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3-26 09:06:5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新型城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1坚持规划先行，高标准推进全域城镇化
上冈镇立足区域特点，按比较效益优势来确定产业定位，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布局，引导城乡居民向新园区、新镇区和新型社区集聚。先后投入千万元，编制了《上冈镇总体规划》、《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上冈镇区建设详细规划》、《副中心物流商业网点规划》、《建湖港区上冈作业区工程建设规划》等规划，将专项规划与城镇总体规划相衔接，实现了规划融合覆盖。
1.2加快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上冈镇按照协调发展的思路，积极推进“农业园区、工业园区、三产物流园区”建设，不断加快产业向园区聚集。一是构建现代农业发展空间布局，建成园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上冈现代农业园入驻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已达34家，今年农业园区被评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二是建设百亿级工业园区，在镇西南片建成建湖县上冈产业园，实行镇区合一管理。目前，入园企业达62家，园区经济总量达36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16.25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开票销售收入达24.3亿元。工业集中区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仅江淮动力集团就委托镇就业中心培训上岗了近千工人，园区被认定为省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三是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该镇先后建起易家乐生活广场、盐阜建材城等商贸园区，配套建成四星级上冈国际大酒店，为开展大型活动和园区企业接待客商提供了方便。
1.3加强功能配套，完善城乡基础设施
上冈镇坚持抓好道路、水、电、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镇功能。一是完善道路框架，构建城乡交通网。先后兴建20多个重点项目，建成6条主干道和3座串场河大桥，形成“六横四纵”的镇区主干道骨架，新增城镇道路9公里、25万平方米；建成苏北二级客运中心上冈客运站，日均发车350班次，客流量近万人次。二是着力实施安居工程，引导农民进城入镇。采取招商引资等方式，建成南苑小区、上冈新城、都市名城和隆世达财富广场等10多个规模住宅小区，为产业工人安家落户提供了保障。出台鼓励农民进镇购房置业的意见，按照把“农民集中安居工程”和“农民转化市民工程”有机结合的要求，加快安居工程建设，近年来进镇入户农民达2000多户。三是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服务产业发展与城镇生活。投资近亿元，建成年供水能力2.5万吨的上冈地面水厂，铺设Ⅰ级管网40多公里，Ⅱ、Ⅲ级管网300多公里，改水1.5万户。
1.4加大民生投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
上冈镇通过加大投入，强化区域教育、医疗、文化、商贸流通等优势，着力提升城镇软实力。一是加大教育医疗项目建设投入。新建成上冈高级中学新校区，共18轨54个班，可容纳2700多名学生。上冈小学西校区主体已经建成，明年秋学期将投入使用。镇区拥有幼儿园5家，儿童入园率达100%。新建的县第二人民医院医疗区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床位300张，即将投入运行。二是加快构建城乡就业服务网络。把解决流动人口和进城入镇农民的就业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依托劳保服务中心，开通就业服务网站，建成标准化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实现全镇就业管理系统求职登记、用工信息、技能培训等资源共享。2013年，举办技能培训9场次2500人，被评为“省级充分转移就业镇”。三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5立足生态建设，打造宜业宜居的人居环境
上冈镇坚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新型城镇建设全过程，努力做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一是加大镇区环境整治力度。上冈产业园区实现了雨污分流，工业、医疗废水处理率和消毒率为100%，医疗废弃物实行联单转移制度，无害化处理率达100%。上冈污水处理厂已由县污水公司进行运营，同步建成污水管网30公里。二是加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投入近3000万元，整治156个自然村庄，建成压缩式垃圾中转站3座、集运点22个、垃圾房1442个。成立了镇农村环卫所和绿化办，配备了305人的农村保洁队伍，各村均落实了专职环保员，环保设施全部投入使用，实现村居垃圾处理全覆盖。三是加快绿化造林步伐。2013年，该镇完成成片造林2600亩，新建和完善高标准农田林网3万多亩、围村林4个，道路绿化总长3.5万米。投资3000万元，建设了占地200多亩绿树成荫的上冈人民公园。上冈镇通过几年的努力，在生态立镇上已迈出坚实的步伐，正在迎接国家生态镇创建专家组验收。
2几点建议
2.1加强规划深度融合，引领城镇协调发展
盐城市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大市区和各县（市）“1+7”的城乡规划体系，但与城镇总体规划、国土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的衔接融合不够。建议在编制完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规划过程中，坚持“一核三轴四片区多节点”的空间布局，整合空间资源要素，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提升城镇化水平。
2.2强力推进产业提升，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四化同步”，提升产业发展能力。一要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突破口，以园区建设为载体，在特色产业、配套发展上下功夫，大力实施城乡工业集聚发展，集中建设一批重点工业集中区和中小企业园区（农民创业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城乡经济互动性。二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一方面积极实施全民创业行动计划，用财政、社会资金鼓励和扶持城镇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初始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回乡创业人员、农村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员到乡镇和农村从事三产服务业。另一方面依托丰富的生态农业资源，按照产业提升、文化挖掘、村庄整治、庭院美化、生态保持的原则，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将特色农产品加工销售和旅游服务结合起来，着力推进“一产特色化、一产二产化、一产三产化”。
2.3加大镇村建设力度，优化镇级资源配置
一是加强重点中心镇建设力度。在政策、资金、资源等要素的配置上向重点中心镇倾斜，激发其发展活力，使其尽快形成较强的吸纳承载辐射能力，吸引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业，乐业安居。二是大力提升一般镇发展内涵，加快产业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配建，加强镇区规划建设管理，以较高的城镇品质吸引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三是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提升村级造血功能。
2.4活化农民财产权能，引导农民进城入镇
固化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是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固化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二是加快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激活农民财产权能。三是加快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保障农民集体资产收益权利。对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全面开展清理核实、界定权属，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理确定股份。
2.5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把推进人口管理制度改革作为打破人口流动壁垒，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一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二是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成本分担机制。
2.6提升城镇管理水平，逐步改善镇村面貌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城乡二元分割依然存在；农民工进城仍面临着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城市房价过高；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严重，等等。
1.户籍制度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享有不同的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通常而言，城市户口有着较高的“含金量”，承载着较多的社会福利和教育资源，有着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而广大农民身处社会底层，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教育医疗差。这种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影响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城乡发展不均衡。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由于农村发展滞后、生产效率低下，以及收入分配扭曲、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远高于世界平均比值1.5。其次，城乡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城市以服务业、工业等为主，有着较高的产业附加值；农村以农业为主，现代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再次，城乡人口素质差异大，农村人口多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1%；城市人口以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异。最后，城乡之间的公共资源配置差别很大，城市的教育、医疗、通讯、交通、文化等方面普遍高于农村，这种公共资源投入上的差异，导致了农村发展滞后。
