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2-26 22:24:5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政治学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在商业社会，当江湖义气遭遇游戏规则，一般要败得一塌糊涂，但是，江湖义气也为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赢得了筹码。
吴长江已经回到雷士照明，虽然名分上还不是董事长，而是9月4日公告的临时运营委员会负责人一职。外界据此纷纷猜测，吴长江已经“夺回”大权，但何时将正式任职，这个未知数仍在吸引着公众眼球。
吴长江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何时回去担任董事长一职他“现在我不着急，着急的是阎焱。”说完这句话，吴长江一副稳坐钓鱼台模样，后来又说，“通过这件事，我能有一个判断，其实，我跟阎焱都是性情中人，都蛮重情重义的。”
一位熟悉吴长江的人士也告诉本刊记者，经历过雷士照明今年上半年的风波之后，“吴长江成熟了很多，可以向国际大企业的领导者行列靠拢了”。
吴长江对此事也确实在总结经验教训，并认为他与赛富投资基金始创管理合伙人，雷士照明现任非执行董事、董事长阎焱的关系更加和气。
神秘中间人
吴长江和阎焱重归于好，有赖于一位神秘中间人。这位中间人到底是谁，吴长江三缄其口，只是解释称，中间人是他和阎焱都熟悉并在他们心目中都有分量的人。除了这点，吴长江认为还有两个前提，“一方面是大家都精疲力尽，另一方面是都在怀念对方的好。”所以，大家都想坐下来谈和。吴长江承认：“经过这几个月的折腾，都受伤了，都输了。”
四个月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从5月25日之前的一团和气到瞬间凝结冰点，吴长江和阎焱的关系在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里，大有“你死我活”的架势。吴长江现在回过头去看也承认“刚开始是因为大家观点、观念上有一些分歧，做的一些决策都很草率，甚至带了一些个人感情，这些其实对企业来说都是不明智的。”
8月上半月的一天，吴长江说的这位神秘中间人分别给吴长江和阎焱打了电话，神秘中间人的话是：“你们这样对谁有好处？你们谁是赢家啊？谁都不是赢家。”接着问，“你是否和对方和谈？”吴长江和阎焱都表示愿意。
8月21日，吴长江来到阎焱北京的办公室。此时，吴长江已经不是5月25日时那个心情复杂的吴长江，而是从心底里在试图列举出阎焱都有哪些“好”。用前述熟悉吴长江的那位人士的话来说，吴长江已经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不再是想放弃，不再是讲个人感情，而是冷静下来谈事。
此次谈话，神秘中间人并未在场，只是吴长江和阎焱俩人。这次对话不再像之前的对话充满火药味。
“我们要斗，要争，目的是什么？要么是我赢，要么是你赢，现在我们都是输家，还争什么争？”
吴长江现在回想起来，见面时阎焱有些沉默，便又说：“我们还闹什么闹呢？没必要，我们没必要去证明谁多能干，谁是高手。几个月下来，没有证明出来。”
吴长江接着向本刊记者回忆：“就像打仗一样，总得有一个结果吧，对不对？谁都不投降，谁都不认输。”
阎焱的有些坚持在最后得到了吴长江的认可。
“我们是一对很好的搭档”，这是吴长江和阎焱最后的总结词。冷静下来坐在谈判桌上，吴长江和阎焱握手言和，双方达成共识：让吴长江重回雷士照明管理经营。
此消息不胫而走，多家媒体在8月25日和27日分别爆料了吴长江和阎焱此次达成共识的信息。
然而，波折再次出现。8月27日22时06分，中国香港联合交易所雷士照明《澄清新闻报道》公告。公告指出，当天有关媒体报道吴长江与阎焱在商讨前者重回公司一事，纯粹是两人之间的事，董事会对于吴长江将来在公司担任任何角色一事尚未达成协议。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雷士照明成立临时运营管理委员会，任命吴长江为委员会负责人。前提条件是吴长江遵守上市规则以及相关所有法律法规和董事会做出的所有决议和决定。
雷士照明一位中层表示，从阎焱的角度说，如果吴长江做出让步，“说白了是吴长江不能把雷士当作自己的私人企业”，阎焱乐见吴长江回归。而考虑到雷士照明自事件发生后的经营业绩压力，也让阎焱想尽快平息这场“内战”。
吴长江后来认为，从投资角度来讲，阎焱在投资行业里边也是有很大影响力的，掌握着这么多的资金，应该说是个很好的股东，很好的投资者。
临时委员会
雷士照明持续数月的恩怨情仇告一段落。9月4日晚间，雷士照明《自愿性公告》称，雷士照明董事会联合决定成立一个临时运营委员会以管理本公司的日常运营。运营委员会由吴长江担任负责人。
该运营委员会虽然是临时的，但权力却相当于雷士照明公司管理层。公告称，运营委员会成立后将接替现行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和责任。运营委员会将向董事会汇报工作。
