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8-12 19:21:2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世界政治经济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公共支出 范围 结构调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公共支出由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逐渐向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的方向转化。公共支出，作为公共财政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公共支出又称财政支出或政府支出，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取得所需物品和劳务而进行的资金的支付。公共支出反映了一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代表着执行这些政策的成本。公共支出的结构和调整，对国民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市场经济环境中公共支出的特征
1.公共服务性
政府日常的公共支出活动表现为多种多样具体的现象形态，但是不管其具体的活动形态如何，它们都是公共支出，都是政府弥补市场失效，或者说，都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而安排的支出，因而都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支出是以公共服务为其根本目的的。
2.非市场盈利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个人的活动，都表现为是市场活动，是出售自己的产品和劳务．获取市场价格并实现盈利的活动，它具有市场盈利性，是在盈利动机的刺激和诱导下展开的。相反，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支出却不能索取市场价格，不能追求市场盈利，不能在盈利动机的引导下安排自身的活动。换言之，具有市场盈利能力的活动不属于公共支出的范围，具有市场盈利能力的领域公共支出不应介入。
3.计划性
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公共支出作为随市场经济而产生和发展变化的一种财政类型，它主要是借助于国家预算这种国家年度财政收支计划的形式来进行活动的。国家预算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天然的政府公共支出运作形式，从公共支出本身来看，它从来都是有计划的。
二、公共支出的作用
公共支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公共支出作为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扩张本身就意味着总需求的扩张，尤其是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态势下，其对经济增长具有的意义;二是公共支出具有典型的外部正效应，公共投资的先期扩张可为经济增长带来累积效应；三是共支出的一些特殊领域，如教育和科技基础设施投资，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源泉，因此公共支出的意义有一部分通过技术进步的作用体现出来。
三、现阶段我国公共支出结构及调整
从公共投资支出的构成来看我国社会基础投资比重最低，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财政对重点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教育、科技、社会保障等支出增长相对缓慢，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特别是从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要求来看， 这样的公共投资支出行业结构都是很不合理的。我国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把有限的公共投资资金尽可能地用在基础设施上。
另外，从公共支出本身的效果来说，政府投资竞争性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只具有短期效应，从长期看，由市场自发调节市场主体对竞争性行业投资才具有高效率和长期发展的可能。因此，公共支出的投资性支出应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这些领域投资的增加，可以使国民经济具有坚实的基础，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2007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共支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调整：
首先，公共支出向教育支出倾斜，教育解决的是国民素质问题，是发展基石。在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
其次，加大了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社会保障是事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根据当前存在的困难与不足，调整公共支出分配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强，市场竞争加剧，企业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国家在动员社会力量，大力推进再就业工程的同时，坚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增加公共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加快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改革，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加强财政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统一管理，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有利于国家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建立统一、完整、社会化、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
再次，加强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公共支出。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是中国实现科学发展的难点和重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公共支出政策的支持。一方面，需要不断扩大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在广大农村地区公共资金的投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地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问题，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另一方面，东、中、西部由于地缘关系而存在的地区性差异需要通过国家财政扩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来解决。而这一制度的建设，不仅需要增加转移支付的规模，更重要的是优化制度设计，通过公式化、规范化和透明化的转移支付体系使用于贫困地区人口的支出绩效最大化。
最后、控制和压缩不合理的公共支出。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
参考文献：
[1]何振一: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0）
一、领导重视、任务明确、责任落实
市委关于2011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作为了主要工作任务，市领导干部作风整顿建设领导小组将“加强市场经济秩序整治、食品药品的安全监管，着力解决市场经济秩序不规范、用药安全性不高、招商引资环境不够宽松的问题”作为“整建活动”实施“三大行动”的重点内容之一。
市委常委、市长、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组长王海林，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国庆分别在国务院、省政府印发的全国、全省2011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上批示要求：市整规办结合我市实际，认真组织贯彻落实。副市长刘国庆、戴绍泉分别在4月12日和2月8日电视电话会议上对我市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行了部署，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
市整规办及时将两位领导的讲话印发给了各区县、市级各部门，并于6月14日和26日分别召开了区县和市级部门整规工作专题会议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关于2011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以及全国、全省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了各区县、各部门的工作任务。
按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三年总体规划的通知》（自府办发[2005]102号）要求，在2010年底，市整规办印发了《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2010年工作总结和2011年工作要点》（自整规办[2010]15号），对2011年全市整规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明确了全市整规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整规工作重点、宣传报道、基础建设工作等。做到了早部署、早安排。
二、进一步加大专项整治力度，巩固整治成果
（一）组织开展节日市场综合整治行动
