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3-02 12:58:1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财政研究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主题词：公共财政和谐社会
一、和谐社会的概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论断，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什么是和谐社会，怎样实现？正可谓见仁见智，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做出回答。笔者认为，有必要从该概念提出的源头及背景上加以考察，“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1]这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论断。
笔者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上，倾向于赞同吴鹏森在《公平：和谐社会的柱石》一文中提及的观点。和谐社会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宏观结构的和谐，包括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层结构、民族和睦、劳资关系都要处于和谐状态。”“第二个层次是微观结构的和谐。微观和谐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第三个层次是人与自然的和谐。”[2]
和谐社会应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均衡和协调的社会。[3]“和谐”不等于“没有矛盾”。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以承认社会矛盾为前提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认识到当前社会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内涵极其丰富，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依赖于法律所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这种差异和矛盾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就需要从利益机制上加以调整，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公共财政通过对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方面维护和促进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化解和协调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不断地追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实现两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显然，公共财政的这种价值追求与和谐社会的内核完全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否。通过财政及税收法律的引导，保证经济发展从非均衡策略向均衡策略转变。一方面要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与优化升级。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振兴支柱产业，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改变我国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越拉越大的局面。这一切都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通过法律机制来调节。
为此，笔者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对公共财政的概念、职能、模式等问题做些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二、公共财政的职能、模式
近年来，“公共财政”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尤其在财政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公共财政”的讨论。对其概念也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说，公共财政是以市场失效为存在前提，是政府以政权组织的身份，依据政治权力，在全社会进行的以市场失效为范围的，以执行国家的社会管理者职能，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为目的的一种政府分配行为。其分配具有公共性和非市场盈利性两个基本特征，其收支活动主要通过公共预算来体现，主要包括：经费预算和公共投资预算，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从性质上也应是公共预算性质的，它提供的也是公共服务。[4]
“公共财政”不等于“财政”或“国家财政”，它仅是一种存在于特定时期的，有着特定内涵与活动范围的财政类型。公共财政是指国家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政府分配行为。（1）公共财政是市场失效的产物；（2）公共财政以企业和个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为分析的基点。[5]这两点对我国公共财政来说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存在着市场失效和追求企业自身利益，才使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存在。
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公共财政，只有公共财政才能适应于、服务于并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所鲜明昭示的。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自然也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向公共财政转化的趋势：（1）税收占预算内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而达90％以上；（2）税收制度从按所有制成分分别设置，逐步转向对不同经济成分实行同一税收制度上来；（3）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大为下降，而同期社会文教支出急剧上升；（4）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急剧下降。该支出曾是国家计划配置资源的直接财力手段；（5）财政的基本建设向以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为主转化。[6]
（一）公共财政的职能
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由于财政是政府实现其职能的财力保证，因而公共财政又从财力上规范和制约了政府这种职能范围。具体表现为：
1、政府从三位一体（国家政权组织、国有资产所有者、生产经营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向社会管理者转变。市场经济下社会管理者的经济职能是对市场运行的保障、服务、监督功能，即维护市场运行正常秩序（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提供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外部条件（如基础设施）；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弥补和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促进市场的平稳运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组合，对市场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逐步做到不直接干预，或不进入。
2、财政适应政府职能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步。公共财政从财力分配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使财政分配从统包大揽中进一步脱身出来，能够更加明确、有效地解决财政分配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更好地抓大事，管宏观，做好为市场顺畅正常运转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外部条件的职责。（二）公共财政的模式
公共财政不等于吃饭财政，不等于财政建设功能的消失，而是财政职能的调整，是财政管理深化与资金投向的深刻变革。财政必须立足经济大局，下面笔者试提出公共财政新模式：
第一，深化财政改革。一是推进依法理财进程，建立与市场经济接轨的财政运行体系。二是预算管理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三是深化财政支出改革，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逐步把不应由财政开支的项目剥离出去。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第二，界定和规范财政支出范围。一方面要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不断提高对科学、教育、政权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利用财政支出政策的导向，不断优化行业内部支出结构，优化事业发展布局结构，推动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农林水利等事业布局结构调整，解决低水平重复设置问题，建立开放型事业发展体制。
第三，调整整建设性支出投向。“公共财政”并不等于财政失去投资和建设的功能，而是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扶持生产的观念和做法，对财政在新时期财源建设中的地位、作用重新进行认识和定位。财政建设性支出，要从直接投入生产领域，逐步地转到为生产建设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投入上来，转向主要搞基础设施、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公共服务项目，以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企业平等竞争。同时，财政投入支持经济建设，应以反经济周期投入为主。
第四，广泛实施规范的政府采购政策和办法。政府采购是政府机关利用财政资金从社会生部门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直接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增减，调控经济运行。[16]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公共财政
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然而只有当人类进入法治时代，通过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性、确定性和规则性的良好状态。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依赖于法律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公共财政是国家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政府分配行为。公共财政是一种存在于特定时期的，有着特定内涵与活动范围的财政类型。在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目前的形势下，公共财政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正是由于存在着市场失效和追求企业自身利益，才使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存在。
（一）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利益协调的社会，但在现实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既相一致又相冲突。与利益关系的一致与冲突相对应，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行为分别呈现出“服务与合作”的互相信任关系和“命令与服从”的斗争或对抗关系两种不同的状态。既然我们应当倡导和促进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就决定着政府与公众间关系应当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相互信任关系，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命令与服从的对抗关系。即强调政府行使职权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管理”，而是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为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机关应当改变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观念，真正树立起为民服务的观念；不要把自己手里的职权看作一种绝对的命令和强制，而要看作是为公众服务的职责；不要把公众当作敌人或小偷来防范和对待，而要充分信任我们的公众，诚实地对待公众，把公众当作行政的主人或参与者。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
