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6-26 17:26:1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史学观念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职教教师教学观与学生个性发展之间的关系
1.1职教教师对师生关系的认识与学生的个性发展
近年来，合作教学的兴起为我们探求一种合理的师生关系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发展师生之间平等互利、互敬互爱的合作关系，是发展学生个性的良好基础。教学是师生共同参与的双边活动，仅有一方存在的教育教学是不成立的。师生之间的教学合作，是一种知识传授与发展智能基础上的关系。
首先，在知识传授关系中师生应平等与民主，师生间相互尊重、信任。教师不以权威自居，更不应该以家长作风及其专横态度强制学生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学生也不唯命是从，因为学生有权与教师平等地沟通思想，有权向自己的教师要求他们所希望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也有权对问题做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并对教科书提出批判性意见。教师对学习成绩等各方面表现好的同学可以多加引导，使他们更上一层楼；对学习成绩差的学生要多加鼓励，并充分发挥他们其他方面的长处，而不能对他们产生偏见或歧视。这一点从理论上讲是非常容易的，但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并不是所有教师都能做到的。
其次，在智能发展上，学生应自主和独立，学生要成为学习的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主动参与教学活动，自觉进行学习和自我教育，充分表现自己的创造才能；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的独立发展，不必强求全体学生一致，使每个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实现自我发展。师生教学间的平等民主，为学生的学习和个性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在师生关系中，教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师生关系的好坏关键取决于教师。因此，教师应当主动地维护和发展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对传统教学体系下的教师来说，必须放弃陈旧的教学观念，放弃教师权威的思想，作学生的知心朋友，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健康的发展。
1.2职教教师对教学目的的认识与学生个性发展
从理论上讲，教师都深刻地清楚：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然而，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教师却将学生的个性发展框定在升学或就业标准的模式里。“成绩好”、“就业”成了教学的唯一目的，以分数论英雄，教学中考什么就教什么，考什么就学什么，不考就不教，不考就不学，许多学生不得不尽力压制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学生“变成了考试的奴隶”，失去了学习的动力，以致学生知识结构畸形、个性发展狭隘乃至萎缩。在这种模式中，学生学习必须谨小慎微，不能做与考试学习无关的事，不能凭自己的个性去从事感兴趣的事。所以，大多数富有创造个性的学生，在其萌芽状态期间，就有可能被只具传统观念的教师所湮灭，在分数的标尺面前，被教师无情地判为没有出息，学生个性发展受到残忍的压制。然而，中外历史千百次地告诉我们，在传统眼光的学校里判为没出息者，日后竟出现诸如爱迪生、爱因斯坦、达尔文等科学巨人，他们极大地影响、改变和震撼着整个世界，而他们早年也都被当时的学校判为“愚不可及”、“不可教也”之类。事实证明：学生试卷上分数的高低，与其日后成就的大小往往是划不上等号的。教学目的的核心应是学生的个性发展。根据个性心理学研究，个性是一个整体。健康的个性就是在体力与智力、知识与道德、性格与才能、理性与直觉、美的体验和美的表现等诸方面获得高度和谐发展的人。健康个性者即是自我实现者，是把个人的内部潜能作最大的实现者。学生的个性发展可以说即是自我实现、自我创造。
1.3职教教师对教学方法的认识与学生个性发展
教师要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掌握分寸，努力使自己全部的教学技能多样化。尤其是职教老师，首当其冲的是教会学生实际操作的动手能力和职业知识，多种方法的运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兴趣，使学生把教师提出的教学任务当作自觉行动，精神饱满地学习、探索和追求。学生作为主体，在多种方法的教学活动中，自觉、自主地手脑并用，多种器官协同活动、认识与实践相结合，创造性、独立性得以充分发挥。创造活动是学生个性得到发展和完善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创造活动中，个人才能充分展现自己的需要、性格、知识和能力，展现自己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才能在探索新事物、发现新规律的过程中，实现对自身素质的超越，从而逐步实现个性的完善。因此，教师选择教学方法时，应注意培育、引导、训练每个学生的开发创造潜能的意识、方法和习惯。教学中，教师应转变以培养听话的学生为荣耀的片面观念，消除对顽皮学生的错误偏见，大胆鼓励学生的奇思异想，激发学生积极表现的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鼓励学生主动地尝试和发现问题，充分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学会拥有更多的学习自。教师应树立起以培养学生健康个性特别是创造力为目的的教育观念，并在教学过程中时刻贯彻这一思想，从而把这一有意识的活动熟练化为无意识的习惯化的教学活动。
2当前学生个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忽视和教育引导的缺乏，以及对个性的否定性评价倾向，扼杀了一些学生的个性，导致个性发展不健全。
首先体现为缺乏积极的主体进取性，不敢面对问题，采取逃避的做法，削弱了成就需要、持久需要等积极的人格倾向，强化了谦卑需要、攻击性需要等消极人格特征，造成个性和人格的缺陷，缺乏探索的愿望和积极参与的热情。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所言：“考试时一比较，马上能让美国学生输得一塌糊涂。在外国，中国留学生无论在普通大学还是一流大学，学习成绩都是非常出色的。但中国学生胆子小，老师没讲过的不敢想，老师没教过的不敢做。”
其次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对中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1573%有自责倾向，1317%学生有恐怖倾向，1181%有冲动倾向；572%的学生有综合情况。以至于出现浙江一高中生因无法忍受压力用锄头杀死母亲的惨剧。浙江省对2961名大中学生心理卫生测查结果表明，167%的有较严重的心理卫生问题。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学生休学、退学乃至自杀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在一些学生的眼里，个性仅仅被当作或是服饰上的怪异，或是行为中的张狂，或是价值观上对传统的一味反叛，或是对纪律的抵制。他们把个性这一内在稳定的心理特征外化为一种浮躁、虚华和叛逆，以外在的“标新立异”来体现富有个性的“我”，抹杀了个性的内在稳定性。
3职教教师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策略
3.1职教教师应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寻找欠缺，改进教育方式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应当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些方面相互促进，但不能相互替代。一个学生某方面素质的缺乏，特别是思想品德素质的缺乏，将会极大地影响他的成长和成才。现在许多学生在未上学之前，吵着、闹着、盼望着有一天自己也能走进那梦寐以求的“天堂”和“乐园”。然而，思维单一、未谙世事的他们，一旦进入校门，在就业压力和不良社会现象的诱惑面前，有的便开始出现厌学情绪，甚至发生逃学等不良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作为教育者，应该认真地、细心地去挖掘其中的原因，加强自己与学生的思想沟通，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变化，使教学方式随着学生的成长和知识的增多而不断变化和丰富，以独特的个人魅力和特有的教育方式，启发学生求知的欲望，增强学生学习的动能，鼓励学生个性的发展。
3.2增强教学内容的丰富多样性，努力培育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古希腊著名生物学家普罗塔戈说：“头脑不是一个要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燃烧的火炬。”前苏联学者赞科夫认为：“以尽可能大的教学效果来促进学生的一般发展。”美国教育家布鲁纳从认知结构主义观点出发，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特别是直观思维能力和探究发现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工作者，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可以从开设活动课、选修课、劳技课等课程来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活动课是学校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选修课课程设置灵活多样，内容更新周期较短，有利于因材施教，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发展个性特长，提高整体素质。此外，因考试具有教育性，具有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功能，所以还可从调整考试的导向性来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可以说，学校教育方式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的采取，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启发学生创新精神，培养学生浓厚的探索精神、独特的求异思维、非常规的想象，从而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除此，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也十分重要。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一方面要通过改变教学观，加强师生关系的民主化建设来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推行教学过程的科学化来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要注重课堂教学方式的变革，以学生容易接受、喜欢接受的授课方式为标准来提高教学质量，从而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3.3提高职教教师的人文素质是培养青年大学生个性发展的有效保证
人文素质是指人在改造大自然的活动中形成的文化修养和品位。由于长期以来职业学校的一些问题，造成了学生的素质缺陷，毕业生走上社会以后，没有个性和独立的思想，没有激情，缺乏诗意和想象力，没有文化上的厚重感，甚至缺乏起码的社会知识和人际交往体验与能力，只有一点狭窄的专业知识。这种状况引起人们的深思，从而引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讨论，并达成共识，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21世纪进步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振兴教育的关键在教师，职教教师自身的人文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学生个性发展，甚至影响素质教育的实施。一是将教育学生做人列为教师的首要职责的传统。二是加强教师个人道德修养，在青年大学生中倡导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主体关系的变化，只有不断加强和提高教师个人道德修养，才能正确对待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法，才能有效地帮助青年大学生克服“浮躁”、“疑惑”、“颓然”等心态。不能将道德人格作为追求富贵的工具，更不能为了追求高贵而牺牲自己的道德人格。
3.4做名副其实的实践指导教师，做一名合格的职教教师
作为一名职教教师，尤其是专业课教师而对于所教专业的生产实际过程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是无法担当起实践指导教师的重任的。职教培养的是面向各行各业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材。实际动手能力是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服务社会，创造财富和赖以生存的自我本钱；也是职教中最具特色和优势的闪光点。因此，在学习期间对学生加强动手能力的训练，使学生掌握真刀真枪的操作本领是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专业教师的重要职责。
以上四点是转变职教教师教学观，从而改变教学实践，并从提高自身素质出发来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建议，总之，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是具有职业技术人才成长的摇篮，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学生个性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学校要培养学生的能力，职教教师就要改变教学观，提高自身素质，就要担负起重任，就要端正教育方向，正确引导学生个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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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oday's Marxist philosophy of practice has an important modern humanistic value， which open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modern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puts forward a new idea of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 of life. A New Perspective of Reconstructing Humanistic Spirit.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practice； humanistic value
在物?|世界丰富的今天，在形形的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等种种思潮充斥的今天，人在金钱世界、物质世界面前丧失了自我，甚至于变为了奴隶，如何匡正这一错误的观念，为现代社会重塑现代人文精神价值，成为当今思想界不得不应对的一问题。
本文试从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出发，认为马克思哲学实践观中的“实践的自觉能动性”的观点，有着重要的现代人文价值。本文试从马克思实践观对现代人自我理解提供的新思维方式、重建生活世界提供的新思路以及为现代社会提供人文价值追求的新视角等三方面试对此一一阐述之。
1 实践观念开启了对人自我理解的新思维
西方传统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到黑格尔发展到巅峰，一直以追寻存在者背后真实的终极存在为哲学的最终目标，并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认为人的存在，在于人之先在存在的本质性，人之本质性决定了人的一切，人的发展也受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实体的制约。在此意义上，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代表着一种从“原则”出发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1]这样的思维模式只看到了人的本质性，结果势必瓦解分裂了人的现实生命，抹杀了人的多样性，导致了对人理解的抽象化。
马克思哲学提出了实践这一划时代的观念，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模式，一种对人现实性理解的新的思维模式。
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认为，实践是一种人自觉能动的创造的目的性活动，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不仅仅创造了人的外部世界即人的对象世界，而且也创造了人改造了人自身，也即是实践不仅仅创造了人的生活资料，也创造了人的生存价值，从此方面来说，实践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性，人从事什么样的实践，何种实践方式，也就有什么样的生存特性和生活状态。
从以上理解，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观念为正确真实理解人的生成本原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基础。因为在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中人为其自身的生存提供了所有的创造物，也可以说人是其自身活动的创造者，同样基于实践观点的这种理解，人不再从先验就存在的实体那里去寻找存在的根据，而是自己创造自己的一切，自己就是自身的创造者。