为了确保人民群众重大节假日生活健康和安全，市整规办分别组织开展了元旦、春节、五一、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市场全市综合整治联合行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节日市场综合整治共出动执法人员37000多人次，取缔各种非法生产经营户600多户，查获各类案件1045件（其中：立案查处334件）。通过节日市场整治，使全市节日期间未发生重特大市场经济秩序事件，净化了市场，为广大人民群众节日生产生活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继续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
由市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办公室（食品药品监管局）、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质监局）牵头，组织开展了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各区县、各部门将食品安全整治作为全年整规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特别是《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出台后，集中4个月的时间开展了专项整治。在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中，全市出动执法人员5万人次，依法查处各类食品违法案件2753件，其中立案查处662件，捣毁窝点49个，取缔无证生产经营户和小食品摊点2366户。立案查处药品医疗器械违法案件217件。
1、加大农业投入品及农产品市场整治。农业部门重点开展了农业投入品监管、农产品生产环节监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三大环节的执法行动。农资市场监督覆盖面达100%以上，立案查处案件43件，挽回经济损失78万元；共抽检粮食、蔬菜、水果、茶叶等农产品1009个批次/样，合格率为96.33%，农产品农药残留合格率明显提高。畜牧部门认真组织实施放心肉工程，深化畜产品无公害基地建设，加强兽药饲料企业监管，加大动物防疫检疫及监督工作力度。抽检饲料产品和畜产品各50批次，畜产品“瘦肉精”检出率继续保持为零，畜产品药残超标率控制在6%以内；新申报无公害畜产品养殖基地和品种各6个；禽畜产地检疫率和定点屠宰厂（场）内检疫率均达到100%；查处各类违法案件45件，取缔无证照企业16家；没收、销毁不规范兽药23件（瓶、盒、支），违规产品7.9吨、不安全肉品3.1吨。水务部门组织开展了水产投入品经营市场、化肥养鱼专项整治，进一步加强了无公害水产品基地建设和监督管理，开展了水生动物防疫检疫工作。完成3个无公害水产品基地和10个无公害水产品的申报工作；实施成鱼检疫303批次，苗种检疫260批次；对全市具有代表性的水域共1万余亩进行了鱼病测报。
2、继续深化食品加工环节整治。质监部门牵头组织开展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并结合本部门职能职责开展了对食品生产企业使用原辅材料、添加剂及食品生产过程的监督检查，加大了对安全类产品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3C认证违规行为的查处，共立案查处食品类案件75件，其中大要案10件。
3、强化食品流通环节监管和市场整治。工商部门继续依法清理规范食品经营主体，强化食品安全日常监管；进一步完善农村12315申诉举报网络建设；加大食品质量监测和专项抽查力度，深入推进“四制两查两书一承诺”的监管模式；以城市社区、农村和城乡结合部为重点，清理无照经营和查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行为。取缔无证无照经营1023户，立案查处食品违法案件104件，捣毁非法食品窝点10个，监测抽查食品166个批次，配备食品快速检测仪41套，加大了对农贸市场、超市场所出售的食品的定性检测力度。商务（经济商务）部门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强化屠宰和酒类市场管理，加强肉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深入开展了屠宰市场和酒类市场专项整治。全市取缔非法屠宰点5个，整合关闭16个，查处酒类违法案件11件。我市猪肉质量安全专项整治12月通过国家专家组验收。
4、深化食品消费环节整治。卫生部门实施了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目标责任制，与工商、旅游等部门建立了餐饮业联合整治机制，对食品消费环节组织开展了18次专项检查，食品卫生监督覆盖率100%，查处无证经营户282家，整改到位并取得食品卫生许可证195家，取缔87家，查处违法行为32起。城管执法部门以整治和规范无证饮食摊点、夜宵摊点、游动摊贩和校园周边小食品摊点的无证经营和占道经营的行为为重点，建立了错时上班制度，落实了“划片包干，定人定责”责任制。规范饮食摊点789个（次），取缔占道经营饮食摊点314个。盐政稽查部门继续实施盐政执法驻厂监控制度，健全了盐政举报制度，组织开展了盐业市场专项整治。捣毁私盐窝点1个，立案15件，结案12件，查获违章盐12.3吨，查获无主私盐3吨多。
5、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市场专项整治。食品药监部门加强对药品生产、流通、使用企业以及医疗器械的监管，组织开展了药品、医疗器械专项整治。立案查处药品医疗器械违法案件217件；监测药品、医疗器械广告32次，移交工商部门查处违法药品、医疗器械广告28个，收缴违法印刷品5623张，拆除违法违规户外广告牌1092个；快检药品1002批，筛查出可疑品种56个，检验出25批不合格药品；GSP监督检查覆盖面达100%；集中焚毁20余吨、货值80余万元的假劣药品。
(三)继续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
各区县、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纲要（2010—2011年）的通知》和省、市《2011年保护知识产权行动实施意见》精神，依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
1、开展专利保护及专利执法检查。市知识产权局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指导企业对创新技术加以知识产权保护，其中久大集团公司一次性申请专利6项。坚持以日常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专利执法行动，抽查了各大商场的6000余种商品，查获49种专利权已失效和66种无法确定其法律状态的商品，及时进行了通报，并对相关单位提出了具体的整改要求。
2、开展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打击商标侵权行为专项行动。工商部门组织开展了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打击商标侵权行为专项行动。指导企业新办理商标注册63件，其中农产品商标18件；“长城”商标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著名商标”，有3户企业材料上报认定；10户企业申报“四川省著名商标”，有7户企业已经初审处于等待认定中；复审认定“知名商标”65件，38户企业参加“市知名商标”新认定；打造“城市名片”，办理“南国灯城、千年盐都、恐龙之乡、盐帮莱”四件商标注册，已办理39件商标注册；查处商标违法案件200件。
3、开展打击盗版侵权专项行动。文化部门深入开展了反盗版天天行动，完成了12318文化市场举报电话区县联网工作，健全和完善了文化市场义务监督体系，开展行业自律建设，加强了校园周边文化市场整治。取缔无证经营“黑网吧”18家，取缔无证经营电子游戏室30家，收缴捣毁赌博游戏机、电脑板464台（块）、收缴非法出版物3600册、非法音像制品48000多张，立案查处违规网吧82家，治安拘留2人。
4、开展打击假冒伪劣专项行动。公安部门组织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山鹰2号”行动，与烟草部门协作配合，查处制售假冒烟草制品案件26件（其中：立案15件，移送烟草部门行政处罚11件），打掉假烟生产窝点3个，查获各类假烟11000多条和大量制假设备及假烟标识材料，涉案金额130余万元，刑事拘留18人，逮捕1人，直接移送4人。烟草部门以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卷烟和非法运输为重点，坚持日常监督检查和节日专项整治行动相结合，充分发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作机制，有力的打击了制售假冒烟草制品违法犯罪活动。查获违规卷烟1119.74件，查处案件911件，查获制假窝点5个，贩藏假烟窝点10个，移送司法机关刑事拘留19人，判刑2人。
（四）继续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
1、整治虚假广告、打击合同欺诈行为。工商部门会同宣传、监察、纠风、卫生、食品药监、公安等部门制定了《市2011年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行动部门联席会议工作要点》和《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联合会审制度（暂行）》，进一步加强了广告的日常监测工作，加大对虚假违法广告查处。继续深入开展了“守合同重信用”活动。共查处各类违法广告76件，查处合同欺诈案件6件，调解合同纠纷案件10件，帮助157户企业完善合同管理制度，新发展“守合同、重信用”企业113户。
各级检察机关依法批捕合同诈骗案件11件12人。
2、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行动。卫生部门组织开展了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检查医疗机构523家，取缔无证行医机构32个，立案查处案件10件，出具监督意见书344份，并对部分农村和城乡结合部黑诊所、假医生执业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对黑龙江省牡丹江水泥集团医院非法承包科室非法行医行为，给予罚款10000元，没收违法所得80余万元和设备一台。
3、开展打击商贸活动中的欺诈行为。市商务局、市物价局、成都海关办事处等部门根据自身职能职责组织开展了打击商贸活动中的欺诈行为专项行动。
（五）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和反垄断专项执法工作
工商部门加大对工程建设、土地转让、交权交易、政府采购、医药购销、教育等商业贿赂的查处力度，今年立案8件，已结案7件，罚款36万元。扎实开展反垄断专项执法工作，特别是对涉及民生问题的供水、供电、供气、交通运输，石油化工等垄断企业的不正当行为进行了严厉查处。全年共立案查处68件，案值87.89万元，罚款56.89万元。主要典型案例有：市大安区某供水企业限制竞争（强制收取底度）案；市某供气企业强制收取检验费的限制竞争案；富顺县某电力公司强制用户更换电表和滥收费用案；市沿滩区某燃气公司滥收费用案。
各级法院依法宣判涉及商业贿赂和反垄断案件20件26人。
（六）继续开展打击传销专项行动