（二）公共财政体现了和谐社会“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尽管和谐社会追求的是利益关系的一致性，但是利益关系的冲突与矛盾在现实中却总是不可避免的。在此种情况下，就需要发挥法律平衡利益冲突的功能，遵循“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在均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时，必须遵循禁止过度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前者要求政府在限制个人利益的手段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之间进行权衡，以选择一种既为实现公共利益所绝对必要，也为对相对人利益限制或损害最少的手段；后者要求政府在其实施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时，不得随意变更或者撤销该行政行为，否则应当必须给予相对人合理的信赖补偿或赔偿，以均衡协调个人的信赖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公共财政充分体现了和谐社会“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推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参见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
[2]、[3]：吴鹏森《公平：和谐社会的柱石》
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1996、1997和1998年之间，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域集中的上市公司均达到上市公司总数的20％，甚至更多。这些上市公司具有相当大的操纵净收益的嫌疑，因此笔者选取这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包括资产负债表数据和利润表数据分别进行财务指标特征的分析。
一、研究的方法和反映操纵手段的财务指标的选择
笔者借鉴国外对失败企业和收购及被收购企业的财务指标特征的研究方法，针对有操纵利润嫌疑的企业，设计出财务指标特征分析的步骤如下：第一，根据理论常识分析净资产收益率受到人为操纵的企业其可能的操纵手段，然后选择与操纵手段相对应可能受到影响的财务指标。第二，按照特定的标准选取作为对比研究所需要的标准企业。第三，计算出可能存在利润操纵的企业以及作为对比的标准公司各个财务指标的平均值。第四，将两类企业同一个财务指标的平均值进行对照，观察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五，为了排除因个别极值无法删除，或统计样本内部的数据比较分散对统计结果的干扰，笔者同时采用“十分法”对各样本的全部数据进行排序，直接观察各样本数据在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分布状况，比较两组数据在分布上的差异。“十分法”的原理是，将样本的数据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然后找出样本中每十个百分点的数量位置所对应的财务指标，10％位置的财务指标数值表示有10％的企业该财务指标值低于该数值，而90％的企业该财务指标高于该数值，以此类推。每相邻的两个十分点位置上的财务指标表示有10％的企业该财务指标数值分布在这两个数值之间。最后，对得出的统计结果进行解释。
根据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和对企业可能采取的操纵净收益指标的手段的分析，企业可能采取以下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手段，并且这些手段可能导致相应的一些财务指标出现异常：
1、通过非营业活动提高净利润。包括诸如出售资产、出售投资、改变投资的核算方法等提高营业外收入或投资收益等活动。为避免所得税率差异对分析的影响，笔者选用营业外收入占利润总额的比重、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和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三个财务指标。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越高，说明企业靠经营正常业务取得利润的比例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的净收益的质量较好；由于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入较易受到人为的操纵，因此这两部分的比例越大，企业净收益指标被认为操纵的可能性越大。如果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利用非正常经营业务调整利润的现象，则从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营业外收入或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可能会较一般公司高一些，而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相对低一些。
2、通过虚假销售、提前确认销售或有意扩大赊销范围调整利润总额。这些销售无法取得现金，因此当企业出现这些现象时，应收账款的占用就会增加，表现在财务指标上，一方面体现为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增加，另一方面还可能体现为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减小。如果这种方法成为企业普遍采用的调整利润的方法，从总体上看，这类企业的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就会高于一般企业，而应收账款周转率则会低于一般企业。
3、对已经发生的费用或损失推迟确认。当企业采用推迟确认费用或损失时，企业挂账的费用就会上升，导致资本化的费用比例升高，例如待摊费用、递延资产、无形资产以及类似的其他长期资产。如果人为操纵净收益的企业普遍存在利用推迟确认费用或损失的做法，与这些资本化费用有关的财务指标就有可能出现异常，如待摊费用占流动资产的比重、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占流动资产的比重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提示。
4、利用关联交易调整利润。如果这种现象在操纵净资产收益率的企业中比较普遍，就会在这些企业的关联交易额占销售收入或销售成本的比例上体现出差异，并且应收账款中关联方的应收账款比重较大。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对关联交易披露的不规范性，投资者较难从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中采集出关联交易的详细数据，因此笔者根据为调整利润进行的关联交易通常不使用现金的特点，选择分析其他应收款指标占流动资产比重的指标。其他应收款体现企业与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有关各方的资金往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与关联方的资金关系，比如出售投资给关联方后应收回的款项等。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大，说明企业与关联方可能存在比较密切的联系，利用关联方调整利润的可能性也较大。
二、研究数据的选取
笔者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上市公司资料库》光盘中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从中筛选出1996、1997和1998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间，即［10％，11％］之间的公司作为样本（简称10％区域的公司）。同时，根据这些公司所处的行业和规模，在净资产收益率相对受到人为干扰小一些的公司中寻找对照研究所需的相同数量的标准公司样本，舍去个别实在无法找到对照的标准公司，以保持两个样本最大程度的可比性。通过查找和比较，笔者选取的单个样本数量如下表所示：
缺乏数据和删除的公司数量合计不到总数量的15％，并且样本数量远远大于统计中要求的大样本标准（30个），因此可以认为研究的结果基本代表了所有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域的公司状况。
三、统计结果
笔者统计出的1996、1997和1998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域的公司和用于对比的各标准公司的资产总额以及八个财务指标的调整平均值、平均值差异的检验值见下面的表格。比较资产总额的目的在于证实两个样本是否存在规模差异。调整平均值是在删除了5％的极值之后计算出的各样本的资产规模和财务指标的平均值。同一年度内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间的上市公司与标准公司财务指标平均值差异的检验值代表了平均值差异的大小，当该检验值超过1.64时（笔者使用的是单尾检验），我们就有95％的把握认为平均值确实存在这种差异，因此，认为该差异是显著的。当该检验值低于1.64时，我们就认为在统计意义上这种差异不明显，我们不能以95％的把握性确定这种差异是否真的存在。在样本的方差较大时，通过统计检验有时难以确定平均值差异的显著性，利用十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财务指标差异及其显著性统计结果
根据上表显示的统计结果
以及笔者进行的“十分法”排序的结果，1996年到1998年各年度10％区域上市公司和一般公司各个财务指标之间的差异情况见下表：
注：“显著”指通过平均值差异的检验发现存在明显差异；
“有区别”指在平均值差异的检验中不能证明存在明显差异，但利用“十分法”排序可以看出存在明显差别；
“无区别”指不论在平均值差异的检验还是“十分法”排序中都看不出明显存在差别。
资产总额的比较结果证明，有操纵净资产收益率可能的公司与标准公司之间不存在规模差异，笔者的研究的确已经排除了规模对其它财务指标的影响。从上面的统计结果看，在选取的八个可能反映企业利润操纵的财务指标中，只有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以及营业外收入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两个指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他六个财务指标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10％区域上市公司与一般公司的差别。
四、研究结论
1、财务指标中体现的上市公司利润操纵手段。
通过对可能存在利润操纵的上市公司和一般公司财务指标的比较，我们认为以下操纵利润的手段在上市公司中有普遍性：
（1）通过非营业活动提高企业利润。笔者对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域的上市公司样本中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比例最低的企业数据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吃惊。1996年的94家样本公司中有6家公司该指标出现负数，1997年166家样本公司中有3家该指标出现负数，而1998年160家样本公司竟然有7家公司该指标出现负数。这些负数意味着这些公司的营业活动是亏损的，也就是说，他们达到10％的配股线居然完全依靠营业外的经济活动！
（2）通过增加投资收益提高利润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在1996年和1997年的统计结果中，我们发现10％区域的上市公司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远远高于标准公司，1996年差异达八个百分点，1997年差异达四个百分点。利用投资收益操纵利润在个别公司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在10％区域的上市公司样本中，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100％以上的企业1996年有6家，1997年有2家，1998年有3家，这意味着这些达到配股最低标准的上市公司创造10％的净资产收益率竟然完全依靠投资收益！
（3）采用与关联单位进行交易提高利润。笔者不能直接证明这些关联交易的内容，但是其他应收款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联系的紧密程度，这使我们不能不猜测这些关联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1997年和1998年10％区域的公司其他应收款比重的明显异常说明这些公司从事非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十分普遍，而且交易经常采取非现金形式。笔者统计了样本中10％区域的上市公司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比重超过50％的公司数量，1996年，该数目为4家，占样本的4.3％，1997年为11家，占样本的6％，1998年为9家，占样本的5.6％。这些公司竟然有一半以上的流动资金占用在非正常经营活动之上！
如果笔者对其他应收款的多少代表与关联方联系的紧密程度猜测没有错误，其他应收款多的上市公司很可能在经营活动上也存在与关联方的紧密联系。虽然笔者没有考察关联交易引起的上市公司经营活动收入和利润的增加，但1997年和1998年，10％区域上市公司同时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重比标准公司偏高、应收账款周转率比标准公司偏低的现象，这与我们看到的其他应收款比重的异常在时间上存在一致性，由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既操纵非营业利润，又操纵营业利润。
（4）通过人为扩大赊销范围或采用提前确认销售、甚至搞虚假销售增加营业利润。在1997年和1998年，10％区域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重比标准公司偏高，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偏低，说明比起标准公司，10％区域的上市公司更多地记录了非现金形式的销售业务。鉴于笔者统计时采取了控制行业和控制公司规模的方法，由于行业和规模导致的应收账款规模和回收速度的差异就被排除在外，剩下的原因只能用不正常来说明。这种不正常，一是可以用上面提到的关联交易来解释，另外就是用扩大赊销范围、提前确认销售、搞虚假销售等原因来解释。