这种创造了人自身的实践，是一种集各种矛盾为一体的一种人的创造性活动，包括物质和精神、个体和社会、目的和因果、过去和未来等等。在这种种实践中，人通过实践，改造了自然对象客体，使自然对象也即是客体打上了主体的烙印，不再是原来单纯的客体；同时原来在传统哲学思维中属于自然一部分的，在自然界面前被动的人，在经过实践活动，使自然相反变成了从属于人这一主体范畴的客体。故正是实践，改变了自然与人原有的顺序，这与原来传统哲学中实体决定并给出了人及其一切的思维方式大大不同，可以说正是实践观念给出了人，人是把握人自身并给出人未来空间一切的主人。人的这种集种种矛盾为一体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也使人集种种矛盾为一体，使得人具有了鲜活的现实性，而不是原传统哲学中抹杀人的多样性，只从决定人真实存在背后的唯一存在去理解人的单一、抽象的存在，而使其人这一动物即与其他动物一样有着本真的存在，但又有本质的不同，人与自然同时存在，但又高于自然，超越自然，人是自然和其他动物的主宰。
2 实践提供了重建“现实生活世界”的新思路
在西方传统哲学视域中，一直以来哲学都是将世界作为客观对象去思考，因而形成了这种固定的对象性思维，这种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在整个哲学史和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现代哲学史上“重返生活世界”是现代哲人的广大呼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对这一领域有着更为合理和深沉的思考。
首先，马克思实践观所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人类生活实践和人类文化。这也与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分不开的，哲学的重要传统即是历史生活本文和文化本文的紧密结合，如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著作之一《资本论》，即是马克思在对他所生活之前的历史生活文本的深刻剖析。再如马克思哲学另一重要著述《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对“文化文本”所做的权威性批判。并且，历史生活文本剖析和文化文本批判在其著作中均不是彼此隔离，单独使用的，而是相互交织和交相呼应的。因此，正是马克思哲学把人类生活实践和人类文化作为其哲学理论的关注主题，才使得马克思哲学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生机。
其次，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开辟了新的对生活世界的综合研究方式。之所以称这种研究方式是综合的，因为它既非单一抽象的理性思辩，也非唯一片面的经验分析，而是此两者的结合。这种综合的研究方式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把握，而人类的现实生活世界把人类实践活动特征、属人世界诸存在精细的事实描述和结构分析是其重要内容。并且这种综合的研究方式也一定是开放的，因为人类历史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丰富流动的，这种不断发展变化和丰富流动性要求理论必须与现实社会生活实际、与现实文化各部门加强对话与交流，由此才能不断校正和深化自身的理论内涵。故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把现实生活世界作为哲学世界，意味着哲学不再是神秘的，独立于生活世界之外的，而是从属于现实生活世界和人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也即是我们说哲学也不再是单单追求对世界的解释，而是对生活世界的改造。
3 实践观念提供了人文精神重建的新视角
当代哲学在对传统哲学的激烈反叛中，充满了怀疑、敌视与嘲弄，其后果是直接造成了人文精神在哲学中的丧失。因此，直面人文精神的危机，重构人文精神，是当代哲学中不可回避的主题。马克思哲学提出了实践观点，并把实践活动作为人最基本的价值创造活动。为当代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把内在的精神追求规定为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想。一直以来，传统哲学以超验实体为终极支撑，追求对极端超越的绝对化价值理想追求，这种绝对化的价值理想追求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精神追求。马克思实践观点与此不同，马克思实践观点从生活实践出发，认为人自身就是创造者，人需要价值追求，但自身的价值理想追求已不再需要与外在超越实体做支撑，甚至不再需要与这个实体相关，而是认为人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树立对生活世界的自觉理解，并在对有关生活现实的批判中，就可以树立其真实的价值理想。因人的本性就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意味着，人首先是一种“自由”的存在，他具有永远不断超越束缚，追求自身幸福、创造自身价值的一种“自由精神”。由此，与此不同，正像“人则通过实践活动把生命变成了“自我?定”的自由存在，使生命摆脱了自然的绝对控制和主宰，可以说，“人就是那个其行为无限‘面向世界’未知者”。[3]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哲学的实践观念，与其他哲学观念对人文危机的消解不同，是深扎于现实生活世界中，遵循现实生活世界自身的顺序，在批判中发现新，在批判和改变中，去树立真实的人的价值理想。
再次，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中抽象原则与刻板教条被消解，实现了人生丰富具体的多维度回归，实现了对人生多元开放精神的追求。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认为，人的现实生活生存总是处在特殊的、特定的历史生活条件之下的，不存在超历史的限制，人、人的实践活动目标以及人生道路都是多样性的，不能把人、人的实践活动目标以及人生道路统一在唯一一个模式下，人生的境况也不是仅仅只有一种改变的方式，人的生活也未必只有一种状态，而是人存在的矛盾的多样性决定人生未来的多样性的可能，因为，实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活动。因此，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观点的提出，从而使马克思哲学与以往任何一种刻板和机械的决定论不同，它不再是以往绝对一元化的固定思维方式，可以说，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下的哲学，真正体现了哲学对真实无伪的人的现实生活境界的精神追求。
论文关键词：五年一贯制建设类专业实践教学探讨
我国多数职业类院校五年一贯制建设类专业办学指导思想、人才培养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具有浓厚的本科压缩型特征，缺乏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必需的实践性、应用性等特色。我校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意见的指导克服了这一弊端，调整和优化学校教育资源配置，不断完善培养计划，体现出能力培养特色，提高了教师素质。
一、教学计划的改革
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因此实践教学改革具体体现是实践教学内容的改革。实践教学要体现应用性和适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强化针对性和科学性。
1、完善与规范实践教学大纲 实践教学分为课程实践教学和专业实践教学。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因其内容少而专，可以随堂进行，而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涉及本专业各门课程的内容，目标是综合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在课程设计和专业设计时必须包括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严格区分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和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界限，各司其职，不得混淆。各门实践课程都有规范化的教学大纲和明确具体的质量标准，大纲的内容包括：课程定位和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课程教学进度和学时分配、课程质量标准与成绩考核、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技术）指南等，通过对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感知、掌握、拓展等方面的实践培训,可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各专业施工综合实践职业技能。
2、实践教学面向实际工程应用 实践教学环节是重要的教学资源之一教育学论文，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制定教学计划与大纲的基础上，编写与之相匹配的实践教材。在编写实践性教材时，把其技术指导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放在首位。详细阐述学生应该掌握本专业的知识要点、实习目的、方法和作业。这样就使实践教学工作有依据，教学质量有标准论文提纲格式。我校实践教学在以多媒体为主的基础上新建成两幢教学实训楼，补充和完善了实践教学资源。同时组织学校专业课老师编制详细的、操作性强与所学知识相呼应，又自成体系的专业实践教材，如：文字的指导手册、模拟实际业务流程、具体实践环节录像课等。我校把实践教学环节的建设列入教材建设规划，作为一项工程认真操作。特别是实践教学内容服务于建设类专业五年一贯制教育，实践性教学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建设行业第一线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3、积极推行职业资格考证培训 五年一贯制教育培养的是面向某一职业岗位的应用技术型人才,职业特征明显。将职业资格考证纳入实践教学内容，让学生在毕业前完成岗前培训,毕业后可直接持证上岗;同时可让学生在毕业前取得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或技术等级证书, 适应'一专多能'的要求,提高就业竞争力。我校培训部开展的建设行业五大员培训在行业中具有良好的信誉。
二、教学管理的改革
1、加强校内实验实训室的建设与管理，保证实践教学的需要
实验、实训室是开展实践教学的场所。实验具有直观性、可操作性、模拟性等特点，是实践教学的基本保证，我校已投入近800万元用于建设各建设类专业实验室、实训室，现建有校内建筑材料试验室、土工试验室、结构实训室、装饰实训室、工程造价实训室、工程测量实训室等共二十二间校内实训基地，提高了相应专业职业仿真程度，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了满足学生培养的需要，对原有校内实验、实训室进行了完善；同时新建建设行业各工种实训室6间。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已建成特色鲜明、功能完善、技术先进、方案合理的实践环节教学基地，形成建设类专业群实验室、实训室和实训基地。从而发挥整体培养优势，完成本专业所有必要的技能训练，提供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保障。使学生在实验中掌握书本理论知识，又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加强课外实践活动开展与辅导
为了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培养学生的爱好，活跃学术空气，增加才干，开阔视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校园教学能继续和深入下去，并可开展融政治性、学术性、知识性、健身性、娱乐性于一体的专业社团活动和将实践性教学延伸到假期中。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为动力，以参与为前提，以讨论为手段教育学论文，以收获为目的。我校经常举办知识讲座、技能竞赛、专业社团、假期打工、市场调查等活动，使学生熟悉专业、培养人品、体验生活、磨练意志，从而提高综合素质。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结合，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严谨工作作风。
3、建立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提高学生就业竟争能力
在完善实验、实训室建设的同时加强与已建实训基地的联系 为了满足建设类专业实践教学的需要，我校已与苏州一建、苏州市政等单位合作建立了校外实训基地。并在各基地分别聘请1-3名客座教授，进行定期的专题讲座，各实训基地均可定时接受学生顶岗实训。计划每年新建3-4个校外实训基地，到2012年使总数发展到30个，形成建设系列实训基地,保证学生在企业顶岗实践的需要。
定期组织学生分层次在建设类企业顶岗实习，提高学生就业竟争能力。为了让学生毕业后即可上岗，在学习期间就必须对全部学生进行顶岗实训。利用每年寒暑假对每个学生采用分层次，逐步提高的顶岗实习模式。校内基地根据学校发展规划和专业设置，建立单项实验室、综合模拟实验室，保证学生有充分的动手操作场所和时间论文提纲格式。同时，提高实践项目开出率，使实践课程教师能根据相应课程的内容和要求进行不同项目的实习。校外基地使实践教学更接近于学生的从业实际，实现专业实践活动的经常化，避免专业技能训练的形式化，便于教师搜集第一手资料、充实实践性教学教材，同时扩展知识领域，培养学生的生产实践能力，增强学生感性认识，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协议的形式达成双方互利的条件，建立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4、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实践教学的重要保证
提高实践性教学质量，不仅要求有良好的基地，还需要有一支在理论上、实践上具有专长的实践教师队伍。教师是实践教学的组织者和指导者, 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保证。因此建设类专业的实践教学要求指导教师既具有建设类专业设计理论水平,又要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技能,懂得建设行业的生产制造工艺和建设类企业的运作,必须具备”双师型”素质。没有高素质的”双师型” 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实践教学的任务和目标不可能完成。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坚持”持证上岗”,要求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必须有相关职业资格证或工程实践合格证才能上岗;另一方面, 聘请建设类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指导教师; 另外,派送专业教师定期到建设类企业参加生产实践，进行轮岗、顶岗，提高了教师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促使教师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提高其业务素质。
5、加强实践教学的制度建设
提高实践教学质量，还必须加强实践教学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和细则教育学论文，用以规范实践教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以实现实践教学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二是健全组织机构，明确各部门、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建立岗位责任制，全面负责培养总目标和阶段目标的制定，实践性计划的安排，大纲、教材的编写，实践教学的检查和效果评价、组织校内外实践教学的公开课等，并对执行信息及时反馈，建立一个完整的监督、制约机制，把实践教学落到实处；三是加强实践课程成绩的评定工作。应明确实践课程的考核办法与标准，将其单独作为一门课程，予以考核。
结束：
我校实践性教学已取得一定成果。由于我校毕业学生具有优良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较高的专业知识理论水平，同时熟练掌握了社会需要的基本操作技能和实习锻炼，具有直接上岗的能力，因此受到用人单位普遍欢迎，历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均在96%以上。
一、 小论文试题的基本特点
1. 能力要求专业化
历史学可以分为史实的考证、史事的理解、理论概括、史学评价四大能力层次，《考试说明》也规定了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四大能力要求，而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就是属于史学评价层次范畴，要求同学们具有阅读理解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要有运用判断、比较、归纳的方法论证历史问题，使用批判、借鉴、引用的方式评论历史观点，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的学科能力，这种最高层次的能力要求，要求同学们具有一定的历史学科能力和思想素养，历史试题对能力的要求显然具有专业化倾向。
2. 考查内容固定化
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第3问是“对材料三中的恩格斯的历史认识的评价”，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是“根据这段材料选择观点进行历史评论”，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第3问是“根据材料中历史学家陈旭麓关于生产方式变化的历史认识进行评价”，显然小论文考查内容都是以固定的、有范围的、具体的史家和史著的历史理论作为依托材料，创设新情境，让同学们对固定的材料所涉及的重大史学理论和认识观点进行概括、提炼，形成逻辑严谨、阐释有序、主旨明确的历史小论文，所以试题考查内容呈现固定化特点。
3. 考查形式多样化
