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2-08 00:10:5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在马克思完成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性建构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将对经济危机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马克思的视角。诚然，撇开历史情境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双重的印象，它“在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而与此同时，它又是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为经济危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理论支柱，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过去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国内外重新掀起了围绕生产过剩、利润率、资本积累和债务泡沫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个注脚。回溯和梳理针对生产过剩的论述，对于正确解读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与积累过剩
理论的发展往往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马克思首先纳入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视野的是生产过剩现象。“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从生产过剩出发，马克思批判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独特的逻辑演进路径。
(一)商品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论述。消费需求不足与危机中的商品普遍滞销有关。实际上，在1857年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中，商品过剩现象已然成为危机中的常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施托尔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都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可能性进行了解释。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马克思认为该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不过，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了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区别：不仅工人有需求，而且资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足以用来论证生产过剩。不过，当时马克思更倾向于将个人的消费看作是生产的最终界限。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开始更注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转向强调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暗示消费需求是危机的根源，尽管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并不能独立于危机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商品的过剩，都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生产和投资的过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的解释面临着困境，即在看到资本的生产存在过剩现象的同时，却否定商品过剩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商品过剩与生产过剩两者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因此，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才能说明这一事实。“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与《1857-1858年手稿》中“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过剩与价值增殖的关联性。换言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在另一处涉及生产的“社会基础”的论述中，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在这里，价值增殖可能性构成了一个界限和内在的基础，使得资本在积累的同时，也体现为社会生产超越简单再生产需要的过程。
(二)结构性过剩与普遍过剩
通常意义上的比例失调现象，在危机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两部类模型，其中，两大部类之间的失衡是作为普遍性危机的典型形态来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部类内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经济危机或结构性经济危机。“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
在比例失调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紧张关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进行。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制度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实质上建立在超额劳动和超额消费等基础上，社会生产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这种超越有时还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而且，从再生产比例关系的恢复机制来看，遵循的是商品经济下对社会劳动进行重新分配的规则。“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比例性失调总是表现为总体上的生产过剩，而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间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总是表现为货币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将产生生产过剩和货币短缺的可能性归结为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从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固然，供求关系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但如果仅仅从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调现象，则危机发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比例失衡的情况出现时，市场体系会如李嘉图所预期的那样，通过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矫正生产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机时期的情况却经常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性质而言是总体性的，并非市场竞争导致某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能获利，而是危机时期所有部门都不能幸免，“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至于通常意义上的竞争，不过是将资本内在的积累要求转化为外部的压力加于个别资本家，以确保社会生产局限于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之内。不过。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中，竞争的压力总是驱使个别资本家无意识地超越这一限度，并引起连锁效应。这样，在互补的生产部门中，将会逐一产生生产过剩，直至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困境为止。
(三)资本过剩与积累过剩
对资本过剩的考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观点之一。在马克思的阐述中，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资本过剩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过剩”。这种绝对意义上的积累过剩，通常会导致追加资本实现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积累得越多越快，会使原始资本增值得越慢，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直接导致原始资本的贬值。在马克思看来，在没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术进步等)干扰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时资本积累就存在着过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现实中哪些存量资本需要贬值，哪些资本将被迫贬值，就会成为竞争的主题。作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生产大面积停滞，使原有就业者被挤出生产领域，从而对其余在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形成压力。竞争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机器的大量使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同样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就业岗位。在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和可变资本要素被压低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处于极低水平的利润率将会缓慢抬升，这样，周期将重新开始。
资本的积累过剩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周期运动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在这里，剥削程度太低或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与积累过剩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当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趋势，即资本在竞争下固有的、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向，后者可以提高剥削程度。在经济危机后期，这往往成为缓解危机和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积累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对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在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消费却相对缩小。“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简单商品经济，他们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复杂，且产生了分离的趋向。“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实质上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与隐蔽的生产过剩
在今天，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与信用制度联系起来。将失去应有的说服力。实际上，即使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危机也往往从货币市场开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在货币市场上呈现的危机，其实反映着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常。
信用关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交易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成为资本加速积累的杠杆。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相比商品经济来说则是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本来，货币和金融危机之所以有发生的可能，是商品内在的两个属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埋下的种子，在现实中则是与商品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有关。这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中，买、卖之间的分离以及其在时间上的分离，只是蕴藏了货币危机的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复杂和支付结算链条的延长使危机的可能性实现了向现实性的转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转化。
