的。马歇尔还试图以货币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经济因素，这是企图简化幸福的测量以财富替代幸福的一种努力。由于马歇尔使用了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经事实上提出了“边际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长的幸福”等概念对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义。马歇尔最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西方启蒙文化的核心，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过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已，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收入、财富对幸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凯恩斯很少使用的几个幸福概念却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经济思想：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国民的充分就业和由不间断的消费引致的持续生产。事实上，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减轻资本的危机、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复正常的消费和生产活动就是最大的幸福。凯恩斯尽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没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加以论述，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进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从微观层面真正上升到宏观层面，真正使国家具备了关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实际办法和手段。
四、福利经济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幸福
在福利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统论述，对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途径和相应的改良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认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他把福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它不但包括一个人对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包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由此他认为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从庇古这里开始，福利、效用与满足已经是同义词了，他的广义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贡献在于对幸福的这些外延作了归纳，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点讨论的狭义福利概念已经只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讨论幸福问题，认为幸福就是以货币衡量的基数效用，从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内容在事实上驱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一种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广义幸福的难于测量。福利经济学在后来又对“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而且也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这场争论促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即以无差异曲线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测量效用方面力图有所突破，基数效用理论测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企图进行个人幸福在对不同商品消费所带来幸福的比较，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证明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环境对个人幸福的必要性（尽管要证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回避基数效用的计量和效用的人际比较，同时忽视收人分配问题，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效率对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公平对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不仅要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而且不应避免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判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直接决定于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问题给予了答案：只有以个人幸福最大为基础的社会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使用名词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几处，而且成为不需要解释的仅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说在萨伊那里，把效用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在亚当•斯密那里理解为是使用价值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就完全是一种主观有用性了。但是，测量效用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的特色，但已经基本很少谈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满足等概念了。
关键词创业选择成本机会成本收入预期收入社会收益创业环境
1创业：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美国的经济学家斯威格列茨在他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就业还是创业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选择，创业选择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这种行为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表现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创业正是创业者利用机会整合资源为社会提品和服务时，不断积累个人财富，满足个人追求财产和实现自我的需求，客观上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国经过“”，在改革开放初，中国人没有多少财产，财产观念也十分淡薄，中国人穷，穷则思变，穷则创业。所以中国的生存型创业者多，就是说中国多数创业者是为了挣钱吃饭，为了活得更滋润而创业。但20多年来从农民到市民，从科研人员到公务员、海外留学生，一批批创业者无不在个人财富的创造过程中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体制的革新作出巨大的贡献。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多为机会型创业者，即瞧准了机会就开始创业。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更富有，他们不是因为解决吃饭问题而创业，他们创业是为了通过抓住商业机会创造商业价值，进而成就自己的人生，对社会作出贡献。比尔·盖茨是一个典型的机会型创业者。他舍弃在哈佛法学院的学业，这是因为他在商业实践中发现了软件产业存在巨大的商机。他及其团队非凡的创造力及软件产业的行业成长性，使他只经过20年的时间就创造了传统经济无法企及的巨大财富，进而蝉联世界富豪榜冠军，2003年个人资产407亿美元，仅该年度的社会捐资达十几亿美元。
理性的创业者具有“经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冒险的同时尽力规避创业风险。理性的创业者在自由地选择创业，享有创业成功的快乐时，同时必须承担着创业失败的责任，而且他个人财富、价值与他对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呈正相关。正如A·哈耶克所言，“如果允许个人自由地选择，那么他必然要承担选择的风险，并且，他因此所得的报酬肯定也不取决于他们目的的好与坏，而仅仅取决于对其他人的价值”。
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如何最大化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资源。一般人们有二种选择：就业或创业。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H·Kright）认为，不确定性是创建企业的主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必然对其选择的经济行为进行预测并承担风险。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的原因，人们的预测往往有错误。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承担风险的能力，所以那些不愿意承担风险者更倾向于做上班族，听从老板的调遣，拿稳定的薪水，没有心理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风险；而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则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以承担风险去换取更大的收益和自由。到底是替人打工，还是自己当老板，创业的可能性应与收益预期相关，可用公式表现为：