虽然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考查内容的呈现都不拘泥于不同版本教科书的具体表述、重视“新材料”、“新情景”的创设与运用、鼓励考生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这样共同特点，但考查内容呈现的具体形式各有特色：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其实是传统的材料问答题，是“老树开新花”，嫁接新高考命题意图；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是一种创新题型，具有开放性特点，能够考查同学们从不同视角发现、解决问题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最高；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是史学探究题型，考查同学们探究能力和史证意识，也是一种创新题型，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和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这两种呈现形式将是历史小论文命题呈现的主导题型，因此试题考查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二、 小论文试题的备考对策
1. 做题方法科学化
做任何题型都要讲究科学的方法，掌握做题技巧，才能事半功倍，提高做题效果，做历史小论文题型也不例外，小论文通常由主题观点、论点、论据三部分组成，有提出观点――证明观点――得出结论的逻辑顺序，所以做题第一步要从史家和史著的历史理论材料中阅读、提炼要评析的观点，确立小论文要阐述的主题；第二步根据主题内涵具体分解为若干具体小论点，选择以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等其中某一史学范式作为评论视角，论证主题内容的合理性，初步形成全文的思维框架；第三步联系自己所储备的史实来支撑每一具体论点，做到论从史出，史实与论点之间有严谨的逻辑顺序，构成严密的因果关系；最终以清晰的思路来进行全文阐释，思维要有层次性、逻辑性、整体性。
2. 新史学范式运用常态化
历史学就是历史理论学，不仅新高考教材编写渗透着新的史学范式，而且新高考命题者也越来越关注史学前沿理论，而历史小论文题型是这些新理论的最好呈现形式，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整体史观等新史学范式，它们是认知历史和诠释历史的不同视角和方式，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和阐释历史，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全面、辩证地认识客观史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观历史本体的不同面，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可以体现评论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个性，所以在备考复习中要领悟新史学范式理论内涵，运用不同新史学范式理论对重大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理解其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同时运用不同新史学范式理论构建、整合新的知识体系，串联构建中外历史发展的清晰主线与整体框架，为将来历史小论文的撰写提供史识、论点、论据。
3. 历史思维和史证意识培养化
撰写历史小论文通常需要具备很强的历史思维能力，即依据历史事实，分析历史思维、挖掘历史智慧的能力，既包括分析、概括、比较、评价、归纳、论证等历史学科学习的思维能力，也包括历史的眼光、观念和方法，是史学素养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历史学的本质要求。但较强的历史思维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同学们在备考过程中可以通过对历史概念内涵外延的理解、以新史观范式为指导、以主题专题通史形式构建纵横交错的宏观知识体系、以学术前沿、热点焦点问题来联系历史，着力培养自己的历史思维能力，同时强化自己的历史实证意识，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使自己的每一个历史认识和判断都有坚实的史实作为支撑，形成史实越确凿、丰富、充分，由之得出的历史认识就越全面、辩证、有说服力，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做到史实与论点之间符合严谨的归纳逻辑，构成严密的因果关系。
一、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相及其近代以来的际遇
中华民族是拥有悠久哲学思维传统、高明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哲学理论资源的伟大民族。有学者曾经通过梳理八卦、五行、阴阳、太极观念的发生与形成过程，并抉发这些观念的哲学内涵，认定“从传说为伏羲始创而至迟在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的八卦观念，到同样于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而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甚至更早的五行观念，再到公元前8世纪早期便已成熟的阴阳观念，乃至公元前4至3世纪出现的太极观念，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而一贯的哲学思维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生，非但不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民族，而且甚至早于其他古老民族。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起源的梳理，可以断言，那种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论点，完全是傲慢的偏见或无知的臆说”①。
不过，中国虽然拥有悠久、高明、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中国古代可以被归入现代所谓“哲学”范畴的关于宇宙、人生、社会、历史之根本问题的论说，都浑融于经子之学乃至史学和文学之中。中国古代学术的这种特点，当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相关，我们的先人在面对当下问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问题本身，而是往往从根本处、总体上以及历史传承中设思，穷原竟委，比类属义，从而贞定思想立场，这样，他们的认识成果就不免具有浑融的特点了。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中国古代学术特点自有其价值所在，仅从它积累了堪称世界上最为博大精深、宏富赅备的学术文化资源这一端即可证明。只是在近代西方凭借富强优势而逐步获得全球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中国古代学术相对于西方分类学术标准才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学术分类也就成为时代的要求。于是，随着19世纪末维新人物将日本学者西周借用汉字对译西语philosophy所新创的“哲学”一词引入中国，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论便逐渐被从浑融的学术资源中提取到专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也就开始了学科化的历程。
从有实无名到名实俱备，从浑融到专门，从学科体制中的附庸蔚为大国，亦即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这一转变至今业已经过百年发展。一般人对于这一过程不知其详，往往以为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振古如兹；而业内人士对于这一过程则颇多争论。坚持中国学术根源性的人士认为，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结构来切割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造成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内在神气的丧失；以西化的现代语言来表述中国传统观念（所谓“汉话胡说”），又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失语”，由此质疑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必要性。而执守西方哲学标准的人士则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在内容上缺乏哲学的某些根本要素（如没有绝对抽象的Being），在形式上不过是对西方哲学的模仿，因而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①。这两种观点大相径庭，但在拒斥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围绕“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课题撰写的一组论文，便显得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
田文军教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收入其著《珞珈思存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收入《珞珈思存录》）、《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周易研究》2009年第6期）、《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萧萐父先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等。这些论文展示了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以及由中国哲学的承传发展所构成的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勾稽出他们在进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指出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与局限，肯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关于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首先表现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对此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推王国维。《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一文第一节拈出王氏《哲学辨惑》（1903）、《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4篇文章，阐发了王氏关于“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以及“近世教育变迁之次第，无不本于哲学的思想之影响者”等观点，陈述了王氏对于“今则大学分科，不列哲学，士夫谈论，动诋异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麴蘖；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视欧美之学术皆两约之悬谈”这类现象的批评，表彰了王氏对张之洞等朝廷重臣将哲学排斥于大学教育和现代学术门类之外这种不当做法的批驳，以及针锋相对提出的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大学哲学学科课程设想。尽管作为布衣书生的王国维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促成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当时的体制内得以确立，但是，“王国维早年给予哲学的关注与热情，对于后来哲学在现代中国学术建设中独立发展的影响，却少有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所能比拟。同时，在现代中国学术领域，哲学学科的确立，当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得以形成的基础与前提，而王国维对于哲学的推崇与辨析，对于确立这样的基础与前提，也可以说是居功甚伟”②。即是说，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民国初年最终得以确立，王国维功莫大焉。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当然要求相应的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百年来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实绩。王国维由于学术志趣的转移，未能完成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在倾心哲学的数年间，他仍在先秦哲学、宋代哲学、清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等领域留下了诸多“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①的精彩篇章，其荦荦大者有《孔子之学说》、《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荀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列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周秦诸子之名学》、《周濂溪之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性》、《释理》、《原命》等。而陈黻宸、谢无量、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则都编撰了中国哲学史著作。陈著作为北京大学哲学门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部分稿成于1916年，内容起自远古伏羲，但甫及殷周之际便因作者于1917年溘逝而中止，成为一项未竟的事业。因此，谢无量出版于1916年、内容肇自远古而收束于清代的《中国哲学史》，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时期的开山之作”②。尔后冯友兰于193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于1948年出版英文《中国哲学简史》、于1962－196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于1982－1990年陆续出版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于1937年写成、至1958年出版《中国哲学大纲》，萧萐父于1982年主编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踵事增华，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定了愈益厚实的基础。实际上，田教授的系列论文还述及出版于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③，钟泰出版于1929年的《中国哲学史》④，侯外庐于1963年出齐的五卷六册《中国思想通史》⑤，并提到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郭沫若、钱穆、范寿康、萧公权、唐君毅、牟宗三、冯契等在中国哲学史或相关领域的研撰工作。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百年来中国哲学史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的丰硕实绩⑥。