按照7月10日全国、全省打击传销集中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各级工商、公安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市工商局、市公安局联合出台了《市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并联合开展了打击行动。重点打击“拉人头”、“团队计酬”和利用互联网进行传销的行为，捣毁窝点48件，驱散传销人员1810人。开展了创建“无传销社区”、“无传销校园”活动；通过《日报》、《今日晚报报》宣传5次，提高广大群众防范和抵制传销的能力，通过“打、挖、防”工作体系，努力将传销消灭在萌芽状态。
（七）深入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
农业、质监、工商、物价、供销等部门深入开展了农资市场专项整治。农业部门重点对种子、农药、肥料开展检查，强化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治理。农资生产经营企业监督覆盖面达100%以上，查处案件53件，其中立案查处43件，挽回经济损失78万元。收缴国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农药甲基对硫磷7.2公斤，接待案件7个。质监部门认真开展了农资送法下乡和打假治劣工作，加大了对化肥、农药、农机重点区域的整治工作力度。查获农资违法案件49件，立案查处41件。发放农资鉴别系列资料8800份，接受群众咨询620余次。工商部门继续开展“红盾护农”行动，维护农资市场秩序。查处各类农资违法案件48件，取缔无照经营89户，受理农资投诉案件117件。没收不合格肥料25.9吨，农药70公斤，种子130公斤，农膜1500公斤。物价部门开展了化肥价格和涉农收费检查。检查民政、计生、畜牧、建设等涉农收费单位和种子化肥经销点共244个。发送种子经营户价格告戒书300份，查出违法所得金额30万元。供销部门结合实施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对所属农资经营户采取了分级负责制，监督进货渠道，采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处理，配合农业、工商、质监等部门开展了农资市场专项整治。
（八）开展房地产交易秩序专项整治
工商部门为规范房地产主体资格、房地产广告、展销、经纪、合同等行为，先后制定了《市工商局关于开展房地产交易秩序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关于房地产交易秩序专项整治自查自纠的通知》和《关于开展房地产交易秩序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该系统共检查经营主体435户，检查合同82份，核准登记房地产广告29个，立案查处房地产违法案件29件，结案20件。房管部门组织开展了商品房预售专项整治，细化了《商品房销（预）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实施方案，严格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开通了“房产168”网站，建立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建设”公示制度；强化了权属登记网络化管理；开展了房地产中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等工作，为规范房地产企业一房多买、炒卖房号、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全市办理房屋权属登记22024件（其中：注销登记409件），受理法院、公安等部门查封冻结363件，受理委托查询350件，受理房产测绘备案139件，共受理投拆举报42件，已办结投诉35件。
（九）结合行业特点开展专项整治
市经委组织开展了成品油市场和加油站专项整治；开展了煤炭资源整合工作，严格煤炭生产和经营市场准入制度；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依法吊销6个加油站经营许可证；关闭煤矿15个；分别换发新版煤炭生产和经营许可证49个和61个；查处安全隐患400多起。
税务部门继续深入开展了税收专项整治。国税部门组织开展了对农副产品加工、汽车销售、药品制造、电力、建材等行业税收专项整治。查处偷税案件75件，查补税款、罚款、滞纳金共计1226万元，移送公安机关涉税案件3件。地税部门开展了房地产业、建筑安装业、金融保险业、餐饮业、服务业及娱乐业税收专项整治，对高收入行业的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查结案件155件，查补税金及附加、罚款共计2737万元。
物价部门组织开展了化肥价格和涉农收费、药品价格和医疗服务收费、节日市场、全市猪肉市场、食品价格、食用植物油市场价格等专项整治行动。共查获案件81件，挽回经济损失159万元，发送种子经营户价格告戒书300份。
质监部门组织开展了建材市场、计量监督、絮用纤维制品、鞭炮生产企业、饮料冷饮、特种设备安全等专项整治行动。查获案件56件，立案查处40件，货值金额121.73万元,规划建设部门组织开展了建筑市场专项整治。建设项目报建率、施工图审查率、招标工程招标和公开招标率均达100%；已清理偿付工程款42769万元，民工工资9494万元，分别占网上拖欠总额的99.57%和100%；按在建工程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管理标准责令整改工程55个；报建工程监督、监理、工程质量合格率均达100%；整改安全隐患940处/件。
国土资源局部门组织开展了土地执法百日行动，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专项行动，严厉查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60件，立案查处28件，面积7.67公顷。市监察局和市国土资源局查处省监察厅、省国土资源厅挂牌督办案件1件。
旅游部门重点组织开展了打击利用“零负团费”欺客宰客、低价竞争、非法经营和超范围经营、强制或变相强迫游客消费以及“黑车”、“黑导”等专项整治行动。对星级饭店、旅行社和景区、星级农家乐监督覆盖面达到100%。全年共接到旅游投诉25起，立案查处3起、调解处理22起、投诉办理的结案率达到100%，查处安全隐患7起。
成都海关驻办事处组织开展了减免税设备和加工贸易专项整治活动。查获违规案件2起，案值1190万元人民币，已移交缉私部门处理。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剩余料件、副产物、边角料等补税340万元人民币。
交通部门组织开展了机动车维修市场、危化品运输市场、乡镇船舶安全、渡口渡船和低质量船舶等专项整治，共查出安全隐患48起，全市88道渡口经区县政府审批，19艘单机客渡船舶得到有效整改，17艘水泥、木质船舶已整改完成。
安监部门重点组织开展了煤矿安全、水上交通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公共聚集现场消防安全、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等专项整治。查处安全隐患780起，共发出了隐患整改指令书96份，行政处理决定书47份，停产整改通知书45份，查获案件45件，其中立案查处15件。
审计部门将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和惠民资金审计作为工作重点，全市完成审计项目116个，审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15,382万元,移送有关部门经济案件线索1个，涉案人员3人。
市政府法制办进一步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牵头组织开展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行为工作；市司法局开展了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活动；市发改委在项目审批环节上，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业项目；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开展了反洗钱专项行动。
（十）各区县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开展各项专项整治取得成效
各区县整规办结合本地特点，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政府部署的整规工作，积极组织本地区的行政执法部门开展了各种专项整治，取得了显著成效。
荣县共捣毁各种非法窝点25个，立案查处案件531件，查获案件货值133万元，挽回经济损失100万元，查补税款480万元，已移送司法机关案件3件。富顺县共捣毁各种非法窝点12个，立案查处案件727件，查获案件货值2685万元，挽回经济损失118万元，查补税款303万元。自流井区共捣毁各种非法窝点10个，立案查处案件196件，查获案件货值58万元查补税款484万元。贡井区共捣毁窝点12个，立案查处案件104件，案值350万元，挽回经济损失55万元，已移送司法机关案件6件，检查机关批捕3人。大安区共捣毁各种非法窝点4个，立案查处案件126件，查获案件金额265万元，挽回经济损失230万元，查补税款197万元，已移送司法机关2人。沿滩区共捣毁非法窝点10个，立案查处案件66件，查获案件货值144万元，挽回经济损失126万元。高新区共捣毁非法窝点5个，查获各类案件141件。
三、进一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市委宣传部牵头开展了“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并从对象、地域、内容、所有制性质四个方面进行了延伸；市经委开展了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大力推进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开展信贷市场企业主体信用评级、拓展非银行信用信息采集范围；工商系统继续完善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开展了“守合同重信用”活动；食品药监、质监部门牵头组织建立了全市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市房管局建立了中介机构从业人员执业行为信用体系及网上公示平台；国税局、地税局开展了“依法诚信纳税”活动；司法局开展了法律服务队伍诚信体系建设；成都海关办事处开展了报关行业道德教育，建立诚信报关市场活动；农业局完善和细化了农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农资领域诚信档案与诚信评价制度；旅游局组织开展了“军警民共建安全文明旅游景区”创建活动；卫生局规范了10余条卫生监督和管理制度，建立每年2次的卫生行政处罚案件评查制度，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公开制度，提高了卫生部门在社会的诚信度；供销社开展了农资公司以及各基层供销社网点“诚信经营，优质服务”活动。
