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6-05 23:05:5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地域文学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全面学习与了解古代文学的需要。程千帆先生指出，中国文学中方舆色彩，细析之有先天后天的差异，先天者，原乎自然地理；后天者，原乎人文地理。无论自然还是人文原因，中国文学充满了地域色彩，这是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研究中受到了重视，但教学中以时间为脉络的分期与讲授方式，造成学生对古代文学地域性特色了解的缺乏，必然引起学生对古代文学认识的片面性。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某一地域为窗口，在教学中渗透与引入其地域文化信息资源，帮助学生透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从而弥补单一时间为轴来审视古代文学的发展之缺陷。因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不能忽视地域文化资源的引入，这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特点提出的要求。
2.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依赖地域文化资源。现今中国高校教学改革出现面向经济、文化建设，面向地区发展服务的大趋势，古代文学作为提升学生人文底蕴的重要学科，也需要加强实践教学使传统课程教学焕发新的活力，从而也使学生从书本知识的单一获得转向实践考察理解与现实运用。这一实践教学的开展就要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依托，依靠地域文献资源、地域文化生态资源、地域戏曲资源等开展实践教学。同时，每一所高校，都会受到其所在地域的地方文化浸润，校园文化、师生语言、衣食住行等都会带上地方特色，这些为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展开实践教学无形之中提供便利。
3.学生参与地方文化保护的现实需要。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之一。而在教学中最能引起其兴趣同时又切实可行的途径是以地方文化资源为对象，激发、培养其传承和保护意识，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文化保护事业中来，成为本地文化保护的青年主力军。这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学生而言，发动学生在文化保护的目标驱动下自主地通过社会调查、实地考察、文献考证等方式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地方文化做积极、深入的了解，必将提升他们的地方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对地方文化保护来说，高校生源与毕业生就业地的选择都会带有当地地方色彩，从而使得高校学子在校期间与毕业后都会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强他们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参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势必对地方文化的建设发展、地方文化的宣传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和推广作用。
二、地域文化渗入古代文学教学
地域文化以各种形式留存在今天的生活中，笔者认为适合引入教学的文化载体形式以传世文献、文化名胜古迹与地方戏曲三种为主。
1.传世文献资源的引入。许多高校都坐落于历史文化古城，对古代文人而言或为居留之地、或为漫游之所、抑或贬谪之驿，往往留下了大量吟咏佳作。以湖南衡阳为例，许多唐宋文人都曾过往，如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宋之问、张说、储光羲、齐己、坡、秦观、辛弃疾等等，而留下吟咏之作的文人从汉代至清朝一直没有中断过，这些都是记录衡阳历史文化的珍贵传世文献。在教学中，将这些有关衡阳的地域文献资源渗入课堂讲解或作业中，来自衡阳和湖南的同学会对这些地域文献怀有乡土情结，更容易产生认同和求知欲。这类地域文献是我们探寻古代文学中的地域文化之重要文献。教学中，地域文献资源的引入，可以从多方面探索进行：首先，文学中的地域文化之课堂分析。对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代表性地方风物，课堂讲解分析时可着重分析，同时让学生由此展开材料搜集与寻找，并形成对此作专门探讨的小论文或文章。从而强化学生地域文化意识，也使他们由一般性知识点接受转变为自己动手开展研究性学习，达到深刻理解和领会。例如笔者在课堂讲授到王勃《滕王阁序》“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范仲淹“衡阳雁去无留意”等涉及“衡阳雁”的诗词时，会引入学校所在地衡阳的雁城文化，激发他们对衡阳雁文化认知和了解的兴趣，再布置相关作业让他们通过文献查找来完成。其次，地域文化的专题讲授。学生们因为对本地文化有亲切感和认同感，可以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讲授有关本地文化的形成历史、传播与接受情况，如文人的贬谪与流寓带给地方文化传播的影响，历代有哪些文人居住和来过，他们的作品对当地文化的传播会产生什么作用。这些探讨利用得更多的是地方文献资料，因而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同时介绍哪些文献中会保留有关本地的文化资料，是以哪些文献载体为主，并结合今天传承和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拉近时空距离，让学生对以往仅仅存留于故纸堆的概念性知识有更深刻的亲身感受。例如南岳衡山是许多文人都曾吟咏过的，那么我们可围绕唐代文人对南岳衡山由自然景观转向人文景观的文化形成中有何作用的议题来深入探讨。再次，地域文化名人的学习社团。许多城市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本地历史文化名人，许多都成为当地的历史文化名片，学生也成立一些社团和兴趣小组专门学习和探讨这些名人留下的相关著作。比如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王夫之是衡阳人，学生就成立了船山学社，进行学习调研活动，加强对本地文化的了解。
2.文化名胜古迹的探寻。名胜古迹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相映生辉，相得益彰。但凡有名胜古迹处则有文学产生，而文学的流传又有助于名胜古迹之名声流传的久远与广博。有鉴于二者之亲缘关系，开展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少不了对文化名胜古迹的探寻。（1）地区名胜文化采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阐释触景生情对创作的重要性，文学学习也一样要讲求缘情而入文，披文以入情，让学生通过地区名胜文化采风进入情境感受文学不失为有效途径。许多城市融名山名水名城为一体，自然也有不少的名胜去处，这就成为所在高校进行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文化生态资源。现今许多学校文艺学科都组织学生进行文化采风来培养学生，这即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具体组织形式。笔者所在高校，每年都会组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选择地区名胜进行采风学习，对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提高实践能力不失为有效尝试。在对名胜古迹的采风活动中，可先要求学生熟悉历代吟咏此名胜的佳作，让他们在情境中感悟古人，同时也可让他们创作相关拟作，在习作中感受古人如何描绘胜景。（2）文化古迹的实践考察。文化古迹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和历史的见证，也是地域文化灵魂的彰显，同样也是古代文学开展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选择高校当地的历史文化古迹，作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课堂，将存留在文本上的文学作品转变成实物和古迹等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形式呈现给学生，无疑加强了熏陶和感染力，同时也提升了学生文化底蕴。以衡阳市为例，留存的文化古迹就有石鼓书院、杜甫墓、杜甫祠、禹王碑、南岳碑刻，借助对这些古迹的考察，同学们可以在情境中走入古人的生活，从而感悟文学的魅力，也体会古人咏物论史的具体情景。#p#分页标题#e#
3.地方戏曲资源的渗入。戏曲文学是元明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表演作为基础的特点让戏曲文学的学习不能单独停留在平面的剧本文学，而应该触及和扩展到对戏曲舞台艺术的了解。但古代戏曲艺术博大精深，因而引入地方戏曲资源成为了解戏曲舞台艺术的捷径。地方戏曲资源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亲近感、就地取材的便利性以及教师与艺人间的直观互通性等，为高校教改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有利条件，同时独特的地方戏曲品牌资源是乡情教育的典型材料，也是学生独特审美视角教育的最佳方案。具体的引入方式可依当地的戏曲资源情况而定，方式之一，可以请本地优秀的戏曲演员来演绎经典戏曲作品选段，演绎的形式可以直接请入课堂演唱文本，也可以针对课堂讲授需要，先录制好相关唱段的视频，在讲授过程中逐步播放。这种演唱往往加入了当地戏曲的地方特色元素，而且时间长短、演唱内容等可根据课堂需要而定，一方面让学生在学习作品的同时感受到家乡气息，另外也比网络戏曲资源更能有针对性地配合教学。方式之二，成立兴趣小组，搜集整理当地的戏曲资源，了解地方戏曲发展情况。如笔者曾指导学生以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形式对祁剧、衡州花鼓戏、衡阳湘剧和衡阳渔鼓等衡阳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现状做调查研究。
三、古代文学教学实践参与地方文化保护
地域文化渗入教学的同时，教学也可参与到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来。通过教学实践培养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热爱，让他们成为地方文化保护的中坚力量，可行的方式大致有：
