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3-21 11:07:4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关于中国梦的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概念隐喻 《红楼梦》 颜色词 英译策略
《红楼梦》是汉Z典籍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堪称为一部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它内涵丰富，包含了大量的美学和文化信息，颜色词在其中出现频繁，从人物的服饰、容貌到自然环境的描写，甚至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都应用到了颜色词。《红楼梦》颜色词的隐喻解读、英译策略如何，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
本文以《红楼梦》颜色词的英译文本及其原文为对比、分析对象，从隐喻的视角对《红楼梦》颜色词英译过程中的隐喻解读及采取的英译策略进行研究，分析语言表层背后深层次的隐喻文化认知信息、隐喻发生的语境、存在的动机与作品的创作意图等，同时探讨英译过程中的具体处理与转换，寻找翻译规律，探析译者在汉语典籍颜色词英译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与及采取的策略。
一.《红楼梦》颜色词英译研究概述
20世纪80年代，《红楼梦》的全译本面世，即1986年英国汉学家David Hawkes和John Minford合作完成的全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此后对于《红楼梦》英译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
文军、任艳在《国内英译研究回眸（1979―2010）》[1]中将《红楼梦》英译研究分为总体研究（文化英译、译本研究和英译事业）及部分研究（词语英译、诗词英译、修辞英译、文化现象英译 、对话英译、称谓英译、名称英译、篇章回目英译、片段英译、典故英译、句子英译、对联英译、人物形象英译、器物英译及灯谜英译），其中词语英译共133篇，占《红楼梦》英译研究论文总数的17%，是所有研究主题中比例最高的，而《红楼梦》颜色词英译研究方面的论文仅占6篇。
另一方面，通过CNKI计量可视化分析检索结果显示，从1984年截至今日，国内学者们关于《红楼梦》颜色词的研究论文总数已达到1673篇，这显示出了颜色词，作为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近代汉语典范”之称的《红楼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与之对应的，从1984年至今，《红楼梦》颜色词英译研究相关论文却仅有平均每年不到3篇的总量，却未能充分将本土学者对《红楼梦》颜色词丰硕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红楼梦》的外译事业中去。
本文拟以国内本土学者对《红楼梦》颜色词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从隐喻的理论视角探讨《红楼梦》英译本在英译过程中如何解读这些颜色词背后的隐喻以及传达过程中所采取的英译策略，发掘汉语典籍英译规律，探索汉语典籍向外译介的启示意义。
二.概念隐喻理论的框架与意义
在“Metaphors We Live By”[2]中，Lakoff和Johnson（1980：3）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研究隐喻在组织我们的概念系统时所发挥的的认知作用。“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不仅存在于语言中，更是存在于思想和行动中。”也就是说，隐喻被认为是人类在对世界感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思维与行为。
根据Lakoff和Johnson（1980：5）[2]，隐喻的本质是“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和体验一种事物”。诸如此类的讨论将隐喻从一种语言形式提升到一种思维形式。在他们看来，概念隐喻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跨域映射。换句话说，通过源域的知识和经验来描述相对抽象的目标域。
与此同时，Lakoff和Johnson还关注为什么我们的日常概念是以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组织而成，为什么概念隐喻能够将约定俗成的概念隐喻式地阐述出来。在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中，我们认为，当说话者感知到语境异常，同时与约定俗成的概念产生对照时，隐喻就会被识别。这种对隐喻表达的识别触发了自身隐喻机制的阐释，它所触发的对语义的映射便获得了即时隐喻意义。
在“Brent Berlin & Paul Kay.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3]中，Brent Berlin和Paul Kay（1991：104）采取了98种语言的样本，通过大量考证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概括出了11种基本颜色词语：黑（black）、白（white）、红（red）、绿（green）、黄（yellow）、蓝（blue）、棕（brown）、紫（purple）、橙（orange）、粉（pink）、灰（gray）。同时Berlin和Kay还认为着十一种基本颜色词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里。基本颜色词的普遍性原则说明了人类对客观世界中的色彩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具有同一性，而且不受个人语言差别的影响。这表明了在不同语言交流中，颜色词的语义存在着对应关系。
正如曹莉亚教授在《颜色词计量研究》[4]中所说，“《红楼梦》中颜色词使用精准且富创造性，其种类之多、频率之高、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无出其右者。”而概念隐喻理论恰恰是研究《红楼梦》颜色词英译中认知过程最适合的理论工具。
三.从隐喻视角看《红楼梦》颜色词英译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文从概念隐喻理论的视角探讨《红楼梦》在英译过程中如何解读这些颜色词背后的隐喻以及传达过程中所采取的英译策略是非常必要的。下面具体从两个方面探索《红楼梦》霍克斯英译本中译者对于《红楼梦》颜色词英译过程中隐喻的解读，同时深入探析在这一解读基础上《红楼梦》颜色词的英译机制。
1.《红楼梦》颜色词隐喻同一性
尽管人与人之间因地域、历史、文化等原因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在众多的文化形态中，人们的隐喻认知都建立在同样的机制上，即利用具体事物来表现所要表达的某些抽象概念。人类的语言存在同一性，而“语言的普遍性是认知普遍性的子集”，人类的认知也存在同一性。霍克斯对《红楼梦》大部分颜色词的英译过程都是基于其隐喻同一性。现举例如下：
例句1香菱笑道：“凡红圈选的，我尽读了。”（第四十八回）[5]
“I've been through all the ones marked with red circles，” said Caltrop.[6]
例句2入泥怜洁白（第五十回）[5]
On mud and dirt its pure white flakes fall down[6]
例句3大家打开看时，原硐荒诔淖呕⑽平酢⒔跎系着一束蓝纱。（第九十二回）[5]
The three men gathered round as it was opened. On its lining of tiger-brocade lay a length of blue gauze-like material，many times folded.[6]
上述几个例句中，“红”对应“red”、“绿”对应“green”、“白”对应“white”、“蓝”对应“blue”，译者之所以能够直接从目标语中找到对应的颜色词，都是基于这些颜色词具有隐喻同一性。
2.《红楼梦》颜色词隐喻差异性
介于人类的共性，人类的认知也存在共性。而另一方面，由于地域差异、文化历史发展也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国家社群的人对外部世界所产生的概念也有不同的认知。在《红楼梦》颜色词的隐喻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情感与文化认知根源。
（1）情感差异
人类往往能够通过他人脸色上的变化来感知对方的喜怒哀乐。比如喜悦、激动、羞臊时，大量血液就会涌向面部，使之呈现红色甚至紫色。而惧怕、焦虑、忧郁时则呈白色。《红楼梦》中译者会常常将某些颜色词用目标语背后所代表的情感认知来表达。如：
例句1这傻大姐听了，反吓得白了脸，说：“再不敢了。”（第七十三回）[5]
Simple turned pale with fright.“No， no， I won't.”[6]
在该例句中，译者选择了“pale”一词在这里隐喻了原文中“白”所代表的情感―由于对所听到话而产生的恐惧。
例句2 一席话，说的贾琏脸都黄了，在凤姐身背后，只望着平儿，杀鸡儿抹脖子的使眼色儿，求他遮盖。（第二十一回）[5]
Jia Lian turned pale with fright. #2He grimaced piteously at Patience from behind Xi-feng's back， and drawing a finger across his throat，silently entreated her to keep her discovery hidden.[6]
此句中，同上一句的原文一样，人因害怕恐惧而体现在脸色的颜色，在汉语的语言认知体验中为“黄白之色”，而在英语语言认知体验中，这就是惊吓、恐惧的情感，因此译者仍然选择了“pale”一词。
（2）文化认知根源差异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对颜色词的认知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红楼梦》颜色词的时候，需要将其隐喻的深层文化认知翻译出来，使目标读者能够感知到原文深层次的涵义。例如：
例句1 这里贾琏等见诸事已妥，遂择了初三黄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儿过门。（第六十四回）[5]
Everything had now been taken care of. All that remained was for Jia Lian to name the day. The calendar was consulted and the third of the sixth month， which was just beginning， was found to be the earliest auspicious day. On that day， it was decided， Er-jie should be received as a bride in her new home.[6]
例句2 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第一回）[5]
But when he sent a servant to invite him over， the servant brought back word from the temple as follows： “The monk says that Mr Jia set out for the capital at five o'clock this morning， sir. He says he left a message to pass on to you. He said to tell you， ‘A scholar should not concern himself with almanacs， but should act as the situation demands，’ and he said there wasn't time to say good-bye.”[6]
黄道吉日[7]根源于中国传统历法“黄历”（万年历），指的是诸事皆宜的日子。黄历中以十二神煞 “青龙、天德、玉堂、司命、明堂、金匮”（十二值日中的“除、危、定、执、成、开”也属黄道日）称为六黄道，每当这黄道六神值日之时，便诸事皆宜、不避凶忌，即为“黄道吉日”。
如何将“黄”中所隐喻的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认知翻译出来？译者选择了直接取其义甚至是表义而舍掉背后繁复的解释，直接译为“auspicious”及“almanacs”，毕竟这些繁复的解释可能会使目标读者因在理解上产生的巨大困难而失去阅读的兴趣，但也正因为未对其做信息补偿导致其背后所隐喻的深层文化认知丢失了。
参考文献
[1]文军，任艳.国内《红楼梦》英译研究回眸（1979―2010）[J].中国外语.2012（01）
[2]Lakoff，G.&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3，5
[3]Brent Berlin & Paul Kay. Basic Color Terms：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M].California：CSLI Publications，1991.104
[4]曹莉亚.《红楼梦》颜色词计量研究[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I
[5]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外文出版社，2003.
