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26 19: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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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变教学观念,明确指导思想,合理安排具体教学内容
文学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完备的系统性,在文学理论教学中追求知识的相对自足性、完整性和稳定性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具体的教学活动又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具体教学对象而展开的,因此,它应该有明确的针对性。目前,我国已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一般本科院校的生源情况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传统的以培养文化精英和专业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教学指导思想就应该及时加以调整。
具体到文学理论,笔者认为现阶段最主要的教学目标应该是:第一,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树立较为正确的文学观,为他们认识、判断、分析具体文学现象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第二,致力于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使他们对理论学习产生兴趣;第三,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以促进其综合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说,文学理论教学的目的既在文学理论本身,又在文学理论之外,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明确了这一指导思想,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安排就容易处理了。
首先,抓纲举目,围绕文学观念做文章。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一方面大力引进和介绍西方文论,内容几乎涉及西方文艺学一百多年来积累的所有重要知识,另一方面为振兴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又雄心勃勃地开发本土理论资源,致力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视野更为开阔、资源更为丰富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无主题变奏的时代。此时的文学理论教学,首要的是要解决学生的文学观念问题。尽管在多元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时代,我们应当用足够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心态去对待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学术观点,但从事基础理论教学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支柱,否则,学生将陷入理论的而无所适从。
因此,我们要始终自觉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努力帮助学生从宏观上把握与理解文艺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精髓,在充分尊重其他文学观念的同时,教学生学会"用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考察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比如,在讲"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时,可以以当前颇为盛行的以追求感官刺激和欲望宣泄为目的的"欲望写作"为例,一方面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出现的深层心理原因,另一方面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其产生的时代原因,并运用"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去衡量它,指出其值得警惕的副作用和社会危害性。
其次,删繁就简,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的传授。现在的教材内容大都较为庞杂,恨不能将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的知识精华一网打尽,让学生"一步登天",这种想法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知识的轻重缓急以及整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完整的四年教学计划合理选择教学内容,在有限的时间内重点讲授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比如"文学与生活""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文学的社会作用""语言艺术的特征""文学阅读的一般规律"等,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在注重知识点讲授的同时,还要为学生理清知识的脉络,让他们明白知识与知识、原理与原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样,原先看似庞杂的理论就会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至于被精简下来的教学内容,有的可以调整到写作学、文艺心理学等课程;有的应"物归原主",即返还给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古代文论等课程;还有的可留待学生在以后的选修课中学习。再次,面对现实,努力解决学生的理论困惑。进入 21 世纪以来,大众的文化消费目的和方式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接受的休闲化、游戏化、享乐化成为时尚,传统文学经典所追求的深度、意义已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流行歌曲、网络游戏、情、恐怖电影如水银泻地般渗入街头巷尾,充斥电脑和手机终端,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中的"主食";传统的"面对语言符号所进行的沉思默想式的文学阅读正逐渐让位于由电子传媒所带来的超感官的视听享受"……面对这一切,学生自然会产生许多理论困惑:为什么高雅的纯文学日渐衰落,而肤浅的通俗文学却大行其道?如何看待身体写作、低龄写作、大话文学和玄幻文学的风靡?如何理解文学"弘扬主旋律"与"游戏人生"的关系?等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教材大都是"从理论的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忽略了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尤其不关心现实文艺的发展状况,这也正是很多学生认为学习文学理论"没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除了讲授基础知识外,还应尽量结合现实,补充诸如"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的特点""大众文化的审美特点""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等一般教材上没有的内容予以讲解。这样,既能增强理论教学的现实性、针对性,及时有效地排解学生的理论困惑,又能促使学生认识到文学理论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和陈腐的说教,从而激发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注重精神培育,促进能力发展,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
毫无疑问,当下我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以致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社会道德风尚每况愈下。这样,大学作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主要传承场所,理所当然要担负起社会道德重建的历史重任。文学理论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文学是对社会历史人生的表现,这样文学理论就必然与人的思想、情感、道德等保持密切的联系。
文学理论教学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渗透了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社会性活动。所以,在教学活动中,我们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比如,在讲"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时,可以告诉学生应怎样看待不同民族所创造的文