市整规办、市委宣传部、市商务局（市贸促会）、市卫生局、成都海关办事处、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广电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物价局、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市外汇管理局）、市企业管理协会、市企业家协会、市中小企业联合会、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联合开展了2011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
四、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推动整规工作长效机制建设
我市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监察部《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和检察院、法院、公安等部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协作机制，联系会议制度，公安经侦信息联络员制度，加强行政监察力度，确保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落到实处。各级检察机关主动深入到工商、烟草、盐业、税务等行政执法部门，深挖立案监督线索。全年共建议行政执法单位移送案件线索6件，均已立案侦查。
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各项工作的推进，有力地打击了各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已移送司法机关查处33人；各级公安机关共抓获经济犯罪嫌疑人147人,刑事拘留79人，取保候审55人，逮捕25人，直接移送14人；各级检察机关已批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件17件22人（其中：合同诈骗11件12人，假冒注册商标2件4人，虚开增值税专业发票1件1人，生产销售假药1件2人，非法经营2件3人）；各级法院已宣判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件31件39人。
5月31日，由市整规办、市检察院联合组织市级行政执法部门负责人到宜宾汉王监狱开展了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活动。
五、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整规工作的良好氛围
工商等部门开展了“3.15”宣传咨询活动；市整规办、市知识产权局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知识产权宣传月暨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市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了食品安全宣传月活动，并于今年5月正式开通了市食品安全信息网；质监部门组织开展了“农资打假下乡”集中行动日的宣传活动。
在市委宣传部的精心组织下，我市各新闻媒体加大了宣传报道力度。据不完全统计，1月至11月底，《日报》刊发稿件70篇，图片10幅，开辟专栏1个——《消费和谐3.15特别报道》；《今日晚报》刊发稿件38篇，图片15幅；以电台《新闻时空》、《1009早新闻》和电视台《新时空》、《盐都播报》、《都市全接触》、《走进生活》等栏目为龙头，播发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主要报道：广播消息95条，广播专稿7篇，广播专访4个，电视消息130条，电视专题14期，电视专访5个。
六、开展调研，沟通信息
市整规办组织开展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况、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情况的调研。通过调研，初步掌握了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情况，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进一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思路。在调研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关于开展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整规办[2011]8号）和《关于开展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整规办[2011]8号），上报了省整规办、市委、市政府，并印发给了各区县和市整规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对推动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坚持定期召开联系会议制度。每季度坚持分别召开了市级部门、区县整规办联席会议，及时分阶段总结工作经验，安排部署整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完成。
坚持信息通报制度，加强信息沟通。各区县、各部门及时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情况报送市整规办和通报相关部门，市整规办针对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对有针对性、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作做法、案例等编发了31期《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情况简报》。
七、2008年工作思路
（一）指导思想。全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着力关注和解决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以及影响经济健康运行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标本兼治，着力治本，促进公平竞争、净化市场环境，逐步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二）突出重点，深化各项专项整治，巩固专项整治成果。在国务院2008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尚未出台前，仍然按照国务院、省政府2011年部署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商业欺诈、打击传销、治理商业贿赂和反垄断、农村市场、房地产市场秩序等专项整治为重点，各部门根据行业特点继续开展专项整治。加强节日市场监管。
（三）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企业生产、经营的质量管理体系及服务体系，使一批诚信经营、质量可靠的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社会信用体系进一步完善。
（四）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继续探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建立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使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加大打击力度，违法犯罪的大、要案件得到严厉查处。
一、经济结构的调整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大的要求
教育作为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工具，必然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与经济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更是表现突出：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影响着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结构以及授课方式。从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来看，每个国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职业教育的重点应是所处时期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部门，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发展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转移的，须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需求保持一致。二是技术结构的状态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世界经济发展情况表明，人才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人才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保持同步的趋势，这就要求有与之相配套的教育结构来培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技术人才。作为职业教育则应紧密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结构的要求建立与之适应的层次结构，满足生产管理第一线各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针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等，我们需要对形势做一个冷静而客观的分析，并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揽子政策措施。
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职业教育的升级关键所在
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做好转方式、调结构，关键是好字当头，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意，也是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迫切要求。因此我们要把产业升级作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向，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协调推进，通过产业升级促进结构调整，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发展；要把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作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路径，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调结构、促转变，把职业教育作为当前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来抓。而无论是重视创新职业教育还是加快产业升级，都必须着眼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紧紧围绕“好”字做文章，围绕“优”字谋发展，从根本上做好产业技术工人的升级。
