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0-06 14:10:0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生态系统理论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自然生态系统中没有人工合成的有机物，有的只是动植物的尸体。这些尸体大多被其他生物消化、分解，剩余的骨架在条件适应时也会风化，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人工生态系统中，由于人类需求的膨胀，生产技术的发展，人类一方面不断地从生态系统中掠夺资源满足自己的贪欲，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制造着成分越来越复杂的垃圾，而这些人工合成垃圾的自然分解时间已超出环境的自净能力。
2现有垃圾处理方式分解能力分析
目前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焚烧、堆肥、填埋和回收利用。焚烧法有占地面积小、减容量大、无害化程度高、热能可回收等优点，但使用焚烧法处理垃圾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垃圾焚烧一般要求垃圾的最低热值3360kJ•kg-1以上，如果热值低，将增加运营成本，不适宜焚烧；二是垃圾焚烧存在环境污染隐患主要是二恶英的排放；三是如果垃圾不分类，不但会浪费可回收垃圾和可堆肥垃圾，也会增加运营成本，降低焚烧法的效率。如果能从源头上分类收集垃圾、剥离出可回收、可堆肥垃圾，提高焚烧垃圾的热值，妥善处理焚烧烟气、使尾气中的二恶英达到排放标准，那么焚烧法将会成为人类处理垃圾的重要技术手段。堆肥是处理有机垃圾最有效，最适宜的技术手段之一。但由于垃圾混装，垃圾堆肥前期分选工作复杂且不彻底，结果是处理成本高，堆肥的质量难以保证。目前堆肥处理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并不理想。资源回收利用是指回收可再生循环的“垃圾”，如纸类、玻璃、金属、塑料等废弃物。许多国家已将资源的回收利用作为补充资源、能源需求的有效途径。填埋由于具有处理费用低、技术成熟等特点，比较常用。填埋的弊端一是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填埋的垃圾会造成地球资源的二次污染（渗滤液和沼气泄漏、汞、铅等有毒重金属污染等），一旦泄漏，造成的污染基本上无法修复的；二是填埋物分解还原为可利用地球资源的时间太长。也就是说，填埋只是将垃圾移动到不可视的范围，难以能做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混装垃圾简单填埋是一种极不负责的鸵鸟式垃圾处理方式。填埋是我国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我国的垃圾填埋处理量大约占垃圾总量的80%。人造垃圾自然状态下的分解还原为地球资源需要的时间长，而且一些垃圾会污染环境。垃圾的混合焚烧，不但热值低，更为致命的是烧毁了大量可直接资源化的垃圾。如果我国每年产生的几百万吨、几亿吨垃圾被直接埋掉或烧掉，造成资源浪费与污染。
3我国政府对垃圾分解能力的重视程度
由于人类制造的生产生活垃圾的成分越来越复杂，量越来越大，它的分解需要人类自己充当分解者，需要人类科学的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专门处理人工生态系统产生的垃圾。目前我国治理环境和保护环境的费用主要依靠国家投资，投资状况可以反映政府对治理环境和保护环境的重视程度。在我国统计年鉴中生活垃圾处理的投资归属于市容环境投资指标来统计，为了研究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情况，本文以中国、北京、上海和广州为基础，收集了地区生产总值、垃圾清运量、固定资产投资、市容环境卫生指标的2000年至2012年的数据，利用公式1从时间维度上研究了环境保护投资与人均GDP、户籍人口、垃圾清运量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性情况。相关性分析结果只是反应各指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单纯的相关系数值不能够准确客观地反应各指标之间应有的客观规律和逻辑关系，需要结合其他指标值来确定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选取了市容环境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指标来分析我国政府对生活垃圾管理的力度和态度。从人类可持续、地球资源循环的可持续角度讲，市容环境卫生投资应该随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垃圾清运量的增加而同步增加。结合相关性分析结果和市容环境投资比重曲线可以看出，我国发展现状反映出市容环境卫生没有与生产总值、垃圾清运量、固定资产投资等社会经济现象及时、同步、协调地发展和进步。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市容环境卫生投资无规律可循，每年投入资金量的大小波动性大，说明投资政策具有随意性，没有科学的规划。全国市容环境比重由于是各城市的平均值，波动性小，但是比值很低，最高竟是2000年得0.256%，最低值为2012念得0.106%。这些现象和数据都说明我国政府不重视生活垃圾处理问题。重视程度不够，现有的法律法规就得不到落实，相关制度的建设及法律的完善也就遥遥无期；重视程度不够，环境保护的资金就得不到落实，研发垃圾分解技术的团队也就会缺乏相应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垃圾的成分将越来越复杂，垃圾产生量也越来越大，如果不重视垃圾处理问题，不重视市容环境投资与垃圾清运量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同步协调发展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将制约和遏制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构建人工生态系统的分解能力是人类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的需要。
4构筑垃圾分解能力的建议
垃圾处理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卫技术问题，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垃圾问题的处理，需要政府以源头减量化、利用资源化和处理无害化为宗旨，构筑垃圾综合治理对策。
4.1制定具有执行力的生活垃圾分装法律条文
垃圾成分不同，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方式不同。混装生活垃圾从根本上否定了各种垃圾处理方式的优势，即增加了垃圾处理成本，也降低了现有垃圾处理技术的处理效率。垃圾分类，一方面减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减轻固体废弃物填埋或者焚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一些企业提供原料，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从垃圾收集的源头上将各类垃圾分门别类的收集，有助于发挥各种垃圾处理方式的优势，提升垃圾的分解率和利用率。现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缺失具有执行力的生活垃圾的分装与统收条文。日本现有8个不同分类的垃圾桶，而我国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网友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标准不明确。我国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生活垃圾的分类体系和违法处罚体系。这些规定应该明确垃圾如何分类、分为哪几类，违反分类原则、随意丢弃垃圾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个部门来执法。这些有执行力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将会强制每个垃圾制造者重视垃圾处理问题，将会调动全民参与生活垃圾的治理问题，从源头上提高垃圾的处理效率。
4.2构建垃圾收费制度
构建垃圾收费制度需要依据“谁污染、谁负责；多排放、多负担”原则，落实该原则有两项工作必须得做，一是建立垃圾计量收费的标准，二是将垃圾收费员工作职业化。垃圾计量收费标准的制定需要考虑垃圾的成分。垃圾的成分不同，处理的成本及收益不同，收费标准也应不同。至少应分为三大类：可回收垃圾、可堆肥垃圾和可焚烧垃圾。收费标准大类下是否需要细化设置，应根据当地情况确定。垃圾收费标准确定后，如何实施收费制度是关键。落实多排放，多负担原则，就得由收费主体自行安排收费员挨家挨户上门收取。而且实行垃圾收费实名制，即每户居民的垃圾得有与其身份对应的号码，这样才能将垃圾分类责任落实到居民个人。即方便执行收费制度，又便于监察和执法。环境保护工作人人有责，垃圾收费员的工作应得到应有的尊重。除隶属于企业的垃圾收费员外，政府部门应该根据需要设置垃圾收费员岗位。我国职业共划分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职业)，但是里面没有垃圾收费员职业。
4.3构建特殊商品垃圾回收押金返还制度
垃圾回收押金返还制度是指某些商品价格中包括商品废弃物回收价格，产品销售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向上层销售渠道先行垫付废弃物回收等值押金，消费者也需要消费商品前先行支付押金，归还该商品废弃物后，可取回押金。最终使这类产品的分解集中化，有助于从源头上实现垃圾处理的资源化、无害化宗旨。如电子类产品、机械类产品、瓶装罐装类等产品，可实行电池以旧换新，电器以旧换新等消费限制。在德国，循环经济最初被称为“垃圾经济”。
4.4以“零垃圾”思想为指导构建生产企业垃圾清运制度
人工生态系统是个开放的系统，需要外部系统不断地输入物质，同时也向系统外输出物质及废弃物，它自身无法独立完成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人工生态系统中的生产生活用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会有大量企业和个人主动生产经营这些产品以满足人类的需求。然而，生产这些产品的过程中一定会衍生出大量的生产废弃物。由于处置这些废弃物收益率低甚至无收益、负收益，生产企业往往外泄这些废弃物，造成污染环境。因此政府需要从垃圾生产全寿命期中的每个环节贯彻“零垃圾”思想和政策，制定相应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条文，形成各生产企业生产产品和包装可循环制度，提升企业的废物再利用率，使企业为了达到检查标准，生产之初就研发生产带来的废弃物变废为宝的环保技术和渠道，使生产企业的垃圾清运问题从垃圾产生的源头上得到治理。
4.5鼓励和引导私人企业从事生活垃圾处理行业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2]乌丙安，李文刚，俞智生，金天一.满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0
[关键词]生态城市 含义 研究状况
一、生态城市的含义
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但其概念迄今仍未达成共识。