化财富,如何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讲"文学的社会作用"时,可有意突出文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以及人们情感沟通和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讲"文学意境的特征"时,应注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的精神独立、自由和超越的问题。 总之,要努力使学生成为有思想、有涵养、有品位的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应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能力的培养。常言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传授学习方法比传授知识本身更重要,教师要将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简单实用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比如,怎样查阅学术期刊论文,怎样选购和阅读图书资料,怎样读书、做笔记,等等。
第二,思考能力的培养。教师要发扬教学民主,变"独白"式教学为"对话"式教学,自觉做学生学习的引路人和智慧的启迪者。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大胆提问,多让学生思考和回答一些开放的、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文学的真实性""抒情自我与社会"等,让他们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体会独立思考的艰辛和乐趣。另外,教师还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让他们学会用开放、质疑的眼光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问题,成为有主见的人。
第三,动手能力的培养。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一直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弊端。为解决学生"眼高手低"的问题,应要求学生在多"动脑"的同时多"动手"。比如,即使是一年级的学生也可以要求他们就某个具体理论问题或作家作品去网上查资料,并写出有一定质量要求的综述材料或小论文,以训练其学术基本功。其实上述几点都是教学常识,并无新意,但要落在实处却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教师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如今高校"学术 GDP 主义"盛行,对教师的评价和考核也是唯学术至上,导致教学中能够做到心无旁骛、全力以赴的教师已日渐稀少。
三、讲究教学艺术,方法灵活多样,确保教学效果的高质量
(一) 理论联系实际,突出个案教学
大多数学生一开始学习文学理论时都有敬畏感和神秘感,看教材时往往云里雾里、头脑发晕。所以,在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地选用具体生动的事例去说明看似复杂深奥的理论。在选择具体材料时其实也很有讲究,如果只盯住传统的经典材料,就很有可能造成用学生陌生的事例去说明抽象理论的现象,教学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在引用众所周知的文学史经典例证的同时,还要注意利用学生较为熟悉的时尚读物、流行歌曲、好莱坞大片、流行电视剧等当代事例说明文学原理。
比如,讲"文学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时,可以将时下的流行歌曲(如《让我一次爱个够》《爱情买卖》等)与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的抒情歌曲(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中关于"爱"的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加以比较,当学生明显感受到前者描写的多是为爱而爱,且充满孤独、感伤、忧郁和颓废的气息,而后者描写的爱则多与革命、理想、事业等息息相关,并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忠贞和幸福的情感时,便能深刻领会艺术与时代政治以及社会风尚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提升。
(二) 增强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美国课程理论家拉尔夫·泰勒曾指出:"在教育上,兴趣既与目的有关,又与手段有关;也就是说,兴趣既是目标,又是与旨在达到目标的经验相关的动机力量。"理论教学固然要讲究逻辑性、条理性和思辨性,但同时也要讲究趣味性。文学理论教学的趣味性既可体现在对理论知识的解说和品味之中,又可体现在运用理论知识分析研究具体文学现象的过程之中。比如,关于文学阅读过程中的"误读"现象,可举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当我们用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梁山伯与祝英台》截然不同的理解为例加以解说时,其效果就迥然不同了:今天居然有读者能从这个经典的异性恋传说中读出同性恋的故事,并且言之凿凿,这给人带来的惊异和乐趣可想而知。当然,讲究趣味性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理论上来。因为,从这种匪夷所思的"误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文学阅读是一种社会行为,是随时代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变化而变化的。对"梁祝"的另类解读其实是人们思想解放,价值观、伦理观、婚恋观渐趋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新媒体;文学;理论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11-0022-02
文学理论课程是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核心课程之一,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同时,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其本身的理性色彩和逻辑性,又使得以感性见长的中文系学生理解起来颇费力气。鉴于此,文学理论课程在教学实践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急需改革,以适应新媒体时代文学理论的教学要求。
一、文学与文学理论面临的危机
首先,文学的危机。文学在当今的新媒体语境下,已然陷入了危机,甚而有学者直接宣称文学死了。认为经济、政治、技术全球化的力量和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的确,随着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时代已然到来,印刷文学曾是其中一种主要途径的过往的经典文学时代已经终结。当下,在全世界,不论是好是坏,越来越多扮演这一文学角色的,变成了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甚而至于有的情况下,人们去阅读书籍,仅仅因为他们先看了已然由文学改编成的电影、电视。虽然印刷的书还会在很长时间内维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统治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新媒体时代正在日益取代它。这是一个由新媒体统治的新世界的开始,文学的危机已然出现。
其次,文学理论的危机。面对社会转型后新的媒体环境,文学理论面临着诸多危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今天的社会生活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说熟悉是因为我们生活其中,说陌生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离惯于生活于书斋中的我们太远,我们未曾遭遇过、经历过。文学理论面对的是活生生的、鲜活的社会生活,是作家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即文学作品。而当下的文学理论显而易见无法驾驭这些,它只是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课,文艺理论学者的自我与陶醉,既不能对转型后的社会生活予以回答,也不能对转型后的文学实践予以评判,文艺理论陷入深深的危机中。
二、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
当下,不仅文学与文学理论面临着危机,文艺理论的教学亦存在着诸多问题,面临困境。
(一)理论教学脱离实际
传统的教学是一种平面的知识传授模式。它只强调对学生理论知识的传授与灌输,不重视已经改变了新一代的感知经验和方式的新媒体环境。目前的学生大多依靠新媒体虚拟经验成长起来,他们的阅读习惯、感知方式和趣味取向很多是由新媒体环境塑造的,音乐、图片、影像、草根新闻、游戏升级、穿越小说等,是新一代新媒体公民的兴趣所在。在这种环境下,仅仅强调理论教学的传统性、理论性,而不与新媒体技术的嫁接是不行的,需要把两者充分融合在一起。
(二)重视教学的理论性,忽视教学方法
文学理论课程内容极为丰富复杂、逻辑性与思辨性突出,许多理论内容与知识学生掌握起来较为吃力,理解起来较为困难。而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只把学生当做一个不相关的客体,无视他们的情感存在,无视他们是有自己理解力的独立个体。其实,文学理论教学应该力求挖掘学生们的潜能,关注他们的兴趣,关心他们未来的生存。这样看来,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改革还停留在课堂教学分析或教学法的革新上,缺少整体性和立体性的改革思维。如果不考虑新媒体环境因素对于学生感知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影响,任何单一维度的教学法都是不会产生真正的实践效果的。
