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6-15 11: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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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通建设;投融资;资本市场;债券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064-03
继续加快交通运输建设,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计划的重要内容。2006年召开的黑龙江省交通工作会议上,提出今年黑龙江省交通建设计划完成投资170亿元。由于交通建设造价高昂,使得筹集建设资金成为制约交通发展的首要障碍。通过探讨我国交通建设投融资政策,研究出符合国家政策的、实用的投融资渠道和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1.国内交通建设资金需求现状
交通业发展,影响未来中国发展模式。今年3月交通部长李盛霖提出“构建人性化交通运输网”的全国“十一五”交通发展的主基调。交通事业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要建成经济强省,加快以公路为重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作为战略重点。完善多元化投融资政策,进一步健全交通投融资体制,强化资金监管,为交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积极利用社会资金,加快公路、沿海港口、内河航运的发展;研究建立交通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制度,强化政府监管能力,保护投资人、用户及公共利益;搭建融资平台,扩大资金渠道,探索新的融资工具在交通领域中的应用;健全交通资金监管制度和约束机制,提高资金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益。山东今年的交通投资351亿,浙江去年交通完成投资490亿元,今年要完成500多亿,明年继续安排500多亿,河南今年交通投资400亿,明年安排500亿。云南这几年每年的投资都在200亿元以上。发展交通建设的主基调定下了,资金的筹措就显得更为关键了。
以高速公路为例,加快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到目前为止,所修建的高速公路仅满足了所需高速公路的30%多。在我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发展速度最快,为这些地区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十分显著。根据交通部最新公布的《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从2005年起到2030年,国家将斥资两万亿元,新建5.1万公里高速公路,使我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8.5万公里。未来高速公路建设存在着很大的资金缺口,单靠国家投资发展高速公路是不现实和不可行的。除了现有的筹资方式外,一方面,组建高速公路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发行股票上市和发行企业债券,是我国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另一方面,目前外资及民营资本充足,可以有效利用这些资本为高速公路建设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我国高速公路业正处在产业的扩张期,国家政策扶植是高速公路发展的首要因素,稳定的行业背景为投资提供了稳定的投资回报[1]。
2.国外交通建设投融资状况和发展趋势
对国外发达国家来说,收费公路融资活动的对象绝大多数是高速公路或国家干线公路。各国当前收费公路融资活动从整体上呈现出两种状况。首先,以政府投入为主,并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融资。在美国,联邦资助是发展高速公路的主要资金来源。一般情况下联邦政府资金在项目投资中占90%左右,州政府资金占10%。但是美国部分州也存在一些收费公路,其建设资金主要来自非政府渠道,融资方式是发行公路债券。英国自1919年颁布道路法,实行国家预算拨款制来资助收费公路。随后又建立了道路建设基金来资助收费公路,该基金由汽车牌照税和燃油税组成。1989年,英国政府宣布将更为直接地允许私人集资建设和管理道路。此后吸引非政府渠道资金的收费公路项目逐渐增多。融资方式除了推行BOT以外,还出现了将高速公路的经营权进行有偿转让的融资方式[2],另外,英国还建立了多种BOT衍生形式,如DBFO(设计、建设、融资和运营),目前已有4个高速公路项目、总造价为6亿美元的工程正在运用DBFO方式运作。其次,对收费公路实行特许经营制度,收费公路融资比重较大。法国于1969年对“高速公路法”进行了修订,通过吸收私人资本和发行非国家担保债券,开辟了高速公路建设资金的新来源。
3.我国交通建设投融资研究
交通运输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交通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它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国防建设、第三产业、综合运输体、国土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城镇体系布局和区域间平衡发展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制定它的发展方向时,要考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先导性、网络经济性、规模经济性、社会公益性、资源利用性和军事战略性。借鉴世界发达先进国家的经验,交通建设的发展将日益网络化、智能化、信息化和高性能化。
改革开放20多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公路、水路交通取得了巨大成就,公路、水路交通的紧张状况得到缓解。但从总体上看,公路、水路交通仍然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突出的问题是:交通基础设施总量不足、标准不高;结构性矛盾突出;运输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低,市场机制不健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大;运输安全隐患多,形势严峻。要实现这个战略构想,不仅需要有正确的政策作保障,还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以便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同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素质,进行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促进公路和水路交通事业的发展。
我国交通建设投资主体主要是国家和当地政府,投资机构也相对单一。融资方式主要包括财政拨款、征收费税和银行贷款。财政拨款、征收费税为政府行为,但资金规模要受到一定的制约。而银行贷款,除了国内的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外,主要通过政府行为,向世界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申请贷款,采用“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进行。随着我国交通建设需求的日益增加,资金渠道明显不足,筹资方式也显得单一。为此,交通部在2001年5月颁布的《2001―2010年公路水路交通行业政策及产业发展序列目录》第五项中明确提出了“公路交通投资融资政策”,提出多渠道筹集公路建设资金,加快公路建设。继续坚持“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基本方针,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全社会兴办公路交通事业的积极性。争取各级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采取优惠政策,鼓励通过发行债券、股票、贷款、盘活存量公路资产以及企业和个人投资等渠道筹集公路建设资金;继续坚持“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县乡公路建设;继续鼓励在公路建设中利用外资。拓展各种社会基金向公路事业投资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公路建设项目风险低、回报稳定,可满足各种社会基金对投资项目的要求。鼓励公路交通主管部门积极争取拓展保险基金、养老基金、住房公积金以及某些证券投资基金等向公路事业投资的渠道。设立公路产业投资资金。此外,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也在2005年3月了题为“关于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的文件,提出全面放开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要运用市场机制和手段,有效解决交通基础设施供需不平衡、投资主体单一、建设资金匮乏等问题。今后境内外依法设立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以及自然人,具有拟投资项目所需的资本金,有良好的社会信誉、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承担风险能力,都可以投资参与黑龙江省公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切实加强公路基础设施招商引资建设项目的管理。积极为公路招商引资建设项目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等。这些都为充分利用充足的民营资本、个人资金和外资提供了有效的政策依据。
依据以上政策和条例,为了拓宽我国交通建设融资方式,可视情况适当通过资本市场发行企业债券、引入外资投资或参股、交通基础设施经营权有偿转让和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等融资方法,以提高我国交通建设的规模。在资本市场方面,首先,可以地方政府资信作担保发行交通建设企业债券;其次,发行投资于交通建设项目的信托投资产品;另外,由于公路收费收益乐观、稳定和安全,吸引保险基金、社保基金和住房基金等大型基金和民营资本参与投资。一方面可以保证大资金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稳定和较高的投资回报。在利用外资方面,在建立健全外资投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外资可以中外合作基金或中外合资公司的形式参与投资,严格遵循相应法律法规。在经营权有偿转让方面,个人和民营资本可以参与投资和经营,公共部门(或政府)向私人部门付费作为对其生产成本的补偿和收益的回报,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交通建设经营,这是一种以各参与方的“双赢”或“多赢”为合作理念的现代融资模式。而在证券市场方面,体制上进行改革,政企分开,组建交通控股投资建设公司,调整交通负债结构,以交通控股投资建设公司的名义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股票,将证券市场上广大投资者的资金用于进行交通建设。在利用民营资本上,研究特许经营、委托经营以及BT(建设―移交)、BOT(建设―经营―移交)、PPP(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等多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经营模式,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合资经营机制,鼓励和引导非公有资本投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3]。使收费高速公路建设向民营企业开放。真正实现“政府主导、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对应地,政府可以给予私人投资者相应的政策扶持作为补偿,如税收优惠、贷款担保、给予民营企业沿线土地优先开发权等,通过实施这些政策调动和提高个人和民营资本投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积极性。在实践方面,2004年,中国第一个高速公路BOT项目营运,北京引入了BOT融资模式建高速公路。2005年,广西利用BOT和外资建高速公路。
通过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实质是在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公用事业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其实现的关键就是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和有效执行。政府在交通建设投融资中的角色需要改变。政府应由过去在交通建设中的主导角色,变为与私人企业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中的监督、指导以及合作者的角色[4]。在传统的“国有国营”模式的基础上对交通建设的融资渠道、建设和运营环节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建立多种收益模式,不同程度地吸引社会投资,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达到对交通建设市场化运作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优化项目融资与实施模式,这是一种以各参与方的“双赢”或“多赢”为合作理念的现代融资模式。丰富投资主体,拓展融资渠道,使更多的民营资本和外资参与项目建设和经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民营资本和外资的投资回报,减轻政府初期建设投资负担和风险,形成政府、企业和私人企业“多赢”的合作形式。参与各方可以达到与预期单独行动相比更为有利的结果,参与各方虽然没有达到自身理想的最大利益,但总收益却是最大的,实现了“帕雷托”效应,即社会效益最大化,符合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宗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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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3,(36):1005-1034.
