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5-23 11:18:4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西文化比较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学习的重要意义
摘要：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正确理解各种文化的本质和核心，从而理性看待中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进行文化传承和创新。
关键词：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张寒梅：四川大竹人，女(1969.11-)，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相关问题、东西方文化比较等。
关键词：探险家；传教士；汉学家；西方；文化交流
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4]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智玲.[M].2007（6）
论文关键词：英汉翻译,文化因素,中西文化异同
1.引言
提高英汉翻译的水平涉及很多因素，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语言的交流，文化差异对翻译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我们能正确处理其中涉及到的这些文化因素，对准确、标准地翻译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2.文化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科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成果，集中反映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1]（王鸽平，2001：15）从狭义上讲，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涵盖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
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的工具，由于地域、职业、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的不同，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不同国家习俗各异，各自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因而表现在语言上也有差异。[2]（冯庆华，2002：122）例如，在翻译汉语中的“四面楚歌”、“项庄舞剑”、“指鹿为马”、“鸿门宴”等成语和习语时，若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译出的文章就会令西方人士莫名其妙，不能确切理解。同样，在翻译以下习语："tocarrycoalstoNewCastle"(运煤到纽卡索，指多此一举，不必要的事)，"theTrojanhorse"(特洛伊木马，比喻暗藏敌人或危险)，"towerofirony"(象牙塔，比喻世外桃源)[3](张培基等，1991：P161-163)时，如不能熟悉这些习语中具有的浓厚民族、地方色彩的文化知识，很难找到让读者准确理解的汉语表达方式。
中西文化有其共同点。同时，中西文化因其产生的条件的不同，又必然存在差异。可见，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翻译者，除精通相应的语言形式外，还要扎实地学习该语言对应的文化知识。
3.中西文化的共同性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3.1人类生活经历的共同性决定了两种语言不仅在表达形式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说法，而且它们在意义和修辞上也有相似之处。
例如在下列英汉翻译中，就利用英汉语言的这种相似性直截了当地套用两种语言对应的同义习语，即采用翻译中的直译法。例如："topraisetotheskies"(捧上天去)，"tofishintroubledwaters"(浑水摸鱼)，"toaddfueltothefire"(火上浇油)等，还有一些大体相同的形象比喻，如"tolaughoffone'shead"(笑掉牙齿)，"toshedcrocodiletears"(猫哭老鼠)，"tospendmoneylikewater"(挥金如土)，"atsixesandsevens"(七颠八倒)[2](P162)等等。然而中西文化的相似只是相对的、个别的，而歧义则是绝对的、普遍的。汉英两种语言反映各自的民族或地方特色，在某些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在互译时，应充分考虑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不宜生搬硬套对应语言中具有鲜明民族或地方色彩的表达方式去强译。例如，"Twoheadsarebetterthanone"，虽和汉语习语“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有相同意义，但在翻译时不可简单地套用后者。因为诸葛亮是我国的一个历史人物，与原作上下文会形成矛盾。如果把它译为“一人不及两人智”，就比较合适，意思既接近，又可避免因历史文化因素引起的矛盾[3](张培基等，1991：P167)。
3.2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交流和传播导致两种语言中各自出现大量的外来词。
这些外来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改造了引进国的语言。在以形意为词汇主干的汉语中，虽不排斥音译的办法，但尽可能地倾向于意译的做法，而英语对待外来词则以音译为主。例如英语词汇中的"Kang(炕)"，"litch(荔枝)"，"jiaozi(饺子)"等。在英汉翻译中有的干脆是原文照搬，如“VCD，DVD，DNA，CT，SARS”等，这种直译法一开始令读者感到陌生，但一旦熟悉并掌握后，就等于把原词汇中的信息以近乎保持本来面目的方式贡献给另外一种语言，丰富了它的词汇，也推进了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它对语言、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全球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潘绍中，2004：P9)。
4.中西文化的相异性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中西方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中西两种语言在诸多方面的不同，既对语言学习造成一定障碍，也对英汉翻译产生很大的影响。