3.农民主体地位缺失。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居民 的地位不平等、待遇不一样，农民的主体地位缺失，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例如，农民进城务工常面临着医保、子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权限不清，农民无法合理支配和处置土地，在土地征用中农民无法得到合理补偿；在农村集体事物管理中，农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等得不到保障，等等。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方法策略
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制度根源，要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破除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首先，应逐步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中小城镇要取消农民工落户的障碍，大城市应降低落户标准，有秩序、有条件地引导农民工到城市落户。其次，应减少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一系列问题，使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
2.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应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和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应积极推进农产品深加工，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产、供、销”、“贸、工、农”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力，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同时，应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农民收入多元化。例如，可以引导农民外出务工，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引导农民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此外，应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实现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应理顺农产品价格机制，适时提高农产品价格，不断缩小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健全农业补贴机制，加大良种补贴、种粮补贴等补贴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基础。
3.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下，广大农民面临着户籍身份、福利待遇、社会就业等诸多歧视，这使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逐步消除各种社会不平等，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例如，应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登记制度，用法律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应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使农民在土地征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再如，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充分保障广大农民的知情权、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让农民管理农村事务。
三、结语
二十多年快速的城镇化，城市的数量和疆域不断扩张，农村人口也越来越涌向城市。农村人口的这种大规模流动，使得城市和农村发展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面：城市建设热火朝天，而农村却逐渐走向衰落。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中所描绘的场景正在中国上演，随着“农民的终结”，农村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以往“家长里短”的乡村正呈现“空壳化”的景象。有人说乡村出现了“产业空、住房空、年轻人空、干部空”的“四大皆空”现象，用“乡村的终结”一语来形容我国农村的衰败走向虽显得夸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人们对当前农村现状的担忧。农村的空巢化也使得本来就薄弱的农村教育呈现出萧条的景象，也正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从宏观上来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庆、喜悦和梦幻的。然而，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在村落的终结点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有别于西方国家“圈地式”的“被动城镇化”，不应成为一种被动的“上楼运动”。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我们要规避西方在城镇化过程中所走的弯路，走一条不遗弃农村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双轮驱动”中国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这一特征必然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转变观念，切切实实重视农民的需求和农村的发展，将农村教育办好。
第一，重新审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价值，分类处理农村学校面临的困境。“农村小规模学校”，一般指的是100人以下的农村学校，包括农村教学点、不完全小学和一部分完全小学，它们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农村地区。由于“小规模学校”从其经费投入与教师配置上来看，显得有些“奢侈和浪费”，与教育上的“规模效应”理论是不相符的，因此，我国开始了十多年的“撤村并校”“布局调整运动”，虽然国家一再明令禁止地方在布局调整上的“随意化”举动，但是，此轮“布局调整”从始到终饱受争议。一直到2010年后，随着由“撤村并校”造成的学生上学所引发的“校车事故”频发，国家才又重新开始审视此轮“布局调整运动”中的“盲动”行为。2012年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志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重新反思和改革的阶段，宣告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进入“后布局调整时代”。面对农村“小规模学校”，首先，我们应重新审视他们存在的价值。要将农村学校视为一方水土之文脉，重视农村学校对农村社区发展所具有的价值，意识到若斩断这条文脉，一方土地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文化根柢。这并非是文人学者“乡土情结”的自我悲情，而是应实实在在树立的一种教育理念，乡村社会随着乡村学校的消逝必然走向消亡，因为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学校教育”俨然成为乡村的“心脏”，若“心脏”不在，乡村民众也将“心不在焉”，逐渐逃离故土。“学校是一个社区组织，学校的存在是一个社区适宜居住的标志与象征。如果学校脱离了乡村社区，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它就不再是什么乡村学校了。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恰恰使学校越来越远离乡村社区，从而加剧了乡村的荒漠化。”因此，除非必要，否则，我们不应因“规模小”而对学校进行撤并。其次，从发达国家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轨迹来看，诸如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农村学校合并运动后，在反思与质疑声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90年代，重新掀起了“小规模学校运动”。我们的近邻、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轨迹，目前韩国已经开始调整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政策，通过改善教育财政制度、建立适当规模学校、建立特色小规模学校、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师资建设等措施来纠正以往政策的偏差。因此，我们应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存在的问题，避免盲目撤并。再次，要认识到小规模学校因为班容量小、师生比大，易于教师因材施教，因而具有推进个性化教育等优势。在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价值的基础上，我们再分类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问题，雷万鹏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建议，他指出应以公正的程序对农村小规模学校进行准确定位，对不同类型的小规模学校采取分类发展政策：（1）对于需要关闭的小规模学校，应在学生分流、校车服务、校产处置等方面实施配套政策；（2）对于过渡期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在校舍稳固、儿童安全、师资供给等方面保障儿童合法权益；（3）对于永久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当在经费投入、师资配置、基础建设、设施设备和学校管理等方面实施倾斜性政策，促进农村小规模学校特色化发展。