宽泛地说，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成立以及中国哲学史著作的构撰，即已意味着中国哲学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但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必须先之以参与者的观念转变，否则，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能徒具现代形式。例如，“《中国哲学史》成书之后，陈黻宸具体论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时曾说：‘不佞上观于《庄子》道术方术之辩，而下参诸太史公《六家要旨》与刘氏父子《七略》之义，辑成是篇，自伏羲始。其略而不存者多矣！’这种论述表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仍在司马谈、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研究方法范围之内。……其对于西方学术的了解实际上还十分肤浅。……这使得他还没有可能从现代哲学史学科的角度确定中国哲学史所应当探讨的问题的范围和内容”，正因此，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体现出“早期形态”和“不成熟性”⑦。同样，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中，“我们虽可以看到他从辞源、意蕴、内容等方面对西方哲学有所论述，认定哲学有别于科学，但也可以发现他并未真正依照现代学科观念，严格地从学科类别的角度理解哲学，这使得他认定中国的儒学、道学以及印度的佛学即等于西方的哲学……在儒学、道学、理学、佛学中，既包含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含许多非哲学的，或说可以归属于其它学科门类的内容。谢无量将哲学等同于儒学、道学、理学、佛学，表明他对于哲学的理解尚停留于对哲学表层特征的把握，未能真正理解哲学的学科内涵与本质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虽具备形式的系统，但也只能停留于形式的系统而已，不可能在建立起形式的系统的基础上，再建构起实质的系统”⑧。陈、谢二氏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局限性，实质上是观念滞后的反映，因此，他们虽然都有中国哲学史著作，却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当然，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起步阶段的成果，他们的著作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考和论说，也为中国哲学史学史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素材，这些都是不可抹煞的贡献。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观念上有了更加深刻的新变。他们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对象及其特殊研究方法，亦即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应该研究什么和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冯友兰把哲学理解为‘对于认识的认识’，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这种反思涉及到自然、社会、个人，也涉及到这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个方面以及其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人类精神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哲学的对象。这种理解使冯友兰认同西方的哲学观念，将历史上形成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或所谓形上学、价值论、方法论都看作哲学所应包含的内容。肯定哲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理论形态，其内容的表现形式会有许多差别；但就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其内容仍不外这几个部分”。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冯友兰确定了区别于传统学术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又通过相应的古籍辨伪、史料取舍、语义分析、脉络清理、认识深化、中西融会等方法，“写出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①。张岱年“在综观西方哲学家哲学观念的基础上，认定‘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正是这样的哲学观念，使他在总体上将中国哲学问题区别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并具体在‘宇宙论’中探讨‘本根论’、‘大化论’，在‘人生论’中探讨‘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在‘致知论’中探讨‘知论’、‘方法论’，勾画出了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基本线索与理论框架”。针对厘定的中国哲学问题，张岱年采取分析、比较、概括、源流、融贯等方法，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体例上别具一格、既参照西方哲学观念又特别突出中国哲学特点、“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②。萧萐父以为指导，着眼于哲学史既属于一般历史学科、又具有哲学的特殊性这种特点，在把握历史学和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将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肯定哲学史研究的仅是“既区别于宗教、艺术、道德，又区别于各门科学而专属于哲学的‘一般认识’的历史”，进而确定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任务是“揭示出这些哲学的本质矛盾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表现形态和历史特点，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联结”，这就“厘清了哲学史与社会学史、政治学史、法学史、伦理学史、美学史、教育学史等专门学科史的界线，比以往的哲学史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③。为了达成研究任务，萧萐父对哲学史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探讨，“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方法本身应当是一个包含多层面内容的理论系统，这种方法理论系统，涉及到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理解、确立，哲学史史料的考订、选择，哲学理论的比较、鉴别，哲学思潮演变的历史考察，哲学家历史贡献的分析、评断等。因此，在实际的哲学史研究中，构成哲学史方法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都不宜忽略”，而由于哲学史这门学科既属于史学又属于哲学，所以萧萐父强调“就哲学史这个特殊领域来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指导原则和方法”④。正是在厘清研究对象并确定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萧萐父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范式性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⑤。
三、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通过展示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并呈现在这一过程中几代学者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与局限，田文军教授建构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基本框架，理出了其中的主要脉络，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这一工作对于把握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史）的既有面相及其未来取径，以及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犹有进者，田教授的工作实际上回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疑问。从他的文章中可见，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研探创构，是在愈益清晰地领会西方哲学实质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参照西方哲学，从“浑融一体，原无区分”的中国学术资源中爬搜剔抉的关于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的思想资料，无疑具有与西方哲学相同的哲学性质，所以王国维说“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诚然，在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并无西方哲学的那些概念和范畴，但这正如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只是表现其哲学个性一样，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没有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而拥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畴，也正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个性，正是有见于此，张岱年“主张对于中国哲学问题的归纳应对于中国哲学的‘原来面目无所亏损’”，因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没有一般性的套用本体之类西方哲学术语，而是以‘本根’、‘大化’之类的传统概念解析有关宇宙论的问题。讲到知识论问题时，也未直接运用知识论之类的术语，而是以‘致知论’来概述中国哲学中涉及到的知识论问题，对其他中国哲学问题的总结也是如此”①；由此还可联想到冯友兰以理、气、太极、无极、道体、大全来架构其本体论哲学，金岳霖一定要用“道”来命名其哲学体系的本体范畴，这种突出哲学个性的做法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哲学之为哲学。
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哲学性质，则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只是一个纯形式的问题了。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名，当然也就没有形式化的哲学。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具备专门的体系结构形式，确实拜西方哲学之赐，因此要说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哲学，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深入追究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所以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可以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文化凭借富强优势而获得世界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俨然成为对于非西方文化的带有强制性的衡断标准———所有非西方文化要么按照西方文化进行现代转化，要么不免作为前现代孑遗而丧失发展乃至存在的权利。在这种时代条件下，数千年来一直自足的中国文化和学术按照西方分类标准进行转化，从而中国哲学形成专门体系，无论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心悦诚服地仿效，都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相反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恰恰应该是合于其目的的。如果将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指为“不合法”，那就无异于某个强人单方面制定了普遍的游戏规则，却又禁止他人运用这种规则参与游戏，此非霸道逻辑而何？
如果说，否认“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人士不允许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那么质疑中国哲学现代转化必要性的人士则拒绝这种模仿，其理由已如前述，其中蕴含的则是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感，这是可以同情的。但是，缺乏必要的形式毕竟是学术的缺失，陈黻宸将这种缺失与民族的先进与落后联系起来，认为“东西方的一些优秀民族之所以‘强且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落后则因其有‘学’无‘科’”②。张岱年则认为，体系化的形式并不会斵丧中国哲学的神气，反而可以彰显中国哲学的精义，“因为，‘中国哲学实本有其内在的条理’，给中国哲学以形式的系统，‘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③。无论如何，在西方学术形式事实上成为普世性的知识格套的现代世界，一切古老的地方知识如果不按照这一格套进行转化，便不免由于没有公共性的表现方式而自外于主流社会，因自小门户而归于湮灭；唯有通过西方学术形式的“格义”，古老的地方知识才可能发扬光大④。中国哲学自不例外。不过又当看到，西方学术形式作为普世性的知识格套，只是历史过程中的历史现象，必然在历史中被扬弃。杜维明曾经对他以西方学术形式“格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工作做过一个比况，他说：
以素质教育为总目标，二期课改为核心，课堂教学为住阵地；以学生发展为本，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为本；以教学常规为基础，教学科研为先导。全面推进校本教研制度建设，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提高教学质量。
二、主要工作
（一）加强队伍建设，形成优秀群体
培养高素质的学生，需要有高素质的教师。我们每一学期都把教师队伍建设当做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
1．教师队伍建设的总体思路及目标
要具备高尚的师德师风； 具有先进的、前位的教育教学思想； 具有独立科研的能力，具备扎实的专业素质； 全员熟练掌握、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技术。
2．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具体内容及做法
通过名师示范、师徒带教、参观学习等做法，提高师德、理论水平，更新教育、教学观念。 通过新教师教学评比，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 积极参加各类培训，掌握和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技术水平及提高自己的学历水平。
3．队伍建设已取得的成绩
组内教师风气正，观念新，能力强。 有校教学能手两人。青年教师成长迅速，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二）加强学科建设，形成学科特色
加强学科建设，走发展内涵的道路，始终是我们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中心任务。 本学期学科建设的具体做法和取得的成绩如下：
⑴抓常规、重落实
每位教师都认真执行教导处制定的《教师备课的几点要求》，精心研究教材，认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切实做好每一步骤的工作，做到了教学的“六认真”。
⑵抓科研、重创新
各备课组的研究项目： 高一备课组的课题研究重点是新教材新教法。高三备课组重点研究高考动态、对策。 并配合学校完成课题研究工作。完成历史学科校本课程教材的编制。
⑶重视现代教育教学技术的应用
重视课件开发、重视现代教育教学技术的应用，是历史组学科建设的特色。通过学校和组内的培训，组内老师的课件开发能力加强。全体老师会用power point制作媒体课件。
（三）、深入开展历史研究性学习活动
下半学期，教研组根据学校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的要求，认真组织教师学习和研讨，确定本学年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具体做法、进度计划和工作分工，做到有计划、有时间、有地点、有内容，高效有序地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一是开设研究性学习专题讲座指导学生开展活动；二是从学校和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师生合作，确定研究性活动课题，组织课题组，制定实施计划；三是定时、定点了解学生开展活动的进展情况，帮助学生解决活动过程中碰到的实际问题。如指导学生学会从网络或其它媒体搜集有关研究课题方面的文字、图片、数据等资料；学会进行社会调查、访问。
（四）参加学校和历史教研部门组织的评比考核和竞赛活动
1、媒体组合教学设计评优课活动（教科室）
2、新课程改革教学设计活动（武进电教馆）
4、武进区历史学会专业委员会论文评比活动（教研室）
关键词：生态史学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1]研究如新笋破土、蓬勃向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史学的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应当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样的中国生态史学？生态史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学体系中给予它以合理的学科定位？它与中国史学的其它分支、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学者时或言之，专门系统的论述则未尝见，故笔者草成本文，陈述几点初步想法，期以抛砖引玉。
一、中国生态史学的本土渊源
从世界范围来说，生态环境史研究大约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题目上标注“生态环境”一词的史学论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逐渐成为热门课题，一些学者相继呼吁建立中国环境史学，笔者甚为赞同，但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生态史学”。