最后,重视专业教学,忽视就业选择。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只关注是否正确地传递了理论信息与内涵,不关注学生在未来毕业之后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传统教学的评判标准就是只要把专业知识教好就行,实际上,一个学生未来更长的路是走出校门该怎么生存的问题,这才是人生第一要务。所以,文艺理论教学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适应社会相关能力的培养尤显重要。无论学生毕业后考研究生、公务员,担任中学教师、文秘,还是做个自由,都需要把就业的需求和日常的理论教学相结合。目前看来,我们日常的文学理论教学缺乏的正是这些。
三、文学理论教学改革的实践尝试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验中存在问题,问题中蕴涵契机。我们应该清楚经验中的问题,并根据新媒体环境这一根本现实因素展开解决问题的思路。实践的当下性、价值性、自由性和功用性,决定了文艺学实践教学设计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丰富性、自由性和新的趣味感知能力,引导其自主地融入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学现实,并保持应有反思意识和批判力。文艺理论教学要努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让文艺学教学与当下社会现实、文学现实及大学生的学习现实结合起来,相互融通,合理统一。
(一)注重文学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当下性
文学理论要密切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消费实际问题。新媒体环境下的文艺学实践教学,必须充分注意媒体环境对于学生感知方式和趣味取向的制约和影响,文学理论的活力在于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中。理论的确是死的东西,但是,它必须脱离死的、僵化的刻板概念,成为一种指导文学活动与文学实践的工具,它必须也必然与当下的社会问题紧密相连,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话语体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讲授中,克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僵化的教学模式,时时注意与当下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紧密联系,使之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实用理论。
(二)注重文学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历史语境
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中,更多的是强调文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性与思辨性,在概念、范畴、判断、推理、逻辑中生存,并不太注重历史感。而真正的理论都是产生于特定的语境中的。今天,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理论也有自己特殊的语境。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今天,一些非审美的服饰、家居、饮食、环境和广告等日常生活方式纳入到其视阈中,并带来了研究方法的转向,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研究尤其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等问题。开辟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新模式,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必然选择。传统文艺学课程教学存在师生信息源不对称、价值坐标不统一、课堂内外的热点不同步、感性理性不协调等困境。文艺理论教学利用新媒体环境这一现实因素,坚持信息同源、热点统一和知识建构的感性化,使得理论的实践性与网络信息环境充分结合,从而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理论教学的新模式。
(三)打通学科之间的关联
文艺理论的实施者和接受者都是人,马克思说过,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人的社会性决定其必然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所以,打通学科之间的关系也势在必行。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阈是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文化领域的重大变革,新媒体环境影响传统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实现文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合,成为了当务之急。融合体现在理论讲授与学生实践的紧密结合,理论是实践中的理论,实践是理论下的实践。这种结合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上,而且体现在课内与课外。融合是体现为学生实践与新媒体环境的契合,实践是新媒体环境中的实践,新媒体文学现实是理论实践视野中的现实。使理论讲授与实践教学一体化、同步化,开放的、多元的实践内容设计以及网络资源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开发一套符合网络时代教学实际的教学模式,整合了多媒体教室、网络教学平台,建立了网络答疑辅导系统,资源共享,方便学生自学、交流、提问,从而实现理论理论讲授与实践教学的一体化、同步化。连接好文学理论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的关系,社会实践教学内容的容量设计和课时比例分配。致力于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实践教学模块方式。使经过优化的实践教学模块,不仅包含传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还包括邀请媒体负责人参加网络座谈会,邀请专家为学生分析文学现实,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文学现实中,并加强了文学理论教学与文联、作家协会、文艺批评家、平面媒体等的联系。
总之,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应该扣紧时代的脉搏,把艰涩难懂的理论变成学生理解文学、把握生活的利器,为学生以后融入社会提供生存的手段。
参考文献:
[1][美]希利斯・米勒;秦立彦译.文学死了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童庆炳.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当下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应对[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目前多媒体教学正逐渐进入高校课堂,高校教师对多媒体的认识也逐渐从不熟悉到逐步深入。多媒体技术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将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能交互处理、存贮、传递文字、图形、影视、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一种综合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教学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运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得到改进,并促进多方面的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促进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文学作品的检验。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现象的一般本质规律的理论概况,又肩负着指导读者阅读、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责任。因此,“学好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掌握它本身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及方法,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多媒体教学利用其丰富的图文资料和作品内容,使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结合,既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品质特征,又方便了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比如,在讲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中的“小说”这一知识点,就可以用多媒体展现许多的文学作品,甚至节选其中的一些章节来举例、说明问题,阐释理论观点。