Discussion On Investment and Finance in Traffic Construction in China
JIN Hong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50, China)
Abstract: By research and study on investment and finance policy in traffic construction in China, new ways of financing in traffic construction are put forward and given. Except funds allocated from State treasury, tax and bank loan, such ways may be considered as issuing enterprise bond in the capital market, absorbing foreign investment, transferring the operation right of traffic basic equipments to domestic capital for value and issuing shares in the stock market, in order to enlarge the scale of the traffic construction in China.
关键词:财政
投融资
体制
通常认为,财政投融资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目标,通过国家信用方式把各种闲散资金,特别是民间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统一由财政部门掌握管理,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不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前提下,采用直接或间接贷款方式,支持企业或事业单位发展生产和事业的一种资金活动。财政投融资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实现途径,在促进经济有效增长、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强化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功效。我国财政投融资起源于上世纪50 年代,进入80 年代以后得到迅速发展。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渐完善和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确立,原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对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大增强。
一、我国财政投融资的现状和问题
(一) 融资渠道单一,融资范围狭窄
我国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财政,包括各项财政周转金、预算执行中的间歇资金、专户储存的预算沉淀资金以及行政摊发的国家债券或金融债券,既缺乏市场性融资手段,又不能适应市场的进程,适时地吸收邮政储蓄、社会保险基金和借助于一些社会财力,甚至一些应纳入财政投融资范围的资金也没有到位。
(二)财政投融资管理体系不健全
由于缺乏全国统一领导、规划,财政投融资管理比较散乱,不成体系。主要表现在:(1)财政投融资的机构名目众多,既有财政信用机构,又有财政部门内设的诸如农财处、行政处等业务机构,还有政策性银行,形成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缺乏一个统筹资金、协调行动的管理机构。(2)财政投融资管理混乱,缺乏严格的计划与法制管理。
(三)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界限不清,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一方面财政投融资范围界定不严,一些本应通过市场融资的项目却通过财政投融资筹措资金,从而扭曲了资金结构,损害了金融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过分扩张投资性贷款,投资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这不仅加剧重复建设和结构失调,还会导致银行不良债务急剧上升而阻碍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
(四) 财政投资不规范
目前,在许多财政投融资项目上,有偿资金往往无偿使用,资金投放前缺乏全面科学的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工程建设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项目结束后也不进行评估,往往是“说投就投,一投了之”,使财政投融资无法维持自身“融资——投资——还款”的良性循环。
(五)企业在投融资领域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还未确立,其自主权未能得到很好落实
当前,投资的决策权都在各部门、各地区的行政机构手中,政府行政部门审批投资项目、安排投资计划,对投资项目单位的管理实行以投资项目为中心而不是以企业法人为中心,投资过程中政企不分的状况依然存在,致使一些国有企业缺乏面向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投资的效益观念和风险意识较差。
二、改革和完善我国财政投融资的建议
(一)拓宽融资渠道,壮大投融资规模
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财政投融资应从以下渠道筹集资金:一是预算拨款,但作为无偿使用的资金,预算拨款在整个资金来源中不能占太大比重。二是邮政储蓄存款和社会保障基金的剩余金,从发展趋势看,应将其成为重要资金来源。三是政府担保债券和政府担保借款,诸如向各专业银行发行中长期建设债券等。四是各种民间资金,应作为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预算外资金“专户储存”中间歇资金的一部分,但不包括那些周转快、间歇时间短的预算外资金。六是增加政策性银行筹资量。财政投融资机构除采用借款等融资方式外,还可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等方式进行直接融资。
(二)进一步明确财政投资的原则、范围和领域
财政投资的基本原则是:致力于公共福利的增进;不能对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造成扭曲和障碍;不宜干扰和影响民间的投资选择和偏好;不宜损害财政资金的公共性质,进行风险性投资。为此,应进一步明确财政的投资范围和领域,这主要包括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财政投融资的重点对象应当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农业、科技进步、区域发展、环境保护等过去忽视的范围和领域。
(三)加强管理,提高财政投融资效益
1.建立财政投融资计划编制制度。通过编制财政投融资信贷资金综合计划、财政投融资资金来源计划和财政投融资资金运用计划,全面反映其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和投资预期收益等情况,从长远看,财政投融资计划应成为政府的“第二预算”,由同级人大或人民政府审批,并列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以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2.制定财政投融资资金使用的审批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回收和效益考核制度、预决算制度、财政投融资内部财务核算制度及其配套管理办法,并切实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实施财政投融资活动,保证财政投融资资金的有效投放和健康运行。
3.建立合理、高效的财政投融资管理机构,并实行现代化管理。中央一级可考虑在财政部内部设置专门管理财政投融资的机构,统管全国的财政投融资工作,制定全国的财政投融资政策,同时负责中央财政投融资资金的筹集与使用。
4.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市场经济活跃的国家,其法制都很健全。因此,应制定相应的财政投融资法规、管理条例及实施办法等,使财政投融资活动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四)创新财政投融资机制
1.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建立和尝试多种财政投资项目运营模式
对非经营性项目,可以采取政府投资、政府经营的模式,授权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对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国外运用得比较成功且适合我国实际的模式主要有:政府和民间合作投资、民间经营模式;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OT);建设转让经营模式(BTO);购买建设经营模式(BBO);此外,还有租赁开发经营模式、管理合同模式以及政府和民间就项目合资组建公司的共同投资经营模式等。
2.建立财政投融资和市场投融资的协调机制
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财政投融资活动要严格遵照市场经济的信用原则,对财政投融资资金进行流动性、安全性管理。财政投融资不能唯成分论,而要以社会经济效益高低来决定投融资领域。二是虽然财政投融资体制强调自上而下一致的政策导向机制,但必须借助市场投融资体制,实施市场化的投融资活动。同时,财政投融资的政策性导向,要对市场投融资的方向、规模发挥引导效应,使市场投融资逐步纳入到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轨道上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和短视行为。三是在投融资项目选择上,市场投融资活动要优先参与竞争,凡是适合从其他来源获得资金的项目,财政投融资活动不应向其提供资金,而且,在必须通过财政投融资扶持和发展的领域,财政投融资要注意更多体现政府的经济长期战略,注重宏观平衡和结构均衡。
3.建立多层次的财政投融资风险责任分担机制
财政投融资最大的风险源自财政投融资的产权责任模糊。财政投融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投融资主体,是来源于政府的政权行使者和国有经济的代表者双元身份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双重职能,这双元身份和双重职能在具体实施中,容易被简单地运用行政手段所混淆,致使财政投融资活动与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产生低效率和腐败。因此,为减小财政投融资风险,要通过委托和关系,明确资金托管、资金管理和资金运用三个层次的产权关系,落实各个投资主体的责、权、利。
4.确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资决策机制
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应全面落实企业的投资自主权,项目立项、前期研究、筹资方式的选择、新建或是技术改造的选择等各个环节都应由企业自主决策。对于新建的经营性项目都要按照《公司法》要求,先确立企业法人,再进行项目建设。政府应进一步减少对企业投资融资的直接干预,而应在加强政策引导,增强社会服务功能和完善经济管理功能方面多下功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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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川. 我国投融资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J].经济师,2003,(04):33+38 .