第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立足本土，重视农村教育的特色化发展。当前，随着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开展，农村学校在硬件上已有很大改进，但农村教育如何办出特色却是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农村教育只有扎根本土，开门办学，与自己所处的社区相联系，认识农村本土的文化，才有可能办出特色。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盲目仿照城市教育的办学模式，而忽略了自己的本土特征。“当城市的幼儿园注重生态教育，走进大自然，带领儿童体验大自然时，农村的幼儿园却置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于不顾，学着城市幼儿园开辟植物园、种植角。当城市的幼儿园课程走向‘生成化’、‘生活化’时，农村的很多很多幼儿却被关在小小的教室里，用着小学生退下来的课本，按着小学生的作息时间与课表上课，没有活动，没有游戏……”由于一直以来受“离农”教育的思维束缚，我国农村教育已经丧失了文化之根，形成了不自觉的“向城性”。当前，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场域中，视农村学校为农村社区的“文化堡垒”。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农村面貌的改善，农村教育应当树立自信心，重新发现农村之美，发现农村之于城市之优势。这一点成都市蒲江县的探索是值得学习的。蒲江县在发展农村教育的时候，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性地开展了以“自然、绿色、融合、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田园教育。大力整合普通中小学教育和社区教育资源，建立了“一校挂两牌”的学校运营机制，逐步探索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学校与茶叶产业相结合，“学校内外都是茶园，茶园处处皆教育”，不但使学校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推动了当地茶叶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学校服务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反哺农村社会的典型缩影。当然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并非仅靠教育的创新就能完成的，乡村教育中呈现出的“文字上移”的无助情形，也并非能靠教育改革就能够挽回的，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中，才能从根本上认清和理解“文字上移”的原因。“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更不用说城镇居民了。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将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坚决。”
二、以城带乡，推进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传统的城镇化以重城轻乡为基本发展取向，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不顾及农村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差距巨大。而新型城镇化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发挥城市在农村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强调以城带乡。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当前我们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城市教育的引领作用，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农村，带动农村教育的同步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一方面，采用结对联动的形式，向农村教育输出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师资源，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如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顶层设计，按照其特殊的城市三圈层经济地理结构，提出了“全域成都”、“三圈一体”的发展理念，将三个圈层的教育发展当成“一盘棋”来考量。利用处于第一圈层的城区优质教育去带动处于二、三圈层的薄弱教育。2010年成都市教育局的《关于深化城乡学校结对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中心城区学校对第三圈层学校的帮扶计划，由第一圈层的学校与第三圈层学校结对发展，锦江区与青白江区和金堂县学校结对，青羊区与蒲江县、崇州市学校结对，武侯区与崇州市和新津县学校结对，成华区与大邑县学校结对，金牛区与邛崃市学校结对，高新区与都江堰学校结对。除此之外，各个郊区（县）的城区学校还要与农村学校结对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主城区—郊区城区、郊区城区—农村地区这样两个辐射圈，构成了全域成都教育发展的独特模式。结对互动的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管理、教学教研、干部教师、德育工作等。成都市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并于2013年9月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通过教育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认定的城市。另一方面，在政策设计方面，要进行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设计，缩小城乡教育的人为差距。如苏州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时候就提出“六个一样”，即“校园环境一样美，教学设施一样全，公用经费一样多，教师素质一样好，管理水平一样高，学生个性一样得到弘扬”。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时，着力从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入手：发展规划城乡一体化、办学条件城乡一体化、队伍建设城乡一体化、教育质量城乡一体化、评估标准城乡一体化、教育经费城乡一体化，尤其在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方面，探索出了“县管校用”的模式，打破了学校对教师的“一校所有制”，打破了教师“从一而终”的模式，让校长教师真正“流动”起来，为城乡教育的顺利交流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创新机制，推进城市教育的校际间均衡
城市中的择校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而出现的，城镇化在其中起着很大的助推作用，可以说城镇化加剧了城市中的择校问题。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农村出现了“空壳校”，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中本来就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加紧缺。因此，扩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促进城市学校间的校际均衡，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之一。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在推进校际教育均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探索出了不少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均衡的机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名校集团化和学区管理制两种方式。
第一，名校集团化。名校集团化是一个区域的名校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为实现名校优质教育的输出与薄弱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升，将区域内一些较为薄弱的学校纳入名校的治理下，采用分校的形式，使名校与薄弱校形成名校集团这种学校共同体，以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术、教育评价、校产管理等方面统一管理，实现管理、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名校集团一般有一定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包含了政府、名校和分校三者的权力和利益，其中政府起协调作用，名校本部起主导作用，分校起主体作用，分校在名校本部的帮扶下成长。在我国，杭州市较早地对名校集团化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经验。杭州名校集团化的探索始自20世纪末。1999年，浙江大学附属小学———求是小学接管了城西新建小区配套学校———竞舟校区，拉开了全国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序幕，2002年10月，浙江省首个公办基础教育集团———杭州求是教育集团在西湖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化为目标的公办基础教育集团。在总结求是教育集团等名校连锁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杭州市将“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作为推进教育均衡的重要手段，并有力地推动了杭州市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在杭州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同时，全国一些大中小城市也开始了运用名校集团化模式来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如成都、合肥、济南、哈尔滨等，均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第二，学区管理制。学区管理制在有些地方又被称为“大学区制”（如西安）或“联合学区制”（如天津）。与名校集团化类似，学区管理制也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面，迅速提升薄弱学校教育质量的一种很好的尝试。“学区化管理”是按照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状况和行政区划，以街道为单位划分若干学区，每个学区都有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平台，实现学校设施设备资源、课程资源、人力资源共享，使学区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以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学区制的学校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门指定一所优质学校为学区长，吸纳3至5所同类型、同层次的相对薄弱的成员学校，就近合理组建成为一个大学区。纳入大学区管理制改革的学校，可通过紧凑型、松散型或混合型等多种形式，实现捆绑式发展。在我国，北京市东城区较早地开展了学区制的改革，从2004年10月起，东城区开始在和平里学区进行学区化管理试点，根据东城区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和街道行政区划，将全区10个街道划分为5个学区，东城区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广州市越秀区的学区制改革也较为成功，越秀区学区制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共享、两个建立”，即共享学区教学资源、共享教师人力资源、共享合作发展平台，建立学区管理体系、建立学区评价机制。此外，近些年很多城市都开始推广学区制改革，如天津、郑州、贵阳、武汉、西安、长沙等。