[6]Cao Xueqin. The Story of Stone[Z].trans. Hawkes D.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1973.
[7]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71.
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之路，几近一个世纪，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现代音乐的理论研究是相对滞后于创作实践的，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乃至价值认定②。近年来，全国各大音乐学院纷纷成立了侧重点略有不同，但都以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研究为任务的“中心”，这标志着中国现代音乐在创作实践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开始了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深入、更加理性的理论研究新时期。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也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而成立的，并在成立之初就明确把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作为中心2005年度的最重要工作。
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办会思路，首先是为全国的作曲技术理论同行们搭建一个宽阔的研究中国现代音乐的平台，形成团队优势，促进队伍发展，提高理论水平，促进创作实践；第二，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国内外重要的华人作曲家，在年会期间举办与音乐创作实践密切关联的讲座，并与理论家及其理论研究形成直接与间接互动；第三，主办单位武汉音乐学院与中心管理单位作曲系也希望通过年会的举办，有力地促进本院、本系的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水平；第四，之所以命名为年会，表达了主办单位与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希望能够以长期不懈的形式，脚踏实地往前走的理想。
基于此，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确定了“正式代表的论文宣讲”、“嘉宾作曲家的主题讲座”、“特邀代表的自由论坛”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等主要内容。
12月3日晚，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在武汉音乐学院编钟音乐厅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会议齐聚了众多知名的作曲家、理论家，全国各音乐学院和多所艺术学院、师范大学、综合大学的近百名代表，以及《人民音乐》《黄钟》《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湖北卫视等媒体的编辑记者。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兼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主任钱仁平宣布会议开幕。武汉音乐学院刘永平副院长主持开幕式，并宣读了作曲界前辈罗忠先生、朱践耳先生的贺辞。武汉音乐学院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向大会致辞。他代表东道主热烈欢迎与会代表的到来，并强调这次会议是在积极调研、充分协商、广泛征求同行的意见，并结合各方面条件和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这样一个课题，选定了在第一次全国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召开20周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时间，并利用武汉音乐学院地处中部的地理优势，为全国同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武汉音乐学院前副院长匡学飞教授作为20年前第一次中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的发起人之一也发表了讲话，并对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还宣读了武汉音乐学院前院长赵德义教授从海外发来的贺电。上海音乐学院徐孟东副院长代表各兄弟院校，向大会致辞，并预祝会议成功。大会还收到了星海音乐学院院长唐永葆博士、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博士以及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兄弟单位的贺电。开幕式的最后，由武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杨锋教授、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徐孟东教授，为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揭牌。开幕式之后举行了“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该场音乐会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其中不少作品为国际首演，也不乏近年在国际、国内获奖的优秀作品。曲目主要有刘健教授的《半坡的月圆之夜》――新笛、小堂鼓与八个音箱的十重奏和《风的回声》――为十六支中国大竹笛而作；黄汛舫教授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工尺谱游戏》；青年教师罗林卡创作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夜歌》；丁冰创作的《涉江序列变奏曲》――为两把大提琴而作；章琼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华严・观澜》；冯坚创作的《Soul.Wind》――为人声与计算机而作；青年作曲家赵曦创作的《火天堂》――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本场音乐会由作曲系留美指挥博士周进老师与2002级指挥专业本科学生黄胜华担任指挥，武汉音乐学院管弦系、民乐系、声乐系、演艺学院的师生等演出。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年会“论文宣讲”部分，在武汉音乐学院滨江校区学术会议中心举行。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在大会召开之前印刷、装订了《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论文集》（责任编辑：钱仁平、张、黄茜、刘涓涓），并分发给参会代表。论文宣讲第一场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教授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教授主持。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教授首先发言，他生动地介绍了他与罗忠先生的结交以及共同深入学术研究的过程，并为年会呈献了珍贵的《罗忠书信集》。艺术学院的李诗原副教授就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方向作了相关发言。宣讲论文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王瑞的《罗忠现代复调思维研究》、吴春福的《数以载乐，智以言情――析贾达群〈时间的对位〉结构手法》、中央音乐学院王桂升的《中西合璧，人乐合一――董立强为长笛、单簧管、中提琴而作的〈合〉之分析》、山东艺术学院田文的《从全息角度探究〈土楼回响〉和声运用的规律性》、沈阳音乐学院周凌宇的《中西音乐素材及作曲技法结合的新型交响乐――杨立青的交响叙事诗〈乌江恨〉的创作分析》、中国音乐学院徐文正的《金湘〈第一弦乐四重奏〉分析》、竹岗的《新的挑战，新的收获――简析〈水赋三叠〉》等。
12月4日下午举行了第二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姜万通副教授主持。王宁教授首先宣读了中国音乐学院对大会的贺信。先后宣讲的论文有武汉音乐学院张的《“微缩图”式的引子及其“库资源意义”――黄汛舫〈工尺谱游戏〉音乐分析》，刘涓涓的《线形化的表现手法――罗忠艺术歌曲〈鹧鸪天――彩绸殷情捧玉钟〉JV56分析》，倪军的《1985年以来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文献综述》，中国音乐学院温展力的《乐谱的解放――“具体乐谱音乐”的引论》，武汉音乐学院云的《从三部作品来看刘健音乐创作中的电子音乐思维》，西安音乐学院陈士森的《〈二人台〉全音阶素材的运用方式》，大连大学蒋兴忠的《无调性音乐作品中和声的整体控制作用――析罗忠〈钢琴曲三首〉之〈托卡塔〉》，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蔡梦的《李焕之新时期的器乐创作及其艺术特色》，武汉音乐学院钱仁平的《宏复调织体形态及其结构功能――何训田〈声音的图案〉之三音乐分析》等。
12月4日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在编钟音乐厅举行，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专家学者们与广大观众一起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场音乐会。音乐会演出的作品有王叶的钢琴三重奏《京调托卡塔》、蔡建纯的男高音与钢琴《夜雨寄北》、姚娟的双大提琴《五度二重奏》、孙剑的唢呐与四声道的五重奏《破阵图》、刘丁的弦乐四重奏《我的诗篇》、王刚、张兢兢的《无序之槌》――为打击乐与Max程序而作、周亮的《狂野的Boggie》――小提琴与钢琴、彭丹的《魅影》――为大提琴与计算机而作、何苗的钢琴五重奏《弦舞》。
12月4日晚21时，刚听完“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的全国各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主任又齐聚一堂，召开了由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发起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联席会”。参会者有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曹家韵、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宋名筑、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房晓敏、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顾之勉、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副主任蔡梦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钱仁平。与会的系主任各抒己见，对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作曲主科以及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四大件”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试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理念与构想。大家还就各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资源共享等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联席会最后决定，第二届联席会将于2006年10月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