财政投融资是在一般财政预算无偿分配以外 ,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和调控 ,按照信用原则有偿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活动。自 80年代我国开始发行生产建设性国债 ,政策性银行投入运转以来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财政投融资体制 ,对推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体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主要是财政投资日益弱化 ,财政投融资渠道单一 ,财政信用与商业信用界限不清 ,财政投资重复、低效等。面临新形势的需要 ,旧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亟需强化、完善。
一、财政投融资的特点、作用和必要性
(一 )财政投融资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需要
根据穆斯格雷夫的“发展型”公共支出模型 ,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国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 ,公共部门投资在国民总投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飞”奠定基础。进入中级阶段之后 ,公共部门投资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而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存在市场失灵 ,因此政府始终要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进行宏观调节。我国尚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的年代又不长 ,市场失灵的现象还相当突出 ,因而财政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不可少。
(二 )财政投融资的根本作用在于充实社会先行资本 ,填补财政预算无偿投资和一般商业金融投资的空白财政投融资的特点在于既体现政府政策取向 ,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组织经营。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准公共产品 ,这类产品若完全依赖财政无偿投资 ,因财力有限势必出现“瓶颈”制约 ,供给不足 ;若完全依靠企业筹资 ,银行融资 ,因准公共产品“效益外溢”的特点 ,供给更加不足甚至无人投资。所以在私人产品与私人投资、纯公共产品与财政无偿投资大体对应平衡的情况下 ,财政投融资介于二者之间 ,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
(三 )财政投融资的目标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 ,建立对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诱导机制 ,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 ,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1 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基本解决 ,结构调整的问题更加突出。我国预算内财力贫乏 ,而财政投融资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 ,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领域 ,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企业投资随后”的连锁反应机制。
(四 )在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形势下 ,加强财政投融资又与反经济周期目标相吻合1998年中央银行六次降息 ,货币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 ,然而由于真实利率高于名义利率 ,居民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 ,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以及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 ,货币政策的效力一时还不能显现。而财政扩张作用直接、力度大 ,特别适合在经济全面萧条时采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 ,不外乎两种手段 ,一是减税 ,二是增支。减税在 1 998年上半年已经启动 ,但我国财政的困境使减税的空间不大 ,增加财政投资是必然选择。就启动内需的两大支柱消费推动和投资拉动来说 ,投资拉动也是现实选择。 1 997年我国经济增长 8. 8%,从需求拉动因素看 ,投资约占 2 . 2个百分点 ,消费约占 4. 9个百分点 ,净出口约占1 . 7个百分点。 1 998年以来 ,消费市场持续低迷 ,从需求走势看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中趋降。在这种情况下 , 1 998年下半年增发 1 0 0 0亿国债融资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能直接增加需求 ,还能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 ,拉动相关产业 ,间接增加社会需求。
(五 )财政投融资体制还能平衡资金在国民经济三大部门间的分配 ,调节储蓄、投资结构 ,促进资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我国三大部门中 ,居民是盈余部门 ,企业是短缺部门 ,财政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 ,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 ,居民最终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上升 ,居民部门储蓄占到社会总储蓄的 6 0 %以上 ,而财政日见拮据 , 1 995年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总投资仅 3 .1 %。在这种不平衡状况下 ,通过国债等财政投融资手段将居民手中的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 ,有利于调节储蓄与投资结构的不对称 ,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二、我国旧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问题分析
(一 )国家财政投资日益弱化 ,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后劲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正处在经济转型期 ,不仅要实现经济体制市场化 ,还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由此决定政府在强化、引导投资方面负有比发达国家更多的责任。但当前我国财力不足 ,财政的经济建设性投资呈现出弱化态势 ,与政府的宏观调控要求相去甚远。据世界银行对 1 2个发展中国家和 1 3个工业国抽样调查表明 , 1 980—1 995年财政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43 %,工业发达国家 3 7%,而我国 80年代以来财政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断降低 , 1 981年两个比重分别为 2 0 . 5%和 2 8. 1 %, 1 990年降为1 0 . 1和 8. 7,到 1 995年只有 7. 7%和 3 . 1 %。财政投资的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履行。
(二 )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界限不清 ,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一方面财政投融资范围界定不严 ,本应通过市场融资的通过财政投融资 ,扭曲了资金结构 ,损害金融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过分扩张投资性贷款 ,投资资金过分依赖银行 ,不仅加剧重复建设和结构失调 ,银行不良债务急剧上升还将阻碍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发行国债相比 ,国债的透明度相对较高 ,易受到关注 ,而银行的不良资产较隐蔽 ,就这一点来说 ,财政投融资比之金融投资也有其优势。国际经验表明 ,财政融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 ,是银行信贷所不能替代的。
(三 )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 ,盲目、重复建设现象仍然普遍 ,贯彻产业政策不力重数量轻效益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 ,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上就是有偿资金无偿使用 ,资金投放前缺乏全面科学的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 ,工程建设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项目结束后不进行评估 ,往往是“说投就投、一投了之” ,使财政投融资无法维持自身“融资—投资—还款”的良性循环。
(四 )财政融资渠道单一 ,资金不足也是制约财政投融资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因国家财力制约 ,资本金部分投入就不足 ,对政策性银行拨款难以保证。除资本金以外 ,财政融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债 ,很少的部分来源于金融债券等 ,加上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不高 ,资本金增值少 ,形成国债独当一面的局面 ,加大了财政本已沉重的还本付息负担 ,国债风险增大。
