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19 16:40:2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混沌理论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遗传算法，混沌，优化方法
0引言
遗传算法是一种较新的全局优化搜索算法，它使用了群体搜索技术，用种群代表一组问题解，通过对当前种群施加选择、交叉和变异等一系列遗传操作，从而产生新的一代种群，并逐渐使种群进化到包含最优解或近似最优解的状态。但由于算法复杂度的限制, 遗传算法虽然能以概率收敛到全局最优解，其局部搜索速度和精度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近几年来遗传算法作为优良的全局寻优方法日趋成熟,尤其是和其他寻优方法的结合,进一步提高了遗传算法的性能，其中借助于混沌改进遗传算法的性能,是近年来遗传算法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遗传算法和混沌优化的组合,可以使遗传算法的全局寻优能力,搜索精度,搜索速度等几方面得到较明显的改进。
1混沌的特征和虫口方程
混沌是存在于非线形系统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混沌并不是一片混乱，而是有着精致内在结构的一类现象。混沌运动具有遍历性、随机性等特点，混沌运动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不重复地遍历所有状态。因此，如果利用混沌变量进行优化搜索，无疑会比随机搜索更具有优越性。
描述生态学上的虫口模型Logistic映射自May于1976年开始研究以来，受到了非线形科学家的高度关注，Logistic映射是混沌理论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典范性的混沌模型，如下式所示：
2混沌遗传算法
GA较传统数学优化方法更易找到全局最优解，但对于一些问题也存在过早收敛、收敛速度较慢、难以找到较精确解的情况。因此，本文通过Logistic映射及相关混沌理论提出了一种运算性能较好的混沌遗传函数优化算法。混沌遗传算法(CGA)的主要步骤如下：
1.初始化:预先确定运行参数，包括：种群规模M，交叉概率pc，变异概率pm，最大迭代次数n。随机产生一个分布均匀的初始群体(包含n个初始解)，计算各个个体的适应度值；
2.采用比例选择算子对当前种群进行选择操作，实现强留劣汰；
3.对当前种群进行交叉运算。将种群内个体两两随机组合，对每个配对的组合，首先由系统随机生成一个(0,1)之间的数，由交叉概率决定是否交叉。论文参考。论文参考。若交叉，则采用映射生成的序列经简单映射后利用高斯函数来决定交叉位置，否则，看下一对组合。所有的交叉位置由一个混沌序列即可决定；
5.若终止条件满足，则算法中止，否则转向步骤(2)。
本文尝试在将改进后的遗传算法与混沌优化算法相结合，提出一种基于混沌理论的混合遗传算法，算法的流程如下页流程图所示：
图1 改进后的混沌遗传算法（ICGA）流程图
3仿真分析
本文选用一维和多维多峰值函数为例，见表1，用遗传算法（GA）、混沌遗传算法（CGA）和本文算法（ICGA）进行比较研究。
表1 测试函数
实验结果比较如下（以下图纵坐标表示最大适应值，横坐标表示演化代数）
图2 f2实验结果比较示意图图3 f3实验结果比较示意图
从图2、图3的比较结果看，本文中算法初始种群较好，进化开始就能找到高的最大值，加快搜索的速度，整个算法的寻优结果比遗传算法好。论文参考。考虑到算法中使用了随机操作，仅仅由一次实验得到的结果是不能够充分说明问题的，因此，再进行统计比较。本文中进行了20次统计实验。比较结果如表2
表2 比较结果
事实上，这位教授所说的“蝴蝶效应”在数学上可以用“混沌理论”来解释。
什么是混沌理论呢?混沌是一种“表观上”混乱无序，而实际上具有深层次规律性的特殊运动形态，它的特点是对于系统的初始条件具有极端敏感的依赖性，在系统初始任何一点点细微的改变，都会在系统后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来解释这个理论。如图所示，在一个10cm左右长的长条形面团上，离其中一端约3cm处嵌入一颗细钢珠。把面团拉长一倍，再一折二叠成原样。反复这样的操作100次后，弹珠就会离开原来的位置，到了一个新的位置。多次重复这样的实验，你会发现尽管小钢珠的初始位置几乎完全相同，但折叠100次后的结果却大不一样。也就是说只要最初的位置存在一极微小差异，则最终的位置就完全不一样了。由此可见，一个确定的操作过程，最后却得到几乎随机的结果。这样的一个现象规律，在数学上就是混沌理论。
也就是说，初始的量发生小小的变化，经过反复叠代以后，就得到了惊人的放大效果，从而彻底改变结果。这就像开始所说的蝴蝶扇一下翅膀就会造成一场龙卷风一样。
关键词：混沌经济 研究 发展
混沌经济学的兴起
混沌经济学(chaotic economics)，也称为非线性经济学（nonlinear economics），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的学科，是指应用非线性混沌理论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在经济建模中充分考虑经济活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在模型的分析上充分利用非线性动力学的分叉、分形和混沌等理论与方法，分析经济系统的动态行为，以期产生新的经济概念、新的经济思想、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得到新的经济规律的一门新兴交叉科学。
传统经济学自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问世以来，已逐步在西方经济学中确立统治地位。“完全竞争”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和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体系上取得规范的形式，并在经典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分析方法。实际上，传统经济学所构建的经济分析框架，是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即均衡流逝的绝对时间和恒等且不动的绝对空间）和拉普拉斯决定的可预测宇宙观（即一个单一的公式可以解释所有的现象并结束不确定性）在经济领域的重现。而从现状经济角度看，由于种种意外因素的存在和人类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自然地，混沌学作为一种科学范式也就成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非线性的有力工具，成为社会、经济、技术预测的有力工具。混沌经济学 (或非线性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并取得迅速的进展。
在文献中正式使用混沌一词的是李天岩和Yorke，他们在1975年发表的题为《周期三蕴涵混沌》的文章中对最简单的数学模型，即只有一个变量的模型，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开启了近代混沌现象研究的先河。下面我们用f表示只有一个变量的函数略加说明。系统(即f)可能是周期的。同是周期现象有一个周期长短的问题。这个定理的第一部分说明，如果这样的系统有一个3周期点，即存在初始值x，使得x，f (x)，f2(x)两两不等，但x=f3(x)1，它就存在以任意整数为周期的周期点。周期现象重要，但非周期现象更重要。为此我们引进一个术语。对任意初始值或点x，x在f的迭代作用下的轨道，是一个点列。如果这个点列收敛到一个固定的点，即系统向一个固定的目标运行。如果系统不向一个固定的目标运行，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定理的第二部分说明，存在由不可数无穷多点或初始值组成的I的子集合S，其中任意不同两点在同步迭代作用下的轨道时而聚拢，时而分离。这个现象说明，如果系统的初始值选在S内的点上，那么系统的运行就将是复杂多变的和不可预测的。也就是出现了混沌现象。1982年6月和1983年5月美国经济学家戴(Day)发表的“非规则增长周期”、“经典增长中显现的混沌”完成了混沌经济学理论上、实验上的突破，以1987年“黑色星期一”为契机，混沌经济学形成了一股不小的研究热潮，使混沌经济学开始步入主流经济学的领地。