12月5日上午，年会之“嘉宾作曲家主题讲座”暨武汉音乐学院“新世纪音乐论坛”第四期、第五期在编钟音乐厅相继“开坛论道”！首先登上论坛的是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郭文景教授。他的题目是《交响诗〈川崖悬葬〉――为两架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音高组织》。郭文景首先简要回顾了这首作品的选题原因及其创作动机，随后从和声、调式和音阶三个方面对《川崖悬葬》的音高组织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孟东的论题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的现代音乐创作综述》。他首先论述了上海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发生、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接着对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在创作观念、技法方面的思考、变化与突破，进行了简略论述。他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回归了“海派”音乐文化的特征，并统一汇入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的潮流之中。他还进一步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创作的现代音乐，在观念层面上体现出“复合风格”。各种现代技法为我所用，创作了大量各具特色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他们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力图创作的音乐保持中国音乐的“神韵”，在作品中又运用了大量的现代音乐作曲技法，形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融，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随后，他还对何训田的室内乐《声音的图案》、贾达群《蜀韵》、尹明五的舞剧音乐《忆》、他自己的《惊梦》以及叶国辉的《声音的六个瞬间》、朱世瑞的合唱作品《草》、陈强斌的《飞歌》进行了简要分析。
12月5日下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举行了第三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顾之勉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副教授、艺术学院李诗源博士主持。先后宣讲的论文有中央音乐学院娄文利的《瞿小松室内歌剧〈命若琴弦〉中塑造人物的手法》，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的《读〈月的悲吟〉》、郑思的《比例音集的形成及其宏复调形态的计算机模拟》、汪森的《关于现代音乐的本体论思考》，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冯兰芳、卢璐的发言，西安音乐学院夏滟洲的《现代音乐还是应该建立在可听的基础之上》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姜万通的《音乐创作中的系统性特征》等。
12月4日上午举行了由特邀代表轮流发言的“自由论坛”。论坛由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专家、第一次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发起人之一、首都师范大学王安国教授主持。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首先就音乐创作如何做到“雅俗共赏”这个议题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作曲家既要能创作出精深高雅的“雅”音乐，又要能创作出面向大众的“俗”音乐，要能把雅文化与俗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他以皮亚佐拉的“新探戈”为例进行了论述。接着他还给大家播放了自己早年用台湾城市民谣创作的乐曲，这部作品中“夹杂”了《流浪者之歌》《瑶族长鼓舞》《剑之舞》等曲调，但在配器上运用了独特的现代音乐创作手法，给听众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目的。高为杰教授最后指出，实际上要达到雅俗共赏是十分困难的，要求作曲家有很深的作曲理论功底、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呼吁教师们在教学中应该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并建议将包括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内的现代音乐课程纳入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中去，以便让同学们对现代音乐有更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就现代音乐创作中如何做到“得心应手”、“得手应心”与“心手相应”，作了发言。金湘、房晓敏、张大龙、杨青、曹家韵、宋名筑、郑英烈、刘健等分别就如何面对和解决作曲教学、理论研究、音乐创作中所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由“自由论坛”不间断地过渡到简短的闭幕式。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中国现代音乐今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继续传经送宝，共同推动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会议最后，主持人王安国教授发表了感情深厚的结束语，对武汉音乐学院长期以来致力于现代音乐、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与研究，及其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代表与会代表对武汉音乐学院的富有成效的会务工作表示了衷心感谢。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新的应有的贡献。
①魏廷格《武汉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综述》，《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李曦微《新音乐的思索》，《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汪申申、刘健、周晋民《新时代呼唤着新的音乐》，《人民音乐》1986年第3期；李诗源《新潮音乐备忘录――1979-1999年的中国大陆现代音乐》，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编《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论文集》，武汉音乐学院2005年12月油印等相关文献。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特点 中国梦的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方式
把实现中国梦融入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根据其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教育策略，使理想引导实践更好地发挥其职业技能。
一、高职院校学生《中国梦》实现的意义
中国梦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确立了自己的梦想也有利于推动自身的提高和进步。中华民族能够繁荣与富强，基于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如今高职学生的增加，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增强了学习的积极性，把学会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能力，应用在学习生活中。高职学生中国梦的实现也是紧跟了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树立了更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教育方式的思考和探讨，也有利与提高教师本身的教学水平，更为吸引学生。每个学生朝着自己的理想与目标前进，在学校中形成良好的氛围。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学到的技能，毕业后在工作中更好的发挥自身的作用。在实现中国梦的推动下，实现自己的理想。
二、高职院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及培养目标
教育的理念是“以人为本”，因此，在探讨其教育策略之前应该先总结一下现今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因材施教。高职院校的学生对于枯燥乏味书本知识不能接受和理解，而对于注重实用和动手能力方面的技能很感兴趣。考试的成绩与正规院校学生相比有一定差距，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学习方法不科学，效率低下。因为成绩的不理想而对自己缺乏信心，缺少远大的目标，甚至会有自暴自弃的倾向，对未来缺少长远的考虑和计划。对于学校的说服教育并不会认同和接受。
但是，高职院校的学生也有着他们独特的，别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和闪光点。在各项活动中都会看到他们踊跃的身影。脑筋灵活思维开阔，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更容易接受新的教学方式。比较情绪化，对于感兴趣的事情接受的比较快。想法更为实际脚踏实地，以工作和就业为导向。
高职教育以培养社会发展与要的实用型人才为目标，以高职教育为平台，为他们提供展现自我，走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注重实践的高级技术人才，更注重实践及动手操作能力。毕业后直接面向企业输送人才。
三、《中国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的教育策略
每个人的努力，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动力。从高职学生的情况和特点，总结出了以下观点。
1.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关于中国梦的教育和指导，渗透在点点滴滴的教育之中
老师教导学生的方式方法，也要灵活、生动、有趣，学生就会更乐于接受并掌握。要引导学生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要空泛地谈中国梦，国家的繁荣与富强也依赖于每个人的奋斗与努力。朝着自己心中的目的地，不断地前行推进。让同学认清当下学好技能，掌握好本领，才是以后实现自己的梦想，为社会发展作贡献的根本。
文化对人的影响渗透在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无意识中我们就接受了某种文化。在学校中多多的宣传中国梦这一思想，不断地去引导学生。让每个学生都怀揣自己的梦想，致力于当下的学习中。
2.加入到有关中国梦的各活动中，通过自己的体验得到更为令人铭记的重要意义
开展征集论文活动，使其加深理解。开展各项公益服务活动，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增强其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会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
3.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加强沟通，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队伍也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在每日的授课过程中，找到学生容易理解接受的方式教育学生。多与学生及其家长谈话，了解学生的心中所，想更好的开导教育学生走向正确的道路。
结语
在加强中国梦建设的今天，如果把伟大的中国梦看成一个大整体，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都是这个大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们，在中国梦这个大集体中更更是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作为思想道德教育者的我们，更是要结合我们学生的文化基础及性格特点，经常总结分析我们的教育方法，多多与学生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以调节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计划，从而推动中国梦更好的进行，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贡献出自己应有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卫民. 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科技资讯报，2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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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庄晓霞.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理论探析[J].职业与教育，2005（21）.