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环境史学的影响，这一点毋须讳言。近三十余年来，欧美国家的环境史研究不断发展，新论迭出，渐成热门之学，并且有的外国学者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2]，令国内学者闻风耸动。不过，根据笔者的观察，直至今日，除台湾学者之外，国内对西方环境史学的了解仍然很少，有关方面的理论方法尚处于初步引进的阶段[3]。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国内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上并未受到欧美环境史学的显著影响，而主要是依凭本国的学术基础。换言之，由于“欧风美雨”的刺激，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兴起，以致最近若干年来标榜“环境史”或“生态史”的研究课题日益增多，但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就理论方法来说，它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本土性”[4]，可从上个世纪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找出它的学术渊源和轨迹。只不过早先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学科中分头进行的，显得非常零散，也没有明确打出“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旗号。笔者以为：构建中国生态史学，固须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国内学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一番认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国生态史学方能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更好地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郸学步”之讥。为此，笔者先对大陆学者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1.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最早关注历史生态环境的是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向以历史早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遗存时，除了关心人体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业场所等）之外，也注意动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壳等。出土动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壳，指示着远古时代各地动植物种类的构成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构造。上个世纪前期，当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遗骨和古文字学家从甲骨文中发现“获象”、“来象”之类的记载时，学者逐渐认识到这种动物曾在华北地区栖息，也很自然地想象当地古今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其它多种喜温动植物遗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遗骸、水蕨孢子等）亦在华北各地不断出土，学者做出了远古中国气候和动植物构成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判断[5]。
上世纪末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受到社会的普遍关切，考古学者也深受震撼，在国外考古学的影响下，大陆和台湾都有一批学者积极着手建立中国的环境（生态）考古学，试图对远古人类聚落的生态环境进行某种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因素对远古社会组织、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古生物学家也不再孤立地认识某些野生动植物，而是逐渐采用生态变迁的大视野，根据动物和植物考古资料，考察某个区域动植物区系和物种构成和特定动植物种类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应该说，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所开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
2.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史学者的相关研究
历史地理学以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为主要研究内容，致力于探讨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与生态环境史研究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由于特殊的专业优势，历史地理学者具有令人赞叹的广阔思维空间，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历史上的森林破坏、河湖变迁、沙漠扩张和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也注意到了历史上聚落、城市及经济产业的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虽然他们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历史地理学的，但前辈学者如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文焕然、何业恒等人的不少论著实堪称生态史研究的经典。
气候史方面，早在民国时期，竺可桢就已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冷暖变迁问题。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论文，对中国东部气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动进行了系统论述，成为学者引用频率最高的史学论文。继他之后，有一批学者先后在这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著[5]。
从最近10多年的成果来看，历史地理学者显然不再满足于考察和描绘某些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而是日益关注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联系，在人口与环境、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环境、社会变动与气候变迁、疾疫和灾害与环境、民俗与环境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绩的探讨；一些研究其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课题了[6]。假如它们仍然必须被称为历史地理学的话，那么只能说生态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即有很大的重叠，两者间的界线事实上非常模糊，几乎无法断然划清。直到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许多生态史课题，往往是由历史地理学者提出并率先开展研究的。如果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中生长出来的，也不算言过其实。我们要想特别标立一种与历史地理学相区别的生态史学，必须从学理上进行认真辨别，对两者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农牧林业史学者的研究
农业、牧业和林业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如水、土、光、热和物种资源，干预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促进那些经济动物和经济植物的再生产，获得以衣食原料为主的各种产品。任何一个类型的农牧林业生产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它们的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农牧林业史家比较早地关注到历史生态环境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国农牧林业史家关注生态环境，大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8]。在此之前，个别学者已发表过若干相关论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9]，根据古书记载概述华北气候的变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但并未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学术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西方农业科学界都在反思“石油农业”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危害，提倡所谓“有机农业”（后来又提出“生态农业”，再往后则是“可持续农业”；日本则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谓“自然农法”），不少中外农学家称赞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使中国农史学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开始论说传统农作方式对维持生态平衡的积极作用，比如重视水土保持和积肥施肥、实行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与饲养相结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对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和保持农业生态平衡的作用和意义，试图阐发传统农学的现代价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被赋予了典范意义。农田水利作为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向来受到重视，有大量的论著发表，学者很早就关注农田水利建设对水资源调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农业生态环境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相比，农牧林业史家对历史生态问题的论说显得更加专业，这一方面由于他们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态学（特别是农业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运用。
90年代以后，农牧林业史家的研究思路渐趋开阔，对于中国历史上农牧林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渐渐不再只是强调好的一面，而是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态恶果，例如关于黄土高原过度开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宋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围湖造田和明清以来山区垦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学者从农业史和经济史入手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也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10]。尽管农林牧业史学者的研究范围大抵局限于对产业内部历史问题的探讨，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直到上个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此前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实也主要表现在农牧林业生产方面，离开了这些方面的基础研究，想要真正认清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殆无可能。事实上，自谭其骧、史念海以来，历史地理学家探讨中国古代生态环境问题，亦主要从农、林、牧业入手。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与生态环境史有关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前期，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进一步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们着手建立中国生态史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构成中国生态史学。首先，以往相关探讨大抵只是考古学、古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农牧林业史等学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统绘制中国历史生态环境图像为学术指归。研究者对生态历史问题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专业，并没有凸现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生态环境、最终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系统重建的意向，更没有从开始生态环境出发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系统解释的努力，这就造成相关研究与主流史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学著述所吸收；其次，尽管以往已经探讨了许多重要论题，在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上也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为中国生态史学的建立准备了一些重要的构件。但是，这些论题、思路和技术方法显得相当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尚不足以构成学术界域分明、结构层次清晰并具有内在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生态史学框架；其三，由于“自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往对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着不容回避的严重偏差：人们普遍将它视为社会历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传统史学一向重人事、轻自然，对自然的历史用力甚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矫枉未免过正，早先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明显偏重对自然层面的考察，社会层面的问题则被严重忽视了，从而造成了新的偏颇，以致许多人以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目标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环境之变；其四、与以上几个方面相联系，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介入这一领域者亦已不可谓少，但极少有人对这一新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论说。迄今为止，国内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探研，附属在不同的相关学科之下，如果上升到“专门之学”这个层次加以考量，则仍存在着严重的学科理论缺失。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态环境史研究只不过是探讨一些边边角角的历史问题，算不上什么专门的学问，至多只能充当历史著述的“缘饰”和“花边”，难登史学的大雅之堂。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1] “生态史”又称“环境史”，中外学者都往往混用，但“环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个人认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应是生态学，因此更愿采用“生态史”一词。另外，“环境史”仍有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人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张的生态史学中，两者是一个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协同演变的整体，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应被视为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开始了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对洱海、巢湖、杭州湾、近代结核病与环境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伊氏曾与台湾学者刘翠溶合作主编会议论文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与中文版所收论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为题，对中国环境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3] 近年来，一些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等做了不少这方面的译介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信息，令人钦佩。