经济系统的混沌性
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混沌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都是利用提出假设，利用数学工具通过规范推演和实证检验来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客观规律；但是由于客观地认识到经济系统的非均衡、非线性、非理性、时间不可逆、多重解和复杂性等特点，混沌经济学在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思维方式和假设前提上以及确切的方法论上，与传统经济学存在显著差异。
混沌经济学假设关系是非线性的，认为经济系统所呈现的短期不规则涨落并非外部随机冲击的结果，而是系统内部的机制所引起的。经济系统中时间不可逆、多重因果反馈环及不确定性的存在使经济系统本身处于一个不均匀的时空中，具有极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非对称的供给需求、非对称的经济周期波动(现已证明：经济周期波动呈“泊松分布”而非“正态分布”)非对称的信息、货币的对称破缺（符号经济与实物经济的非一一对应）、经济变量迭代过程中的时滞、人的行为的“有限理性”等正是这种非线性特征的表现。
混沌经济学的方法论是集体(整体)主义，即“理论必须根植于不可再分的个人集团的行为”。在混沌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和组织的相互作用所决定，而每一个个体和组织又涉及到数以千计的商品和数以万计的生产过程，因此，个体行为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仅仅完备地认识个体的行为并不能使我们掌握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状态。运用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混沌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经济波动、股市涨落、厂商行为、汇率浮动等领域进行探索，得出了经济波动源于经济系统的内生机制而非随机震荡、非均衡是经济系统的常态、杂乱无章的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着良好的结构而非随机状态等一系列在新古典个人主义方法论下所无法得到的、更符合现实的结果。
混沌经济学的时间概念是时间具有不可逆性。认为系统的演化具有累进特征(积累效应)，时间之矢是永远向上的。随着时间的演进，系统总是不断地具有新的性态，绝不重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并非唯一确定的，是一种循环因果关系。因此，混沌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亦称“蝴蝶效应”)。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混沌系统象一个放大装置，可以将初始条件带进的差异迅速放大，最终将真实状态掩盖，从而实质上导致长期演变轨道的不可预测性。
混沌经济学更注重对递增报酬的研究，认为经济系统在一定条件下（指系统结构演化的各种临界值），小效果的影响力不但不会衰减，而且还倾向于扩大。而这种小效果的扩大趋势也正是由非线性动力系统内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混沌经济学并不排除理性因素，只是认为那种完全理性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只有将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才更符合现实。它认为混沌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随机的现象后面隐藏着一定的规律性和秩序，如奇异吸引子、分支、窗口等。混沌学研究的内容就是找出其中存在的规律和秩序，并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几率描述和决定论描述统一起来，最后再将研究结果作为工具去解决实践中困扰我们的复杂性难题。
受到众多自然、富有创建性思想体系综合启发的混沌经济学，其思想根基比传统经济学触及更广的自然科学领域，因而也就开阔了它的经济研究视野。
混沌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国外的混沌经济学已涉及经济周期、货币、财政、股市、厂商供求、储蓄、跨代经济等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鲍莫尔(Baumol)和沃尔夫(E．Wolff)等人从微观经济角度研究了混沌经济问题。1983年他们在考虑企业的研究开发(R&D)支出水平与企业生产增长率之间关系时发现，在R&D支出水平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到达一定范围时，企业的生产增长率就会呈周期性或混沌态。1985年，鲍莫尔(Baumol)和夸得特(Quandt)发表了论文“混沌模型及可预测性”，研究了利润与广告的关系模型：Pt＝ayt(1一Yt)式中Pt为t时的总利润，Yt为t时的广告支出．他们假定厂商按本期利润的一个固定比例b用于下一期的广告支出，即Yt+1＝b×Pt，则在a×b＝α的条件下，可得到Yt+1＝α×Yt (1一Yt)；研究表明，这种关系模型经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大幅度振荡，甚至出现混沌。戴(R．Day，1982，1983)研究了包括人口净自然出生率、生产函数和平均工资收入的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最大人口数量时的收入若低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收入时，人口的变化将会出现混沌状态。他和本哈比(Benhbib，1981)还研究了不同消费倾向将会产生不同的消费者行为：穷人的消费选择很可能是相当稳定的，而富人的消费行为则可能是周期波动的，甚至是混沌的。博尔丁(Boldrin，1988)的研究表明，经济现象的不规则波动是受到市场力、技术变革和消费倾向三者共同作用下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结果。鲁塞(J．B．Rosser，l993)等人以东欧集团国家的经济变革作了实证说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既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也会出现混沌，而进入混沌的条件，往往也是将要发生经济制度变革之时。1992年，底考斯持（D．P．Decoster）和米契尔(D．W．Mitchell)研究了货币动力系统混沌问题。布劳克(Brock，1988)、沙因克曼(Schenkman)和莱伯伦(Le Baron，1986)等人提出了用关联性、“搅拌”、“残差”等方法诊断经济时间序列的混沌性。索耶斯(Sayers)、巴雷特(Barnett)和费兰克(Frank)等人也都在股票证券、外汇交易、期货等市场产生高频经济数据的经济活动中找到了低维混沌吸引子。这意味着只需少数几个经济变量就可以描述这类复杂的经济现象。