三、职业教育对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反作用
根据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像我国目前的生产技术水平，高级技术人员、中级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比例应该是1：3：10。从实际情况看，大多数企业达不到这个比例，技术工人不但量少而且素质达不到要求。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一线劳动者职业素质的原因，影响新工艺、新技术实现转换的现象屡见不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很明显，职业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和技术水平可以加速生产技术的更新，通过培养适合经济需求的各类人才可以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 转贴于
同时，加强经济管理和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职业教育对经济管理的作用表现为：既可以通过专业理论学习、技能培训等方式加强已有的经济管理者的素质，提高其管理水平，又可以为企业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管理者队伍提供人源。因为经济管理者的来源一是从生产服务第一线的人员中提拔，这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对象；二是通过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学校直接培养。职业教育还可通过对社会政治、文化、职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作用。在现代化生产的条件下，只有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特别是劳动人员素质的提高，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
四、当前职业教育的改革道路
在中国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支出的未来走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目前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在前几年推进总量的基础上转向重视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
一、内外学者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Alchian、Demsetz(1972) 、Sowell(1980)、Kor?鄄mendi和 Meguire(1985)、Landnu(1986)、Grier和Tullock（1987）、Barro(1991)、 庄子银、邹薇（2003年）等人认为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的观点。而Rubbinson（1977）利用相当大的跨国样本数据得出，较大的政府规模通过降低特别是较穷、欠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Ram（1986）、Devarajan、Swa?鄄roop 和Zou（1996）、马栓友（2000）则认为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还有一些学者，Gemmell(1983)、Nelson 和Singh（1994）等认为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不相关。
龚六堂、邹恒甫（2001）通过建模和实证分析得出：政府的资本性支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经常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影响。在按照政府职能来讨论不同类型公共支出项目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得到了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等不同结论。
郭庆旺等人（2003）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得出：政府公共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政府公共支出中的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生产性支出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支出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科学研究的投资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使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从实际来考察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最后得出一些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2年的自发公共化阶段；1993~1998年的自为公共化阶段；1999年至今的自觉公共化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改革的目标不同，财政支出结构不同，因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从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也不同。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框架
为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本研究利用柯布道格斯生产函数进行估计。
其形式为：Y(t)=A(t)K(t)αL(t)βG1(t)γ…Gn(t)n，（1）
其中Y(t)为t 时期的产出，A(t)、K(t)、L(t)分别为t 时期的技术水平、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 G1(t) ，…，Gn(t)分别为t 时期的第一至第N种财政支出项目，α、β、γ…n为边际产出弹性系数。
加入α+β+γ+…+n=1的约束，对方程(1)进行变换，即得到：
y(t)=A(t)k(t)αg1(t)γ…gn(t)n （2）
式中：y(t)＝Y(t)/L(t),k(t)=K(t)/L(t),g1(t)= G1(t)/L(t), …，gn(t)= Gn(t)/L(t)分别为t时期按劳动者平均的真实GDP，按劳动者平均的物质资本，按劳动者平均的各项财政
支出项目。
方程(2)两端同时取对数得到：
lny=lnA+αlnk+γlng1+…＋nlngn (3)
（二）数据选取
在我国的统计数据中由于预算外支出结构数据不完整，且政府可支配性小，因此我们这里只研究预算内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试图从政府财政支出的特定构成入手，以考察财政支出各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研究目的，把国家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生产性财政支出包括经济建设费和社会文教费支出，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用预算内财政总支出减去生产性财政支出。
本文选取1978～2002年的数据。在进行模型拟合时，用真实GDP（以1978年为基期）代表Y，真实物质资本存量（以1978年为基期）代表K，就业人数代表L。财政支出原始数据都按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变成真实数据。其中，物质资本存量的数据没有直接公布，所以引用陈志国在《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和私人资本存量的估计与分析》一文中的数据。其余数据来源于财政年鉴，真实GDP可通过平减指数平减而得。
因此所使用的生产函数方程为：
lny=c(1)+c(2)lnk+c(3)lngc+c(4)lnge+c(5)lngn(4)
其中，y,k,gc,ge，gn分别表示按劳动者平均的GDP、物质资本、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
（三）模型拟合
由于不同的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效用，因此除了做1978～2002年的拟合方程外，分别做了1978～1992年和1993～2002年的拟合方程，结果为：
注:括号内为显著性水平,*表示显著性水平不高于5%。
从这一组拟合方程可以看到:
1.三个方程的拟合精度都很高,说明按劳动者平均的GDP中的99%都能由按劳动者平均的物质资本、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及非生产性财政支出解释，只有几乎1%的部分是由这几项以外的其它因素决定的。
2.方程1中的经济建设支出的系数不显著。而在方程2和方程3中这一系数显著，且都大于方程1的系数，方程3中的系数大于方程2中的系数。这说明在1992年及1998年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后，政府对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是利于经济增长的。
