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5-30 05:15:2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意识形态主要内容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儒学 意识形态化 建设 启示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总是存在着多种政治思想，必然有一种政治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并对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起着指导作用。从历史来看，一种就是掌握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另一种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某个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儒学属于前一种，始终贯穿于中华文化脉络之中。自汉朝正式确立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尽管出现了时兴时废的现象，但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它始终扮演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一直到近代。这个过程离不开儒家学者们的努力，离不开统治当权者对儒学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极力推崇以及积极建设。
一、儒学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演进过程
孔子较早触及到了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提出应以发展经济为先，发扬德治礼教优势。在孔子看来，经济发展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他认为治理一个国家，首先要发展经济，“使民以时，轻征薄敛”；其次要加强德治礼教，“不学礼，无以立”。在他看来，德治礼教优于政令、刑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做到“有耻且格”。教育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有密切的联系，应把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等灌输给人民，可以起到施加政治影响的作用；最后，他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以“礼”和“仁”为核心内容，教育人们学“礼”。这一系列的灌输礼乐的思想，其中有不乏积极的方面，但也有一些消极的思想，如教育分等级等。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包含了礼乐、名分、宗法、井田、孝悌仁义等思想，经孟子的阐扬、理论化，再经荀子对儒、道、法各派思想的整合与超越，奠定了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基础。
孟子提出“制产”、“恒产”、“保民”、“教民”、“与民同乐”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之三宝，关键还在于能否得民。他认为，应“省刑罚”，为民“制产”，使民有“恒产”。正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说明人民有“恒产”的重要性。他还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因而要尽力“保民”、“教民”。
荀子提出“教诲”以“调一”以及尊师重“礼”思想。他发展了孔子的“礼”，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认识论和性恶论出发，认为教育具有统一思想行为的作用，使兵强城固，国富民强。《荀子.强国》载：“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犯）也”，可见，教育对个人而言“至乎礼而止”，“化性起伪”。荀子认为师是礼法的化身，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哀，必贱师而轻傅”，他时常君师并提，足见其非常尊师。
董仲舒的“变民风，化民俗”思想。他从抬高君权的角度，认为教育是王者必不可少的权力，他说：“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正如他所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可见，董仲舒认为学校是王者实施“德教”的主要阵地，目的在于育才、“变民风”、“化民俗”，甚至认为教化比刑罚来得有效。
韩愈强调教师应有“师道”，信守“道”，传其“道”。他认为，“学所以为道”，即“古道”，儒家仁义之道，也就是“先王之教”。朱熹承袭儒家思想观点，主张封建伦理之教。他认为“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他还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复性”之说，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作用等同起来，用理学对儒家传统教育观点作了新的解释。他影响最大的《四书集注》，在元、明、清各代均被列为官学的必读教科书。
思想统一是皇帝中央集权的必要条件之一。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提出：“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则彼不知者驱之尔……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末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庸之者也”，这句话表明，教育是为了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是为了“备公卿大夫百执事之选”。他认为办学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子。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者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他还认为，整个社会应以伦纪纲常为教，在上者身体力行，民自可化于上而不自知，即教之之源。
二、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发展历程
西周“以乡三物教万民”。从夏朝开始发展到极盛的西周，在大约一千三百年的时间里，奴隶主统治阶级始终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文化教育以尊礼为特点，实行“诗书礼乐以造士”；内容上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周礼》载：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乡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形式上以学校教育、祭祀、军事、乐舞为载体，培养统治阶级的治术人材。西周统治者相当重视“礼”教，出现了“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现象。实质上，这是一种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意识形态教育。
汉朝推崇“独尊儒术”以育才化民。汉初统治者基本上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到汉武帝当政期间，他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重新肯定了教育在育才和化民方面的作用，以儒家经典理论为主要内容对人民进行教化，并培养和选拔儒学人才。他还“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整理古籍，厘订文字”等。实际上，他把教育作为“大一统”的工具。
唐朝以崇儒为主，以佛教和道教为辅。到唐朝初期，封建统治者吸取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笼络人心、缓和矛盾的改良政策，如废除一些隋代的苛禁，减轻一些赋税徭役等。唐高祖初定天下，即“颁好儒臣”，设立儒学，诏立周公孔子庙。唐太宗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体会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更是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常与他们讲论经义，商讨政事。还曾经命人撰定《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他给太子作的《帝范》十二篇，基本上是儒家的帝王术。可见，唐太宗非常重视儒学，统治实践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其后诸帝大体上也祟尚儒术。唐朝意识形态建设还有一个突出特征是表“礼”内“法”，具体体现在“唐律”和“唐礼”之中，“唐律”将“唐礼”法典化，“唐礼”体现儒学“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纵观唐朝在教学、科举考试方面均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贯彻“三纲五常”，培养和选拔儒术人才。
宋朝尊孔崇儒。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重用儒臣，特别提倡科举，扩大取士名额，提高儒学的地位。他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并规定“进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宋真宗以后，儒术更是得到了大力提倡。他曾加溢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并亲自撰写《文宣王赞》称颂孔子是“人伦之表”，孔学是“帝道之纲”；又著《祟儒术论》，还命人校订《周礼》，编注九经“义疏”，大量印行，并赐给州县学校，作为官方指定教材。宋仁宗大力倡行教育，培养选拔通晓经术的官吏，并下诏州县皆立学校，自此儒学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在全国兴起，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一批儒家学者聚徒讲学，传授孔孟典籍，对维护宋王朝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到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宋朝积极倡导儒学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为“理学”――宋明“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元、明、清时期依然是坚持尊孔崇儒。理学亦称道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而推衍发展于元明，终结于清代。理学在元代成为了统治者“治国安民”之道，当时在学校增读朱熹的“四书”，使之与“五经”平列。科举考试必须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在以后的明清依然照搬历史传统教育。明朝建国后，吸收前朝经验，把儒学意识形态建设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主要体现在：战略上祟儒纳士，创行八股取士，施行文化专制，禁锢思想；在思想领域极力推祟程朱理学，奉为官方统治思想，并对思想领域的不同学派加以排斥和压制。明成祖曾敕命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将其颂行于天下，作为铁定的教本。在文教方面实行过许多强烈控制思想的措施，学校和科举制度发展得更加缜密。可见，明朝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中，各项政策均以强化中央集权为目的，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清朝建立后，实行儒术统制思想的政策，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对治理国家的作用，立国之初制定了“兴文教，荣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尊崇孔子，倡导儒学。