除上述具有普遍性的利润操纵手段外，还具有两种不具有普遍性的利润操纵手段，即通过费用资本化影响利润和通过提高营业外收入影响利润。
2、上市公司操纵净收益手段的改变。
连续考察1996年到1998年10％区域的上市公司出现异常的财务指标，我们发现各年中这些财务指标的变动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在不同年度，由于种种原因，上市公司采用的操纵利润的手段偏好有所不同。
（1）1996年，平均值差异检验证明存在明显差异的财务指标有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和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考虑十分法排序的结果，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也存在差异。其他指标差异则不明显。可见，在这一年中，企业普遍采用增加投资收益的手段提高利润，而虚增收入、利用关联交易调整利润的做法还不十分普遍和明显。
（2）1997年，平均值差异检验证明存在明显差异的财务指标有：待摊费用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以及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考虑“十分法”排序的结果，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一年中，企业普遍采用多管齐下的方式提高利润，包括增加投资收益、利用关联交易、虚增销售等。
（3）1998年，平均值差异检验证明存在明显差异的财务指标只有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比重和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重；考虑“十分法”排序的结果，应收账款周转率也存在差异。而以前出现过差异的待摊费用占流动资产比重、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以及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几个指标差异不明显。可以认为，这一年中企业普遍采用的调整利润的手段集中在虚增销售或关联交易上，而对利用投资收益增加利润的做法不再特别感兴趣。
五、研究结果的启示
虽然笔者的研究对象是净资产收益率在配股最低限以上临近区域的上市公司，但是研究所发现的财务指标与利润操纵手段上存在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可以帮助我们在各种情况不辨别利润操纵。研究证明，尽管我国上市公司人为操纵净资产收益率的手段各有不同，但他们在操纵利润的同时，其他财务指标却能够暴露其操纵手法，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对这些反映利润操纵的财务指标给予足够的关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识别上市公司的操纵手段，去伪存真，得到企业真实的获利水平。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得到以下一些启示：
首先，净收益或利润总额有关的指标表现企业真实盈利能力存在严重缺陷。这些指标中包含了与企业正常经营无关的、缺乏稳定性的一次性收益内容，如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入，以及在本文中没有涉及的财政补贴等，这些项目随时会由于企业达到目的而消失。用这些指标评价企业，将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
风险。从前面的统计中我们看到，标准公司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明显高于可能操纵利润的上市公司，因此相比净资产利润率或总资产报酬率，营业利润受到利润操纵的干扰较小，利用营业利润计算的有关指标相对稳定，对表达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会更加有用。
其次，在操纵净收益的手段中，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投资收益增加利润。投资者应对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给予非常的重视。对于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比重较大的企业，应该仔细分析投资收益的来源，辨别这种投资收益的长久性。如果一次性的投资收益，比如出售投资所得的收益数量较大，这种投资收益的长期性就很难保证。
第三，其他应收款是我们应该给予足够重视的资产负债表项目，一些企业可能没有披露关联交易或关联方关系，但其他应收款项目的性质实际上会告诉我们这些企业与其他企业或单位之间的非常关系，所以其他应收款的多少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该上市公司受到其他企业或单位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越大，该上市公司的净收益指标的可靠性越差。
从“全面小康”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推进可以看出，国家非常重视农村、农业、农民相关问题。新农村建设是在新形式下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不仅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更关系着和谐社会和小康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应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制定有效的财政支农政策，以多种方式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我们在贯彻财政支农政策和评价财政支农效率的时候，需要弄清楚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由此为人们提供理论基础，并提出政策建议。
由于近几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低迷和消费能力偏低的情况，国内不同的学者和研究结构提出多种观点。薛誉华（2002）通过分析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超缓的原因，认为提高广大农民文化知识水平、发展规模农业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消费的根本所在。李长英（2004）通过基准垄断模型及其扩展模型的分析，认为鼓励国外和城市企业向农村直接投资是提高农民消费能力的有效途径。孙伟艳等（2004）通过分析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特点及作用，得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不仅是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也是农民增收的有效组织形式的结论。宋元梁（2005）通过建立动态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镇化与农民收入进而消费增长的关系，认为加速城镇化建设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江勇（2006）在其文章中指出，农业农村经济整处在新的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时期，发展劳务经济也具备一定的优势，因此可以通过发展劳务经济来解决农村富余人员，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本文结合当前的国家农业政策，专门从分析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与农民消费水平的关系入手，以新的视角讨论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对农业财政支出是增加农民收入消费的有效途径。
二、建立模型的理论依据
根据各种消费能理论，建立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为ct=a0+a1yt+a2ct-1+a3yt-1①
其中，ct、ct-1在这里分别代表农村居民t期和t-1期的消费，yt、yt-1分别表示t期和t-1的农村居民收入，此式子说明人们当期的消费不仅与当期的收入有关，还受到前期收入、前期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符合消费理论的观点。然而yt-1与ct-1之间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指出：当期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即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建立模型的时候首先要合并高都相关的解释变量从而减少解释变量的个数，达到消除多重共线性的目的。
另外，我们还必须知道政府对农业的支出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乘数理论表明，当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便能够增加社会需求水平，成倍的刺激居民消费和国民经济。同样的，在农业经济中，政府投资兴建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为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提供了便利和可能，优化了农民交易的交易条件，从而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促进了消费。也就是说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同方向增加，属于正向的效应。我们可以从关于乘数的数量关系式来得出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yt-yt-1=d0（gt-gt-1）所以，yt=(gt-gt-1)+yt-1②
其中，gt、gt-1分别表示t期和t-1期政府财政农业支出，d0为财政支出的乘数，我们将②代入①式中得到下面的式子：ct=a0+a1{(gt-gt-1)+yt-1}+a2ct-1+a3yt-1，把gt-gt-1用gt来表示，即gt为模型的另一解释变量，合并yt-1与ct-1得到：ct=b0+b1gt+b2ct-1③
三、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收集
根据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及其现状以及数据的可取性，我们选取了1986年至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使用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决算数据）作为我国农业财政支出（g）的度量指标。用国民经济核算中农民的最终消费项下的农村居民消费（以当前的消费水平）作为农村居民消费项（c）的度量指标。
（二）检验分析
1．模型参数估计
我们在进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的时候将把③改写成标准的计量经济模型为ct=b0+b1gt+b2ct-1+t④
其中，t为随即误差项，并且假设随机误差项符合经典假设条件，在回归的过程中，我们由于选择了ct-1解释变量消除自相关性，再利用函数D(G)从而计算出gt，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④式进行回归分析。在这个公式中，我们最为关心的就是gt的系数b1的值，即政府财政支出的变动对农民消费的作用。利用Eviews3.1软件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写成标准形式为：
ct=1480.580+6.00536gt+0.90254ct-1
t=（2.439922）（3.353716）（20.83622）
R2=0.970158R2=0.966427DW=1.5445F=260.0744
其中括号内数字代表为对应的t值。
2．经济意义检验
从上面可以看出，b1=6.00536大于0，表明随着政府农业投入的变动增加，农民的消费随着增加，这是符合经济意义的。而b2=0.90254大于0，说明前一期的消费水平（包括前期收入、财产等在内的因素）对本期消费的综合影响是正的，这在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也符合经济意义。
3．统计检验
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R2为0.970158，表明被解释变量中有97.0158℅由模型中的2个变量来解释，同时，由于n=20,k=2,查F分布表，得到临界值：F0.05(2,17)=3.59,又F=260.0744＞3.59=F0.05(2,17)，所以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回归模型从总体上说是显著的。再有c、gt和ct-1的t绝对值均大于2，查t分布表可知对应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这些值都是显著的，或者根据t统计量伴随的概率p值也可以看出，分别为0.0267、0.0040和0.0000均小于0.05，所以模型中每一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都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模型中含有滞后的被解释变量ct-1，属于自回归模型，所以转换成Durhin检验的h值检验法。根据Eview3.1软件输出结果中计算h==1.038,取a=0.05时，h=1.038<1.96=Z0.025，所以模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这样ct-1也自然与t不相关），经偏相关系数检验和BG检验，表明也不存在高阶自相关性。