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信用与隐蔽的生产过剩是相关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产同流通过程的分离因为信用工具的使用会大大地加剧，“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在繁荣时期，尽管货币形式的回流显得迅速而可靠，但这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这样，实际的生产过剩就被掩盖了。不过，信用制度有时也会缓和危机，其前提是银行信用没有在危机冲击下动摇。这时，增加信用货币会成为缓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缩信用货币时则加剧恐慌。
信用制度推动隐蔽的生产过剩的另一个原因，来源于观念上的货币。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扩大。在货币幻觉下，相互独立的资本家将会倾向于扩大生产。“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并且，这种极度扩张又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断奠定了物质基础。“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此外，信用扩张本身也会导致货币支付链条的脆弱化。支付的链条越长，抵消支付的对象和内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环节就越不能有闪失，否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显然，充当支付手段的虚拟资本在数量上越是超过现实中的硬货币数量，货币和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严重。不仅如此，信用制度还会使危机变得漫长而难以恢复：“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可见，资本主义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为其借以搁置内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会再生产普遍联系的性质，一旦资本利用信用制度从事盲目的扩张，原有的货币制度无法规避金融投机的惩罚性后果，本来，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也会因信用扩张、破产企业较少等原因，通过市场竞争的法则来消解，现在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扩张和竞争的联合作用下，利润率水平从整体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义价值缩水。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扩张和繁荣相联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溃，则又往往导致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这种信用收缩——资本贬值——生产能力破坏——资本家之间财产关系重组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在危机水平上进入新的经济周期的必要环节。
三、隐蔽生产过剩下的债务泡沫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关系的论述。仍然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与信用扩张相联系的债务泡沫化及其破灭，目前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马克思预见的信用扩张后果，在2007年次贷引发的最近一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数左翼学者认识到的，战后繁荣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投资并没有取得飞速的增长，反而呈现某种停滞的趋势。伴随这种停滞趋势的是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强。这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路径转向金融化的改变。考虑到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化、美元具备世界货币职能的现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扩张，实质上为全球经济泡沫化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对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过剩的基础，不再是其内部商品生产的过剩了，而是迂回地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过剩体现出来。商品国际性流动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性积累进程。资本国际积累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内部劳动者所受剥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国家福利被消减，工会力量受到打压，工资增长被压低，社会财富加速向大资产者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融入。国际垄断资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国劳动者的财富。
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数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度的金融化，也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债务泡沫化程度日趋严重。乔尔·戈伊尔(2009)认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就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尽管美国占有主导世界贸易体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过负债来维持和扩大消费，但最终仍未能避免债务泡沫破灭的命运。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起到了一个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松管制，实质上使金融部门成为了资源配置的独立领域，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脱离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过程，还将大量的资源卷入虚拟经济的帝国中。在全社会盛行的投机行为中，对冲基金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吞噬着社会新创造的财富。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放松银行管控无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银行系统的自律机制。出于逃避监管的目的，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各种所谓创新工具或手段，在账面上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和投资给予模糊化处理;杠杆机制成为投机的新渠道，即使银行达不到资本储备量要求，也可以对包装后的债务产品进行信贷交易。作为政策背景的则是经济刺激政策的滥用。使本该被经济法则摧毁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高歌猛进。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躺在丰厚的利润上，虽因管制的自由化暂时散发着致富的神话光彩，却并不能在资产价格不断抬高的压力下而免于破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四、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给中国的启示
在一个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目前，世界仍没有逃离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影，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正确防范经济危机冲击和负面影响，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前所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和信用膨胀都是与资本的内在矛盾相关的。正如国内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反危机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能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难题。须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更无力遏制国内外资本的投机。这不仅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悖，更遑论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作用在于为实体经济动员资金、提供融资支持，也有利于转移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说，其定位应当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包括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在实践中和政策上规范虚拟经济发展，控制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才能消除经济过大波动。同时，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本时，也要做到以我为主，坚持独立性，避免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对象和转嫁危机的对象。
最后，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部门中风险较大的领域，监管是不可或缺的。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基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规避和转移风险是金融监控的目的。加强金融监管需要法律保障，没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业管理规章制度，就难以规范金融系统中的投机行为，更无法应对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发展。此外，成熟的市场和严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实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只有在金融监管中严格执法，才能维护好信用制度，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门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世界资本主义自2008年开始爆发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复苏。要说明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面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的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或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的最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这场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层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给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时，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法国左翼学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翼学者的共识。
其次，考察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此次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曾经发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来。美国左翼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来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关键词：资本积累；有效需求；生产过剩；阶级化；经济危机
一、马克思以前并对其产生影响的经济危机理论
