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23 00:54:3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审美意识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摘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审美性，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是有机的整体，是有着丰富的完整内涵的复合结构。从其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从功能上看，既有认识性又有情感性；从目的上看，既有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既有假定性又有真实性。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审美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存在于文学的审美性中，而文学的审美性又总是表现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共同形成一种新质——审美的意识形态。下面从几个方面说说它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不是把文学看成“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简单相加，而是说“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所谓的“意识形态”是对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并不存在一种称为“意识形态”的实体。苏联著名“审美学派”的主将阿·布罗夫曾说过：
“纯”意识形态原则上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的表现中（作为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的存在。
我们须要注意的是：第一，意识形态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只存在于它的具体的形态中，没有一种超越于这些具体形态的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第二，所有这些具体形态的意识形态都各自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意识形态对象的差异，导致它们在形式上的差异。这样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了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完整的思想领域。例如，西方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总的来说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表示不满，对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性的丧失、人的异化、人的悲惨生存状况以及非人的生活环境等，进行“诗意的裁判”。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就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系统，它的整体性也就充分的显现出来。
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复合结构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独特的思想系统，并非“纯审美主义”或“审美中心主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总的说是一种复合结构。
第一，从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集团的、群体的倾向性，这是毋须讳言的。这里所的说的集团、群体，包括了阶级但又不止阶级。例如，工人、农民、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的不同集团与群体。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
但是，无论属于哪个集团和群体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会总是被束缚在集团或群体的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必然会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问题。如果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描写中，那就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情感和愿望，从而超越一定的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
其实，在一部作品的审美描写中，往往既含有某个集团和群体的意识，同时又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质。
第二，从功能上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是认识的，又是情感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可能是虚幻的、谬误的而已。有的作品，其认识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解析，例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有的作品则表现为现实发展的预测和期待，许多浪花漫主义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观、冷静、精确，似乎作者完全不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实这些作品不过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热到发冷的热情”。
但是，文学的反映包含的认识，又不同于哲学认识论上或科学上的认识。文学的认识总是以情感性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情感态度完全交融在一起。或者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情感性评价渗透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这里，认识与情感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与情感结合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把它称为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为“情致”。黑格尔说：
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那根弦，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蕴含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
黑格尔的意思是，情致是两个方面的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是会感动人的；可另一方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视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人们可以逐渐领会它，但无法用抽象的言辞来限定它。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这些都说明文学的审美意识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就像盐溶于水那样，无痕有味，很难用抽象的词语来说明。
第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从目的上看，既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
在文学活动中，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他们都无法达成实际目的，或者说无法获得实际的东西，譬如事物的有用性，经济、政治甚至情感的物化结果，有谁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一个金币、一个官位或者一个真实的爱人呢？这是一个缥缈的虚幻世界，是无限美好的水中月镜中花。你只有用心灵、用想象才能获得那种超越世俗的情感与精神收获。在世俗的心态里，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将离这个世界更加遥远，甚至与它毫无关系。
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说：
你是否在你的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就作哀悼诗呢？不会的。谁在这个当儿去发挥诗才，谁就会倒霉！只有当剧烈的痛苦已经过去，感受的极端灵敏程度有所下降，灾祸已经远离，只有到这个时候当事人才能够回想起他失去的幸福，才能够估量他蒙受的损失，记忆和想象结合起来，去回味和放大过去的甜蜜的时光。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控制自己，才能做出好文章。他说他伤心痛哭，其实当他用心安排他的诗句的声韵的时候，他顾不上流泪。如果眼睛还在流泪，笔就会从手里落下，当事人就会受感情的驱遣写不下去。