此外，gt和ct-1的相关系数为0.267855，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并且2个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较小（远小于10）。由于在模型检验中加入了权术变量，从而消除了原本存在的异方差性，所以我们可以说此模型通过了全部的检验。
4．模型的经济分析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由于b1为6.00536,说明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财政农业支出的变动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成倍的正比关系，即政府对农业财政支出的变动每增加1亿元，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就同方向增加6.00536亿元。这是我们在进行财政支农的时候最为关心的数据，也是我们在制定支出政策时的依据。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农村居民当期的消费还受到前一期综合因素的影响，并且也是显著的，因为上期消费的总体水平每变动一个单位，本期消费就将同方向变动0.90254个单位，也就是说如果上期消费每增加1亿元，当期消费将增加0.90254亿元。从数据表格和模型的定量检验都表明，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消费，它的乘数效应确实能够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起到很大的挤进作用，能够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国家政府应该认识到加大财政农业支出的必要性，扩大支出进而提高农民收入，最终达到刺激消费大幅提高的目的。只有政府当局努力完成此项任务，我们才能达到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才能实现。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证据材料证明证明能力
一民事诉讼中证据材料（以下简称证据材料）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以下简称证据）
证据材料与证据尽管经常易于混淆且常被不加区分地使用，以致于在证据这一概念下包含了证据与证据材料两种情形，使得“证据”一词，有时是指证据，有时又是指的证据材料。而正确地看待证据材料与证据关系的问题，无疑应是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何谓证据材料
证据材料，亦称证据资料，有人认为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或者法院依职权收集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材料。”（1）也有人认为是指“凡是未经查证属实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形式，统统称为证据资料，或曰证据材料。”（2）还有人认为“所谓‘证据资料’则被理解为通过证据方法表现出来或为人所了解知悉的内容，如证人和当事人本人的证言，鉴定意见（尤其是其结论），书证所表示的信息内容，对物品或场所进行检验或者勘验的结果，等等。”（3）总之，笔者认为以上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证据材料的含义，说明了证据材料其作为证据的内容，意味着一定的既知事实，而既知事实与作为证明对象的待证命题或待证事实间的关联性以及用来评估证据从而从已知推断未知作用程度的证明力或证明价值等概念，都直接与对证据材料的理解紧密相关。证明材料，对于考察诉讼中证明的机制和过程都非常重要。
（二）何谓证据
证据，有学者认为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请况的各种事实，也是法院认定有争议的案件事实的根据。”（4）也有学者认为“（一）从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方面看，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从证明关系看，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凭据，是用来认定案情的手段；（三）从表现形式看，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诉讼证据是客观事实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5）
（三）证据材料与证据的关系
由证据材料与证据的概念可知，证据材料是证据的来源和初始表现形式，离开了诉讼过程中的证据材料，证据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无从谈起。并且，证据材料只是为了证明待证事实命题而提供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中只有符合证据条件的，才能作为证据，成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有的不具备证据条件，即不能作为证据而使用。对某些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证据采纳，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自然效力，再就是法律上的效力。自然效力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与客观事实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法律效力是法律证据资格的规定，是外加于证据材料的，属于证据制度之一。
不过，也有论者反对对证据材料和证据进行区分，“在坚持证据反映论的同时，笔者认为还应当坚持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同时反对证据与证据材料的划分。证据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所有反映事实的材料都能构成证据。”（6）但笔者不赞成这种将二者混为一谈的看法。同时该观点与其“证据的证据力即证据的形式效力”的观点自相矛盾，既然其认为“所有反映事实的材料都构成证据”，又何谈“证据的形式效力问题”？
二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一）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以下简称证明能力），亦称证据能力，证据资格，或称证据适格性，是指“具有可为严格证明系争事实的实体法事实之资料的能力。”（7）也有人认为“证据力（或曰证据能力）是指证据在法律上可作为定案根据的资格和条件。”（8）另有人认为“证据能力系指在诉讼上可容许作为证据的资格。凡属于可采纳的证据也可称之为适格的证据。”（9）笔者认为某种证据材料可作为证据的法律上的正当性或法律上的效力即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二）证据法上的可采性
证据法上的可采性，亦称容许性，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通常的用语，它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才能用于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英美法中证据的可采性将证据分为可采纳或不可采纳，也可以称之为受容许的为有证据能力，无证据能力则不予容许。所谓某一证据材料可用为证明待证事实的能力，既是从证据的可采性上而言，也就是可容许或可被采用为证据的一种资格。所以，一般认为，证据材料证明能力即是证据材料的可采性。
（三）证明能力与证明力
证据的证明力（以下简称证明力），也称证据力，“系指证据材料作为证明待证事实上价值大小与强弱状态或程度。具体而言，即审理事实的人对于外部原因的证据所发生的内部意识作用的力量，亦即依据证据事实对于待证事实所置信其真伪存否的力量和程度。”（10）换言之，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案情事实的能力，或指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的价值或功能。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与证据的证明力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有：其一，证据能力是可能性的范畴，证明力是现实性的范畴，证据能力是法律关于某一事实材料能否作为证据的资格规定，只有具备证据能力的事实材料才能加以审查判断，才具有作为定案依据的可能性，而证明力是证明案情的价值，具备了证据价值才能把可能性的能力转化成证明的现实性。其二，对于证据能力，法律上多加以消极的限制，对它的判断必须依据一定的证据规则，而对于证明力，多是允许法官自由心证，法律上的限制很少。其三，从诉讼程序上考察，设置证据能力的限制，有基于证据本身的需要，如排除、意见、传闻法则等，有出于诉讼外的基本政策的需要，如人权保障、特权权利的保护等，但意在保障证据的质量，确保法官对证明力的准确认定，有利于发现案件的法律真实，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法律屏障，一个证据材料，即使具备证据能力，如适格的证人的伪证言，但其不能真实反映案情，也就不具有证明力。
由此可见，证明能力与证明力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证明能力是证据证明力的前提条件，凡是有证明力的证据材料才能成为证据，才能有证明力可言；证据材料必须先有证明能力，即先成为适格的证据，或可采纳的证据，而后才产生证明力问题。从程序上讲，先是解决证据材料的适格性的问题，然后由法官自由裁量其证据价值。
三确立证据能力制度的必要性
证据能力直接影响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与法官的认证，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正确地适用法律，意义重大。
首先，规范民事证据能力，有利于证据规则的建立与完善。各国证据法中都有大量的规则就特定的材料能否作为证据及其证据的证明力。我国法官对证据认定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根本原因是缺乏证据规则的有效制约。因此，规范民事证据能力，有利于建立系统的严格的证据规则，以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其次，规范民事证据能力，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一般从两方面对于证据能力加以限制，一是对证据本身的禁止，二是程序的禁止。前者有对证据的种类、形式、来源等作出一般性的积极规定，以引导当事人有的放失进行举证、质证：后者则从消极方面对收集、调查证据的程序作出禁止性规定，以引导正当的取证程序。
再次，有利于保障诉讼的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实现诉讼经济。可以使当事人从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维护自身的利益的角度出发，尽量有效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能反驳对方、证明自己的适格的证据材料。从而加速庭审进程，提高效率。
另外，规范民事证据能力，也利于法官对证据的准确认证。在有效防止当事人提出不适格的证据材料，同时为法官的认证设置规则加以制衡，防止法官恣意裁量。
四当今世界关于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的法律规定
（一）英美法律中的有关规定
在英美法中，对证明能力是以证据的可采性的形式加以规定的，但法律上极少有积极的规定，一般是仅仅消极就有无证据能力或其能力受限制的情形加以规定。所以，不可采纳的证据反而成为英美法中证据材料可采性问题的重点。英美法重在证据能力，必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材料，方有合理的证明力，才能合理推断待证事实之真伪，故对于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以法律加以限制。概言之，不可采纳的证据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缺乏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其二是应受排除的证据材料。
1缺乏关联性的证据材料
所谓关联性，是指证据材料必须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以因此对证明案情具有实际意义。证据材料的可采性与证据材料的关联性紧密相联，并且关联性是可采性的前提条件。凡是某一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之后，才能产生该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可采性的问题。质言之，凡是具有可采性的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而所有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却并非都具有可采性。关联性不是一项证据材料的内在特征，而是作为证据材料与本案争执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而存在，对关联性有无的判断，是一个经验事实，可以依赖科学与经验加以自主判断。而证据材料的可采与否，则属于一个法律问题，应由法官依法定规则进行法律判断。即判断证据材料之关联性，有赖于人的生活经验与逻辑，而可采性之取舍，完全取决于证据法的预制规则。英美法中，之所以将证据材料关联性与证据材料的可采纳性加以区分，与其陪审团审判的传统有关。关联性与可采性的问题，如同陪审团审判制中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边界一样，构成了英美法中陪审团与法官的职能区分的一部分。
英国自18世纪后期，在诉讼中建立了当事人对等的辩论主义（即当事人主义）以代替纠问制度，自此各种证据规则，随之发展而来。为了防止陪审团、当事人因缺乏法律常识或采纳那些有碍于查明案件真情的事实和材料作为证据，或误用推理的经验规则，或者迷于被告的地位和经历，或惑于被告的巧辩，或导致有偏见或涉及情感度等，因而产生了各种不适格及排除规则。法官对于不适格的证据，即不予采纳其向陪审团提出以考虑其价值，以保障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英美法中的有无关联性的证据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除某些例外外），品格证据材料与证明归责行为之关联性。