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强化和完善
财政投融资的特点是融资、投资紧密结合 ,资金投入直接。针对我国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寻求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完善 :
(一 )融资环节
应该说 ,国债因其规模大、信誉高、发行较容易 ,仍是主要融资渠道。发行国债既产生总量效应 ,增加总需求和总供给 ,又产生结构效应 ,引导投资和消费。增发国债还能带动商业银行配套贷款的增加 ,推动社会投资 ,形成乘数效应 ,更大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据测算 , 1 998年增发 1 0 0 0亿国债大致可以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 1 0 0 0亿元 ,总数约 2 0 0 0亿元的建设投入所形成的最终需求可以拉动gdp增长约 2个百分点。而且在目前我国经济紧缩的情况下 ,供给对价格和利率的弹性很小 ,增发国债还较少引起价格和利率的上涨 ,因而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和对私人的挤出效应。通过国债融资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
1 .国债的发行权。只要各级地方政府仍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 ,分级财政体制未能真正建立之前 ,地方政府就不能拥有发债权 ,地方财政预算也不能打赤字。但在国债投资建设项目中 ,有很多项目是属于地方性的 ,根据收益原则 ,这部分项目的融资应由地方负担。在地方财政支出项目较多、资金较紧张的情况下 ,可发行中央特许、担保 ,地方负责还本付息的专项债券 ,有效地分解中央财政的债务风险。同时 ,又因一些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利益会扩散到其他地区 ,中央财政应对这部分“外溢利益”予以补贴 ,具体作法可由中央发债转借地方使用并由各地配套一部分公共资金。
2 .国债的规模和期限结构。目前银行利率下调、国债筹资成本较低 ,正是增发国债的有利契机 ,此时发行中长期国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筹集到大量建设资金。由于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居民收入下降和预期未来支出增加 ,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增大 ,这也为国债的发行创造了认购对象。为满足商业银行资金流动的需要 ,这种国债可为定向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周转性国债。目前我国国债主要集中在三年期的中期国债 ,期限结构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是还本付息期集中 ,长期建设资金不足 ,短期筹资不易 ,今后应逐步增加短期周转性国债和长期投资性国债 ,充实国债期限结构。
3 .国债的透明度。我国居民和机构购买国债 ,长期来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行政压力 ,就算以国债作为金融资产投资 ,吸引投资者的也只是国债的稳定可靠性 ,而不是其投资生产建设带来的收益。这种现象与国债宣传定位不当有关 ,国债透明度不高 ,国债发行后居民不了解自己资金的用途和实际效益。这一方面造成居民投资国债积极性不高 ,一方面使财政部门发行国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议财政部门在发行及运用国债资金投资的各个环节 ,定期披露国债资金投向、工程进度和财务状况 ,以体现国债财政投融资工具的特征。除继续稳定国债融资外 ,我国应进一步拓宽财政融资渠道。日本已实行 40多年的“财政投融资”制度可资借鉴。日本的财政投融资计划是以大藏省的资金运用部为中心 ,以财政储蓄、各种保险和年金等形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通过有关公共金融机构 ,以投资、贷款和认购债券等方式进行公共投资 ,对于日本经济起飞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通过财政投融资所筹集的资金极为可观 , 1 991年占到当年财政总资金 (财政预算资金与投融资资金之和 )的 56 . 5%,成为国家财政不可或缺的“第二预算”。
我国目前正进行清费改税、清理预算外资金的改革 ,笔者认为探索发展财政投融资制度 ,在预算体系中建立专门的财政投融资预算不失为规范财政预算、提高资金运用效益的一条思路。就资金来源看 ,我国也有拓宽财政融资的潜力。我国目前仅有向养老保险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发放的特种定向国债 ,今后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可扩大特种定向国债的发放对象 ,既拓宽了财政融资 ,又为各类保险基金、资金找到一条安全的投资途径。现行邮政储蓄制度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在期限品种、还本付息方式上实行多样化 ,以吸引更多的储户。财政投融资的支撑点是国家信用 ,今后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担保债券和政府担保的借款制度 ,既充分又有度地运用国家信用。
(二 )投资环节
1 .投资项目的选择。公共投资的最终目的不是去和市场活动竞争 ,而是补充和支持市场活动。如果财政投融资资金用于国有企业的一般生产经营性项目 ,不仅会使财政陷入对国企补贴的深坑 ,还会助长国有企业的依赖性和政府干预的不当性 ,对经济增长作用却不大。现阶段我国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非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高新技术及农业。
2 .项目开工前的可行性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公共投资不仅在经济上必须是有吸引力的 ,在技术、管理和财务上也应该是可行的。在选择和实施投资时必须全盘考虑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对比 ,其他经济变量的反应 ,对其他部门的冲击和影响等。与一般经营性项目不同 ,公共投资的非经营性使公共投资的成本和效益分析要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中考虑 ,即代表对一国经济投入和产出的机会成本 (“影子”) ,而不是特定部门的成本效益。具体地说 ,项目的纯经济收益率、对就业的影响、对国家债务负担的影响、财政的承受能力、对贸易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影响等都是成本效益分析的因素。“成本”不仅包括初期基建费用 ,也包括完成和经营项目工程所需的一切经常性支出 ,后者往往是数量很大却常被忽视的一笔开支。为防止钓鱼工程 ,要求项目在动工前必须呈交全面清晰的成本预算和收益估算。
3 .项目施工的全程监控和项目完工的评估。
针对我国财政投资重投入、轻管理的倾向 ,在项目施工全程中应建立包括工程质量、资本投入、费用支出的监控 ,尤其是经济审计。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与工程施工中财会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今后应大力提高工程财会人员素质 ,使财政投资置于严格的会计系统控制中 ,体现“经济制约”而不是“政治驱动”。项目完工后还应对工程预期目标、预期收益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 ,保持工程监控的完整性 ,对后续投资也具有启示作用。
(三 )密切投融资环节联系 ,革新财政投融资体制
1 .建立财政投融资预算。今后我国财政预算可包括四部分 :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 ,社会保障预算和财政投融资预算。财政投融资预算在预算中单列可以使财政投融资与财政无偿投资、商业投融资界限更清晰 ,财政投融资有了法律依据 ,筹资渠道可以进一步拓宽 ,同时受到预算约束又可保证投资效益。
2 .构造财政投融资的组织体系。财政投融资机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非银行公共金融机构。前者我国已经建立 ,下一步应重点研究其职责范围及活动领域 ,后者可由现有的各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改组而成。因为公共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利益直接关联 ,还可考虑在地方建立城市开发基金组织 ,这种组织作为隶属于中央银行的地方公共金融机构 ,一方面可以较灵活地筹资 ,包括地方政府投入、中央拨款、发行债券等 ;另一方面还承担对市政当局提供技术或财务咨询、服务的职责。与一般的金融机构不同 ,地方城市开发基金组织兼有经济审查和工程监控职能 ,因而需积聚大量金融、会计人员、工程专家 ,这也是与其财政投融资机构的性质相适应的。
3 .财政投融资预算应在收支自求平衡的基础上 ,努力实现资金保值增值。这就要求融资、投资按项目直接挂钩 ,各项目应自求平衡 ,项目的还本付息由该项目收益负担 ,同时对于投资收益应有部分处置权。以国债为例 ,允许每年将部分国债资金建成的企业或项目中的国有资产转让出售 ,以收回投资资金 ,利用资金收益而不是发新债来偿还债务。而对国债的认购方来说 ,国债收益与投资项目的收益直接挂钩 ,可考虑生产建设性国债实行浮动利率或部分固定、部分浮动利率 ,并根据工程进度调整付息方式、还本期限和方式。既增加国债透明度 ,真正体现其生产建设性质 ,又可增加国债灵活性 ,吸引认购者 ,还可强化对国债资金使用项目的预算约束。
参考文献 :
[1 ]苏明 .我国中长期财政支出政策的未来取向 [j].国债市场专刊 , 1 997, (4) .
[2 ]刘文超 .对财政政策启动我国宏观经济及股市的影响分析 [j]. 国债市场专刊 , 1998,
[3 ]袁东 .论债务、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 [j].财政研究 ,1 998, (1 1 ) .