这一切其实已有安排。就在前一天，吴长江9点多在个人微博发了条信息，称“晚上跟公司兄弟们吃饭，所有的人都向我保证最后四个月一定完成公司任务，本不喝酒的我不知不觉就喝多了。”吴长江告诉本刊记者，自8月21日后，他主要在公司做“安抚员工、经销商、供应商的工作。另外，组织生产，布置工作。”
9月5日上午，吴长江即在重庆召开了“雷士照明2012年秋季营销会议”，这是其担任雷士照明临时运营委员会负责人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在来自全国的运营商面前，吴长江指出，雷士照明已恢复正常运转，市场销售已没有了后顾之忧；当务之急是，加速开展市场运作，加强客户资源开发，加大团队打造力度，保持扩张的态势。除了着手于年底的业绩冲刺，还要着眼于明年和未来，提前做好规划。吴长江强调，只要雷士照明上下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实现目标。
此前雷士照明面临分裂危险。7月12日，经销商、供货商和员工三方“逼宫”雷士照明董事会：从第二天起员工将举行全国范围的罢工，经销商停止下订单，供应商也停止向雷士照明供货。以上三方表示，如果吴长江不回归雷士照明，员工、经销商和供应商将自立品牌，并请吴长江出山。供应商将全力支持，免费供货半年支持新品牌。
吴长江也动摇过。前述熟悉吴长江的人士告知本刊记者，吴长江在此前有过一段时间想放弃，想“另立山头”，甚至大声哭过。
双方达成共识之后，吴长江也重拾了自己在雷士照明的方向。吴长江现在把自己跟雷士照明的关系比作是柳传志与联想的关系，“现在大家想到雷士就会想到我吴长江。我是创始人，我是这个公司的。用别人的话说，是魂也好，精神也好，这是事实。”
从雷士照明的股价来看，吴长江并没有夸大其词。从5月25日吴长江宣布辞任董事长一职当天的每股2.23港元，此后一直下降到8月15日的最低点0.71港元。而自8月21日至今天雷士照明的股价呈现了上涨态势。9月上旬、中旬经过一段的平缓期后，上涨态势就更为明显。由于事件影响，截至目前，雷士照明的股价仍然离事件发生之前的每股3港元相差近1港元。
雷士照明的管理随着吴长江和阎焱的关系好转在逐渐走向稳定。吴长江和阎焱也决定坦然面对媒体记者的尖锐提问。9月29日，北京中关村某酒店三楼小会议室，吴长江、阎焱以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朱海—“雷士照明事件”发生后三个人第一次坐在一起接受媒体访问。
中小学教师政治学习计划一一、指导思想
通过学习使教师进一步端正教育思想，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明确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强师德、立师表、树师风、升师能，更好地教书育人，全力推进素质教育，推进新课程教育。
二、具体学习内容
1、校长作新学期工作
计划报告，提出本学期各项工作思路与要求，解读教师职业道德，进行教师师德教育;
2、组织召开班主任、年级组长、科组长和行政成员工作会议，明确工作目标，提出学习任务;
3、传达区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4、分组学习《新义务教育法》交流讨论学习心得;
5、组织教师集中学习《"四五"普法干部教师手册》的有关法律法规，学习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全面发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
6、分组学习“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先进事迹材料。
7、大会集中，各年级推荐一名教师交流学习心得体会，举行《如何关心学生》为主题的师德演讲比赛。
注：政治学习时间每隔二周一次，如有变化，另行告知。各年级组组长务必根据学习计划，认真组织教师学习与交流，并做好有关学习记录
中小学教师政治学习计划二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精神为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创人民满意的教育、办人民满意的学校、做人民满意的教师”为宗旨，打造“幸福教育、平安教育”，以新课程的改革探索;各种法律法规及时事政治为主要内容。在深入上下功夫，在开拓上下功夫，在力求务实上下功夫，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学校提出的奋斗目标和要求上来，为我校教育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
二、学习内容和要求：
1、认真学习党的精神。特别是结合学校实际，树立质量兴校、人才强国意识，立足本片，面向全镇，辐射全区，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初中毕业生。