1984年,原苏联生态学家扬诺斯基提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式,是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展,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信息得到有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一种理想环境。同年,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认为:生态城市是自然系统合理、经济系统有利、社会系统有效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
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雷吉斯特(Register)提出,生态城市追求人类和自然的健康与活力。他认为生态城市是生态健康的城市,是紧凑、充满活力、节能并与自然和谐共居的聚居地。
欧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人类居住区十项关键原则。杨开忠教授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高度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生产性并有利于人们生存的城市。”
我国学者黄光宇教授等认为生态城市是根据生态学原理,综合研究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而建设的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我国著名学者黄肇义、杨东援在总结国内外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生态经济理论,提出了如下定义: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中分享其公平承载能力份额的可持续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
二、国外生态城市的研究
1820年欧文提出“花园城”的概念,倡导花园城镇运动;1898年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田园城市”的理论,在城市规模、城乡结合、人口密度、绿化带等方面做出系统规划,在其影响下,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一些花园城市。
20世纪以后,以美国芝加哥学者帕克的《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几点建议》(1916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雅典》(1933年)、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世界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2年)、丹尼斯L.米都斯等的《只有一个地球》(1972年)为代表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们对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环境恶化的担忧,这引起人们更加关注保护生态环境,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较早涉入城市生态学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曾组织召开了多次有关该领域的地区和国际学术会议,并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陆续召开一系列生态城市研讨会。
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生态城市研讨会,与会的700多名专家学者就如何根据生态学原则建设城市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并草拟了今后生态城市建设的十条计划。
1992年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举办了第二届国际生态城市学术研讨会。大会就生态城市设计原理、方法、技术和政策进行了深入具体地探讨,并提供了大量研究案例。同年美国在加州的伯克利实施了生态城市计划。
1996年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举行了“第三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会议进一步探讨了“国际生态重建计划”。2000年在巴西国家库里蒂巴举行了“第四届国际生态城市讨论会”。 2002年在中国深圳举行了“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讨论会”。
2003年2月至4月,在中国深圳组织召开了“生态城市发展国际网络讨论会”,此次会议安排了生态城市规划和管理、生态住宅和生态建筑、环城市生态系统工和固体废弃物管理、综合城市水管理、工业生态学问题、人类生态学和生态文明的能力建设等六个会组,在世界范围内征集了更多的论文,有更多的人参与,把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推上空前。
三、国内生态城市的研究
我国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最早萌芽于古代“天人关系”的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城市建设过程中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
近代以来,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我国正式把城市生态环境研究列入国家发展计划,许多学科,如生态学、城市规划学、环境学,才开始从不同领域研究城市生态环境。马世骏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我国生态城市研究奠定了基础,一直指导着我国的生态城市复合系统理论的研究和实践。
1986年以来,我国建立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生态城市示范点,推动了城市建设的转型。1996年颁布的《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要建成若干个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清洁优美、生态良胜循环的示范城市”。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同时十六大报告还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明确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确定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要求不断改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陈晓丽等.城市规划原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4.L).
[2]忙福德,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黄光宇.田园城市、绿心城市、生态城市.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所,1998.
[4]王佳玮.基于生态城市建设的产业绿色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10页.
1.1金融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
目前，对于金融生态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但这一创造性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论渊源。(1)金融发展理论是金融生态理论的根基。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其后，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作为对金融发展理论最初论述的补充。但之前理论侧重于研究发达国家的金融状态，对发展中国家涉足不多。1973年，麦金农(RonaldI．Mckinnon)和肖(Shaw．E)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和阿瑟·威斯(ArthurWiess)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和诠释。(2)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研究方法。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其后，便陆续出现了一批生态经济学的著作，包括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英国学者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法国研究者朱利安·西蒙的《最后的资源》以及莱斯特·R·布朗的《生态经济》等等，都深入地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问题。生态经济学的研究鼓励经济学与生态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倡导用新的方法分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为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方法提供借鉴。(3)自组织系统理论为金融生态系统提供了研究范式。哈耶克(Hayek)认为，“自组织”、“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Systems)或者“自我生成系统”(Self－generatingSystem)之类的概念来自于控制论，意谓系统内部力量的互动创造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或译“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仅出现在复杂程度很高的系统中，这种系统包含大量元素，且各元素之间具有非刚性的随机特性关系，自组织是靠变革系统元素间旧的联系，建立系统元素间新的联系来实现的。可以说，金融生态系统就是这样一种自发秩序，依靠变革内生性因素(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间旧的联系并建立新的联系的螺旋上升的过程来实现自身的不断改善。
1.2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分类