1.开设地域文化课程增强本土意识。高校青年学生是当地建设的生力军，也自然将成为地方文化的传承者，那么在校期间培养其地方文化保护意识，必然对今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开设地域文化课程，以课程为载体，增强学生保护和传承本土文化的意识不失为其中重要的途径。如开设一些地方戏曲欣赏课程、地方民俗文化等选修课程，让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同时，也系统了解地方文化，培养文化自豪感和本土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也进行了地方文化的传承工作。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会在日常生活中关注本土文化因素，在潜移默化中积极投身地方文化保护和宣传，从而为本地文化宣传增添新力量。
2.实践教学参与保护。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在现实中必然需要以具体的文化实体或文献文本为参照对象，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些参照对象的时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当地文化景点、本地古籍文献为教学案例进行教学，则在将书本知识转化到现实运用的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对当地文化知识的了解，熟悉了地方文化保护，从而让实践教学活动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例如讲到文人的贬谪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可以带领学生去当地著名文化景点，让学生考察这些景点有哪些文人在贬谪之时曾来此登临赋诗题文，历代主题有何变化，查找这些景点的历代文献记载，并要求以作业的方式来完成。学生在这些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加强了对本地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通过查找历代文人的题咏，则既增强古代文献知识又培养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让学生自发地投身于本地文化的保护与宣传的事业中来。
3.学生研究性学习项目的参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高校教育必须大力培养创新人才，使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为目的的研究性学习的开展是高校改革教育教学的一个重点。它需要学生立足所学，从实际背景和问题出发，转变学习方式，崇尚创造，从而在学习中获得个性解放，提升自身能力。具体到古代文学的学习，则需探究地进行，这既包括对古代文学本身的探索学习，也包括运用古代文学知识去探究社会生活。那么地域文化则可成为学生运用古代文学知识来分析社会生活的重要对象。笔者在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课题选题时，以当地地域文化为对象展开研究，如探讨古人吟咏当地的文学作品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讨论当地街道、道路命名中体现的文学作品之应用，分析当地楼盘命名及宣传中古代文学作品之显现等等，这些研究性学习项目以当地地域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古代文学知识对此进行探讨，从而达到运用古代文学知识去探究社会生活的目的，也提升了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综合理解和运用能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地域文化作为学生研究性学习课题的分析对象，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为学生所关注，并展开分析探讨，这无疑是对地方文化重要的传承性保护。
[关键词] 气候； 物候； 文学； 古典诗歌； 差异性； 地域性
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都有其地域性，这一点无须再讨论。那么，文学的地域性又是如何形成的？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文学的地域性是由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造成的，这一点也不需要再讨论。而地理环境是一个大概念，地理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宗教、风俗等要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关于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人们已经作过一些探讨，而对关于自然环境的各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探讨得则很不够。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气候对文学的影响。本文认为，文学的地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的差异性以及由气候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物候的差异性造成的，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气候的差异性影响到物候的差异性，物候的差异性影响到文学的地域性。为了把这个问题讨论得深入和集中一些，本文仅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
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气候和物候。
一、 气候与物候的内涵及其特点
气候，就是指“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1]129。通俗地讲，“就是指整个地球或其中某一个地区一年或一段时期（称为时段）的气象状况的多年特点”[2]33。气候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差异性，一个是地域差异，一个是时代差异。
物候，“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1]99，用竺可桢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3]14。在大自然中，那些受气候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植物（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他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
“物候现象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3]45。气候的特点决定了物候的特点，气候的地域和时代差异导致物候的地域和时代差异。美国著名森林昆虫学家霍普金斯认为，物候有纬度差异、经度差异和高下差异。具体来讲，就是物候每向北移动纬度1°、向东移动经度5°，或向上升400英尺（12192米），植物的阶段发育在春天或初夏将各延期4天，在晚夏和秋天则要提早4天。这个发现被称为“霍普金斯定律”。竺可桢先生参照这一定律，结合中国和世界有关国家的情况，总结出物候学的四大定律，即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物候的纬度差异、经度差异、海拔差异和时段差异。
在明白了气候与物候的内涵及其特点之后，我们再来考察文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 文学与气候（物候）的关系
文学与气候（物候）的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关系，但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有关这一方面的言论却非常少见，至于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就更是没有了。据笔者的考察，似乎只有中国6世纪（梁代）的批评家刘勰（约466—约537）和钟嵘（约467—约519）以及法国19世纪的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曾经提到过这一问题。例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4]693
694刘勰这里所讲的“春秋”，也就是下文的 “四时”（春、夏、秋、冬）的一个简称；他所讲的“阴阳”，则是下文的“阳气”和“阴律”的一个简称。“阴律”就是“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云：“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5]679这个解释是准确的。在古代汉语中，“阳气”和“阴气”这一对概念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有时候是指气候，有时候则未必。什么时候是指气候呢？这要看具体的语境。一般来讲，当“阳气”和“阴气”并举，又与表示时令或季节的“四时”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它们就是指气候。如苏浚《气候论》：“晁错曰：扬粤之地，少阴多阳。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阳气常泄；地卑，故阴气常盛。阳气泄，故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阴气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一岁之间，蒸湿过半。”[6]229
230其中“阳气”和“阴气”并举，又与“四时”出现在同一语境，是专门讲岭南地区的气候的，故名之为《气候论》。刘勰上面这段话是说，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春秋代序），气候也在不断地变化（阴阳惨舒）；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物候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物色之动）；随着气候和物候的变化，人的心理也在发生相应的波动（心亦摇焉）。每当阳气萌发的时候，蚂蚁（玄驹）就开始行走；每当阴气凝聚的时候，螳螂（丹鸟）就开始潜伏。小小的虫子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是很深的……每年都有相应的物候（岁有其物），每种物候都有不同的样子（物有其容），文学家的情感是随着物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情以物迁），文学作品的语言则是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的（辞以情迁）。这段话就是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