2、根据学生身心特点，把思想道德建设落实到实处，在学习中提升教师的道德标准，深入贯彻上级文件精神，引导教师模范履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断提高教师的全面道德修养。
3 、继续学习报刊上有关的评论员文章及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的事迹，以加深教师对人生观的进一步理解。
4、学习报刊上有关国内外形势教育的文章。通过学习，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和关注当前国内外形势及我国各项改革的进展情况。明确任务、增强信心、鼓舞斗志、同心同德、努力奋斗、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5、继续认真学习有关的教育法律法规，着重学习《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法律法规，通过学习统一思想，使全体教师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不断提高对自己肩负特殊使命的认识。
三、学习方法：
1、认真组织好教师隔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做到内容时间有保证。学习时及时做好笔记。
2、形式上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
3、联系实际，适时组织讨论，写好心得体会。
四、考核：
【关键词】政治学科 学习兴趣 教学成绩
政治教学是一门系统性较强的工作，需要社会、家庭、学校密切配合。政治教师在教学中，首先要塑造政治学科的形象，让社会、家庭重视政治学科，使学生明白政治学科的重要性，知道"应该"学习政治学科；其次要组织好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学习政治学科的兴趣，让学生爱好政治学科。下面我就结合教学实践，谈谈政治教师尤其是高中政治教师应如何搞好教学。
1.塑造政治学科形象
实际上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看，教师尤其是政治教师的一个重要任务引导家长、学生妥善解决政治学科认识上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政治学科。
1.1充分认识政治学科在中学阶段的的重要性，提高家长、学生对政治学科的认识。政治学科只要肯下功夫巩固基础知识，在学习中多注意老师点拨的答题技巧，提高政治成绩是不太难的。我想，只要家长、学生弄清楚政治学科在中高考中的重要性和政治学科考试"容易"得分就不至于漠视政治学科了。
1.2准确认识政治学科在高中毕业后的地位，提高家长、学生对政治学科的认识。目前，政府机关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是通过招考录用，有的地方报名条件逐渐放宽，原来一般是大中专毕业生才可以报考，现在高中毕业就可以报考，这无疑为高中毕业生开辟了一条新的就业门路。参加过事业单位、公务员考试的人都知道，事业单位招考试题"政治性"比较明显，文科生报考中占有较大的优势。
1.3正确把握政治学科在大学毕业后的地位，提高家长、学生对政治学科的认识。从长远看，许多家长、学生不重视政治学科，实际上是对政治学科缺乏长远认识。在就业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多一些知识、多一项技能，而政治是必考科目之一。
2.激发调动学习兴趣
兴趣是行动动力，特别是政治学科，说教的成分较浓，如果教师只会照本宣科，教学方法单一、生硬，那么学生厌学甚至喊你下课是最正常的事情了。所以，作为政治教师阐明政治学科的重要性，教师最关键的是激发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从笔者的教学实践看，激发调动学生学习政治学科的学习兴趣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2.1设计好课堂教学导语。俗语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上要把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出来调动起来，开场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课堂教学的导语设计的好，会给学生先声夺人的好感，被你的导语吸引，就会很自然地跟着你的教学设计学下去，做到老师讲了该讲的，学生学习掌握了该学的。课堂教学的导语有悬念诱思式、情境切入式、提问吸引式、温故启新式。