对于金融生态的理解，目前国内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金融生态环境观，一类是金融生态系统观。(1)金融生态环境观从群体生态学角度，强调“生物群落赖以生存的物理环境”或“非生物成分”。代表性学者有:白钦先、周小川、唐旭、曾康霖等。他们认为金融生态等同于金融生态环境。白钦先认为，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社会经济扩大资源基数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组成，而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和效率状态则构成一国经济的金融生态环境。曾康霖认为，从金融本身产生、发展和消亡来看，金融生态实质是金融环境，且金融生态不能等同于金融管理。周小川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机构的内部动作，而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其中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主要构成要素。徐诺金虽然是金融生态系统观的代表性学者，但也曾专门撰文探讨过金融生态环境，并且与周小川一样，认为建设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法律制度才是解决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缺陷的关键。唐旭也将金融生态中的法律问题作为金融领域的关注焦点。当然，金融生态环境并非特指金融法律制度。具体构成要素将在后面详细描述。(2)金融生态系统观侧重“生物群落”或“生物成分”，从而构成具有相对独立秩序结构和要素逻辑条理等特性的、互动式动态平衡金融生态系统。代表性学者有徐诺金、林永军、李扬、位、谢太峰等。他们认为金融生态是一种开放复杂巨系统，包括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将金融生态系统定义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张志元等将城市金融生态系统定义为由金融体系模块和生态环境模块共同组成的综合性动态平衡系统;曾建等探究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金融风险的本质原因，得出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由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另一些学者为金融生态加入了金融生态调节这一构成要素。如徐诺金就认为金融生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金融生态主体(金融机构)、金融生态环境及金融生态调节(即金融监管)。
2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
由于研究视角、理解深度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对于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范畴界定有所差异。
2.1金融生态主体
同为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角度，学者们对金融生态主体的范畴界定也不同。一部分并且是较大一部分学者将金融生态主体局限于金融机构。徐诺金在论文中直接使用金融组织代替金融生态主体;林永军虽没有直接说明，但从其字里行间辨析，对金融主体的阐述也基本上以金融机构为立足点;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对金融生态主体有过定义式的描述，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动机和利益追求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如银行、证券、保险、民间借贷等金融机构和组织。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范围进行了扩充。如李扬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既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些直接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主体，也包括那些以制定政策、确定规范、进行调控和实施监管为职能，从而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同时也直接影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供应之种类、规模、价格、质量、范围等的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买卖双方的角度，位认为金融主体意谓金融活动者，绝非仅限金融机构，而指金融产品交易的买卖双方。因为尽管金融机构或金融组织是金融活动的专业主体，在金融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如果没有众多的金融活动兼职主体，金融活动专业主体的“独脚戏”也拉不开序幕。易宪容等［10］除认为金融主体应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外，还应该包括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不仅涵盖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也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金融咨询评估机构等。
2.2金融生态环境
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所作的演讲中，第一次将影响我国银行业80%的不良资产形成的外部原因统称为金融生态环境，他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市场体系、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进展及银企关系等多方面的外部环境;徐诺金认为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诚信环境、企业制度和行政体制等方面;苏宁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五部分: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协调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制度环境。这些学者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描述，另一些则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其中比较全面的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该报告以城市为基本分析对象，选取9个指标对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法制环境、经济基础、金融部门独立性、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诚信、中介服务和社会保障。该报告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以城市金融资产质量状况(由测评指标测度生成)为产出，以城市金融生态的9个构成维度(由分析性指标体系生成)为投入，构建了一个刻画“金融生态环境边界”的超曲面，进而得出了描述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标(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经济运行的质量、地区金融发展及金融信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建设)，并运用这些指标对中国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分和排名，与周小川、徐诺金和苏宁不同的是，李扬界定的金融生态环境的范围除了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外，还包括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另辟蹊径，以山东省3个城市为例，建立了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他的指标体系分为3个层次，包含经济资本回报率、银行部门贷款平均收益率、加权风险度和法律信用环境等变量，即徐小林所探讨的金融生态环境其实仅限于银行生态。
2.3文献述评
对于金融生态主体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应该突出重点与核心，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这一专业主体，消费者、监管者等众多金融活动的兼职主体都处于与专业主体互动的外部范畴，可一并归入金融生态环境之中。此外，一方面金融市场亦履行着直接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职责，另一方面，从指标选取的角度，作为金融机构的活动平台，金融市场的规模是反映金融生态主体状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对于金融生态主体内涵与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动机和利益追求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两部分。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即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除了学者们广泛探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态环境，还包括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以及金融决策和监管部门，它们是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的专属。
3结论性评价
关键词：网络战略管理战略网络
一、战略网络研究沿革