四、关注弱势，推进城市教育服务的均等化
省十次党代会将“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明确为今后五年我省的整体发展战略，提出要“积极培育__城市群，集约发展小城镇，因地制宜发展一批特色鲜明的商贸镇、旅游镇和工业镇，高水平规划和建设城市新区、产业新城，坚持成片整体推进新村建设。”对我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目前，我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比较低下，强力推进“两化”进程，既是省、市委提出的既定战略方针，也是在当前历史阶段和市情区情下的必然选择。本文结合个人工作实践，谈一些互动推进__新型城镇化的粗浅认识。
一、把握当前背景下“两化”互动的共性与个性
“两化”互动是共同历史选择。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唐、宋时期，欧洲的蒸汽革命时期，都是城市快速形成发展的的时期。经济越发展，资源聚集度越高，城邦的形成越具有一定可能。人类文明史几千年，人均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这几百年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规律有两条，一是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二是工商业迅速成长，使农业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当前，我区的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城镇化要求的时期，基于经济规律、人文关怀和制度选择，政府将必然帮助和鼓励农民迅速融入城市，并解决他们赖以生存的问题，破解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互动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
当前背景下统筹发展的个性之路。理论上讲，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是作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区域的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但如果工业化单兵突进，就会出现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思路表征。
因此，在整个经济体系未完全成型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坐等工业化来带动城镇化，更不能坐等城镇化来推动工业化。要同时用好经济火车的牵引车头和推动车头，善于以内生动力加快两化进程，促进其同步演进。内视自身，在省内，__区没有一、二线城市所具有的良好工业基础为城市自然升级作保障，从近阶段的经济数据分析，工业经济呈现下行趋势，新型工业对城镇化的牵引能力严重不足，而由于政策推进等因素，新型城镇化在我区“两化”互动中领先于新型工业化，客观上更加大了对工业的反哺和助推作用。从现实选择来看，只有持续增强城市吐纳能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从而为加快承接沿海转移产业链、甚至发展特色工业和高端工业提供必然条件。
目前，正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最佳时机。从历史经验看，国际上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__-3000美元期间，就是快速拓展城镇化空间和提升城镇化品质的关键时期。20__年，全市、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处在2300-2400美元期间，未来五年，我区城镇空间拓展、品味提升、产业定位、文化特征都将处于快速发展定型的良好机遇期。
二、对统筹推进全区“两化”互动的理念思考
(一)树立棋盘理念,构建“两化”战略布局。
在推进“两化”的战略规划布局上，要牢牢树立全区“一盘棋”的思想，把握住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和精神实质，把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作为当前推动全区工作的引领动力。不能盲目“摊大饼”式的求多求快，而应立足现有实际，打造具有区域示范性和区域代表性的城镇化综合体及重点的卫星式布局。
从现实区情讲，就是继续深入推进“两化”融合的四级规划体系，一是在城区内加快推进回风、陇桥、津桥湖三大片区和旧城改造步伐，空间内产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中高端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二是在清江、曾口、恩阳等城市组团内推进重点镇建设，空间内产业布局以具有连片效应的示范农业中心园区、农产品深加工、物流业为主;三是逐步打造一批卫星城镇，其产业以承接辐射效应和具有地方特色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四是在具备较好条件的农村产业地带集中布局一批具有良好示范效应的中心村、聚居点建设，空间内以为大工业提供原料等配套服务和小型特色农业为主。
同时，应统筹规划现有资源，从生态层面保证“两化”推进过程中水资源、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合理利用;从产业层面保证产业的互补优势和体系形成;从行政资源上进行合理引导;在人文、旅游等资源上加强其配套服务和区域特色。
(二)发挥政策“蝴蝶效应”，强化综合承载能力。
蝴蝶效应由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引起一场龙卷风。即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__区作为后发之城，一定要运用好政府作为强力快速推进“两化”的主体其动作的放大作用，从而在现有条件下，利用较小的资源和政策代价，换取最大公共利益。
一是要充分利用政策杠杆作用，从制度层面引导“两化”的推进。结合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走向，进一步深化公共服务、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等改革。从招商引资入手，加大对工业的引进聚集作用;从退城入园入手，形成工业的规模成本效应;从定位功能分区入手，吸附周边人口资源，突出区域特色，从而形成新型城市化社区。二是改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等，对周边产业产生集聚力和辐射力，加快形成工业体系，为城镇化提供支撑。
(三)克服发展短板，提升“两化”体系科学发展水平。
短板原理，即一个木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其最短的一块木板。反短板原理，即一个木桶最长的一块木板决定其在一定范围内的特色与优势。这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层面的主攻方向。在“两化”的演进中，__区要立足现有优势，进一步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反促工业化的聚集、落地和发展;从推进城镇 化层面来说，在当前宏观经济整体较为不利的形势下，要进一步加长城市建设短板，在不能满足全面开花的条件下，也要坚持用适度超前理念统筹规划。
三、当前我区城镇化的几个关键问题
__区在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既有与其它地区基本一致的用地紧缺、社会矛盾凸显等共通性问题，也表现出本地区所特有的一些特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工作实践和思考，谨提出如下思路以供探讨。
(一)盘活用地资源。当前，我区城镇化最主要的任务仍是加快区间功能布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面对规划严重滞后的现状，要建设“现代森林公园式”城市，土地资源缺乏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向外延伸，要进一步做大做好土地蛋糕，充分利用秦巴山区连片扶贫、渠江流域防灾减灾等政策，争取土地指标的落地。目前，国内较为成功的有三种模式：
一是重庆“地票”模式。“地票”是指利用土地级差原理，将闲置、废弃或节约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并形成权利凭证后在农村土地交易平台公开交易，从而转化为可在规划建设范围内使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包括复垦、验收、交易和使用四个环节。二是北京“飞地”模式。“飞地”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区域打破原有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把飞出地的资金、项目等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通过规划、建设、管理以及税收成分成等合作机制，实现两地的土地等资源互补。三是深圳“新”模式。通过二次开发确权，以土地整备、城市更新和城市发展单元为主要内容，由政府主导，通过调整用地功能等办法，换取土地资源。
此三种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利用空间差异换取资源，就我区来说，可以借鉴的是：一是“集约”。通过做大做强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置换建设用地指标。目前，我区已在两个重点镇试点开展;二是“调整”。在城市规划区和重点组团区，尤其是在旧城改造中，在保证城市品质的前提下，利用功能分区等办法，调剂出一批土地资源;三是“扩容”，坚持按照既有设想，推行“东进南延北拓西扩”思路，快速拉大城市框架，即以巴河为分界点，以回风片区、津桥湖片区为代表，抓好中心城区南面延伸;以陇桥片区为中心，两年内基本完成包括西区汽贸城在内的六平方公里的西向城市组团建设;以巴城北环线为主，拓展北向城市空间;以清江、兴文为载体推进东进战略，打造连接经开区和老城区的产业通道。到2015年，把巴城拓展成为80万人口，方圆80平方公里的中等城市。
(二)破解资金瓶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一般有六个渠道。一是项目捆绑整合;二是以开发带动;三是财政性投入;四是整理土地的出让收益;五是利用投融资平台融资;六是采用BT等模式招商。这六个渠道中，后四个实质上是政府性硬投入。因此，最大的出路还是在争取大政策，争取大项目，以外来资本破解资金瓶颈。当前，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政策，抓住巴中作为秦巴山片区区域中心城市和川陕革命老区的历史机遇，将大项目挤进盘子，解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区发展中项目支撑的问题。
(三)保障边际利益。城市开发建设中的边际群体，即是依靠政策推动、项目带动等方式强行带入城市化的农民，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主要矛盾。针对这个问题，一要建立完善集体土地用地补偿制度，在城镇化中保障村级集体组织收益，调动基层社会组织在城市化进程中参与推进和维护稳定的积极性;二要合理利用村(居)自治政策，建立健全面对群众的收益分配办法;三是用活用足社会保障，解决好住房、教育、医疗及养老等问题。