狄德罗的意思是，当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满心是得失利害的考虑，同时还要处理实际的丧事等，这个时候功利性最强，是不可能进行写作的。只有在与朋友或情人的死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功利得失的考虑大大减弱，这时候才能唤起记忆，才能发挥想象力，创作才有可能。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创作实际的。中国古代文论讲究文学创作和欣赏时的“虚静”说，也是审美无功利的理论。
我们说文学审美意识在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并不是说就绝对的无功利了。实际上，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还是读者的欣赏在无功利的背后都潜伏着功利性。在间接性上看，创作是为人生的，为社会的，就是所谓的“无功利”实际上也是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态度，更不必说，文学创作往往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一面，或批判社会，或揭示人生的意义，或表达人民的愿望，或展望人类的理想等等，其功利性是很明显的。譬如在特殊时期文学作为战斗的号角和“武器”出现，中国古代用之载道明理劝善惩恶，就是一种证明。就是那些社会性比较淡化的作品，也能陶冶人的性情，“陶冶性情”也是一种功利。可见，非功利与功利，在文学中总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有一个隐与显、间接与直接的构成关系。
第四，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从方式上看，既有假定性，又有真实性。
文学有不同的对现实的把握方式，有的作品运用了神话、传奇、荒诞、幻想等（如《西游记》）来反映生活；有的作品则“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如《红楼梦》）来再现生活。但不论把握方式有何不同，文学按其本性是假定性的。所谓假定性就是指文学的虚拟的性质。文学的真实性是在假定性中透露出来的，可以说是“假中求真”。 一方面，它不是生活本身，纯粹是子虚乌有；可另一方面，它又来自生活，它会使人联想起生活，使人感到比真的还真。文学作品就是这种假定性与真实性的统一体。
著名画家毕加索说过：
艺术是一种使我们达到真实的假想。但是真实永远不会在画布上实现，因为它所实现的是作品和现实之间发生的联系而已。
毕加索是从艺术本性的角度来谈艺术的假定性的，实际上把生活转移到文本中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假定。文学的假定性不但表现在那些描画鬼神奇幻的作品上面，就是那些以反映生活本来面貌的完全写实的作品里假定性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艺术的假定性，也就是没有文学。
但是假定性如果不同真实性结合，那就成为虚假的诺言，那就没有价值了。艺术真实性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那么什么是艺术真实性呢？艺术真实性是指艺术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质。
所谓“合理”，是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有了这种合理的逻辑，也就可以被读者理解，大家也就觉得它真实。换句话说，一件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由于作家揭示了它在假定情境中的内部发展逻辑，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规律性，也完全是真实的。对于艺术真实性来说，不在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过，而在于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展现了整体的必然的联系。
“合理”是艺术真实性的客观方面，艺术真实性还有主观方面，因此除了“合理”之外，还有“合情”。因为文学审美意识不是直接用道理说出，而是主要以情感作为中介，所以“合理”必须与“合情”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艺术真实。所谓“合情”就是指作品必须表现人们的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意向。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意向可以将合理的虚构升华为艺术的真实。
总而言之，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审美意识形态形式，这是文学本体构成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它，才使文学与纷繁的物质世界拉开了距离，才使我们对文学的辨识获得了第一个结果。当然，同时它也使文学成为社会结构和文化总体中一个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重要角色。
[1]赵炎秋：《文学原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张永刚、董学文：《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陆贵山：《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吉林大学出版2006年版。
关键词：审美消费化；审美泛化；电视产品；审美异化；审美内涵化
电视审美是通过荧屏上五光十色的电视艺术节目呈现出来的，因此，电视艺术节目中的审美取向必然代表了电视审美的发展方向。
电视艺术所具有的审美属性、艺术属性和价值规律都体现在电视艺术必须是一种审美活动。当电视审美以艺术形式出现时，就必须遵循艺术规律。“从美育角度来说艺术作用于人，目的在于‘提升人的素质’。”所以，电视审美应“为提升个人素质”服务，这给电视审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电视审美当前的“泛化”与“消费化”现象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大众文化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成长起来的，它转变了此前精英文化的“小众”时代，是商业时代文化和经济的合谋，可以说大众文化正是以实现利润为目标的文化商品化的必然结果。
“大众文化”也称“民间文化”，它主要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包括各种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广告、时尚杂志、流行歌曲、动漫画制品、营业性体育比赛、时装模特走秀及各种选秀比赛等。
这其中，电视传媒作为一种文化霸权，其主宰地位与传播能量是显而易见。电视产品就是一个消费品，因为它是拿来消费的，所以必定带有商业色彩，必定会考虑到满足大众文化的需求。换言之，电视产品不是从商品到商品，而是从商品到文化，而且是或多或少地带有艺术加工痕迹的世俗化了的文化。这使得当今电视审美出现了一个显著走向——“审美泛化”，即人的审美从理性层面、想象的天地退回到感觉层面和实用目的。这不仅消解了传统审美的高雅性、严肃性，而且泛化为一种日常生活的需要模式化了的个人话语代码，无边际的审美使审美体验在不同人群中的距离缩短为“零”。
电视“审美泛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受众审美层次的降低、审美角度多样化及审美心态的变异。加之电视媒体之间竞争激烈，为争取高收视率，电视节目不断追奇，导致当今电视审美逐渐变异为“消费化”这一有悖于艺术“为提升人的素质”的审美走向，即片面追求电视节目带来的经济利益、收视率，节目形式华丽、煽情，仅供受众消遣，对提高人的素质没有实际意义。
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东方电视台“我型我SHOW”为代表的选秀节目，堪称电视“审美消费化”的典型。它们以普通观众作为节目的主要参与对象，让这些普通人进行一定的训练和包装之后，有机会走上“星光大道”，其结果是掀起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平民造星”运动，给电视台、商家带来不菲的收入。
然而，这类选秀节目的电视审美取向都极富争议。评委和观众对选手的评判往往发生错位，评委们考察的主要是选手的唱功技巧和舞台表现力，而普通观众除了看唱功外，更主要还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审美趣味及私人情感。2005年“超级女生”冠军李宇春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封面，她的唱功在三甲中并不是最好的，外形也并不出色，但她以极其鲜明的个性、另类的气质和一种打破中国传统的“双性形象”获得了最高人气；“我型我SHOW”前五强中的施洋，虽为男生，却嗓音尖锐，参赛时专挑女生歌曲演唱，专家批评其唱功不佳，在台上表演时甚至将自己衣服剪破，大肆耍宝、搞怪，竟也人气飚高，晋级五强。如此电视节目传递出的审美取向，越发演变为对传统审美的颠覆。
在分析“超级女声”的社会影响时，2005年10月人民网理论频道首发了近四万字的七篇系列调查报告——关于“超级女声”热潮的分析报告。该报告指出了其负作用：“超级女声”使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出现错位，使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受到挑战；“超级女声”强调忽略参赛者的知识素养和对生活的理解能力；无限放大选手的成功几率，大胆改变以“知识改变命运”的传统价值观。“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能出状元”正是“超女”的价值观念。以人人都能唱出的歌声为选拔内容，比以学习成绩为内容的比赛更为有趣，更能激发参与热情。因而，“超级女声”成为青少年心中实现价值的另一种方式。
目前，此类选秀节目在全国呈蔓延趋势。央视制作有“非常6＋1”、“星光大道”，东方卫视有“我型我SHOW”、“加油，好男儿”，安徽电视台有“超级少年”……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当今由电视“审美泛化”引起的“消费化”影响呢?