Pr（e）＝f（r－w）
其中，Pr（e）是指独立创业的可能性；r表示独自创办企业可能获得的收入；w表示从事现在工作获得的报酬。
可见，个人创业的可能性与r和w之间的差额呈正相关。两者差额越大，创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创业动机在很大程度上由创业者对收益的预期和现在获得的利益决定成本。
理性的创业者具有“经济人”的本性：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创业是有风险的，理性的创业者在享受成功的预期时，也必须承担创业可能的失败风险，创业失败，不仅使对收入的预期化为泡影，而且原有的稳定收入也丧失殆尽。因此，客观估计自己的创业能力、科学评价创业环境和创业机会，通过市场调查获得准确数据，切实考虑现在的利益，对创业选择作出尽可能科学的经济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是经济人应有的理性态度。
2创业选择的成本分析
成本是人们从事某一经济活动的总费用，一般包括会计成本、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创业者决定创业时，一定要选择一个项目，并且围绕这个项目要投入劳动、资本、智力成果，购买一定的设备，租赁办公用房，支付工资。创业者在创办企业，向社会提品或服务过程中必须支付的实际费用，构成了创业的会计成本。创业者创业就意味着放弃原有的职业，失去原有收入，同时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创业项目就不可能从事其他职业。这种由于创业丧失从事其他固定职业可能挣得的收入值就是创业的机会成本。
成本是创业进入的壁垒，成本高创业的障碍就大。会计成本反映了创业项目需要的投资及运行费用，而机会成本则是创业者现有利益和创业者资源未来价值的反映。机会成本影响创业抉择，机会成本与创业的可能性间呈逆向关系。机会成本越大，即在位者的利益越多，未来价值越小，创业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在位者现有利益越小，未来价值越大，敢于创业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经济学分析，正好阐述了迪克·克拉克（DickieClark）提出的“社会边缘状态”（SocialMarginalng）这一新的概念。克拉克认为，当个体的属性——身体特征、智力特征、社会行为方式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承担的角色发生冲突时，个体就处于社会边缘状态。实际上处于社会边缘状态者所获得的现实利益少，个体放弃现有利益进行创业的机会成本小，因而创办自己企业的可能性增大，创业也成了“社会边缘状态”者摆脱孤独感，寻求心理平衡的重要途径。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创业者大多是难找到工作的回乡知识青年、城市无业游民、政府中几乎没有提升机会的公务员、无法在经济社会中找到适当位置的中年退伍军人、预计无法晋升的大公司职员或极端个人自治主义者。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在现实中没有占据“有利地形”，没有太大的现实利益，也谈不上在社会正规渠道上有大的发展，因些，他们创业的机会成本小、顾虑少，他们通过创业，不仅能够获得收入，找到新的发展平台，而且能够找到一种控制命运、实现自我的感觉。正如同志在研习中华古典时所言：“贫人、、被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反而“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业精神。
创业项目的会计成本形成了对创业者选择的项目的预算约束。“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些都形象地反映了会计成本对创业项目选择的制约。任何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长大的，任何大富翁都始自小小的创业者，纵使是大企业内的创业，也是先成立研发小组从小做起，这说明，控制会计成本，对创业和企业的成长十分重要。
3创业选择的收益分析
创业者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表现为八个方面：只能成功的压力、独立决策的压力、长时间工作的压力、家庭亲情的压力、一定时期内得不偿失的压力、非程序事务压力、来自企业内部利益斗争的压力。据统计，新创企业能活过一年的仅占60%，从创业到成功上市仅占6%；一般而言，成功率不足10%。尽管这样，在过去10年中，美国每年新创公司的数量每年翻一番，从每年30万家左右增加到60万余家。在中国，每100人中就有12.3人创业。创业是“经济人”的理，创业收益大于创业成本是创业者热心创业的主要原因。“创业的理由可以说上千万条，但最终还是逃不出一个钱字”。新经济的代表人物，网络英雄张朝阳认为“商业可以作为人的最高理想。商业的目标是为了赚钱”。
创业的收益一般指创业者投入资源后的实际产出核减会计成本后的剩余部分。一般来说，创业者投入越大，产出越高；创业的会计成本越低，创业的实际收益越高。尽管创业成功率低，但创业一旦越过盈亏点，收益会大大超过工薪阶层。邱君8年前是一家国有企业的省城办事处主任，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投资5万元，开了一家湘味酒家。由于定位准确，有特色，每天的营业额都在1500元左右，半年就收回了投资。第一年纯利润有6万元，第二年他索性辞了工作和爱人一起打理酒店。通过加强管理、改善环境、突出特色，他已有一批固定的“食客”。他已在3年前买了小车，最近又买了复式住房，个人资产逾百万。如果他仍然留在厂家上班，现在可能已经下岗。
预期收入是创业者创业的主要动因。按照西方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创业者作为“经济人”，设法规避风险，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本性。因此，在创业决策作出之前，必然会搜寻一切相关的信息，并进行合理的分析、测算，来形成对创业收入的理性预期。尽管这种预期是心理的、主观的，但由于这种预测的客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等于主观概率的分布期望值，因此，这种主观的预期仍是创业者进行创业抉择的客观基础。预期收入与创业者选择的项目和进入的行业相关，与其能控制的资源相关。不同的项目和行业、不同的资源收入，带给创业者的预期收入是不同的；同时，创业者所在环境中其他创业者的示范效应也影响创业者的预期收入。其他创业者的成功概率、财富状况，客观上会左右着创业者对收入的预期。因此，好的创业环境是提高预期收入、促进创业活动的要素。不断改善创业环境，有利于招资引资或自主创业。
社会收益是创业者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贡献给社会的财富，也是创业家们回报给社会提供的创业环境的酬金。个人的创业成就取决于国家或地区的体制和环境的优劣。创业者个人收益和社会财富间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体制环境和商务环境越优，创业成功者越多，该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就越多，社会收益越大。据统计，全世界有476人拥有10亿美元以上个人财富。在美国，有222人，占总数的47%，总价值达7030亿美元；欧洲134人，占总数38%，总价值3940亿美元；亚洲61人，其中日本19人，香港11人，财富总价值1450亿美元；中东和非洲财富价值690亿美元。不难看出，创业者个人财富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社会财富越多，福利越好。同样，那些个人创造财富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创业体制和环境最好、创业社会收入最高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出版社，1988
3Knight,F·H,Risk,uncertainty,andprofit，A.M.Kenlly.NewYork,1921
4甘德安.中国家族企业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陈德智.创业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强购买力群体、中心地理论、城市空壳化
1.引言
成都人民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缩写：CPDS；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简称：成商集团；股票代码：600828），2000年销售额达151，656万元，营业面积33，226平方米[1]，是成都营业面积最大、销售额最多的综合商业企业。
成商集团的发展可谓是一个传奇故事。它的前身是成都人民商场，始建于1953年，当时并不是法人单位，只是交易场所。1969年变成法人单位，取名“工农兵人民商场”。从那时起，人民商场就是成都零售业的脸面，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甚至享有在省外直接提货的一级拿货权[2]。历经35年的不断改造、合并、重组，到1988年实现销售额2.38亿元。不幸的是，1989年动乱其间的一场大火，把这家“老字号”化为灰烬，仅商品损失就达2200万元，1000多名员工一夜之间无家可归。历经烈火洗礼的成商人，没有被眼前困难吓倒，在多方支持和帮助下，用56天时间在废墟上建起临时营业房，城内遍设零售摊点，当年竟奇迹般完成销售收入2.1亿元，跻身全国先进企业行列，被誉为精神变物质的典型。同时，在政府支持下，贷款1亿多元，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了一座近4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大型商场，其规模为当时西部之最。