一、行为金融理论与投资决策模型
大量的事实证明,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深层次的心理特征对投资活动的结果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在研究复杂的金融市场时,我们必须考虑人类自身行为所具有的复杂多变性特点。在借鉴行为科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以投资活动当事人的心理因素为基础的行为金融理论体系。对应于现资理论的假设,行为金融理论给出自己的理论假设:(1)人是有限理性的;(2)非完全市场的存在;(3)投资者的投资具有群体行为特征。行为金融理论基础主要有:(1)期望理论;(2)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3)行为金融资产组合理论在此基础之上构造的行为金融投资决策模型有:(1)BSV模型与DHS模型;(2)统一理论模型;(3)羊群效应模型。
二、行为金融对投资者行为的实证研究结论
1.过度自信。人的心理中往往有过分高估自己能力和知识的倾向,表现为投资决策中过分相信自身的判断和决策,而忽视了客观情况变化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由上交所组织完成的《中国证券投资者行为研究》指出,我国股市6500万投资者中无业者占较大比例,有理由相信这些无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人,由于无事可做,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就想到股市赚钱,由此可见我国投资者过度自信之严重程度。
2.抛锚性错误。人们在对某件商品的价值进行判断时,通常需要一定的信息锚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同样,投资者对于证券价格的变动预测也需要一定信息作为参照的锚。抛锚性往往导致投资者对新的、正面的信息反应不足。我国投资者往往是利用类似行业、板块、股本大小、经营业绩等的股票价格来衡量其投资股票的价格的。但是锚并不能长时间一直保持准确性和有效性,即锚会使投资者判断出错。
3.羊群行为。股市中的“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由于受其他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影响而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其关键是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并对他的决策结果造成影响。我国股市中存在的大量“跟风”、“跟庄”、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类同等都是典型的“羊群行为”。孙培源(2002)通过构造股票收益率的横截面绝对偏离和市场收益率的非线性检验,实证了中国股市羊群效应的存在。
4.噪声交易。非理性投资者把与价值无关的信息认为是与价值有关,或者某些投资者人为地制造虚假信息,而其他投资者无法识别其真伪,这两种信息被认为是噪声,相应产生的交易称为噪声交易。我国股市近400%的年换手率中至少300%可以归因于噪声交易。施东晖(2001)实证研究表明,由于技术分析方法在上海股票市场被广泛使用,当某此技术信号显示“上升”或“下跌”趋势时,将引发大量的买卖行为,从而强化现有的股价趋势。
5.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过度反应是由DeBondt和Thaler(1985)最早发现的,他们发现投资者对于近期的好消息不是做出正确的贝叶斯反应,而是过度反应致使股票价格超过其内在价值。我国王永宏(2001)运用DT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现象证实了中国股市存在着明显的过度反应现象。反应不足是指投资者对自身的判断过度自信,或是一味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犯抛锚性错误),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丧失了获利的良好时机。我国股市中存在的“轮涨效应”就是一种“反应不足”。
6.处置效应。“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长时期持有套牢的股票而过早抛出赢利的股票的现象。这意味着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是风险回避者,而处于亏损状态时是风险偏好者。赵学军(2001)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与国外相比,我国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我国股市的处置效应在年末相对增强,个人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强于机构投资者。
7.动量效应。在一定持有期内,平均而言,如果某只股票或某些股票组合在前一段时期内涨幅较好,那么,下一段时期内,该股票或股票组合仍将有良好表现。通过对我国股市历年大盘及个股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大盘还是在个股上,我国股市都存在动量效应。大盘的动量效应以日为时间单位比较明显,而一些典型个股无论是以日、周还是以月为时间单位都非常显着。
8.过度恐惧与政策依赖性心理。当股市虚假消息满天飞、股市暴跌时,投资者不计成本的大量抛出股票,表现出十足的恐惧。在股市暴跌时,我国投资者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救市政策上,这种对政策的依赖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9.遗憾。遗憾理论认为投资者为了回避曾经做出的错误决策的遗憾和报告损失带来的尴尬,可能避免卖掉价格已下跌的股票。还有,即使决策结果相同,如果某种决策方式能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而言,这种决策方式就优于其它决策方式。因此,投资者有从众心理,倾向于购买本周热门或受大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可能降低其情绪反应或感觉。
10.暴富心理与赌博心理。中小投资者短线频繁操作,其目的是为了快速致富。面值1元的股票炒到100多元还有人敢去追涨;公司亏损了几亿元,已经资不抵债还有人敢去接盘;ST现象是指那些被冠以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其股价在特别处理消息公布后不跌反升的现象。明知上市公司巨额弄虚作假还有人敢去炒底,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我国投资者实足的赌性。
11.轮涨轮跃效应(补涨补跌效应)。在一次行情中,如果某些股票没有上涨(下跌),那么它们就具有补涨(补跌)的潜力。没涨的要无条件补涨,没跌要五条件补跌。长期以来我国股市个股轮番炒作就是一例。
12.小盘股、新股效应。我国股市对小盘股、新股独有情忠,逢小必炒、逢新必炒已是我国股市的惯例。我们统计分析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小盘股、新股的收益率显着高于大盘股和老股。但自2001年6月中国股市长期下跌及证券投资基金大量发行以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
三、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证券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意义在于确立了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在投资决策行为以及市场定价中的作用和地位,否定了传统金融理论关于理性投资者的简单假设,更加符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行为金融学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投资者可以采取针对非理性市场行为的投资策略来实现投资赢利目标。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目前有数家资产管理公司在实践着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其中有的基于行为金融的共同基金取得了复合年收益率25%的良好投资业绩。考察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行为特点,我们总结出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策略:
1.金融危机对人力资源的影响。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一些企业减产或停产,尤其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对外贸易企业,关闭部分区域的公司,这些都导致了大量的工人失业。金融危机对人力资源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1)裁员带来的负面影响。此次金融危机的突然性使得许多企业纷纷采取裁员措施来自救,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企业的压力,也增强了员工的危机意识,改善工作态度,但是大规模的裁员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2)降薪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降低企业成本,很多公司除了裁员还会采取降薪的方式。相对裁员,员工比较容易接受适度的降薪。但是降薪会造成收入差距加大,管理高层的薪水远远超过了降薪后低层的员工工资,更加加深了分配的不公平。降薪不仅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员工也会怀疑企业的发展潜力。
2.农村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问题是,这些农民收入水平低、没有固定工作、社会福利体制不完善、失业保障体制不健全,大多数农民都处于社会底层,消费能力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但这种大量农民人口的严重消费不足,就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只要将这些人口消费市场潜力开发出来,中国经济所形成的强大增长趋势就完全可以得到强化和维持。通过扩张性政策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农民的高收入必然会使消费市场规模扩大,从而使得企业效益提高,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相应得到提高,朝着城乡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农村地区人力资源数量的走势是乐观的,但基于种种国情和历史的客观原因,农村人力人力资源总体素质偏低,具体表现如下:
(1)农村地区人力资源素质的基本特征。我国一直比较重视人力资源投资而忽视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投资。低的投资政策使得农村地区人力资源文化程度较低、科学技术含量不高、法律意识淡薄成为普遍现象。由于文化程度低导致农民对运用和提高科学技术的观念不强,科技发展在农村得不到快速有效的实施,农民不会依据科学知识盲目的进行低效率的生产并且忽视市场供给平衡的需求,一味追随多产不懂得合理规划生产计划和目标。
(2)农村地区人力资源流失严重。由于缺乏完善的机制和合理的体系,没有良好的环境,缺乏龙头企业和高新科技产业,政府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制定吸引人才的政策,投资经费不足,人才培养缺乏职业规划和计划。从成长性角度来看,这对农村地区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3)农村地区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年龄两极化。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严重流失导致城镇人才所占比重过大,而农村人才严重短缺,使得城乡人才二元分化的现象凸显。而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矛盾也比较突出。农业产业化,在实现机械化之前,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很高,而农民工潮的出现,导致农村劳动力丧失生产优势,从而丧失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3.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在农村地区采取的人力资源政策
人力资源是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劳动能力,也是现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动力。尤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更需要通过挖掘和培养潜在的农村地区人力资源来开发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以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经济增长。因此必须加强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重要性的宣传意识,改革农村地区的教育体制,建立和规范农村劳动力市场等,来缓解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各种影响以及调整日后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大局。
(1)农村人力资源投资的效益。人力资源投资收益是很丰厚的,但是中国的人力资源投资很低。近年来中国教育投资比率较往年都高,但是回报率还相对较低,因为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工人工资与其边际贡献不相等。中国人力资源投资还未达到其应有的效益,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投资效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据经济普查,2009年如果中国GDP实际增长7.9%,GDP平减指数2.0%,名义增长9.9%的话,则GDP总量为353515.3亿元。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财政供给能力作为主要预测依据,同时参考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认为如果我国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那么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有望在2010年接近4%。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詹姆斯认为在中国投资人力资源的回报率可高达30%―40%,那么以此数据做一次粗略的估算:
【关键词】财政投融资;基础产业;对策;问题;研究