其实，从大的社会范围来看，特定的社会环境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心理。选秀节目的走红也与当前我国社会弥漫的浮躁情绪有关，最直接地说，是与人们渴望“出名”的心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化最直接的表现之一就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功利化，这种思潮本身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缺乏引导和规范，就容易演变为一种浮躁的情绪和行为。一旦这种浮躁的情绪弥漫整个社会，就容易出现各种不和谐、失范的现象。
二、电视审美向“异化”、“内涵化”相结合的趋势发展
中国在跨世纪之际，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12亿人口中拥有3亿多部电视接收机，2000多座电视台，成为世界第一电视大国。这就决定了电视将成为全社会精神文化消费的重要方式。为了提高全社会“人”的综合素质，电视在完成其诸多社会功能的前提下，也将责无旁贷地在强化全民族审美水平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现今的电视媒体对流行文化宣传力度太过火了，总以为老百姓最喜欢的仅此而已，不惜工本拍摄，非常讲究声色光效、画面造型。在黄金时间，流行文化占尽风流，高雅文化年复一年退避三舍。这个事实暴露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电视文化内容虽然丰富，但却是快餐型的软性文化，缺乏当代美学思想的支撑，未能吸纳当代中华民族最高的审美思维成果，缺乏内涵。
有人认为现在是文化转型期，人类传统的审美习惯应该改变了。但是，无论如何，电视审美“为提升人的素质”这个方向不能变。电视媒体必须把好电视审美大关，形成电视审美“异化”和“内涵化”相结合的良好发展趋势。“异化”是指各媒体应顾全大局，不盲目跟风，发展有自己特色形式的电视节目；而“内涵化”即对电视艺术的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和审美格调的高追求，在重视收视效果的基础上重视收视率。
“如果我们不把关电视审美方向，让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电视艺术作品泛滥成灾，那么它将培养造就一种浮躁而不沉稳、肤浅而不深刻、油滑而不幽默的群体性的欣赏心理，就会造成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审美修养的滑坡’。”
综观我国地方媒体，在电视审美方向把握上较好的有：安徽电视台，定位于“大电视剧”，以新电视剧的引进和经典电视剧回放为主，注重电视剧的思想内涵，全天滚动播出，娱乐节目也围绕电视剧进行，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第一大“电视剧卫视”；广西电视台，定位于女性、时尚、民族，以“时尚广西”为口号，做大做强“时尚中国”、“寻找金花”等特色栏目，在获得良好收视率的同时，打响了广西的知名度；香港凤凰卫视，定位于资讯，“小莉看世界”、“文涛拍案”等栏目都具有很强的时政性、知识性，风格犀利，予人启发。它们都沿着“为提升人的素质”这一方向发展，既开发一些区别于其他媒体的节目，形成自身的特色，赢得发展，又通过节目向观众传播了内涵化较高的审美取向。
而要达到电视审美“内涵化”，就必须消除目前电视媒体存在的一个观念误区——“收视率越高，越能体现电视艺术的价值”，将媒体注意力转移到电视审美的正确发展方向上。其实，收视率和收视质量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收视率高未必收视质量高。比如两档节目，一档思想内容比较深刻，文化意蕴比较丰富，审美情趣比较高雅。如果只有100个人看，但这100个受众的修养都很高，他们看完后不仅获得了视听上的感官，而且通过达于心里，得到了一种认识上的启迪和灵魂的净化，由而升华到了美感。那么这个收视质量是高的，通过这100个人的鉴赏体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收看。这样的节目往往是可以反复播出，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提升了受众的素质。相反，如果一档很平庸的节目，虽然拥有1万个观众，但是这1万个人都仅仅是获得了视听感官的刺激感，他们的审美修养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尽管收视率是前者的100倍，它的收视质量却是低的。
引言
从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看，陶瓷审美包括在人们广泛的文化语意之中。换言之，就是人们利用陶瓷来表达各种文化语意，直至展示精神世界的起伏变化。
青瓷，作为中国陶瓷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基本奠定了中国属于瓷器母国的文化地位。长期以来，无论陶瓷物质材料及其工艺如何发展和进步，青瓷的现实作用一直比较重要。原始陶瓷的时代，青瓷曾经一花独绣；“南青北白”的陶瓷文化时代，青瓷与白瓷曾经分庭抗垒。毫无疑虑，青瓷在陶瓷文化的长河中，所激起的浪花仍然使现代人回味无穷。
一 青瓷文化语意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而丰富多彩
陶瓷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本文由收集整理物质媒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在社会文化的发展中，不仅没有淹没各种陶瓷在文化中的功用，反而使它的文化语意更加丰富多彩，其中，青瓷就是这样的代表。
从陶瓷发展史看来，青瓷较早出现在秦汉时期，“秦汉原始瓷的釉层较战国时的厚。但釉色普遍较深，呈青绿，或黄褐等色，可能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较战国时的高”。尽管如此，对青瓷的界定不能仅仅停留在瓷质、色彩以及肌理等物质的性质之上。倘若以此对青瓷做界定，陶瓷文化中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不能被阐释清楚。因为釉料中氧化铁含量较高，所以，在还原气氛烧成中呈现青绿色。这是较早的青瓷。青瓷一经发明和使用，便得到广泛流行，也得到不断延续和发展。由于瓷器比陶器坚固，又清洁美观便于清洗，再加之瓷器远比漆器、铜器造价低廉，并且原材料分布极其广泛，藏量丰富。因此，各地根据各自的自然和人文条件烧造了大量的瓷器，以适应文化生活的需要。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与人们对文化生活需要的渴求，瓷器得到大量生产。越窑瓷器从东汉开始，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起着“领头羊”的作用。“越窑青瓷自东汉创烧以来，中经三国、两晋，到南朝获得了迅速发展”。越窑瓷器大量应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用之于食器、茶具、酒具以及卫生洁具（如，虎子）等。尤其进入唐宋以来，白瓷和青瓷比翼双飞，各显特色，青瓷更加具有审美意义。从宋代开始，青瓷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较为著名的有钧窑、耀州窑、龙泉窑等窑的青瓷，它们分别以不同的特色展示着地区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这种生产格局进一步丰富了青瓷的文化范畴。