如果说刘勰所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还需要作一番考证与阐释的话，那么钟嵘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就可以说是非常明白了。其《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7]1这里的“气”，就是指“气候”。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在讲到钟嵘的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8]312这个解释也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是，“景物”有两种，一种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景物，一种是不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景物。前者就是物候，后者则是一般的景物。刘勰所讲的随着阳气萌发而行走的蚂蚁（玄驹）是初春的物候，随着阴气凝聚而潜伏的螳螂（丹鸟）则属于深秋的物候，它们不是一般的景物。钟嵘这里所讲的“物”也是指物候，而不是一般的景物。我们可以联系《诗品·序》中的另一句话来理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7]28这里的“四候”就是指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春风春鸟”、“夏云暑雨”、“秋月秋蝉”、“冬月祁寒”，就是随四季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物候。所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四句话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这样：气候使物候发生变化，物候又触动人，所以被触发的感情便表现在诗歌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
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问题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刘勰和钟嵘都谈到了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但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自从刘勰和钟嵘讲过这个问题后，似乎再也没有人讲过这个问题了。其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是刘勰还是钟嵘，他们的主观意图都不在讲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主观意图是在强调“以少总多”的写作方法，反对“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而钟嵘《诗品·序》的主观意图则在探讨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创作得失。由于他们的主观意图不在讲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所以后人在解释他们的这几句话时也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国外，则似乎只有法国19世纪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讲到“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差别时说：“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9]146
147“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是指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和中国的刘勰、钟嵘一样，斯达尔夫人对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的表述也是很简略的，他们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专门的研究。例如，气候是如何影响文学的，它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又影响到文学的哪些方面等等，他们都没有展开必要的论证。
关于气候影响文学的基本途径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此不赘。本文只讨论气候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具体来讲，就是讨论气候和物候的差异性对古典诗歌的地域性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疆域辽阔，各地所处的纬度和海陆位置不一样，地形也不一样，季风的影响又特别显著，这就使中国各地的气候环境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例如：从热量来看，中国就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和高原气候区等六个气候带；从降水量来看，中国又可分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等四种气候类型。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几个国家的气候环境像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差异性。气候的差异性导致了物候的差异性，气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导致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正是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地域性，使其呈现出不同的地域色彩。
三、 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与古典诗歌的南北差异
气候的南北差异主要是由各地所处的纬度差异造成的。中国疆域辽阔，从最南端的曾母暗沙（位于北纬3°58′），到最北端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位于北纬53°33′），南北相距约5 500多公里，共占纬度49°多。南北距离如此遥远、纬度跨度如此大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就历史时期的疆域来看，虽然各个朝代有所不同，但都可以称得上辽阔。在这个辽阔的疆域内，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是很大的，例如吉林省安图县的年平均气温只有-73℃度，而西沙群岛的年平均气温却高达264℃，南北两地的年平均气温相差337℃。历史时期的南北气候差异也大体如此。
气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南北差异。当北方的哈尔滨一片冰天雪地的时候，南方的广州仍然是鸟语花香。竺可桢讲：“物候是随地而异的现象，南北寒暑不同，同一物候出现的时节可相差很远。”[3]6“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种差异，至于被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3]24
我们不妨先看看唐代诗人韩愈、白居易写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市的两首诗：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10]3864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白居易《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10]4942
杂花生树，曲江水暖，这是唐代长安（今西安）仲春时节的物候。唐代属于五千年来的第三个气候温暖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从8世纪初至9世纪中期，也就是韩愈、张籍、白居易、柳宗元所生活的唐代中期，长安一带甚至可种柑橘，并且能结果实，可见地处暖温带的关中地区，气候是相当温暖湿润的。在韩愈、白居易写作这两首诗的仲春时节，长安的日平均气温在6℃—11℃左右，正是百花盛开的日子。韩愈被曲江池的千树繁花所陶醉，为白居易不能应约前来而遗憾，而白居易则回答说，他的私家园林的红樱树也开花了，他在园子里同样可以绕花而行。
韩愈、张籍、白居易所处的长安是百花盛开，柳宗元所处的柳州就不是这样了。他的《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写道：“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10]3937百花凋谢，榕叶飘零，春半如秋，与韩愈、白居易笔下的长安迥然不同。这是因为柳州地处南岭以南，属于热带气候。由于南岭山脉挡住了北方南下的寒冷气流，使这里的气候非常温暖，冬季只有三十多天，而夏季则长达二百一十多天。又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有利于接受从海洋吹来的暖湿气流，又使这里的气候非常湿润。在这个温暖而湿润的地区，通常只有凉季（11月—2月）、暖季（3月—5月）和暑季（6月—10月）之分，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别，或者说，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柳州的二月正是凉季，雨过花残，榕叶飘零，是这里常见的物候。所谓“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是秋”。柳宗元是北方人，他在长安生活了33年。在他过去的经验里，二月是没有叶落花残的物候的，所以当他在柳州初次看到这种物候时，便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产生悲秋之意，异地为官的失落、人在旅途的孤独、思念家乡的情绪等等纷至沓来，然而他的描述却是非常真实的。
气候和物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南北差异，进而影响到诗歌的南北差异。我们再看唐人的两首诗：
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周朴《塞上曲》）[10]7703
越岭向南风景异，人人传说到京城。经冬来往不踏雪，尽在刺桐花下行。（朱庆馀《岭南路》）[10]5866
在中温带的边塞地区，气候寒冷而干燥，黄河冰冻，三春无花，风沙漫天，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故人烟稀少，来这里戍守边疆的将士，终日只能在风沙里艰难地行走。而在亚热带的岭南地区，则气候暖湿，终年无雪，四季皆春，植物繁茂，自然环境十分优越，人们生活得很自在，可以在刺桐花下惬意穿行。可见气候的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差异，影响到自然环境的差异，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差异，最终影响到诗歌的地域差异。