4.1生活方式的差异对英汉互译的影响
由于英语国家的地理位置特征，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现实生活中，英语民族的生活多和海洋打交道，因而英语中有大量有关航海的词语；而在以大陆为主的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形式，因而对中国人来讲，理解这些表达方式就较为困难。例如："ableseaman"(一级水平)，"belefthighanddry"(陷于困境)，"givesb.orsth.awideberth"(远远地躲开)等[4](P194-195)。
可见这些谚语多和航海有关，代表岛屿文化；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以陆地为主，“树”、“蝼蚁之穴”、“路”、“前车之覆”等都体现着陆地文化[5](王振亚，2000：p138)。
反之，汉语有许多关于江湖、山川、四季、农耕等方面的习语，在英语中也难找到现成的对应表达形式，译为英语时一般用意译的办法。例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英语中虽有"Asyousow,soyoumustreap"的说法，但不如汉语具体形象。又如，青黄不接的季节(Whencropwaseatenandthenextstillgreen)，无孔不入(totakeadvantageofeveryweakness)，眉飞色舞(tobeamwithjoy)，运涛好久不来信了，一家子盼星星盼月亮(tillhiswholefamilyworriedoverhimdayandnight)。[6](吕瑞昌等，1985：P139)
由于中国长期的农耕生活的影响，汉语中产生了大量与“食”有关的表达形式，而这些在英语中比较罕见，必须按实际含义和上下文去翻译。许多源自饮食的比喻，英语中没有对应形式，只有意译。例如，他抢了我的饭碗(He'stakenthebreadoutofmymouth或He'stakenmyjobfromme)，吃醋(bejealous)。[4](潘绍中，2004：P10)
4.2中西民族情感心理、认知方式的差异对语言翻译的影响
由于中西方在风俗习惯、礼仪、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导致许多词语在中西两种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缺乏对这些词语表达的文化含义的理解，会造成交际和翻译中的失误。英语民族的思维是个体的、独特的，而中国人注重整体、综合、概括思维。表现在语言上，英语偏好用词具体细腻，而汉语用词概括模糊。例如“说”一词，英语有“say，speak，tell”等，这些词使语言简洁准确，又富于变化，形象生动。而汉语往往趋向于泛指，在“说”前加副词修饰语，如，语无伦次地说，低声地说，嘟嘟囔囔地说[5](王振亚，2000：P217)。
中国文化习惯从整体上、直观上看问题，强调社团和集体的价值；英美文化习惯于逻辑分析，强调个人为中心，因而导致语言表达上的种种差异。例如，在姓名、时间、地址的表达方式上，中英两种语言的行文方式明显地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文化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而西方文化则正好相反。
4.3中西文化中价值观的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价值观指人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人情等为人处世准则的观念。一般认为是特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核心，表现在两种语言中，会对语言理解和翻译造成很多障碍，足以引起翻译工作者的重视。
中国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主，其种族亲属和社会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楚和严格，不容丝毫的含混和马虎；而对崇尚新教、个体文化价值的英语民族来说，这种亲属关系就笼统宽松得多。表现在两种语言中，英语一般只用uncle和aunt表示对非直系长一辈的称呼，对小一辈只用nephew和niece，而对同辈不分长幼用brother和sister，甚至不分男女概称cousin，这在汉语中是不容许的，因为汉语中对此类关系分得十分详细。所以在英译汉中，要找准汉语对应的词语，必须先弄清辈分和亲属、社会关系。而在汉译英中，这些复杂的亲属关系词语就要适当简化。
英语民族崇尚个人主义，个人至上主义价值观是西方文化的特点。体现在语言中，例如：AnEnglishman'shouseishiscastle(英国人的家是他们的城堡)，意味着没有理由不可以去无故打扰别人或没有预约不可以贸然拜访某人；Evenreckoningmakelongfriends(明算账，友谊长)；Tellmoneyafteryourownfather(亲父子明算账)[5](王振亚，2000：P128)等，这些都表明西方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中国文化中以谦虚为美德，所以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如"YouspeakexcellentEnglish"，中国人常说"no,no"；而西方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积极地回答“Thankyou!”。
中西方文化中由于长期不同的宗教信仰，决定了两种语言中许多表达方式的差异。英美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传统，而中国人长期信仰佛教、儒家学说。因而在翻译时要顾及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特别是有关宗教意义的词语。例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illsofGodgrindslowbutsure(天网恢恢，疏而不漏)，Godhelp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之)[3](张培基等，1991：P188)等。
5.结语
应该说，在从事英汉翻译时，我们必须要重视语言与文化的密切联系，掌握中西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正确处理翻译中所涉及到的文化因素，从而更标准、更准确地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王鸽平.关于《中国文化概况》中名词的翻译问题[A].语言文学与文化 [C].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
2 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3 张培基等.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1.