在国内，1987年，旅美经济学学者陈平用实际数据，计算了分维，从宏观货币指数中发现了维数为1.5左右的奇怪吸引子。自他将混沌经济学研究引入中国后，1992年杨培才等人在论文“经济混沌的实例及可预报性”中，用伦敦外汇市场的英镑对美元周平均汇率的时间序列作为原始数据，研究了外汇系统中的奇怪吸引子，推出了汇价变动的规律性及近期的可预报性。1993年．王军等在“标准普尔500家指数(S&500)的混沌吸引子”一文中指出了S&500有一个混沌吸引子，其维数为2.33，并论述了该吸引子对资本市场运动的意义。刘洪在《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论证了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产生混沌的条件。1994年，黄登仕、李后强在《非线性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对经济系统中的分形特征作了较深入研究。他们首次使用非线性经济学的一些统计方法、预测方法(BDS统计、R／S分析)对香港黄金价格、深圳股市价格等进行了预测和实证研究。现在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混沌经济的研究工作。如庄新田等运用混沌经济学的方法，对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及交易群体数量变动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实现市场的流动性和均衡状态。王春峰、康莉等利用混沌经济学和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及发展趋势。沈华嵩等根据中国国民经济的数据，提出确认经济混沌的理论模型。
今后经济混沌的研究应从两个方面加强：要扩大经济混沌的实证范围和提高实证的质量；要在经济系统的动力模型方面深入研究，以期在控制和预测方面有所突破。混沌经济学的发展对经济学的贡献将是不可估量的，而且将会引起数理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的变革，从而可能在新的规范下建立包容已往各据一词的各个学派的统一经济理论，更好地解释现代经济的运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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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分形理论 分维数 综述
中图分类号：TP391.41 文献标识码：A
数学，特别是几何，是有效刻画自然界的一种有力工具，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点、线、面等基本的几何概念，并努力用这种很规则的几何概念去描述和理解自然摘 要 分形理论与混沌论、孤子理论(Fractal、Chaos、Soliton)作为现今非线性三大前沿理论，已经成为系统科学研究中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它所揭示的复杂系统的标度不变性、自相似性，分维数等全新的系统特性和概念，对现代科学和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它能从更高的层次和新的角度把自然界、社会及思维领域中一系列复杂的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被迅速地应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关研究中，取得了很有意义的结果。本文重点讨论了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关键词 分形理论 分维数 综述现象。事实上关于自然现象无论是小到晶体的结构还是大到宇宙星系分布，人类早就了解到它们都是十分复杂和不规则的。可以说复杂的不规则图形才是自然界的本质，规则图形不过是对自然界的理想和简化描述。针对这种复杂性和不规则性，欧几里德几何以及微分几何都显得束手无策，而分形理论的产生，为客观描述和解释真实世界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它从另一端对传统科学提出了挑战，同时又给传统科学提供了补充和启示，因此迅速发展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各个领域获得了有效的应用。
1 分形理论发展简介
第一阶段，1875-1925年。在这个阶段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几类典型的分形集，并且对此类集合与经典集合的差别进行了描述、分类。K.Weierstrass在1872年发展了一种处处连续但处处不可微的函数。同年，Cantor发展了现在cantor三分集。 随后的1890年，Peano构造出了Peano曲线。1904年，H．Vonkoch构造了一种雪花状的科赫曲线，封闭曲线的长度趋于无穷大，但其所围成的面积却是一个定值，其极限曲线虽处处连续，却处处不可导。1913年，Perrin研究了布朗运动的轨迹图，指出布朗运动作为运动曲线不具有导数。为了测量复杂的长度、面积等基本概念的集合，1901年，Minkowski引入了闵可夫斯基容度。1919年，F·Hausdorff开始了奇异集合性质与量的研究，并提出分数维的概念，引入了豪斯道夫测度和豪斯道夫维数，这些实际上指出测量一个几何对象必须依赖测量方式及测量所采取的尺度。
第二阶段，1926-1975年。这个阶段人们在分形集的性质、维数理论等研究方面都取得积极成果。1928年，Bouligand发现了布利干维数。1932年，Pontrjagin与Schnirelman发现了覆盖维数。1934年，Besicovitch深刻揭示了豪斯道夫测度的性质和奇异集的分数维，产生了豪斯道夫一贝塞考维奇维数概念。 1959年，Kolmogorov与V.Tikhomirov引入体维数。此时，在法国以Salem与Kahane为代表的学派从稀薄集的研究切入，对各种类型的康托尔集及稀薄集作了系统的研究，使用了相应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并在调和分析理论中得到了重要应用。尽管此阶段的分形研究成果颇丰，但绝大部分局限于纯数学理论的研究，而没有与其它学科发生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分形理论进入其第三个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1975年至今。此阶段是分形几何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取得全面发展，并形成独立学科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曼德尔布罗特系统、创造性地研究了诸如海岸线的结构等典型几何性质的自然界分形现象，取得了一系列成就。196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论文，在论文中首次阐明了关于分形的思想，并于1973年在法国Academie Francaise讲学时指出客观世界中那些极不规则的构型可以用分形几何处理，并于1975年提出“fractal”的概念，其分形思想渐趋明朗， 随后出版的《分形：形、机遇与维数》、《自然界的分形几何》两本专著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分形几何的内容、思想、意义和方法，他继承了利用测度理论来定义各种几何体的空间维数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它发展为“分形几何”。这两部著作也成为分形几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如今，分形理论的概念已扩展到了在结构、功能、信息、时间等具有自相似性质的广义分形，远远超越最初所指的形态上具有自相似性质的几何对象的狭义分形，同时分形理论与许多领域相结合，产生了如分形物理学、分形生物学、分形结构地质学、分形经济学、分形人口学、计算机分形学、分形图像处理技术、分形噪音理论、分形函数论、分形艺术等新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学科。
2 分型理论研究的意义