[4] 笔者这里使用“本土性”一词意在说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导源于近30年来在国外兴起的环境史学，而是基于本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前期研究。请切勿作过分宽泛的理解。
[5] 例如关于远古动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题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的长文[1]（pp.51~71)，根据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获象”、“来象”之文，参以其它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对商代河南产象及象之南迁事实进行了论述。其后，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人又先后，对殷墟出土哺乳动物群进行了系统研究[2][3]。这些均可视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先声。
[6] 例如青年历史地理学者王建革关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其实更多地采用了生态学而非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可为显著的例证。
[7] 关于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同行学者时有议论，但对两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个人认为：环境史（生态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它的主要着眼点是“生命系统”，重在考察生物（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历史关系；历史地理学虽然一向强调人地关系，但其理论基础是地理学，主要着眼点是“空间构造”和“空间运动”。因此，历史地理学并不能包办环境史学的研究工作。
[8]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和《农业考古》等几家农业史刊物，均陆续刊载有题目上出现“生态”一词的论文。在同一时期的农业史著作中，更时常见有“生态农业”、“生态平衡”、“生态破坏”等词句，有关论述也不断增多。
[9] 该文收入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0]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风土”和天、地、人“三才”观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先后有不少论著发表。1999年12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 学术讨论会，分别从天人哲学、农林牧业生产实践、资源保护等多方面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会议论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结集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中国生态史学
诚然，从不同学科出发考察历史生态环境的具体问题，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关研究必须加以有机整合。若欲改变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开展全面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以获得对环境历史变迁的贯通认识，并由此取得对社会历史的更加透彻的理解，就必须建立一种专门之学——生态史学，使之成为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
毫无疑问，生态环境史研究要想提升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必须具备独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论方法。然而，完成生态史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学者已就“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主要研究什么”这些基本问题讨论了数十年，并提出了多种定义和构想，但各家的意见并不是很一致的；国内虽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设想[1]，但事实上还没有人真正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此，笔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
我们认为：生态史学作为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其新颖和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首先（应当）体现在它将现代生态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以生态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等，作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思想导引和分析工具。简要地说，生态史学是运用生态学理论方法来处理史料、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既包括自然现象和自然运动，也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史学。它的基本学术指向是采用广泛联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的生态系统思想，陈述和剖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经验事实，并就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的观察视野不局限于社会和人事，而是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人类社会活动发生过种种联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现象；但生态史学又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实上只着眼于自然界（特别是地球生物圈）中与人类活动发生过关联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生态史学的学科特点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的中间界面开展学术探讨，对于这个中间界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天人之际”一词加以概括。[2]在生态史学者看来，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乃是一个彼此影响、互动作用、协同演变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彼此施加于对方的历史作用，人们对这种彼此作用的认识和反应，以及这些认识和反应的道德、价值、符号、组织、制度和各种行为体现，都是生态史研究者理应探讨的内容。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和变迁过程，固然是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考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作用下的社会文化运动亦应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和过程，则是这一新兴学科的最高追求[3]。
很显然，生态史学虽然看起来应当集中考察历史“自然”问题（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错觉，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结果），事实上却坚决反对将社会和文化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不过，生态史学者之关注社会和文化，与一般历史学者关注社会和文化相比，在视角上有较大区别——生态史学强调人类的生物属性，以及社会现象与环境因素的历史关联，文化则被视为人类这种特殊生物同周遭环境（在这里，“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体系。也许可以不甚恰当地说，生态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人类还原为一种动物——同其它动物一样需要空气、食物、水和各种其它资源，人类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维持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等，同样深受特定生态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不同的是，人类具有创造、学习和传承文化的能力，在应对环境的过程中，构建了复杂的工具、技术、组织、规范、价值观念和意义象征体系，而一般动物只是浑浑噩噩的寄居者；人类依靠其所创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动物只是凭着本能而已。
在生态史学看来：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种种生态因素的影响，如将生态环境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就难以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体（而非抽象）、实证（而非玄学化）地考察生态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理应成为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一般历史学相比，生态史学不但有其特定的观察视野和理论方法，而且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它特别强调：无论文明怎样发达、社会如何进步，人类始终都是动物界中的一员，人类的历史始终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统流转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种因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一样，人类社会和文化亦因所处环境的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历史变异和差别，不但需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寻找答案，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求索根源。生态史学将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社会文化如何受到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在这些影响之下不断发展演变？
另一方面，与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虽然重视考察各种历史自然现象，但时空界域圈定在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而在这一时空界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和表现。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活动在生态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生态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标，就是要弄清生态环境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人类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事实上想要搞清楚：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发生改变的？这些改变又如何对社会产生反馈作用，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要之，在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中，环境是有人类的环境，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促发和推动因素；社会是一定生态条件下的社会，许多生态因素都是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参与要素——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文化系统是地球生态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我们既可侧重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环境变迁，亦可侧重考察环境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两个侧重构成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学术指向，但两者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史学。
根据以上想法，我们对自己所设想的中国生态史学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几点归纳：
一、生态史学作为一种新史学，并非刻意抛弃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是要在历史观察中引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强化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历史探讨；
二、生态史学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被视为地球大生态系统演变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不是简单地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虽然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对生态环境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和某种程度的“重建”，但人类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关键的位置。因此，生态史学的历史观既非“文化决定论”，亦非“环境决定论”，而是“人类——环境互动论”；
三、生态史学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中间界面寻找和选择论题，它的基本内容（根据侧重点不同）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面貌及其在人为作用下所发生的种种变迁；二是在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及其诸要素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4]；
四、生态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系统地描绘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和协同变迁的历史图式。
显而易见，生态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和环境因素，并且也不是两者的简单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众多现象和因素之间的有机、互动的历史关系与过程。
毫无疑问，开展生态史学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备复杂、综合和广泛联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最好兼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训练，并且需要具备超越于两个学科领域之上的进行综合、整体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学科划分和教学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国学者在知识结构和思维训练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越来越热门，已经触及了非常广泛的问题，但就所见的成果来看，多数论著的学术水平并不很高，总体上说，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5]。我们注意到：一般历史学者的相关论著中时或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而由具备不同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结和贯通，未能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历史认识。要想很好地开展这一研究，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贮备、系统的理论方法训练，而且要求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密切交流、通力协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设想。