4 潘绍中.谈谈汉英对译中的文化因素[J]. 中国翻译,2004 (3).
论文关键词：文化差异英语教学跨文化意识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世界日趋全球化。人类正面临一个全新的国际生活，人们之间的交往，无论是商务贸易，还是社会活动，甚至私人交际的机会都比以前多起来，而语言架起了人们沟通的桥梁。随着历史的沉积，社会的发展变迁，中西方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习俗。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生要真正掌握英语交际能力，必须要对英语语言文化有所了解。如果学生在使用英语时只注重形式，忽视文化差异，就会导致语言使用不当，甚至造成误解。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英语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在使用英语时对文化差异的感悟能力，增强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的跨文化意识。
1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会感受到中西文化差异给学习和使用英语带来的影响。这些差异往往存在于民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性格特征等，例如下几点。
1．1民俗差异．
在中国，由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人们非常重视亲属关系，重视辈分的长幼，对老人的称呼不能直呼其名，每一个亲属都有一个称呼。而在英语中，兄弟、姐妹、表(堂)兄弟、表(堂)姐妹等称呼简单的归为brother，sister，cousin。
1．2打招呼的方式
在我国熟人相见打招呼的方式很多，像最常见的“吃了吗?”、“到哪去?”实际上我们对就针对句子的回答不感兴趣，仅仅是寒暄的一种方式。而对西方人来说，见面就问这样的话，他们会感到很奇怪，要么他们感到这些句子涉及到个人的隐私而反感，要么他们会给与答复。他们打招呼的方式更常用谈论天气。如：“Niceday，jsn’tit?”、“Yes，marvelous．”不用表露自己的感情，也不谈论自己的私事，选择天气这个中性的话题的确是个很好的选择。
1．3谦虚的表达方式
中国人以谦虚为美德，对长辈和上司惟恐不尊，更不愿意过分表现自己，他们在接受赞扬时会推辞甚至自贬，而西方人会接受。如：在中国，有人表扬你，“你的英语说的真好。”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不好、不好”或“很一般”。在说英语的国家，对“YourEnglishisperfect!”的回答却是“ThankYou．”，如果你的回答是“Oh，no，myEnglishispoor．”会让对方莫名其妙。
1．4接受礼物
中国人在接受礼物时往往推辞一番，而且不能当客人的面打开，以免显得不礼貌。西方主人收到礼物时会当客人的面打开并称赞一番。表示对客人的感谢。常会说“Oh，hownice，thankyou．”、“Oh，Ilikeit，thankyou．”等。
2在英语教学中如何消除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要消除文化差异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就要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在学习和使用英语的过程中，学生能清楚意识到文化的差异，英语这种语言工具才能使用得当，更好的发挥传递信息的作用。
2．1依托教材，在语言教学中渗透中西方历史及社会发展史，注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通过对本民族和其他国家历史的了解和学习，学生更能理解和尊重他国的文化现象，减少对其一些文化现象的误解和偏见。如：高职高专《英语》第三册(WesternHolidays}这一课讲述了圣诞节的起源和庆贺方式。文章涉及到《圣经故事和与圣诞节有关的风俗习惯，如：基督教徒、圣诞礼物、感恩节等。学生在学这一课时如果对西方文化了解少的话，会觉得文章苦涩难懂。如果对圣经的故事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Jesus，Chirst，Chirsmas，Thanksgivingday的历史渊源，会体会西方人在这一天(fullofjoyandgaiety，loveandlaughter，hospitalityandgoodwild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同时学生在学习中把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与之比较，会发现他们的起源和庆贺方式的异同。在了解和比较的过程中，学生掌握了与之相关的词汇和语言使用环境，最终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
2．2鼓励学生大量的课外阅读
成熟全面的了解文化背景对语言学习有促进作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大量的阅读。除了在阅读技巧方面给学生指点外，还要合理选材，挑选优秀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剧本还是社会学，语言学方面的书都很好。很多文学作品不仅生动的刻画出社会各个，各个阶层的人民的生活，而且语言生动丰富，通过阅读学生对文化的了解更全面，深刻，学生不仅能了解风土人情的差异，还能了解另一个民族的甚至价值观上的差异。而且学生在了解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学到了语言知识。在以后使用英语中更能准确的选择语言形式。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语言风趣幽默，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创造的，直到现在还在传说，引用。而有些作品中常出现用颜色来形象的表达每一种含义。如：inthered(负债)，whitelie(善意的谎言)，blue-eyedboy(特别得宠之人)，green-eyed(嫉妒)等。这些短语在文章中不难猜出他们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级价值观念的变化，很多语言不断派生出来，他们首先出现在报刊，电视广播里，有的还会成为流行语，如：ontheball(勤奋)，walkonair(非常高兴)，costanarmandleg(t~常昂贵)等，他们的字面含义和真正的含义相差甚远，但是在语言环境中就不难理解。