由此可见，青瓷是一个发展并逐渐丰富的陶瓷文化概念。进一步讲，青瓷是一个陶瓷文化范畴，它既有时间性，又有空间性；既有物质性，又有意识性；用它既能彰显陶瓷发展历史的一个脉络，又能体现地区陶瓷文化的特色，还能阐释许多陶瓷文化现象。第一，从时间上看，青瓷较早出现在秦汉时期，也可以说，青瓷的出现，是瓷器初具雏形的标志。由于青瓷材料具瓷土的一般特性，并且，青瓷的烧成温度明显高于陶器，因而，青瓷因化学、物理性能之故首先与陶器区别开来。这是青瓷在陶瓷史上的地位之一，“瓷器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给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瓷业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青瓷萌芽期发生在浙江地区，主要窑场在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县市。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浙江省上虞县上浦乡小仙坛东汉晚期的瓷片标本和窑址附近的瓷土矿中的瓷石样品作过许多测试和化验，并认为它具有瓷器的标准；第三，青瓷的发展期是从大江南北铺开的，隋唐时期所谓的“南青北白”，就是这种说法的概括。唐代，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继续发展，它代表着南方青瓷的生产水平。北方白瓷是以邢窑为主要代表的。所谓白瓷是相对于青瓷和黑瓷而言的，由于瓷土中氧化铁的含量较低，瓷色呈现白色而得名。此时，青瓷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在江南地区以成熟期为标志，就是北方地区也有零星生产，而发展到宋代就具有独特的特色和个性了。例如，钧窑的青瓷，就是以青色为基本色的“窑变”品种；第四，青瓷从宋代开始发生了明显的瓷质量的变化。宋代，陶瓷生产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是以各地窑场所生产的地方特色瓷为主，出现了争奇斗艳的繁华景象。此时，青瓷审美更上一层楼，主要青瓷产地有龙泉窑和钧窑等窑场，这些青瓷在发展中仍然以地区性特色为标志；第五，青瓷是一个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陶瓷品种。一方面，从发色剂上看，青瓷具有十分宽泛的色阶范围，这与其中氧化铁含量有关，决定了青瓷色泽的深浅和浓淡。此外，它还与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关系较为密切。另一方面，青瓷因为地区材料及其生产工艺的差别，富有地域性特征，这也是青瓷具有多品种的主客观因素。
正因为青瓷有这样宽泛的文化内涵，所以，它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的延续性是毋庸质疑的。
二 后现代主义思潮为青瓷开辟了发展的新天地
产业革命以来，由于机器生产的广泛应用，不仅将生产拉向机器世界，也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充斥了电视机、计算机等大量机器，这使人们的文化生活单调、乏味起来。为此，后现代主义在继承现代主义成果，主要是在继承“机器美学”的基础上，将历史文脉主义、隐喻主义以及新材料为特征的装饰主义推入生产和人们的生活领域。这样，后现代主义就成为了主导社会生产和人们文化生活的主流意识。这为青瓷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条件，它不仅翻开了青瓷光辉的历史，而且，还将新的文化因素注入了青瓷文化的创造上，从而拓展了青瓷审美的新内涵。
现代大工业生产介入陶瓷制作，彻底改变了陶瓷的手工制作模式，但是，陶瓷文化的功能及其文化语意，仍然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尤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陶瓷审美的鲜明特征是多元化的，不同民族都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并吸取其他民族文化来丰富自身的文化审美内容。这便是现代审美理念的显著特性。事实上，后工业社会更加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它是在现代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结合机器生产与手工制作为一体化的社会生产模式。因为人们在对工业产品感到麻木的时候便产生了一种向往手工艺生产的时代的文化生活内容，但是，社会客观生产力又不可能回归到手工艺时代。因此，一种折衷的社会文化生活模式便应用而生。也就是“一种杂乱的、复杂的、含混的、折衷的、象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文化生活模式进入人们日常的文化生活之中。这样，人们在文化生活需求下，对造物就显示出了这样的具体要求：它在文化的发展足迹中寻找一切可利用的元素，以充实现代文化生活，这就是它所谓的“文脉主义”；它还强调带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内容，以表达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向往，这就是它所谓的“引喻主义”；尤其突出表现为，它将现代材料和生产技术结合起来，集中表现现代材料的色彩、肌理以及构成要素的新兴模式的装饰，即“装饰主义”。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人们文化生活所显示出的三个主要特征。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将自身的内容转变为现代文化意识，并竭力介入人们的社会生产与文化生活之中。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陶瓷生产和利用中，人们倾尽全力挖掘了有利于陶瓷表现的一切文化元素，将其展示得空前丰富多彩。
青瓷，不论作为陶瓷物质材料，还是作为负载文化的媒介，都是一个典型代表。从陶瓷材料及其工艺发展的进程看，它真正奠定了瓷器之所以为瓷器的物质技术基础。传统上，陶瓷的工艺美，从两个方面说，一是材料的化学组成，二是材料的工艺性能。这是在中国陶瓷文化具体实践和理论阐述中都有所体现的历史事实。历史上，青瓷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氛围中得到不断发展，此时此景，陶瓷生产者竭力保持了青瓷文化发展的人文环境和自然优势。例如，在五代十国时期，面对中原强势文化，主要是政治和军事的攻击，钱氏政权不乏采用“朝贡”的方式，为青瓷发展营造“天有时”的人文环境。这尽管是难以言辞的，可是，它是隐藏在陶瓷文化中以“和为贵”为要旨的引喻主义的文化精髓。当然，在现代文化生活中，青瓷作为“礼品”，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贡品”是完全不同的。介入现代文化语意的青瓷，作为礼品是在社会地位同等条件下的“礼尚往来”，这才是儒家文化范畴的精神实质。作为物质媒介的青瓷，现代文化语意所体现的远远不是礼尚往来的意义，而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价值定位。在现代青瓷产品中，不论是文脉主义和引喻主义文化因素，还是装饰主义的新文化内涵，实际上，都不可能逾越它的时代特征，都不可能否认市场竞争中价值目的的对象化问题。
从后工业社会以来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看，是文化意识的多元性为青瓷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环境条件，并使青瓷审美将传统和现代文化结合起来，交互产生了一种适合现代文化需要的，并具有新内涵文化的审美。
首先，市场经济环境与竞争主流为青瓷文化审美注入的新内容是物美价廉。历史上，与青铜器、金银器、漆器等工艺性较强的物品相比，青瓷是物美价廉的物品。因此，青瓷一经产生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现代社会面对市场需要和竞争，从大众化消费的视角看，青瓷仍然不是历史文化意义，它的物美价廉仍然为生产者和经销者看好，也为消费者所青睐。