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面部署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应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强化金融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我国已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进入城镇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城镇化蕴含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金融支持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需要有效的金融支持。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来，截至2015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已达7116万人，城镇化率为56.10%，相较于2007年城镇化率上升10.23%。城镇化的进程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将带来巨大的资金需求，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支持对城镇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城镇化的推进也会促进金融服务、体系的创新。因此，本文将基于全国分省面板数据研究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为深入推进城镇化提供参考，为金融深入发展提供依据。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大量的学者对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做出了深入的研究。理论研究部分主要阐述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实现途径，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撑保障能力的若干建议（楼文龙等，2013；刘琼增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供给难题，指出资金供求不平衡是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瓶颈，要着力在城镇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市民化三个方面实施金融创新（陈银娥等，2015；刘奂成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投资方向和投资布局，收益性较低、公益性较高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罗云开等，2015；巴曙松等，2013）。实证研究部分则侧重于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运用各种统计和实证方法对金融支持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检验，认为金融支持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反过来，城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金融创新的步伐，二者之间存在互?橐蚬?的关系（贾洪文等，2013；朱显平等，2015；陈志伟等，2014）；通过全国层面的VAR模型、协调度模型研究金融支持与新兴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指出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都有助于城镇化率水平，但是金融支持水平及规模不足、支持渠道单一、政策制度有制约等，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尚待提高，要构筑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加强金融创新，拓宽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李清正等，2015；杨慧等，2015）；金融对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效应出现显著不同，金融支持对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或者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敏感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差距，需增加城乡一体化产业融合资金支持，改善金融机构对城镇化的支持水平（荣晨等，2015；熊湘辉等，2015）。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金融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积极地推动作用，他们在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方面的相关研究是比较丰富的，充分肯定了金融支持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对后续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如此，仍然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1）在探讨金融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时，使用最新数据构建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更全面、客观地反映全国以及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2）以往统计后的分析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如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人均长期贷款等对城镇化影响的差异。
本论文将以全国分省数据2006～2015年面板数据，来探讨以上问题，以期为我国金融如何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给出参考建议。
三、数据及指标
本文所采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5年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部分数据根据年鉴的数据整理获得，部分缺失数据均采用插值法获得。金融支持和城镇化的考察都是综合性指标，在参考前人选取指标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吉荣支持城镇化的特点和科学性、合理性的原则要求，分别选择以下具有代表性的变量：
（一）城镇化的变量选择指标
城镇化的主要形成起点是人口的流动。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城镇化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二）金融支持的变量选择指标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是金融支持城镇化的主要来源。其中，贷款又分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因此，本论文所探讨的金融支持用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和人均长期贷款3个指标来衡量。
1.人均贷款（元/人）。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2.人均短期贷款（元/人）。用短期贷款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3.人均长期贷款（元/人）。用长期贷款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三）控制变量的选择指标
在城镇化进程中，除了金融支持这个影响因素外，还存在诸多因素影响其建设，主要有：
1.劳动人口占比（%）。在城镇化建设中，必然会出现房屋建筑、城市改造等大量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才能完成。因此，劳动力占比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15～6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2.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城镇化进程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一个流动，而且是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因此，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数量占6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3.识字率（%）。城镇化进程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进程，因此，识字率（非文盲率）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15岁以上非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4.城乡收入比（%）。从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二者的收入差异显然影响着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因此，本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5.人均FDI（美元/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将弥补我国城镇化的一部分资金缺口，对城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本文用FDI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6.农林牧渔GDP占比。城镇化的经济结构可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的GDP是衡量经济结构现代化水平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论文用农林牧渔GDP占总GDP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以上变量具体定义见下表一：
表1 指标及变量
四、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构建基本的计
量模型框架如下：
其中，其中i代表全国各分省，t=2005，2008，……，2016。
本文运用2005～2016年面板数据，对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预设四个模型，分别以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人均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为解释变量，考察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四个模型均以劳动人口占比，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识字率，城乡收入比，人均FDI，农林牧渔GDP占比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得到回归结果如表二。