【关键词】传媒；改革；“语法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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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震.(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述评.“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为促进、提高我国的医疗卫生保健水平，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我国科学家们广泛开展相关的医学研究。他们孜孜以求，不懈探索和创新，以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技术，结合中医药的理论实践，研究神经相关疾病的中西医防治新途径。
南京中医药大学神经疾病中医药防治重点实验室，正是这样一个致力于将鲜明的中医药特色，与现代生物医药研究元素创新结合，致力于打造中西医兼备的神经疾病研究机构。在唐宗湘教授、黄熙教授、王福顺教授、贡岳松教授、朱静教授、闫丽萍研究员等中西医专家的参与和引领下，实验室着眼于建立起中医药研究的创新平台（包括新技术和新方法），通过3-5年的努力创造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以提高未来中国在生物医学领域特别是中医药对神经系统疾病防治的国际竞争力。
志同道合 逐梦神经疾病科研创新
科研和实验室的灵魂在于人才。南京中医药大学神经疾病中医药防治重点实验室，之所以不断前行，正是因为集聚了一群学有所长、志同道合的科研逐梦者。
作为实验室主任，唐宗湘教授有着深厚的科研积淀。他是近五年来多项美国NIH基金、HHMI基金和其他一些美国基金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引进到南京中医药大学后，是江苏省首届特聘教授，也是江苏省创新人才、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科技创新团队学科带头人和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A类，并获得多项国家自然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江苏省自然基金资助。
2011年，唐宗湘教授在海外留学工作多年后只身回国，希望带着自己半生的医学研究积累，为中国医学贡献一份力量，并开启了其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神经疾病中医药防治重点实验室“科研创新/创业”征程。
和唐宗湘教授一起前行的，还有一群有相同志向，在各自细分领域有着相当影响力的专家。他们中西互补，哿ν心，朝着创建一流的中西医兼备的神经疾病研究机构而携手并进。
其中，方向带头人黄熙教授，是一位主任医师，也是一位中西医结合专家，具有很强的中医和西医背景，获国自8项，发表百余篇论文含中医SCI论文35篇，他引近千篇次。2001与2011年，黄熙教授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与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分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1）、总后科技银星（2002）和首届湖南省医学领军人才，是一位实力派的科研专家。
王福顺教授，2002年获得中山大学博士W位后，先后在美国新泽西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罗彻斯特大学助理教授，2012年全职回国，受聘江苏省特聘教授，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星形胶质细胞对大脑功能的调节研究。在这期间，有许多成果发表在国际上十分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包括在影响因子很高的 Cell Stem Cell，和Nature Medicine。
贡岳松教授，也有着丰富的科研积淀，先后就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和美国Northwestern University；历任美国Northwestern University、美国Drexel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和南京中医药大学 Research Scientist、首席研究员或教授等职务，主要研究老年性神经疾病及中医药防治。
团队最年轻的朱静教授，大学毕业后就留学美国，先后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和接受博士后训练，2015年受聘江苏省特聘教授后加入该团队。主要研究领域： 神经疾病药物、新型轮烷药物载体。近年来在从事研究领域的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SCI论文10篇，其中第一作者/通讯作者SCI论文8篇以及获得专利6项。
闫丽萍研究员是一位从事针灸镇痛的一位专家，长期站在科研和教学第一线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的研究方向为“电针干预神经病理性痛中枢敏化的机制研究”，并取得了诸多创新性研究成果。
唐宗湘教授表示，正是聚集了这么多优秀的专业人才，南京中医药大学神经疾病中医药防治重点实验室才能将生物医药的新技术和中医院的理论实践不断融合创新，逐渐在业界“崭露头角”，并朝着当初设立的目标前行。
攻坚克难 探寻神经疾病的中医药防治途径
在神经学领域，一系列关于痛和痒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医学科研工作者。专攻“痛痒”难题的唐宗湘教授，在美国期间就已经开始疼痛和瘙痒形成的机制研究了，并取得了系列开创性成果，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重要期刊（如：Cell， Nature Neuroscience等）发表了几十篇研究论文。
回国后，唐宗湘教授便开始组建团队，带领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依旧选择挑战疼痛和瘙痒顽症，并以中医药防治为研究目标，充分利用实验室不同学科背景专家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展开了将现代“疼痛”和“痒”研究的最新成果应用到传统中医药镇痛和止痒的研究工作，用以阐释中医药镇痛和止痒的机制。
围绕“疼痛”和“痒”研究的内容，唐宗湘从不同侧面开展“疼痛”和“痒”产生的细胞分子机制、中医药镇痛止痒研究。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是科学研究的目标。在一系列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唐宗湘教授已经开始寻找与疼痛和瘙痒密切相关的应用研究。近年来，他花了大量时间熟悉中医药在镇痛和止痒中的作用，并出版了相关的著作。他希望在中医药镇痛止痒方面能够找到较好的方法和途径，在国家非常重视中医药发展的有利形势下，顺势而为，利用好中医药的宝库，为疼痛和瘙痒患者寻找新的福音。
黄熙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医肝藏象相关疾病、中医脑病、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临床、中药药理等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对抑郁共病肝郁证的脑平滑肌轴机理展开了研究。他先后提出证明证治药动学假说，首次阐明代表方剂疗效的药效成分，首次提出/验证疏肝-抗抑郁促动力假说与应激-脑肠轴紊乱的脑肠共享调节分子。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一种典型的神经相关疾病。实验室王福顺教授的研究正是以抑郁症的中医药个体化治疗作为切入点，运用现代医学的技术和方法揭示中医药治疗情志疾病的生物学机制，并进行临床药物开发。另外，他还一直致力于星形胶质细胞对大脑功能的调节研究，目前主要对中医情志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探究神经体液因素改变-情绪-疾病的关系，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揭示七情致病的内在科学原理，为情绪心理疾病的防治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神经退行性病变一般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神经性疾病，在该领域的研究上，有着广泛的国外深造经历的贡岳松教授最有发言权。他曾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致力于中医药和现代生物医学防治老化相关神经退性疾病的研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经筛出中药单体衍生物Berbamine E6作为Calmodulin选择性抑制剂，现与经典的工具药W-7齐名，并应用于如《Nature Medicine》等顶尖的研究论文中，并被Nature Medicine 等著名杂志所引用。他还曾率先研究骨质疏松与阿尔兹海默症的关系，以及采用人参皂苷进行防治的研究，并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老年痴呆症在特定的时间是可以预防和逆转，为老年痴呆症的R床诊断，药物筛选及免疫治疗，早期防治开拓了新的方向，同时改变了几十种类淀粉样蛋白质疾病的研究。目前，贡岳松教授正在中医精气神理论指导下，致力于神经退行性病变的防治和中医药转化应用研究。
在开发新方法和药物的过程中，对神经疾病药物、新型轮烷药物载体有着深入研究的朱静教授有着很大优势。另外，对电针干预神经病理性痛中枢敏化的机制有着深入研究的闫丽萍研究员，也将为痛觉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她的相关研究指出，神经病理性痛是最为难治的疼痛，电针干预在临床上运用颇多，相应的基础研究将进一步揭示其机制，以寻找新的针刺镇痛有效靶点及物质基础，丰富针刺干预神经病理性痛的基础理论，为针灸临床干预治疗神经病理性痛提供实验依据。
学有所长又“殊途同归”，南京中医药大学神经疾病中医药防治重点实验室的所有专家们，聚集在这里，让科研合力得到了迸发，为了打造中西医兼备的神经疾病研究机构，他们无畏艰险，执着前行。
结 语
关键词：中华武术，传统体育，习武兴趣
前言
中华武术又称“国术”，历史悠久，闻名中外，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受中国古代道家、儒家、释家等诸子百家等思想的影响，中华武术主要是以身体技击动作为主，套路、格斗、功法为运动形态，以精、气、神协同，注重内修外练，兼有功法运动,套路运动,格斗运动三种运动形式的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华夏武术，在历经千百年形成了的自己独有的武学文化，同时武术又体现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卫、强身、健体的民族性格和中华民族独有的武术文化特征。