1991年新商场落成营业，1994年作为四川省首家商业股份制企业，股票在上交所挂牌上市。通过上市融资，一举还清新商场建设的全部贷款。之后，成商走上了扩张之路，1996年通过租楼的方式，在成都的武侯区建起营业面积1.6万平方米的武侯仓储超市，成为当时西部最大超市；1997年通过配股形式，同拥有2.6亿元资产和众多优良口岸的成都市针织公司实现强强联合，组建了成都人民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后，1998年又收购了破产企业成都文华食品厂，实现从零售业向食品生产领域的拓展；之后，成商又开设了多家分店和超市，最终发展成现在的规模。现在，成商集团已发展成以零售业为支撑，兼做汽车贸易、酒店、进出口、有线电视网等行业的较大规模企业，其零售业也有大型百货、超市、便利店等多种业态。
回顾成商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国有企业（商场）——改制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在零售业扩张——涉足其他行业，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发展过程。成商集团的发展目标[3]是：走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相结合实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之路，通过企业股份化、集团化向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概括的说，成商既有的发展战略主要是改制和多元化。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从人民商场到成商集团，成商的确实现了飞跃。但是，成商虽有5万余平方米的营业面积，2000年销售额超过15亿元，但当年利润总额只有29，546，295.98元[4]，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只有18，123，808.33元[5]，2千万左右的利润对于资产庞大[6]的成商集团来说显然低了点。另外[7]，成商共有员工6千5百人（含退休职工2000多人），上班的有3800多人，工资负担沉重；员工中38岁以下的占整个集团的80%，人员老化严重。此外，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可见，改制和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并一定完全适应成商现阶段的发展。本文将先从理论上分析改制和多元化的利弊，然后提出另一种观点，即“保住面、主攻点”的发展战略，并给出分析和证明，最后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理论框架为新古典经济学，将不过多涉及改制的具体问题，另外，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成商在中近期，在其主营业务——商业零售上的发展战略，对其他方面的战略不提过多的新观点。此外，本文也主要讨论成商在成都市的发展。
下面，就让我们先从理论上来分析改制和多元化的问题。
2.既有发展战略的利弊分析
2.1改制
成商集团的前身成都市人民商场是一个老牌的国有企业，它的发展，也和大多数国企有着相同的轨迹。其中，改制是相当关键的一环。
2.1.1改制的目的和目标[8]
国有企业改制的目的是进行产权关系的重组、政企分开与减轻企业负担。其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塑市场主体。
国有企业是一种国有资产，所谓国有资产，就是在法律上确定为国家所有并能为国家提供未来经济效益的各经济资源的总和[9]。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通常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照现行行政体制，国有资产可以分解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市、县四级所有，并分别由同级政府来行使所有权。
第二，建立“中介”性质的国有资产经营体系。如各种形式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投资控股公司、企业集团的核心公司、经济实体性专业公司等，他们既是国有资产产权的机构，又是对其投资、控股和所属企业的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机构，并向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
第三，落实企业经营权。理论上，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介”性质的机构只应对投资经营、资产配置和分配以及重要的企业经理的聘任做出决策，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2.1.2改制存在的问题。.
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就是要对国有产权关系进行重组，以形成符合股份公司要求的新的财产组织形式。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原来的国有资产变成了新企业的股份，即国家股，以前的向国家上缴利润，变成了现在的给国家分红利。事实上，由于国有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极大，转成的国家股占股本的比例也非常大，企业的负担依然沉重。
另一方面，改制后，原国有企业沉着的职工福利负担仍然可能保留在新公司中。国有企业中一部分上班的人养着另一部分不上班的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则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当然，这也和我国的社保等诸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关。
2.1.3成商实例分析
第一，国家股一股独大，改制换汤不换药。
成商集团最大的股东是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年末持股数不清110，690，733股，持有类别国家股，持股比例65.39%[10]。可见，成商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有企业，除每年分给政府诸多红利外，由于国家股不能流通，也会影响到企业的融资。
第二，职工负担沉重，企业老马拉重车。
成商员工6千5百人（含退休2000多人）上班的有3800多人。职工数过于庞大，显然劳动生产率不高，工资、福利、退休金成为企业沉重负担，势必减少企业资金积累，影响企业进一步发展。
第三，上市就像双刃剑，运作也还欠规范。
上市后，通过在股市上的融资一举还掉了近亿元的负债（因修新楼而欠下），也为企业进行资本运作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上市后企业成为公众公司，来自股民的压力会对企业经营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股份公司内部代表现代企业制度的“三会”和原国企中的党委会、职代会等机构还同时存在，职能有重叠；国家股占控股地位，实际上还是国家说了算等等，都有不规范的地方。
2.1.4改制并不是企业利润的保证。
一方面，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制本身就还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即使改制顺利成功，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也同样在市场中面临诸多风险，并不能保证获利。众多的外资、合资企业不是一样有搞不起走的吗？[11]
案例一：成都老福爷百货。
法商独资的老福爷百货，于上世纪90年代末落户成都东郊。才开业的时候，其商场布置、货品及促销等都给了人们不少新颖的感觉。但很快，由于其选址、经营方面的失误，出现了经营困难，最后只有关门歇业了。
结论：改制是成商集团在向现代化大企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但却不是唯一决定性的。成商的发展还应该有其他战略。
2.2多元化经营
2.2.1合并（MERGER）[12]和企业发展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一定的组织行为，企业发展可以通过内部成长和外部成长两条途径。所谓内部成长是指企业自身业务的扩充和开拓，所谓外部成长是指企业间的合并。
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变成一个企业的组织行为。从合并的过程看，合并可分为融合合并和吸收合并两种类型。所谓融合合并（FUSIONMERGER）是指参加合并的各企业协商同意解散原企业，共同组成一个新企业。所谓吸收合并（OBSORPTIONMERGER）是指参加合并的企业中有一个吸收企业，其余企业称为解散企业，解散企业宣布解散，被吸收企业吸收。吸收合并在我国常称为兼并。
合并从形式上可分为三种：[13]
第一，水平合并（HORYZONTALMERGER）。即同一行业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间的合并，追求的是规模经济。
第二，垂直合并（VERTICALMERGER）。即同一行业处在不同生产销售阶段，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企业间的合并。其动因有节约交易费用、利用技术经济联系、降低不确定性、增强市场支配力等。
第三，复合合并（CONGLOMERATION）。即不同行业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间的合并，即通常所说的多元化经营。其动因主要有三：一是利用范围经济性。二是分散风险。三是经理的长远发展目标。
2.2.2关于范围经济的再讨论
范围经济，是指一个企业里同时生产多种产品比多个企业生产单一产品能达到更低的生产成本。对于商业企业而言，虽不进行生产，但也可将销售商品视为一种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销售多种商品的大型百货商场本身就是一种范围经济。范围经济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其专用性资产。比如生产铁片的厂家可以顺便生产剃须刀片。但对于商业企业而言，从事与零售无关的行业，如食品、房地产等，一般很难利用其专用性资产。
2.2.3企业从事多元化扩张的一些前提条件
第一，企业从事多元化扩张一定是从其主营业务开始的向其他领域的扩张，因此，其主营业务必须利润丰厚。
第二，企业的主营业务应该是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并且效率高，运转态势变好，这样扩张才会有后劲。
第三，企业应有良好的融资渠道。靠自身积累的扩张道路在现代金融市场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显得太慢。
第四，要选对项目。
2.3我国企业集团规模现状概述[14]
第一，集团的成员多，整体规模小。