[2] 之所以特别指出“借用”，是因为笔者并不认为“天人之际”的历史含义并非今天所说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一些学者将“天”理解为“自然”，将“天人之际”、“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是很不恰当的。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简约的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只好暂且借用。
[3]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6]一文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显然，在景先生看来，环境史所关注的“环境”并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发生了关系的自然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虽然他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观察的重点仍在于“环境”，而笔者所主张的生态史学是从生态学立场出发的，更强调人类与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仅为了理解环境的历史，同时更是为了理解人类和社会的历史。
[4]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环境史研究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关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即人类概述周围的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史[7]（pp.10~11）。尽管他们都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但基本学术指向仍是理解“环境”，仍不能包容我们所设想的生态史学。
[5] 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论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刘翠溶主编论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导论》之外，设立了《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解》、《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环境的形象-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台湾和日本》等栏目，一些论文视角之新颖、论说之深入十分值得赞叹。 三、中国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如上所言，我们所主张的生态史学，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视为统一的整体，致力于探索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历史问题。这就决定了它既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只重视历史上的社会和人事，曾被严重忽视的自然历史变动将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关研究那样只对自然层面的问题情有独钟，众多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样需要认真加以考察，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诸多重要问题，仍将成为生态史学的重要论题，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变换了论说的角度。换句话说，生态史学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自然历史现象和问题，也包括社会现象和问题，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是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
与多数成熟的史学分支相比，生态史学具有显著的“边缘学科”性质。然而，在这里，“边缘”意指它的思想空间是在多个多科领域的联结和交汇部分，而不是说它应该被定位在历史学科的边缘位置——尽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尴尬地被视为一种边角的学问。事实上，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学术究竟属于“主流”还是“边缘”，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决于相关成果的积累，更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学术兴奋点——而学术的兴奋点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密切关联。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的改变，曾经的主流学术可能被边缘化，边缘学术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为显学。笔者大胆预测：生态环境史研究将逐渐登上中国史学的大堂正殿[1]。
当然，这仍需生态环境史学者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展更扎实系统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努力改变研究理路，具体来说，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历史，从生态史学的立场出发切入主流史学所长期关注的那些相关历史命题，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学、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靠拢。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学术地位的“技巧”，同时也是推进社会历史认识的需要——观察社会历史运动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即是生态史学的“应有之义”，只是路径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顾过去一个时期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我们不难注意到：不论从学术动机还是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两者之间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来，情况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两种分途发展的学术研究逐渐出现了互相交融、彼此会通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努力推进的学术走向，向来重人事、轻自然和将自然与社会相分离的史学传统，将可能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说，互相沟通和彼此联结乃是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而产生的共同学术诉求。
试细言之。
按照先前的观念，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目标是认识自然环境、而非社会文化的历史。如前所述，中国学者早先的相关研究，正集中于历史上的气候、森林、野生动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变迁和农业生态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学背景，如气象学、地理学、农（牧、林）学、文水（水利）学等等[2]。欧美早期的生态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虽然早期的研究已多与环保、边疆和拓殖的历史相联系，但重点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这一领域的权威杂志——《环境史》是由美国环境史学会与森林史学会合办的。但是，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学者日益意识到：生态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至少自农业时代以来，生态环境的诸多变迁与种种人为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视人类活动的影响，就无法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正因为如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生态环境的历史著述愈来愈重视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美国“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史与社会史合流成为一种趋势，性别、种族都被纳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4]欧洲的环境史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扩展，从欧洲环境史学会网所刊1976-2004年间的相关论著目录看，虽然近年的论著从数量上说仍以讨论气候、水源、森林、景观、污染、灾害疾病等问题者居多，但经济、社会和文化与环境的历史关系愈来愈受到重视[5]。在我国，关于近一万年来（农业起源以来）生态环境变迁是否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所致，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态破坏的社会原因日益受到重点关注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谭其骧、史念海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其实已经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开创性研究[6]。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群体（即社会）发展的既往经历，理所当然应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为鹄的。然而，单纯从社会来解释社会、或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背景”，显然无法对众多社会历史现象做出圆融的解释[7]。从年鉴学派开始，法国的社会史家逐渐不再只是在理论上承认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而是将生态环境视为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其影响的具体机制，成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视角，并对欧美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最近若干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者特别是地域社会史、灾害疾病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者，也开始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因素纳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围[8]；在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学术趋向。
虽然国内迄今仍无人对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专门系统的探讨，但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发生关联，互相对话、借取和观照，走向汇流融通，却是一种必然的学术发展走向和趋势。这既是两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径，更是生态史学研究应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学的立场，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态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究竟有何意义？最容易得到认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这样的回答自然并没有错，但从生态史学的立场来看，则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颇的。这是因为，在生态史学观念中，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动参与因素。对生态史研究进行合理的学术定位并与社会史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可能为深化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更多贡献，而不仅仅是为演绎社会历史戏剧铺设一个“自然的布景”。
笔者曾经指出：生态史与社会史研究互相渗透和结合，可能导致新的学科交叉，根据侧重点不同，形成两个学术分支：一是生态社会史，二是社会生态史[8]。前者的目标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但与某些生态史研究相比，它特别强调并具体论证生态变迁过程中人类活动和社会（及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后者则试图采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强调自然环境因素的能动作用和影响，以期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目的在于理解社会的历史运动。简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类活动作用下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后者则是研究生态环境参与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想法，且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不恰当地浓缩为一个童话式的简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丛林，林中有一个小村，村里居住着几户人家。村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和生息……。”生态社会史家主要讲述这片丛林的故事，谈论这片丛林曾经有多大，生长过哪些树木，栖息过哪些动物？进一步，会谈论这片丛林逐步缩小、或至消失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原因，如由于村庄的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开垦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树木因此不断遭到砍伐，丛林面积逐渐缩小，原先栖息在这片丛林中的许多动物，也因无处藏匿和觅食逐渐逃逸、终至绝迹……等等；社会生态史家则主要讲述这个村庄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这几户人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历史，谈论诸如村落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婚姻风俗、文化娱乐、生老病死……等等问题。如果想把故事说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进一步谈论丛林和丛林中其它物种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村民的谋生方式、利益分配、权力结构、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娱乐活动，乃至信息交流、观念情感等各个方面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和影响。很显然，由于历史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可能分别做出不同的历史叙述。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丛林与村庄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互为变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变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的能动因素。
侧重“自然”一面的生态社会史研究，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至少从农业时代以来就是生态变迁的主因之一。因此，有关研究虽然着眼于生态环境变迁，但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对生态变迁的讨论不是从生态环境到生态环境，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意识形态等等社会性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视为参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演变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视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历史变量。沿着这种思路所展开的生态史研究，实际上差不多是考察人类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