经济危机是指正常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断，而且经济危机总是表现为周期性的形式。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同时也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魁奈（1758）在经济表中研究了货币在社会中的流通规律，构造了一个简单再生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如果货币流通中断，进入储蓄而不是消费，那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因而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已经暗含了经济危机的萌芽。
李嘉图（1817）认为资本主义从长期来说会陷于停滞但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但马尔萨斯（1820）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解决之道在于维持地主的消费。西斯蒙第（1825）进一步发展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资本家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必然无限的扩大生产，生产超过消费，产品难以实现，必然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他建议回复到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状态，如此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
虽然以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理论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只从资本主义的流通领域（分配、交换、消费）解释经济危机，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制度结构，这使得他们的经济危机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尽管各有缺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是马克思进一步研究经济危机的基础，因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从而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解剖。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中，社会不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因为生产产品的同时就创造了对产品的需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一致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出现在生产与流通之间，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可以退出流通领域；作为支付手段可以延迟对商品使用的交付，因而货币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因此马克思所说："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而这些关系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追逐剩余价值的规律。
（二）信用机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
信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杠杆和催化剂，它使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并且加重了经济危机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但马克思认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它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机制。因此马克思说："信用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以周期的形式不断发生的，并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严重，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马克思在论述固定资本周转的时候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总结到"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三、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系统地论述经济危机理论，而是散见于各处零星的论述之中，因此后人从各个方向发展了经济危机理论。虽然他们各执一端，但总体来说有四个主要原因：消费不足、部门比例失调、一般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
（一）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米哈尔・卡莱斯基（1933）认为社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当资本家花费较少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两极分化和垄断因素造成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产生了矛盾，因而资本主义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卡莱斯基发展了并对有效需求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卡尔・考茨基（1891）、罗莎・卢森堡（1919）、保罗・斯威齐（1942）、埃内斯特・曼德尔（1962）都认为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与卡莱茨基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他们都是从资本主义的交换领域来解释危机，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制度结构。
（二）比例失调论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894）认为经济危机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而比例失调是由于无知。他说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因而社会生产在各行各业缺乏协调统一，同时它追求资本增值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造成了社会的生产过剩，这时就出现了经济危机。而鲁道夫・希法亭（1910）也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社会各部门比例失调引起的。他认为固定资本的存在、卡特尔的扩大与发展、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导致了利润率平均化不能实现，因此由利润率平均化导致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被打乱，这时经济危机就产生了。他是从市场结构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更没有探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关键词：《资本论》；经济危机；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106-02
经济危机是指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者整个世界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不断收缩，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资本论》中有这样的叙述：“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发展的界限。”[1]而直接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便是资本的本性，认识和理解经济危机及其理论是我们应对当代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
一、《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阐述和分析
1.《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直接诱因分析
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了资本的本性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诱因。那资本的本性是什么？正如我们所知，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一种能够生产钱的工具。资本家对于金钱的追求是无限的，也就意味着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是无限的，由此推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但绝大部分的资本是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的，留在劳动者手里的资本会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减少，劳动者的购买力会随之变弱，这样一来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就无法运转，随之而来企业就会闲置生产力，这样便导致了危机的爆发。
其次，由于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导致的社会生产的增长超过了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资本所有者卖不出去产品就不能给员工发工资，这样购买力就会更弱，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很快就超过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2]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消费者有购买意愿却没有购买力，就是说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生产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社会实际需要的一种绝对意义的过剩，而是相对于劳动者的无支付能力的一种过剩。
2.《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根源说明
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这对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是两个长期并存的规律，这两大规律作用的结果便是生产力的盲目提高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会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越来越高。它内在地要求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使得整个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良性运转所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关系。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尖锐的矛盾就产生了。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单个企业生产活动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单个企业的生产，在资本家或其人的统一指导下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整个社会生产却基本上陷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比例的失调，特别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比例的失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结果，也是引起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所有资本家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都拼命发展生产，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其结果是使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落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商品卖不出去从而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引起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3.《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的分析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就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危机常爆发于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极其尖锐。危机首先会在某一环节或者部门出现，然后蔓延开来。危机之后是萧条阶段，这一阶段矛盾有所缓解，生产不再继续下降，失业问题也有所减少，但社会购买能力还是十分低下，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种停滞状态。这一阶段过后市场情况有所好转，生产开始逐步回升，经济开始复苏，在复苏阶段，市场开始扩大，经济开始回升，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也会逐步加快，进入周期高涨阶段，这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但这种繁荣只是短暂的，随着社会生产的扩大，各种矛盾会再次尖锐，下一周期的危机就会随时爆发。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危机是周期地重演的，危机与危机之间的间隔表现了一定的规律性。