第二，事后的补救措施与该事业有关的过失之间之关联性。
第三，提出和解或和解建议与请求承担之间之关联性。
第四，支付医药费或类似费用与承担责任之间无关联性。
第五，责任保险与疏忽行为间或不法行为间无关联性。
缺乏关联性的证据材料，一律不具有可采性。
2应被排除在外的证据材料
一般而言，与待证事实间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原则上都具有可采性。然而，某些证据材料即使有关联性亦应予以排除：第一，某些证据材料之证明价值微乎其微，第二，某些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极其遥远；第三，某些证据材可能会产生生多个争执点，使主要争议事实混乱；第四，某些证据材料可能会误导陪审团，或者诱导其仅凭感情因素而作出不恰当的决定；第五，某些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给事实认定带来错误的危险。此外，还有一些诸如公共政策方面的因素而将某些证据材料排除在外：第一，绝对排除的规则。第二，附条件排除的规则。在排除规则中，主要有：传闻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禁止反言规则，预防规则，司法裁决理由等证据事实排除规则，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的排除规则等。
（二）大陆法中的规定
与英美法比较而言，大陆法中关于证据材料的规则要少得多。大陆法因为出于职权主义的缘故而重在调查证据程序，对于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很少限制。凡作为证据材料，均具有理论上的证明能力。即在承认证据材料一般均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对于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而且，大陆法中的排除并非完全绝对排除，相对排除亦不少。
总之，大陆法系中关于证据材料证明能力的规则主要有：
1．直接规则。该规则是指在采纳证据时强调所有可作为证据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经过直接审理才能被采纳为证据。反之，凡是不能以直接审理方法进行调查的事实和材料在证明能力上就不具有可采性。
2．关联性规则。该规则是要求事实和材料之所以能被采纳为证据，其前提必须是它们在案件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
3．合法性规则。该规则要求所有证据的形成和取得必须符合法定要件和形式，否则，就不能采纳为诉讼证据。
4．任意性规则。该规则是指非在自愿的情形下取得的证据材料应被排除在外，使其不具有可采性。
5．传闻规则。此规则是指大陆法中原则上不排除传闻作为证据，只是要求证实其来源的真实性、可靠性。
(三)中国法中的规定
中国法学理论上常见的关于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的论述主要有三点：关联性、真实性（或客观性）、合法性。但我国长期以来，民事诉讼中关于证明能力的证据规则采用一种虚无主义的做法，其结果造成法院查证范围过宽，期限过长，效率低下。既未象英美法那样有较为严密、详尽的证据规则以及在证据规则中又有许多例外，其目的在于限定和约束陪审团、法官在认定证据上的自由取舍；也不象大陆法那样，作出较为详细、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从而为法官的自由心证的基础。我国未有完整、系统的证据法，只是以粗线条的方式制定了若干证据规则。由于条文较少，内容过于粗糙，并事实上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法官任意裁决的权力过大。
长期以来，我国的诉讼中事实上以真实性来取代合法性，如《民事诉讼法》的第64条第3款，第65条第2款，第69条等之规定都表明，法院审判时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是证据的真实性而不是证据的合法性。更成问题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真实性的定位上存在自欺欺人的所谓“实事求是”的原则，刻意寻求所谓的“客观真实”，而不是“法律真实”。
正因为我国民事证据法理论对证明能力一直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有关证据的立法、司法解释及实务中亦极少有系统的有关证明能力的证据规则更谈不上用其解释具体案例，所以，证明能力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对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作出了一些初步的规定，例如：（1）关于能作为证据的证据材料有《规定》的第10条、11条、12条、20条、21条、22条、30条、55条等。（2）关于排除作为证据的证据材料有《规定》的第34条、43条、53条第1款、第57条第2款等。（3）作为例外规则的有《规定》的第49条、53条第2款等。因此，造成了以下后果：第一，诉讼中当事人缺乏完整、严密的证据规则的指引、规范，导致举证的材料不适格，伪证、无关联性的材料多。第二，导致当事人进行质证时没有焦点，范围没有限制，在枝节问题上漫无边际、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第三，导致法官庭审中查证的证据材料的范围过宽，影响审判效率。第四，法官对证据材料认证的程序缺乏必要的制约。
五余论
证据问题是全部诉讼活动的中心问题，正如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所认为的：证据为正义之基础。证据材料（资料）存在于诉讼前阶段，只要是可能只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材料就可以做证据材料，但是，这些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最终能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必须通过法律的检验和法官的认定。证据材料必须转为诉讼证据才具有法律意义。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能力的核心所在，证据材料只有同时具备合法性才能进入到诉讼中，成为真正意义的证据。特别是民事诉讼中的审判方式的改革使举证责任愈来愈倾向于当事人主义，这样更易于诱发当事人的非法取证行为，所以确立非法证据材料的排除规则等在内的证据规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必要借鉴吸收英美法系中内容详尽的有关证据能力的法则，以完善我国长期以来受大陆法系影响而过于原则、粗糙的规则。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材料必须予以排除。
注：1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128页
2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46页
3王亚新著《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第165页
4同上，第228页
5同2，第45-46页
6主编《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7肖建国《证据能力的比较研究》中国民商法律网
8同上
9刘善春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455页
人事争议仲裁工作是各级政府人事部门在人事制度改革中开辟的一个新的工作领域。1995年12月，人事部在总结各地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正式提出要开展人事争议仲裁工作。1997年8月，人事部制定下发了《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正式确定了人事争议仲裁的基本制度，随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事争议仲裁工作会议，对全面推行人事争议仲裁制度进行了部署，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由此得到发展。20__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就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作出了司法解释，实现了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的有效衔接。20__年4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进一步明确了人事争议仲裁的法律地位和制度框架。
问题由来：
国务院以[20__]3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20__-07-06]》，并指出：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是用人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重要措施，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调动事业单位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虽然[20__]35号是针对国家事业单位的，而国家机关并未“触动”，但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正式拉开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
[20__]35号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20__-07-06]》正式下发后，各地开始制定人事争议仲裁的细则（办法）来配合这项重要改革。在此之前不少地区已制定出台的办法也都做了必要的修改。在此期间，也有极少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依据人事仲裁规则向当地人事争议仲裁委提出申诉。由于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设在人事行政机构内，所依据的仲裁规则是人事部门根据人事部文件所制订的政策文件，人事争议仲裁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样的人事争议仲裁完全是政策指导下的行政行为。直到20__年9月5日媒体上公布了并于同日生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__]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使得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审判有了接轨，人事争议案件诉讼方有法可依。
此时，人事争议仍延用了劳动争议处理的“一裁两审制”，似乎问题有了出路。但是，这种接轨是形式上的接轨，而不是实质上的，更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接轨。此时出现了仲裁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变化，各方面依然如故，而人事争议案件诉讼则适用《劳动法》由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进行审理。此时各地不少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为有了司法解释，官司可以得到人民法院公正审理裁决，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当事人对这种两脱离的接轨可能带来的诉讼复杂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与心理准备，其仲裁申诉往往被人事仲裁委以“不予受理”对待，而当地法院又以“没有受理依据”而不予受理，更有甚者先受理，然后再“驳回”来“封杀”。
出现这样的现象，除了部分案件系受理机关与人民法院对个案错误的处理外，没有弄清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之间的区别、共同点以及相关联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本文试对这类问题作一个粗浅分析，着重引出人事争议案件的管理与受理、法律适用方面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可能的解决方式。
本文系人事争议目前存在的现实、现象与问题的纯学理讨论，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浅显的建议：
一、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的共同点：
1、争议常见的起动一方当事人（申诉主体），往往表现为仲裁申诉人均为劳动者。争议当事人另一方（被申诉主体）为企业、单位，往往表现为仲裁被申诉人。应当说，在我国《宪法》保证下，工厂工人职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军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用工、农民工、艺术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企业家等等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他们之间仅仅是从事的职业岗位不同。
2、在相对于企业、单位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劳动者都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
3、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的现行程序法律均适用“一裁两审制”，即要启动司法程序提讼必须经过仲裁这个前置程序。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审理这两类争议案件均适用《劳动法》。并且均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基本上是由原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法庭来审理人事争议案件。