其次，陶瓷物质材料的工艺性和审美性统一所凝聚的文化精神仍然是当今青瓷文化审美的物质基础。在青瓷发展的历史中，无论何时何地，青瓷材料合理的化学组成与较强的物理性能以及它的色泽，与所展示的视觉刺激等，都是独树一帜的。现代社会，尽管技术进步和陶瓷产品品种丰富，可是，青瓷独特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魅力依然占据着陶瓷文化审美的一席之地。
再次，合理的造型构成与合适的功能，是展示青瓷审美的具体形式。青瓷，从材料的物理性能上看，便于成型与生产制作。不论是圆形器物，还是方形器物，甚至长形器物，都便于成型和烧成。因此，生产可根据具体需要，将材料塑造成或圆、或方、或长的各种器形。这样，青瓷产品就可以根据器形来确定它们的适应范围。例如，一只碗、盘、碟、勺（或汤匙）等，都可以为餐饮生活提供便利。这种生活实用是人们追求审美的基础。正如古希腊美学家苏格拉底所提出的“实用为美”一样，“衡量美的标准就是效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青瓷在现代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中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生活器物。
最后，凝聚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生活，为当今人们生活增加物质和非物质满足的青瓷，仍然不失其双重的审美文化价值。历史上，青瓷一直为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服务着，尤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事实需要中，青瓷担当着多种文化角色。在唐代，许多文人将越窑青瓷当作写诗作赋题材。如顾况所写的“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孟郊所写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等。不仅如此，文人雅士还将青瓷与饮茶结合起来，不仅有美妙的诗文，也有绝佳的生活时空享受。前者如“越瓯犀液发茶香”“越碗初盛蜀茗新”等；后者是在饮茶活动中的文化成果，如陆羽的《茶经》。作者在饮茶活动及其对各地所产瓷器的对比中，认为“越州上”，且“类玉”“类冰”，是对越窑青瓷的高度评价，不是赞誉之词。
在现代文化语意中，青瓷远远超出了这种文化审美意义，它存在于人工具体的物质环境之中，并携带了沉甸甸的深厚审美意义。总之，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所营造的人文环境条件，使青瓷审美的新内涵随着文化发展的需要不断丰富。
关键词：新形势；群众文化；审美意识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选择更加自由，更加多元，个体满足更容易引起人们的认同感，目前，多元化的市场文化消费，大众传播媒介的突起和群众文化结构的多元都对传统的群众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化的文化消费给群众文化带来一定的冲击。人们的文化消费多了许多选择，如以商品形态存在的舞厅、音乐餐厅、电子游戏室、卡拉OK厅、桌球室、网吧等，由于其灵活的文化样式，迅速赢得人们的青睐，而传统的群众文化，因为其单一枯燥，不能满足人们随意、洒脱、自然和清闲的心境而被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所遗忘。
其次，大众传播媒介对群众文化的冲击。大众传播媒介，如收音机、电视、网络等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因为它们不仅能给群众带来娱乐，还能为人们提供信息。如今，不管人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一些突发性的事件都能通过大众传媒迅速而及时地传播开来。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电视和网络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的位置已经越来越重要。因此，谁占领了媒介市场，谁便能拥有最广泛的群众。
再次，群众文化结构的多元化、个性化对群众文化的挑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自主和独立意识越来越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文化上的自我参与和自我欣赏，审美需要也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群众文化消费，因为年龄、阅历、知识结构的不同，其欣赏结构也存在极大的差别。面对群众文化结构的变化，群众文化必须做出改变，提高群众的审美意识至关重要，以占领文化消费市场。
一、拓展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
群众文化不能拘泥于任何一个环境和方式，而应该开展多种形式，利用多种空间。如目前流行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街头文化、商业文化、老年文化、青少年文化等，都是新时期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如果这些空间利用好了，那么群众文化工作就能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比如，校园文化，它是以满足学生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文化艺术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社会性文化。随着学子们从校园走向社会，校园文化的发展能有效地促进社会文明和家庭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良性循环，因此，校园文化是提高学生素质乃至整个社会群体人的素质的摇篮。
二、发展通俗文化事业
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比较接常人的心态，更能亲切、生动地反映普通人的思维和情感，直视平凡的人生。因此，不仅在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人民大众也比较喜欢现代的、通俗的、潮流的文化艺术。而在我国发展群众文化的过程中，通俗文化却受到了抑制，不被重视，在以后的群众文化工作中，提高群众文化的审美意识，普及群众文化的审美教育，让群众懂得审美，知道怎么去审美。
首先，要彻底改革群众文化工作的旧模式、旧体制。其次，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人才，培养自己的通俗创作群体和表演人才。应当创造条件让群众文化工作者到通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学习经验，以提升群众文化工作者的整体水平。另外，加大投入，逐步完善和应用现代化的音响设备、器乐设备也是发展通俗文化所不能缺少的，因为通俗的现代艺术离不开这些物质设备，它们也是现代艺术的组成部分。
三、发展城市广场文化