"悬念诱思式"指即教师通过先讲述故事或者列举实例，然后从中巧妙地设置一、二个悬念，来激发和诱导学生的学习欲望。悬念诱思式教学导语，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内心世界里产生跃跃欲试的强烈意识，设法破释教师设置的悬念。例如，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教学时，可以简述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皇宫里宣讲哲学的故事，然后设置悬念："莱布尼茨提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可是他又说‘世界上也没有两片完全不同的树叶’。这两种说法不自相矛盾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情境切入式"指教师从课前班级的某个学生的言谈举止、教室的布置或变化等具体情境入手，教师有意识地对某种情境稍作加工处理，然后切入教学主题。
"提问吸引式"指教师通过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回答，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该节课堂教学中来。这种导语一方面能够通过提问巩固旧知，强化对旧知记忆和理解，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提问，调整学生注意力，把学生注意力吸引课堂教学中。
"温故启新式"指教师通过对以前复习过渡到对即将学习新知的教学上来。由于政治课基本理论知识之间，特别是同一册教材内部的章、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因此，安排这种温故启新的导语，能使学生在学习新知时，始终保持着与旧知的联系，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导入语。
2.2设计好课堂教学过程。课堂教学是教学过程的核心环节，是教学的主要部分。如果说设计好课堂教学导入语是把学生"领进门"，那么，设计好课堂教学过程是让学生"跟着做"。如果教学过程设计不好，学生听了一会儿就会产生老师讲课的精彩部分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要想让他跟着你去做就难了。成功的教学过程设计要抓好以下环节。
（1）把握确定重难点。教学过程是让学生掌握所教的知识，会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特别是重难点知识是考试经常检测的内容，因此，重难点知识是教学过程应该重点把握解决的知识。重难点知识是随着学生和考试检测的趋势变化的，在确定重难点时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观点，把字体大小、字体笔画粗细作为依据，不能认为教材上的小字都不是重难点，同样应该作为重点知识讲授。
（2）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突出重点，突破重难点是教师的起码要求，也是较高要求。重难点知识是重要的常考的知识，教学最终要面对考试，目前高考试题一般都是立足于教材而又不拘泥于教材。在突破解决重难点上不同的教师采用的方法不同，我认为结合生活恰当地举例点拨是一种好方法，通过事例生动形象的阐明教材知识点，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调动起来。
（3）有条理板书，增强教学内容的逻辑性。教师在教学中要有针对性地板书，把教材上分散凌乱的知识点按逻辑顺序整理出来，让学生记下来。通过教师总结归纳，引导学生把常见的知识系统化规范化，这样学生学起来就会比较轻松，在做题时不至于抓不住要点。
ISSN Print: 2164-0505
ISSN Online: 2164-0513
Aims & Scope
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OJPS) 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latest advancement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goal of this journal i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cientists and academicians all over the world to promote, share, and discuss various new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in different areas of political science.