二、对于《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现实意义的分析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于当今经济危机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同时对于当今我们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也有着现实的意义。
1.当今世界，生产过剩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而后席卷全球的这次经济危机破坏力极其强大，究其本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较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只不过是把问题从供给方转给了需求方，从表面上看表现为有效需求过于旺盛，但透过表面现象从本质上看则是房地产业的生产过剩，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为了缓解房地产业出现的生产过剩，通过“透支”来刺激消费者以实现扩大需求的目的，使一些不具备还款能力或者信用低的人通过透支来满足自身的过度需求。这样一来，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张，消费也进一步膨胀，从而出现了不负责任的廉价信用所导致的房地产过度膨胀的恶性循环。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危及理论对于时下这场经济危机的解释。
2.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每次危机都使生产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灾难，危机使社会财富遭到巨大破坏。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依然存在，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是随之而存在的。美国盛行借贷消费，这种消费实质上是社会大众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而导致的社会购买力的日趋萎缩，而资本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就会生产出远远超过大众购买能力的消费品，为了将这些“剩余产品”转化成利润，他们又会再生产出许多金融衍生品，以销售给那些购买力日渐萎缩的民众。这恰恰是《资本论》所强调的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大众购买力萎缩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可以这么讲，只要这种“透支消费”不停止，经济危机就随时可能会爆发。
3.当今的经济危机仍然会周期性的爆发，虽然政府会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包括对经济危机的某些调解和福利政策等使得危机爆发的具体情况有所变动，危机爆发的周期性各个阶段也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但危机仍然是周期性爆发的。
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需要研究周期性的原因和周期长短的原因。危机周期性的原因，要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中去寻找。这一矛盾以波浪式的状态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始终。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产生了经济危机，然后再通过对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缓解了这一矛盾。一次危机过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步被激化起来，另一次危机便不可避免。至于周期长短的原因，二战前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没有占统治地位时主要是由固定资本的更新周期决定的，因为它的更新是周期的物质基础,这样必然会引起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需求量的大增，生产资料生产就会得到恢复和发展。由此一来就会增加就业以提高劳动者的购买能力和扩大消费市场，从而促进消费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走出危机需要的物质条件就由固定资本的更新为其做好了。同时，下一次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也会因为它引起新的一轮的生产过剩的贮备待续。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为经济危机的间隔时间创造了物质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如何消除危机我们就有了一些建设性的主张，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我们要破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而实行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按照社会需求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各生产部门，统一地组织与管理全社会的生产，校正社会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对产品实行按劳分配。只有这样，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保证社会化大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以便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过剩的根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一、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
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质，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国际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论体系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放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加以考察。他指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未来，归根到底是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1］1－2布哈林分析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十年内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迅猛发展相伴随的是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展、世界各部分在经济上的结合更紧密。国际商品流通的日益频繁，国际市场形成了；国际间的劳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国际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在国际“劳动力移动”的同时，资本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国际化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普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的表现。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的发展。经济的国际化过程日愈广阔和深入，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形成。“一个极易互受影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成长起来，它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一部分发生极微小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全体。”［1］18布哈林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构建了其独特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与重要范畴，形成了不同于希法亭、卢森堡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路与逻辑。他克服了当时研究者不重视资本主义关系变化的倾向，研究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由世界规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体系所组成。先于当时的研究者把世界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范畴研究，“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理论从发达国家现象转变为世界经济体系，一种先进国家（工业国家）殖民化统治落后（东方国家）的不平衡理论。把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理论拓展为一个遍及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2］233。
二、独特的危机视角
在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作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布哈林还着力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崩溃和破产进行分析。布哈林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概念，提出了用以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布哈林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过程中，仍然坚持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他指出：“对于危机，不应当从单独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从所有国家的普遍联系中，从整个世界经济范围中去研究。”［3］378而研究的方法则是“先把危机抽象掉，然后再对危机进行必要的研究”［3］301。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研究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方法论，对于研究发展的危机时代则更是双倍必须的。在此方法论基础上，布哈林以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为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布哈林认为，再生产理论是研究重复生产循环的条件，也就是研究社会体系动态平衡的条件。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提供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产品，没有这种条件，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使得生产力重新分配，军事工业的产品不会变成新的生产循环的要素，也不创造劳动力，是一个纯粹消极的量。“战争使得再生产过程具有一种歪曲的、倒退的、消极的性质，实在的生产基础随着每一次的生产循环而愈来愈薄弱：发展不是按照日益扩大的，而是按照不断缩小的螺旋线进行。”［4］30因此，社会生产的现实基础随着社会资本的每次周转而变得更加狭小了。布哈林将这种日益增长的生产不足过程称作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布哈林还敏锐地看到，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收入的形式具有转化变为以公债券支付利息的倾向。这些纸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实在价值的权利，同时它们可以流通，甚至可以大量的积累。但是大量积累起来的纸券的价值，是在未来才能得到实现的。它们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存在。“各种形式的纸券价值的大大泛滥，是同现实的劳动过程绝对不能比较的，这在资本主义结构的条件下将成为这种结构崩溃的一种标志。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就这样同纸券价值的累积平行发生。”