5、两类仲裁委均设在国家行政机关（劳动 主管机关与人事主管机关）内，一般为其处（科）级单位。
6、两类合同凡是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范围所包容的争议事项都是非常宽的，所能提出纠纷争议的事项，可形成诉讼的案件非常多。
二、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的区别：
1、主体之间的不平等：企业、单位相对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序的权利不平等因素。
2、建立关系的合同的表现形式不同：人事争议与工作人员之间是聘用合同关系，解决的是“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劳动争议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解决的是“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照本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哪类合同，凡是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范围所包容的争议事项都是非常宽的，故有法官认为“以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来界定人事争议范围太大”。
3、国家实现管理职能的主体以及管理关系不同：人事关系是国家人事行政管理机关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行政法律关系。劳动关系是国家劳动行政管理机关监督各类企业执行国家劳动法律法规，从而实现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主的一种非直接利害关系的监督关系。国家劳动行政管理机关与各类企业、劳动者之间不具有直接的行政法律关系。
4、由于我国多年的体制，凡属于人事部门下达人事编制、受其管理的是干部；凡属于劳动部门职能范围内的单位的职工均为工人。
5、在我国实行劳动制度改革，逐步过渡到全员劳动合同制近20年后的现代企业组织中，一般情形下没有干部身份的人员存在，企业与职工之间是完全的劳动合同关系，即劳动用工关系。发生劳动争议只能到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诉。而事业单位中的人员情形就比企业复杂得多，其中有国家事业单位干部（具有人事编制的人员）、有聘用制干部（有称合同制干部，社保机构认为，这类干部应当与工人一样参加养老保险，实质上就是工人，类似于国营企业改革前的以工代干的情形。但聘用制干部仍是人事部门下达了编制的人员）、有事业单位聘用人员、社会聘用人员、固定工、临时工等类别，这些人员与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由不同的合同关系所联系，其工资待遇、分配制度也有所不同，这也产生了不同的用人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后，一般是具有人事编制的人员方可到人事争议仲裁委进行申诉（但目前已不是单一的这种情形），其他人员应作为劳动合同关系或视为劳动合同关系到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诉。
6、目前事业单位的界线已逐渐变得模糊与不清晰，部分非国家正式事业单位享受事业单位待遇或模式经营的如民办学校，或称民办非企业单位如驾校、民办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笔者注：目前税务、社保机构将律师归入私营企业类管理对待）。一般事业单位由编委办核准颁发《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而原作为事业单位的律师事务所则一直由司法行政机关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可以这样认定凡持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的单位均系事业单位，只是这些事业单位中的所有制形式存在不同，如学校事业单位，对全民所有制学校一般称为“公办学校”，而非全民所有制的学校一般称“民办学校”，或“社会力量办学”。而企业均应由国家工商行政部门核准颁证根本不存在这类问题，只是依照《公司法》设立的称之为“公司”，相对一般工厂、经济组织则称之为“企业”。
7、劳动争议解决的是由劳动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劳动关系。而人事争议解决的是人事政策文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上的部分人事用人及其他关系。在事业单位中存在着内部行政处分争议，而企业中一般表现为劳动关系，而不表现为企业内部行政关系。
三、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的关联：
1、关于两类争议均适用《劳动法》是否适当的问题。
从宏观上说，本文前述各类人员均为社会劳动者，这点应当没有分歧。而为何在处理人事争议案件中，适用《劳动法》会存在困难，有专家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的区分”不易区分所致，因此他们提出只能“参照适用劳动法”的观点。
这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也是目前我国人事制度现状所带来的问题。即劳动关系中，企业与职工之间存在的是劳动法律关系，而调整这一关系的法律法规及配套规范业已基本建立。而人事制度中，基本没有一个可供适用的法律，执行的基本上是人事部、厅、局三级的人事政策性文件规定。解决这一相关问题，唯一办法，在人事制度改革中逐步地、分类地依据《立法法》制定出台相应的《人事争议仲裁办法》行政法规来替换先前的政策性行政文件。另一方面，实行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制、工伤保险制度、社会保障保险制度已进行尝试向《劳动法》靠拢，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统一适用法律的结果，只是聘用合同制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伤保险具体规定尚未出台（注：这些规定必须由国务院方为行政法规），由于人事争议往往是劳动者对事业单位适用人事政策性文件所致的结果不服所致，仲裁与诉讼的焦点必然落在对这些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公平性的认定之上，而这些文件必竟不是法律，人民法院认定必然有难度。因此人民法院感到在审理人事争议案件中适用《劳动法》非常棘手。
另一方面，人事部于20__-09-29（20__年12月方予公布）出台国人部发〔20__〕30号《关于推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该《规定》（注：法释[20__]13号司法解释）确定了人事争议仲裁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关系，表明人事争议仲裁进一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同时也对人事争议仲裁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推动人 事争议仲裁制度建设和人事争议仲裁工作的开展将产生重要作用。”、“各地仲裁机构要积极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就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接轨后的工作衔接问题，如受案范围和管辖的确定、强制执行的申请程序、仲裁案卷的移转等进行协商，确立相关的衔接和协调机制，制订有关的工作制度，确保各项工作能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该《通知》仍存在两个方面问题，（1）回避了适用《劳动法》问题；（2）对于原人事政策文件与法律如何“衔接”，也没有明确指导。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在审理人事争议案件中适用《劳动法》比较困难的现状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2、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之间的关联：
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是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实质反映，这一点无法回避。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劳动关系是雇用关系、劳资关系，即劳动者的义务是做工，而权利仅仅是挣钱而已。而人事关系则被认为是一种与身俱来的身份以及这一身份所对应权利与待遇关系。因此，认为“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在法律价值、基本原则上均有所不同”。这种观点至少反映出部分人对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无疑难于保证公正、公平的对待案件与案件当事人。
劳动关系是由劳动法律法规调整的用工单位与劳动者通过劳动合同建立起来的关于劳动权利义务的社会关系。人事关系是事业单位通过国家人事行政机关依据人事政策文件规定建立起来的关于劳动权利义务以及非劳动权利义务的社会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函[20__]3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提到“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这里暂且不做出包含劳动权利的关系就是劳动关系的推定，但它至少清楚表明了人事关系中包含了劳动权利与其他非劳动关系的权利，这些权利中的主要部分是劳动权利，这也表明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之间存在着基于劳动权利为基础的必然关联。
从前面对事业单位人员种类现状的分析可见,事业单位在用人问题上基本采用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方法来解决人员不足与专门人员需求问题。这类人员与企业用工实质上没有本质或法律上的区别。根据现行司法解释规定，凡与事业单位签订聘用合同的人员与事业单位发生争议均可到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诉，对这类人员发生的争议适用《劳动法》应当是可以的，这实际上突破了“凡具有人事编制的”限制。今后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员工之间大致可采用两种合同（即聘用合同、劳动合同）。聘用合同者表现为“人事关系”到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诉，而劳动合同者反映为“劳动关系”的到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诉。此时两类仲裁已没有实质区别，近日南京市的一起人事争议案件中，单位是在工商注册的企业，但所与员工签订的合同，单位到人事局进行了合同鉴证，故当事人只好以此合同到人事争议仲裁委去申诉，这一案例证明了劳动合同与聘用合同没有实质区别，反映了两类关系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这一点。
3、劳动法律法规与人事政策文件的关联：
由于人事制度政策依据的现状与下级法院的反映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__年4月30日出台了法函[20__]30号司法解释性司法文件《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法函[20__]30号第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__]13号)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这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这第一条规定似乎将劳动法律法规与人事政策文件作了一个协调分工，但实质是对其存在的内在关联作了一个分割。
借此机会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条规定使用了“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这一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实：（1）到目前为止各地的关于人事争议仲裁办法（规定），均没有援引所适用的法律依据。（2）最高人民法院20__年5月18日出台的法[20__]96号《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规定：“考虑建国后我国立法程序的沿革情况，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国务院制定并公布的行政法规；二是立法法施行以前，按照当时有效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但在立法法施行以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再属于行政法规；三是在清理行政法规时由国务院确认的其他行政法规。”按这一《纪要》有“在立法法施行以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再属于行政法规”规定，在《立法法》施行后至目前国务院并未出台有关“人事方面”的行政法规，既然如此，在审理人事争议案件时，只有过去出台近十年、甚至超过十年之久的政策文件规定可用。即便是这些人事政策文件规定中有部分属于“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那么在庭审时又如何区分呢？
而正确适用程序法是保证实体法得于正确适用的前提条件，按照法函[20__]30号第一条规定会出现两种有意思的情形：（1）这里暂不论人事部的人事政策文件是否正确、是否可适用于现在状况的问题，人民法院审理人事争议案件时以《劳动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作为程序运用去保证人事政策文件正确适用。（2）《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本身由程序法律规范与实体法律规范组成，在审理人事争议案件时可适用其中的劳动程序法律规范，那么适用劳动实体法律规范基层人民法院为何会感到“适用困难”，从而得出“审理人事争议一概适用劳动法势必产生问题”的结论而要求“参照”呢。不过，最高人民法院的起草者必竟是专家，他们给出了一条变通路子，即“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来适用劳动实体法律规范。这样既可以缓解基层人民法院的“困难”，也给诉讼当事人提供了一条法律适用的路子与法定适用依据，但其中仍带着一个人事政策文件与劳动实体法律规范适用冲突的矛盾。