20世纪80年代以前，市场环境相对稳定、资源稀缺，而且企业网络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价格控制和市场的份额上，网络参与者将网络视为一种投机选择，协调成本高和机会主义多，因而网络被许多学者认为有负面影响和缺乏效率，长期以来其优势没有得到理论界和实业界的认真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知识、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组织网络化日益凸现，而且网络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成效。例如，日本的企业之所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国际化经营效果显著，就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并非以单个原子状态来活动，而是以一群合作企业或组织构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知识共享、共同发展，形成了世界级的核心能力。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企业网络及其关系管理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相继出现了组织生态系统(OrganizationEcosystem)、组织网络化(OrganizationalNetworking)、网络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组织域(OrganizationField)、企业集群(EnterpriseCluster)、伙伴关系(Partnering)、关系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拓展企业(ExpandedEnterprise)、合作竞争(Co—petition)、组织间竞争优势(Inter—organizationalCompetitiveAdvantage)、关系能力(RelationalCapability)、关系资源(RelationResource)、网络资源(NetworkResource)、联盟网络(AllianceNetworks)、战略网络(StrategicNetworks)、战略区域(StrategicBlocks)、公司间信任(Inter—firmTrust)、供应商网络(SuppliersNetwork)等新概念，有学者和先行的厂商已认识到企业隐含的、不可模仿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其成功的合作伙伴——供应商、顾客、互补者和联盟伙伴，是“创新关键来源”、“组织学习的关键来源”、“学习和能力的关键来源”。R·Gualti等人将这些具有持久性的、对进入其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组织之间的节点构成的网络统称为战略网络，这些节点包括了战略联盟、合资、长期的买卖伙伴等。于是，战略网络研究就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新热点。
就战略管理学者对战略网络研究历程看，首先提出战略网络概念的是J．C·Jarillo。他于1988年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题为“战略网络”的论文，可谓是战略网络理论的经典之作。该文从战略的高度阐述了战略网络的内涵，认为战略网络是一种关系网络，获取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和知识的关键渠道，是“企业竞争优势之源”，而不仅仅是一种组织模式，使之有别于一般意义的网络组织。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战略网络理论研究的开始。随后，战略管理研究者开始对企业之间和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兴趣，1992年N．Nohria等编写出版的论文集《网络与组织：结构、形式和行为》，汇集了社会网络理论、组织理论、战略理论、经济理论研究者对战略网络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战略网络研究的奠基者J．C．Jarillo通过进一步研究和实证考察，于1993年出版其专著《战略网络》，标志着战略网络理论基本形成。1999年F．J．Richter出版了其专著《战略网络——日本企业间合作的艺术》，该书以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为例，研究了战略网络的理论基础、战略网络形成动因、战略网络的管理与进化，进一步丰富了战略网络理论，促进战略网络理论走向实践。2000年《战略管理杂志》出版“战略网络’论文专集，介绍了当前有关战略网络理论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强调这一理论要整合和系统化，使之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有效地指导企业在网络竞争环境下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这标志着战略网络研究进入了一个系统研究阶段。
二、战略网络研究主要学派
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目前战略管理的学者们都只能以不同的理论为基础，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战略网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战略网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作者综合有关文献，将现有战略网络研究主要分为五大学派。
1．以R．Gulati为代表的结合新经济社会学来研究企业战略网络的理论，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派。R．Gulati的主要代表作有《战略网络》、《联盟与网络》、《网络位置与学习：网络资源和公司能力对联盟形成的影响》。
他的主要观点是：(1)规范了战略网络的定义，界定了战略网络的研究范围，明确将对企业有战略意义的战略联盟、合资、长期的买卖伙伴和一群相似的节点都归集为战略网络，强调它是嵌入于企业之中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2)用社会网络理论的“嵌人性”和“结构洞”原理，证明了战略网络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说明战略网络及其管理能力是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是战略网络参与者在参与网络后所获得的独特资源，具有独特性，难以模仿性，是一种核心能力。(3)强调战略网络是一个公司接近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的关键渠道，能够取得学习、规模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战略网络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和竞争优势。(4)嵌入于战略网络之中的网络关系，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既有机会又有约束的资源。因为“网络也意味企业被锁定在非生产关系里或排除了与其他可行的组织结成伙伴的机会”。(5)提出要整合战略网络于企业战略研究之中，并提出可从产业结构、产业内分析、企业能力、交易成本和转换成本、网络进化和企业收益来与现有的战略研究相结合。
该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如何整合战略网络于战略研究中，没有提出具体的理论框架，缺乏技术方法研究，难于对企业的实践有实际指导作用。
2．以J．C．Jarillo为代表的用组织理论来研究战略网络，我们称之为组织学派。其主要代表作为《战略网络》、《战略网络——创造无边界的组织》(专著)。
他的主要观点有：(1)最早捉出战略网络的概念，认为战略网络是一种长期的、有目的的组织安排，其目的在于通过战略网络使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2)提出了用商业系统思想来研究企业经营活动。他认为，实现产品／服务有效地传送到顾客手中，整个过程的所有活动要合作，如何选择组织合作方式的中心问题，就是要保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3)提出了组织商业系统活动方式的评价标准，是最大化组织效率与灵活性，并通过比较层级制、市场和战略网络三种组织方式，说明战略网络是网络经济时代最佳组织模式。(4)初步形成了战略网络的基本理论，有利于指导企业进行战略网络管理，包括网络选择的时机和信任机制的建立，利用交易成本理论说明何时建立网络为好，利用博弈理论提出了加强组织间信任的机制。
其主要不足是：没有考虑网络关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对网络及其效率的影响，没有分析战略网络的成因、特征等基本问题，没有对战略网络中组织间学习过程和网络进化过程展开研究。
3．以P．J．Richter为代表的文化学派。他根据自身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担任国际跨国公司代表、与这些国家的企业有长期交往的经历，发表了多篇有关东亚企业成长的论文，并于2000年出版了其专著《战略网络——日本企业间合作的艺术》。该书以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为例，研究了战略网络的理论基础、战略网络形成动因、战略网络的管理与进化，进一步丰富了战略网络理论和促进战略网络在实践中的应用。
Richter的主要观点有：(1)日本经济及其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其企业的战略网络管理水平高，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网络组织不同，它注重知识、能力资源的共享。(2)突出文化在战略网络形成和进化中的作用。强调由于日本企业受传统文化影响，容易形成战略网络的网络文化，包括高度忠诚、相互信任、自然尊重和统一价值观等。(3)运用企业系统理论、成长理论和博弈论来系统研究战略网络的动因，为战略网络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4)重点分析了战略网络企业间的网络学习过程，说明战略网络在知识管理和能力培养中的特殊意义。(5)论述了企业后勤合作、技术合作和全球化合作中的战略网络管理问题，为战略网络走向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6)强调了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在战略网络中的重要性。
由于Richter仅从文化视角研究战略网络，没有将战略网络管理整合于战略研究之中，由于文化研究难于定量化，造成缺乏对战略网络进行定量研究，也缺乏对战略网络管理对策研究。
4．以波特(Porter)为代表的用企业集群理论来研究区域合作网络。由于企业集群理论起源于区域经济研究，故我们将此学派称为区域经济学派。企业集群是指在一特定区域内的一群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各种组织(包括学校、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客户等)，为了获取新的和互补的技术、从联盟中获益、加快学习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分担风险而结成的网络。因此，我们认为，企业集群是战略网络的一种，集群研究也属于战略网络研究范畴。波特有关集群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国家竞争》、《亚当·斯密：区位、集群和竞争的“新”竞争微观经济学》、《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和《产业集群与竞争：企业、政府和机构新议题》，其集群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各国典型区域的企业集群(如硅谷和波士顿的高新产业区、意大利的皮革制造企业集群等)的实务观察和研究所得，他认为“所有进步的经济体中，都可明显存在着企业集群，企业集群的形成，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波特的主要观点包括：(1)集群是位于某个地方、在特定领域内获得异质的竞争优势的重要集合，地理位置是一个竞争优势。(2)企业集群是一个开放体系，具有外部效应，同一地区内的公司或机构之间相互联系、共享知识，企业集群是一种“新竞争”和“新经济”。(3)企业集群是由地理位置所处的社会、文化、政策等条件形成的，具有历史依赖性。(4)集群是空间布局上的新组织形式，“代表一种合作与竞争的组合”，是一种合作竞争思想，是一种群体思维的战略思想(突破单个实体的狭隘思想)。(5)分析了企业集群的成因、特征和网络关系，揭示了企业集群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丰富了战略网络研究的内容。