中学时期开展武术教学主要是针对身体的需要而开展的教育活动，主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学生学会如何恰当地应付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如何进行情绪调节等，使学生更有效、积极地适应社会、适应自身的发展变化，促进中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中央在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健康的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
传统的武术教学模式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学生们来说是过于冗长累赘了。唯有创新和改革传统教学形式，变革教法，提高学生对武术的兴趣，才能使武术这一国术发扬光大。论文参考网。怎样才能让中学生习武、爱武，增加她们对武术的兴趣呢？我觉得必须再次从影响习武兴趣的动机下手，然后在根据问题解决问题：
1．分析影响习武兴趣的动机的内容
1.1对武术认识上的偏差
中学生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认识武术的，其渠道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武术的认识和习武动机的形成。中学生最初认识武术主要是通过武打电影、小说、电视和朋友介绍，现代中国的两次武术热潮分别以功夫片和武侠片为先声的武术影片掀起来的，然而作为文艺作品的武术影视片和武侠小说多采用艺术夸张的手段，这势必与武术的现实本质产生偏差甚至背离，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的一些人甚至利用武侠小说和武术影视带来的一些虚幻的东西进行欺诈。如武术影视和武侠小说的一些神话武技被武术馆校作为广告“发扬光大”，使一些辨别是非能力差的学生上当受骗。
1.2 武术教学范围狭窄，内容单一
现行武术仅突出规定套路，缺乏包含浓郁传统文化气息的武术。武术体操化，这在中学武术教材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从而严重影响了同学们的习武兴趣。这主要和我国武术发展的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武术进入奥运会是我国人民的心愿，为实现这个愿望，就把武术统一化、规范化，发展方向定为“高、难、新、美”使武术脱离了传统发展，成为影响武术人口习武兴趣的重要因素。
1.3 教学环节及教材滞后
在武术的各个教学环节中，教师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以及教材的完备是武术教学工作的基础。绝大部分体育教师通过、磁带、书籍等进行学习，然后再教学生。体育教师业务素质水平直接影响学生习武的兴趣，对学生产生的习武动力机产生消极的影响。
1.4武术课时少是影响武术教学的最大难题
武术教学不同于其它体育项目，它具备1“三多”的特点：一是动作数量多；二是路线方向复杂变化多；三是每个动作所包含因素多。学生需要比较长时间学习才能掌握，而实际武术课时又相当少，这样就不可能达到学习掌握的预期目标，无法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论文参考网。
2．对影响习武动机的对策
2.1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让学生真正的认识武术
中学生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认识武术的，其渠道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武术的认识和习武动机的形成，我们首先让学生认识武术，我们要加强武术教材、录像、磁带等编排录制。在学校中广泛放映，让学生们看到真正的武术，现实的武术，能健身的武术，酷酷的武术，对培养学生习武动机起着积极作用。
通过活泼多样的武术教学不仅可以锻炼中学生的身体素质，发展学生们的体能，同时
也培养了中学生不怕吃苦、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及健全的个性心理。因此，在中学开展武术活动具有积极的教育功能，值得我们基层体育教育工作者深入拓展其教育功效。
2.2增加教学范围
体育活动是促进学生们身心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推行新课程改革以来，一些诸如跳绳、呼啦圈等易学、易用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游戏也越来越常见于中学生的体育教学中，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而武术由于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动作舒展大方、有力、节奏鲜明等深深地吸引了中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在教学当中应当根据中学生的心理特征，以兴趣为本，通过“玩”的教学形式，由浅及深，逐步引导学生们攀登武术的高峰。现代好多学生对武术还是不清楚，以为武术是像电视里演的一样飞来飞去，我们要学生们接触武术，让学生们认识真正的武术，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进行教学。
2.3提高教师的武术水平和能力
2.3.1.浅谈现代武术教师水平
在中学阶段，由于中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解较少，对武术动作的理解较差，基本上会是单纯的模仿动作和记忆动作。而不是去理解它。以至于传统的武术套路对他们来说，过于枯燥和没意思，使他们将热乎劲过去以后就会对武术没什么兴趣了。这样不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缺乏专业的武术教师：中学的体育老师多数是田径和球类专业毕业的，对武术项目相对来说不是很了解。武术是内外结合的运动，没有用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它，想学好武术简直是痴人说梦，空谈而已。所以如果没有过硬的老师教授，使学生学习武术后认为武术不过而而，这样就会对武术产生抵触心理，严重影响学生的积极性，以及练习武术的热情。
2.3.2科学认识学生，区别对待教学，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中学时期，是由儿童到青少年最关键的时期，也是人体生长最快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人在体态，技能等各个数据上有很大的变化，人在今后的身体变化将主要看中学时期的发展情况。正因为这样，更应该重视中学生的健康成长。而经常的练习武术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形式。因为武术讲究精神一致，上下平衡。全神贯注，虚实结合，快慢分明。武术既是健身的良方，又是强体的妙着。同时对中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培养和优良品质的塑造有积极的作用，符合中学生的生理特点。所以说体育锻炼在这个时期显得由为重要。
3．对武术教学的几点建议
3.1不拒一格兴教法，千方百计谋教学，真正使孩子在武术中感受到习武的乐趣
要让中学生对武术感兴趣，首先就是要科学创新教法、突破传统教学模式，使中学生通过习武，感受到习武的乐趣从而热爱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使武术这一传统国术发扬光大、后继有人。
由于传统教法使得武术老师在教学上只能采用“注入式”教学，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学生缺乏主动学习，学生往往只有模仿，没有创造，更谈不上学习武术的乐趣了。显而易见，传统体育教学模式已经大大的扼制了学生对武术的学习氛围，唯有创新才能促使武术教育走出重围。
科学创新教法是指改变传统武术教学的僵化形式，在内容上做科学的选择，针对中学生的身体特征，适度调整强度，使学生在互动过程中体验快乐，学到知识。对传统教法诸如：完整法与分解法、集体练习、分组练习、比赛性练习等，可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有所剔减、适当变化，增加些展示性、激发性、鼓励性的练习平台，通过互动和鼓励来使学生进步，教师欣悦。如：根据武术动作，结合欢快的音乐，自编些由浅入深的武术操，或是为突出某部分动作的练习效果，用电脑制作动画教学等，使学生能够更直观、更充分、更深刻的体验到习武的乐趣。其次，应当大胆地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结合新教学手段、新教学理念、新教学课标，创新武术教学模式，科学的针对中学生的身心成长特征，创造性的将：音乐融进课堂，制定特殊的“情境式教学”。
3.2通过课堂游戏，引发学习兴趣
作为一名体育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可谓挖空心思，想了多种方法。对于学生来讲准备活动只不过是活动，是让其从文化课的气氛中走出来，投入到体育课的学习当中，为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做准备。“听数报团”“拉网捕鱼”，球类中的“圆圈追球”，“运球过杆”等。同样是跑，但它更加注重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将开心还给了学生，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学生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使机体尽快进入工作状态。从而达到了准备活动的效果。另一方面，还利于教师组织教学。
4.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各校应深化加强武术教学方面改革。武术的发展基础主要是广大的儿童和青少年爱好者，学校是培养儿童和青少年成材的基地，各校应加强武术在教学中的地位。武术教学不仅培养学生掌握动作、技术能力提高身体素质，对培养学生文化休养还具有重要作用，现行的学校体育教育体制侧重于体育科学知识理论的培养，这也是应试教育的结果，面对传统文化教育只是轻描淡写，也忽视了对武术这一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和意义，对于武术教学采用区别于西化了的体育教学模式，才能加深学生对武术的了解，才能培养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爱国者和建设者。论文参考网。
5.1 建议
5.1.1 在掌握基本拳法的基础上加以技击内容提高学生的兴趣，使学生能学以致用达到强身健体自卫的目的。
5.1.2 加强武术教材、录像、磁带等编排录制。在学校中广泛放映，对培养学生习武动机起着积极作用。