(二)增加课堂信息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一个突出的方向是教学授课时数的减少而教学目标不变,文学理论课程一学年64个课时,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能够在黑板上书写的内容不多,能讲的知识量也有限。有些新建的教学楼的教室里甚至没有粉笔字写的黑板,只有白板笔写的白板,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采用多媒体手段来进行教学,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多媒体教学容量大,信息量增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可以展现在多媒体课件中,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多媒体创建丰富有效的教学情景,既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扩大知识面,又有利于学生选择重点的知识点和内容来学习,也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选择、判断能力,从而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配角的传授式教学,教师通常满堂灌输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听讲和记录,这样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文学理论课程偏重于文学理论知识,情况更是典型和突出。如果使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增加教学内容和变换PPT课件的效果,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比如笔者在上“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这一节内容时,列举了一些古典诗词,如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无题诗、王维的禅宗诗等,来阐释文学话语意义的丰富性。通过多媒体的文本和图片展示,避免了不少板书的麻烦,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用来分析文学作品和阐释教材的内容。运用多媒体辅助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形式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普遍感觉到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再加上教师适当的启发和点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大多以教师为中心,为了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能进行知识性的灌输,加上教学方式的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往往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学生们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文学理论课程过于抽象,常常是教师讲得很多而学生理解的少。究其原因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运用多媒体上课,则能使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产生期待,满足了青年学生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和想象力。在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使用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声音和影像资料,打破了教材单一文字和文本之间的界限,让那些呆板、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魅力无限,使不同体裁的教学内容相互贯通,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对文学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识。教师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将多媒体技术适当引入课堂教学,既发挥自身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增强了学生对学好文学理论课程的信心和勇气。例如,在上“文学作品的理想形态”这一章,不管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还是文学的高级审美形态“典型”、“意境”、“意象”等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提供一些与之相对应的生动画面和视频实例,利用电子文档、PPT、投影仪、录像机、互联网等为教学内容服务。例如,当教师要举例分析一首诗歌的意境时,可以直接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讲解文学作品的语音、形象、意蕴三个文本层次时,可以以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教师可以使用演示文稿或多媒体课件展示知识的变化的动态过程,再加上适当讲解、引申,就可以把枯燥的文学概念、艺术特征、艺术体现等讲得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这种多媒体的课堂形式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和动力。
二、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在给文学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避免的矛盾,毕竟先进的技术只能起到辅的作用,不能代替教学者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文学理论课程课堂多媒体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形成难点
多媒体教学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在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同时,它又具有把概念、原理、命题等图解化、表浅化的倾向,从而削弱和淡化了理论特色和品质,不能揭示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多媒体通过图、音、像将文学直观化,却无法呈现出文学由言、象、意所组合而构成的能指与所指、言不尽意的关系,甚至导致学生重图轻文,以直观感受代替对深层意蕴和文学精神的深层把握。因此,如何更准确、更合适地运用多媒体进行理论教学,如何从理论到图像再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应解决的难点和问题。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必须处理好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并搭建起桥梁以便顺利展开教学。
(二)多媒体的简单化构成难以表现文学理论的系统性
多媒体将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框架模式做图表化的处理,具有整体直观、方便把握的优势,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造成图表的简单化倾向,割裂了理论知识的整体感和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淡化了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产生了零散化、片段化的情况,从而无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要注意文学理论课程自身知识的系统性特点,结合多媒体图表格式与图像音文的特点,发挥自身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和中介作用,合理地利用好多媒体的功能优势,这样才能让多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三)多媒体的间接性造成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弱化
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和个案研究的特色,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教学和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是这种实践具有虚拟性、示范性、间接性的特征,和教师指导下的实践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多媒体教学所呈现的实践并不能代替课堂教学的实践,或将多媒体教学简单视为实践教学和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文学理论课程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知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教学课件的设计也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协调统一,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今后的知识运用服务。