表2 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
（1）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值均较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三大核心解释变量“人均贷款”、“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来看，三者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
（2）在4个模型的系数估计值中，人均贷款的系数估计值为0.065，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系数估计值差异不大，分别为0.055和0.057。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贷款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将可能增加0.065个百分点，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提高也都有助于城?化的发展。从模型4可以看出，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虽然都会对城镇化产生正向影响，但短期贷款所带来的城镇化增速明显低于长期贷款带来的增速。
（3）控制变量方面，劳动人口占比、城乡收入比、农林渔牧GDP占比均对城镇化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这表明我国整体发展处于劳动力过剩，资本投入不足的阶段，劳动力投入过多，劳动力投入布局不合理，而资本不足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城镇化是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正需要金融的支持促进二、三产业升级转型。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数量，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合理布局劳动力投入，对于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识字率、人均FDI都对城镇化有正面影响，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识字率的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了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省际角度对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伴随的是大量人口的吃穿住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是投资与消费的双向互动，正是金融发挥用武之地的时候。经过分析得出结论：
（1）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中，单独考察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它们对城镇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者影响差距不大，但后者要稍大于前者。
（2）如果将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综合起来考察，短期贷款对城镇化的影响明显小于长期贷款对城镇化影响。由于城镇化的投资周期较长，作用效果存在很强的滞后效应，需要长时间的资金支持，短期贷款相对来说不够稳定，对于城镇化的推进效果较小。
（3）劳动人口占比、城乡收入比、农林渔牧GDP占比对城镇化有负向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劳动力投入过剩而资本不足是城镇化发展的阻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针对性政策建议：
（1）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资金需求巨大，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对长期贷款的支持力度，扩大金融规模，建立相关政策性银行或金融机构，提供体系完备的贷款产品系列，为城镇化建设项目提供针对性和稳定性的金融服务。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产业发展与升级改造等主要建设项目的周期都比较长，长期贷款更有利于这些项目的建设，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应精准对接。
经济工作意见工作意见：集百家聪明谈众家灼见献中肯良策县域经济是指县域范围内的经济流动，既有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又有农业、产业和服务业经济，既包括政府的财税，又包括就业和收入等题目，其发展水平一方面集中反映出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强弱和农村经济的繁荣程度，另一方面仍是影响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快慢的主要原因，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中处于十分特殊的重要地位。在现有前提下，通过自发活动以及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劳务输出，既能有效地增加农夫收入，为县域经济积累资本，又能促进农村轨制立异，推动农村工业结构调整，尤其是对于人多地少、资源缺乏的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
准确熟悉劳务输出与第一工业的关系当前，农夫增收缓慢、农夫购买力下降、农村消费需求不振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农夫增收缓慢有诸多原因，至关重要的是农夫的隐性失业题目。季节性出产、农机具推广、农业出产率进步等因素造成并加重了农夫的季节性失业。农夫一年的劳动时间加起来也不外两个月的时间，其余时间就处于失业状态，就业不充分是造成农夫收入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农业出产率、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率增长迟缓，也是造成农夫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
通过劳务输出，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地解决了农村资源不足、就业不充分的挫折。一方面，农夫通过外出务工，在城镇工厂或第三工业等新的就业岗位上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价值，相应地获得一定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农夫在外埠务工，“借”外部资本、土地、机器等资源要素，使自身劳动转化为价值，突破了本地资源要素限制，实现了充分就业，这对于资源匮乏的欠发达农区的经济发展意义更为深远。乐都县目前正处于一个以加快发展农业工业化、鼎力推进新型产业化和加快城镇化为突破口，促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如何向城镇转移，从业职员如何由第一工业向二三工业转移，是一个必需当真研究并切实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分要像抓农业工业一样高度正视并当真做好劳务输出工作，广辟劳务输出通道。只有农夫减少了，农村人均土地据有量增加了，农业工业规模经营的步伐才会加快；只有农村富余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转移出去了，非农收入大幅度增加了，农夫的糊口水平才会稳步进步，推进农业工业化、新型产业化和加快农村城镇化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乐都县现有耕地2.417公顷，农业人口24．33万，农夫人均耕地仅0.09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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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新型城镇化；动态匹配
新型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城镇化水平在相当一部分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而现代产业体系的出现则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互动关系。当前，世界各国及地区城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以新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而现代产业体系则正是其重要的载体。湖南省的城镇化起步较晚、发展快，极大地促进了省域经济迅猛提升，在充当“中部崛起”领跑者的同时，又迎来了“两型社会”建设的伟大契机，加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匹配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必然，对二者藕合机理研究迫在眉睫。
一、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匹配的机理分析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重大转换，二者动态匹配可以实现速度与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一）目标匹配
新型城镇化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当前，虽然全球经济己经进入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时期，而竞争的核心就是产业体系发展水平，而产业体系的发展往往是在国内几个区域内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进产业体系建设，提升区域社会经济综合水平已成为地区之间相互竞争的必然趋势，而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并为中国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相应的数量标识。
（二）结构匹配
在产业结构方面，旧有的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迫在眉睫，而在这些过程中现代产业体系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前我国实行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和作为其基础的重工业的战略，注重以产量和产值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主要靠高积累和高投资。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入，第三产业快速增长，在国民经济总额中比重持续上升，对于提高物质生产领域的效率，增加社会就业机会有着重要意义。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中，我国的产业集群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可以说，新型城镇化的实施加快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三）制度匹配