5.1.3 增加武术课时数。让学生全面充分体会学习武术这一民族体育项目的内涵，树立学生良好的习武动机。
5.1.4 在教学手段方面。要加强知识教学；不但要讲述中国武术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也要讲中国武术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的现状。
5.1.5 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投影器、多媒体。
5.1.6 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加强体育师资水平的培训。提高业务素质能力，以身立教，培养一批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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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之华《武术》教育出版社 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论文摘要：在计算机专业课教学中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加快本专业课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环。本文明确提出了课程资源的概念，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中等职业教育，是中等职业教育，也要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为课程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深刻理解课程资源的内涵；正确认识课程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是当前改善教学管理工作、深化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计算机教学中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是摆放在全体中学计算教师和教学管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以当前全国普遍实行的基础教育新的课程体系为背景，在计算机课教学中，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行初步地探索与实践，以期达到以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实践，促进计算机教师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目的。
课程资源是课程设计、编制、实施和评价等整个课程发展过程中可利用的一切人力和物力的总和。可以看出，教育教学中可以开发和利用的课程资源多种多样。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只有那些真正进入到课程，与教育教学活动联系起来的课程资源，才是现实的课程资源。在教育教学中，每一名教师要努力做到对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所谓课程资源的开发，实质上就是探寻一切有可能进入课程，能够与教育教学活动联系起来的资源；所谓课程资源的利用，实质上就是充分挖掘被开发出来的课程资源的教育教学价值。所以，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开发是利用的前提，利用是开发的目的，而开发的过程也包含着一定的利用，在利用的过程中也会促进进一步的开发。
在计算机教学中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是摆放在全体计算机教师和教学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相比数学和语文等传统学科而言，计算机教师大多比较年轻，从教时间比较短，不太注重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首先，在讲述《windows xp中文版教程》时，学生们知道该软件是美国微软公司研制和开发的，他们纷纷议论，中国人使用计算机，为什么非得使用美国公司的产品，难道中国人不能研制和开发操作系统？我们告诉学生，我们中国人已经研制出了成熟的操作系统软件，其中包括中科红旗公司的redflag linux以及2004年9月火爆问世的国产中文服务器操作系统kylin（麒麟）。对于国产操作系统问题，我们没有采用讲座的形式，而是要求学生通过新兴的课程资源——internet（国际互联网络）来进行自主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
学生们通过登陆互联网，使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关键字“国产操作系统”，便查询到了多篇关于国产操作系统的文章。通过这种学习方式，学生们了解到，作为国内最早树起中文linux大旗的先锋厂商，红旗软件充分发扬“自由软件”运动精神，致力于开发研制基于linux的全线应用产品，令这一影响全球的新一代操作系统植根中国，并大放异彩。作为国产软件的一面旗帜，中科红旗公司致力于红旗操作系统redflag linux及应用软件的开发和推广。红旗软件通过提供与世界同步的先进的红旗redflag linux操作系统软件和一流的技术服务，让每一台具有处理器的设备发挥最大效能，为政府和企业用户提供可靠安全保证和稳定高效的运行环境。红旗redflag linux已经在我国政府电子政务和企业信息化的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业务领域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金融、能源、教育、交通等行业以及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领域和部门。红旗软件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中国操作系统软件。
此外，与windows、linux和unix同台竞技的国产操作系统已经诞生。2004年9月，国防科技大学和联想集团共同推广中国产的中文服务器操作系统kylin（麒麟）。该系统是国家863计划的重大研究成果，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麒麟”所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在于，其严格的安全机制，确保系统的高安全性，对打破外国对我国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垄断和控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通过以上教学，使学生们进一步了解了国产操作系统的现状，他们表示，使用操作系统软件，应率先使用国产操作系统，并建议有关部门编写国产操作系统的教科书和参考书。
其次，在讲述《word 2002中文版教程》之《插入图片》时，充分利用了学校现有的课程资源，其中包括多媒体网络教室和大屏幕液晶投影仪。在导入新课时，首先提问学生：“中国有哪几位航天员？”与此同时，通过液晶投影仪显示三张照片：杨利伟、费俊龙和聂海胜，并配以画外音：“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升空日，千年飞天梦圆时，杨立伟乘坐神舟五号宇宙飞船顺利升空，并按时返回预定地点，航天英雄杨利伟从此成为‘中国太空第一人’。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获得圆满成功，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5年10月12日，太空征程新起点，神舟六号新篇章，中国航天员费俊龙和聂海胜乘坐神舟六号宇宙飞船飞上太空，并在遨游太空5天、完成一系列太空实验后安全返回地面，中国从此成为世界宇航第三大国。”之后打开文件“从神五到神六.doc”，先后插入前面所提到的三张图片，并对这些图片进行裁剪和加工。这样做，是为了融入思想品德教育，将计算机专业课和思想品德教育适当整合，对学生进行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教育，以便使学生关心时事，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实际教学来看，教学效果非常好，学生增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
总之，在计算机教学中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是摆放在全体中学计算机专业课教师和教学管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傅道春．新课程中课堂行为的变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雅斯贝尔斯 中国 相遇 第二家乡 孔子
[中图分类号]B516.5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2-0005-07
今天人们不仅思考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文化冲突，而且思考北方与南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或者，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在某种引人注目的抉择范围内思考：相信冲突与交往相互排斥、互不相容，在此，人们完全曲解了二者的意义。要么――这是抉择的第一种情况――人们为斗争申辩，因为和解似乎是不可能的。我想起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此书中作者证明美国对伊斯兰教和中国的恐惧是有理由的。但是，这种恐惧正是某种交往的障碍，而缺乏交往反过来引起对其他文明的无知乃至恐惧。
在我看来意味深长的是，为了思考真正的和平条件，新近人们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发现了反对亨廷顿的论点。要么――这是抉择的第二种情况――人们相信，冲突应在文化的某种同质化中得到化解，即应在全球化所容许的东西中得到化解。不过，一种文化生活取决于自身的可能性，即取决于与其他文化的相互争论。据悉，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阅读雅斯贝尔斯，因为他向大家表明，一种真正的交往是以斗争为前提的。换言之，交往总是以“爱的斗争”为前提的，这种斗争构成“交往的斗争”。
下面，我想讨论两个问题：在哪一种关系中，雅斯贝尔斯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相遇?他如何思考欧洲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之间的交往?