在中国文学中，体现南北地域差异的作品非常多，评论家们往往言及于此。如况周颐讲：“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11]卷三，57这一段话是由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的相关表述生发而来的，常常被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当作经典来引用。意思是说，南方江山秀丽，人们的气质秀雅；北方气候严寒，人们的气质粗犷。南方的文学精雕细刻，但未免过于柔弱和华丽；北方的文学未免过于粗放，不知道人们在嘲笑他们只会穿着狐皮袍子骑马打猎。况周颐的这个描述是真实的，但多少有些笼统。事实上，南北方的疆域是很广大的，南方跨两个气候带，北方跨三个气候带，南北方各自的气候环境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即便是同属亚热带的江南地区与岭南地区，同属暖温带的齐鲁地区与关中地区，其间的差别也很大。有时甚至是同一座山，山南山北的气候就不一样，因而物候也不一样。宋之问《咏庾岭梅》写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 此诗又作刘元载妻《早梅》，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18页。
在同一个季节、同一个日子、同一个海拔高度上，因山南山北的气候不一样，梅花的状态就不一样，向南的梅枝上花开得很热闹，朝北的梅枝上则有几分冷清。可见对于南北之别，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张敬忠的《边词》：“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10]818长安（今陕西西安）和五原（今属内蒙）都在北方，然长安位于北纬34°13′，属于暖温带；五原约在北纬41°，属于中温带，两地相差约7°，分属两个气候带，它们的气候环境是不一样的，物候也不一样。同是二月，五原的河流刚刚解冻，垂杨尚未展叶，而长安的某些花朵却开始凋谢了，两地的物候竟相差一个月。这说明同在北方，因纬度差异较大，物候的差异也较大，文学的地域差异也随之较大。再看南宋陆游的《东阳观荼蘼》：“福州正月把离杯，已见荼蘼压架开。吴地春寒花渐晚，北归一路摘香来。”[12]24258东阳（今属浙江，古代属吴地）在北纬29°24′，福州（今属福建）在北纬26°，虽然同属亚热带，并且同处近海地区，但纬度相差3°多，故东阳的荼蘼要比福州的荼蘼晚开12天左右，诗人的描述是非常真实的。这说明同在南方，因纬度有差异，气候和物候就有差异，文学的风貌也同样有差异。无论是笼统地讲北方，还是笼统地讲南方，都难免有些粗疏。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与其讲南北之别，还不如讲纬度之别，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具体，也更准确。
四、 气候（物候）的东西差异与古典诗歌的东西差异
气候的东西差异主要是由气候的大陆性强弱不同造成的。凡是大陆性强的地方，冬季严寒而夏季酷热；凡是大陆性弱的地方，即海洋性气候地区，则冬春较冷，夏秋较热。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大陆性气候，东部沿海地区则带海洋性气候性质。由于海陆之间受热和散热的快慢不同，夏季有东南季风，冬季有西北季风，这就使中国东西之间的温差比南北之间还要大。在夏秋两季，东部比西部要热（西冷而东热）；在冬春两季，则东部比西部要冷（西热而东冷）[3]31
32。
气候的东西差异影响到物候的东西差异，这一点前人已经注意到。如刘献廷就讲过：“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早三四十天。”[13]卷二，16长沙府在东经113°，吴下（这里当指作者晚年所居住的江苏吴江）在东经120°60′，两地相差7°60′，按照“霍普金斯定律”来推算，刘献廷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大体上还是符合事实的。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表现东西物候之差异的作品也是不少的。且看下面一组诗句：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10]2050
忆长安，八月时，阙下天高旧仪。衣冠共颁金镜，犀象对舞丹墀。更爱终南灞上，可怜秋草碧滋。（吕渭《忆长安十二咏》之八）[10]3488
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李白《长干行》）[10]359
三首诗都是写八月的物候。东经84°的轮台（今属新疆）是北风凌厉，连坚韧的白草都被吹断了，飞雪漫天，俨然一幅冬天的景象；东经109°的长安（西安）是天高气爽，秋天的野草碧绿而滋润，并没有枯黄的感觉；东经119°的江宁（南京）则是暑热未退，蝴蝶在西园飞舞，纯然一幅夏天的景象。虽然三地都处在北纬32°—42°之间，即南北纬度相差不到10°，但东西经度却相差25°—35°，即东西之差异大过南北之差异。表现在物候上，便一个是冬天，一个是秋天，一个是夏天。
许多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往往只注意到文学的南北差异而忽视东西差异，所以有关评论只涉及南北而不涉及东西，这可能是由于在地理认知上只考虑到了纬度的差异，而没有考虑到经度的差异，没有考虑到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其实东西之间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是惊人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导致气候的差异，进而导致物候的差异，气候和物候的差异导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文学风貌的差异。
中国文学的东西差异也不可以笼统言之。中国文学的东西差异从自然环境来讲，乃是经度的差异、西高东低的地势差异以及大陆性、海洋性气候所导致的气候和物候差异造成的。在许多地方，尽管同是西部、东部或中部，由于经度的不同，其间的气候和物候的差异也很明显。请看崔颢的《渭城少年行》：
洛阳二月梨花飞，秦地行人春忆归。扬鞭走马城南陌，朝逢驿使秦川客。驿使前日发章台，传道长安春早来。棠梨宫中燕初至，葡萄馆里花正开……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河边。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秦川寒食盛繁华，游子春来喜见花。[10]329
洛阳在北纬34°40′，东经112°25′，海拔为155米；长安在北纬34°13′，东经108°58′，海拔为438米。虽然两地的纬度只相差27′，但经度却相差3°67′，海拔也相差283米，东西的距离大于南北的距离，长安离海要远一点，海拔也比洛阳要高，所以长安的物候就比洛阳要迟一些，当洛阳的梨花凋谢时，长安的梨花正在开放。因为两地的经度、气候、物候有差异，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同一首诗所描写的不同文学风貌。
五、 气候（物候）的高下差异与古典诗歌的高下差异
气候不仅有南北（纬度）差异，有东西（经度）差异，还有高下（海拔）差异。气温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而逐渐下降，一般每上升200米，气温就降低1℃，有的地区甚至每上升150米，即可下降1℃。这种差异也会在物候上表现出来。“霍普金斯定律”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气温每向上升400英尺（12192米），物候就要延迟4天。竺可桢指出：“高度相差愈大，则物候时间相离愈远。在长江、黄河流域的纬度上，海拔超过4 000米，不但无夏季，而且也无春秋了。”[3]35
气候与物候的高下（海拔）差异在古典诗歌中也有不少表现。先看李白的两首诗：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10]1700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邪。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李白《子夜吴歌·夏歌》）[10]1711
镜湖即鉴湖，在浙江绍兴。五月的镜湖已是荷花竞放的夏季，而五月的天山却还在冰雪的覆盖下沉睡，连花的影子都没有。这个描写是很真实的。除了两地纬度不同外，主要因为镜湖是平原上的一个湖泊，而天山则高出云表，其主峰博格达峰海拔5 445米，终年积雪，根本就不具备花生长的气候环境。
也正是因为不同的气候环境，形成了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他们的气质。在五月的镜湖，气候温润宜人，荷花竞相开放，美女下湖采摘，花容人面交相辉映，人们纷纷乘船出来观赏，连通往镜湖的小溪都有些堵塞了。可见这里的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环境优越，人们的生活悠闲，气质优雅。而五月的天山就不一样了，这里气候寒冷，自然环境艰苦，连春天的影子都看不到，人们只能从《折杨柳》的笛声里，想象杨柳依依的风采。也正是这种寒冷艰苦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人们的坚毅气质、尚武精神和豪迈气概，他们枕戈待旦，清早出征，奋勇杀敌，誓言斩下侵略者的头颅，建功立业。天山的寒冷环境与镜湖的温润环境，天山人的刚健气质与镜湖人的优雅气质，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再看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10]4889据作者《游大林寺》一文介绍，此诗写于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公元817年4月28日），白居易当时任江州司马，而大林寺就在庐山的香炉峰顶。文章说：“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山高地深，时节绝晩，于时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14]卷四三山下是初夏，山上则如正月和二月；山下的桃花无影无踪，山上的桃花正在开放。山下与山上俨然两个世界。这是因为大林寺所在的庐山香炉峰顶海拔在1 100—1 200米左右，平均气温要比山下低5℃，物候也要比山下迟20天左右 “如照他所说，大林寺开桃花要比九江迟60天，这失之过多，实际相差不过二三十天。”见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可见同一纬度，同一经度，同一时间，如果高度（海拔）不一样，物候就会不一样。这一类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
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复春。野老不知尧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10]626
鸟道穿云望峡遥，羸蹄经宿在岧峣。到来山下春将半，上得林端雪未消。（罗邺《春过白遥岭》）[10]5717
古松古柏岩壁间，猿攀鹤巢古枝折。五月有霜六月寒，时见山翁来取雪。（灵澈《简寂观》）[10]9133