All manuscripts must be prepared in English and are subject to a rigorous and fair peer-review process. Generally, accepted papers will appear online within 3 weeks followed by printed hard copy. The journal publishes original pape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fields:
·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Methodology· Political Theo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Law· Publ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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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的理论地位。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然是研究政治学一般理论的唯一通揽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过竞争对手，还没有被其他政治学研究方法所取代。系统科学方法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结构，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系统科学方法构建了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若干机构以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称为“政治系统”。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不失为政治学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1]
戴维.伊斯顿的系统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政治学理论，他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政治学的评价决非夸大之辞。按照我国的目前的系统科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系统政治学研究只是运用了一小部分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阐述或运用。在系统科学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促进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低估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没有理由漠视系统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再对系统科学方法抱有怀疑的或保守的态度。虽然系统法学作为我国法学的一种法学理论还处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系统科学法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有理由相信系统法学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也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设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理想总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达的目标上。戴维.伊斯顿已经到达了系统政治学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应当向系统法学这个可能到达的目标前进。理想又总是把目标设定在已经前进的方向上。我国法学界已经向系统法学这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了20多年，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行某种跨越式的前进。
第二、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 [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第三、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 ，“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政治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4]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问题的一种明确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理学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现代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5]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的法的现象，都是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戴维.伊斯顿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6]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理论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分析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7]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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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引自：《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 著，王浦劬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 版，前言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第6-7页。
[2]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 著，王浦劬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 版，第1 页。
[3] 同前，第557-558页。
[4] 同前， 7-10页。
[5] 同前，第15-19页。
[6] 同前，第10页。
从政治学产生开始，人们就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事实表明他们最终的研究结果都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最后走上了维护既定意识形态的道路。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学，还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学，都不可避免的和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调查了156个城邦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理想民主制的城邦，但是他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这一论断充分的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更是直接论述了当时宗教统治的合法性。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崛起，使得近代法学政治观一开始就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追求自由，在政治上追求民主的理论工具。在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这些政治理论就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在提倡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今天也无法实现。即使那些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也没有摆脱价值因素的束缚。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识形态的痕迹。比如“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者李普塞特，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对理想的社会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但是到现在这种探索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即美国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其代表作《政治人》中，他为了避免价值因素的干扰，他采用“冲突”和“共识”两个变项作为其概念架构的支撑。