与绝大多数哲学家相比，雅斯贝尔斯对亚洲思想的考虑是相当独特的。黑格尔和胡塞尔的哲学史观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中心论的哲学史观。这种哲学史观把希腊视为唯一的哲学起源，与此不同，在这方面，雅斯贝尔斯接近梅洛一庞蒂等文化多元论的哲学史观。在此，三个要素有助于理解雅斯贝尔斯的立场。
雅斯贝尔斯之所以转向东方的思想和生存，其内在的联系首先是他意识到了今日人们称作全球化的东西。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雅斯贝尔斯就表明，世界哲学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他的《哲学自传》中，他写道，在临近1930年的时候，他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还附加说道：“我们是从欧洲哲学的晚霞出发，穿过我们这个时代的黎明而走向世界哲学的曙光。”但是，正如他的《世界观的心理学》所表明的一样，他以前就已经拥有中国哲学这方面的知识。在这本著作中，他把老子援引为某种神秘主义的范例，但在此尚未想起佛陀的形象。除此之外，他当然读过马克斯・韦伯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印度教与佛教》(1913年)和《儒教与道教》(1915年)，尽管这些论文所呈现出的不是哲学分析，而是社会学分析。雅斯贝尔斯1946年日内瓦的演讲稿《论欧洲精神》，就公开涉及到韦伯的这些论文。在那个时代，为了学习哲学，许多印度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来到德国，他们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的声誉所吸引。例如，20年代，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一个叫北山纯由(Junyn Kitaya―ma)的日本大学生以关于佛教大人物天宗(Vasubandhu)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无论如何，自1922年起，在他的哲学史研讨班中，他吸收了大量的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
但是，看上去，在他的内心流放时期，即他被免职和经受巨大的孤独期间，他实际上专心致志于亚洲思想。1938年10月20日，他在给妹妹埃娜的信中写道：“我每天都在研究逻辑学，但是，只在上午……下午才大量阅读中国。最近读一部印度戏剧(《考希克的愤怒》，雷克拉姆出版社版)，此外，还读《萨维特里》和《那罗和达摩衍蒂》(两篇都是源自古老的摩呵婆罗多史诗的印度短篇小说，也是雷克拉姆出版社版)。这里充满着各种了不起的境况、观点和信念，从中我们所遇见的全都是十分陌生的形态。有一段时间以来，我对无边无际的远方的这一需求如饥似渴，仿佛它在根源上与我们唇齿相依、休戚与共，而且，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仍然拥有通向遥远的地方的地球仪。”在这时候，他萌生了欧洲文化归于终结的意识。然而，这一体验原则上不同于那种保罗・瓦勒希或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体验，因为按照他们的文明史观，自身特有的文化没落可以使人联合起来，这意味着，通过这种文化的没落，人们归属于自身的文化。雅斯贝尔斯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体验：众所周知，他在德国不再像在家里一样，即无家可归，这也是为什么他与妻子后来移居瑞士的原因。他的东方之旅当然是精神之旅，但是，他接触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意味着他在对欧洲人类绝望的那个时候，与另一种人类亲密相遇。后来，他在致阿伦特的信中(1947年5月16日)这样写道：“在那里，在中国存在最纯粹的、无拘无束的人性”。对他而言，这一信念与莎士比亚和埃斯库罗斯的读物一起也是一种无上的精神“慰藉”。
因此很难说，当他读了他收藏的那些书籍时，他的世界哲学究竟关涉什么问题。无论如何，他知道理查德・威廉的译本：《孔子与孟轲或孟子的谈话》(1916年)――按照中国传统，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第二圣人――《道德经》(1911年)、《易经》(1924年)、《黄金甲的秘密》(1929年)以及阿尔弗雷德・福克斯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1927年)、《孟子》(1922年)等。他也接触过禅宗佛教，例如，铃木大拙的《楞伽经研究》(1930-1932年)或《伟大的拯救》(1939年由荣格引入)，并且接触过神道教(1943年)。除此之外，他还仔细阅读过法国汉学家马塞尔・葛兰言的《中国的宗教》(1922年)、《中国的文明》(1929年)、《中国的思想》(1934年)，在这部著作的文本中经常标有划线，以示醒目。或者，他还读过关于中国童话、传说和庆典方面的著作，例如，《中国鬼神与爱情故事选》(1916年)。
但是，依我看，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专心致志于中国文学作品。除了诗歌之外，他也阅读著名长篇小说，当时这些小说是由弗朗茨・库恩译成德文的。例如，出自明代的《好逑传》，出自16世纪的讽刺和小说《金瓶梅》，出自明清时代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总的来看，以后他对中国文学依旧兴趣盎然，爱不释手。例如，他告诉阿伦特，他对诗词的德文译本深表钦佩。
为什么他阅读中国诗歌和小说至少跟读中国哲学家一样重要呢?因为，对此我们注意到，他接近这种文化不单纯是仅仅作为哲学家或博学的人接近，而是作为人接近。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按字面理解雅斯贝尔斯《哲学自传》里的下述表述：他从1937年起就十分钦佩中国的人性。在他说来，这种相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47年1月8日他在致汉娜・阿伦特的信中写道：“中国对于我――如果可以
夸张地、笼统地说的话――几乎成了第二家乡。”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即在他关于原子弹的思考中，雅斯贝尔斯以相似的方式发表了对中国的看法。在最后一部著作《答复：关于我的作品(联邦共和国向何处去?)的批评》中，他写道：“在那里，在亚洲，我仿佛就在家。”在我们追问这种表述的意义之前，还必须说明第三个因素，以便理解雅斯贝尔斯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相遇。
雅斯贝尔斯世界史观的原创性在于他含蓄地批判了西方与东方之间某种简单的二元性。众所周知，在希罗多德@那里，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这种非此即彼的理念：这样的二元性使得对人类多种形态的理解成为不可能。在此，人们肯定注意到，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命题，他的这一命题正是在1941年内在流放时期，鉴于他与亚洲的接触而在《关于我的哲学》一文中予以表述的。这一命题首先分辨人的此在的各种样式，其次分辨人的生存的不同样式，进言之，人的生存始于同边缘境况的有意识的对峙，即同超越者的有意识的对峙。在这一层面上，世界史的中心不是两种而是三种“运动”或“文化圈”，这在轴心时代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欧洲、印度和中国。显然，在韦伯有关伟大的宗教的论文中，雅斯贝尔斯非常惊讶地注意到这三重起源得到了正式的承认。《论欧洲精神》的原话是：“在此可以向世界命运所提出的问题便是支配马克斯・韦伯伟大著作的本真问题：这三大文明的共同点是什么?西方特有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特有的发展?在西方，我们为什么拥有资本主义?”但是，借助于此，韦伯恰恰没有把这些宗教明确地视为这三种运动的类似物，看起来，雅斯贝尔斯比韦伯理解得更好，即更好地理解了韦伯自身所理解到的东西……。然而，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这一相遇的意义是什么?在哪一种意义上，与中国的相遇比与印度的相遇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在我谈及我的第二个论点。
雅斯贝尔斯意识到，对经典译本的依赖会限制他的亚洲理解。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过阅读某一经典译本的体会，尽管他不懂原始语言，但他也能读懂这一经典译本所包含的某些陌生的内容。关键在于，这方面雅斯贝尔斯似乎没有任何朋友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印度的情况有所不同――我想起海因里希，齐默尔――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他跟好几个中国人和日本人有过书信往来。正如1957年2月24日致汉娜・阿伦特的信表明，雅斯贝尔斯对经典文本解释的批评相当严厉，其程度越发令人惊讶。我想起他对林语堂的《老子》译本及其评注以及施蕴珍的《芥子园画传1679-1701》译本。