其主要缺点：过分强调地理位置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重要性，认为在网络经济时代“地点仍是竞争的根本”，产业选择首要问题是区位：过分强调政府产业政策对集群管理的作用，忽略了企业本身在关系网络管理中的能动作用，利用集群理论侧重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研究，而非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战略研究之中。
5．以J．M．Moor为代表的从生态观的视角来研究战略网络，我们称之为商业生态学派。Moor提出的企业商业系统包括了供应商、主要生产者、竞争对手、顾客、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行政管理部门、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我们认为，各个成员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依赖、共同进化所形成的交错复杂的关系网络，从本质上看也是一种战略网络，有关商业生态系统研究也应属于战略网络研究领域。Moor的代表作，是其1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和战略》。他认为，网络经济世界的运行并不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像生态系统那样，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存在“共同进化”关系。在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彼此间应该合作，努力营造与维护一个共生的商业生态系统。因此，他强调必须有“新的语言、新的战略逻辑和新的实施方法”，用全新的理论——商业生态学来全面阐述了商业生态系统的企业战略。
Moor的主要观点包括：(1)用生态系统的观念来透视整个商业经营活动和研究战略，拓宽了战略网络研究的视野。他认为，企业是其所处商业生态系统的成员之一，这个系统决定了企业的战略行为和战略价值，这个系统绩效直接影响到企业绩效。(2)按照自相似、自组织、自学习与动态进化的原则来设计网状结构组织和商业生态系统(即战略网络)，通过共创愿景、系统思考、网络学习、共享知识、协同作用，使企业在创造未来中实现可持续发展。(3)建立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学习、共同进化的企业生态系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前提。企业的绩效主要取决于其在这个系统中的合作效率和网络关系管理能力的水平。(4)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成员间相互合作演化过程，包括了开拓、发展、权威、重振或死亡，企业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不断进化、异化和蜕变。(5)强调了企业与环境的相互渗透，企业的边界模糊。企业的战略行为受其所在的系统制约，企业的战略制定、实施和评价都依赖于整个系统。
其主要缺点是：过分强调系统选择企业的作用，忽略了企业本身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忽略了企业核心能力对其战略行为的决定作用和对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影响，仅强调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中各成员的合作，忽视了成员之间的合作是一个博弈过程，有合作也有竞争，并认为合作有周期性，无法持久。
综观战略网络研究各个学派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当前有关战略网络研究有以下的特点：(1)应用一种理论从某个侧面研究的多，而综合各种理论从系统观角度研究的少。(2)偏重于战略网络形成和企业战略网络案例分析的多，而对嵌入于战略网络的关系分析与战略网络结构分析的少。(3)侧重于战略网络的静态研究多，企业战略网络管理的动态研究少，更缺乏对深层次的网络管理问题和网络进化问题的研究。(4)在技术方法研究上，以定性为主，缺乏定量的具有动态性的技术方法，更缺乏有关动态战略分析方法、网络信息管理支撑技术方法和工具的研究。正因如此，战略网络研究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对企业战略管理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可操作的基本战略理论及其技术与方法，使之未能广泛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之中。
三、战略网络研究趋势和主要方向
从上分析，我们认为，现代战略网络研究发展趋势是：(1)战略网络研究系统化。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既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的内容，又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未来的研究必须整合多个学科的理论来系统研究战略网络，才能对战略网络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2)战略网络研究动态化。战略网络的基本特征就是动态变化和不断进化，只有引入社会网络技术、系统动力学、进化博弈、离散仿真的技术等分析方法来分析战略网络的互动性和动态性，才能真正揭示战略网络的演化规律。(3)战略网络研究定量化。由于战略网络涉及的组织多、相互的关系复杂，未来的研究必须采用社会调查统计方法收集大量的数据，利用现代数学统计方法分析网络和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才有保证战略网络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结合战略网络研究发展趋势分析，我们认为，今后战略网络研究的主要方向：
1．用系统观进行战略网络理论框架研究。综合应用现代企业战略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协同商务理论、企业能力理论、系统理论和博弈论等，从系统观的角度，构建战略网络理论框架。它包括战略网络的结构、功能和特征，战略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核心能力和企业动态关系网络分析，战略网络的目标与选择，战略网络的动态管理，战略网络绩效评价与网络进化。
2．战略网络中的组织间动态关系分析与技术方法研究。要运用系统动力学、社会网络技术方法和离散系统仿真技术，进行组织间动态关系网络分析与仿真模型优化，明确对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提升和发挥不同作用网络节点之间的动态关系，保证战略网络的优化。
3．战略网络动态管理过程研究，要促进战略网络研究成果用于实践和可操作性，这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它包括：(1)利用组织学习理论和企业网络理论，建立起有效的网络学习机制：运用博弈理论分析网络学习中的博弈均衡问题，制定出企业在网络学习中的最优策略。(2)运用委托—理论，建立长期网络信任机制，保证网络知识有效转换、整合与创新。(3)运用协同商务的原理和技术、数据库技术、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等，开发和实现基于协同商务观的企业战略网络信息管理系统，保证网络内部信息、知识的快速交流、处理和共享。
4．战略网络进化研究，体现动态性和共生性的特点。要以进化博弈理论为基础，结合进化理论和遗传基因理论，揭示战略网络进化规律，针对有限理者所组成的大群体中多次博弈背景下的进化力量，建立战略网络动态进化模型来描述其进化过程，研究网络行为的稳定性问题。
关键词：知识流动 生态系统 实践基地 MPAcc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正处于调整和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对高级应用型会计人才的需求愈发强烈。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简称MPAcc）所具有的职业性、复合性和应用性的特征逐渐被实务界所认同，其社会吸引力不断增加，这为MPAcc教育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教育部及相关部门于2013年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等文件，前者指出“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后者将“加强实践基地建设”作为第五条单独列出，强调了“培养单位应积极联合相关行（企）业，建立稳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由此可见，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元一体的实践基地对MPAcc教育的健全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9年教育部全面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至今，关于MPAcc教育的研究愈加趋向于多元化、案例化发展，实践基地的建设开始引起培养单位的高度重视。谭旭红、章金霞等在分析了MPAcc“双轨制”培养模式在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区域经济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王琳、范傲杨就具体的实纲制定、实习过程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方案。
生态学以科学系统、动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生态系统作为该学科的成熟理论已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有所应用。颜维花、张立新等分别基于虚拟学习社区对远程学习生态系统进行了结构、功能的设计和功能运作等方面的研究。虽然MPAcc实践基地模式建设相关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理论界和培养单位的广泛重视，但其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较少，且多把实践基地与培养单位等相关组织割裂开来，缺乏从系统角度的研究，而生态系统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与高校相关的知识生态系统和学习生态系统可以为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和借鉴意义。