黄华水帘天下绝，我初闻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欢宫，银河下濯青芙蓉……是时节气已三月，山木赤立无春容。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元好问《游黄华山》）[15]184
以上作品所写之景观都是在同一纬度，同一经度，同一时令，只是因为所在地势（海拔）的高下差异，才有了气候和物候的差异，进而才有了文学的差异。中国文学中大凡写山中景色、山中生活的作品，大都具有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过去人们并未深入研究，许多人只是感到诧异。其实说到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气候（物候）的高下（海拔）差异造成的。
六、 气候（物候）的时代差异与古典诗歌的时代差异
气候（物候）也有时代差异。气候（物候）是有周期性波动的，其平均周期为122年。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是由气候的周期性波动所决定的。当气候与物候的周期性波动发生在不同的地域时，便构成了它们的地域性。所以，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也会导致地域的差异。
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在古典诗歌中也有反映。例如在西周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梅树的种植比较普遍，《诗经》里就有五次写到梅花。如《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16]77终南山在长安（今西安）之南。唐代的时候，这里的气候也很温暖，所以在唐人的诗里还写到梅，如元稹的《和乐天秋题曲江》：“梅杏春尚小，菱荷秋亦衰。”[10]4488但北宋中期以后，气候变得寒冷，而梅花只能抵御-14℃的最低温度，所以关中一带就不再有梅了。苏轼的《杏》诗云：“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12]9113而宋代杭州的气候要比关中相对暖和一些，所以在林逋、姜夔、陆游等南宋作家的诗词里，就经常写到杭州的梅花[17]447。
再如荔枝，乃是一种热带植物，广泛种植于我国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在唐代，由于气候温暖，成都也能种植，张籍《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10]4290荔枝只能抵御-4℃的最低温度，至北宋中期以后，由于气候变冷，成都就不能种荔枝了，只能在成都以南60公里的眉州和更南60公里的嘉州种植了。苏辙《奉同子瞻荔支叹一首》云：“蜀中荔支止嘉州，余波及眉半有不？”[12]10073表明自那以后，气候更为寒冷，连眉州也难以种荔枝了。
唐代关中有梅而宋代关中无梅，唐代成都有荔枝而宋代成都无荔枝，这是气候和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所致；宋代关中无梅而杭州有梅，宋代成都无荔枝而嘉州有荔枝，这又是气候和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地域差异。所以，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只要是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便构成地域的差异。
考察气候（物候）的时代差异，还有另一层意义，这就是：当我们根据古典诗歌中的物候来复原和研究有关作品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时，一定要考虑到气候（物候）的历史变迁这一因素。事实上，任何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缓慢变化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显得丰富多彩，也才使中国古典诗歌的地域色彩显得多种多样。
总之，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古今中外都没有人作过专门研究，但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理解文学与气候的关系，进而理解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对这个问题的考察、研究和认识也许不够深入，因此希望有识之士批评指正，更希望同道中人能够就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1]刘敏、方如康主编： 《现代地理科学词典》，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Liu Min & Fang Rukang（eds.）， Modern Geographical Science Dictionary，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9.] [2]严济远： 《气象、天气和气候有什么区别》，见少年儿童出版社编： 《十万个为什么·气象》，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第32
33页。[Yan Jiyuan，″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teorology， Weather， and Climate？″ i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ed.）， One Hundred Thousand Whys： Meteorology， Shanghai：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1980， pp.32
33.] [3]竺可桢、宛敏渭： 《物候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Zhu Kezhen & Wan Minwei， Phenology，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9.][4]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Fan Wenlan， Notes to Wenxin Diaol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5]詹瑛： 《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Zhan Ying， Interpretation of Wenxin Diaolong，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9.][6]苏浚： 《气候论》，见汪森辑： 《粤西文载》（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9
宁波鄞州石\街道是民国知名文人苏青出生地，苏青故居至今保存完好，可供挖掘的文学资源相当丰富。该村绿树环合，一湾小河横贯其中，那座源自民国的几米宽的浣锦桥跨于其上。
借着课改的东风，浙江宁波鄞州田莘耕中学基于对语文拓展性课程理念以及功能的深刻认识，经过调研、探讨后选题与规划，设想开发了基于地域文化的语文拓展性课程――走进现代作家苏青。
一、地域文化文学类拓展性课程的界定
地域文化是在自然、历史中被约定俗成的，与“熟人社会”的乡村生活伦理结构密切相关。它常常以风俗习性的文化意识为内核，程式化的“生活相”为外表，呈现出一种不成文的生活规矩、习惯性的生活方式、传统性的生活思维方式。
对学生来说，当这一切出现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时，就显得比较陌生。比如在教学萧乾的《吆喝》、沈从文的《云南的歌会》以及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等课文的时候，面对这些显现地域文化的民俗题材，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立即就呈现了捉襟见肘的尴尬。
到哪里去寻找链接认知断档的桥梁？地域文化名人，尤其是他们所创造的接地气的文学作品。
毋庸置疑，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都在具体的地域内展开，都与特定地域发生着或显性或隐性或长期或短暂的关系，由此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学校拓展性开发中重点关注的内容。
所谓地域文化文学类拓展性课程，就是在国家教育方针指导下立足于地域文化的文学类作品，以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提高学生的自我规划和自主选择能力为宗旨，按照学生的兴趣和身心发展的需求，结合学校特色和师资优势等条件而开发出来的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课程。
二、选择地域文化文学类拓展性课程的设想
浙江宁波鄞州田莘耕中学语文拓展性课程选择地域文化文学类资源主要有以下几个设想：
（一）基于生本的语言特质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青生活的民国时代，摆脱了科举八股文的束缚，她自己曾经就读过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外文系，后来又从宁波到上海发展，她的作品语言可圈可点。
苏青作品呈现的语言风格与她生活的吴方言地区有关，受到该地区的地域、民俗文化熏陶。苏青为了把自己世俗的市民理想彻底地传达给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读者，她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选用宁波方言、俗谚等言语来构建作品的氛围。她的作品语言“伟大单纯”（张爱玲）；“平实而热闹”“少有警句，但全篇都是充实的”（胡兰成）；“流利活泼，更多奇气”“妩媚可爱与天真”（实斋）；“流畅跃动，颇富奇气”（盛英）。
时代的进步要求人们具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对人们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和文化选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苏青语言的民俗化、多元化、口语化特点，以一种亲和而又陌生的形式呈现。
（二）基于教材的民俗拓展
浙江省现在使用的人教版教材的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以民间文化为主题。“单元提示”对这个单元的教学作了以下阐释：民俗是人类文明积淀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关注民俗，可以了解民生与民间文化。本单元所选课文，大多是写各地节日风俗的，也有讲述民间艺人轶事的，描绘街头商贩吆喝的，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民俗风情画卷。
教参对这个单元的文本教学做了如下“单元说明”：教学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民风民俗的知识介绍课；本单元教学还应该充分体现《课程标准》“注意开发利用课程标准”的精神。教师应注意利用当地民风民俗，引导学生从教室走向社会。教参并没有对民俗民风知识和“民俗审美”予以辨析，而后者恰恰是本单元的教学主体。