另一方面，林语堂也写过长篇小说，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国学西渐”方面不乏贡献。但是，关于林语堂，雅斯贝尔斯写道：“他给人造成了一个令人可疑的形象，不知他是否从老子那里感受过一丝气息?”施蕴珍是一个著名画家，但是，关于施蕴珍这个画家，雅斯贝尔斯写道：“尽管我们的作者是中国人，但是，看上去她仅仅在外表上是中国人，而且思想上，含糊不清地――以单纯堆积中国思想的方式――谈论这一点。”这些言论同样表明，在内在流放之后，雅斯贝尔斯对中国的兴趣并没有终止。雅斯贝尔斯判断的前提在于，他先人为主，通过先前的译本形成了对这种思想的某种感受或同感，因此，也许在这种译本和解释中预感到了对自己十分陌生的关于中国的东西。也许，雅斯贝尔斯觉察到林语堂思想的基督教背景，其父是一个长老会教派牧师?也许，他也觉察到施蕴珍与自身文化之间的某种距离，因为她是在英国长大的?显然，这在表面上总是属于主体间理解的那种预感。对此，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8月6日致海德格尔的信中也做出了解释，他这样写道：他可以帮助(海德格尔)“回忆亚洲”，以便了解他的著作。尽管海德格尔十分“激动人心地”发现，在他那里，通过“一个中国人，，同样可以找到“东方思想的回响”，但是他答非所问，把雅斯贝尔斯印象的根源搁置一旁：即置于他早就接触过的巴门尼德和埃克哈特之中。人们必须承认，海德格尔把西方同亚洲的交谈视为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欧洲思想与自身希腊根源的交谈，因此，人们有个印象，西方与亚洲的交谈不可能是任何当下的任务。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在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对亚洲津津乐道，甚至试图翻译老子，这表明他对亚洲的兴趣超出了他自己所承认的程度。尽管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这种兴趣并不知情，但他也许不仅猜测到《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邻近(老子)，而且猜测到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道德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斯贝尔斯首次对中国的印象公开发表言论，阐明了他自身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相知相遇的意义和界限。在他的日内瓦演讲《论欧洲精神》――这次演讲使他有机会与汉学家马塞尔・葛兰言和马松・乌尔色相识――中，他写道：“每一个回归，即从事从亚洲作品到圣经乃至我们古典文本的研究都带给我们家园感”，但是，他附加说：“由于许多重复，由于缺少世界实现中的广泛展开，由于缺乏不间断的、革命性的精神运动，如果我们长久地耽搁于亚洲，我们就会变得疲劳不堪，那时我们就不再是西方人了。”人们相信，可以到这一界限。然而，雅斯贝尔斯附加说：“但是，我们在那里却感受到一种十分彻底的克服，感受到每一个西方人都能获取的某种不可逾越的真理和某种深远宁静的源泉。”
看来，转向亚洲的必要条件是，把这一转向本身当作欧洲人的转向来重新发现，即在一面“镜子”中，认出欧洲未曾实现的那个人类的可能性。雅斯贝尔斯解释说：“我们为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举足轻重的东西、形成了的东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绝没有开启完美的人类的道路。亚洲是我们绝对必要的补充。”很清楚，这一点不同于胡塞尔旨在克服欧洲危机的尝试，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言，这方面所必要的“回顾”也许仅仅是希腊方向中所提示的东西而已。不难理解，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史为什么把亚洲思想家列入“伟大的哲学家”当中。“权威性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属于“从根源上思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柏罗丁、斯宾诺莎……，还有印度的龙树和中国的老子。商羯罗是吠檀多学派(Vedanfismus)的著名人物，他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一道被列入“创造秩序的哲学家”。庄子连同卢梭、维科等属于这样一些思想家，他们的哲学在诗作、实践生活中……得到展开。
雅斯贝尔斯一如既往地试图阐明我们当下的可能性。对于欧洲来说，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相遇意味着一种可能性，或者对“不是……就是”形式的更好的生存抉择。当亚洲，特别是中国向我们表明指引我们的道路时，人们也就能理解雅斯贝尔斯为什么这样写道：“中国对于我……几乎成了第二故乡”，“这里，在亚洲我仿佛就在家里”。为什么他说到家乡、在家?在“家乡”之下，应当理解什么?这的确不涉及一种经验上的在家状态，不涉及雅斯贝尔斯在弗里森或在海德堡所发现的那种家乡。一种人性之中的“在家”(Zuhause)乃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在家，它处于“边缘境况的神圣”之中。但是，世界史的开端也是对中国的挑战。正如20世纪初让・德・高延(Jan Jac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年)所注意到的一样，技术和科学“成了世界命运”，而中国开始掌握技术和科学了。然而，这种掌握保持某种危险，即丧失自身同一性的危险。在此意义上，雅斯贝尔斯自问：不知道，对根源或对每一种文化根源的必要回顾是不是都意味着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可能性?这最后问题迄今还没有答复。用一个贫乏的概念来说，如果人们承认东方面临中国与印度之间，即世界之间的差别，那么，对雅斯贝尔斯来说，为什么总的来看，中国比印度更像是第二个家乡?也许对我们来说，中国比印度更陌生，因此中国这面镜子能够给我们更多地指明我们的可能性吗?或者，雅斯贝尔斯对中国知之甚少，这允许他比起印度更倾向于把中国加以理想化吗?
印度和中国这两种运动的每一方都富于差别：道教和儒教在中国，印度教、吠檀多学派和数论派(Sankhya)在印度，此外，还有佛教在两个世界。人们会断言，印度在这方面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猜想，雅斯贝尔斯更仔细地感受了这些运动中的一种运动：即儒教。因为他把儒教拥有为历史生活的主题，或者，因为儒教与某种“丧失世界的神秘主义”相距最远。在中国，人们发现“也许超出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赢得的东西的那种不可逾越的真理和那种深邃的安宁”。在中国，人们除了发现这种丰富的伦理思想之外，还发现深刻的政治思想。在此意义上，印度的禁欲主义、佛教和道教是相当接近的。也许，这一点同样说明在那些年雅斯贝尔斯把对墨子的兴趣越来越转向政治问题。那么，为什么他与其喜爱诸如墨子一类的中国思想家，毋宁喜爱孔子呢?
雅斯贝尔斯如何理解孔子呢?他把《伟大的哲学家们》中的一部分专门用来讨论孔子。为此，他要求克服关于孔子的种种陈词滥调，即“或许来源于后世的种种僵死而空洞的措辞”，如孔子是保守的思想家、纯粹的理性主义者或“正直的道德主义者”等等。雅斯贝尔斯写道：“与人打交道乃是孔子生命的要素”，因为“人的本质只有在人的共同体中才是现实的”。不过，1941年他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不知道，我内心中还有比下述意愿或冲动更强烈的东西：即原始的求知意愿或与人交往的冲动。这一知识包含着自身完满的意义，但首先通过把人联合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起作用……。我对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感到吃惊，而且，在每次人与人和解的情况下，人们都丧失活力而陷于瘫痪，不仅如此，在这种和解中，作为结果产生的东西似乎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
孔子的“道义与政治伦理”追求崩溃时代中的一种重建，而这种重建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定雅斯贝尔斯思想的基点。因此，对于两人而言，这种道义和政治教养具有某种本质性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同样不难理解，在孔子那里，“末世[从未]成为主题”。但是，与墨子的巨大差别是，对孔子而言，当“尺度和冲动”“来自根源、来自深度和广度”时，必须确定某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准则。首先，这意味着孔子意识到了我们知识的界限，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那里，大全乃是我们生活的“背景”。其次，这也意味着，不可把孔子与老子简单当作对手来把握。在我看来，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老子径直“埋头于”孔子的“一者”，而在孔子方面来说，“由于对一者的敬畏和引导而进人世俗事物之中”。雅斯贝尔斯写道：这对“对极”休戚相关，相辅相成，从而排除了在某一体系哲学中把握其统一的可能性，换言之，这种统一只有在“善于思考又富于阐明生命的中国人的智慧”中才是可把握的。
在我看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雅斯贝尔斯不仅在一本哲学著作(《伟大的哲学家们》)中详细描述了孔子的伦理思想，而且在其整个思维中一直关注这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在《自由与重新统一》中，他具体地促使人们注意联邦共和国所面临的党派寡头政治的危险。在此，他记起了中国圣人孔夫子的谈话，原文的今译是：子路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想得太不合时宜了。这名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