三、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均深深烙上了儒学的印记，一方面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又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意识形态建设脱离了实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就其取得的成就来说，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其一，应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位置，为民创造财富，使民安居乐业；其二，尊师重教，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增强教师意识形态信仰；其三，应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其四，主动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实施意识形态教育；其五，坚持主流意识形态毫不动摇；其六，不断创新意识形态教育方式方法，使之生活化、具体化；其七，坚持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注释：
赵吉惠.中国儒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1-10
转引自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43，78，77，80，113，142-175，348
转引自罗传奇.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66，67，68
转引自胡金平.中外教育史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
（东北师范大学 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和可视化知识图谱（CiteSpace）对中国知网（CNKI）1994-2015年收录的365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相关论文数据进行转换、分析和制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热点呈现如下特点：从内容上看，逐渐形成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思话语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等聚类的研究热点；从时间上看，以2007、2013年为节点将研究划分为萌发期、爆发期和涌现期三个阶段；从类型上看，逐渐形成了以“话语权”和“意识形态”关键词命名的渐增型热点和以“思想政治教育”和“”关键词命名的稳增型热点。深入分析研究内容可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前沿将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科学内涵阐释、拓宽研究视域、丰富话语战略实现路径、优化元研究方式。
关键词：话语体系；话语权；热点；前沿趋势；知识图谱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13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061－06
话语问题的研究始于文学或语言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因此，客观、全面地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科学计量分析和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客观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热点与前沿，不仅为研究提供了客观、直观的研究成果，而且也为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前沿问题提供参考。
一、研究工具与数据来源
CiteSpace软件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陈超美教授开发，它是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主要基于共引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PFNET）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算，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识转折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1]这是“一款具有关键词分析、作者被引分析、文献被引分析等功能的应用于科学文献中识别并现实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的软件，适用于寻找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紧张和当前的研究热点、前沿及对应的知识基础。”[2]关键词不仅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论文的精华，是作者对文章主旨的凝练和概括，能够敏锐、客观、有效地反映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3]词频跳变算法为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分析提供了可能，“该算法主要通过考察词频的时间分布，将那些频次变化率高、词频增长速度快的‘突显词’（burst term）从大量的题录的常用词中监测出来，用词频的变动趋势，而不仅仅是词频的高低，来分析科学的热点领域和发展趋势”[4]。因此，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为题进行检索，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分析绘制出关键词贡献知识图谱，探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热点和前沿，为该研究提供可靠地数据支持，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特点。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条件：篇名（模糊）=思想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核心价值话语/德育话语，时间=不限-2015年”为检索式，并且经过学科类别进行精炼和筛选，得到有效的文献365篇。其中，时间起始设置为不限，但检索后发现研究1994年为起始；有效数据的筛选首先通过二次检索的专业选项进行过滤，再通过查看文献的内容，去除编者按、新闻报道、会议通知、重复文献等而后得出有效文献。检索结果以Refworks格式导出、命名、保存。经由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初步进行数据拆分为逐个文献保存后，得到分析数据365个。在CiteSpace软件中建立新项目，设置阈值如下：时间跨度为1994-2015年，时间分区是2年，术语选择为突显术语，节点类型选择为关键词，选择标准设置为Top30，生成了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得到了317个关键词网络节点、611条关键词间连线（图1）。
由图1可以看出，1994-2015年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共形成了53个主要聚类，且形成了以“合法性”（《合法性、现代性与话语权》，2009）、“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改革叹息》，2010）、“鲁迅精神”（《三次鲁迅诞辰纪念活动与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2005）等7个聚类，这7个聚类有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强热点的聚类集合（图1右侧）。通过关键词出现频次排序可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关键词以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话语霸权等为主，不仅出现频次高，且形成了较高的中心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热点分布
研究热点是某一时期内，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文献共同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5]“一组突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可以代表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6]CiteSpace软件把研究领域概念化成研究热点和知识基础间的映射函数，在这个映射函数中包括三个核心概念：突变性探测、中间中心性和异质网络，可用于识别研究热点的本质，标注研究领域，及时识别新趋势和突变。基于此，我们从内容、时间、类型三个维度上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热点分布。
1.内容维度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热点