我国企业集团一般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成员企业，但整个集团的规模并不大。
案例二：深圳赛格集团。该集团成立于1988年，其成员企业有158家，但资产才10多亿元，产值也只有27亿。
我国企业集团规模不大的原因，主要是集团核心企业规模不大，且集团的一般成员多是中小型企业，自身规模小。
第二，规模结构不合理。
企业的规模结构一般应呈金字塔型，即中小型企业数量多，大型企业数量少，相反，企业集团的规模结构应呈倒金字塔结构才合理，即大中型企业集团数量应该多，小型企业集团数量应少。
第三，规模经济效益还较差。
一方面由于企业集团本身规模就小，另一方面是不少企业集团盲目追求扩大规模，吸收许多条件较差的企业参加。
第四，品牌分散。
一个企业在一个行业做得好，并不意味着在另一个行业也做得好。行业多了，品牌也可能会变“杂”。
2.4成商集团实例分析
集团公司属下控股公司13家，参股公司22家，另有代管海外公司、合资、合作的成都
顺和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成都商厦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和委托经营的成都国际会展中心人民商场超市。
从成商集团《2000年度报告》中的数据[15]可以看出，公司完成销售收入14亿多，比上年增长5.16%，实现利润率2900多万，比上年减少29.4%，说明管理费用增加太多。另外，公司的营业利润实际上是亏损的，靠着投资收益[16]才实现了以上利润。由于纯商业企业主要的利润就是来自营业利润，成商的这种情况恰好说明其核心企业和主营业务并未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上，这样的多元化扩张是缺乏后劲的。从其他子公司的情况看，在本行业的扩张相对较为成功，如武侯超市（销售3亿多，利润400多万）。当然，也有差的（如春南分场，营业面积4000平方米，销售4000多万，利润只有3万多元）。
总结：成商集团的主营业务利润并不高，这有百货业本身较低的平均利润率的原因，也有其核心企业自身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所以，处在多元化扩张初级阶段的成商并不应急于进行扩张，而是应设法增进其核心企业——成商集团盐市口商场的竞争力和收益率，以及整个集团公司的主营业务（商品零售）的利润水平。就算要扩张，也应先搞好本行业的扩张。事实证明，中国企业走本行业内扩张道路的成功的要多些。
案例三：青岛海尔集团。海尔集团前身是青岛电冰箱厂，十几年来，海尔以品牌为发展战略，从洗衣机到电冰箱，并坚持以电冰箱为主打产品。1991年，单一产品年产值突破5亿元。此时海尔开始向家电行业多个门类、品种的家电进行多元化扩张并成功，并最终走向国际化。
3.“保住面、主攻点”的发展战略[17]
3.1战略概述
改制和多元化都有或这或那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成商集团现阶段应采取的发展战略呢？本文认为应该在其主营业务（零售业）上大动手术，谋求建立一个由在城市中心地带经营中高档商品的大型百货商场和散布在城市四周各居民小区、人口密集地区经营中低档商品的超市、便利店所组成的“中心辐射型”商业网络。
这个发展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在保证面的基础上主攻点”的战略。所谓“面”，就是“人民大众”，即中低收入阶层，“保住面”，就是定位在满足大众消费；所谓“点”，即强购买力群体，也就是中高收入阶层，“抓住点”，就是在强购买力群体中拥有较大市场，抓住他们，也就抓住了利润的源泉。
成商集团几十年来一直定位在中低收入阶层，做的是百姓消费，这于本文“面”的观点基本相同。而本文的“点”的观点，则是成商所一贯比较忽略的，本文将详细述之。
3.2战略的理论分析及证明
3.2.1市场定位的战略
3.2.1.1强购买力群体的收入含义
凯恩斯认为，一个居民的个人收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消费C和储蓄S[18]，即Y=C+S……（1），其中C=a+bY[19]……（2）。.由（1）式知，消费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储蓄得越少就越多。由（2）式知，引致性消费bY在b一定的情况下（1-b为边际储蓄倾向）与收入正相关。假定所有消费者的S，a，b.都相同，则强购买力群体就是那些收入较高（中高档收入）的人[20]。
3.2.1.2强购买力群体的年龄含义
让我们先来看看人口结构特征与消费的关系[21]。
第一，人口年龄结构[22]理论。
(1)0——4岁的婴幼儿市场（10%）。婴幼儿市场的需求很特殊，特别指向婴幼儿食品、药品、玩具和若干辅助用品。城市里多是独生子女，父母无限关怀，这种关怀，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保证，导致婴幼儿的相对高消费。商业企业在面向婴幼儿市场的营销中，应有“精品导向”的意识。父母及家庭在子女身上舍得投资这一普遍现象，正是大多数合资企业生产的婴幼儿食品和洋货冲击我国市场并大获成功的内因。由于我国育龄妇女的高比例，近十年之内婴幼儿市场的人口比例将会稳定在10%左右，甚至更高。
(2)5——19岁的青少年市场（30%）。该年龄段的青少年绝大部分都是中小学学生。需求特别指向食品、学习用品、娱乐用品和服装。事实上，这一市场的青少年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受各种新潮观念影响较深。社会上的价值观念、自身成长的心理特征都会对其消费行为产生明显影响。该年龄段的青少年所处的家庭规模较以前小，有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消费欲很强，攀比心理明显，“消费成人化”倾向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一方面他们本身有少量的零花钱，可产生消费；另一方面，他们的消费可以转化为家庭的消费，甚至成为家庭购买活动的一个核心。
(3)20——29岁的“新婚生育期”市场（20%）。这个年龄段的明显特征是消费者处于结婚左右乃至生育阶段。其需求特征明显而且量大。需求特别指向家具、家电、服装、家居用品、食品和婴幼儿用品。这一阶段是人生消费的一大高峰。这段时期的消费有突出的“超前”、“负债”、“集中”、攀比等特征。
(4)30——59岁的中老年市场（34%）。这一年龄段的消费者处于“拖儿带女”、“事业家庭双肩挑”的境况之中，通常其消费较为理智和节约，将相当部分的收入投放在子女身上。在我国，人的一生收入状况一般较为稳定，青年时期和成年时期收入差距并不突出，所以消费基本上呈维持水平——保证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23]。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市场无甚“油水”。
(5)60岁以上的老年市场（6%）。即所谓“银发市场”。其消费主要集中在保健、医疗用品上。虽然比例小，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该市场仍不能被忽视[24]。
第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家庭生命周期源于家庭研究的“发展思路”。它与家庭结构密切相联，将一个人的一生分为婴幼儿、少年、青年、单身、已婚、无子女，青年、已婚、最小子女不足6岁，青年、已婚、最小子女6岁或6岁以上，中年（或老年）、单身，中年（或老年）、已婚、与子女同住等若干阶段，每一个阶段又有其独特的行为。典型的有由威尔士（weus）和古柏(Guper)提出的美国1970年的家庭生命周期情况，如下表所示[25]：
将人口年龄结构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归纳一下，我们不难得出以下规律:
因此，紧紧抓住中青年人，也就找到了上面这个循环的突破口，这就是强购买力群体的年龄含义。
3.2.1.3强购买力群体的社会阶层含义[26]
第一，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十大阶层”。
社会阶层，是指个人或家庭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这些位置由某些尺度来衡量，比如职业、收入、财富、受教育程度等。这些尺度同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形成了人们对个人或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声望、权利和影响大小等方面的看法。如果对这种看法进行综合排序，就会得到类似于上层、中层或下层之类的“位置”。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明显，已经由以前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个“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了“十大阶层”，即（从上到下排序）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前者的划分是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现在则是依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
第二，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
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学术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配置一般较为合理。
第三，现状和趋势。
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但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形”，并未形成成熟的“橄榄形”。报告称，目前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考虑我国农业人口过多这一事实，在成都市区来看，中间阶层的比例应大得多。
另外，报告称，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各阶层中扩张最快的。在不久的将来，中间阶层将在我国就业人口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第四，社会阶层与消费的关系。
讨论社会阶层并不强调其相对位置如何，而且更关注各社会阶层之间的行为的差别。从总体上看，同一社会阶层的成员可能素不相识，但往往分享类似的价值观，在社会中扮演相似角色，体现出消费行为的相似性。按照《报告》中的划分标准，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只能享有较少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其MPC也往往较低，消费中维持生存需要的低档品占了绝大部分，购买力较弱。与之相反，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则享有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其MPC往往较高，消费中追求生存质量的中高档品占有较大比例，购买力较强。