但是在实际的整个概念架构当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自由的社会优于压迫的社会，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社会的典范。这样，他企图免除文化的偏见，但最终却陷入了这样一种文化偏见之中。达尔，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政治分析》中，强调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念：即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已经定型，无需争论。在关于多头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达尔就极为鲜明的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制。另外，达尔认为英美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民主的国家，并把这些国家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这就明显的带有价值偏好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二、对政治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评价
（一）政治学研究主体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那么它必然会把它所属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和等带入到研究的过程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结果。正如达尔所言“，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体系。”所以，生活在不同政治体系当中的人必然会有不同价值观，这必然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
（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不仅研究主体难以价值中立，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政治学研究也难以实现价值中立。首先，研究对象和价值密切相关。政治学与价值、利益等范畴是有紧密联系的，并且政治利益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利益从本质上看就体现为价值。其次，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包含着人，人的能动性会影响政治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这是因为“人类的行为通常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愿望相关。人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性使得一个人在描述和总结自己的行为态度时，可能撒谎、出错或自欺欺人。总之，人的行为存在各不相同的内在动因，例如利益动因、权力和权利动因、个人心理动因等。因此，研究者必须进行主观的判断，去分析人类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因，否则就永远无法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
（三）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倾向性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可以为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所接受和利用，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规律则是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例如，马克思根据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这一观点具有明显的价值性和倾向性，因此也遭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攻击和谩骂。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必然也带有倾向性。政治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政治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总结政治现象发展的规律，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正如美国学者伊斯顿指出的那样，“政治研究工作的效用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它帮助人们决定采取他们所中意的那种政治体系，并懂得怎样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着手改变社会政策。”由此可见，政治研究的结果必然会带有某种倾向性，使“价值中立”难以实现。
（四）价值中立本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价值中立”本身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祛除”，但是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从而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初衷。尤其是以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者主张“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些观点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从而说明了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并且，行为主义学派的“价值中立”的前提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已经有了理想的社会制度，政治学就不需要去研究什么是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为此各国应该以美国的政治制度为蓝本进行设计。由此可见，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者，没有真正的做到“价值中立”，他们越是强调“价值中立”，就越是否认了“价值中立”，进而陷入了“价值中立”的困境。
一、历史上完全“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是不存在的
从政治学产生开始,人们就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事实表明他们最终的研究结果都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最后走上了维护既定意识形态的道路。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学,还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学,都不可避免的和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调查了156个城邦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理想民主制的城邦,但是他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这一论断充分的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更是直接论述了当时宗教统治的合法性。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崛起,使得近代法学政治观一开始就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追求自由,在政治上追求民主的理论工具。在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这些政治理论就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在提倡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今天也无法实现。即使那些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也没有摆脱价值因素的束缚。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识形态的痕迹。比如“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者李普塞特,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对理想的社会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但是到现在这种探索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即美国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其代表作《政治人》中,他为了避免价值因素的干扰,他采用“冲突”和“共识”两个变项作为其概念架构的支撑。