通过CiteSpace软件自动抽取产生的聚类标识可以选择具体化、具有实义的名词性短语，经由对数似然率运行，形成了的图谱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领域的热点，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以“关键词（Keyword）”为网络节点，运行生成了关键词共现图谱（图1）。每个圆形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的大小是由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叠加而表现的，表明其为研究的热点程度。据表1可知，结合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中介中心性和初始年份，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领域影响力较高的关键词，结合软件自动生成的报告，我们发现每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前30位的成果共形成了311个节点，53个主要聚类，其中有7个聚类较为突出，并直接指明了该领域内影响力较高的关键词依次是：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话语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意识形态话语、话语霸权、主流意识形态。这些高频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就反应了学者们所关注的重心和研究倾向，亦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热点问题。
综合考察图谱中的关键词节点发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热点以国家意识形态和话语权问题为主，表明话语权问题是话语研究的核心；而研究趋向仍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社会功能为主流，却也出现了一些转向——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的转变，即李宪伦等人尝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的思路，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更为关注话语问题。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也成为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
2.时间上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热点
根据CiteSpace软件进行突变性探测，进而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突发起始时间和突发强度，进而判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发展脉络。首先将数据的阀值c（最低被引次数）、cc（共被引次数）、ccv（共引系数）分别设置为（1，1，30）、（2，2，30）、（2，2，30）进行运算，得到135个关键词节点，254条关键词连线，网络密度（density）为0.0281。为了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时间分布，对突发性参数进行调整，发现了该研究的前30个关键词中出现了一个最强烈的引文脉冲（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聚类#1“思想政治教育”，该聚类初始文献产生与1994年，引文最强烈期在2007-2013年，引文强度为6.7453。
通过图2，我们可以发现2007年和2013年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年发文量的拐点，据此我们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分为1994-2006年、2007-2013年、2014年至今三个时间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4-2006年，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成果初始阶段。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着“意识形态话语”、“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霸权”、“话语权”等标签词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对数似然率算法（LLR）标签词检验发现话语策略、话语权、话语霸权、（国家）意识形态（变革）、话语、话语体系等中介中心性较高的节点名称。可见，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主要和意识形态变革、国家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权的研究为主要内容。但是从突现率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仍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研究领域多于文学与意识形态话语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较少、相关性不强、研究范围不广泛，且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程度不高，话语问题仍处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准备阶段。而意识形态话语问题的研究仍在文学领域研究较多。
第二阶段是2007-2013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德育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国家话语权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常规属性的研究。从可视化图中的数据显示，在这7年期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形成了39个聚类，较为突出的聚类有4个，且中心性较强，“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中心线强度分别为0.55和0.35，形成的主要聚类相互关联和交织，形成了较为集中的趋势，同时周边有众多小聚类，为主要聚类的补充和丰富。这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问题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了主要方向，已成为初具学科特色的研究内容，研究视角不断拓展。从突发性检测结果（表3）发现，话语研究虽然较为分散，但经过2007-2011年的凝练，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研究方向，形成了四个突显主题，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进入蛰伏期。而从作者信息聚类分析，这一阶段形成了以李宪伦为主、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构建探研”产出研究成果23篇，极大地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成果，夯实了研究基础。理性反思和分析研究成果发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研究视角从不明确逐渐走向清晰，研究方向从较为分散走向多样，研究主题从多样走向统一。这一阶段的研究初具规模，虽未能形成较为稳定的范式，却对核心概念、研究方向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第三个阶段是2014年至今，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热点较为突出，“话语权”、“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中介中心性较高，并且形成了以“”、“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建设”为主的9个聚类。从中介中心性、聚类数量聚类间的交互程度不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已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通过表4，我们检验这一结论，“话语权”、“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等关键词在出现频次和中介中心性上较为突出，超过了前两个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权）、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权）已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这一平稳发展预示着“涌现期”的到来。
3.研究类型上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趋向
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中介中心性、突现率以及时间分布等综合考察，可以列出四类具有代表性的热点，分别为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而根据高频次关键词的引文历史（Citation history）分析功能生成的热点的被引历史路线图（图4）的比较来看，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渐增型热点，包括话语权（图4-1）和意识形态（图4-2）。从节点“话语权”的共现文献来看，共出现了68篇文献，内容主要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等内容。“话语权”具有话语权利或话语权力两种意蕴。作为政治权利来说，话语权是指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即个人与社会组织争取话语权的最终目的是使自己的言语能够被认可和听从，更多地是为了争取自身的地位与权益。作为一种观点和理论的影响力来讲，话语权则是指这种观点和理论所能影响和左右他人思想、被他人所认可并遵行的能力。[8]而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在话语权争夺的核心问题。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策划者们通过显性、隐性的方式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主张、生活方式，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攻势，运用话语权来影响彼此的意识形态。现代意义的“话语权”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因此，话语权的研究也就代表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主要趋势，更说明了“话语权”和“意识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热点趋势。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本质上，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效能，即有效掌控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权。[9]