［4］311907—1908年美国银行危机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工业危机，但自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起，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1990年日本股市和房产泡沫破灭，1994—1995年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直接表现为银行业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布哈林当时已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工业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趋势，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布哈林对世界经济的现代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世界经济是结构上高度的无政府状态，而世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表现在两个事实上：一方面是世界性工业危机，另一方面是战争。布哈林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消除了自由竞争、以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竞争就能够消灭工业危机”的理论，认为只要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依然存在，危机也将依然存在。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通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自身的再生产而深化了。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愈来愈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世界经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生产力的增长与分配的对抗形式相冲突，与资本主义生产各部分之间的不均衡相冲突，因此造成了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劳动与私有的企业资本的组织相矛盾。其表现是之间的竞争。社会机制各部分没有均衡、没有协调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此发生深重的危机和急剧的变化”［1］64。“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只要它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就不会克服它内在的不适应性。相反，它将在愈来愈大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再生产这种不适应性。这些矛盾将在社会有机体的另一种生产结构中，通过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得到真正的解决。”［1］113布哈林关于危机的观点，是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为依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德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都得到迅速发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也体现出与战前不同的特性，得到新的发展。但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并未消失，虽然危机的形式有所不同，但资本主义总危机仍在继续，而且在发展。直接的革命形式已经转移到东方和整个殖民地区，美国与力图摆脱美国霸权的欧洲之间所谓不平衡现象，都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缩小，殖民地的凋敝和赤贫化也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问题。“资本主义自身的一切经常不断的矛盾的发展：争夺市场、生产机构的发展超过购买力的增长以及其他我们所熟知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正在尖锐化。”［3］377而这些变化必然会千百倍地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
三、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
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蕴含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资本“国际化”和“民族化”两种趋势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概括出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和发展趋势，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及其应对的思想。布哈林的全球化思想是对全球化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属于自由竞争阶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布哈林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提出了“资本国际化”这一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他对“资本国际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实质就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对帝国主义体系基本特征的全面揭示，也从整体上概括出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布哈林指出，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交通运输业取得巨大发展，几个大洲的经济有机体的结合成为可能，从而使世界商品流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起来；电话网同运输工具一样，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使商品价格和股票、债券价格的国际均等化得以依靠电讯完成。国际商品流通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表现为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持续扩大，国际人口移动形成世界劳动力市场，实现了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力再分配。劳动力的移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极，与此相对的另一极是资本的移动。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移动是促使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促使世界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各国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产生新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的经济组织。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倾向更明显地表现出采用组织垄断性企业的办法，以限制自由竞争趋势。通过交换过程，存在着经常性的市场联系，整个世界的社会劳动划分在各个国家中，各国的劳动通过国际范围的交换而成为全世界社会劳动的一个部分，成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过程。由于交换而形成的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囊括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世界经济的构成部分，使直到目前还是“民族的”和经济上隔绝的地区彼此接近，并且为新的、更高的、非资本主义形态的世界生产建立愈益扩大的基础。因此，“‘国民经济有机体’早以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位，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即世界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1］1布哈林所描述的这一形式极其复杂的过程，便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过程，是使地理上隔离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彼此进一步接近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关系均等化的过程。但是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决不等同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而且正在加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这个冲突极度尖锐起来。国际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展，不能增进各交换集团间的“团结”，与之俱来的是日益发展的各交换集团间的极其激烈的竞争，是生死攸关的大搏斗。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只不过是表现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家利益的民族化过程。“这个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它造成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重的灾难，造成人类精力的极大浪费。”［4］41布哈林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发展过程入手，比较透彻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资本利益民族化进程，深刻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四、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哈林在考察世界经济时都强调其资本主义的特性，将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历史地统一起来，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对象“从国家限定的经济空间转移到世界经济的空间”。市场不再被视为局限于每一民族国家内部的独立经济空间，世界经济也不再被理解为连接独立国家经济空间的国家间经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连结在一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具体表现。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4］2布哈林从世界经济的形成来论述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宏观背景中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分析和认识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科学方法。
第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与布哈林时代的危机相比，具有许多更为复杂的新特点，但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布哈林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矛盾、国际冲突、帝国主义战争等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是具有深远根源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正在转入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市场问题、价格问题、竞争问题和危机问题，正在日益变成世界经济问题。”［3］417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危机都会使相关国家和地区陷入困境。布哈林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全球资本的扩张、世界市场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资本主义危机由工业危机向金融危机转变的趋势，并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理论，对研究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探寻金融危机爆发及其蔓延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范式，对我国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资本论》；手稿；经济危机理论；整体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4-006-07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对资本运动规律的一种整体分析，具有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的整体性结构，但是，过去很多研究者只把《资本论》第三卷的某些有关章节看作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从而得出了经济学没有完整的经济危机理论的结论。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是贯穿于他的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的。要认识目前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探索应对这些危机的科学方法，有必要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做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整体性的形成和结构