本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和产业工人的相对购买力已越来越弱，虽然他们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还较高。因此，强购买力群体的社会阶层含义就是现在和将来的社会中上阶层。
小结：强购买力群体就是那些有着中高收入的人或位于社会中上阶层的人或中青年人[27]。
3.2.1.4强购买力群体是商业企业利润的源泉
前面已经分析了强购买力群体的含义、组成及其消费行为特点。显然，倘若一个商店定位在强势购买群体，并能在其中拥有较大的市场，则必定能得到更多的利润。当然，考虑到我们的现状，非强购买群体还在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在抓住点的同时，一样不能放弃面。点面结合，才是中国大型商业企业现阶段应该有的道路。
3.2.1.5成商集团实例分析
成商集团目前主要定位在中低档商品，面对的消费者主要是中低收入者，年龄以40—50岁及以上为最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本文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成商集团的商誉主要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人民商场在成都市零售行业中率先推行服务员站立服务[28]及“不满意就退货”的商店，加之其从一诞生起就是成都商业的一块招牌，是货物最多最全的商店。而且，当时大型商店很少，人们的选择少。所以，人民商场在当时的人们心中有很高的地位，牢牢地抓住了当时的强购买群体。
但是，十多二十年过去了，当时的中年人变成了老年人，当时的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
即使他们还是人民商场的顾客，但现在的青年人却已被“太平洋百货”等时尚商店吸引走了。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不认为人民商场是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了[29]。试想10年以后，当他们变成中年人的时候，他们还会认同人民商场的商誉吗？他们的后代——新一代的年青人恐怕更不会去人民商场了。人民商场的顾客群体正在向非强购买力群体转变，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第二，成商集团员工年龄结构偏老[30]，年龄产生的代沟本身就形成了人民商场与年青人之间的一条壕沟。
第三，“好又多”、“家乐福”等超市的出现和大量连锁超市、便利店的兴起，分流了大量中低档商品的顾客，人民商场的大众基础正被慢慢削弱。
3.2.2商业布局的战略
3.2.2.1中心地理论及其在商业布局中的应用[31]
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是关于一定区域范围内城镇等级、规模、职能间相互关系及其空间结构规律的学说，由德国区域学家克利斯泰勒（W·christaller）创立，其理论基础是杜能(J·H·vouTunen)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论。
克利斯泰勒提出了中心地六边形模式。各级中心（城镇）分别位于六边形的中心或边或角上。
中心地理论在商业布局中的应用是：任何企业的任何一种产品，总会有一个最大的销售范围，占有一定范围的市场区。在这样的范围内可能达到的最大销额，就是该产品的限界值。各种商品都可以按其限界值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在市场区起着商品集散作用的地方，被称为中心地。各个大小商业中心及其市场区，形成大小不同的层层六边形；愈是高级中心，提供的商品与劳务的种类愈齐全，其中包括那些价格昂贵的高级商品，而低级中心只限于提供少数几种日常需要的消费品；同一等级的中心地，其市场区范围的大小是相同的，两个相邻的同一等级中心地之间的距离也是相等的；不同等级的中心地的市场区按照K=3、4、7的原则组织[32]。
具体地说，在中心地应集中布置、兴建一批有一定规模、较高挡次、多功能的综合性的商业大楼及专业购物中心。此为市级商业中心向外拓展至区级商业中心，宜经营中档次而且品种全的商品，规模以中型为主，业态以较大的超市或中等规模百货商场为宜。再向外拓展至居住区商业中心，宜经营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开门七件事等服务进行商业配套。
3.2.2.2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理论和商业布局[33]
古典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理论指出，理想化的模式是以中心商务区（CBD）为核心，由内向外分为同心圆式的圈层结构，城市地域功能发生变化，居民的社会经济构成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大而呈上升趋势。
成都市目前的城市规划正是这种古典的同心圆式的圈层结构。这种城市规划必然会产生“城市空壳化”现象，而且会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大而越来越明显。随着各居民小区和居民点的兴起及离市中心的距离越来越远，社区商业将会发达起来，而市中心的商业职能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这样一来，大量的中低档商品（主要是日用消费品）在社区商店中就能买到了。而城市中心的商店则将转为经营中高档或其他很有特色的商品。顾客从居住地赶到城市中心的商店是要花费成本的，且这种成本会随着城市的扩张而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城市中心商店还会从单纯的商品买卖中跳出来，将商业与娱乐、旅游、休闲等结合起来。
3.2.2.3成商实例分析
成商集团的核心企业盐市口商场分公司位于市中心（即市级商业中心），在成都市东、南、西、北都有一个分场或超市（即区级商业中心），目前还没有深入居民小区的便利店或连锁超市（即居住区商业中心）。从经营内容来看，市中心的盐市口分公司（即原来的人民商场）经营的主要是中低档商品，随着城市空壳化的加剧，其竞争力将会越来越弱。
4.政策建议[34]
成商集团应建立一个由市中心经营中高档商品，颇具时尚特点，集购物、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大型百货商场及散布各居民小区的超市、便利店所组成的商业网络。但成商现在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实行起来将困难重重。本文认为在操作上可采取以下办法：
4.1强化位于成都四个方位的四个分场的区级商业中心职能，开拓居民区商业的市场。
4.1.1强化区级商业中心
成商在成都南边有武侯分场，北边有火车北站分场，西边有黄河商业城，东边有配送中心。这四个分场规模都比较适合做区级商业中心。其中武侯分场和火车北站分场经营得较好，而黄河商业城和配送中心[35]则较差。可考虑将武侯分场的成功经验克隆到后两者上，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1.2开拓居民区商业市场
成商集团现在还没有位于各居民区的连锁超市或便利店，在居民区商业市场还是一个空白。应尽快建立若干连锁超市或便利店，数量和位置视具体情况而定。
案例四：成都红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市中心的红旗商场以经营食品而闻名成都。该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经营连锁超市，并获得较大成果。2000年，红旗连锁从红旗商场独立出来并开始在成都各小区及周边市县大规模扩张。目前，成都内外已插上了100多面红旗，红旗连锁的品牌知名度已超过了红旗商场。
4.2对位于市中心的盐市口分场进行改造
对核心企业的改造将是整个改造中最为艰巨的一步，因为它在集团中的地位最重要，问题也最多。之所以将它放在第二步，是出于对整个集团平稳过渡的考虑，因为它风险较大。
4.2.1调整员工结构是不可避免的一步
盐市口分场员工偏老，不能适应时尚商场的要求。时尚商场的店员最好以18——25岁年轻人为主，中层干部也不要超过35岁。当然，最好的办法是面对什么年龄阶段的顾客，就用什么年龄阶段的店员。因为这样店员才最清楚顾客需要什么，才容易建立起良好的沟通。至于以前的老员工，最好能分流到区级商场（超市）或连锁店中，因为这些地方对店员年龄要求较低，而且也能充分利用集团现有人历资源和避免因裁员带来的诸多麻烦；另一个办法就是裁员，由于涉及很多体制问题，本文不过多讨论，可以参考成都百货大楼的做法。
案例五：成都百货大楼（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百货大楼也是一个老牌的国有企业，改制前有职工1300多人[36]。通过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把每个员工的头上都算上一笔数目不等的安置费，使员工与原国有企业脱钩。再给每个员工多种选择，如走人的就拿钱，留下的可以将安置费入职工股，也可以算成企业负债等等。这样一来就走了900人，只剩下400多人的老职工了。
4.2.2改变商场定位
可以有两种做法：
第一，破旧立新。即将盐市口分场以前的经营模式、定位等全部摒弃，改建成一个主营中高档商品，走时尚路线，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新商场。
第二，立新不破旧。即先保留盐市口分场现有模式或只动小手术，而在市中心其它地方另起炉灶，新建一个时尚商场。位于成都市市中心以时尚休闲装出名的春熙路上的春南商场，已被成商收购，但却被用来做特价商品店，其机会成本太高。可将春南商场作为新商场。不过最终还是要对盐市口分场进行改造。
案例六：王府井成都店。
王府井百货是北京的老牌商业国有企业，但其成都店却是外资占多数。该店定位在中等偏上收入的顾客，做的是时尚百货，完全和总店是不同的风格。
案例七：成都摩尔百盛。
该商场也是时尚百货，由成都百货大楼（集团）有限公司和另一家单位共同出资，但却由马来西亚百盛集团来经营。成百只出资不经营，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自己来经营，其结果只会是克隆出另一家成都百货大楼。
4.3进军电子商务
4.3.1成商应该进军电子商务的原因
电子商务最大的好处是节约交易成本[37]。它的概念模型是对现实世界中电子商务活动的一般抽象描述，由交易主体、电子市场（ElectronicMarketEM）、交易事务和信息流、资金流、物质流等基本要素构成。电子商务目前在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我国Internet发展极为迅速，网民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可以预料，未来5至10年电子商务极可能成为我国商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有多种模式，如企业与企业的BtoB模式、企业与消费者的BtoC模式、企业与政府的BtoG模式及消费者与消费者的CtoC模式。）电子商务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谁也无法限量，成商应该分这块大蛋糕。