第二类是稳增型热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图4-3）和“”（图4-4）。话语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较为新颖的方向，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7]的提出而日渐发展的，从时空分布来看，仍是一个较为新颖的研究方向。作为学科建设方向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和这两个关键词核心节点，引文历史路线是按照一定的水平上下波动，且出现了上涨的趋势。其中，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节点的引文文献突破了81次。一方面，作为现代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国际性日渐突显，不得不构建与世界交流的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价值实现，依赖于话语信息传递过程中，遵从话语主体的实际需要，与特定语境相契合，谋求话语双方“共识域”的扩大和融合。[10]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经过30余年的发展，需要拓展学科发展的理论槽，需要在国际比较中突显中国话语的影响力，以及理论的指导作用。关键词“”自2008年首次出现，凸显率（Burst）为0.05。虽然突现率较低，却是颇具潜力的研究方向，在2014-2015年中就出现了40次，而通过引文历史路径看，其研究稳健型增长，而且近两年的被引情况看，同比其他研究方向则表现出了迅猛地发展趋势。由此可见，话语研究在话语研究中将是前沿问题，这也印证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纵深发展和拓深学术槽的迫切需要。
三、结论与反思
运用科学计量分析方法和可视化图谱的分析表明：从内容上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领域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话语霸权、话语权、话语体系等主题展开，但主要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问题和意识形态话语问题两个方向展开。从时间上看，以2007、2013年为时间节点，将话语研究分为“萌生期”、“蛰伏期”和“涌现期”三个阶段，尤其是2011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一个波峰。从类型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热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渐增型热点，如以“话语权”和“意识形态”关键词命名的成果增速较快；另一类是稳增型热点，如以“思想政治教育”和“”关键词命名的成果增速稳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稳定的研究热点，揭示了话语研究的前沿和方向。
深度审查和理性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图谱、数据和内容发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研究中亟待突破的问题包括：其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视野局限，视角内容单一、不深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聚类分布和边缘文献的小聚类较少，话语研究的边缘方向发展较少，说明其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党和国家意志及政策导向特征较为明显，意识形态话语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和主题，尚未形成多学科交叉探索话语问题的局面。由于话语研究视野的限制，话语的权威性较强，故而如何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更加具有影响力、吸引力将是研究的努力方向。其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战略的实现路径研究不够开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就是综合的系统工程，涉及了教育、心理、传播、哲学、伦理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话语本身的内涵也不仅仅是指语言符合，更多地强调解决实践中的传播载体，学科交流、国际交流中的特定表达方式。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多是基于主观判断进行的，缺乏对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路径的探索，更缺乏对话语研究的研究和评价。因此，话语战略实现路径研究应该具有国际视野、时代眼光和中国情怀，更应与相关学科进行交叉碰撞，使话语研究既保持高势位，又要有亲和力。其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系统研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要素结构和生成过程的探索，不仅需要探索话语意图的生成与传播的规律，而且应充分了解话语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现实状况和真实需求，还要掌握话语传播的技术和渠道，运用教育对象乐于接受、易于认同的传播方式进行话语传播。此外，加强对话语体系的测评，客观全面地评价话语体系，及时掌握话语研究、传播和环境的的状况，提升理论支撑传播、传播深化理论的内生动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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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俊华］
关键词：国有企业，企业文化，问题，原因，对策
一、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功能
1、企业文化内涵
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文化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表述，对企业文化的解释也多种多样。特雷斯·迪尔的《企业文化一现代企业精神支柱》一书中指出:“企业文化应该有别于企业制度，企业文化有自己的一套要素，即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文化网络。这四个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分别是: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英雄人物是企业文化的具体体现者；典礼及仪式是传输和强化企业文化的重要形式；文化网络是传播企业文化的通道。1”
美国学者约翰·科特和詹姆斯·赫斯克特在《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指出:“所谓企业文化通常是指一个企业中各个部门，至少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些企业价值观念和经营实践。同理，所谓部门文化就是指企业中一个分布于各个职能部门或地处不同地理环境的部门所拥有的那种共同的文化现象。2”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在其所著的《企业文化塑造》一书中给企业文化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实践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企业信奉和倡导，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的价值理念，就是企业文化3。
中国学者刘光明在《企业文化》中指出:“企业文化是一种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之中形成的组织文化。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均为该组织成员所共同认可。总而言之，企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的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4”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给企业文化下的定义来看，他们的侧重点或者着眼点各有不同，涵盖面也不尽一致，但是从整体上看，在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一种共有的价值观，是企业员工共同的信仰，它是指导企业和企业人行为的哲学。总之我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它是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复合体:
(1)企业文化的物质层，即企业物质文化，是由企业职工创造的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等构成的器物文化。是一种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表层企业文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果，它是企业物质文化的首要内容。其次是企业创造的生产环境、企业建筑、企业广告、产品包装与设计等，他们都是企业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1.现代意义的产品；2.企业环境和企业容貌；3.企业生产环境；4.技术、设备现代化与文明程度。
(2)企业文化的行为层，即企业行为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学习娱乐中产生的活动文化。它包括企业经营、教育宣传、人际关系活动、文娱体育活动中产生的文化现象。它是企业经营作风、精神面貌、人际关系的动态体现，是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折射。从人员结构上划分，企业行为中又包括企业家的行为，企业模范人物的行为，企业员工的行为等。企业的经营决策方式和决策行为主要来自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经营的主角。企业模范人物是企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行为在整个企业行为中占有重要作用。企业员工是企业的主体，企业员工的群体行为决定企业整体的精神面貌和企业文明程度。
一
一般说来，趣味是指一个人对外界事物的审美评判能力的自然表现。趣味之所以被认为无可争辩，是因为趣味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产生的原因复杂多样。从具体语境来看，影响与制约趣味的因素主要有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内因大致包括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家庭环境、文化教育、人格追求、心理需求、情感内驱、身体状况与年龄性别等因素。外因主要指生存机遇、现实处境、阶级归属、时代潮流、社会地位、等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外诸多因素的聚合使得趣味问题真的成了问题，可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诸多因素使问题变得更加纠结：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同一个人面对同一件事在不同语境下也会有不同的取向。这就是见仁见智、众口难调。民间谚语所说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恰恰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诠释。