由于教材对民俗审美问题的忽略，在课后研讨与练习的问题设计方面显得相当宽泛，在具体的教学中，师生容易脱离民俗中历史、环境、人这三个主要的审美元素，距离建立在独特地域文化空间的民俗的娱乐性、自在性、山野性以及传承性的价值比较遥远。
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项，具有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既可以从丰富多彩的民俗事项以及民俗活动中呈现出来，也可以借助外显的感性形象使人产生内在的愉悦。
苏青在20世纪40年代自办刊物《天地》的发刊词中这样说过：“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举凡生活之甘苦，名利之得失，爱情之变迁，事业之成败等，均无不可谈，且谈之不厌。”这样的创作无疑决定了苏青创作的民俗基调。
与之相对应的是，苏青作品里写的小市民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写老百姓所热衷的民间习俗，有着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历史积淀。从文学史上看，在行文中融入民俗，并非先例。但是以物质民俗（饮食、婚俗等）和心理民俗作为突破口，苏青可以说是开启了先河。
（三）基于《课标》的文学提升
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感受和理解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风尚，同时也要尊重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三、地域文化文学类拓展性课程的开发
（一）课程的创建
1.建立机构
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套用、借鉴，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田莘耕中学围绕“体验成长快乐，建设幸福家园”理念，决定开发“走近现代作家苏青”校本课程，成立了校长和骨干教师共同组成的课程发展中心，投入到现代作家苏青资源的挖掘中。 课程发展中心明确了目标，确定教材编写教师，制定了教材编写方案框架，使拓展性课程的开发有了执行力。
2.编写教材
经过选题论证、培训指导、分工合作、集体探讨等程序，学校决定编写《走进现代作家苏青》校本课程。初中学生逐步摆脱对感性材料依赖，逐渐学会了应用理论来指导抽象思维活动，思维逐渐呈现独立性、深刻性和批判性，表现为喜欢独立思考、寻根究底和质疑争辩，思维日趋成熟。遵循学生身心特点，教材分故居重访，作家履历，作品选录（散文、小说、戏剧、访谈），拓展探究（语言、民俗、文学、书评、读后感、教案、教后感），兼顾趣味性、梯度性与可操作性。
3.培训师资
校长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使教师提升素养。教师聆听宁波教育学院教授郑东辉博士课程建设报告，课程发展中心教师去广州横福中学学习该校的建设课程经验。课程发展中心教师深入研读《鄞州文艺评论》，相关文章《乱世中的“芳华”岁月――苏青戏剧创作漫谈》等则要求深读并内化。
4.邀请专家
学校打算邀请鄞州区教研室专家进行课程论证，会同宁波市鄞州区文联的文艺评论家协会保持联系，鼓励教师加盟该协会对苏青戏剧的研究。学校还会向宁波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研究文艺民俗专业的教授讨教，以提升教师的研究素养。《走进现代作家苏青》课程内容主要有：作家介绍、作品选录、故居重游、拓展探究。
（二）课程的操作
1.优化课程结构
学校安排每周一节语文课为拓展性阅读。笔者打算利用这堂课进行教学：组织学生赏析苏青散文集《浣锦集》，分组自主确定小课题，例如印证苏青与张爱玲散文淳朴与苍凉的差异；引导学生赏析苏青小说，再读再品悟，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作探究，比如她小说中的宁波方言、俗谚以及她与张爱玲小说的风格异同等。
2.优化课程评价
“学”的评价：学校会将拓展性课程设置为8个专题，每个专题时，每完成一个专题的学习得1分，共8分。在“教”的评价上，学校建立四维课堂评价制度：一是教师对照拓展性课程的课堂设计评价表进行自评；二是组内教师互评；三是学校通过外聘专家或学校优秀教师团队开展全员等级评价；四是学生评价教师课堂，使教师课堂实效有及时反馈，从而有针对性地加以反思与改进。
关键词：地域文化教育 语文课程 方言课
中图分类号：G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4（c）-0186-01
地域文化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充分认识到利用好其历史文化价值，对学校教学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在当前高中语文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使语言修养与思想修养有机结合[1]。在教学中适当选用乡土材料，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旨在引导中学语文教学贴近现实生活[2]。本文为此具体探讨了地域文化教育进入语文课程的教学措施，现报告如下。
1 地域文化教育的内涵
一般来说，人的生存状态大概有两种，或者离开本土“漂泊”，或者“坚守”。本土这个概念，可以是故乡，可以是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影响较大的地方，也可以是祖国。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条件做出各自不同的选择[3]。无论是漂泊者还是坚守者，如果心中拥有自己精神的“家园”，有民族文化的“根”，那么，漂泊中会有乡思，有心灵的归属和依靠；困守中也有认同，不会因为对日常生活的不满而牢骚满腹或麻木不仁[4]。地域文化教育就是让学生建立坚守与乡思的内涵，培养其健全人格，开发其高度智力，过接触代表地方智慧的地域文化，为学生的成人成才奠定坚实基础的一种教育[5]。
2 地域文化教育进入语文课程的价值
高中是学生人格塑造的重要时期，地域文化教育从高中生开始，让他们做有德人，做有德人，立君子品，塑造其良好品德[6]。因此，地域文化的精华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人文精神。同时高中文化的集中表现是风气与精神。比如某某高中深入研究巴蜀文化，吸收巴蜀文化中的精髓，将巴蜀文化中厚德载物、和合圆融的文化性格，刚健有为、勇敢精进的文化精神，忧时济世、舍身为国的爱国情愫，经世致用、注重实效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凝练概括出了“敬业、创新、勤奋、求实”的质朴校训，潜移默化地成为学校人共同的价值追求[7]。
3 地域文化教育进入语文课程的教学措施
3.1 扩大地域文化教育资源
地域文化是千古之作、永垂不朽之作，它值得学生用一生去理解、体验，用一生去感悟、回味。当前高中语文课标提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文化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为此在高中选修课的设置中，建议列入“旅游文化专题”“民俗文化专题”等选题。比如在第21届全国书博会上，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展出了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东北三江流域文化丛书》和黑龙江省精品出版工程图书《北方捕猎民族纹饰图案与造型艺术丛书》为代表的一系列反映黑龙江地域民族文化的图书。为配合这些图书的宣传和展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还专门请来了赫哲族民间艺人现场展示极具北方捕猎民族特色的鱼皮服装制作过程，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龙江地域民族文化图书相映成趣，吸引了大量读者驻足观看。
3.2 辅助实行方言课教学
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本就并行不悖，二者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语言总是不断吐故纳新的，普通话的词汇在这几十年里也更加丰富了。可见，方言的纷繁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更显现出中华民族语言资源的丰富，它们都是使普通话常变常新的源头活水。正因为差异不大才容易被同化，而且这种同化更隐蔽、更潜移默化，如同温水煮青蛙。几年前，杭州不仅在电视、广播中开播了方言类节目，更是将方言教学引入了小学课堂，开设了杭州话兴趣课。在政府统一规划下，通过编辑乡土教材的方式让方言传承具备一定规范和标准，保留了方言学习和传承的适当空间和渠道畅通，做到社会传承正常化、常规化，这才能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我们建议电视等媒体应该适当安排一些方言节目，让方言在公共传播中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这同样有利于方言的传承和保护。而且这也是对我国的语言资源和文化发展出了一份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3.3 活跃地域文化教学课堂
学校要积极探索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新的形式、内容和手段，以文学、音乐、书画和文化活动组织方法等为主要内容，形成了文化工作课程的基本框架，组织开展“第二课堂”能力训练，综合检验文化工作课教学成果。学校要建立地方文化工作课专修室，配备先进的电脑模拟演示系统、多媒体教学设备和高清晰度投影系统，满足了各类文化工作课程的教学。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地域文化教学课堂更是一种心灵上的触动。许多年轻人来过课堂后，都会把学到的理念付诸于行动。讲述校园文化故事研究也成了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紧密联系的纽带，是教师提升水平、提高能力、获得成长的途径。
3.4 加强地域文化能力教学
首先应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推出本地区优秀的作家、作品，这自然有待于本地区内部良好文化生态的建构，形成文学创作、批评竞相活跃的局面；积极尝试将优秀的文学作品向其它艺术门类转换，如尝试改编优秀的文学剧本，条件好的可以创作，然后在合理的运作下，进行影视作品的拍摄。加大语文教学研究的力度，激发本地区高特等级教师对于地方文学作品的关注热情，由此形成学科优势，力争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水准的提高上获得双赢。
总之，地域文化文本是一种美妙的境界、一幅美丽的图画、一片美好的天地。地域文化教育进入语文课程的教学是回归人之本性的教学，值得推荐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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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352.
[5] 曹明海.语文教育智慧论[M].青岛：青岛海洋高中出版社，2011：363-365.