基础产业通常是指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制约和决定作用的产业群,是支撑一国经济运行的基础部门。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开路先锋”,是处在“上游”的生产部门,其作用在于支持经济的增长,其功能似绳子,能拉不能推。它的功能是协调,故须非均衡发展。在蛛网般的联系中,基础产业的协调作用很大,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其他产业部门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基础产业中的交通运输、能源工业,当它们处于“瓶颈”状态时,就明显起着消极作用,拖一般加工业的“后腿”,使直接生产过程处于一种生产能力发挥不足的滞存状态,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因此,基础产业应该适度优先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产业的建设规模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基础产业建设投融资途径单一,资金不足的问题日渐显露,致使很多基础建设项目的发展受到限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对基础产业的投入,缓解目前我国基础产业处于“瓶颈”状态这一现状,促进基础产业既快又好的发展,就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采用政府财政投融资的途径是突破这一制约基础产业发展瓶颈因素的一个有效手段。
一、财政投融资在基础产业投融资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财政投融资是政府在一定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目标指导下,将社会各种零散资金,尤其是民间的闲散资金依靠国家信用方式集中起来,再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以直接或间接贷款的形式支持企业或公共事业发展的一种投融资活动。财政投融资是财政与金融、行政性与市场性、宏观与微观、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偿与无偿的巧妙结合体。它是一种客观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资源配置重要实现途径的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在促进基础产业基本建设,推进基础产业升级和机构调整,增强基础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投资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1.财政投融资将填充了基础产业投资的空白。由于基础产业是准公共产品,若完全依靠政府无偿投资,则因财力有限而出现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因素,如完全依靠企业自筹或银行贷款,则因基础产业作为准公共用品,将出现“效益外溢”的现象,也会形成供给不足或无人投资的现象。目前,基础产业发展虽作为国家的优先发展产业,但由于我国规划内的优先发展产业很多,预算内的财力相对贫乏,因此,财政投融资作为一种介于政府无偿投资和商业投资之间的一种新型投资形式,正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有利于充实基础产业发展的社会资本,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
2.财政投融资对基础产业投资将起到平衡作用。财政投融资具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双重功能,但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施相比,财政投融资具有较高的低风险性。大力开展财政投融资活动,可以起到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同作用,但又与一般货币扩张不同,不会诱发通货膨胀,更不会带来财政风险。尤其在基础产业发展过热时,可以依靠集中社会闲散资金,来适度控制投资总量的膨胀,而在基础产业经济低迷时期,可以发挥剌激社会消费的作用。因此,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是一种产业发展的调节机制,对于基础产业的平稳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稳压”作用。
3.财政投融资在基础产业投融资中将发挥导向作用。国家若强力推进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则体现国家对基础产业发展的重视,表明了将基础产业作为先导发展产业的意图,必然受到社会的重视,引起商业投资和社会资金的跟进,这将必然拉动社会资本向基础产业的投入。因此,将集中起来的社会资金引入基础产业的投融资,将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社会资金随后”的投资连锁反应与投资诱导机制,有利于为基础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和社会氛围。
二、目前我国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其发展滞后的矛盾和问题却日渐突出
1.财政投融资缺乏应有的市场化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为政府部门在投融资方面必须运用市场运作的手段,实施谁投资,谁受益的办法,加大力度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但目前我国既缺乏充分运用市场性融资手段,难以提升社会投资的热度,且在财政投融资方面的资金筹集范围小,主要局限在了国家财政方面周转金、预算中的沉淀资金、间歇资金,或政府摊发的国家债券或金融债券方面,最终筹集到的资金少,难以形成雄厚投融资资金。
2.财政投融资的效益和风险意识较差。当前,我国进行投融资的资金投放,投资权利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很多没有以企业法人为中心,政企不分,没有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安排项目、落实计划都由地方行政部门来进行,存在以项目和计划为中心的决策弊端。尤其缺乏应有的投放效益意识和风险意识,缺乏投资前的风险评估和效益评估,使得财政投融资效益较低风险较大。
3.财政投融资不能做到规范运行。目前我国的很多财政投资,有偿性的资金往往无偿投入,投入项目无计划、无范围,随意性很强,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审批程序,造成财政投融资资金投入的浪费。
4.财政投融资缺乏统一的管理体系。当前,我国的财政投融资管理部门不一,管理纷杂,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财政投融资计划和规范的管理,出现了很多投融资过程中的利益矛盾,造成了投融资市场的混乱。而且,目前作为财政投融资管理的法律依据缺失,对财政投融资过程中的所属权界定不严,很多本来应当由市场融资的项目却没有通过财政投融资来筹措资金,形成了资金结构的扭曲现象,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三、积极选择实施加强我国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策略
1.坚持财政投融资原则。财政投融资的基本原则是:应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发展基础产业中的基础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方向应致力于为大众服务的重点基础产业领域;在财政投融资过程中,应保持基础产业资源市场配置作用的正常发挥,防止功能紊乱;在投资过程中不宜干扰和影响民间投资选择和偏好;坚持基础产业财政投融资资金的公共性质,防止盲目投资、风险投资。
2.加强财政投融资管理。针对目前财政投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强化投融资的管理,建立财政投融资计划编制制度,增强投融资整体的计划性,做好事前的计划测算、风险评估、投入方案制定,严格投融资的资金筹集、投入、回收和检查监督的程序;实施财政投融资的统一管理,明确国家管理的归口管理部门,划定其投融资的管理职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规范投融资管理的制度,促进投融资行为的规范。
3.多渠道获取财政投融资资金。基于目前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范围面窄、资金不足的状况,应当拓宽资金筹集的力度,将筹集重点放在对社会闲散资金的吸纳方面,同时还要吸引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障基金的剩余金、政府担保债券和政府担保借款、政策性银行、借款、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等,开展多种渠道资金筹集。从中长期来看,政府资金的先期投入,更多的是为后续的私人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起到引导和示范效应。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范围,为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做好制度保障,创造制度环境,由直接投资变为引导资金投资,使社会资金更好更广泛投入农业,使农业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潜在市场优势以及科技优势迅速突显出来。我国应积极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和扶持方式,将我国巨大的民间资金吸引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来。
4.提高财政投融资资金使用效率。这就要求首先要保证资金的到位效率,一要从源头上保障资金的到位,强化各级预算管理,硬化预算约束,增强预算的严肃性和执行力,二要减少财政资金中间拨付环节,提高财政资金的到位率。三是要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益,既要保证资金的使用率,又要保证经济效益,做好监督管理,以保证农村财政投融资最终的实施效果。
5.实施财政投融资的多元运营模式。在此方面,国外有很多成熟的经验,一般来说,对于对非经营性项目,采取政府投资、政府经营的模式;对经营性基础产业项目,采用政府与民间合作投资、民间经营模式,另外还有一些诸如建设转让经营模式(BTO)、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OT)、购买建设经营模式(BBO)、租赁开发经营模式、管理合同模式等。
6.建立财政投融资资金投放的责任分担机制。财政投融资是由政府部门实施,但如果政府部门在此过程中从资金募集到投入运作到资金回收都由政府来管理,显然脱离了市场运作的轨道,容易造成资金产权的模糊,更容易降低效率或从中滋生腐败。因此要采用委托或方式,明确资金托管、资金管理和资金运用三个层次的产权关系,政府只是起组织、监督作用,而不实际参与运营,这样就会形成明晰的责、权、利关系。
7.加强财政投融资的机制协调。为了保证财政投融资的持续协调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协调:一是坚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协调,要以社会效益为前提,保证资金投放的安全和回收,在不以盈利为目的前提中,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获得适度的经济收益;二是坚持投融资的资金投入与安全性管理的协调,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允许资金的合理流动;三是坚持导向性和市场化的协调,要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确立正确的投资基础产业投资方向;四是要体现财政投融资公益性与市场性的协调,凡是可以优先运用市场竞争融资手段的基础产业投资领域,都不要予以资金支持,但凡是属于财政投融资的领域,要坚持采取资金扶植政策,以发挥财政投融资对基础产业综合平衡和结构均衡调节作用。
8.坚持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资运营机制。在基础产业财政投资中,要给企业以投资决策、经营的自利,使他们在项目前期评估、项目计划、项目资金安排、项目投资过程、资金调配等都由自己决策、变更。政府重点做的应当是发挥监督、服务的功能,不断加强政策引导、完善投融资体制改革。
积极选择合适的财政投融资策略,使财政投融资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经济,服务于基础产业,使基础产业更好更快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刘锡田.公共财政下的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J].四川财政.2012(4)
[2]吕牧恒.财政投融资是解决财政资金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J].福建改革.2011(4)
关键词: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24;F830.59
一、引言
2010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内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北京市经济也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进行转变。从最能体现经济运行的GDP指标看,三季度增长率下滑至7.7%,比一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接近政府调控底线;并且内生动力不足,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看,投资增速虽然在下半年企稳,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9月,同比增长10.2%、12.1%、9.2%、7.3%、7.4%、7.8%、7.8%、8.2%);消费增长虽然在下半年止跌趋稳,但相比去年,增幅下降明显(3~9月,同比增长7.8%、11.9%、5.6%、7.4%、9.7%、7.1%、8.0%,比去年同期平均水平下降2.4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呈重心下移的态势(2~9月,出口同比增长11.90%、1.40%、9.90%、9.88%、2.90%、6.39%、7.50%、5.77%)。在此情况下,为确保社会稳定,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实现稳增长。从北京市经济特点看,消费对GDP贡献率最大,平均超过70%,但其主体是市民,刺激政策见效慢,作用不显著,投资就成为见效最快的手段。但当前我们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政策的制定就成为重中之重。本文从经济增长模型入手,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优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历年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到北京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或行业,并且研究成果也不尽相同。如阿肖尔 (Aschauer;1994)以西方7国的数据为基础,认为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民间投资[1];Khan等学者 (1990)以24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发现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大于政府投资[2];Fisher和Turnovsky(1998)发现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入效应,能促进经济的增长[3]; Nader和Migue(1997)通过研究墨西哥的历史投资数据,发现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4]。