在18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运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矛盾不断尖锐化和比例不断被破坏的运动中进行。恩格斯在他早期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批驳了当時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对经济危机可能性的否定，他指出：“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绝不会过多’，但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驳斥他，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研究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各种比例关系问题，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随着研究的深化，马克思逐步形成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危机的整体性结构的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表达了要对社会问题做整体分析的想法。在1840年代后期，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形而上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時又提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整体”，单凭主观臆断的“运动、顺序和時间的逻辑”，根本无法理解这一切客观存在的“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1857年下半年，马克思尝试建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开始撰写事实上是《资本论》第一部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他从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的辩证关系研究入手，对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很多问题做出了卓越探索。
在马克思之前，许多经济学家已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范畴作过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往往缺乏整体性，只从想像的孤立个体出发，或者把这些范畴并列起来，使社会经济运动过程变成一个无時间秩序的非历史的过程；或者把这些范畴割裂开来，使社会经济运动过程成为各环节互不关联的孤立过程。马克思是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客观地看作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以整体视角探讨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他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都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这就改变了经济学思想史上以孤立的个人为研究出发点的传统视角。
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整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后，马克思又相继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并在这些《资本论》手稿的基础上，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的第一、二版和法文版，写作了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的许多手稿等等，使《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不断完善。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依据马克思遗稿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最终形成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危机的整体性结构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整体性结构极其珍视。1866年2月20日，当马克思刚刚写完《资本论》初稿的時候，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亲爱的，你明白，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同劳动群众有致富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之间的矛盾。”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由此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介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二战以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和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局势，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新形势、新条件之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是否还适用?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所以也必然是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
二、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一直都是广受学界关注的议题。林金忠考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的学说史，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某些论述，后来逐渐被归结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所依据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推演存在逻辑漏洞。”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是必然没有前途的。张雷声在《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看资本主义历史走向》一文中总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认识资本主义历史走向的关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机制在当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垄断与竞争并存、国家与市场并存的新机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内在挑战促使资本主义制度不断自我更新，但是毕竟从根本上说它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所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中显露的资本主义弊端，表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考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新特征新发展，也是学界的关注点之一。吴茜总结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三大动因：“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全球性扩展;经济全球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和影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三大表现形式：“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波动和全球性经济的危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针对基本矛盾作出过自我调整，但是金尚培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仅仅是局部缓和，而不是总体上的全面缓和，而且基本矛盾从总体上讲，走向激化的总趋势根本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除此之外，李建松、包宗羲的《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变化及其最终解决》、刘昀献的《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现及发展趋势》、张雷声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演化及在当代的深化》也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深化做了比较系统的讨论。
理论联系实际，不少学者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探讨世界金融危机。张俊山认为世界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仅仅源于技术或监管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结果。“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张雷声也认为：“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趋势，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新变化和新特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观点，在《反杜林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包含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两方面，从而导致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为，正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深刻矛盾，所以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是必然的历史趋势。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发生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第一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此后资本主义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实际上印证了马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科学性。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私人垄断阶段，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阶段。国家宏观调控的介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当代，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深刻改变了世界形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诚如金尚培所言：“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和新特点，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应如何正确认识，既是理论上的难点，又是教学上的难点。科学地阐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对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有何新变化?我认为，要研究变化，首先要看到其不变之处。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客观存在促使资本主义制度要不断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调整;而另一方面，无论资本主义制度怎样自我完善，基本矛盾都是无法克服的痼疾，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关键因素。