在崇尚个性、独尊自由的西方二元对立文化语境中，趣味无可争辩的论调才得以产生。在西方，探讨趣味产生的原因大致分为主观、客观和主客观统一三种。由于强调“对象化”这种主客二分、主体建构的认识论前提[1]，因此西方美学与文化常常是旁若无人的冷静，却缺少“情往似赠，兴来如答”[2]的亲切感与融入感。而在审美活动中，绝对的主观与客观论调难以成立。因为审美活动就是物我交融、主客互动的意象建构活动，意象的产生就是主客互融、物我对话的杰作。[3]其中，在各种因素一定的前提下，生存体验是趣味产生的关键因素。
一般人的趣味生成是如此复杂，文人趣味更甚。据考证，“文人”现象主要产生于东汉中后期[4]，“文人趣味”大大区别于贵族趣味和士大夫趣味，孔子介于贵族趣味和士大夫趣味之间，成为文人趣味的发轫者。尽管趣味建构受到阶级观念、人生处境等方面制约，又常常以个人面目呈现，但还是可以争辩并且具有高下与雅俗之分。在现代社会，凡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会有“区分”的存在。中国古代注重礼乐文化，其中的“礼”就是用于“区分”差异的，所谓“礼别异”;“乐”是用来强化并巩固这种差异与区分的，它以柔美、和缓的方式让你心悦诚服地自觉接受并强化这种区分，所谓“乐和同”[5]。文人趣味尤其与文人的生存体验、审美体验密切相关。
大凡趣味皆有文野、雅俗、高下之分。《诗》的时代有大小雅之分，“风”“雅”“颂”并列为三。这三种内容的区分其实也是“雅”（包括大小雅、颂）与俗（风，十五国风）的区分，孔子的“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就是最好的声明。战国时期，宋玉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并提出“曲高和寡”的结论。“文人趣味”就体现出趣味的社会性与群体性。
趣味可分为生活、文化、文学和审美等类型。趣味受到自然、生物与社会、阶层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趣味虽有时代、流派、阶层、地域之别，但主要以个人面目出现，而个人趣味又主要受个人的生存体验制约。生存体验包含着生理、物理、地理与心理等方面的结合点，是趣味产生的原始因。趣味通过言、行等表现出来，言论即谈论，要通过舆论来表现。东汉末年，士大夫之间的“清议”“月旦”等言论就是“文人趣味”的直接表现，既有干政、议政与参政的欲望，也是借助这一时空发表自己趣味的表达方式。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生于东晋后半叶和南朝宋初年间。此时的晋王朝皇室昏庸、大权旁落，军事强人觊觎之心昭然若揭。他虽为东晋名臣陶侃之后，但家世衰微，又加上陶侃出身卑微并有少数族裔之嫌，在后来的权力倾轧中备受政敌的打击与压抑。到陶渊明这一辈可谓人微言轻，家族曾经的荣耀已不足为外人道。陶公轻视章句之学，淡薄名利，好读书不求甚解、博览杂书，趣味的养成除了崇尚自然的秉性之外，也与他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虽有一腔热血，却无用武之地;人微言轻的生存处境，使他高不成低难就，生性倔强和任情率性的气质，使他难以容忍屈膝事人、俯仰鼻息的处境。“归园田居”既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顺其自然的定夺。如果陶氏家族如日中天，他的官宦生涯将会是另一种结局，其文人趣味恐怕也将改写。又如鲁迅（1881―1936）先生如果没有小康之家坠为困顿、留日幻灯片事件等生存体验，我们也很难设想他后来会有“为人生”的文学价值观以及“铁屋子呐喊”的“民族魂”浇铸工程。由此可见，人生处境与生存体验直接决定着文人趣味的走向与定型。
二
文人趣味不只是个人的闲情逸致，背后还掩藏着深刻的文化用意，即使以闲情逸致的面目出现，也蕴含着或隐或显的文化建构目的。杰姆逊认为，一切社会话语叙述都是象征行为，一切象征行为无不具有政治无意识特征。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处于社会政治文化场域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在各个方面，文人知识分子也难于幸免。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既然“政治”等表意与形象系统作为知识分子的无意识状态在默默发挥作用，那么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构自然就是文人知识分子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化建构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内容之一。有研究证明，先秦知识分子的《诗》学趣味既是意识形态的建构，也是文化建构的主要言说依据与场域。[6]不仅如此，先秦儒家奉为经典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无不被打上意识形态建构的烙印。这是因为诸子之学面对西周的礼乐文化制度，继承与超越贵族趣味，建立异质的、具有危机意识的、体现士大夫趣味、指向未来的、属于乌托邦性质的意识形态。即使是西汉以来的士人知识分子也无不在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尽心尽力，或者在遭遇挫折与打击之后建立文人趣味与乌托邦性质的意识形态。[7]可以说，迥异于贵族趣味和士大夫趣味的文人趣味主要着眼于个人性情与品位的追求，使自己处于身心和谐与健康状态的意识形态建构，虽不能立即实现，但无碍于其孜孜以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文人趣味与士大夫趣味的最直接表现，属于乌托邦式的建构。
建安文人集团趣味的形成既源于时代风云变幻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也源于对东汉国家意识形态极端儒学化和神学化的背叛与矫正。“党锢之祸”的强压与“党人”轰轰烈烈的担当精神激励着文人士大夫前赴后继，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使命意识得以强化。文人朝向个性化、生命化和情趣化方向发展，成为魏晋风度的风向标。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是魏晋文人趣味的审美表现与实践记录，既是春秋战国时期“游士”精神的回光返照，也是对西汉初期和东汉末年士大夫气质与文人理想的发扬光大，激起后世文人的无限遐想，成为中古文艺精神的航标。
不论是魏晋风度还是魏晋艺术精神，其文化建构无不指向生命自由、热爱自然，以凸显“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出师表》）的“贵生”“全生”理想[8]。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人为主的“文学研究会”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为首的“创造社”，分别树立“为人生”和“重个性”的文学旗帜，虽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争，但现实文化旨趣都是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与否定，以期盼人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理想社会的实现。二者趣味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是直面还是回避现实人生。另外，“京派”与“海派”之间的聚讼不已，也充分说明了文人趣味的文化建构与意识形态诉求。虽不能像鲁迅那样一概而论为“帮闲”与“帮忙”之别，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建构与意识形态期许相当明显。
三
如前所述，文人趣味的成因复杂多样，文化建构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最终又必将立足于人生，直指审美追求。指向现实的人生，无外乎对现实处境进行审视、质疑与批判，指出其中所存在的缺陷、不足与弊端，期待现实社会朝向理想状态迈进。这种美好愿望的诉求，取决于文人知识分子与现实统治阶级关系的紧张程度。如果一方过于强大，最终可能会付诸武力和革命的形式来解决;如果二者势均力敌，往往会以协商与改良的方式推进。
朱光潜认为，趣味虽然无可争论，但是可以培养，趣味自有雅俗之分。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因此要想培养高雅的审美趣味，就必须向经典和一流的文艺作品学习;只有培养出纯正和高雅的审美趣味，才能成为未来理想共和国的建设者与规划者。他有个形象的比喻：高雅趣味的养成就像喝酒一样，必须起点高，一开始就要喝最好的酒，建立纯正的趣味;时间久了，品位提高了，自然就能分出酒的好劣。阅读文学艺术作品――培养高雅纯正趣味的不二法门――也一样，必须从最好的文艺作品和经典作品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审美追求。
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功利、道德与天地四种，其中天地境界最为高远。朱光潜认为人生的境界取决于对事物的三种态度，比如对一棵古松你可以采取商人的、专家的和诗人的态度。只有超越功利、逻辑的态度，实现审美主体的自由观照，才能建构起自由美丽的审美意象世界。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大致可以分为生存、安全、尊重与归属、爱、认知、审美与自我实现七个层次。其中生存与安全属于基本的物质需求，剩下的属于精神需求，审美需求与自我实现比邻而居。
事实上，审美境界的实现也是自我实现。一个人超越功利欲望的束缚和低级趣味的扰攘，沉浸于审美境界的愉悦之中，就会忘记烦恼，向着既定的美好目标艰难地迈进，最终成就人生大业。朱光潜曾经说，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宗教家和大诗人都是真善美的实践者，都是道的秉持者。形而下的“器”的层面有具体的学科界限，形成局限与隔阂，而形而上的“道”的层面则超越隔阂与区间，使人翱翔于自由的精神王国，此乃庄子的“至乐”和大美之乐。
在当前经济飞速发展、价值多元的现代语境之下，大力弘扬高雅趣味，创作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双赢的文艺作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非常及时与必要的，而这也正是提倡文人趣味的深层目的。
注释
[1]范玉吉：《审美趣味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2]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54页。
[3]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8页。
[4]李春青：《“名士”与文人趣味之关联――对两汉文学观念演变的一种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38―54页;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第200―208页。
[5]张少康、卢永：《先秦两汉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6]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7]李春青：《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转折》，《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第78―86页。
关键词：图书馆馆藏；知识流动；控制模型
1 控制馆藏知识流动的意义