社会生态史研究，则将人类社会视为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它一方面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具有极为特殊的智能，即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认由于这种能力，人类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同时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进步、生业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的变迁，乃至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或者间接地跟从于这些调整；经济类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风貌等等许多方面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同样导致上述方面发生种种改变。正由于人类社会在地球生态大系统中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认识的可能性。
社会生态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历史上形形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流转不息的生命运动。但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它更侧重探讨社会现象的生物性质和自然基础，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被理解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态”影响下产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社会的单元或聚落，同时还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可以采用生态学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会生态史学者承认文化因素的生衍变异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却不认为它们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闭、自限和自我决定的过程，而是与生态环境及其众多因素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
这样一来，生态史学研究就有了两个侧重点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研究。如果选取前者，即使在具体实践中十分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作用，也仍然属于社会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它的学术目标是系统地描绘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历史图像，当然客观上也可为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故事增添一个“布景”和“底图”；如果选取后一种理路，则不仅是生态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视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的思想框架。这种新的思想框架，将社会及其所处的环境视作一个有机、统一和整体的生命系统纳入考察范围，不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将各种生态因素视为重要的参与变量，从而呈显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文化）——生态史观”。一旦采用了这种新的框架，史家对“丛林中的村落社会”的观察，既可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对一些老问题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在叙述故事时简单地添加一些在过去看来无关紧要的内容。生态史家有信心为社会历史观察提供新的视角、问题意识、解释途径乃至新的历史观念，并对推进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生态史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历史可能会提出哪些新的论题，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会提出并讨论许多从前不曾思考的历史问题；以往曾经探讨的不少论题，包括一些长期争辩的重大问题，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释。事实上，已经有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关于历史上中国南北文明进程的差异、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经济重心的转移、水利与专制政体的关系[9]等等，已陆续出现了一些结合生态环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论。还有不少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何以历史上汉文化不断成功地向南扩张却难以向长城以北推进？……等等，亦都可从人类——环境的互动关系和过程中重新求索。微观层面上的许多历史问题，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当我们全面考察某个地域社会的历史时，决不能置当地的山川形势、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别是经济动、植物）构成乃至矿产资源于不顾，因为当地社会在生产模式、饮食结构、服饰式样、居处方式、交通设施、疾病、灾害以及娱乐、信仰、知识等众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地方特色，都毫无疑问是根植于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举例来说，一个地方的水资源环境，必然要影响当地的生产结构和生活习惯，迫使人们围绕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心态，形成某些特殊巫术、禁忌和神灵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态环境因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许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历史现象都将无法得到合理圆融的解释。
当然，笔者也曾指出：采用社会生态史的框架来认识社会，只是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特殊途径，不能期望所有问题都能由此得到圆满的回答。这是因为，社会生态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会史研究，有些社会历史问题并不在它的观察范围；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态学毕竟导源于生物学，而人类不仅具有生物属性，同时还具有文化属性（特别强调一点：文化具有自我演绎性），拥有复杂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类毕竟不同于其它动物，人类社会系统与其它生命系统的差距很大，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与运行机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它任何生命系统，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披拣、选择和改造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8]。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参考文献：
[1]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J].北京: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12号第1期)，1936.
[3]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J].北京:中国考古学报(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三第4册)，1949.
[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北京: 考古学报，1972，(1).
[5]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北京:历史研究，2002，(3).
[6]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J].开封:史学月刊，2004，(3).
[7]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会史研究通讯（内部交流刊），2000，(3).
[1] 这一点可由《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权威学术期刊频繁刊载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可以看出。
[2] 关于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别作了较系统的回顾；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可参阅。
[3]关于西方环境史学的发展，曾华壁《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湾《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收入氏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别有所介绍，可参阅。
[4]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中华文史网”2004年9月22日刊发）。对于这一转变，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载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兹据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专门的论述。
[5] 由于笔者不懂英语以外的其它西方语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据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网“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读者若欲了解详细，请登录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为经典之作。
[7]尽管中国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对人事具有重要历史影响（例如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视为史家的基本任务，至少隐含了关注自然环境影响社会人事的思想倾向），近代以来中外史学家都曾就“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展开过热烈讨论，但自然环境（中国古人多称“风土”）在传统史学中曾长期被视为一种恒久不变的客观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究天人之际”并未真正付诸实证性的学术实践。
关键词 新课改 高中历史 理念与方法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加快了改革的步伐。高中历史学科伴随着新课改也掀起了新一轮的变革。历史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接受新的理念，并付之于教育教学之中，并昭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主要实施者的教师在理念与方法应该进行更新。
一、改变传统观念，树立新课程理念
"学生的发展是课程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教师要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要必须改变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要以学生为本，改革授课的方式、方法，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广泛借助现代技术，改进教学方式。教学内不再单纯依靠教师的言传身教，教师提高科技含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推进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不再单纯地让学生记忆并储存历史结论，而是结论与形成结论的过程并重。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这一节，新教材有意识地留下了对的评价不写，却通过课后"结合史实，谈谈你对的评价"的练习题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通过教学过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来得出历史的结论，从而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历史教师必须借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在过程教学中培养学生思考历史、诘问历史、评判历史的方法和能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强调师生互动，化被动为主动。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象，以改革历史课堂教学为突破口，营造一个实事求是、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氛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意见、看法、观点不随便斥责或施加压力，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为学生的禀赋可潜在自由、充分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尽可能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将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学生发展自己、学会学习的过程。新教材增加的阅读课和活动课，就是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历史教师可以在组织指导这两种新课型的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当然还可根据新大纲要求开展好其他类型的研究性学习，比如课堂讨论、辩论，收集历史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开展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编演小历史剧，制作历史题材的音像作品或计算机课件等。
二、把握关键，强化学生历史学习情结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把历史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而必修课只有高一年级开设，这实际上使大多数高中生接受历史知识学习的时间就只有宝贵的一年，所以高一年级的历史课学习就显得颇为重要了。重视高一历史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也是势所必然，历史教师虽难上加难，但却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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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统计表明，学生因主课学业繁重紧张，把学习历史当作类似看小说看电视等缓释紧张情绪的功能，目前高中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层次还较低，大部分停留在刺激性的历史情节中(这可能受初中历史教学内容的影响)，也就是停留在直接兴趣这一层次上。我们知道，直接兴趣是不稳定的，常会因各种因素而减退，比如知识简单易懂、概念重复讲述、结论不易理解、内容难记难背等，再加上其他学科学习压力，一旦学生感到乏味，或感到困难时，直接兴趣就会衰减、消失。改善之法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教师要优化课堂教学，创设良好环境，构建科学教学模式，让学生"愿"学。其次是提高历史学科的课程实用价值，让学生"乐"学。我们至少应该向学生显示历史学科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的作用，比如可以改革历史考试方法，用写作历史小论文的形式，调动学生运用历史思想、寻找历史依据的积极性；也可以增加课堂教学内容，联系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对世界形势发展加以认识；还可以在校内多办一些历史学科的课外活动，如开设历史讲座、展示学生的历史小文章、搞一些历史性的纪念活动，等等。总之，校园要强化历史学科的气氛，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让他们觉得至少在学校里，学好历史课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