作为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分形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承认局部的结构、形态、功能、时间、能量、信息等性质可在一定条件和过程中表现出与整体的相似性，同时该理论认为空间维数的变化既可以离散也可以连续，这极大地拓展了数学研究的视野，当前分形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三种类型：第一，基础研究。集中在分形维数的性质与估计、分形集的交与积、分形集的局部结构、随机分形理论等方面；第二，实际应用研究。集中于其在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化学、物理学、艺术、地震学等多个方面的应用研究；第三，分形图形的生成方法研究。也正是因为分形理论与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密切相关，并与混沌理论及孤立子理论被人们称为现代非线性科学的三大前沿。以至于，美国物理学家J·A·Wheeler说“可以相信，明天谁不熟悉分形，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科学上的文化人。”虽然“分形”研究已经进入深入攻坚与广泛应用的阶段，但是在分形定义和计算方面任然存在缺陷和分歧，有待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分形理论作为当代非线性研究三大前沿之一，虽然其应用的工具性和系统系有待增强，但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结果。随着分形理论各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其必然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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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压缩感知 测量矩阵 SVD分解 OFDM
一、引言
OFDM技术是无线通信技术中一项非常重要而且有前景的技术。OFDM 技术不但能够很好地降低系统的误码率，提高系统的频谱利用率，而且还具有降低接收机均衡复杂度等很多优点。信道估计技术非常重要，因为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OFDM系统性能的好坏。
在传统的信号采集过程中，为了避免码间干扰和信号失真，一般都会遵守Nyquist 采样定理（香农采样定理），它需要以不低于信号带宽的2倍[1]的采样率对信号进行采样。这在很多情况下对信号处理的能力和相应的硬件设备来说都是是个较高的要求。2006年，由 D. Donoho与E.Candès 等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信号获取和处理理论，称之为压缩感知（Compressive Sensing）[2-5]理论，它充分利用了信号的稀疏性。如果给定的信号在某种正交基或者冗余字典的表示下是稀疏或者是近似稀疏的，那么通过测量矩阵进行随机投影得到的观测结果会比原始信号长度小得多，而且其中包含了原始信号的大部分信息。在压缩感知技术中，决定信号的采样速率的是信息的内容和结构而不像一般方法要决定于信号的带宽[6]。
在压缩感知理论中，有三个关键技术[7]：一是信号稀疏变换；二是构造测量矩阵；三是构造重构算法。其中测量矩阵的设计非常关键，因为它将直接影响信号重构的误差大小。可以把测量矩阵大致分为两种，一种为随机性测量矩阵另一种为确定性的测量矩阵。
二、基于压缩感知的ofdm信道估计模型
压缩感知理论集信号的采样和数据压缩过程同时进行，在知道信号的稀疏性或者可压缩性这一先验知识情况下，利用信号在变换域的稀疏性，对信号进行测量编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采样速率远低于奈奎斯特采样速率。通过测量矩阵获得测量值的方法是把原始信号从高维空间投影到低维空间，虽然这样得到的测量值并不是原始信号的本身，但是大部分原始信号的有用信息都包含在了这些少量的测量值中，所以对于原始信号来说，可以用这些比较少的测量值来表示。在解码端，为了提高信号重构或者近似重构的精度，可以利用信号的稀疏性并且使用非线性优化重构方法，和传统奈奎斯特采样方法所需的采样数目相对比来说，压缩感知在重构过程中所需的测量值数目要少很多。
一个大小为M×N的测量矩阵对一个长度为W的时间离散信号x进行线性投影，得到的测量值y长度为M（M
五、实验仿真
本文，基于Matlab R2014a平台进行仿真，通过对比基于压缩感知的信道估计技术和基于最小二乘法信道估计技术，证明压缩感知技术在OFDM系统信道估计中的有效性和优势。
实验1
在稀疏度K=6情况下，取信号长度N=1024，对比CS信道估计和LS信道估计的性能。（图1，2）
表1 不同SNR下情况下，CS信道估计和LS信道估计性能对比
由图1、图2和表1可知，在信号长度一样时，在SNR=15dB之前，虽然LS信道估计的在SER和MSE方面相比于CS信道估计有着些许优势，但是在SNR=15dB之后，CS信道估计技术的仿真结果中误码率和均方误差开始低于LS信道估计方法，而且随着信噪比增大，优势越来越明显。
实验2
在稀疏度K=6情况下，取信号长度N=256。对比CS信道估计在高斯测量矩阵及混沌序列测量矩阵和LS信道估计这三种情况下的性能。（图3，4）
表2 不同SNR下情况下，基于两种不同测量矩阵的CS信道估计和LS信道估计MSE对比
由图3、图4和表2可知，基于混沌序列观测矩阵比高斯观测矩阵性能稍好，但是比LS信道估计性能好很多。虽然如图5的SER对比图，混沌序列观测矩阵对比高斯观测矩阵优势不明显，在SNR为10到15dB时甚至几乎效果相同，但是总体是优于高斯观测矩阵的，观察6的MSE对比图就可以看出混沌序列观测矩阵的明显优势，在相同MSE情况下，比高斯观测矩阵要有5～15dB的优势。
实验3
在信号长度N=128情况下，对Logistic测量矩阵进行奇异值分解优化，得到仿真结果如下图5所示。观察图5可知，经奇异值分解优化的Logistic观测矩阵在MSE方面相对于普通的高斯矩阵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与Logistic观测矩阵对比来说最好时也有6dB左右的优势。
通过前面的实验仿真可以看出基于压缩感知的OFDM信道估计可以明显降低信道估计的误码率和重构误差。而基于混沌序列构造观测矩阵以及改进的混沌序列观测矩阵又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更加提升系统的性能。
六、结论
OFDM技术在现在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而突破传统奈奎斯特采样定理限制的压缩感知技术做为一种信号处理工具，可以用少量观测信号重构原始信号。本文将压缩感知技术应用到OFDM信道估计中，并且在压缩感知技术利用Logistic映射产生的序列构造了观测矩阵之后利用奇异值分解对其进行优化。通过实验仿真与传统的LS信道估计技术，以及高斯观测矩阵进行性能对比，结果表明，压缩感知信道估计的性能优于LS信道估计技术，基于混沌序列的观测矩阵优于传统高斯观测矩阵，奇异值分解优化之后的优势更加明显。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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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生。山东省蒙阴县人。1994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学系，获美术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从事美术研究工作。1997年至1998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教学秘书。1998年至2000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主任。2001年至2004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培训中心主任兼研究生部常务副主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品鉴定中心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品鉴定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研究员。