1.1 政治意义。每个时代主流阶层的意识形态，都会在图书馆这个文化机构充分体现出来。主流阶层为了达到有效的社会意识控制，有利于本阶层对其成员的思想控制，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通过图书的保存与剔除，来达到有利于教化民众、宣扬社会主流意识、摈弃非主流的目的。尽管目前人们可以多渠道获取知识，但往往面对海量知识，却无从抉择，而具有整合优势、方便获取、符合人们学习、休闲环境的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更具吸引力。因此，在当今社会，选择既能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意识（社会主流意志），又易于获取的知识作为馆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建的重要体现，通过控制馆藏知识流动方向，使社会主流的思想能够通过图书馆馆藏知识这个媒介得到认同、吸收，这对贯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1.2 实践意义。在网络时代，一方面，馆藏通过馆员控制、识别知识流动，把握知识资源流向，针对不同用户群体，推荐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馆藏，使用户通过阅读，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除对馆藏控制外，还对社会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及时整理、收藏，方便用户回溯、探讨、引用，实行馆藏动态化，使馆藏不断更新，馆藏质量不断提高，同时增强服务能力，提高图书馆的吸引力，通过有目的定向控制馆藏知识，使馆藏知识朝有利于用户方向流动，使图书馆真正成为用户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地和孵化器。
2 馆藏知识的生成
2.1 主流知识的生成。 图书馆是社会文化机构，是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知识的中心，馆藏知识被权力所控制，成为反映一定时代群体意志的体现。从某种意识来说，权力生产知识，同时也形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并自身定向行为的实践和意识塑造。
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作为一种被管理和被掌握的东西，已不再被视为一种可探寻、可分析、可切磋的东西，而是将知识作为一件物品展现出来，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它更加体现了社会的意志，是主流社会权力意志的眼睛。知识改变命运，就体现了这一点。
其表现在：一是通过政府、组织收藏和流通、传播的代表主流阶层的图书、刊物以及数字图书、刊物等载体的知识；二是通过有影响的博客、论坛，转载、传播体现主流主旨的原生知识资源；三是通过各种媒介载体，收藏影响西方文化发展的知识。以上这些知识收藏，构成了馆藏知识的主要内容。
基于主流知识的生成环境，在网络环境下，知识的大规模转移、传播，使图书馆馆藏数量得以快速增长，成为文化的蕴藏地和新知的发源地，成为吸引普通民众了解世界、接受新知、普及教育的场所。随着数字图书馆的不断丰富和完善，知识传播面向全社会，使主流知识的传播更能体现主流阶层意志。
2.2 实践知识的形成。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不仅存在于文件和存储系统中，而且在日常工作中，执行活动过程中，也离不开知识的支持，因此，馆藏知识是流动的，不是静止的，馆藏实施的过程就是馆藏提供知识和用户接受知识的过程，知识是人们用来解释社会现象、事实，并通过个人理解、吸收而形成的自身知识。用户接受馆藏的知识是国家、社会、图书馆采编人员等主流阶层在馆藏知识中的意识形态、社会政治信念的体现。用户所接受的知识，都是符合主流法律、道德规范要求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识，并且会自觉运用这些知识去指导、规范自身的行为。馆员提供的知识是以既定的馆藏知识为中介，通过交流沟通，使用户对文本形成新的理解，构成新的知识，进而不断继续探讨、实践，形成新的实践知识。
2.3 馆藏知识的选择。馆藏知识选择受控于主流阶层意识的影响，从主流社会各层次控制的角度看，每一个层面都有其相应的政策、规范来保证，对馆藏知识进行控制、选择，体现主流阶层意识形态作为馆藏知识的选择标准。
主流意识形态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的规范，是合法化的一种形式，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理所当然成为馆藏建设专家、馆员等法定的、唯一的馆藏知识选择标准，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主流阶层的意志，也体现了社会主义主流阶层将对于自己有利的知识或希望获得的知识纳入图书馆的结果，如专业馆藏。因此，馆员与用户间的知识流动，都体现了主流阶层意识的渗透、控制，体现馆藏知识为社会优势阶层服务的主旨。
2.4 馆藏知识的传递。馆藏知识在向用户传递过程中，依然渗透着社会权利对知识控制，并以特有方式运行着。它体现了主流阶层的话语权和意志，是保证灌输主流阶层意志的重要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形式。
在传递过程中，图书馆馆员通过图书馆这个阵地，传承和解读着社会意识形态，根据不同的阶层需要，将不同类型的知识，有选择地分配给社会中不同的用户，使馆藏知识与社会权利有效地融合、渗透，统一于馆藏知识的运行中。
馆员在社会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与馆员的自身事业发展紧紧联合在一起，馆员会自觉地吸纳社会主流阶层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成为意识形态传承的重要主体，自觉地将自己融于主流意识形态中，完成对自己、对用户的控制与引导。
而用户在社会习得过程中，自觉寻找符合社会主义主流阶层的规范、要求，并且通过不断自我批评、反省，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这样用户更有利于融入主流，也容易被主流社会所接受，通过慢慢修正、习得，最终接受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成为主流阶层的代言人。
3 馆藏知识控制模型
如何控制馆藏知识流动，使之成为主流阶层输入其意志的真正工具，就需要对馆藏知识进行界定，明确哪些知识有利于主流意识的传播和吸纳？哪些知识便于用于索取和存放？通过建立知识流动控制模型，使馆藏知识向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流动。
3.1 建立控制规则和方法。一是通过对馆藏知识检索，检索所藏知识是否符合国家的信息政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二是检查所藏知识是否适合社会主义主流阶层的制度需求；三是检查所藏知识是否有利于用户索取和存放（复制、下载）；四是检查所藏知识能否体现社会主义主流阶层权力的作用。
3.2 构建馆藏知识流动控制模型。馆藏知识流动是指通过馆员或其他媒介载体把馆藏（实体和虚拟）资源知识传递给用户之间流动的过程，其中馆藏是提供知识的主体，它既是知识接受主体又是知识供应主体，知识接受主体的知识整合程度、更新速度决定着知识质量，而知识供应主体的知识存量、表述能力、知识支持的能力则对知识流动效果起着正向影响和定向传播；[1]馆员是沟通不同知识主体间的主要流动渠道和媒介，它既是实体又可以是一个网络链接节点；馆藏知识流动的方向是流向用户，是最终接受者，用户对知识的需求渴望程度对馆藏知识流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他们的知识获取能力、整合信息能力和利用能力一定程度上也会对馆藏知识流动产生影响，还有团队文化、知识流动评价与激励制度等，都会不同程度影响着馆藏知识流动方向和效果。
虚拟馆藏与用户之间的知识流动是借助于知识链接来实现的。知识流动是用户通过网络节点链接、知识转移，实现知识链接的目的。知识链接是建立在不同知识主体间的知识通过转载、扩散，从而实现知识的获取、选择、融合和创新的网链结构模式。[2]它是通过用户在不同链接节点进行一系列的选择、获取，并通过整合、吸收，进而形成符合主流的知识过程。因此，虚拟馆藏与用户之间的知识流动体现了网络链接对知识的相互作用，对用户更好地利用馆藏，降低利用知识成本，提高馆藏流动的规模与效率，实现馆藏与用户之间协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因此，可以通过不断提高馆藏质量，提高馆员或其他媒介载体的沟通能力，来带动知识用户产生知识需求，刺激其知识需求欲望，及时鼓励、肯定其获取知识的行为使其产生新的知识需求；馆员知识的提高，与其学习、生活经历、经验和方法有直接关系，同时，学习能力和获取能力也对其有着直接的影响。馆员知识的提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化政治意识，主动学习、认真领会有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法规，提高服务能力；二是加强专业学习，强化服务意识，促进知识整合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提高，为知识服务提供智力支持；三是通过轮岗，在不同岗位获取知识或实践经验，提高综合知识的能力；在实践中，馆员和用户知识主体间的共有知识重合越多，其知识流动的效果就越好，知识差距越小，其服务的契合率就越高。
总之，构建馆藏知识流动控制模型，一方面对贯彻主流社会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对促进用户与知识主体间的知识的融合与应用以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定向传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为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促进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提升，根据校党委《关于开展2017年度分党委（党总支）、党支部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通知》文件精神，现就水声工程学院2017年度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工作有关事宜和要求通知如下：
学院党委成立述职评议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于xx
副组长：殷xx
成 员：周xx
评议考核的范围和方式
1.述职评议考核范围：7个教工党支部书记和21个学生党支部书记。
2.述职评议考核方式：现场述职。
述职评议考核的主要内容
述职评议考核坚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双一流”建设中心工作，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重点围绕贯彻学校党委关于党建工作部署要求、落实党建重点任务。内容主要包括：
1.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精神，落实校党委《认真学习宣传党的精神工作方案》（x工程党发〔2017〕x号）情况。
2.学习贯彻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校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方案》（xx工程党发〔2017〕x号）情况。
3.贯彻落实《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施方案》（x工程党发〔2017〕x号）要求，重点推进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和党支部书记讲党课活动情况。
4.强化党支部主体作用，落实“”等基本制度，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情况。