四、人事争议案件与劳动争议案件在管辖与受理方面的关联：
1、仲裁与诉讼的管辖：
由于两类案件都设置了仲裁前置程序，要想诉讼就必须先仲裁，故这里需要先讨论仲裁的管辖与受理的情形。仲裁的管辖由于诸多原因形成了特有的属地条块加行政级别的模式，（1）属地管辖：一般情形下，以被申诉单位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为界，由被申诉单位所在地的市县(区)仲裁委受理；（2）“条块”管辖：被申诉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的仲裁委受理，如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在京直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3）行政级别管辖：即按被诉单位的行政级别分别由省厅、市县(区)局所属的仲裁委管辖。
对于这么复杂的管辖，实际不利于当事人申诉，也不利案件今后可能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确定，更不利于今后可能的案件执行。首要的仲裁管辖原则是仲裁机构与管辖法院一致的原则，其次在地域管辖上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人事合同履行地的仲裁委、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在级别管辖上应贯彻仲裁委无级别之分、的一审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原则。
对于人事争议诉讼案件的管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给北京基层法院下发了《通知》，基本采用了这样的模式来规范人事争议诉讼案件的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在20__年4月30日以法函[20__]30号《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或者聘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管辖原则予以确认。
2、仲裁与诉讼的受理：
仲裁受理看似简单，但两类仲裁的申诉受理实际上存在一些问题。仲裁申诉受理，一般当事人会遇到两类情形：（1）、实际不属于仲裁的争议，而不受理；（2）、实际应属于仲裁管辖的案件，由于仲裁委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发给申诉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
《劳动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 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又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劳动法》规定为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可到法院。《劳动法》规定的“仲裁裁决”应当指劳动争议仲裁委对仲裁案件作出的所有对申诉当事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裁判与决定，它包括裁决、决定或通知三种承载形式。而在实践中“仲裁裁决”却往往被狭义的理解为仅指《仲裁裁决书》，如果人民法院的具体承办法官有了这样的认识观点，该案必然会被作“不予受理”或“驳回”处理。
现实中也就是这样的经历过程，《劳动法》颁布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法院比照《仲裁法》的规定认为“仲裁裁决”应当是仲裁申诉的实体裁决，而仲裁委作出的实体裁决只能是一种，即仲裁委做出的《仲裁裁决书》，只有此人民法院才能受理，故对没有做出实体裁决的劳动案件，人民法院拒绝受理。此做法的结果是导致很多劳动争议案件被人民法院所拒绝。基于劳动者甚多反映，劳动争议仲裁因法定不适用《仲裁法》调整，如果仲裁委不予受理，人民法院也不受理，必然直接损害申诉当事人的诉权，申诉人被迫于无司法救济路可走的现实，最高人民法院于20__年出台了法释[20__]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其中明确规定：“第二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情况予以处理：
（一）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应当受理；
（二）虽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但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其他案件，应当依法受理。”
五、解决的办法：
在当前的人事争议纠纷处理中，在没有足够、明确、完整地法律规定的人事争议纠纷处理法律制度的现状下，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方能有效保障申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诉权。
1、尽快制定统一的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处理的法律规范。
要在近期内，国家制定统一法律规范实际不太容易实现的事。虽然广大人民群众不太认同用司法解释来“立法”，来替代法律。但近期内，如果以司法解释作为统一的规范来调整错综复杂的人事争议关系，也是可取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同时，建议加快制定人事部门关于人事争议的行政法规，并力争早日通过国务院的审核，这样一来对开拓人事争议仲裁工作的新局面，无疑有了更高的法规依据。
2、提升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的规格。
人事争议仲裁机构主要是受理各类事业单位的人事争议案件,很多时候涉及人事争议纠纷的事业单位级别高于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在规格对等方面,能否相应提升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的级别。这样一来在处理各类争议案件时，可避免机构不对等等因素的制约。
3、两类争议案件的处理逐步实现统一适用《劳动法》。
随着人事制度改革，准确讲目前进行的是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内部用人关系、人事关系、劳动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内部管理经营体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逐渐推广应用。如果说，事业单位最终通过民营化、股份制改造得以企业化，加之事业单位逐步参加了医疗、失业、工伤保险，目前正全面推行养老保险过渡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劳动争议案件一样统一适用《劳动法》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4、规范对于人事争议案件的法院管辖与受理。
从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争议的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规定来看，这本身已不是个问题，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在上述规定实施后，仍有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以“人民法院对此案缺乏受理依据，应予驳回”为由将申诉当事人的不服人事争议仲裁委《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的驳回（参见：《人事争议诉讼遭遇“法律障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权利及法律救济路子被“消灭”》一文之案例）。面对基层人民法院错误适用法律，在最高人民法院、上级高级人民法院有规定而置之不理，作出驳回原告的民事裁定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法院应当纠正并出台相应的规定来规范对于人事争议案件的法院管辖与受理。
现行的“一裁两审制”的仲裁前置程序制度存在的无法避免的问题实在太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果断取消现行的“一裁两审制”，实行“或裁或诉制”，实行“或裁或诉制”现在出现的管辖与受理问题将不复存在。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人事部《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
人事部《关于推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事部副部长陈存根《以实现和谐的人事关系为目标努力完善我国人事争议仲裁制度》
一、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居民收入在全国GDP中的比重偏低且分配不公平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但在我国经济总量在不断攀升的同时，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已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1980年、1990年和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至2005年这一比重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与之相对应，美国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一直稳定在50%左右。从1999年以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最终分配比例上看，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居民的份额则明显下降，相应地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明显削弱。有很多学者认为，仅能勉强糊口的“生存工资”使我国产业具有低成本国际竞争优势是一种错误认识。在我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弱势群体”承载了；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由所谓“精英团体”瓜分了。概括起来，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如下特点：（1）目前反映全国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2）收入差距拉开的速度非常快，短短20多年时间从相当均等拉开到如此差距，在世界范围内较罕见；（3）与收入分配结果相比，起点不公平较过程不公平更严重。起点不公平主要指有关社会政策的选择，表现为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健康的机会等的不公平；过程不公平主要指进入市场和发展事业的机会不平等，表现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的企业所得税，国有企业改制中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利用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恶意炒作股票获取暴利，通过征地剥夺农民，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等；（4）公共政策对起点不公平和过程不公平关注得不够，民众只能接受效率优先形成的结果不均等，每万元GDP增长所包含的就业机会在最近若干年内不断减少，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5）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如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长率平均在20%以上，但目前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最近12年仅增长68元。
（二）优势产业占垄断地位导致行业发展差距过大目前我国各行业的发展不平衡，某些产业得益于先天性或行政性垄断而获得高速发展，行业收入也远高于其他竞争性行业。电信、铁路、电力、民航、金融和烟草等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工资较轻纺、建材、采掘、塑料制品、林业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2倍~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别，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倍~10倍之间。垄断行业囤积的巨额资源及利润，使其应对国家宏观管理的能力和空间大大增加，客观上减弱、阻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这在房地产业表现得最为突出。另外，一些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价格，强制交易；一些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企业间的合并、重组日趋活跃，部分地区、行业垄断苗头开始显现，形形的限制性竞争行为不仅损害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阻碍了国家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发展。