3.方程3中社会文教支出的系数不显著，而方程2中这一系数显著，且其绝对值大于方程3的系数。这说明1992年以后，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影响减小，也即说明政府对社会的文教支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从方程1的结果可以看到，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En=0.045636,与被解释变量GDP呈正相关关系,而在方程2和方程3中其产出弹性系数均为负数,与被解释变量GDP呈负相关关系.也即说明从短期来看,非生产性财政支出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而从长期来看,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5.社会文教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为Ee=-0.1998,与被解释变量GDP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文教费方面的支出不会促进经济生产率的提高，相反会导致直接的经济生产率减少，因为这是建立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上的结果，没有考虑到各类财政支出对经济所起的作用不是当期就实现的，都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期，有的滞后期可能会很长，例如教育投资，从开始投资到教育形成人力资本发生作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可能低估了社会文教费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到，按劳动者平均的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每增加1%，劳均GDP大致可以增加0.046%;劳均经济建设支出每增加1%,劳均GDP可以增加0.032%;而每增加1%的劳均社会文教支出,劳均GDP就会减少0.2%。
6.从方程2和方程3中可以看出，1992年以后，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社会文教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影响减弱。仍然是经济建设支出的显著性最强，劳均经济建设支出每增加1%,劳均GDP大致可以增加0.338%。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对财政支出结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效用做一个总结。
第一，经济建设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根据凯恩斯理论，这种购买性的财政支出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有倍数的促进作用。但是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着这种倍数增长的作用，因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对于私人的支出存在着一定的挤出作用，从而不存在理论分析的那种结果。虽然实际上的财政支出并不能取得像凯恩斯乘数那样的理论上的效用，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政府的财政支出仍然对GDP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上说仍然是比较低的，需要政府财政支出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的公用事业和基础建设投资的需求还很大，在公共物品提供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不足。所以，政府财政支出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方面还有一定的投入需要，而应该削减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
1、国际政治经济学引入体育发展研究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面对持续恶化的全球贫困状况，一些国家居住着数百万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没有任何发展机会可言，需要根据具体环境采取具体措施，改善生活机会以促进世界和谐发展。体育对全球发展做出的贡献，可以归结为在国际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的努力。因此，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体育做出的任何贡献都必须建立在更大范围且坚持不懈的工作之上。在此广泛借鉴国际例证，证明体育在帮助改善当今世界贫困人口的生活机会方面的潜力。
从非洲一些地区流向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被比喻为一种强有力的国际贸易，其中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运动员离开祖国，转而效力一些石油大国，如雅加达和巴林等。这种对非洲足球人才的抢夺或许可以等同于不同殖民时期对非洲矿产资源的掠夺。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出力，而世界各地的富有国家获利。对非洲运动员的抢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运动员被诱惑进入美国的大学，而如今，世界各地的石油大国直接从非洲购买优秀运动员，运动员的行动自由可能会导致国际田联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自由市场规则和资本主义背景下，个体的流动性在日益增加，这点毋庸置疑。但是运动员跨国流动原则不应该损害成员国的利益。作为政策回应，例如尼日利亚收紧了运动员出国签证的条件，试图以此阻止运动员的流失。
当前对体育和资本主义存在两种观点。其一是从体育发展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可以视为当下人民和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关系。体育是一种普遍信仰，体育同样也是造成国家和人民之间矛盾的导火索。第二种看法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体育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体育或许能够给许多地方和人民带来希望，但它同样也可能成为历史上对平等原则、公正和缓解贫困的工具。过去通过体育进行的干预工作还不足以实现上述任何一个可能性。
2009年初，国际社会想要努力理解新的金融危机的意义，它的起因、持续过程、结果及可能的解决方案。这场全球危机始于2007年夏天，由信贷紧缩拉开序幕，国际金融系统的崩坍也预示着国际力量平衡中可能出现巨大的改变。虽然这场金融危机始于美国，但权力平衡的变化给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而这种意识形态至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对西方有着广泛的影响。美元的价值和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中国。有学者观点认为，这些转变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财政、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
许多世界最贫困的国家继续拒绝国际社会一次又一次提供的可持续性援助。体育历来一直被当作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充分使用，是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运动员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行方法。历史上有关体育和资本主义的资料中有很多例子，证明历史上的体育是如何发挥干预作用。在此对既有文献成果进行回顾，在未来可能新世界秩序的背景下，用一种更有依据的方法对体育和国际发展进行描述性研究。发展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缩小贫富世界之间的差距，世界上最穷的人，生活在最底层的百万人民，面临着不可遏制的悲剧。笔者尝试探讨体育在这一消解世界贫困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2、国际援助与缓解贫困：一个新的体育发展议程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信息披露质量;深交所
中图分类号:F27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11-0016-03
一、引言
公司治理结构作为现代公司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影响到公司各个重大方面的决策和管理,其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加强公司的内部控制,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信息不对称。正确引导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增加证券市场信息有效供给,这是高质量信息披露的制度保障。而真实、全面的信息披露又可以监督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优化。因此,研究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对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信息披露质量为基点,从股权集中度、最终控制人属性、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人员持股比例4个方面对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分析,为合理引导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关于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自愿披露程度,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强制披露程度的关系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论为研究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行为提供了理论框架,并提出采用管理层持股作为一种内在激励机制以解决问题。Kaplan和Minton(1994)认为大股东持股能帮助减轻问题。Simon和Kar Shun Wong(2001)、Eng和Mak(2003)通过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程度负相关。Sam Han(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披露质量与管理人持股比例负相关,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正相关。可见,由于各个国家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差别,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