二、MPAcc实践基地建设与生态系统的契合性
MPAcc教育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的专业人才为目标，由于全日制MPAcc学生普遍缺乏会计实务方面的实践经验，因而培养单位与实践基地的跨组织协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鉴于在会计专业的应用领域，高校的MPAcc实习实践活动的开展多以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为主要载体，而高校和事务所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组织，在知识的获取、转移、共享和创新方面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与以生物、环境间能量流动为基础的生态系统理论类似，基于高校、事务所等组织主体和学生、校内外导师等个体主体间存在的知识流动，高校与实践基地之间实质上构成了跨组织协同的生态系统，高校和事务所内部的知识获取、选择、整合和创新以及知识在不同主体间转移、共享和扩散形成的链状过程组成了不同的知识链。知识链与由知识链增加和交错形成的知识网络作为知识流动在生态系统内实现的渠道，在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交叉穿行，形成知识闭环的迭代演化。同时，各知识主体之间由于角色定位的不同和专业性知识与应用性知识互补性的存在，产生了知识的需求与供给，形成了知识势能的高低，知识势能的不同进而引起了知识在实践基地各知识主体之间不断循环流动，呈现出与自然生态系统中营养位级间能量流动相似的非线性与交叉性特征。此外，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各主体由于目标趋同性形成的协同创新模式，以及绩效评价和质量保障体系等相关制度的建立，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维持生态平衡的机制相类似，二者的实质均为实现自身的和谐与发展不断动态演化的系统工程。
三、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构建
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以下简称“实践基地生态系统”）实质上是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多主体、多要素整合而成的动态体系，其关键是形成以MPAcc学生（以下简称“学生”）、授课教师、校内导师、校外导师等为核心知识主体，学校、培养单位、实践基地协同支持的知识获取、外化、融合、内化和反馈为核心过程要素的多元知识主体跨组织协同创新的生态模式，通过知识主体间的知识流动，产生知识叠加的非线性效用，从而使知识主体的知识螺旋化增值发展。
（一）MPAcc培养过程中知识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类似，知识流是整个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运作基础，是整个系统功能的重要主体和实现系统间交流的载体。按照知识的不同表现形式，可将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野中郁次郎提出的知识呈螺旋状在知识主体之间流动的SECI模型现今被普遍认可，它包括知识的群化、外化、组合和内化四个阶段，分别对应的是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以及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知识主体可以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而每个知识主体往往具有多重身份，随生态链节点的演化而变化。
1.生产者。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是知识的输出者，可以是授课教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也可以是学生自己，主要负责知识流动的产生、组织、维护以及完善。知识生产的过程主要是将高校和事务所的教师或学生以及团队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这些显性知识以演示文稿、实务应用、论文报告等具体形式表现，可以提升学生自身专业知识水平和实务应用能力，也存在促进事务所发展的潜力。
2.消费者。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消费者直接或间接利用生产者生产的知识，获取优质资源，以学生为主体的资源获取主要以专业知识储备和职业素养的提升为表现。同时，以事务所为代表的实践基地也可作为消费者，MPAcc学生在教育阶段所学习的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的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事务所提供财务服务。
3.分解者。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分解者根据所获得的显性知识，通过知识的内化和融合来实现知识优化，并将新知识外化，传授或共享给其他知识主体。扮演这一角色的主要是学生，也包括培养单位、实践基地等知识主体。
（二）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构建。在生态学中，能量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动力源泉，也是整个生态系统保持平衡发展的前提。在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即是知识流动，包括知识主体对于知识从吸纳到最终反馈的全过程。在高校与实践基地跨组织协同的背景下，生态系统中的知识流动主要由学生、授课教师、校内外导师等知识主体构成，知识流动既可以在校内、校外单独组合为知识流动的子系统，又可以通过跨组织的知识流动组成新的循环。根据生态系统定义与实践基地的系统本质，本文建立了一个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模型，如图1所示。
由于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带来的知识流动演化，该模型将知识共享、知识增值和知识优势产生纳入同一体系，揭示了MPAcc实践基地的生态系统特性。
（三）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运行。多主体下的知识主体间的知识流动包括个体g知识流动和组织间知识流动两大类，其中个体间知识流动主要产生于学生和学生、学生和授课教师、学生和校内导师、学生和校外导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以及学生和校内导师、校外导师三者之间；组织间的知识流动主要发生在学校研究生处和学院、学院和实践基地、各实践基地之间，如下页图2所示。
在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知识流动涉及不同利益目标的知识主体，是一种跨组织的知识流动体系。各主体利益具体目标虽不尽相同，但在对提高MPAcc培养质量方面的目标趋同性使合作的信任机制得以达成。跨组织协同的实践基地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特性，在组织和个体以及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可以通过系统内部的非线性特征，推进系统由知识耗散的无序状态向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有序化可持续发展。基于SECI模型可知，知识在知识主体呈现螺旋式流动跃升，结合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发展现况，借鉴涂振洲、顾新提出的知识流动视角下的协同创新阶段演化三阶模型，本文进一步将系统中的知识演化划分为知识共享系统、知识增值系统和知识优势形成三个递进阶段。
1.知识共享系统。知识共享是基于学生和实践基地之间知识扩散和转移的过程，它在知识资源和知识增值系统中起到桥梁作用，强调知识主体对系统的参与度和支持度。从知识共享系统面对的知识个体和系统运作过程看，主要包括学生与基地、基地与基地，以及学生与学生间知识共享的过程。学生将从学校和实践基地学习到的知识资源进行汇集和整理，在实习过程中以面对面的形式实现与其他学生及实践基地之间的知识共享。由于实践基地的集群化，不同的事务所或企业等也可以通过资源共享等方式协同学习，实现知识资源的整合与优化。
2.知识增值系统。知识主体在交流与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和吸纳新知识，将其分解内化成个人知识纳入个人知识体系，转化为个人隐性知识。经过个人的加工处理，得出新的知识体系，实现知识的融合。之后，知识主体将新知识外化为能够被其他知识主体接受的知识，即显性知识，并将其通过反馈体制进行优化，这样知识主体就完成了一次知识流动。在知识流动的过程中，各知识主体通过组织与自身展开知识的内化和外化，不断地完成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循环往复的转化过程，如图3所示。
本文将以学生这一知识主体为例来说明知识流动的运作体制。（1）知识群化。在以学生为本的培养模式下，知识环境的建立有利于提升知识主体的自我认知度，拓宽其思维模式，在保证获取从校内授课教师和校内导师传授的会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避免传统课堂教学中学生缺乏人际交流、被动学习的窘境。此外，实践基地实行了动态积分制，即按学生的实习时间进行动态积分，最大程度地将学生的自主性和事务所的不定期需求相匹配。（2）知识外化。在实践基地的知识循环中，会计师事务所的实务环境会促使学生在专业方向相关的工作中获得对职业的认同感，提升归属感与成就感。在学生参与审计项目或者咨询服务的过程中，通过与校外导师以及其他组员的交流、互动和学习，以及对自身工作中问题的处理，会使其主动运用自身所学习的会计专业知识，将自己的隐性知识外化，实现知识的转移和共享，也可从别人的知识转移和共享中获得新的提高，从而实现知识主体间知识流动的持续运转。（3）知识组合。学生在会计师事务所内将会面临大量的人际交流和部门沟通，在此期间知识共享与转移不断发生，它不仅要将会计理论知识与会计或审计实务结合，还要接触和吸收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专业前沿发展信息、业务信息等多渠道来源的多种类知识。为适应知识流动下的学习和工作环境，知识的归纳整理和融会贯通将成为学生自我提升、适应实践需求的必由之路。这也构成了学生对所学习的专业性和应用性会计知识的整理融合，为显性知识的内化奠定了基础。（4）知识内化。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建立后，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到事务所审计或咨询项目的全过程。当知识主体的主动性得到激发，将导致其主体定位发生转变，由消费者向生产者或分解者转化，以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价值实现的激励可以促使学生不断优化自身知识结构，实现知识的内化和固化。在知识的不断内化中，个人效用也得到不断提升，且多个体知识能力提升也会带来组织知识能力的升华。同时，组织的知识内化也会促使知识环境的升级，进一步推动组织内个体向更高自我价值实现的持续发展。