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也必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与世界形势相联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呈现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问题，而且是关系整个世界经济形势的问题，将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牵涉其中，无一能够幸免;其二，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它的基本属性仍然是为促进私人垄断资本积累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服务，但同时，它又具有了归全社会所有的形式并未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全体居民服务的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其三，资本主义集团所有制的发展，“随着资本的集中、垄断的发展、新技术的发现和使用，企业和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资本家个人或家族已经无力独揽企业、公司的经营，而只能由资本家集体经营，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经营管理体制。”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大背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激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在最近十多年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一种进程。这一进程是在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取得的进展(如信息技术的创新所带来的信息传递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快捷，以及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作用的增强等)既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经济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另一方面却是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的基本动因。而“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和集中体现。”
经济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缓解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又加深了矛盾。“经济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又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和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导致以金融体系崩溃为特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而联系当今实际，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妨看作经济全球化的代价的体现之一。
四、结语
经济全球化为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缓解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不仅不是解决基本矛盾的途径，反而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加深。技术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当资源又一次趋于贫乏时，资本主义又会爆发新一轮的危机，比如金融危机。从历史动向看，虽然当今现状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大大不同，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是资本制度无法避免的痼疾，资本主义走向衰亡依然是大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体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统治的现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位三个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的主要原因有下面几个：第一，科技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经济危机提高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第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第四，当前的世界格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关键词：
资本主义；发展；长期性
根据理论的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会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前一个社会形态，它最终要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几百年，仍然没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
1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人们社会发展方面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两个绝不会”。两个绝不会，也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从这个论断可知，资本主义和以前的其他社会形态一样，是一个单独的社会形态，它的发展也会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并非不会出现暂时的停滞，但是停滞状态的存在不能成为我们否认资本主义发展更快的理由。放眼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发展是长期的、绝对的，而停滞只是相对的、暂时的。这种发展的长期性和绝对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就资本主义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处在最后阶段
资本主义最初出现在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城市，距今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而社会主义的发展才不到一百年，比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要短许多。可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相当长的，而且还在继续向前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在整个人类历史里也还是一个小片段。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但目前是处在什么阶段，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开始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些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之为资本主义中壮年时期，有些学者称之为后工业化社会，还有学者称之为资本主义晚期阶段。尽管如此，当代资本主义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中还发挥着很大作用，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处在最后阶段。
1.2就资本主义统治的现状来看，资本主义的统治还很有力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激化和尖锐化，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国家可控的范围，反而由于其自身的变革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资本主义政党牢牢掌握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工人阶级政党的影响并不大。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等进步力量还不足于动摇或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革命意识在工人阶级中有所衰退，传统的工人阶级革命并没有任何出现的痕迹，社会主义运动依然处在低谷中。
1.3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位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二战后，一大批亚、非和拉美国家走向独立。这些经济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国家没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民族主义政党带领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资本主义，依附于发达国家，使得在世界体系内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非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2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的主要原因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既有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产生影响。
2.1科技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科技革命密不可分。目前已经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变革有直接的关系。发源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巩固，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发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二战以来开设目前还在进行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它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新的强大动力。
2.2经济危机提高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和解决的，它将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会使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并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当这些危机无法解决时，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经济危机确实一直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生，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却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发生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或减小危机的影响，使危机没有造成不受控制的不良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危机大大提高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
2.3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完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是人类民主发展的一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后，资本主义为了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出现，又完善了自己的政治制度。此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4当前的世界格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迅速向世界扩展，最终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虽然社会主义在二战后也曾扩展到较多国家，但是自剧变后，社会主义的力量被削弱，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这样的格局下，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科技优势向全世界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加强实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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