5.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党支部意识形态教育等情况。
6.针对党支部工作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主观原因、找准症结，提出进一步加强党支部建设工作思路、重点和措施。
述职评议考核的组织实施
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现场述职安排如下：
教工党支部：2018年1月9日 14：30，水声楼315会议室；
一、对于学界有关道德本质研究的评价总结
人们大都认为，道德与伦理是一个东西，伦理学就是关于道德的科学。对于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的道德，古今中外的道德学家和学者有颇多的研究和解释。
“道德”与“伦理”在西方词源相同（古希腊语为“ethos”、古拉丁语为“mos”），都是指内在的品行、品德以及外在的风俗、习惯。现代西方称“道德”为moralis，是一种人类自我完善的社会价值形态和以善恶评价的方式来评价和调节人的行为的规范手段。
关于道德本质的问题，两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把争论归结为六大流派：伦理相对主义、伦理绝对主义、道德主观主义、道德怀疑论、道德客观主义、道德实在论，并且通过纵观这些理论得出结论：一方面，道德既具有适用于一定社会的特殊性、相对性，因而存在特殊的、相对的道德，也具有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性、绝对性，因而存在共同的、绝对的道德。从中看出，理解“道德”本质有两个角度：特殊、相对道德与共同、绝对道德。
今天所谓“道德”在中国古代大致相当于单音节词“德”。据考证，“德”是一个会意字，左边偏旁表示道路，右边偏旁则表示用眼睛直视前望。两形会意，表示目不斜视，双脚不偏离道路，直达目标。“道德”两个字放在一起，最早出现在哲学著作《道德经》中，但“道”与“德”各有所指，合起来的“道德”可以阐释为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对规律的认识。《论语》可谓专门道德著作，孔子思想中的“道德”指的是社会和人最理想的发展图景和模式。
现代，“道德”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有时被省略为“德”。人们一般所言“道德”除了作名词用常常也作形容词用，如，“讲道德”，“不道德”。作为一种概念的道德，一般是名词，但到底什么是道德，各有各的理解。
我国学界对于道德本质的探索起于上世纪80年代，从伦理学教科书（罗国杰《伦理学》）开始。围绕“道德是什么”的问题，阐释了道德的社会历史本质。接下来，一些学者的论述引入“人性与道德的关系”，导致了大讨论。讨论的分歧是：到底是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出发还是从人性与道德的关系出发来探索道德的本质。到90年代，对道德本质的探索，进一步细化，但总体来说，仍然不外乎两个分歧（有的观点在这两点之中还有分歧），即表现为出发点的不同，是从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与利益关系出发，还是从抽象的人的需要出发？
到今天，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对道德本质的探索有两个出发点，一般本质（社会性本质）与特殊本质（人的主体性本质）。
二、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道德释义质疑
高校思政课教材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第四章（道德基本理论部分）第一节，首先就给道德下了定义：“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
教材首先把道德在社会上的存在范围进行了划分，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是比较准确的认定。道德不是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而是一种精神存在，是人的观念的一种，道德首先在人的心里；人和人一起组成了社会，社会当然也就有了道德的存在。所以说，道德是一种社会的观念存在，是准确的。但社会上人的观念不仅包括道德，还有哲学、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思想等。道德属于其中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看不见摸不着，纯属精神现象。这种精神现象影响人们的行为，不是影响行为的真假、美丑，而是影响行为的善恶。这样的观念，有时候是一些人的普通心理意识，有时候则上升为整个社会的原则规范。如，封建社会的中国，很多就认为男女关系的处理，以男尊女卑为善。不仅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并且还通过国家统治阶级的认同、宣传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原则规范。但到了今天，男尊女卑这种道德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不成为社会原则规范，只是少数人普通心理意识罢了。
教材中对于道德定义的最后一小句内容――“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的表述，本人认为是含混不清的。
道德在个体这里，的确是用来评价行为的善恶的。但是它本身属于观念意识，绝不属于行为活动本身，也不包括行为活动。人的观念与行为活动是并列的两个范畴。这里把行为活动本身也算做是“道德”，就错了。比如：“打”是一种行为活动，一个人“打”另外一个人，这行为本身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只有当人们考察指导其“打”的心理意识的时候，才能看出是否道德。总之，“打”作为一个人的行为活动，它本身是不属于道德范围的。
观念和行为是人类存在的两个范畴，观念指导行为，行为表现观念。观念有多种，其中衡量善恶的就是道德。因此，教材上的道德定义对道德社会本质的总体归类不错，对其作用也解释得很好，但却把个体“行为活动”也包括在道德里面了，这是非常不妥的，不利于人们特别是大学生对道德本质的认识。该教材从2006年至今已经经过多次修订，但这一定义一直没有做出清楚的修订。
三、道德本质的清源正本
“是什么”的问题是有关事物本质的问题，人们要关注和运用一种现象，归根结底必须明了其本质。道德是一种十分抽象的现象，其本质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揭示出来的，需要追根溯源，多方位科学地思考。
唯物主义认为，道德不是神的意志，而是从社会生活中来的。道德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人们自己无谓创造的，而是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产生的。其产生是有主客观条件的，其发展也有规律的。人类产生后不久，社会关系形成和自我意识的发展，由于调节关系的需要，道德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道德表现为一定的风俗习惯。
道德不是亘古不变的。道德自原始社会产生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样，道德也有着从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的曲折发展的过程。人类道德偶尔也有停滞、退步，但总体上是向上的和进步的。
厘清事物本质，离不开对概念的探讨。探讨概念，有必要给它下个定义。定义是对于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简要说明，下定义可用逻辑学“类属（种）加属差（特点）”的方法。
道德的类属――概念的外延。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现象）一分为二为物质和精神，道德属于精神一类。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为万物之灵长，只有人类才有精神。“道德”，是人的道德，离开了人和人类社会，不谈道德。道德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存在。属于人类精神文明的范畴。
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社会的精神文明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个人来说，在其认识自我和社会的过程中会不断思考形成自己的观念，又不断用这些观念指导其行为。这些观念中就包含着道德。从社会来看，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人类集体创造的文明也是丰富多彩的，可一分为二为物质和精神的两方面。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还有它的同类，比如哲学、宗教、文艺、政法思想等，它们同属于人的观念体系、社会的意识形态，道德用来评价人们的行为的善恶的。
道德的属差（特点）――概念的内涵。在人类精神世界中，道德里面到底具体是什么内容呢？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作为评价人的行为善恶的道德，其具体内容是分层次的。在评价人的行为时，一部分是人人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的普通心理意识，另外一部分则可能上升为整个社会大多数人共同认同的或约定俗成的标准、原则、规范。所以，整体来说，道德是用来评价人的行为的善恶的心理意识和原则规范的总和。道德是观念，用来评价人的行为，并且在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
道德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人的道德观念内容不一样。道德也是具阶级性的：在同一社会形态中，不同的阶级或人群有不同的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人的道德（善恶观念）影响着人的行为，社会的道德影响着社会的经济基础。
研究本质往往从现象开始，道德常常表现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现象是指所有与人类共同体有关的活动一产生、存在和发展密切联系的现象。与自然现象相反，它是人类群体对自然界的种种反应的总称。
关键词 公民教育 内涵 实施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1 “公民”及公民教育的内涵
公民的概念属于法律范畴。它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的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享有着从事管理社会和国家等公共事务的权利，承担着相应的社会国家义务。而公民教育指在现代社会里，通过各种教育手段，来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综合体。公民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校和社会的活动，来培养公民的知识技能，价值取向等公民意识，使之有助于整个社会。
近代西方国家最早出现了现代公民教育。法国在1791年颁布的宪法中，第一次提出了公民教育的思想。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公民教育普遍成了世界各国重要的教育内容。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但在公民教育的效果要求上是一致的，即灌输本国的意识形态和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行。如，美国的公民教育，是注重培养“国民精神”和“责任公民”，德国的公民教育，是注重培养“政治、和平与环保教育”，英国的公民教育，是突出礼仪，学问与德行。而日本的公民教育，是注重培养爱国与集体主义，以及个性教育。实际上，公民教育的本质就是公民意识形态的教育，它是公民在自己国家的法律地位上对本国国情的认识与实践的行为方式，是公民认知、情感与意志的统一。