曾出版专著《中国绘画史》、《现代派美术史话》、《表现主义》、《抽象派艺术》、《图说中国绘画史》、《当代中国五十年绘画一近现代绘画》、《山境水情》，《走进太行》、《走进大师――米罗》、《走进大师――劳特累克》、《世界艺术史绘画卷》、山水画创作集《混沌的明晰》等并发表学术论文和美术批评数百篇。山水作品数次参加中外美术展览，有多幅作品被中外收藏家和美术馆收藏。
崔大中是一个探索型山水画家，也是国内著名的青年美术理论家。在理论上，他以崔庆忠为名发表文章和专著，成绩斐然。在绘画上他将传统和当代经验相融合，用繁复的笔线与积染由物象到心象，画面森密而严整，在一片近乎混沌的墨色中，表达了一种特有的混沌之美以及一份自足的宁静与和谐。大中是一位勇于探索和勤于思考的中国画画家，他力图以笔墨的无限繁复结构笔墨，从而寻找和创造一种合于时代要求的笔墨法式，并以此来表达中国画特有的文化意趣和哲学内涵。
――陈醉
夫画，非摹物也，乃造相也。布以形色，托以情思。则相随心现，物以文立。故人文相彰，心物不碍。初习画若泥于物，受制于情，则身为形役，目受体累，非低则俗，断不可取。予观大中之作，虽新凤初鸣，然笔笔图画，真知画也，此令人一大喜。
夫笔墨，非形色也，乃文辞也。遣词造句，犹运笔调色，画以形立，色以相现。不从体物之矩，不依状貌之规，惟受之以画理，达之以意趣，如辞章之有绪，若文采之烂然。大中笔墨虽少机杼，然朴素单一，了若洞明，知笔墨之本意，了形色之关键，亦给人以小惊。
细观大中作画之法，惟一解字，非解物理也，悉解画道也，虽未臻至明。然解之不惑。于布局、于气象、于意境，无经营痕迹，只凭学识――解去，故其布局自由、气息畅达，意境随和。
――陈绶祥
大中的山水画画的厚重拙实，如果用传统的评介言说的话，他的山水画的美学品格可以称之为“朴茂森厚”。在他的画中，朴，就是一种朴素的简中寓繁的稚拙、天真、单纯之美。茂，是一种厚实、宽容、大度，甚或带有天然的慈善和实在之气。森，是森严，是一种力求精整的个人努力。是一种浩然正气的累积，严肃和壮穆中无纤华之浮美。厚，是一种深沉，一种文化含量，一种墨彩的繁复，一种无意识的潜层体露。
――高宏存
我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向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其中，包括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所信仰的南传佛教及其仪式音乐，是我着力最多的一个学术视点。记得那是新世纪到来之际，我经导师田联韬引荐，拿着刚刚写毕的一部书稿雏形来到张老师家中，当他老人家看到有年轻后辈不仅愿意下到他所一直重视的南传佛教传播地区去做扎实的田野考察，而且完成了在他看来有一定分量的学术成果时，不禁在脸上显露出难掩的喜悦之情，在热情接待，勉励有加的同时，还为我遍阅全文，指点迷津，通过面授及后来的通讯往来，一一分析并找出文中的诸多错讹之处。此后，每逢我在研究中碰到有何疑难之处，便登门拜访或发信向张老师求助请教，他从来都是立即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为我答疑解惑，或者亲自动手，帮助我翻译经文、唱词。当我的博士论文《贝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一书将要出版时，又承蒙他老人家亲自撰写序言，对我尚显粗浅的研究成果给予了热情的褒誉和鼓励。后来，在张老师的亲自带领下，我们又开始了历时多年的携手合作，共同撰写《中华佛教史：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卷》一书。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张老师以他深厚的傣学、历法和宗教学素养，始终作为学术团队的灵魂及核心，支撑、把握着从课题的构思、写作到整个实施过程的大局。至今，以我个人名义完成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佛韵觅踪——西双版纳傣族安居节佛教音乐民俗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获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优秀奖)、《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以及由张老师领衔，以团队名义完成的《中华佛教史：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卷》(张公瑾、杨民康、戴红亮，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五部专著及数十篇学术论文，其中都浸透了张老师的心血。如果说，我几十年来在傣学研究领域还做了一点事情的话，那么，这都是张公瑾先生与田联韬、王国祥诸前辈先贤谆谆教导、严格要求，一直为我“保驾护航”的结果。
二、张公瑾教授作为“两栖学者”给我的学术开示及终身教益
在目前的傣学研究领域，张公瑾教授是少有的既精通傣语会话，又能熟练地从事傣文(尤其是老傣文)文献翻译的汉族学者之一。对于傣族传统文化所进行的长年持续、始终如一的研究工作，使他由一位纯粹的局外文化学者逐渐进入了局内文化持有者的学术佳境。而早期所经受的科学、严谨的语言学学术训练以及数十年来丰富、全面的教学研究经历，则使他既拥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深刻的学术洞察力，又在具体的田野考察及分析环节上显露出很强的实际动手和操作能力。关于他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可见其1998年出版的《文化语言学发凡》一书及系列理论文章中，曾极力主张把民族文化的问题带到语言学课堂及理论研究中，力图使该项研究带上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并由此产生了把混沌学理论和方法引用到文化语言学及傣族文化研究中的设想。他就此提出：“文化与语言的结合是跨学科的，混沌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也是跨学科的”，此观点在后来的语言文化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由此联想到，以往在中外人文社科学界，由于语言学以其学科思维及方法论优势而居于“领头羊”地位的原因，能够在理论研究和分析实践两者之间以及本学科和其他文化研究学科之间互采所长，来去自如的“两栖学者”，一向在语言学学科中要远远多于其他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音乐学硕士学位开始，曾经在中央民族大学专修和旁听过许多语言学、民族学课程，在与我有师生之谊的语言学学者中，便有张公瑾、徐仁瑶等老师，以其优异的学术禀赋及文化品质可归于上述“两栖学者”之列。比较而言，以往的音乐学由于归属于艺术学科领域，更偏好并强调自己的“专项研究”特点，以致带有较多以接受其他学科方法论及研究思维为主的经验学科的性质。在早期的音乐学分析思维中，便曾经接纳了许多语言学的方法精粹。
自从20世纪中期音乐学与人类学结缘，产生了民族音乐学(即音乐人类学)这门学科分支以来，由于受到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影响，上述人文社会科学的“两栖学术”思维便成为民族音乐学学者继承较多、受益较大的学术财富之一。不言而喻的是，通过数十年与张老师这样的众多语言学和民族学学者的不断交往，我和我的学生们自然也进入了其学术继承人乃至“终身受益者”之列。在对我的多部书稿及其中部分研究细节进行审阅时，张老师尤其注意考察我所采用的学术、文化观念和方法论，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指教。2003年，先生为我的《贝叶礼赞》一书做序时写道：“他(按：即笔者)不辜负香港中文大学三年深造的机遇，树立了文化多元性的认识，纯熟地掌握西方民族音乐学和现代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超越传统调查研究的局限，既能对问题分析人微，又能在理论上作宏观把握。”又说：“全书处处渗透着新的学术思想，运用着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书中出现的聚合关系、组合关系、能指、所指等源自索绪尔的术语，更使我这个研究 语言学的人倍感亲切。”其实，我从一位纯粹从事音乐艺术实践的表演者最终成长为一名民族音乐学家和高校教师，其中便注入了先生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老师们的心血，是他们始终提倡应该在艺术研究中融人人文文化精神及社科理论方法，并对之身体力行和以此对我一贯严格要求的结果。