3.知识优势形成。知识优势同竞争优势一样，本质上是价值的创造。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对知识主体而言，知识优势的形成主要针对学生、培养单位和实践基地三方，其表现形式主要为三方协同目标的实现。对学生而言，通过知识共享和增值实现在会计专业知识和财务业务应用能力以及个人职业素养的提高，在面向就业时这种综合能力将以竞争优势表现出来。对培养单位来说，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会对招生生源优化和提升培养单位MPAcc教育的口碑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形成知识优势。同样地，实践基地一方面可以将熟悉自身业务流程的人才直接引入企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与高校的合作扩大自身影响力，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企业声誉，为企业创造价值。
四、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功能
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同自然生态系统类似，包括以知识流动、价值流动和物质流动为主要内容的三大基本功能，通过系统内多种知识流动循环的网络结构完成个体和组织对知识吸收和应用的任务，为知识的共享、增值和知识优势的形成提供必需的环境基础和制度保障。
（一）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知识流动是指在时间与空间内，知识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内的变化状态。具体而言，知识流动的特性包括动态交叉性、协同性和自组织性三个方面。
1.知识流动的动态交叉性。知识流动不仅存在于知识个体内部，也存在于由知识个体组成的知识组织内部以及知识组织之间。一方面，基于SECI理论，在知识流动过程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动态交叉转化构成了知识群化、外化、融合和内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知识主体在知识流动中的不同定位和定位转化，会导致知识流动随着知识主体定位变化而发生变化。以学生为例，其不仅是校内专业性知识和基地内应用性知识的接受者，同时也作为基地内知识共享和扩散的提供者，呈现显著的角色交叉性。此外，伴随反馈体制和评价体制的监管强化以及个体知识内化、外化的程度动态交叉变化，也将带动整个知识流动呈动态交叉特征。
2.知识流动的协同性。知识流动只有在知识提供者与知识接受者双方具有一致目标时才能实现，而且双方还需要长期的合作关系来维持知识流动的可持m性。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知识流动本质上是学生、授课教师、校内导师和实践基地的校外导师各自拥有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换和提升过程，三者存在目标的一致性。首先，学生需要专业化的会计前沿知识和应用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根据教育部提出的对加强专业硕士质量保障的要求，培养单位在提高学生教育质量和扩大品牌影响力方面也有所需求。最后，企业在扩充人才储备和增强企业影响力方面也存在对以实践基地为纽带的校企合作需要。由此形成的三位一体的目标促使知识流动循环视角下的合作关系得以建立与稳固。
3.知识流动的自组织性。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知识流动同样由组织能力形成的核心监控调节机制来实现，包括监督体制和绩效评价机制。例如，根据学生能力按阶段划分实习内容，使之与个人培养计划相辅相成，避免因能力不匹配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知识流阻塞。另外，以实践基地为学生实习评价的主体，可以通过专业角度分析学生的综合表现，规避学生自评产生的可信性不足等风险，并且通过显性反馈和学院共同分析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方法，快速反应、动态调节，不断完善实践基地的知识流动体系。
（二）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的价值流动。价值流动是维系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各系统、各主体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纽带，其本质是个体价值的实现。价值链理论最早由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中提出，与企业的价值创造类似，知识优势的最终形成也是通过一系列相关联又不相同的活动组成，这些活动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的价值链。具体而言，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知识的价值是知识主体对系统运行所产生的符合各自利益的期望，价值流则是指将各知识主体的期望实现的一系列过程。在生态系统内部，知识共享系统属于支持性的价值活动，而知识增值属于初级的价值创造活动，最终知识优势的形成是高级的价值创造，也是个体价值的最终实现。知识资源是价值活动的基础，基于知识资源在各主体间的非线性流动，价值流也呈多维网络状，由此构建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价值模型如图4所示。
（三）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动指通过对制度的制定，实现知识的反馈循环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包括学生进入实践基地的学习安排制度、实践基地自身的管理制度、实践基地对学生表现的反馈制度，以及实践基地对学生的奖惩制度。制度可以为系统内个体行为提供保障，进而保证了知识流动在各个主体间的流通，还构成了对知识流动的效率和水平的影响。物质流动同时也是对价值流动的反映，例如绩效评价会将个体价值的实现程度量化。首先，学生的实习制度采用以人本论出发的动态积分制，在保障实习时间的基础上，使学生对实习时间的选择更加自由，可以根据个人的培养计划动态调整。其次，实践基地反馈制是由基地对学生做出实习期间的评价，此举更具有客观性、专业性和准确性，规避了学生造假等可信性风险。最后，依托信息化的发展和人机交互等手段，在评价制度方面，可以通过建立绩效棱柱评价模型等，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建立全面的质量保障体系，实现科学管理，保证知识流动的良性循环，实现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资源优化。
五、结语
在当前我国不断深化研究生教育，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模式改革的背景下，实践基地建设阶段对实现专业型与应用型并重的MPAcc人才培养机制和质量保障体系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MPAcc培养院校与企业合作建立的实践基地实质上是跨组织协同的各知识主体间由于知识势能不同产生的知识流动循环网络。本文通过分析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与实践基地中知识流动的相似性，在回顾MPAcc实践基地和生态系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指出了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各项特征与主体角色定位。从知识流动视角结合系统的自组织性提出了系统中由知识共享、知识增值和知识优势形成组成的息息相关、紧密衔接和动态发展的三个演化阶段，并对各阶段内知识活动和系统运行进行了解释。在深入分析知识流动系统演化的基础上，本文对生态系统中的价值流动和物质流动均进行了剖析以全面阐释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功能，以期对MPAcc实践基地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理念。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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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灰色预测
［中图分类号］F2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187-04
工业革命推动着人类经济社会呈现出惊人的发展速度,但它是以过度破坏生态环境和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代价的,造成了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威胁人类的生存,从而人类开始关注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模型作为一种衡量人类对自然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以其理论思想的新颖性、概念的形象性、可操作性、全球可比性等优点很快得到广泛关注。
1 生态足迹的基本假设及其计算方法
“生态足迹”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E.Rees教授于1992年提出,后来由其学生M.Wackernagel于1996年完善。生态足迹定义为：任何已知人口(个人、社区、城市、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生产相应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消纳所产生的废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它代表了既定技术条件和消费水平下特定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规模和持续生存对环境提出的需求。
1.1 生态足迹的基本假设
生态足迹理论基于六个基本假设:①人类维持生存必须消耗自然界提供的各种资源,跟踪人类社会消费的大部分资源和产生的废弃物是可能的；②大部分资源消费量和废物流量可折算为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③各类可用生物生产能力不同的土地,可以折算成标准公顷――全球公顷；④各种土地利用都是排他性的,因而总需求可通过加总各种资源利用与废物吸收的面积得到；⑤总的人类活动占用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与自然提供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可直接对比；⑥生态足迹可以超越生物承载力。
根据生产力大小,地球表面的生态生产性土地分六大类：耕地、草地、林地、能源用地、建设用地和水域。生态承载力(Biological Capacity,BC)指一个地区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总和(包括陆地和水域),又叫生态容量。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之差就是生态赤字或盈余(Ecological Deficit/Remainder,ED/ER)。