广场文化是现实城市文化环境和综合文化实力的重要标志。在计划经济时代，广场文化一度非常繁荣，当时，广场成了城市居民主要的精神活动场所，为活跃当时的精神生活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广场文化虽没有以前那种特殊的地位，但仍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广场文化主要有四种形式，即街头文化、健身休闲文化、大型娱乐演出活动和广场美化。建设广场文化，还要考虑以下三个要素。首先，广场文化要避免政治、经济色彩过浓，避免过于功利性。广场文化应该有利于减轻人们日常劳作的疲劳和压力，使人们精神享受的愉悦的生活方式。其次，市场文化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审美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虽然我们城市居民的收入有所上涨，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比例仍然比较低，因此，必须考虑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再次，要具有导向性和激励性，广场文化应当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宗旨，弘扬时代的主旋律，必须铲除那些低级趣味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相背离的腐朽的和落后的精神垃圾。
四、全面发挥文化馆业务人员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提高群众的审美能力
文化馆的业务人员应该下到基层下，深入农村乡镇、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举办各类培训班，扩大审美教育范围，使群众掌握基本的色彩常识、美术作品欣赏，各不同画种之间的区别。在生活中怎样运用色彩搭配，感受不同色彩在人们心理产生不同的作用。在舞蹈方面使群众对肢体美的理解，对我国各民族舞蹈的不同风格的了解，从而感受一种内在的美，使群众对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心灵美的审美活动得到一种美的熏陶，进一步提高思想道德艺术修养评判美的能力。
提高群众的审美能力还应该定期举办各种文化展览，在农村群众文化活动中经常开展农民书画展，少儿美术作品展和生活中的一些科普知识的挂图宣传，从而对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对提高群众审美意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全面构建和诣社会，文化馆应该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开展审美教育，提高群众欣赏美、创造美和鉴别美的能力，培养群众正确的审美观和审美情趣。
五、在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普及审美教育，进一步加强街道社区的文化建设
我国一些城市的环境规划设计缺乏科学、合理的统一管理与设计，仅仅是程序化的先建楼后造景，未能充分利用空余土地资源。一些人工园林景点过于单调古板，未能从生态环境资源的根本主旨出发，这种违背自然、影响视觉美感的设计方案，不仅不利于生态气候的循环，还对管理费用造成了巨大浪费。因此，应统筹设计植被、生物、动物与人之间的各种生态关系，使各种因素达到和谐统一、共荣共生、持续发展，充分利用植被的绿色涵养功能、树木化学降污功能与自然水的多样性等特性进行规划设计，以此全面提升城市环境美化标准与居民健康满意指数，全面推动高职环境艺术设计教育的多功能化发展。
2.以绿色生态美感设计理念进行统筹规划
要充分结合现代建筑学的基本原理、生态价值观、节能减排绿色环保新技术，营造适宜的生态居住环境，对影响城市生态平衡与美感的各种环境因素、自然因素以及人文因素进行统一协调与统筹规划，使其和谐共融、统一共生，有序而持续地发展。在城市住宅布局整体规划设计过程中，应对环境空间的生态环境进行充分合理设计，依据南北朝向、最大向阳与通风程度对住宅区进行规划，留出科学合理的通风道口与生态绿色走廊；科学合理地设计建筑单体、群体的朝阳区与阴影区，使居民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阳光；应以城市空余地面为基准，强化区内景观园林建设；充分利用城市内外自然山水环境，使之统一，通过远山借景、引水入市等美化生态景观；保持动植物种类的多样化，创建自然和谐的生存环境；扩展区内园林树木种植面积，加强生态气候调节能力，提升居民生活舒适度与健康指数。设计师可以通过科学统筹规划绿地、建筑与景观，形成通透深远、富有层次感的景观空间，通过以曲代直的形态布局，美化建筑形态与园林分布空间。
3.艺术美学角度下自然可再生资源研究创建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特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出于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的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于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裁缝在设计和制作传统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毫米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的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合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附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
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
兼收并蓄了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现代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传承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传承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能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现，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意蕴，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面料，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音乐欣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在学校音乐教学活动中，音乐欣赏是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审美意识、审美能力最有力的手段，它综合了1切文化、生活、情感等方面的因素，作用于人的心理。其实质是人类1种高级而丰富的心理活动。音乐欣赏能激发我们的审美感觉，但审美感觉并非单1的感觉,它不仅靠单1的心理活动和感觉来完成，它需要自觉和不自觉的综合运用、调动各种感觉器官的能动性，参以丰富的心理活动来完成。其实质是音乐作品除了在听觉上作用于人外，还在情绪、视觉、触觉、联想等方面都产生联合反映，这就是音乐的通感。本文着重论述通感在音乐欣赏中的运用，试图以此丰富音乐欣赏的审美内涵，强化音乐教育中的审美意识。
关键词：音乐欣赏；通感；统觉；审美；音乐教育
ABSTRACT
Music enjoyment is the indispensable food for thought in human beings daily life. It is a
useful way of nurturing students taste sentiment, taste sense, taste capability. It integrates the elements of culture, life, affection and then functions the mind of human being. The essence of it is a loft and profilic psychologic activity. Music enjoyment can stimulate our taste sense.