三、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改进的措施
要解决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文学理论的理论型课程性质和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教学方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作用,利用好多媒体这个师生交流的工具和平台,把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一)多媒体使用要与教学理念同步更新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是观念思维的改革。只有明确了思路,改变了观念,才能对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目前部分教师还存在漠视、轻视多媒体手段的现象,这可能是其自身对多媒体知识的欠缺所导致。有的教师虽然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只是把多媒体当作电子黑板、图片展示器来使用;有的教师则是大量堆砌材料,片面追求课堂热闹,为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这些都影响了文学理论课程中多媒体的使用效果,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现象应该加以纠正。教师既要将传统的大纲式板书内容课件化,又要改变将文字内容和文学理论简单图解化、图像化的错误偏向。文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文学的形象性、感性和个体化的一些特征。文学理论应该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理性与感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理论性与形象性的融合。教师要努力寻求多媒体教学与文学理论课程的最佳结合点,注重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树立起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二)灵活运用多种多媒体教学形式和手段
多媒体教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延长教学主体功能的意义,还具有扩展教学内容和资源的意义。因此,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先进技术形式和教学手段的作用,同时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彻底性、连贯性等,发挥教师个人的传统特长和闪光点,使教学更具有个性和魅力。此外,教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局限性,适当地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在“授业解惑”和沟通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青年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来授课,而很少和学生进行交流,结果导致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陌生与隔阂,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引以为戒。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善于分析具体的教学情景,选择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训练效果的手段来进行教学,使多媒体的运用成为整个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四、结语
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的翻译。佛经翻译可以作为文学翻译来看,这不仅仅是指它翻译了一些文学故事,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翻译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翻译。作为文学,佛经翻译自然逐渐为中国文学所吸收,并被融进中国文学中去,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则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它与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身也成为了中古时期文学、美学理论的一部分。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概念、范畴就是从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这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他的《法句经序》就借用孔子、老子的文学、美学观来阐述其对翻译的看法:
仆(指支谦)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仆初嫌其辞不雅。维袛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金陵刻经处本)
这里所出现的雅与达、信与美、言与意、文与质等概念及范畴都是出自先秦时期的传统文艺观与美学观。支谦的祖籍是月氏人,而父亲在汉灵帝之世已来到中国,他也出生在中国,其实他早已汉化。他对中国学问相当精通,传载他避乱江南时,曾在孙权门下被拜为博士,并辅导东宫。他的翻译也更受中国老、庄的影响,在名词概念上常拿老、庄词语与佛教大乘经典词语相牵合。因此,在阐述翻译观点时,自然也沿用中国传统的孔、老之言。自他以后的译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传统。如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序》在评价前人的出经时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指支谦),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同上书,卷八)道安在这里则从庄子的以朴为美的文艺美学观出发去指责支谦、叉罗的意译的。又如僧肇评鸠摩罗什所译的《百论》是“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同上书,卷十一),慧远评僧伽提婆所译的《三法度论》是“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同上书,卷十)。这些都渊源于传统的文艺美学观。
从实质上看,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翻译的初期,由于语言不甚精通的限制,也更由于中印文化背景的差异,翻译的难度是很大的。为了寻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点,译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这实际上是为了缩短不同文化间的距离。而在佛经翻译初期,翻译往往是中外合作的,一般先由外国僧人背诵(初期译经没有原本)(注1),再由懂西域语言(不完全是梵语,有的是西域诸国语言,即所谓胡语)的中国居士或僧人翻译成汉语,再执笔写下来。语言的转换实则是文化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当中,中国人只能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接受佛教文化。此时,译者如何对待翻译的过程,怎么表达自己对翻译的评价与认识,也只有站到中国文化传统里去,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词语。从这一点看,佛经翻译理论又可以看作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
实际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近代,甚至是1949年以后,仍然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来表述其理论观点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先生就指出,这三字的提出早已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中了。(注2)傅雷1951年提出的“神似论”,(注3)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论”,(注4)都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理论的。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历来就是把翻译当作一门艺术,从美学的高度去要求的。翻译理论实际上也便是文学与美学的理论。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理论的中心议题看出。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主要就是讨论佛经翻译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文质之争成为了贯穿中古佛经翻译全过程的中心议题。名僧道安、鸠摩罗什、僧肇、僧睿、慧远等都对翻译的文质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关材料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曾有列举,这里不妨再抄录出来:
《梁僧传》记道安之言曰:“支谦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出三藏记》卷十载道安《楞婆沙序》(注5):“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出三藏记》卷七载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
《出三藏记》卷十载慧远《大智论钞序》:“圣人以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玩常训者,牵于近习,束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
《出三藏记》卷七载《首楞严后记》(不详作者):“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僧祜《出三藏记》:“方言殊音,文质以异,译梵为晋,出非一人。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梵。众经浩然,难以折中。”
关键词: 文学理论课 活动式教学模式 改革实践
文学理论课教学沿用了几十年的传统方式就是教师讲授法,或曰“传递式教学”、“授―受”模式。教师为信息传递者,以口头讲述为主;学生为信息接收者,以耳朵收听为主,辅之以课堂笔记。在一个完整的教学活动单元中,教师的角色就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者(“传道”、“解惑”为主,“授业”则很少体现),学生的任务就是“得道”、“释惑”,至于“道”传得到位与否,“惑”释得通达与否,学生得了多少“道”、释了多少“惑”就无从验证了。因此,上述传统的且仍在大行其道的教学方式造成的后果就是:教师“盲目”(即无针对性)传授,学生被动接受,师生之间无法构成交流与互动,实际的教学效果无法得到真实检验与评价(期末考试并不能完全反映学生平时的真实学习情况)。对于教师来说,他们仅仅完成了规定的教学任务;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仅仅是履行了听课的义务。然而实际的教学效果如何,学习效果怎样,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得到了多少提高,知识是否得到了丰富,心理、人格的发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知、情、意诸方面又有哪些变化、完善与提升等都落在了教育者(包括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视野之外。若仅就学生学习方面而言,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讲授法)、单面的教学方式(授―受模式)、孤立的教学手段(口头讲述)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多方面发展的需求,无法激发起他们学习的兴趣与热情,因此也就难以积极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过程中。
所以改变这种不利的教学状况,以使教学质量与水平真正得到提高,真正将素质教育精神贯彻到教学活动中,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促其心智(知、情、意)全面发展,为他们步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自然就成为教学方式改革的首要前提和重心所在。
一
现代认知心理学(J.R.安德森)将人类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两类,现代教育学将教学模式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传递式教学(讲授法),二是活动式教学。陈述性知识是关于事物的名称、概念、命题、事实等方面的知识,又称记忆性知识,因为它通过教师的讲解即可为学生所掌握。程序性知识主要涉及一门学科的概念、原理、规则,问题的解决,技能、方法的培养与运用,以及情感体验等方面,这是教师的讲授所无法使学生真正掌握的,学生靠自己的活动(操作、探究、体验等)才能占有、内化这类知识。很显然,从总体上看,传统的传递式教学模式只适用于那些陈述性知识,而文学理论中大量的程序性知识则需要通过活动教学模式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我在教改实践中所运用的教学方法总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课堂深度提问法,二是课堂讨论法,三是学生讲课法,四是课堂辩论法,五是课外社会调查法。其中一、三、四三法较有新意,故将此三法拈出分而述之。
(一)课堂深度提问法
课堂提问并非新鲜货色,但我运用此法有两点革新:一是“深度提问”;二是师生相互提问。所谓“深度提问”,就是就一些内涵丰富、较难理解的理论观点和问题设置“问题情境”,设计合适的话题,在讲述过程中向学生提出。这种提问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环式的,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教师在发问中要牢牢把握住两点:一是引导学生将思维转向逐步延伸到对特定问题(体现教学目的)的最终解答上;二是及时发现学生回答问题时表露出的理解偏差和某些可能有的创新之点,对不正确的理解加以及时纠正,对于些许的创新予以指出并加以鼓励,使学生一方面得到严格的思维训练,对正确的观念做出正确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引导学生大胆创新,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所谓师生相互提问就是打破传统的教师问学生答的单向交流模式,把提问权交给学生,使课堂提问形成一种双向交流、平等对话的格局。这样的一种提问方式充分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也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学生讲课法
传统教学模式的根本性弊端就是教师一言堂,信息单向传递,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无法得到发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大胆运用学生讲课法(学生积极性很高),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选择较容易理解与把握的教材某个章节作为学生讲授的内容,提前做出具体布置,并提出具体要求。将学生划分为几个小组,大家分头撰写教案,实际讲课时由每个小组推举一位代表到课堂上扮演教师角色。全体同学对每位讲课的学生打出分数,每个代表所得分数即为其所在小组全体同学的得分(此分计入期末考试总成绩)。此法对学生的能力是一个全面的考查与锻炼。第一,它可以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认真学习所要讲述的内容,这达到了主动学习的目的。第二,要求学生撰写出标准教案(讲义),这对于“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必须且必要的锻炼。第三,可以锻炼学生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第四,有效地强化了学生的心理素质,使他们敢于在众人面前比较准确、流畅地讲出所要讲的东西。第五,使学生亲身体验当教师的感觉。
(三)课堂辩论法
此法参照“国际大专辩论赛”的程序加以简化实施。提前将学生划分为几个(偶数)小组设计出正、反方辩题(如,某一次正反方的辩题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决定内容”),教师帮助、指导学生组织材料,形成观点,写出辩论文稿。在辩论过程中教师充当的角色是“裁判”,掌控辩论的走向与行程,辩论结束时对各方表现作出全面评价。此项活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特别高,它也使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发挥到了最大,这对于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深刻性、严密性等都是极好的锻炼。同时,学生通过辩论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实现了自我价值,得到了其他同学的赞许与钦佩,由此获得了难得的“高峰体验”。
二
(一)“课堂深度提问法”对于“问题解决”与“思维训练”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现代教育学关于“问题解决”的理论认为,“问题解决”既是一个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问题,又是一个思维训练问题。[1]就信息加工而言,其内涵包括任务环境、问题空间及其探索路径,以及问题理解与问题的表征,等等。“任务环境”指有关某特定问题的所有可能的知识状态的集合。[2]P224对于文论课程中的某些问题而言,所需要的知识无疑是具有综合性的。如“艺术真实”问题,它既需要学生具备必要的文学作品(文本)知识,又需要具备有关“真理”、“生活真实”等哲学、社会学和一般的文艺学知识。“课堂深度提问”所设计的问题既要使学生易于把握问题中心之所在,又要在此基础上借助教师的必要提示而达到对问题的逐步深入理解。“问题空间”指学习者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内部表征。问题空间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问题解决者在任务环境中通过对问题目标状态路径的探索而形成的。