（三）国有企业的发展没有体现全民利益的增加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全部归企业所有，因此有些企业既垄断了国有资源又享受税收返还等财政支持政策。对这些企业而言，它们不需支付任何资本成本，但对市场中的其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客观上形成了不公平竞争。财政部统计的数字显示，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同时，由于未建立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收入不断膨胀，困难企业职工收入却不断减低，以至2006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发放的调控，避免工资水平过快增长，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平。国有企业利润持续增长，与国有企业大多属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业、享有对诸多资源和要素的垄断特权不无关系。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虽然源源不断地获取了高额利润，却并未按国际惯例向企业的所有者——国家分红。2006年初，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尽管我国中央国有企业近年来利润持续大幅度增长，但是不论财政部、国资委还是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都未从中央国有企业获得股利，这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德国、法国、丹麦、新加坡等国家，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红利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部分收入可以用来解决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改革中的资金短缺问题。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理论认为，在一定地域内，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会化企业的资金和土地中获得利润后，应将一部分作为“社会红利”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公民对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社会分红”在一些国家已成为现实。从操作层面看，中央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向国家分红，省市级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应向社会分红。因此应理顺机制，创造条件，认真解决与落实国家和人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收益权。
（四）政府参与分切房地产利润蛋糕无助于降低房价我国目前高昂的房价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不多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却高歌猛进。近10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几乎没有增长，但房地产价格同期却上涨了至少5倍以上。造成房价上升的原因很多，但囤积土地是开发商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待机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方式。土地本应受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但在国家整顿土地批租背景下愈演愈烈的囤地风潮显示有关部门对此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土地资源的流失，导致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手段减弱，而房地产商对楼市的操纵空间更大。大规模的圈地囤地使房地产商通过垄断土地垄断房价，形成区域性房地产主导价格。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城市经营的重要手段，也为开发商圈地囤地提供了机会。开发商大肆囤地的背后，是地方政府谋求通过房地产开发创造GDP增量纵容的。被囤积的土地长期处于待开发或闲置状态，对国土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瓜分。在房价调控上，国家开征土地增值税、房产交易所得税等税收政策无法抑制房价上升的势头，相反推动了房价上升。古往今来，征税从不能压低商品的价格。拉姆齐说：在食盐的交易中，由于需求者好歹都得吃盐，需求较缺乏弹性，所以政府即使向供应者征税，税负也必定会转嫁给需求者；而在青菜交易中，由于供应者好歹都得把当天的青菜卖掉，供给较缺乏弹性，所以即使政府向需求者征税，税负也必定会转嫁给供应者。房地产属于食盐类商品。在房地产市场总体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开发商或卖房者定会将这部分税收转嫁给买房者负担，在这点上，所有的开发商或卖房者是利益一致的。因此，政府通过征税方式调控房地产，税收最终会转嫁给购房者，加重购房者的负担。降低房价需要灵活的调控手段，“一刀切”的征税办法只会加重普通购房者的负担。
二、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中应把握的原则和战略
关键词：政府采购；财政支出；问题；对策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政府广泛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产物，其实质在于把市场竞争机制和财政支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实行政府采购以来，发展十分迅速(如表1所示)，年均资金节约率达到10%以上，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支撑点，但是在收到良好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亟待规范和完善。
一、政府采购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违规审批现象时有发生。政府采购必须坚持以公开招标采购方式为主，并且通用类项目应当委托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组织实施。现实中，有些单位一味强调特殊性，有些采用改变项目名称等手段，想方设法规避公开招标和集中采购，一些部门游离于监管部门的控制而自行采购或变相自行采购，既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影响了“制度效益”的实现，也损害了政府采购的公信力和本应达到的社会经济效果。
2.机构缺乏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有的政府采购机构组织开标、评标却无监督人员监标；有的机构把自身经济收益放在第一位，对采购程序等有关规定能松则松、能宽则宽；有的采购机构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把关意识，对有可能发生的违法违规现象，放任自流。
3.照顾人情关系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采购人在采购文件中设定特别参数，倾向性十分明显，变相指定中标人，有的采购人与供应商私下通谋，采取种种方式规避法律，帮助陪标、窜标和围标；有的采购人代表在参与综合评审活动中，不讲原则，故意照顾人情关系，导致评标结果不公平。
4.个别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政府采购的一个亮点就是引入专家评审机制。评审专家的工作质量不仅关系到整个采购过程的合法性，也关系到整个采购项目质量和价格的先进合理公平公正。有的评审专家对项目的技术要求等方面的内容不熟悉，无法合理评价投标文件；有的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匆匆完成评标，评标质量不能令人信服；有的专家不能坚持独立评审，过分迁就采购人和采购机构的意见；有的专家对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不熟悉，对评标程序、评标内容、评审规则缺乏了解，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裁量；有的专家利用自己的身份，主动与采购人和供应商联系，为采购人“包装”替供应商“代言”，直接影响了公平、公正原则。
5.对供应商质疑投诉处理不当。随着政府采购制度的深入推进，供应商的维权意识普遍提高，质疑和投诉不断出现。有的政府采购机构和采购人对供应商质疑消极应对，敷衍塞责；有的屡找借口，推托责任；有的置之不理，将矛盾上交。导致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政府采购管理者及参与人在审批、组织和评审政府采购项目时，把关不严、执法不力、利益驱动、责任意识淡漠。
6.政府采购欠缺节制意识。采购人缺乏控制成本的动机，也没有机制对采购效益做出规范化的评估。在西方发达国家，纳税人参与监督的意识很强，不仅有监督政府行使权力的法律保障，更关键的是这种监督得以贯彻的直接后果促成了政府的自我节制意识。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政府采购节制意识的提高，采购行为的公开、公正、透明，只有在尊重社会公众的正当合法权益、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真实。
二、政府采购行为的规范与完善
1.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立法，建立有效的异议、申诉和救济机制，健全政府采购管理模式。从国际立法来看，建立健全完备有效的质疑、申诉和救济机制，是政府采购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采购制度有效运行和实现政府采购目标的重要保证。应允许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通过磋商、仲裁、司法或行政等手段维权，保证采购实体、供货商、承包商或服务提供者的正当权益。同时，制定出台有关分散采购管理办法、部门集中采购管理办法、政府采购机构监督考核办法、供应商质疑处理办法、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法等，最大限度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尽可能地减少权力寻租。
2.重视采购目录和采购方式。政府采购目录确定了政府采购实施的项目范围，是执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关键所在，是政府采购审批管理和操作执行的依据，直接影响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拟定政府采购目录时要广泛征求政府采购参与人的意见，凝聚大家的智慧，科学划分通用项目与专用项目的内容，合理确定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和货物服务项目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充分体现出政府采购的公正性、公开性和公平性，最大限度地消除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人为因素。同时，要推行采购方式审批责任追究制，不断规范财政部门的审批行为。
3.严格对政府采购机构的监管。集中采购机构要依法采购、注重规则，其它采购机构要合法经营、诚信服务。严格对政府采购机构的监督考核，要从工作业绩、制度建设、人员素质等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方面进行量化评价。从现代政府采购团队文化建设的角度，结合诚信原则，使服务变成品牌，变成展示政府采购形象的载体，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为加快财政支出改革服务。
4.强化对评审专家的管理，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一是要把好“入门关”，既要大胆引进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又要慎之又慎，努力在政府采购专家的引进机制上下功夫，力争做到引进与需求一致，道德审查与专业审查并重，破格与资格并举，特别要重视对专家实践经验的审查。二是要把好“监督关”，要制定科学严格的专家评审工作制度、专家评审工作信息反馈制度和诚信制度，把专家的评审行为置于各方的监督之下，不断提高专家清正廉洁和客观公正的思想意识。三是要把好“审验关”，要制定监督考核办法，充分利用对专家资格核验复审的时机，从职业道德规范、专业水平、执业能力、遵纪守法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建立起评审专家的优胜劣汰、动态管理的体制和机制。
5.加强采购队伍建设，提高采购从业人员的采购执行能力。实现政府采购人员的专业化，将政府采购队伍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确保政府采购活动的正常开展，使政府采购工作真正成为体现效率和效益的阳光工程。所有政府采购管理者和参与人，应注重公正道义素养、专业权威素养、信息吸纳素养和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服务意识、配合意识、自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
6.重视监督检查。强化职能监督、重视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内外结合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机制，切实发挥有效监督的作用。特别是要注重培育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使纳税人积极监督政府采购行为。来自纳税人的监督针对性强、效率高，能有效节约政府组织监督的制度成本，也是实现政府采购经济目标和效益目标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