论文关键词：意识；批评意识；文学批评；审美；主体
意识是人类的精神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由于客观物质世界(即意识的对象)可以分为不同的领域，所以意识也有相应的不同形态，譬如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哲学意识、伦理意识、宗教意识、自我意识等等。完整意义上的“人”是两个层面的存在，一个是物质的存在，即我们的肉体、感官的存在，它们总是在自发地寻找着与自身相应的愉快和协调。此外是精神的存在。人有理性，也需要理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评行为的存在颇能体现人类精神活动的自觉性。人类行为无一不受某种意识的驱动，批评行为更是人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之一，必须以批评意识作为原动力。比利时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布莱指出，读者面对一部作品，作品所呈露的那种存在虽然不是他的存在，他却把这种存在当作自己的存在一样加以经历和体验。这样，在读者和“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有意识的主体”的作者之间，就通过阅读这种行为产生一种共同的“相毗连的意识”，并因此在读者…边阅读产生一种“惊奇”。“这种感到惊奇的意识就是批评意识。”笔者以为，乔治·布莱所说的“惊奇的意识”，类似中国传统文论中“感”的概念，也就是阅读中最初的触动，这种触动能够表明某种差距或显露某种认同。乔治·布莱的理论充分展示出，文学批评意识是文学批评行为最重要的原动力。
朱自清先生在评介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时说：“‘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的确，从“批评”之语的使用情况来看，“批评”一语不见于宋代之前，也没有与“文学”搭配使用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批评”的实践一直与广义文学的选文编辑相关，“批评”的含义原是指诗文选评，“批”在大部分语境下都是用于断句、标点或标记。
由于“批”在句读上的运用，“评”就部分地承担了现代意义上对“文学批评”的理解。说它是部分，还因为“评”因为紧随眉批而显得随意，类似注解文字，或是附带在选本选批之后的随意点评，精炼而不严谨。因此，中国占代作为“诗文选评”的“批评”与西方偏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的“文学批评”(Literit—ureCriticism)有很大的不同。在今天看来，“批评”(Criticism)是批判、评论，是对事物加以分析比较，评定其是非优劣，其中包含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关系。
总体而言，“文学批评是对于文学作品以及与此有关的创作现象、阅读鉴赏现象等进行分析、研究和阐释的一种认识活动，它的终极目的是获得对文本的理性认识。”文学批评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文学批评意识的构成要素中既有任何批评意识都具备的要素，又有自己独特的要素。
一、文学批评意识中的审美意识
“文学是人学”，这是我们今天普遍认可的一个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人情、人性、人道等丰富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是人对自我的一种确认与安慰。并且，不管这确认与安慰是希望还是绝望，它总是以人为指归，始终是心灵在场的。一个作家的创作如果不是站在人学的立场，那么通过文本显示出的就不会是人在活着，而是观念在活着。换言之，作家只有把文学创作建立在人的生存意义上，而不是建立在语言、观念等非本原因素上，文学的人学价值才不会迷失和旁落。文学的这一特点也给文学自己带来了特殊的属性——审美性与情感性。“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其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审美性和情感性。”审美的发生在于爱与美，审美是对美的感受，‘是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对象所发生的一种特殊的精神享受活动，同时也是一种需要调动主体全部感觉、意识、心理能力和神经功能全身心投入的整体性活动。审美主体在想象中调动人性进入艺术境界中，感受、体验、分享艺术形象，获得精神愉悦。因此，在强调文学的人学内涵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审美之于文学的生成意义。“审美的特性，是一切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及其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正因为审美活动具有这样的特性，文学才得以与科学实践、社会伦理、宗教道德区别开来，体现出自身的存在价值。
审美不是文学创作的专利，审美同样是文学批评所具有的特性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需要审美，都离不开审美意识的触动，可是审美意识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的表现与作用却有区别。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对现实的反映，“它与其他反映活动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审美的。……在性质上是属于情感的反映方式而不属于认识的反映方式。”但“文学批评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犹如自然科学与它的认识对象之间那样的纯客观的认知关系，亦即不是简单的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反映的内涵要比认识内涵大得多，自从柏拉图把人的心灵分为理智、激情和欲望三部分，并相应地认为人有求知、御侮和克制欲望二种能力之后，知、意、情三分说就逐渐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所接受。”很显然，文学创作是以情感为主的反映，而文学批评却是认识的反映，它们有内涵大小的区别以及性质上感性与理性的区别。这使文学创作行为与文学批评行为中的审美意识也有了差异。对创作而言，作家的审美对象始终是涌动在作家心中那些复杂的情感体验，文学创作的审美总是以满足自我愉悦为基础，侧重于人的内心与外界枣物的审美关系，创作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是直接的情感碰撞与需要，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因此文学作品的产生是创作主体情感爆发的产物，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审美追求常常是潜在的，不自觉的。而文学批评的产生却是阅读的产物。阅读是对创作者主体情感的二次体验，面对作品提供的生机无限又难以捉摸的，认识有时纯属多余，有时力不从心，有时反而阻塞或削减了作品的意味。此外，在阅读过程中，作品面临者批评者一系列审美经验的省察，这种省察混合着感情与责任。这说明，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包含着对文学作品的感性体验，又潜藏着理性的审美判断。对于文学批评来说，由于理性经验的介入，其审美意识带有先天的功利性。文学批评中的审美意识从最初的惊奇感上升到明确的审美认识，通常已经加入价值的选择和判断。价值判断总是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烙印的，这也是审美观念具有时展变化特征的理论依据。