一个完整的问题空间通过给出问题的初始状态、目标状态和可以利用的知识模块,从而确定一系列问题状态而获得。大多数问题不止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径。这样就给学生理解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无数可供选择的思维路径,极大地开拓了思维空间。比如有关“文学是什么”这一在文学理论中占基础地位的问题,学生要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就必须抛弃在中学阶段形成的“本质主义”观念,形成一种发散性思维,多方面、全景式地进入这一论题,最终才能得出较为令人满意的答案。“问题理解”包括“理解”与“探索”两个过程。就其实质而言,理解就是将任务转换为问题表征的过程。很显然,这一“转换”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就文学理论而言,使用语言(尤其是理论语言)表述问题、给出答案需要训练,包括思维训练、语言运用训练、术语概念、观点运用准确度的训练等。学生选择用较为准确的语言、术语来表现有关理论问题,就意味着他对问题有了较高程度的理解。
(二)“学生讲课法”与“课堂辩论法”在文学理论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中无疑是最具革命性的,它在极大程度上颠覆了沿袭几十年的教学模式,给文论课堂吹进一股清新之风。
“学生讲课法”与“课堂辩论法”关注的重心是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和学生理论思维训练的实践活动品格。根据前苏联维果茨基、列昂捷夫、达维多夫等人对于发展性教学的研究,人类的发展(包括思维的发展)是筑基于人类活动之上的。维果茨基认为:“人的心理过程的变化与他的实践活动过程的变化是同样的。”[3]P372“作为教育过程基础的应该是学生的个人活动,而一切教育艺术则应该归结为引导和调节这一活动……教师是教育环境的组织者,是教育环境与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调节者和控制者。”[3]P373“学生讲课法”与“课堂辩论法”将课堂完全“还”给学生,让他们做课堂的主人(学生主体地位的真实确认),教师只是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教学过程的调控者起引领作用。学生讲课显然是反“客”为主,即由教学过程中的受教育的被动客体一跃而成为教学活动中掌握话语权和操控课堂秩序的主人。其身份的转换必然引起心理意识和观念的巨大变化,其学习主动性得到空前提高。课堂辩论对于学生思维的训练、个性的发展、团队合作意识的养成等都是单纯的课堂讲授法所望其项背的。
三
活动式教学模式的研究者将“活动”分为需要、动机、目的、达到目的的条件等结构成分。与这些成分相应的环节是活动、动作、操作。[5]其中“活动”对应于需要与动机,动作对应于目的,操作则对应于达到目的的条件。在“学生讲课法”中,学生准备材料、撰写讲稿和辩论稿,需要仔细阅读教材,查阅许多有关资料,这些构成了达到目的的条件,然后将这些材料有机整合起来(讲稿、辩论稿的撰写需要符合教师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即目的)。在实际讲授课程和辩论过程中将书面文字材料转化为活生生的口头语言表达和思维流程,并根据课堂实际情况和辩论的实际进程加以灵活调整,这无疑是一个由动作、操作、目的构成的完整的“活动”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对于学生的思维是一个实际的锻炼,而且对于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个性的展露、才华展现、自我价值实现动机需求及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形成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在课后所作的问卷调查中,超过98%的同学认为上述活动式教学方法的运用对于他们学习兴趣的提高,思维能力的训练,心理素质的锻炼,科研基本能力的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养成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加涅.教学的学习基础[M].转引自张卿.教与学的历史轨迹[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关键词:文学理论课程 应用型人才 卓越写作人才培养 意义及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9-0006-02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需要,河池学院以建设具有地方特色应用型大学为目标,以服务广西地方社会文化与经济建设为己任,努力提高办学教学质量,为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进行教育改革。围绕这一目标,各专业、各学科和各门课程都必须进行与此相适应的教学改革和探索。为此,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依据《河池学院发展定位规划(2013-2020年)》提出的“要发扬文科优势,根据不同的办学特色走不同的人才培养路子”的方针制定了“卓越写作人才培养方案”,并加以实施,而作为方案中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干课程之一的《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势在必行。面临转型的《文学理论》课程,如何从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出发,调整教学内容,创新课程设计,改进教学方法,这正是本论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基于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一、基于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实践的意义
河池学院是桂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唯一一所新建的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属于教学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的教学目标就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是如何将知识转变成能力。基于此,我院卓越写作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的《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实践,旨在探索适合研究对象并具有自己特色的应用型人才教学模式,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培养卓越写作人才,服务地方建设
本论文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方法和模式,在学好专业课的基础上学好文学课,力求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卓越写作人才,能够胜任党政机关、企事业等单位的写作、文秘、宣传、编辑、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能够胜任中等学校、职业技术学校语文教学及研究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服务地方。同时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文学类课程提供借鉴,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传统的文学教育模式,增强毕业生的社会竞争力,促进学生就业。
2.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和基本素质,为培养学生职业技能服务
我院《文学理论》课程的开设以文学写作人才培养研究、桂西北作家群研究和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为方向,以“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重点实验室建设为支撑,在教学科研中形成了以地方民族文化资源为学术切入点,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积极探索出符合学院实际、具有学院特色的高素质人才培养途径和方法,并逐步推进卓越写作人才培养计划,邀请更多的知名作家担任指导老师,吸纳更多青年学生,培养更多写作人才。这对尽可能提高学生对行业和职业需求的适应能力,提高工作方面的文字能力培养也大有裨益。
3.摒弃“重教师而不重学生,重传授而不重探索”的传统教育理念,探索“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主体性教学模式
教师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价值观念。在卓越写作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师既要注意自身角色转变,也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主体型人格”的养成。为此,要求教师由原来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成组织者、指导者和促进者,教学方法由接受性学习方法过渡到“指导―探究性”学习方法为主,课堂也由传统的“教程”蜕变成现代的“学程”。通过文学理论课程的改革与实践训练,学生自主学习的巨大潜能得到开启,学生的文学阅读和写作能力会得以进一步提高,解决好这个问题,将对我们应用型的卓越写作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二、基于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实践的途径