语文看似是一门非常“静”的学科，但实际上语文却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许多文化都需要学生通过实际接触才能真正有所领悟、有所感知。并且地域文化作为地域性极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其本身就来源于生活，学生要想对该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就必须走出课堂，走入生活，通过亲身感悟，亲自实践，才能真正领悟到地域文化的魅力所在。教师在授课时也不能仅仅将眼光局限于有限的书面内容，而应着眼于生活，将语文教学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充分利用周围环境，通过实践性教学让学生走出课堂，在课堂外、生活中寻找不同于书面教学的学习机会。教师在开展地域文化的实践活动时，还应注重对学生其他能力的培养，如在组织活动时，可以将一部分任务交给学生，由学生通过讨论、设计、组织活动，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到家乡的风土人情，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能力等，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若是在学期内组织实践活动遇到课时有限，学生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教师还可以将这一实践活动安排在寒暑假等假期中，如此一来，既丰富了大家的假期生活，也充分地协调了各种问题。在实践活动之后，教师还可组织一个交流会议，让学生将自己在实践活动中的收获通过各种形式展示出来，如图片、论文、视频等，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有所总结，有所收获，充分了解地域文化，充实了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学生之间的互动，增进交流，分享收获。
二、将地域文化融入生活，将生活融入写作
写作是语文综合素养的一个集中体现，也是学生情感最直接的宣泄方式，因此，教师应注重在学生进行写作训练时，有意识地将地域文化融入他们的写作之中。写作往往需要学生立足于生活，立足于现状，抒发真情实感，教师要引导学生将地域文化融入其日常生活，将他们对于生活的感知融入写作之中。通过上文中提到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对于地域文化有了一定的接触和感受，接下来教师就要及时地引导学生进行写作，并将实践后最深刻的感受融入自己的写作之中。另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有感情地朗读自己的作品，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感受到地域文化带给学生的震撼，从而进一步地去体会那种感受，加强对于中国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的热爱，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和朗诵水平。
关键词：地域音乐文化；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多元
1 地域音乐文化教学内容的“多元性”
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黄河流域的炎黄文明、长江流域的长江文明、中南部荆楚文明、湖湘文化、梅山文化等等，都充满了浓厚的地域色彩。中国传统音乐从其服务对象来看，可以分为文人音乐、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地域音乐文化资源转为高校音乐专业教学资源，首先要处理好教学内容的问题。如何完整地将地域音乐文化的特色展现给学生？如何把握地域音乐文化多元性特征是关键。地域音乐文化转化为教学资源需建构多元的内容结构，体现多元的维度内容。地域音乐文化从音乐艺术形式上讲包括：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民间戏曲、民间器乐、民间曲艺。
1.1 民间歌曲部分
民间歌曲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的歌曲。以口头创作和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与民间，是人类社会最早的音乐艺术形式，是其他音乐形式的的基础。我国的民间歌曲数量浩瀚，其中有许多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民间歌曲具有生活娱乐、教育传承、交际恋爱、人生礼仪、表达心声等社会功能。我国许多民族都有着自己的传统歌唱节日，例如壮族的“歌墟”、苗族的“游方”、西北地区土族、回族、东乡族、汉族的“花儿会”都是唱民歌二设的节日，节日当天，成百上千的劳动人民从家里聚集到节日现场，唱民歌，表达自己对异性的爱恋之情。
1.2 民间歌舞部分
民间歌舞是指产生并流传于民间，以即性为主的歌舞形式。民间歌舞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色彩。民间歌舞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结晶，它表现为群体性，它的传承载体不同于民间歌曲，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个群体；民俗性：民间歌舞的源起与“巫”有着紧密的联系，古老的“云门”“咸池”“大韶”都是关于祭祀天神的，许多民间歌舞与民族的岁时民俗活动分不开，傣族的泼水节、拉枯族的火把节都有劳动人民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
1.3 民间戏曲部分
民间戏曲是包括民间音乐、舞蹈、美术、语言、舞台、文学在内的综合艺术形式。它熔唱、念、做、舞与一体，以歌舞演故事的基本特征。我国的民间戏曲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分为六个系统：花灯戏系统、秧歌戏系统、道具戏系统、道情戏系统、采茶戏系统、花鼓戏系统。丰富多彩的民间戏曲活跃在中国的南北城乡，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珍宝。
1.4 民间器乐
民间器乐包括民间器乐曲和民间乐器两大部分。我国的民间乐器大致可以分为：体鸣乐器、膜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
1.5 民间曲艺
民间曲艺又叫民间说唱，是由专业或半专业的人的表演艺术和语言艺术的综合体。民间说唱源于唐代变文，是一种叙述体，以说书人的身份与观众直接对白，是文学、音乐、表演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此外，传统的地域音乐文化教学资源从服务对象来看包括文人音乐、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内容结构。文人音乐，是由历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认识创作的音乐，包括琴乐和词调。总之，地域音乐文化转化为音乐教育教学资源要以“多元”的内容结构，在保持地域音乐原生态的同时，体现地域传统音乐的差异性、多样性特征。
2 地域音乐文化课程设置的“多样性”
地域音乐文化融入高校音乐专业教学实践，课程设置可以采取“多样的”课程形式，当前。绝大部分高校没有把地域音乐文化作为一门学科课程在教学实践领域展开，关于地域音乐文化融入音乐教学尚处于探索阶段，在课程开设发面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课程形式，以便课程设计的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教学条件和当地的音乐文化资源灵活选用。
2.1 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结合
必修课程是指全部学生必须完成的课程，是为学生的基本学力而开发的课程，其主导价值在于发展学生的共性。选修课程是指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兴趣爱好而选择学习的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个性而开设的课程。地域音乐文化课程的课程开设，可以根据地方高校的发展方向、自身的教学条件设置合适的课程类型。
2.2 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的结合
采取多样的活动课程，是激发学生学习地域音乐文化的重要途径。学科课程是以学科的形式来组织教学内容的一种课程，以人类对知识经验的分类为基础。当前，我国各级各类的学校课程形式主要采取学科课程。活动课程又叫经验课程，是打破学科知识的逻辑界限，以学生的需要、兴趣、活动为基础，在实践活动中探索、体验的课程。地域音乐文化教学可以选取活动课程的方式，融入音乐教学实践领域。多样的音乐实践活动，往往是学生接近了解感受地域音乐文化的直接途径，例如，组织学生到民间去采风、鼓励学生去调研地域音乐文化风俗，观摩民族民间重大节日时的音乐文化表演、邀请民间艺人到学校现场指导讲座等等都是活动课程实施的形式。活动课程的实施注重课程的过程，关注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感受与体验。
2.3 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的结合
地域音乐文化教学课采取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结合的课程形式。显性课程是指学校和教育机构要求学生必须通过学习的课程，以达到规定的教育目标。在学校教育系统中，显性课程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官方课程”或“正式课程”，显性课程的学习是学生获得学历证书的必备条件；隐性课程是学生在学校获取的非正式的、非计划内的、非官方的经验，隐性课程学生无关于学生学历证书获得。隐性课程具有普遍性，在学校、社会、隐性课程无处不在，学校的校刊、教师的环境布置、社区的宣传栏，都是一种隐性课程形式；隐性课程的显效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染和感染，是一种分为的营造。地域音乐文化，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文化，采取合理的隐性课程形式，长期地、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地域隐喻文化的濡染，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课程设置思维。
2.4 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的结合
[关键词] 林语堂；传记文学；纪实散文；文学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 I2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3―0095―06