国内对此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通过定性的方法,从民间投资的特点出发,定性分析促使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提出政策建议,如田剑英 (2002)[5]、孟耀(2004)[6]、丁松林(2003)[7]等。二是利用历史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模型,如梁毅华(2011)[8]、郭卫东(2011)[9]、陈真玲(2010)[10]、韩学广(2012)[11]等。三是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关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钞小静(2008)[12]、方俊智(2011)[13]等。
从结果看,钞小静 (2008)等学者认为,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短期来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具有促进作用。陈真玲(2010)等学者认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将促进经济增长,但政府投资的效果小于民间投资。陈献(2009)[14]、曹建海(2006)[15]等认为政府投资的效果大于民间投资。
三、模型的建立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口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基本模型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Q为索洛余值,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作用,L为人口,I为资本。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该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存在缺陷。20世纪80年代后,新增长理论逐渐发展,将不同因素从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并将其内生进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部分学者强调发展研究是经济刺激的产物,也就是意识的发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基本模型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L为人口,I为资本,A为发展研究。
考虑到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则模型变形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L为人口,Ig为政府资本,Is为社会资本,A为发展研究。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生产函数,被用来描述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本文假定政府资本、民间资本、人口和发展研究的生产函数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要求,表现形式为:
其中Yt为第t年的GDP, At为第t年的发展研究, Igt为第t年的政府投资,Ist为第t年的社会投资,Lt为第t年投入的劳动力, εt为第t年的随机误差项, Ct、τ、α、β、γ为待估参数,用以衡量发展研究、政府资本、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对公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即可得到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政府资本、民间资本、人口等因素的优化模型:
四、数据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部分分以下几个方面。
1.原始数据选择(见表1)
现有北京市统计年鉴中,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注册类型划分为国有、集体、股份制、港澳台商、外商、私营个体经济、其他经济共7类,没有按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进行划分。各学者通常用相关数据进行替代,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郭卫东(2011)、钞小静(2008)等用国有投资代替政府投资,其余集体、股份制等6类非国有投资代替民间投资;
(2)郭栋(2004)[16]等学者用国有投资代替政府投资,集体、私营个体、股份制投资代替民间投资,其余定义为外商投资;
(3)部分学者用国有投资和国有控股的混合经济代替政府投资,集体、私营个体、非国有控股经济、外商、港澳台商及其控股经济代替外商投资。
考虑到北京市为配合国务院的新36条,出台 《引进社会资本推动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建设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其本质针对的是社会资本,所以本文接受第一种划分方法,即用国有投资代替政府投资,其余集体、股份制等6类非国有投资代替民间投资。
技术进步难以用统计数据直接反映,有的学者利用科研投入数据反映发展研究,有的利用专利审批量或申请量反映,鉴于北京市统计年鉴中缺少该两项的长期历史数据,本文采用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近似代替。
2.数据处理
在统计年鉴中,可得到GDP、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就业人口和受教育人数,其中GDP、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为按当年实际价格计算的数值,考虑到价格因素,为增加可比性,需要处理。其中GDP数值按GDP平减指数折算为以1981年为基数的时间序列;由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从1990年开始编制,1990年以前指数借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7],据此,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折算为以1981年为基数的时间序列。
3.资本存量的处理
(1)基本公式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投入因素为资本,而统计年鉴中为投资,无法直接利用,需要将投资额度转化为各年资本存量。目前测算物质资本存量最常用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基本公式为:
其中, K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 Kt-1为第t-1年的资本存量, It为t年的投资量, δt为资本折旧率。
(2)资本折旧率的确定
目前不同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折旧率,本文接受马栓友(2003)[18]等人的研究成果,设定综合折旧率为5%。
(3)基年资本存量的估算
根据国际常用方法,利用以下公式计算基年资本存量:
其中, I0为基年投资,α为样本期投资平均增长率,δ为平均折旧率。
由此计算得到基年政府资本和民间资本存量为:
(4)最终数据
最终的数据,如表2所示。
(二)模型检验
本部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回归分析时,所采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影响分析结果。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判断各时间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检验时,为便于得到平稳序列和消除异方差问题,分别对各个数据取自然对数,同时以AIC或SC最小为原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Eview5.0软件进行计算,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结果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的水平值均大于临界值,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序列不平稳;一阶差分均小于10%的临界值,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序列平稳,因此他们均是一阶平稳数据I(1)。
2.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原理,进行检验的序列,单整阶数必须相同,经检验证明选取的5个时间序列数据均为一阶平稳,可以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Johansen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协整检验,其中滞后阶数按AIC和S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4。
从检验结果看,在5%的检验水平上,迹统计或最大特征根的统计量均存在小于临界值的情况,说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他们之间通过某种线性组合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线性组合为:
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为验证协整关系是否正确,将线性组合改写为:
θ=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对该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5),发现其水平数据为平稳序列,验证协整关系是正确的。
因此,长期来看,lnGDP、lnGOV、lnPOPU、lnSOC和lnEDU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3.验证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北京市的历史数据分析表明,政府资本与民间资本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但政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要小于民间资本。
第二,由于资本与投资具有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认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的作用与政府资本和民间资本作用一致。
第三,除资本外,发展研究对经济也具有拉动作用。
五、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对当前形势下北京市投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充分肯定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政府投资是拉动经济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可以避免经济大幅波动,确保充分就业,是保障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也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导向作用。因此,在当前面临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不能谈政府投资就色变,应充分肯定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第二,选择政府投资最适合的方向。政府投资应避免在现有经济结构上简单的增加产能,加剧当前的过剩程度,应该充分发挥“四两拨千金”和“筑巢引凤”的作用。一是加强交通、电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文明和生态文明水平,为民间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降低投资和运营成本;二是强化重点功能区建设,提升承载水平,为“功能特色化、产业集群化”方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条件;三是完善医院、学校、养老等民生设施,让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更契合百姓生活;四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建立各种建设基金,广泛吸引民间投资投入城市建设,起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第三,深刻认识民间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从分析看出,民间投资不但对经济发展起直接推动作用,效果强于政府投资,而且根据相关研究,民营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吸纳就业数指标均高于国有经济,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和抗冲击能力,能有效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利于改变原先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与国有投资相互配合,形成多元主体和适度竞争的格局,保障公共产品供给。因此,应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民间投资的重要作用。
第四,创造条件扩大民间投资作用。利用一系列政策组合,解决民间投资“有钱难投”和“有钱不敢投”的问题。一是在国务院新36条基础上,制定鼓励和吸引民间投资的相关政策措施,将其固化为现有投资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提高民间投资意愿与信心;二是实施广泛的行业准入,促进民间投资进入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和基础产业,创造投资机会;三是制度创新,推动金融体系改革,扩大融资渠道,同时制定贷款担保、贴息、贷款优惠等政策,解决民间投资融资难问题;四是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水平,降低民间投资成本,同时灵活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提高民间投资盈利水平。
第五,努力提高发展研究水平。从实证分析看,发展研究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是改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建议:一是增加科研投入,改变长期以来科研投入占GDP比重过低的局面;二是加强监管,提高科研投入的使用效率,避免虚支冒领、经费多用于会议差旅、设备重复购置等现象;三是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产学研衔接,加快科研向生产力的转变。
参考文献:
[1]Aschauer,D. The Investment Output Ratio in Growth Regression[J].Applied Economic Letters,1994(5):74-76.