三、张公瑾教授的傣学研究对傣族音乐研究的几点启示
如今，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文化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傣族文化研究在学界渐成热点，以此为对象和标题的研究论著也林林总总、汗牛充栋。这其中，张公瑾老师以其过硬的傣文读写应用能力为起点，通过混沌学及语言文化学的发散性理论思维，发展衍生出包括古籍、佛经整理与研究，傣语语言学及文化系统研究，傣族历史、历法研究以及傣族传统艺术研究在内的较完整的傣学研究体系及大量学术成果，现居于傣学和南传佛教文化研究之巅峰，执相关学科、学界之牛耳。张教授曾经在2010年于西双版纳召开的“《中国贝叶经全集》新闻会暨出版座谈会”的发言中指出：“贝叶文化是傣族文化的象征，傣族文化从物质生产到日常生活、到精神文明的顶峰，构成了宝塔式的结构。张老师眼中的上述塔式结构，由塔座、塔基到塔尖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南传佛教的传人，“使傣族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高攀哲学和人文精神的顶峰，这是塔尖。”而傣族传统音乐文化融合了民间艺术和佛教文化二者因素，无疑也位于精神文明的顶峰。因此，南传佛教和傣族音乐，可说是贝叶文化“塔尖”上的两颗明珠。在张教授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通过《傣族文化》《傣族文化研究》《中国的傣族》《傣族文化史》等一系列著作，对于贝叶文化从塔座、塔基到塔尖展开了全面、完整的系统性研究，其中便有一部分成果同上述两个重要的精神文化领域直接相关。历年来，张老师的上述傣学研究对我所从事的傣族音乐文化研究有着多方面的启示作用，其中的要点是：第一，本人目前所承担的多个有关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研究课题，其中涉及的音乐、乐器分布等问题及其研究思路，受到了张教授著作论文中有关云南与东南亚傣仂语言文字分布的观点方法的很大启发。第二，张老师的早期学术论文《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歌手——赞哈》以及《傣族文化》等书中的相关章节，对傣族赞哈歌手及其演唱艺术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对于笔者后来的相关课题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启发。第三，本人在《贝叶礼赞：傣族节庆南传佛教仪式音乐研究》一书及多篇论文中涉及了泼水节、安居节等傣族佛教节日及历法问题，这些历史文化知识都是建立在张公瑾、陈久经等教授的《傣历研究》(1990)、《傣族文化》等著作所进行的奠基性研究基础之上。
上述几个方面里，笔者目前在第一方面的研究取得的进展较为明显，现以此为例略作描述：从上世纪末笔者涉足湄公河流域诸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关系研究开始，便关注到包括佛教寺院的大鼓、象脚鼓舞蹈，孔雀舞(“紧那梨和紧那罗舞”的一种)以及音调相似的佛教诵经曲调共聚于其中几个重要城市，由此形成一个可以体现其共同地域文化特征的乐舞文化特质丛的现象。尤其是2008年以来，笔者继以往对西双版纳地区佛教寺院的铆钉大鼓(汉语俗称太阳鼓)具有的初步认识，通过对云南与东南亚周边跨界族群音乐开展进一步考察，在泰国清迈、缅甸景栋及老挝南勃拉邦等也陆续发现了铆钉大鼓在此分布密集，而走出这类地区便逐渐稀疏的状况。上述现象促使笔者去进一步思考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结果通过相关民族、佛教史料及张老师的民族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启发，使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获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据傣文《仂史》记载，1190年傣族首领叭真在西双版纳(古称车里)一带建都时，孟艮(今缅甸景栋)、八百(今泰国清迈一带)、老挝皆受其统治。方国瑜也曾论证说，景龙(今西双版纳景洪一带)、孟艮、猛交(今越南境内)、猛老(今老挝境内)是叭真家族的统治区域，也就是景龙国的版图，即包有元明时期的车里、孟艮、八百、老挝四个区域。。。啪从佛教传播角度看，据西双版纳傣文手抄本《佛教圣事大记》：佛教由斯里兰卡传人兰那，又由兰那传人缅甸的景栋，最后进入云南傣族地区。由于兰那古称勐润，地处泰北的清迈景海一带，故传人云南的佛教这一分支称润派。∞如今，上述地区从行政上已经归属不同的国家，但各地均有分布的掸傣族群和孟高棉语族群(含布朗、德昂、佤等民族)彼此保持着长久的历史文化联系，产生并形成了包含宗教、文字、民俗及音乐、乐器在内的诸多共同的文化特质。在这诸多的文化特质里，佛教文字的传播和共存现象无疑占有最有显著的位置。对此，中外学者均发表过相关论述，其中便以张公瑾教授的观点较具有权威性和明显的说服力。张教授曾经指出，中国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现今使用的傣仂文，同时还使用于泰国的清迈(古称兰那)和缅甸的景栋。其中，使用于清迈的文字又称为傣允文或清迈傣文，也称兰那文；使用于景栋的文字称为傣痕(即傣艮)文；老挝使用的老挝文也与傣仂文基本相同。傣仂文、傣允文(兰那文)、傣痕文、老挝经文古代都曾是佛教书面文字，如今虽有四种名称，但在字母形式上以至拼写法、正字法上都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字，也就是人们所通称的“经典文字”或“经典傣文”。“”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在相关研究领域能够将民族历史、佛教书面文献、口传史料及现存语言文字在民族文化语言学平台上加以整合的最有力的文化证据之一。在此基础上，再加入上述音乐舞蹈、乐器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新旧发现，便续接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从而使该区域和族群文化所承载的一个虽延续了千年之久，但如今已盛极而衰、且完成了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傣仂南传佛教亚文化圈”现象逐渐浮出了水面。
四、张公瑾教授在傣族经腔、唱词翻译上与我的几点学术互动
几十年来，田联韬教授和本人在傣族民歌和佛教音乐研究过程中，经常在经腔、唱词的翻译上得到张教授的帮助。对于该类研究及其研究者来说，这样的帮助无异于雪里送炭。行内的人都知道，语言学、音乐学都是专业性极强的学科，非经长期的专业训练而不能达致学术佳境。有人文学科学者曾对笔者言及，你们音乐学者所拥有的本专业分析手段，让其他学科学者望而生畏，从来都不敢去触碰。而在我们看来，人文学科中的语言学分析方法何尝不是这样呢?以张教授为例，他在回顾当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语言学的经历时说过：“当时主持我们语文班学习的马学良先生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语言学技!~tJII练。从听音、辨音、记音到归纳音位系统、制订文字方案一系列技术性过程，都经过反复的练习。这为我们后来步入语言学的殿堂铺好了基石，我们后来在语言学方面的任何进步，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_l因此，摆在我们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面前的一个任务，即必须通过向语言学者认真学习，甚至不排除向后者直接寻求帮助，以高质量地完成田野考察中所获声乐作品唱词的译注、译配工作。在此基础上，或许还将生发出一些学科“跨界”研究的奇花异果。对此，我与张老师有关傣族经腔、唱词翻译的几次深度合作颇值得予以回忆和介绍。1998年暑假期间，我与留美学者卫立一道，带领来自欧美亚多个国家的多批“地球观察基金会”考察队员，在西双版纳进行了有关傣族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的第二期考察活动①。