另外，现在抢滩电子商务，也是为成商培育潜在的消费群体。现在热衷于上网的大多是年轻人，5至此10年后，当电子商务正红火的时候，他们已变成中青年人，正是强购买力群体。
4.3.2BtoC电子商务难搞的原因[38]
BtoC电子商务其实就是电子化的零售，即顾客在线购物、电子支付、商家送货上门。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支付和配送的问题。支付问题有耐于我国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配送问题则往往成为电子商务网站倒闭的直接原因。这些网站的大量成本其实花费在了建立物流网络上，而电子商务目前的收入很低，所以网站很难支撑。
4.3.3成商从事电子商务所具有的优势
第一，成商本身就是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专业商业企业，从事零售业可谓驾轻就熟。
第二，成商本身就拥有专门的配送中心，加之其已有的品牌优势，使其从事电子商务追加成本很低。因为单纯的网站建设成本是很低的。
第三，当成商的连锁超市发展起来后，可将其作为小的配送中心，又可以节省不少成本。
第四，成商目前从事电子商务的目的只是抢占市场和培育顾客群体，只是整个经营活动的一个补充，并不需要靠其自身盈利来维持网站。
以下是一些较为成功的电子商务网站：
案例八：()。
这是全球最大的虚拟书店。
案例九：FederalExpress()。
顾客可以自己管理和跟踪货物的快递公司。
案例十：PizzaHut()。
网上预订外卖食品。
5.结语：成商发展构想
上面已经将成商在商业上的战略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那么，成商集团整个的发展战略应该怎样呢？本文试做如下展望：
成商集团完成“中心辐射型”的商业布局后，其主营业务零售业运转良好，利润丰厚且稳定，成商的网上商店也开张了。有了强大的支持，成商首先在行业内开始扩张：先是成都周边县市，再是四川其余县市，最后到国内其他城市开设分场。与此同时或在其后，成商找对项目，果断开始进军其他行业，实行多元化经营。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成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大企业集团。这时，成商已经在其他国家开设分场或投资其他项目，由多元化转向国际化。又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成商终于进入世界500强。
“路漫漫其修远兮”，成商还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成商集团《2000年度报告》。
2)《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陈佳贵著，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
3)《国有资产管理通论》，蒋乐民、李贤沛、李晓丹主编，经济学科出版社，1991年。
4)《产业经济学》，龙茂发、马明宗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5)《中国工业经济》，1991年第4期，《略论企业集团的规模》，陈佳贵著。
6)《消费市场营销》，吴丰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
7)《中国统计年鉴》推出，1992年。
8)《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国社科院，2001年。
9)《区域经济学原理》，张敦富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0)《区域经济学原理》，郝寿义，安虎森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11)《网络经济》，聂元铭编著，地震出版社，2000年。
12)《消费经济学》，苏志平，徐敦厚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
13)《消费经济学》，尹世杰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企业成长战略》，小乔治·斯托尔克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佛商学院出版社，1999年。
[1]数据来源：成都市统计局。
[2]当时绝大部分商店都只能在省、市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拿货，由该部门负责在外省、市采购商品。
[3]详见《中国商报》2000年11月8日《成商特刊》。
[4]摘自成商集团《2000年度报告》第2页《成商会计业务数据和摘要》。
[5]同上。
[6]成商集团有净资产4.2亿，总资产有10.1亿。
[7]数据来源于成商集团有关人士所做报告。
[8]参阅《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陈佳贵著，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至32页。
[9]参阅《国有资产管理通论》，蒋乐民、李贤沛、李晓丹主编，经济学科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10]数据来源：成商集团《2000年度报告》，第6页《股东情况介绍》。
[11]本文特指在零售行业中。
[12]参阅《产业经济学》，龙茂发、马明宗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5至150页。
[13]本文应用的是工业企业的分类法，实际上商业企业与其大同小异。
[14]参阅《中国工业经济》，1991年第4期，《略论企业集团的规模》，陈佳贵著。
[15]为合并报表数据。
[16]本文不涉及再金融市场上的投资。
[17]注：本战略主要针对成商集团的主营业务——零售业，且范围在成都市内。
[18]这个S并不只是存入银行的储蓄，未用于消费的所有收入都叫储蓄。
[19]其中a为自主消费，即没有收入也必须进行的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MPC）。
[20]在讨论这点时我们显然暗含有价格水平一定的假定。
[21]参阅《消费市场营销》，吴丰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3至136页。
[22]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推出，1992年。
[23]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稳定会逐渐被打破。
[24]据预测，205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20%左右。
[25]该表为美国1970年的数据，在此仅供参考。
[26]参阅2001年12月11日正式出版的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27]本文将这三个含义取并集，倘若取交集，则可称之为“最强购买群体”。
[28]在中服务员都是坐着卖东西的。
[29]仅代表部分年轻人的观点。
[30]38岁以上占整个集团的80%。
[31]参阅《区域经济学原理》，张敦富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第三产业布局》一章。
[32]关于中心地理论本文不做过多阐述。详情参阅《区域经济学原理》里中心地理论的有关章节。
[33]参阅《区域经济学原理》，郝寿义，安虎森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34]本文偏重战略理论，不过多涉及营销技巧的细节问题。
[35]配送中心兼有配送和零售两种职能，这里仅指其作为商场的职能。
[36]不含临时工及厂家推销员。
论文摘要:经济学的建构与创新必须遵循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经济学的精神品格是经济学发展的内在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在当代社会经济与文化转型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必须鲜明地呈现出自己的精神品性,即实践性科学性人文性和本土性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学要在世界经济学领域立足并有所作为,更要融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
经济学的精神品性是经济学发展的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国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融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鲜明地呈现着自己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精神品格
1.实践性——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与内在追求实践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哲学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合理内核与主张,也是哲学的内在灵魂中国经济学所凸显出的这种实践品性是指经济学对社会世界的理解阐释及构成关系这是经济学区别于一般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学的属性和合理评价经济学当代社会意义的重要前提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整体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和构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领域具有明显和强烈的实践性