Abstract：The reason why people divide over the evaluation of Lin Yutang， and the absence of his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appears to be the problem of conception， and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vision. In fact， Lin Yutang was such an iconic figure who had been committed to the ble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after Liang Qichao， which connected the pas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He was not only such a pioneer wh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in the form of prose， but also an originator of modern long documentary prose. Therefore， in terms of documentary literature， Lin Yutang is such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or who possesses irreplaceable place in literary history. Moreover， taking fiction literature into consideration， we seriously need to reevaluate Lin's historical status and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s. "Lin Yutang Phenomenon" shows that when rewriting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we should not only update traditional concept centered on fiction and expand the disciplinary fields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further emancipate our mind， while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concept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Key words： Lin Yutang；biographical literature；documentary prose；the status in literary history
20世纪90年代以来，林语堂研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和较快的发展。如就作家传记（包括评传）而言，就先后有林太乙的《林语堂传》、施建伟的《幽默大师――林语堂传》、王兆胜的《林语堂大传》、万平近的《林语堂评传》和刘炎生的《林语堂评传》等多种。这些传记特色各异，风格不一，从各个方面对传主进行了还原与评述。其中尤其是《林语堂大传》突破较多，特色最鲜明。正如作者所说：“我这本《林语堂大传》在吸收林太乙、施建伟和万平近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如下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从大量繁琐的资料中跳身而出，紧紧抓住最能代表林语堂精神与灵魂的部分进行展示，尤其将林语堂放在与中国现代其他作家的区别中，把握其独特个性与风采”；“第二，实现从一个研究者的角色向一个灵魂对话者的角色转换”；“第三，结构的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第四，在坚持史料完全正确可信的基础上，增强审美性和可读性”。王兆胜：《林语堂大传・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405―406页。然而，在如何从整体上评价林语堂的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较大。如王兆胜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对林语堂的评价一直不高，对他的文章人品也颇多微辞，这不能不说与地域、历史和文化的隔膜造成的误解与误读直接有关”；实际上，“林语堂是个了不起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更是一位难得的人生智者”王兆胜：《林语堂大传・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 ，“有很多伟大之处”王兆胜：《林语堂大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228―229页。 ，说《京华烟云》“是现代中国极有个性的伟大小说并不为过”王兆胜：《林语堂大传・序言》，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而万平近的看法则与此相反。他认为：给林语堂挂上“世界文学大师”、“中国的大文豪” 的桂冠“缺乏足够的事实作依据”；“有些给林语堂戴上‘伟大’桂冠的评论者，并未从学术上、文艺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至于是否将林语堂称誉为‘一代哲人’，学术界是难以取得共识的”：“林语堂始终在道德家的庭园中漫步，未能进入思想家、哲学家的大雅之堂。”万平近：《林语堂评传》，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第318页。
为何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原因，一是林语堂本身的复杂性：“主要难度在于林氏思想、性格、气度、兴趣、爱好的多重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他集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因素
于一身，看似中西结合，却又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施建伟：《幽默大师――林语堂传・前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二是评价标准问题：“过去不少著作评价林语堂以‘是否与左翼文人步调一致’为标准，一致的就肯定，不一致的就否定。这一标准显然过于狭隘”诸孝正：《林语堂评传・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如对林语堂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倡的幽默与小品文等，因鲁迅和左翼作家曾对其进行批评，故文学史均对此持否定态度。而实际上，“即使他提倡幽默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他的提倡之功及其积极贡献却是主要的，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否则，便是对历史真实的不尊重，亦无法说清我国现代幽默是怎样兴起和发展的”刘炎生：《林语堂评传・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93页。。三是文学史视野与文学观念问题。其中对海外华文文学与纪实文学的轻视甚至忽略，即是其突出表现。这一点，即使是在有较多突破和创新的最新教材――如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中也不可免。该著在整体上分为“大陆文学”和“台港文学与离散写作”两个板块，其中“离散写作”指除台港外的海外华文文学，而林语堂应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然而，遗憾的是他榜上无名。此外，该著也同样存在着对纪实文学的轻视甚至忽略，即对这方面的作家作品极少论述。而这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它不只涉及到学术领域的拓展与入史标准等，而首先是文学观念的更新问题。
总之，我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严重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具体来说，林语堂的文学成就与影响主要是在纪实文学方面，如《坡传》、《武则天传》等传记文学与《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纪实散文，其成就与影响远在《京华烟云》等小说之上。而他的这些创作与影响又主要是在海外。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和评价林语堂――尤其是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对他的纪实文学创作进行较具体、深入的考察。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对他进行整体把握与重新评价，也才谈得上更新观念、拓展领域和“重写”文学史。
一
关键词：理性直觉；语感；语感与语言智力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09-198-01
学好语文要大力培养语言思维能力即语言智力，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有效的提高你语言的水平。可是，就我们的语言经验看来，我们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似乎我们并没有经过上面的种种思维过程，这是为什么呀？别急，我们先看看人们一般活动规律。
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总是相伴而行的。人对事物的认识起于表层粗糙的感知，随着实践的需要并与实践交互作用发展到合于实践需要的理性思考形态。可至此并没有终结。实践仍在发展进行,在人的活动达到近于自动化程度时，这种认知将凝固到人们的活动中去，这时人们的活动真有点像跟着感觉走一样了。事实上，这时人的思维活动仍然存在，只是发展到了一种另一种形态——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直觉（简称理性直觉）。
理性直觉是深思熟虑与大量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思维形式。如一些医学专家能据病人的表征准确判断病情，某些老农能依据作物表征准确判断其生长情况，而某些车修工人听听汽车的运行声音就能判断它的性能毛病。有些人觉得这挺神，可事实上都是理性直觉在发挥作用。
我们的语言活动也是如此。起于感觉，成于思维，凝于理性直觉。——这种语言直觉就是我们所说的语感。
它并非语言的感觉，而是支持语言活动的高级思维形态。那么什么是语感呢？语言活动中的心理图式，它的下一级即是语感组块。在你有意或无意的积累生活过程中，语言信息与生活原始的刺激信息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有机结合，并储存在你头脑中。它们处在可变状态（例如被分解重组）之中，随着你阅历见识的发展而它们不断重组生成不同形态的组合体，这时不仅你对生活的认识变广变深了，而且你接受的语言信息也随之发展起来了。这些语言信息与生活信息相结合的东西，就是潜在支持你在语言活动言与物的一体性组块——语感。我想，这或许是人们为什么会得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个人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这结论的理由吧。
当然，让肝病专家去诊治脑科疾病，那他势必不会感觉轻车熟路；让北方的老农去看南方的椰子橡胶的生长情况，他也将不明就里。同样，语感也不是万能的，往往在面临新的交流情境和任务时，它就无能为力了。这时，语言中的智力活动就变得非常活跃了，又将进行想象、概括和逻辑思考，直至构建出新的心理图式，语言活动才会顺利进行。鲁迅在《人生识字糊涂始》中说“教师并不讲解，你去死读，自己记住，分析，比较去……到底弄不懂的也很多……”如果说“死读”是寻求于语感，而语感不能解决问题时就要求助于思维了，——于是“分析，比较去”。这一点不仅在儿童那是如此，就在语感很好的人那也会如此。如贾岛吟诗流传下来的“推敲”的故事即可说明，——我们谁也不会怀疑贾岛的语感水平吧，但在面临“推”与“敲”这种新情况时，也只得骑在毛驴上“推”呀“敲”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