期间在西双版纳允景洪总佛寺瓦巴姐寺购得一部《维先达罗本生经》，这是该寺于傣历1360年(公元1998年)印刷的一种比较标准的本子，共十三卷，分装十三册。据张公瑾教授的解释，《维先达罗本生经》主要讲述释迦牟尼成佛前的故事，其汉文为《太子须达擎经》(见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册第171号，全文8000余字，是这部经文大意的缩写)。西双版纳傣文有详简不同的几种译本，但内容都比汉文译本详细丰满，情节婉转曲折，描写细致人微。此后，当笔者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贝叶礼赞》时，便萌生了将此文献翻译出其中一部分，并配上乐谱和傣文唱词，以作为该书附录的设想。当时考虑到此翻译工作不仅必须经过兼通汉文和傣文的专家之手，而且还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而我手中并无任何课题经费可以支付专家费用，为此心里颇感彷徨和踌躇。然而，当我把这个设想及其为难之处告知张老师后，他虽然科研、行政琐事缠身，教学及学术活动繁忙，但几乎未经考虑，便一口答应愿意承担此事。在我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将要插入谱例和附录时，经张老师精心译为汉文，且以国际音标注音，并附有他亲手书写的精美傣文的唱词样本便放到了我的面前。
此后，经我将国际音标和汉文唱词录入电脑，配上事先记录完毕的五线谱，再通过“剪刀加浆糊”的手工操作，将张老师手写的傣文唱词粘贴上去，置于五线谱下方第一行，与乐谱及其下的几行唱词一一对应。这样，便将一件由音乐学者与语言学者通力合作、精心阐释的，包含了乐谱、傣文、国际音标、意译及直译全文(附于谱后)，乐谱长达7页的傣族佛教音乐作品《维先达罗(十愿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附录里，还有《依拉灰》《圆苏》《高升歌》《怨世甜蜜经》《贺党里坦》《干朵》《采花调》《跟鼓调》①等多首曲调附上了国际音标和汉文译词，但与之相比，《维先达罗》这首佛教音乐乐谱由于配上了张老师的傣文手写字迹和以巴利文译文为主的唱词全文，而让笔者和傣族文化的爱好者们尤为珍视。当然，让我更为感佩于心的，是张老师作为一位前辈学者所身怀的一颗扶危济困、奖掖后辈的侠胆义胆。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我更增添了一缕欣慰之感。张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经将为我翻译的那段经文唱词作为一个傣文佛经翻译的特例，配上阐释说明的文字，另外发表在一个语言学刊物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篇张老师的论文《傣文<维先达罗本生经>中的巴利语借词——以(十愿经)第一节为例》’。在这篇以具体的傣文文献翻译问题为对象和起点的语言学论文中，他结合佛经与民歌以及巴利语与傣语用词的讨论，充分阐述了傣语作为一种语言文化与其所衍生的不同民族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文中提出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观点，例如张老师以这部经文和他为我翻译的另一首傣族民歌为例，说明“译音加注释的方式，使佛经中相当一部分词语能够为傣族一般信徒所了解，使佛经教义更容易渗入到人们的心里。这是傣语中接受外来词语的一种常用的方式，即对群众所不熟悉的外来词加注本族语词，使人们逐渐熟悉外来词的词意当作为外来词的词意慢慢为人们所了解之后，作注的本族语词就可能脱落，外来词就可以独立使用了，如kan6thal‘花束’一词，在‘依腊辉’舞词中，就常常单独出现，也就渐渐为人们所了解了。”由此可见，就是通过这样较微观、具体的课题研究途径，他不仅解决了许许多多的现实与实践问题，而且充分阐发并体现了他自己长期以来所主张的混沌学观点“在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我们把语言看成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语言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大量的文化信息，这就是部分包含着整体的信息所致，这就是语言与文化的自相似性。
关键字: 经济法 理论聚合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法学也走过了跌宕起伏的初创时期,迈上了稳健发展的道路。基于新兴的经济法学的特殊性,以及“三省吾身”的内省传统,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法学全面兴起以来,几乎每过十年左右,学界都会进行一些回顾性或反思性的研讨,[1]以通过总结经济法研究的成就,归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理清发展思路,辨识研究方向,来更好地推进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同任何学科的发展一样,在经济法学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诸多问题。通过适时的反思,来发现、揭示、正视和破解相关问题,这对于经济法学的有效、健康发展无疑至为重要。但就像“体检”或“病毒扫描”一样,反思也要适度,过于频繁不仅会造成机会成本,还可能影响肌体(或机体)的健康,且无论是既存问题的反复重申,还是偏离实际的错误报告,都可能给人造成身心伤害。因此,适度的反思,不仅要适时适量,而且还要公正客观、实事求是,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法学的健康发展。
基于反思的必要性和对时机的把握,在2005年岁末,《政法论坛》集中发表了李曙光、岳彩申、邱本三位学者的论文(以下分别简称李文、岳文和邱文),[2]从不同角度对经济法学发展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了回顾、反思和前瞻。三篇论文着重关注了经济法学的发展路径、理论解释力和全面发展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会给人以启发,其中的某些观点确实令人称道,但也有一些观点尚可商榷存疑。三篇论文的思路和风格各不相同,各有千秋,在经济法学界很有代表性,其所阐发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对策在学界都会有一部分赞同者;同时,虽然其探讨的视角错落有致,但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却有很多交集,例如,对于理论观点、研究范式等方面的“混乱”,以及解决“混乱”问题的必要性和基本途径,三篇论文都相当关注,并不惜浓墨重笔,足见学者对此类问题的重视和普遍关注。
其实,上述学者和其他许多学者所关注的经济法研究的“混乱”,可以进一步延伸为经济法研究的“失序”、“失范”问题,而此类问题的解决之道,则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经济法研究的“合”与“同”。这是在经济法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提出的问题。经济法研究为什么要有“合”?“合”什么?如何“合”?此外,“合”与“同”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要“同”?在哪些方面要“同”?如何趋“同”?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研究者予以说明。应当说,就经济法学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厘清上述问题,处理好“合”与“同”的关系,在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对于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发展,都有其重要价值。