但是在实际的整个概念架构当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自由的社会优于压迫的社会,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社会的典范。这样,他企图免除文化的偏见,但最终却陷入了这样一种文化偏见之中。达尔,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政治分析》中,强调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念:即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已经定型,无需争论。在关于多头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达尔就极为鲜明的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制。另外,达尔认为英美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民主的国家,并把这些国家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这就明显的带有价值偏好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二、对政治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评价
(一)政治学研究主体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那么它必然会把它所属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和等带入到研究的过程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结果。正如达尔所言“,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体系。”所以,生活在不同政治体系当中的人必然会有不同价值观,这必然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
(二 对象上来看,政治学研究也难以实现价值中立。首先,研究对象和价值密切相关。政治学与价值、利益等范畴是有紧密联系的,并且政治利益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利益从本质上看就体现为价值。其次,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包含着人,人的能动性会影响政治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这是因为“人类的行为通常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愿望相关。人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性使得一个人在描述和总结自己的行为态度时,可能撒谎、出错或自欺欺人。总之,人的行为存在各不相同的内在动因,例如利益动因、权力和权利动因、个人心理动因等。因此,研究者必须进行主观的判断,去分析人类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因,否则就永远无法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
(三)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倾向性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可以为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所接受和利用,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规律则是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例如,马克思根据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这一观点具有明显的价值性和倾向性,因此也遭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攻击和谩骂。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必然也带有倾向性。政治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政治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总结政治现象发展的规律,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正如美国学者伊斯顿指出的那样,“政治研究工作的效用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它帮助人们决定采取他们所中意的那种政治体系,并懂得怎样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着手改变社会政策。”由此可见,政治研究的结果必然会带有某种倾向性,使“价值中立”难以实现。
一、族裔属性斗争中的文化政治学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反复确立的就是主奴辩证法，主人在征服他人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和精神强势，他者则在长期的蒙昧状态中失去自我独立精神。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就是最明显的文本表征。鲁滨逊和星期五间的关系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人们通常从鲁滨逊的冒险开拓精神角度进行解读，从而掩盖了这一本质现象。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启发了大批边缘学者，他们开始把种族当做一个复杂的文化范畴，对其进行质疑、解构，“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TheCivilRightsMovement)使大批西方少数族裔获得一种族性觉醒，他们中间的精英分子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种族身份在整体文化观念中严重错位。为此，他们一面在政治领域发起抗争，不断要求主流社会正视种族问题，一面又在学术领域展开持续的反思、批判与创新。”他们开始质疑、颠覆、重构西方所谓的文学经典，揭示渗透在文本结构、故事情节和道德教诲中的种族等级制，进一步加深了文学分析的力度、深度，也拓宽了读者的视野。开始了对主流文学中所存在的习以为常的、隐含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进行批判，“他们开始把种族视为一个复杂的文化思想范畴，而不仅仅从自然科学的的角度来解释，并同时借助西马与后结构主义的成套分析工具，对种族问题进行深入的质疑、解析与批判。”解构渗透到文本中的话语霸权和制度规范，使得“其主题、叙述策略和文化编码都可在新的层面得到考察。”黄玉雪的自传小说《华女阿五》则以自传的方式生动地揭示了种族文化身份建构的这一文化政治学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其种族斗争经历了族裔内斗争的文化政治学和族裔外斗争的文化政治学。族裔内斗争求独立，族裔外斗争求认可。这两种斗争共同成就了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的独特性和混合性。文化身份是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一个重要属性，是得到他者认可的一种象征性存在。处于中国文化家庭中的华女，自小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在无形中习得了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孝道文化，如恪守中国传统道德，遵守孔子教诲:“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家庭重于个人、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勤俭节约等中国文化价值观在无形中，自小深入到华女阿五的心灵中。父亲带着她一起诵读中国经典，她六岁时又被送到中文夜校读书。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她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她为自己所属的种族而骄傲，为祖先所创造的丰富文化而自豪，为自己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突出的学习成绩而自豪，为此她看不起理查德，认为他的成绩根本无法和她相比。由此她得出结论:外国人生性愚蠢，不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他人，他们天生冷漠。《华女阿五》的主要读者是西方白人，因此使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彰显中国文化的优秀，使华人的成就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打破西方固定化的华人形象是创作者显示其族裔属性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黄玉雪极力想使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她笔下的‘华人之女’一改西方文学中负面的中国人概念化形象，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熟悉美国社会文化的模范女性。”