(二)国内研究回顾
国内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进行研究。王秀丽(2003)、张国健(2003)等从总体上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但没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各个属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王咏梅(2003)对股权集中度与自愿披露程度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自愿披露程度负相关。何卫东(2003)研究发现,与股权集中度低的公司相比,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其规模较大、信息披露质量也较高。王斌,梁欣欣(2008)研究发现,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从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一)我国股权结构不合理,国家股所占比重过大,股权过于集中。学术界关于股权集中度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本文认为股权适度集中能够克服股权分散的部分不足,有可能通过披露高质量的信息服务于公司整体战略。因此,提出假设1:股权集中度越高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也越高。
(二)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导致国家控股公司的社会或政治目标甚至重于经济目标,造成国有股控制主体事实上的缺位,信息披露过程缺乏有效监督。而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的公司有着更强的提高企业价值和盈利能力的追求,在经营上更具有灵活性,公司治理的效力更高,其高层管理者也面临着更多的来自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监督与激励,迫使其进行更多的信息披露。因此,提出假设2:如果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则其信息披露质量较高。
(三)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独立董事具有维护自身市场声誉的动机去履行监督管理层职能,其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越高,越能有效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更容易减少财务舞弊,确保信息的相关、可靠。因此,提出假设3:独立董事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四)股权激励政策是上市公司采取的一种允许高管人员持股的激励方式。通过允许高管人员持有一定的股权使其利益与股东利益相一致,从而鼓励高管人员更勤勉尽责地工作,进一步提高董事会的运作效率,强化对经理层的监督。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较高,会使公司治理机制更加有效,公司也将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相关信息。因此,提出假设4:高管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五)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比率越高,公司的财务风险也越大,受到社会方面的更多监督,其面临的信息披露质量要求更高。因此,提出假设5:资产负债率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六)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容易成为市场上众多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注意,其可能会进行更充分的信息披露,以树立公司形象。规模越大的公司,更容易被公众了解,其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更低,即公司规模与信息披露正相关。因此,提出假设6:上市公司的规模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以2007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为消除特殊行业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在回归过程中剔除了金融类公司、被ST、PT的公司以及数据不全的公司。本文的研究数据均来源于色诺芬数据库(CCER)。
(二)变量选取
目前的研究对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主要采用3种方法:一是权威机构评分法;二是学者自己的评分;三是采用信息透明度。本文以深交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
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股权集中度、最终控制人属性、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人员持股比例4个方面,分析我国深市A股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对自变量的选取如下:选取公司前10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作为衡量股权集中度的指标。除上述解释变量外,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也有一定影响。
(三)模型设定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股权集中度、最终控制人属性、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人员持股比例4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关系进行研究。采用的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DISCLOSUR =α0+α1 CR_10+α2 IDE +α3 IN_d+α4 HMP+α5i控制变量i+ε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如下:
实证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最终控制人属性、独立董事比例、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但独立董事比例与资产负债率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资产自然对数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也不显著。
六、结论
第一,股权集中度越高的公司,其信息披露质量也越高。这支持本文上述假设。
第二,国有控股企业信息披露程度较低,非国有控股企业信息披露程度较高。不同属性最终控制人的经营目标不同:国有股一股独大,使其社会或政治目标甚至重于经济目标,导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在动力缺乏;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的公司经营方式更为灵活,同时面临更多企业内外部的监督和激励,因此信息披露质量较高。
第三,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较高,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较高,导致其自身利益与中小股东利益趋同,为提高企业价值,其倾向于更多的信息披露。
第四,独立董事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但不显著。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其对管理层的监督力度也越大,因此信息披露质量也越高,但研究结果并不显著,可能是我国的独立董事并未充分发挥作用的缘故。 (责任编辑:云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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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胞绝大多数是祖国大陆沿海地区早期移民之后代，尤以闽粤两省移民后代为主，其中福建省闽籍约占80%，福建人中又以漳州人与泉州人为主，形成台湾早期以漳、泉籍为主的人口结构与社会结构特征。
要充分认识南台湾社会结构特性与其政治倾向的社会历史背景。了解与认识南台湾社会与历史的复杂性、多面性，是推进与南台湾交流合作或两岸南南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南台湾经济结构特性决定了南台湾不同的文化政治价值与认同。南台湾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经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政治价值倾向。南台湾的经济产业特性与结构，决定了南部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结构。高科技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在北部，总部经济在北部，吸引高级白领与企业精英也多集中在北部地区，也是南台湾人口持续北流的主要原因之一。南部产业结构决定了就业者以社会中下层与蓝领群体为主体。在当今国际政治视野下，南台湾就有较为明显的反精英意识，也有排斥北部的情绪，同时将这一反对投折射在反北部执政县市与执政，也是“北蓝南绿”政治结构改变的背景之一。
在族群分布上，北台湾虽然仍以闽南人为主体，但相对较为多元，客家人与外省人比例显著偏高，而南台湾主要以闽南人为主，这成为南台湾本土意识强烈的社会背景之一。在台湾推动的，对中南部本土地主利益造成较大冲击，导致这些大地主后代成为反或支持“”的一股重要力量。台南基督教长老教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台湾自决与独立，这也是南台湾“”分裂势力较为严重的另一历史背景。