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政府宏观调控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匹配的调控体系。政府政策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匹配系统的干预往往会收到市场机制难以达到的效果。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出台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及干预政策等，在不同程度上实现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某些市场调节过程的有效替代，可以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联动发展。
二、湖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匹配的制约因素分析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匹配可以实现区域经济利益、竞争力、创新力等的涌现，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从整体上讲，目前两者匹配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主要存在以下几大制约因素：
（一）原有工业基础、城镇化水平参差不齐
工业发展现状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匹配发展的物质基础，较好的工业基础可以加速二者的匹配发展。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工业起步晚，发展基础总体薄弱，各市（州）工业基础、城镇化水平发展不一。 近年来，我省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有了显著提升，城镇化率从2007年的40.45%提高到2012年的46.65%。2012年底，全省城镇人口为3097.06万人。但长株潭城市群与环长株潭城市群聚集了全省30%和65%的城镇人口，创造了约42.4%和78.5%的地区生产总值，其他市（州）差距明显，这些地区极低的工业基础水平加大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难度，更制约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匹配发展。
（二）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
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是导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滞后的最主要的社会原因。随着湖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建立和发展，要求城乡劳动者、资金、技术、物资等能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合理配置和使用，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既严重阻碍着城乡一体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又严重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实现。
（三）区位和交通设施制约
韦伯在其1909年就提出的工业区位论中指出：原料、燃料费；劳动成本；运费三个因素是影响工业分布的一般区位因子。湖南省地处我国中南部，南接两广，北连湖北，西临川贵渝，东毗江西，是一个典型的内陆省份；东南西三面环山，山地和丘陵面积为16.8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79.7%。封闭区位限制了交通发展，交通又制约了经济发展，湖南成为了“中部塌陷”的六个省份之一，远落后于东部沿海省市。
三、湖南省产业集群与新型工业化匹配发展的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产业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模式，己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这为我国实现新型城镇化提供了较好的战略思路和发展模式。根据湖南省产业集群与新型工业化匹配发展情况，我们把湖南省区域划分为以下级别：一级区域（长沙）――高水平匹配；二级区域（株洲、湘潭）――磨合发展；三级区域（衡阳、岳阳）――颉颃发展；四级区域（郴州、常德、娄底）――低水平发展；五级区域（湘西、永州、益阳、怀化、邵阳、张家界）――萌芽地区。
（一）一、二级区域构建核心增长级
核心增长极的构建是新型城镇化与现代产业体系动态匹配的关键。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从而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抓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推进集群基地建设把握“中部崛起”机遇，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整合步伐；推动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构建产业聚集基础平台；加强三市的协调，优势互补，形成培育发展产业集群的合力，构建产业延伸、产业关联、产业集群的现代产业体系。
（二）三、四级区域改造和升级原有产业
改造和升级原有产业是新型城镇化与现代产业体系动态匹配的基础。三、四级区域积极开展对接招商，改造和升级原有产业。衡阳、岳阳、常德、娄底、郴州五市产业集群发展已具规模，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五市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需积极开展对接招商，用信息化和高科技来改造和升级原有产业，以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增加市场份额、巩固自身的经济实力，并实现现代产业体系和新型城镇化的藕合联动发展。
（三）五级区域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承接产业转移是新型城镇化与现代产业体系动态匹配的必要措施。五级区域充分发挥自身特色，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湘西、永州、益阳、怀化、邵阳、张家界六市（州）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一是抓好基础设施、信息服务等公共要素的建设；二是依托劳动力资源和综合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依托矿产、农副产品等资源优势，积极承接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发展下游产品，拉长产业链，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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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万春.湖南省产业集群与新型工业化耦合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9，（5）.
作者简介：
刘刚：（1982-），男，汉族，湖南益阳人，讲师，湖南城市学院城市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城市管理。
关键词：金融结构；新型城镇化；金融相关率；非农产业比重；异质性需求
一、 引言
本文从金融结构理论、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出发，探讨金融发展与农村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指出金融体系支持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国家与农村两个层面上对金融深化的相关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并重点检验了农村金融结构与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最后，针对我国农村金融结构的特殊性与农村融资需求的异质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相关理论分析
1.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要根据城市资源禀赋，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这表明，新型城镇化将聚焦于农村人口生产、生活模式的转变，聚焦于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
单纯的将城镇化理解为农民生活、生产空间意义上的转移，易导致盲目、不可持续的城市空间扩张，也极易忽视农民群体的权利诉求与福利共享。就要素禀赋提升而论，农村城镇化应表现为农业内部的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表现为劳动力就业结构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并由此带动人口、资源的空间结构从分散到集中的过渡。
2. 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在宏观层面上，国家的金融深化支持国民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为金融进一步深化提供相应的养料。农村产业结构及农民就业随之转变，城镇容量得到扩充，为城镇化的推进提供物理与产业上的空间；同时，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成化、高效化得到资金、产业技术与人才的支撑，使大量农业人口的转移成为可能。
一般认为，农村金融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应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根据“门槛效应”理论，农村金融体系运行需要一定的进入费用和交易成本，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农村的居民收入与社会财富都不足以支付这一成本，故对金融服务缺乏需求，金融机构也缺乏进入农村的动机。随着农村经济发展，金融需求逐渐提升，而金融机构的收益也逐渐超越门槛成本，逐渐形成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促进的局面。
3. 异质性融资需求与系统性负投资。考察金融结构的适配性，不能忽视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小微企业、乡镇企业、新设企业、合伙型企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他们亟需资金扶持，但因为在品牌、技术、资金、规模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得到大型商业金融机构的认可，同时又不符合以传统农户的生产、消费为扶助对象的政策农贷要求。从正规金融的视角来看，上述企业的融资需求存在着“异质性”，因而受到排斥；企业因为无法得到金融系统的输血而缺乏发展动力，陷入恶性循环。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相对而言，农村投资项目往往存在着分散、信息不对称、可预期收益不高等问题，故难以得到正规金融的青睐，由此引起系统性的负投资，即从该地区（或该领域）获得储蓄，却未以相应比例向该地区（或该领域）发放贷款，致使农民群体及相关企业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产业升级举步维艰，农民在社会财富积累、分配过程中难以摆脱弱势地位。