1.2 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
传统的生态足迹计算方法分为综合法和成分法。综合法最初由Wackernagel提出,经Wackernagel、Monfreda等改进,日趋完善。综合法以各类物资的宏观统计量为基础,通常用于全球、国家和区域层级的生态足迹计算。成分法最早由Simmons提出,Barrett、Wright等进行了改进。成分法则以构成消费成分的单体测量为基础，计算研究对象的物资消费量和生态足迹,适合于小单元对象的生态足迹计算,如城镇、村庄、公司、学校、个人或单项活动等,计算方法实质上与综合法一致。基本计算步骤如下图所示。
生态足迹模型计算流程简图
(1)追踪资源消费和废物吸纳
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消费(包括直接的家庭消费、间接消费、最终使家庭受益的商业和政府消费、服务等)和污染消纳(包括水、气、声、固废、辐射等污染的消纳)被分别归结为各种资源的消耗。然后,将资源消耗量按照区域的生态生产能力分别折算成六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Ai,计算公式为:
(3)计算产量因子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生产力存在差异,实际面积不能直接对比,需要乘以产量因子yj进行调整。
yj=一个国家(或地区)第j类土地平均产量世界同类土地平均产量(4)
(4)确定生物承载力确定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的实际面积,分别乘以均衡因子,得出该区域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再乘以产量因子,加总就得出该区域带有世界平均产量的总生物承载力。考虑到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能源,故传统生物承载力计算方法将化石能源用地生物承载力视为0。
式(5)中,j为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bc为人均生物承载力(gha/cap),aj为第j类实际土地面积(hm2),yi为产量因子。
(5)计算生态盈余/赤字
ed(er)=bc-ef(6)
式(6)中,ed为区域人均生态赤字(gha/cap),er为区域人均生态盈余(gha/cap),bc为区域人均生物承载力(gha/cap),ef为区域人均生态足迹(gha/cap)。差值为正值,则为生态盈余,表明该地区的人类负荷处于本地区所提供的可控生态容量之内,处于生态可持续状态；差值为负值,则为生态赤字,表明该地区的人类负荷大于本地区所提供的生态容量,处于生态不可持续状态。
2 生态足迹方法的优缺点
生态足迹理论的出现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取得成绩和进展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的优缺点如下。
2.1 生态足迹方法的优点
(1)概念形象，内涵丰富
将生态足迹的现实需求与自然能够提供的生态服务的实际供给两方面进行定量比较,能反映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技术条件下,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与当时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差距,形象地反映人类对地球的影响,理论思想角度新颖,包含了可持续性的机制内涵。
(2)实现了对生态目标的定量测定
生态足迹模型首次基于“全球平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这一简单、直观的公用单位来实现对各种自然资本的统一描述,通过引入均衡因子、产量因子,使得特定人口不同尺度区域的各类土地面积可加、可比。
(3)可操作性强
资料的获得相对容易，计算方法的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使得生态足迹分析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可以计算个人、家庭、城市、地区、国家乃至全球这些不同对象的生态足迹,对它们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对比分析。
2.2 生态足迹方法的缺点
(1)忽视了土地功能的多样性
土地功能的“空间互斥性”假设对各类土地功能单一化的处理使土地的功能多样性和一定程度的功能替代被完全忽略。例如,对CO2的吸收只考虑了林地,而忽略了所有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均吸收CO2等温室气体。同样,在计算林地生物承载力时,只是基于其木材产出功能。但林地还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持大气水分循环、防止土壤流失等诸多生态功能。
(2)生态偏向性
生态足迹分析法强调的是人类发展对环境系统的影响及其可持续性,而不关心经济、社会、技术方面的可持续性,并不考虑人类对现有消费模式的满意程度,具有生态偏向性。
(3)计算结果偏小
生态足迹分析没有把自然系统提供资源、消纳废弃物的功能描述完全,没有包括生物圈所遭受的生态影响,几乎忽略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质的影响,忽视了地下资源和水资源的估算,排斥了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的替代性,计算结果可能低估了人类实际所耗用的生态系统的服务。
(4)静态性、瞬时性
生态足迹指标是一种基于现状静态数据的分析方法,其计算结果不能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能反映人类活动的方式、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其所得结论具有瞬时性,警示教育功能有余而决策咨询作用不足。据测算,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是最具可持续性的国家,这一结论也只是瞬时性的,中国与印度都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3个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都不高,经济都处于发展中,人口的增长、生活生产消费水平的提高都会导致这种“可持续性”的缺失；同时,技术进步、对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等反过来也可能会加强此“可持续性”。
(5)一些研究结果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所阐述的基本原则不相符
很多学者将生态足迹用于国家或区域层次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常常会出现地区越不发达、人们生活水平越低,可持续性越强的情况。而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贫穷是最大的不可持续,可持续发展首要的是发展。
3 预测生态足迹的方法之灰色预测
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明显的层次复杂性、结构关系的模糊性、动态变化的随机性、指标数据的不完全和不确定性。影响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国家政策、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人们的消费习惯与消费心理等。在数据样本量小的情况下,用一般的预测方法不可能真正得到所研究事物的概率特性或隶属特性,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一个恰当的系统数学模型,如果系统数学模型不正确,则基于模型的一切研究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由于技术方法、人为因素、自然环境变化等造成各种数据误差、短缺甚至虚假现象,亦即灰色性,反映的数据很少。
灰色系统理论是中国学者邓聚龙教授1982年3月首先提出的。经过在多个领域中的使用,证实了灰色理论模型的精确度,且使用简便,既可用于软科学,如社会、经济等方面,又可用于硬科学。由于生态足迹的变化受到自然、社会、经济、政策、法律等多因素的影响,且这些因素既有已知信息,又有未知信息。因此,为提高预测结果精度及可靠性、本文采用GM(1,1)模型进行了预测,从而为动态测度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变化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同时也拓展了GM(1,1)模型的应用领域。
3.1 灰色GM(1,1)预测模型的构建
灰色系统模型是模糊数学派生的一种决策预测方法,把预测对象作为灰色系统来处理,是用已知的完全明确的白色信息,将一些灰色信息白色化,可用于社会经济活动决策和预测。该方法是经济预测中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具有建模所需原始数据不多、原理简单、计算量适中、方法简便并具有较高准确性等诸多优点。
3.2 模型的优缺点
灰色预测方法,在短短的几年里,已推广应用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1)需要的原始数据少。传统的数理统计方法,需要大量数据,且有一定的统计规律。而灰色系统理论,由于将随机变量看做是灰色量,将随机过程看做灰色过程,所以灰色预测不一定需要大量历史数据,而只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量的数据,作累加生成就可将杂乱无章的数据理出一定的规律来,建模预测,容易取得资料,而且工作量大大减少。
(2)计算方法简单。虽然GM模型是建立在较深的高等数学基础上的,但它的计算步骤却不烦琐,非常简单,特别是借助于计算机,计算时间极短,适合于实时预测。既可以用于近期、短期预测,也可用于中长期预测,因而应用范围较广。
(3)精度仍有待于提高。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与其他预测方法相比,普遍精度高,误差小,且现已产生了多种检验方法,可以确定模型是否可靠及预测值的可信度,但精度预测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GM(l,1)灰色预测模型是具有偏差的指数模型。在许多领域的实际应用中,利用GM(1,1)模型进行预测既有很多成功的实例,同时也存在一些预测偏差过大的情况。影响GM(1,1)模型预测精度及其适应性的关键因素,是模型中背景值的构造及预测公式中初值的选取。
4 结 论
生态足迹模型可以说是一个静态指标、瞬时指标、它假定人口、技术、物质消费水平不变,因此仅能评估现状,无法揭示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功能。因此,引入灰色预测方法加强生态足迹模型的预测性研究,定量分析、评价以及监测研究对象在发展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变化,是对生态足迹方法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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