2 当代我国公民教育实施的思考
2.1 国外公民教育的经验
2.1.1 公民教育目标明确
法国通过学校这一载体，将公民教育的课程定义为公民道德教育课。它在公立学校普遍开设这一课程，并且由教育部统一设置课程的年限，基本范畴，教学大纲，授课时间和教材资料，任何人不得随意更改。但随着社会的历史变更，这一课程的教育目标会有相应的改变，而强调把学生培养成“热爱法兰西共和国品质”和既有社会责任感又能行使自己权利的理想社会公民这一中心是不变的。俄罗斯的公民教育一直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并把它融入到青少年的精神道德教育，从学校的课堂就开始培养青少年的民族精神，爱国意识。
2.1.2 公民教育内容丰富
美国为了加强其公民教育，明确提出了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1）政府及其职能；（2）政治体制的基础；（3）民主在政府中的体现；（4）美国与世界事务的关系；（5）公民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另外还包括培养一个公民应具有的 17 种品德，其中包括自律、守信、诚实等。俄罗斯公民教育的内容是认知、价值观和实践活动三者的有机统一，制定的具体内容涵盖这三方面，主要有：政治意识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生态社会教育、经济与劳动教育，其中前三者是建设民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关键。从上可以看出：国外公民教育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我国应从中吸取精华，使之适应我国的公民教育国情，并把它整合来创新我国的公民教育内容。
2.1.3 公民教育方法多样化
美国根据公民的认知规律，采取的公民教育方法通常有：（1）隐性灌输法，即通过学校设置的课程，把公民意识融入其中，不知不觉地向学生灌输公民意识，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2）载体渗透法，即通过各种载体，如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各种大众传媒，把公民意识渗入其中，使大众逐渐内化。（3）实践综合法，即通过一些宣传活动，法律法规的实施，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学生课外的实践等，使公民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最后养成公民意识。俄罗斯的公民教育方法主要是综合互动法，它主要是把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通过互动来进行全方位的公民教育普及。这些方法中都有我们借鉴的地方。
2.1.4 公民教育途径广阔
德国公民教育的实施途径主要通过宗教教育、政治教育、家庭教育、大众传媒等方式。
2.2 当代我国公民教育的实施
当我国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时，公民教育的理念也逐渐开始凸显。通过公民教育，进而建设一个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建设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都需要良好的公民素养和人才支撑。我们应该立足国内，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来提高我国公民教育的实效性。
（1）当代我国公民教育的目标：一，培养公民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意识。面对现在文化多元化的潮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织，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定位问题，这些文化结构的调试，都需要培养公民意识，来加强他们的文化适应和认同，从而使公民产生对国家的热爱和自豪。因此，培养公民所属国家的情感认知和归属感，是对公民社会群体合法性的肯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二、培养公民的基本社会价值观。价值观指引着个人的行为活动，价值观的多元会引起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培育基本的价值观，才能统一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取向，形成共同的国家利益。三、培养公民的积极参与意识。现代各国的公民教育理念都强调公民的实践参与意识。一个国家的自由，公正，平等也需要广大公民的积极参与意识。公民意识只有在实践参与中，才能更理性。
（2）当代我国公民教育的内容：一是政治教育。政治教育是公民教育的核心。政治教育是让国民了解自己国家的国体，政体以及时事政治方面的知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社会的转型，使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如经济体制、政治关系、社会管理的变化，这些都要政治手段的调控。政治教育通过意识形态的教育，使公民拥护自己的国家立场，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二是经济教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公民进行经济理论知识的教育，是对公民理财，消费能力的培养，也是对他们经济责任意识的培养。三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包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针对当前社会人们信仰的迷茫，价值观的混乱，也迫切需要提高人们的道德品格，使公民正确地认识道德伦理，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为国家创造一个真善美的氛围。四是环境教育和国际教育。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给公民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个人的发展也离不开自然和社会。公民有责任和义务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环境的和谐。在国际化视野中，公民的全球意识是必然的。
（3）当代我国公民教育实施的途径：首先抓住学校教育的基础教育环境。学校教育可以开设独立的公民教育课程和综合课程，使公民教育知识化，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公民理念。学校师生也可以共同学习和参与公民教育，从而形成广泛地对镜效应。其次营造民主平等的家庭环境。家庭教育是公民教育的强化剂。家庭是公民成长和生活最主要的环境，家庭教育伴随着孩子的一生，要培育合格的公民，就必须持续不断地给孩子输送正确的价值理念，使其更好地成长。公民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更需要时间的检验。家庭教育就具有长期性，符合了这一过程。最后，加强社会教育的文化互动。社会是一个大熔炉，群体的差异必会导致价值观的多元化。在社会上进行公民教育，需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不论是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需要政府的引导和保障。我国大力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就是对文化环境的塑造，加强文化互动，就是对公民教育的传播与践行。总之，公民教育的实施是一个综合体，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积极参与。
3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谈当代我国公民教育的实施
3.1 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是：公民教育是对公民素养的教育，它涵盖的范围更广，它包括有知识素养，智能素养，心理素养，生活素养等。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对教育对象理想信念的教育。它是对教育对象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同时公民教育是一种隐性教育，公民教育悄无声息的向公民传播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把它渗透到生活中。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显性教育，它大张旗鼓地宣传统治阶级的主流价值观，从而增强国民的内聚力。其联系是：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有交叉，它们都强调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3.2 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当代我国的公民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健全合格的公民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公民教育，既可以提高个人的公民意识，培养他们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品格，又可以自觉的抵御外来的文化侵袭。那么，我们通过以下路径来实施公民教育：第一，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利用情感教育和网络技术教育，把公民教育渗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当今世界形势的特征是国际化与全球化，世界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激荡不已，我们要适应国际化，就必须创新教学方法。我们只有注重教育对象的情感，运用情感教育和和先进的网络教育，才能提高教育的时效性。第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公民教育队伍建设。公民教育要得到提升，需要专业的人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公民理念业务水平，可以形成合力，更好地培养公民意识。第三，运用社会舆情，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思想政治教育者一定要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利用社会舆情监督，调动对教育对象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实践中获得公民素养，从而使公民教育顺利实施。
公民教育对于培养个人的公民意识意义重大，把它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更好地加强公民教育的针对性与时效性，实现教育的共振现象。
参考文献
[1] 冯宇红.论公民教育.教育探索，2005（1）.
[2] 高峰.公民·公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2（4）.
[3] 蓝维.公民教育：理论、历史与实践探索，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