三、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从上述分析出发，在国家层面上分析整体金融深化的作用，在农村层面上从金融深化、金融效率和金融体系内部结构三个方面考察农村金融结构的适配性，其中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使用定性方法进行分析。
1. 实证检验模型。采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其基本理念是：如需分析序列X是否会对序列Y产生因果影响，需估计X的滞后期是否会影响Y的现在值，如已经控制了Y的过去值，X的过去值仍能对Y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则认为X与Y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使用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概念衡量全国与农村的金融深化水平，该指标通常使用一国（或地区）金融资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表示，其中金融资产包括广义货币存量、各类贷款及有价证券等，考虑到农村地区人均持有的有价证券量较小且数据难以统计，为统一口径，在计算金融资产时仅考虑广义货币存量M2与各类贷款。国内金融相关率（FIRd）使用全国广义货币、各类贷款余额之和除以GDP计算；在计算农村地区金融相关率（FIRr）时，认为农村广义货币存量包括农户手持现金、农村存款，其中农户手持现金按照流通中现金（M0）的80%计，农村地区生产总值使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与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估计。使用农村存贷比指标（LD，农村贷款/农村存款）衡量农村金融体系效率，考察农村系统性负投资状况。
从人口与产业结构两方面衡量城镇化推进效果：前者使用人口城镇化率（PR，城镇人口/总人口），城镇人口是指居住于城市、集镇且主要从事非农生产性产业的人口，是以居住地和所从事产业进行区分；考虑到农村从农业转化为非农业的产值难以准确计算，后者使用非农产业比例（RI，第一、二产业产值之和/GDP）衡量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水平。
相关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因为自2010年起相关贷款的统计指标全面调整，其后数据缺乏可比性，故样本期从改革开放起（1978年）截至2009年。
图1为国内金融相关率、农村金融相关率与农村存贷比的变化过程：全国的金融规模保持了较高的增速，相对而言，农村地区金融规模的增长明显滞后，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及2004年以后都出现过明显下滑。农村存贷比则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持续下滑。图2对比了金融深化与城镇化过程：城镇化率与非农产业比重总体均呈上升趋势，后者的增长速度要小于前者；两者的增速都要明显滞后于全国金融深化速度，而与农村金融深化速度大致持平。
2. 检验结果。图1、图2显示，除农村存贷比（LD）外，各序列都具有较明显的趋势性，对各序列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均不能通过平稳性检验，但各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水平上均可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存在单位根。故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形成dFIRd、dFIRr、dLD、dRP及dRI序列，使用Eviews6.0软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各组关系分别检验滞后1期～3期，滞后3期在10%的水平上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序列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1～表3列出了滞后1期、2期的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在5%的水平上，dFIRd到dRI序列的检验拒绝原假设，可认为dFIRd到dRI序列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其他各组均不能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不能认为该各组序列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3. 实证结果分析。首先，分析整体金融深化的相关影响（表1），国内金融规模的增长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与相关研究的结论具有一致性；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尚缺乏互动关系（单向作用），观察图2可以推测，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水平可能尚未达到对金融发展形成明显带动的程度。整体金融深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人口城镇化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不仅意味着大量农民居住、生产空间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其生产、生活模式的变化，涉及农村、小城镇地区涉农产业的转型以及户籍、教育、医疗等各方面问题。农民群体在财富、教育水平、工作技能、社会关系、户籍身份等方面的禀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总是难以分享到相应的福利与果实，所以，农民向城镇市民转化的速度大大滞后于全国金融发展的速度，现阶段金融的整体深化对于农民城镇化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
然后，考察农村金融深化的相关作用。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农民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均无格兰杰因果关系，我们从农村金融系统效率与内部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效率方面看：1978年，农村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额分别为174.86亿元和181.81亿元，总额不高但水平相当；2009年，存、贷款额分别为63 845.61亿元和30 652亿元，存款总额增长了三百六十多倍，但存贷比却从100%以上缩减为不足50%。这表明农村地区的系统性负投资已相当严重，据测算，1994年～2005年，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负投资额增长了近10倍，如果将财政渠道的负投资额计算在内，从1992年到2005年的13年间，农村地区的负投资规模扩大了116倍。
从农村金融的内部结构考察，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特征较为明显。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撤离农村，农村信用社逐渐占据农村金融市场最大份额，2004年以后，除东部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农信社的市场份额都有不同程度提升，市场集中程度更甚从前。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小微企业，既难以得到大型商业金融机构的支持，又不符合传统的农贷制度要求，对正规金融只能望而却步，转而求助于典当、民间信贷等非正规金融手段，据相关调查统计，我国农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机构的4倍，而某些地区高利息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85%。
不论从农村金融机构效率，还是从组成结构考察，均缺乏对于农村城镇化的适配性，导致农村金融虽然规模有所增长，对于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却比较有限。
四、 结论及相关建议
综上，理论及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金融深化过程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对于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有限；农村金融结构对于农村城镇化的适配度不高。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及城镇化过程中融资需求的异质性，使系统性负投资加剧，城镇化推进、产业升级亟待金融支持。
针对提高农村金融结构的适配度，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1）进一步明确金融支持城镇化的重点所在，优先投入有限资源。研究显示，推动城镇化最重要的几个因素依次是：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发展等，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对于农业的投入与扶持相关产业升级，可直接惠及农民群体，有利于其生产模式的转变、财富的积累。有理由相信，乡镇企业、农民创业企业、新型农业企业等涉农企业应为现阶段资金、政策扶持的重点对象。
（2）针对农村金融结构适配度的不足进行优化。首先是进一步强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综合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功能互补、分工合理的农村政策性融资机制，增加政策性信贷业务种类，完善自然人联合贷款制度，将发展高效农业、农村产业升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同时，建立以政策性的小额信贷担保服务公司为主，基层乡镇政府、村委会支持的小额信贷担保体系；其次是针对农村基层项目融资金额小、信息极端不对称的特点，引导设立区域小型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弥补大型金融机构不适配而非正规金融又缺乏监管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正视非正规金融的作用，逐步完善农村金融的监管体系。
（3）完善各项配套政策与制度。在顶层法律、政策设计的框架下进一步盘活集体所有土地的相关权利，使农民能够享受土地权利流转带来的福利，并可使用相关用益物权作为担保；加强对农民及相关企业的金融培训，将相关工作列为基层政府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责范畴，引导农民群体逐步增强使用各种金融资源的意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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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项目号：13T6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