[2]Khan,Mohsin S., Reinhart,Carmen M. Privat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World Development,1990(18): 19-27.
[3]Walter H. Fisher, Stephen J. Turnovsky,Public Investment, Congestion, and Private Capital Accumulation[J].The Economic Journal,1998(18):399–413.
[4]Nader Nazmi,Ramirez Miguel D.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1997(15):65-75.
[5]田剑英.拓展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15):61-65.
[6]孟耀.我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发展演变[J].财经问题研究,2004(2):28-31.
[7]丁松林.我国民间投资问题研究[D].广西大学,2004.
[8]梁毅华,陈文静.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深圳市数据实证[J].北方经济,2011(6):16-17.
[9]郭卫东,穆月英.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互影响分析—以山西为例[J].经济问题,2011(1):56-59.
[10]陈真玲.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0.
[11]韩学广.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协同发展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2012.
[12]钞小静,任保平.经济转型、民间投资成长与政府投资转向-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8(2):5-15.
[13]方俊智,伏润民.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兼论云南省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J].商情,2011(8):41-42.
[14]陈献.温州政府、民间、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及关系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09.
[15]曹建海,朱波,赵锦辉.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向量误差修正模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26):1-7.
[16]郭栋.民间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4.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财务管理困境;对策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问题,有效履行政府职能而设立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配合当地政府融资,取得经济发展及相关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二是协助当地政府投资,进一步说投资方向主要是公益及民生类建设项目。一般来说,此类公司多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企业高层多为政府职能部门领导兼任或任命,带有很强的政府控制力及非市场化色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财务管理中存在管理不够规范、与政府关系不清晰、财务人员缺乏主动性与责任感等问题。因此,积极改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财务管理方式,寻求系统化、组织化及高效化的财务管理模式成为有效需求。
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财务管理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数量众多,没有规范统一的财务管理模式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创立以来,经历了快速的发展时期。此类公司在创立之初,是为了有效推进城市化建设进程,解决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面临的资金缺乏问题而产生的。截止到目前,全国已创立各种类型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近9000家,其中多数属于中小型公司。从近两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呈快速上升态势,但目前缺乏健全、规范、统一的财务管理模式。
(二) 体量小,业务依赖性强,财务管理意识薄弱
地方性投融资平台公司,大多规模不大,业务链短,依赖性强,财务管理意识相对较弱,无论是公司高层还是基层,更多时候认为财务管理部门只是收付资金、记账报账的职能。基于企业经营创造价值的财务管理意识谈化,导致此类公司的财务管理水平与经济高速发展不相适。
(三) 业务性质复杂,财务处理方法超越现行准则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但很多经济业务行使的却是政府职能,这就给企业的财务处理方法带来诸多挑战。例如,同为国有全资的2家企业,以资抵债的债权债务核销问题(资产公允价值不能完全覆盖债务金额),通常情况下,按照企业财务准则规定,主体双方按照债权债务金额与抵债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损益,但此处,更可能将次事项拆分为两个独立事项来处理:一是,股东收回或追加投资,减少或增加资本公积;二是,股东调入或调出资产,增加或减少资本公积。
(四)与政府关系纠缠不清,财务管理职能不能独立有效发挥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与当地政府之间关系纠缠不清,导致公司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有效安排企业活动,也不能独立行使公司的财务管理职能。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表述:首先,公司基本丧失对高层财务管理人员的任命、监督及罢免权力。由于此类公司基本由当地政府控制,尤其在高层管理者的任命方面,基本依赖于当地政府部门的指派或者安排。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由于缺乏独立运营中的人事管理权限,故不能在财务管理中做到独立自主。其次,公司的经济活动会受到政府的经常性干预,如投资项目的选择,因此财务管理很难做到独立自主。
(五)财务人员缺乏主动性与责任感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由于发展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财务管理人员带有的政府及行政管理色彩。由于公司业务大部分是政府参与的投融资发展类型,因此财务人员在业务处理的过程中,容易忽视企业财务治理要求,并极易形成政府官本位下的财务管理优越感。一方面,就财务人员本身来说,由于公司自身带有的非市场特点,决定了财务人员在实际的财务处理过程中会带有导向性,并且在业务发展过程中极易逃避责任。另一方面,就财务人员的业务处理流程来看,由于其本身缺乏自主性与独立性,决定了财务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主动性缺失,不能按照实际发展的需求,而是按照指令或者标准结构进行财务工作的处理。
二、 改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财务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把控数量,实施市场化的财务管理方式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地方政府进行融资、投资活动的有效组织形式,在量与质上需要受到一定的约束。就目前来说,此类公司的数量已经达到了能够有效满足地方政府进行投融资活动的限度,因此有必要加强管理,把控数量,将公司的实际数量控制在合理有效的范围之内。具体来说,对于在当地有过多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当地政府来说,可以选择缩减规模、减少此类公司数量或者进行相关公司的合并,并进一步增强现有公司的发展能力。
为了有效控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财务管理不够规范的风险,必须积极寻求有效的财务管理方式。具体来说,转变公司原有的政府主导的会计制度,形成市场化条件下的财务管理机制。如公司财务人员在业务处理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使公司的财务管理活动更符合市场化运营的标准。
(二)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公司制财务管理优势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带有政府性质、公司制形式运营的发展组织,具有复杂性的影响作用。为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公司制财务管理的优势,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第一,给予公司独立任命及任免高层财务管理人员的权力。一个公司要想在市场化环境中独立运营,并取得市场的认可,公司自身必须拥有基本的人事任免权。具体来说,财务管理层及业务人员的安排要适度脱离政府的相关管制,以公司选举制取代政府任命制,提高财务管理部门的组织灵活性。第二,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要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该平台公司投融资活动大部分依赖于政府信用,不可避免与政府管理之间发生一定的交叉,可以采取政府引导与监管、企业市场化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运行,这样,公司可以逐步实现财务的独立性,然后以发展的方式取得市场地位,为公司形成有效的财务管理机制打下基础。
(三)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增强主体意识
为有效改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财务管理现状,必须致力于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增强主体意识。具体来说,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财务人员的业务处理水平,为了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处理技能,必须不断学习财务知识,完善自身的结构网络,尤其是学习关于该平台公司财务管理的经济管理知识、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性文件;二是财务人员要提高自身的素质与修养,财务管理者作为公司极其重要的人事组成,其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前市场化条件下,财务管理人员作为公司的重要资源,必须有效把握业务处理独立性、制度化、流程化等原则,尽量减少财务处理中的人为操控风险。此外,公司财务人员还要增强主体意识,将财务部门员工个人的发展与整个公司的未来发展相连,成为公司的有效建设者。
三、结束语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地方政府有效融资,合理投资的载体,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及改善公益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该平台公司财务管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提升财务管理风险防范水平、减少甚至避免政府干预及有效提升财务人员管理水平等方面做出努力。这些改进将有效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多元化、市场化和规范化。
参考文献:
[1]刘峰.政府投融资运作研究[J].建筑经济,2007(2):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