为了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融入主流社会，更重要地是让主流社会熟知我的自身特性，展示自我。因此书中大量介绍了中国文化，如“华人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华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尤其是饮食，以及节日、婚丧嫁娶等习俗;唐人街的华人学校、剧院、家族会馆、修鞋店、修表店、中药店，等等。”她对中国文化的这些元素并非全盘采取赞扬的态度，而是站在跨文化对比的立场上，根据美国这个多元文化背景采取了批判、赞扬和详细描述三种不同态度。对待美国文化则以华人的眼光来审视，但“也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到华人文化中的许多错处。因此，我们有这种双重视野、双重传承，但我们的人生因为这两种视角而更显丰富。”在面对两种不同文化时，黄玉雪把两种异质性文化置放在一起，发现其中的异质和同质，使之相互转化，实现超越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第三空间文化建构。她之所以大量介绍中国文化元素就是尽其所能争取主流社会的认可;对自己族裔文化的批判正是向主流社会发出一个积极信息:我们不是消极被动地、封闭式地、被迫式地融入美国社会，而是美国主流社会拒绝我们的融入。但是作为华人代表的阿五克服了巨大的种族歧视，取得了自己所认为的成功。儿童时期受到同龄学童的歧视，被称为;中学时受到学校辅导人员对华人的轻视。虽然在美国人的公司找到一份秘书工作，虽然极尽其力，把一份冷冻疫苗工作报告写得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独具创见，依然得不到认可，晋升的机会微乎其微，在男人的世界中女人想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难。想在白人男性的世界中得到认可，更是难上加难;结婚后，想在高档住宅区租房也是不可能，白人不把房子租给华人。“白人主流社会并没有把她当成平等的、独立的个人。苦思冥想之后，她灵感突来－把自己的奋斗经历写下来。”因为她想让美国人了解华人，了解华人文化，她想给自己，同时也给他人提供如何在成长及寻求独立的过程中汲取、拣选中美两文化的合用之处，以及如何努力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正是她的这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才使她赢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让那些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模样的美国白人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从这一方面而言，黄玉雪是成功的。同时，这本书的成功也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她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东亚各国旅行，随后到世界各地旅游，以经营旅行社为业。她对自己的不妥协进行过阐释:“‘不妥协者’，因为只有不妥协者才能把事物做新的组合，如果妥协的话，每件事都照父母的话去做，这个世界就无法产生新事物。你可以做个不妥协者，对于任何事情都不妥协，不去扰乱社会，因为你做的是不同的事。……妥协意味着做其他人所做的事，不妥协者则与众不同。但他们都具创造性和保守性，那很好。这全都配合在一块。”这种不妥协精神就是一种文化政治学的僭越，或者称为抵抗的文化政治学。在不失时第4期《华女阿五》:两种族裔属性斗争的文化政治学机地跨过既定界限，对主流的价值、观念、习惯、规定等进行修改、颠覆。颠覆被传统称为正典的、普通的价值体系。“文化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争执的概念，也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术语，声称‘文化’是一套永恒而普遍的价值体系，与纠缠于暂时世俗利益的纷争政治相对立，这种做法本身恰恰显露出强烈的政治动机和鲜明的政治倾向。”黄玉雪的自传小说《华女阿五》描述了自己以不妥协精神和族裔外的歧视进行斗争，以一种力求上进的精神求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进行族裔内斗争以求得独立，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结合西方文化，以一种超越两种文化之外的第三空间模式建构独具本族裔的文化模式，从而实现个人独立，族裔文化的独立。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必然离不开社会。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因此“作为政治的动物，人就不能离开政治和道德观点来考虑文艺问题。”文化政治学中的“政治”体现为权力关系，即统治和被统治关系，而种族斗争就是争取认可权力和独立权利的斗争，以求得文化身份的解构、重构、建构的非中心式建构模式，这些都明显地打上了文化政治学的身份建构烙印。
二、性别所代表的族裔属性斗争中的文化政治学
文化政治学关注的是权力关系，权力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强制的政治形式而且表现为非政治的、无所不在的触须、无意识渠道等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充满斗争和喧嚣的政治场所在。“只有通过对文化问题的有效分析，正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含义，并且最终诉诸政治行动，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变革，把此岸世界建设成理想乐土。”文化政治学中，性别和政治联姻，从而出现了性别政治。“女性主义者大都认为，性别的政治性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建构，反映着特定的权力关系。”《华女阿五》中的阿五由于小时候所受到的恪守儒家传统式的教育，学会了逆来顺受。孝顺是维系家庭的脐带，集体大于个人，家庭重于个人等观念渗入其幼小的心灵当中。父亲定下了各种各样的规矩，要求孩子们无条件严格遵守。在接受教育方面，父亲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父亲拒绝为黄玉雪上大学时支付学费。玉雪并没有气馁，内心抗议:“生为女孩非我所愿。作为女孩，我也许不想仅仅为养儿育女而结婚!也许我的权利不止是养儿育女!我既是女性，也是一个人!难道中国人认为女人就没有感情和思想吗?”在心理上，玉雪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反抗，反抗中华族裔属性对女性这一社会性别所限定的文化期待。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个人，为个人幸福去追求，这是美国教师传授给她的价值观。但在她幼时，父亲就谆谆教导她应为家庭荣誉而牺牲个人幸福。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代表着两种属性:中华族性和美国属性。这两种属性在性别之战中体现出来，也体现出两种属性所各自代表的权力角力。父亲是第一代华裔的典型代表，其身上依然浓缩着中华族裔属性，他们内心中那种叶落归根的心理非常强烈，对故国的眷恋和回忆深深地刻印在内心深处。特别是当他们想极力融入美国社会而遭拒绝，处处存在的种族歧视让他们不断地回忆起故国，想躲进故国的回忆之中进行逃避。生活在唐人街之内，父辈感到惬意。有人聆听他们内心的苦楚，更有亲情、更温暖，可以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梦想和希望、坎坷和痛苦。唐人街之外则处处充满了纷争、竞争，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毫无亲情。生活在唐人街让他们有种归属感。但代表着第二代华裔的黄玉雪则截然不同，种族歧视更坚定了其融入美国社会的决心而非逃避。她积极融入父辈所极力逃避的白人社会。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可以享受到唐人街所不曾有的自由和尊重，可以体验到隐私权受到尊重的幸福。和华人社会相比较，黄玉雪感到白人社会给了她更多的尊严和权利、温情和平等。而父亲所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认为女性一般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智商低下，不适合从事智力活动，属于无才者，且不可教也。因此，为了她们自己，同时也为了社会公益，她们最好谦卑、缄默，不要抛头露面。”［2］为挑战父辈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她在一次开船典礼上，特意把一瓶香槟酒砸碎在船首，这是一个罕见的情形。因为在父辈所代表的华裔看来，女人触碰会给新船带来厄运和不幸。而黄玉雪竟然亲手把这艘船送出海，是她个人的殊荣，更是中国女性的殊荣和华裔的殊荣。“此举表现了黄玉雪在建立自我、肯定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也象征着她业已冲出束缚唐人街华人妇女的陈规陋习之藩篱。”［2］黄玉雪以自己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行为颠覆了父权制对女性的想象性建构，同时也打破了西方对华裔女性的模式化形象。“在当时的美国流行文化中，东方女性毫无例外地不是居心叵测的狐媚，就是出卖色相的艺妓。甚至在美国华人自己的作品中，比如说在刘裔昌的自传中，华人女子也被称作‘尤物’，这是个具有性暗示的词藻。与这些模式化了的性感华人妇女形象作一比较，黄玉雪笔下的女主人公截然不同。有血有肉的五姑娘才代表着真正的美国华裔女性形象。
作者：唐利平 单位：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