为此,本文将先就“合”与“同”的一般理论问题展开探讨,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经济法研究中的“合”与“同”的具体问题展开分析,以回应前述三位学者,并做进一步的拓补。
一、“离乱”与整治:问题与目标
在经济法学发蒙未久、混沌初开之际,各类理论观点纷出,不同声音混响,百家争鸣之势远胜于传统法学界域。与此同时,各类理论观点的过度竞争,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离心力,在向心力相对不足的情势下,学术观点、研究范式的分离、离散,带来了整体上的纷乱、散乱或混乱,并且,“离而生乱”的“离乱”问题体现在很多领域。对于这种乱象和乱局,学界内外都较为关注。在前述的三篇论文中,对此也都有提及。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有的经济法学说有不下二十种之多,几乎出现‘一个学者,一种学说’的局面”[3],并且,“概念、术语使用混乱”(见李文);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范式混乱的问题非常突出,“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中出现的偏差以及理论上的缺陷大都与研究范式的混乱有密切关系”(见岳文);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研究局面曾经相当混乱,“这种混乱不堪与法律要求的统一性还相去甚远”(见邱文)。
三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经济法研究的“混乱”,而且深信要推进经济法研究的发展,就必须解决诸多领域的“混乱”问题。其实,无论是概念、术语使用上还是基本观点上,抑或研究范式上的混乱等,都与研究上的“过度竞争”“过于分离”有关。因为分则散,离亦散,散便乱,因此,分离带来的分散、离散,其结果就是散乱;参加经济法研究的人数越多,就会越发散乱,于是便形成了有些研究者谈到的“混乱”状态。
对于经济法研究是否存在“混乱”以及“混乱”的程度,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多少的离乱承合,多少的恩怨不平”[4]——也许有人会以此作为经济法研究的一段历史写照。事实上,在经济法学界内外,始终都有人认为经济法研究散乱之至,似乎经济法学的百花园中杂草丛生,荆棘遍地,根本没有清晰的路径。对于这种看法,有些经济法学者并不以为然,这确实与学者的具体认识和总体把握有关。从总体上说,一方面,应当承认经济法学界确实存在队伍宏大、人数众多、各持己见和难求尽同的问题,同时,在研究上也确实有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问题(只要看一下多年来版本难以计数的经济法学教材和着作,就会对此深有感触),从而会使对经济法知之甚少的人感到混乱和无所适从,并由此加剧了对经济法研究“失序”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长期研究或关注经济法学的人们深切地感到:在一大批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经济法学界都不乏优秀的研究成果,所谓研究混乱的局面正在不断改观,一些理论观点正由离散走向聚合,由分歧走向相对统一。[5]
病则思医,乱则思治。尽管对于混乱程度人们尚有不同的认识,但对于混乱可能给学科发展造成的危害,则众所周知。由于混乱的原因主要在于理论研究的过度分离,因而需要通过理论聚合来解决。其实,聚散离合乃人间常态,在学术研究上亦复如此。针对经济法研究存在的过度分离所带来的混乱——研究上的“离乱”,只有施以有效的整顿和治理,加强理论集聚和整合,才能实现经济法研究应有的秩序,才能保障理论竞争的公平和效率。这是从问题定位的角度,必然会形成的公共选择。
总之,对于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离乱”问题,应当予以正视,并通过有效地整顿、整合和治理,未达到一种“治”的状态。应当说,创建良好的研究秩序,是解决经济法研究“离乱”问题的重要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合”。“合”是整治“离乱”,建立有效的研究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经济法学发展的过程中,会经常不同程度地出现“离乱”问题,需要适时适度地进行理论“聚合”。但对于如何“合”,还需要在离合关系中来辩证地把握。
二、在离合关系中把握“合”
“离”与“合”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只有有效地把握离合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合”。理论的离合或称分合,是相对而言的。是否要“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合”,都应考虑具体的背景条件。
从一般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有时需要适度的“离”,有时则需要适度的“合”,两者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适度的“离”与“合”,也都有其合理性。经济法研究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离不开适度的离散性,离不开学者的个性化研究。一定的离散,既可能会带来理论的散乱,也可能会带来学术的繁荣,因而离散必须适度;同时,既然是百家争鸣,自然会有不和谐音,因为其中毕竟会有滥竽者。这些都会加剧研究上的混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适度有效的“合”。
适度的“合”对于解决理论“离乱”问题非常重要。“合”包含了统合、配合和聚合等多重含义。为了解决理论“离乱”问题,需要相关的理论能够统合起来,形成有关基本理论框架的共识,为此就需要相关的理论持有者互相配合,这样才可能完成理论的聚合。在法学以及其他许多研究领域,如果流派众多以至产生“离乱”,人们就会想到“合流”、“并派”,这就是“合”。其实,如果把各种理论观点的涌现比做流动的河流,则“茫茫九派流中国”、“江河横溢”之类的着名诗句[6],对于描述混沌初创时期的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多而杂也许是适合的。在许多学科领域理论的洪荒时期,适当的“合流”、疏导等治水之法是很重要的,它有助于避免理论泛滥所衍生的诸多问题。
“合”应当以真理性认识或共识为基础。只有那些人们共同信服的具有真理性的认识,才能真正地起到引导和召唤的作用,才能使各种相关理论走向实质的聚合。同样,要在经济法研究中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客观上更加统一,也必须找到真理性的共识。因为对于崇尚真理的人们,绝不能靠外在的强力。以具有真理性的共识为基础所实现的理论聚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可以持久的“合”。
“合”有主动与被动、人为与自然、自觉与自发之分。一般说来,在理论聚合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合”都可能存在。例如,在“合”的过程中会有人为因素,需要有人主动引导,但同时,“合”也是一个自然过程,还会有人被动随流,很难完全“重合”,从而使“合”也具有相对性。正因“合”有多种类型,才可能形成相对适度的“合”。那种人为地“罢黜百家,独尊某术”或者“众人皆醉,惟我独醒”的做法和想法,很难实现真正的“合”;即使强“合”,也会因“失和”而难以持续。就经济法研究而言,相关的理论聚合也会具有相对性。如果要人为地主动推进理论聚合,就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只有德才兼备,才能更好地推进理论聚合的过程;同时,在理论聚合的过程中,各种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起作用,因此,对经济法理论聚合的广度和深度等也要有全面理解,充分认识到“合”的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