当然，无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其审美意识的萌生始终是以人性为内在心理基础的，它们的生理动力都是人对身心的感知与追求。人类对美的感知与需求程度是取决于人类文明的进化程度的。如果说，所有文学批评著作的发生都源于面对文学相关问题时所萌发的“惊奇的意识”，那么这“惊奇的意识”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审美。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意识促使作家创作出丰富多样的作品，文学批评中的审美意识则将批评主体导向对文学原理的不断思考和追问。
二、文学批评意识中的主体意识
任何领域的批评行为都是主体意识的产物。“主体意识”是文学批评意识中另一个要素，也是任何批评意识都具备的共同因素。人类文化历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人是万物之灵”的认识，是人类作为“类”的主体意识的苏醒；人类从万物中将自己区别开来，是一次智力进化的飞跃。人是文学活动的主体。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最终依赖“人”这一主体来完成。传统文化中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教育试图训练出稳定、一致的思维方式，它的本质是抹煞个人的“主体”而突出“类”的主体。作为无数“灵”中的一个，作为个体差异的“我”的存在是没有地位的。即使不存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而存在的。
然而，作为“个体”的我始终是存在的，它终究会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上一节曾提到，文学创作在性质上属于情感的反映方式，而文学批评则属于认识的反映方式。无论情感与认识，“主体意识”都在创作或批评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强烈程度直接关系着文学活动的自觉程度。在文学创作中，主体意识几乎伴随着作品的产生而产生。“我”作为抒情的主体常常在作品中得到重复和强调，作者的主体意识表现在对自我情感的张扬中。凡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主观需要的，主体就会对它产生肯定的情绪体验。置身于情感反映中的创作主体，“与感性对象自始至终保持着直接的依赖关系，它不仅产生于生动的感性直观，而且只有凭借感性对象才能获得生动的表现。”这是文学创作主体的特点，也正符合文学创作作为情感的反映的特性。
文学批评中的主体，也具有文学创作主体情感反映的某些特点。“批评只有吸取了感情交流的力量才能变成为创造性的批评。”但“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尤其是在批评家解读文本时，他必然要从自己的主体需要和意识出发，从自己已经形成的哲学、文化意识以及文学观念、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出发，来审视作品以及与之有关的创作现象，以其能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批评主体的需要来形成自己的批评意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认识反映，是一种更为自觉的理性活动，情感的抒发不是最终的目的，批评主体所依赖的也不是外在的感性对象，而是自身的理论资源。
主体意识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作用也是审美意识无法取代的。首先，主体意识直接影响着批评理论的客观性与深度，将批评与鉴赏区别开来。批评与鉴赏有共同的层面，但毕竟有区别。鉴赏的起点与终点都是审美享受，文学批评虽然必须在审美的基础上进行，甚至免不了会以自己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作为评价的尺度，但是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却是在一定的文学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对文学诸问题加以理性的阐释，追求的不仅仅是审美的愉悦，还有结论的理性与客观。“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所以它所要判断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并以陈述判断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在认识活动中，为了达到认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就必须力图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的干扰，否则，就可能导致片面甚至歪曲的反映，使结论失诸公允。”达到客观必须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有自觉的回顾。可不是谁都有勇气或兴趣去对历史上曾经发生，或者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评判即使有这个兴趣，却未必有这个能力。因此，批评活动中主体意识的萌生未必有文学创作那么理所当然，它不但受到批评资格的限制，还受到理论水平的限制。批评本是一种智力思考，批评的进行就是思维活动展开的过程，是逻辑推理的过程，它要求批评主体具有抽象与概括的素质。
其次，主体意识决定着批评的风格与理论独立的可能性。主体意识的基本含义是人对自我作为个体存在特征的认识。主体是批评文本的直接创造者，主体的自我认识直接决定了他的批评风格。其实就文学的话题而言，许多感受和观念古人都作出了表述，但人类的表达欲望却不会就此止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阅读情境与生活体验，虽然想说的话大体上仍是与古人类似的意思，但由于思维起点和语言形式的差异，其内容也具有了风格各异的表述。主体意识强烈的批评者在批评活动中会根据自身的学养萌生个性鲜明的理论追求，这种追求决定着他的批评内容和言说方式，这内容与言说方式也直接关联着他的批评风格。
对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来说，主体意识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认识，还有对自己作为“批评者”身份的认识。不可否认，依赖于主体意识来完成的批评活动从发生之始就是自觉的，但自觉并不代表独立。批评的独立还需要批评主体有高度的责任感。责任感是与主体所从事的职业身份意识相关的。身份意识的强烈程度直接影响着批评理论中一系列原则的提出和完善，批评者只有对“批评者”这一身份有自觉的认识，才可能就“批评”本身提出独立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