文学与传媒学院写作人才培养在多年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在区内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以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为改革目标,以实施卓越写作人才培养方案为杠杆,在《文学理论》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全面更新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切实提高学生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的实际能力,以提高大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与专业岗位胜任力。具体实施的途径如下:
1.制定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
基于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文学理论》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立足于提高办学教学质量,努力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最终实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具体改革目标是:(1)知识目标。通过研究与实践,探索能满足卓越写作人才培养需求的《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途径与方法,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文学理论的基础理论知识,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及学术素养,促进学生运用文学理论知识来指导阅读实践、文学欣赏与评论实践、创作实践的自觉性和有效性。(2)能力目标。提高课程教学的效果与质量,按年度分批次地培养在写作方面有突出技能,具有健康、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能胜任各级党政部门的公文事务写作、各种传媒机构的新闻传播写作、各种文学体裁写作的人才,亦即拔尖创新人才,使学生毕业时写作能力明显超过同类型学校的本科文科毕业生。(3)情感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立足于塑造和完善学生的心理素质和人格精神。卓越写作人才培养教学除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更要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操、思维与个性品质、审美修养和个人品位,以求达到深化思想和丰厚情感同步进行,进而使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稳步进行,最终实现写作能力与心灵成长同生共长,互助互进。
2.调整课程体系,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群建设
文学理论体系的传统模式追求“统一”,力求学生“齐步走”。虽然课程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着,但这种模式的惯性仍或多或少影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例如我院文学理论课程类课程只设专业基础课“文学理论”,专业选修课“美学”“民间文学概论”和公选课“中国文化概论”,这些课程都集中在一、二年级开设,由于没有相应的提高课程和延伸课程,考试结束后,学生基本把文学理论知识忘记了,举一反三更是无从谈起,直接影响例如中外文学史和文学写作等课程的学习。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缺乏独特的见解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导致人云亦云,论文的质量不高。针对卓越写作人才培养的目标,课程改革围绕文学基本理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等三个课程群方向,重新调整课程体系,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增设“广西本土作家创作研究”“刘三姐文化事象研究”“刘三姐歌谣文化研究”“广西民间文学研究”“桂西北民族文化研究”等选公共选修课程。将课程结构从单一的专业基础课,变成涵盖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和全校人文素质课等相对完整的课程结构体系。
3.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建设开放性课堂
传统的课程教学一般局限于课堂、课本以及固有的教学方法,但随着文学理论教材内容的不断刷新,教学方法的改革也迫在眉睫。因此,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调动学生理论学习的自主性,这才是学好文学理论最根本的方法,这就意味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做到如下几点:(1)改革课堂教学方法。采用模拟式、情景式、辨析式、调研式教学,使教学更具针对性、直观性与实用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抓好第一堂课的第一个话题,运用“认知―同化”学习理论,把教材的优势和难点教给学生,引起强烈的思考,提高对文学写作艺术的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自信心,激活写作的欲望与潜力;(2)注重启发式教学。教师把课堂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结合起来,改变“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理论学习的自主性;精心设计文学课外活动(包括阅读训练、讲座及写作竞赛活动),拓展课程空间,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此外,教师在发挥“引导”主体作用的基础上使用“讨论教学模式”,鼓励全员参与课堂讨论,并通过师生互动打造平等对话的关系,促发学生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3)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丰富教学手段。多模态视角下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师可以利用文字模态、声音模态、视频模态等多模态形式进行教学,把单一的课堂变成形式新颖、层次分明的多元信息台;依托学校网站建立相关课程的网络讨论区,设立课外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专题学习网,实现课程教师与学生的网络互动,由此不仅可以节约时间,加大课堂信息量,还有助于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4.多元评价机制的建立
科学合理的多元评价机制不仅对课堂教学起着直接的导向作用,激励教师积极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而且可以弥补传统评价的不足。如果要克服课程目标实现过程中出现的弊端,适应教学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设定相应的评价指标,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具体包括:一是评价内容多元化。多元化的文学理论课程考核评价内容包括知识的建构能力、阅读能力、作品的欣赏能力、写作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评价能力和语言知识、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等方面,它不仅考核学生知识的积累,更加关注的是学生应用能力的评估;二是评价方式、方法多元化。将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相结合,力争教学与评价融为一体。例如:利用试题库进行闭卷考试是必要的检测手段,但在整个评价分值中,应减少考察学生基础知识接受情况的填空题、选择题的比重,尽可能地增加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的论述题、分析题、一题多解的题等综合能力的测试;此外,灵活采取开卷、口试、小论文等形式相结合的考试方法,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来答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评价主体多元化。与以往任课教师或同行教师作为评价主体、学生作为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的评价对象不同,在多元化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中,评价主体由任课教师、相关教师群体、学生本人、学生团队、社会团体、汉语水平测试机构、汉语能力认证机构等组成。在多元化评价体系中,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有利于教师和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促使自己反思和诊断教学和学习活动,从而在教学和学习中自我调控、自我修正最终实现自我完善,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梅红霞.浅谈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J].教育教学论坛,2010,10.
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著,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的就是反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