中国经济学从诞生到今天,历史虽短,却始终充溢着浓郁的求实致用性和求真致知性在经济学最初从西方导入之时,就有“经世之学”“富民之学”“强国之学”之称当时因内忧外患而引发的救亡图存的迫切形势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的契合,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经济强国”“实业救国”等求实致用性色彩不仅如此,19世纪末经济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学问获取知识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中大量借鉴采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开辟了从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也更强化了经济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推动了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步入民间,步入工厂,步入田野,熔铸了中国经济学求实致用和求真致知的实践性品格
在当代,经济学更是不断地及时地渗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和改造着作为经济学之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影响着人们行动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以至于我们难以区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生活和边界,也难以确定经济现实生活经验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链如果说,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那么,中国经济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工作在求真的基础上,它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问题视阈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源点和归宿
2.科学性——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与理性诉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建立在一般经济常识和依靠无确凿根据的经验与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必须依靠科学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和认识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系统研究和理性分析所获得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上的实证取向逻辑和表述上的因果分析,以及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的客观规律性,等等经济学这种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区别于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体制,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因此,立足于社会实际,以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经验而客观地研究经济的现状,探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分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制度的可能路径,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学的根本使命
由于经济领域不具有自然界的实体性和可直接操作性,经济学研究往往要借助抽象力,借助“经验假设”“变量语言”和“理想模型”方法手段,来探求经济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解释与实证的方法科学与人文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实的发展
当然,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是对自然科学规律和模型的简单搬用,也不是机械地用某一自然要素和生物的机能来说明经济历史现实及人的能动行动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比较是基于“物”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但对经济现象将这些方法简章照搬,将无法深入到经济活动的本质中去,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离现实也会越来越远
3.人文性——中国经济学根本价值的源点和归宿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道德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道德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民众特别是有权势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排斥人文因素不仅将使经济学流于肤浅和表面化,而且容易使经济学迷失“自我”从经济学的属性来看,“人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它不同于经济学本身的实证方法,是一种以主体的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证性,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真”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问,它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规定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善”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经济现实,而且要从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出发来考察经济活动本身
事实上,作为经济学所涉及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资源与效率投资与就业等每一环节无不蕴涵着人的因素和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并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归根到底是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取决于物质文明,而且取决于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进步因此,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只重经济缺乏人文的经济学是残缺的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而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于“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
4.本土性——中国经济学从依赖性走向主体性的标志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社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其实质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经济现实与问题这是一种“民族意识”“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济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在此过程中检验改进完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丰富人类和世界经济的知识体系
由于中国经济学最初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采用脱离中国实际的西方教材培养学生,并以西方人的思维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生活这样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照搬模仿国外模式的公式化教条化庸俗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观察中的误差认识上的误导和文本间的误读因此,经济学的本土性取向,也可以说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映是经济学从依赖性向主体性转变的一个标志
应该看到,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占据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处于边缘位置在此种背景下,中西经济学的对话与交流难免不对等,往往有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处于中心位置国家的经济学文献总是被广泛讨论和引用,而处于边缘位置国家的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说,这种状况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造成作为这种状况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处于“强势”,而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则处于“弱势”,并容易造成自主性的丧失和被殖民化倾向这要求我们的经济专家学者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信心,在民族经济与文化的比较与剖析中探寻经济的精微与要义,对世界先进经济理念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升发通过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理论开展平等深入的对话,正确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思想和新成就力求通过维护更新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摆脱中国学术的边缘化状态