南台湾以传统产业与农业为主，高科技与现代金融服务业发展落后，造就南北不同的政治文化价值与政治认同。台湾高科技企业主要集中北部地区，北部也是台湾现代服务业集中地区，尽管10多年来台湾当局有意推动南部高科技产业发展，如建立中部科学园区与南部科学园区，但仍未改变台湾产业结构的总体布局。
充分认识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在南北台湾利益分配与政经影响。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效益评估中，出现两种极端现象：一方面，一些大陆学者过于强调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与经济合作对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与积极意义，较少谈可能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资源、利益在不同区域与群体的分配影响；另一方面，台湾绿营势力则回避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与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与贡献，而是极力扩大负面影响，污名化。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发展适度性；上海市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2015）08-0140-04
引言
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具有相关性，研究两者的关系，对于优化财政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市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水平高，研究上海市的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为我国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借鉴，也可以促进上海市的发展。
关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学者们已做了较多研究。19世纪末，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Wagner）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即瓦格纳法则。20世纪初，英国的皮考克（Peacock）和魏斯曼（Wiseman）用“公共收入增长引致论”、美国的马斯格雷夫（Musgrave）和罗斯托（Rostow）用“经济发展阶段论”来解释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国内大量研究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具有相关关系。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许多学者是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外溢效应，其中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外溢效应，转移支付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负外溢效应（林峰，2013）；通过对两者的研究，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中各项目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马永伟，20lO）。当然，也有学者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个组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同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对于研究方法，许多学者通过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数，然后运用VAR模型、聚类分析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了2005-2011年上海市财政支出结构数据以及经济发展数据，构建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指标群，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出两个指标群的评价指数，然后运用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计算出两个指标群之间的静态和动态协调度。
一、指标选取
为了能够更好地表现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发展，综合参考其他学者的指标选取。本文选取的指标如表l。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2005-2011年上海市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在财政支出结构中，有一项为“其他支出”，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类别多样，不可能一一单列出来，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我们用总财政
注：其他支出=总财政支出一各项支出之和。支出减去各项支出之和，得到其他支出项。在选取的数据当中，缺失2005-2006两年的科教文卫具体支出值，本文依据2007-2011年的数据，求出历年平均增长率，近似地预测出2005和2006年的数据。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构建了财政支出结构（X）和经济发展水平（Y）两个系统，用向量表示为：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出财政支出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数。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运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主成分以及成分矩阵，再运用得出的主成分值和成分矩阵算出两个系统的特征值，最后算出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数。
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水平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可以采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函数概念，构建系统间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是构建各子系统对其他子系统的相对协调度模型，并通过对两系统间的静态协调度的计算来反映在某一时期系统间的协调状况。两系统间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为：
其中Cs（i，j）为系统i与系统j的静态协调度，u（i/j ）=exp{-（-X-X ）2/S2}，u（j/i）为系统i与系统i的适应度，x为系统j的实际值，S2为均方差， 为系统i对系统i的协调值，即系统j对系统i的最佳协调系数，协调值可利用VAR模型回归拟合求得。Cs（i，j）的取值范围为0-1，值越小表明两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越低，反之则越高。
在考虑静态协调度的同时也要考虑动态协调度，动态协调度加入时间变动因素，反映了系统间的连续性和协调发展趋势，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间的动态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Cd（t）代表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在t时期的动态适度性评价指数，Cs（t-k）为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在（t-T+I）～t各时刻的静态协调度。设t1>t2（t1、t2为任意两个不同时刻），若Cd（t1）≥Cd（t1），则表明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的轨迹上。借鉴已济发展Y指标群之间的评价指数。从两者的评价指数可以看出，2005-2011年上海市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数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两者的具有较大的协调性。接下来，本文通过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探究其协调性大小。
2.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测度
在用隶属函数协调度进行分析之前，需要运用VAR模型计算出在有滞后阶情况下的回归系数。在进行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确定最佳的滞后阶，本文运用AIC准则和SC准则确定最佳的滞后阶数为l。接着运用evlews软件进行VAR模型分析，计算出回归系数。依据测算结果得到每年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数的估计值。最后运用公式（3）、（4）得出两者的静态协调度和动态协调度如表4。
表4展示了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静态协调度与动态协调度。从静态协调度可以看出，除了2006年低于0.7，处于初级协调之外，之后5年均处于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适度状态；动态协调度在2008年略有下降，总体上保持逐渐增长的态势，且逐渐趋于平稳。
从图1可以看出，2006-2011年，上海市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静态协调度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这说明上海市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的关系存在着越来越高的协调性。从动态协调度可以看出，上海市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且上升的趋势逐渐变缓慢。
五、结论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