二、中国经济学价值取向与追求
1.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经济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终究要回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经济学的起点和归宿经济学的这种实践属性表明,理论不再被概念所固化为抽象认识,理论总是在人类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创造正是在此意义上,生动鲜活的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与丰富实践的本然结合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知识获取的路径中,可以获得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本然联系的重要启示这种探索将依照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性质,在实践领域而不仅仅是作为认识去回答“经济究竟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不是仅仅以知识概念形态作出表述,而是以实践自身为目的,在践行中得以显然,并因此而体现一种基于实践导向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经济的理论与经济实践分离,根源不是在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性质上的本然统一性经济理论应当始终保持它应有的实践品格,让经济实践活动完整地表达自身经济理论不应当是对经济实践的抽象反映,经济实践也不应当是对经济理论机械地应用,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总是表现在具体的经济实践活动中,并在参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成就并实现自身因此,经济理论不仅是理论的,而且还是实践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到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着什么,其意义也不仅在于得到一个概念认识的结果,还在于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就在参与和实现中表现出本然统一,经济理论亦在这种参与和实现关系中获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经济之作为实践的本性出发,在一个相当根本的层面上,经济理论应当有这样一种探索和建构,它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完成并实现于经济实践活动之中,它并不与经济实践相对立相分离,而是具有一种总是不可分割的本然联系当我们获得这样一种理解时,经济理论的生动性丰富性和鲜活性也就跃然于我们眼前,经济理论与实践也才真正获得了本然的统一
2.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经济学既具有科学特征,又具有人文特征经济学应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它的研究过程上的实证性逻辑上的因果分析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客观规律性等表明它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但经济学又不仅仅是科学,由于经济学脱胎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经济学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人”,并且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需要由创新来实现而创新不单纯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它需要科学与人文两者相结合才能获得成效经济中的科学与人文是无法分离,也不应该分离,经济分析必须将人文性品格因素纳入其中
经济学本应是科学与人文相权衡的,二者不可偏废但在科学主义占主流的经济思潮中,道德伦理作为经济学的本身的属性,往往被当做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人类知识的典范,通过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得应用于任何的知识,相信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两极科学主义在经济学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和经济学的数学化然而,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数学方法等)完全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无视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难免造成研究的表面化简单化,从而脱离经济社会现实对于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既有“看得见的手”,又有“看不见的手”有时,“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见的手”更为重要,真正的幕后英雄往往是“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介于科学工作者与人文之间,或者说介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经济学中的科学与人文,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也不应该分离的
3.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努力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也一再表明,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但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实际状况不同,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也就各具特色因此,这就存在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于借鉴和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以及经济治理的成熟经验,并以此作为创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前提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相关理论的完善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经验在许多层面上都具有共性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与之相配套的历经曲折发展至今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总结几经锤炼,因此,这些经验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另一方面,在移植西方理论和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目前,与国际接轨已经在我国各界达成共识,但在接纳和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时,切不可忘记本国的传统和特征,要将西方经验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本土化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借鉴和移植西方的经济学说时,也必须立足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能动地将国际经验转换为本国的具体经济实践,而不能完全套用或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是与我国的市场欠发达,还处于完善和提高阶段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
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的过程也是两者不断寻求契合点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不仅要注意“本土”的要求,更要注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的形成及其被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认可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中国经济要想与国际接轨,在走向和完善市场化的进程中就必须考虑开放性国际化的要求“本土性”不等于抱残守缺,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使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使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走向“现代化”只要是科学的理念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管理方法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于祖尧.理论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J].经济学动态,2004(2).
[2]樊纲.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J].中国书评,19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