2．3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习惯
我们在教学中发现许多学生说出或写出中国式的英语，这是因为学生总是用母语思维，然后译成英语，母语的干扰造成了语言的误差。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习惯首先要让学生熟练掌握语法结构和句型，加强词汇学习，否则学生张口或提笔时过多的考虑语法结构和词汇的准确与否，从而阻碍了连贯思维，甚至会减少学英语的兴趣。其次是利用图片、照片、画册来介绍国外的艺术、文化、风俗习惯。充分利用电教手段，组织学生观看英语教学片和电影等。学生遇到听不懂的词，通过画面的提示会猜出他们的含义。在看过电影和录像之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讨论和交换意见看法。在情景交融的环境中，学生的思维也会跟着情节走，被动的思维变成主动的思维。另外在课余还可组织学生排练英语小话剧或举办英语晚会，让学生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体会中西文化的差异。还可让学生做翻译练习，在词汇的选择过程中学生会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别，长期有意识的训练会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2．4在教学过程中。多涉及词的文化内涵
唐君毅的思想深受黑格尔影响，因而对中国人文思想发掘得似乎不够通透，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唯心论色彩。他认为，一方面，现实环境是精神实现价值的场所，现实环境能够规定心灵创发活动的形态，甚至可以成为人文活动的桎梏或束缚；另一方面，心灵自我能够超越自我以外的现实环境。他说：“至于所谓吾人之文化活动，随吾人所在之现实环境而异，唯是吾人之精神受现实环境之规定，而表现为不同之文化活动。……吾人之主张是：一切谓现实环境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皆实只是规定而非决定。而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唯是吾人之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自身。此依佛教之名词说，即凡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以外者，对精神与文化活动之自身，皆为一外缘，而非真因。”[3]7无论是心灵的自我超越还是现实环境的外缘作用，心灵与现实环境的二元关系终归难以调和，立足于心灵的文化活动，难以逃脱唯心论的指责。同时，以环境与心灵的二元结构阐述心灵自我也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特点。张祥浩批评唐君毅的唯心论倾向说：“因为主观唯心论直截了当地把物质身体或客观现实存在，看成是心的作用或心的派生物，而他则把客观的现实环境看成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外缘或第二因，把身体看成是托显精神的消极存在，这是有区别的。但在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2]178-179这依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只不过是西方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这种视角同样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中“心”之作用。心物关系如加以分割对立，立足于一方就会遮蔽另一方。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富有哲理性的现代转型，儒家思想在富有哲学素养的唐君毅手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重视人、重视人文之化感通变是儒家思想最具现代意义的内容，唐君毅以此为契机论述人文关系，无疑找对了论述人文关系的“中心观念”。唐君毅总结人文关系说：“一切学问亦皆人之为人之学之一章。此之谓一切学问之摄末归本。”[5]87将学问各科理解为“为人”之学，并以成就人作为学问之“本”，唐君毅摄末归本的人文思路有力地冲击了科技理性的西方思维，为人文学的研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人文序列：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群科排序
人文序列是人文学者对人文群科的排序与定位。唐君毅非常重视人文群科之间的序列问题，一方面，他从人的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群科之次第，另一方面，他论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际，这两方面的排序思路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在于“顺”着西方讲，而在于以传统思想为资源“逆”着西方讲，体现出唐君毅既接受西学又试图超越西学的中西学会通特点。唐君毅从人之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学术的序列。唐君毅认为人文学术即是为人之学术，他说：“一切学术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讨论任何种之学术思想，都是讨论一种人文中之思想。”[6]1从人的角度论述人文学术，学术既是“人为”的学术，也是“为人”的学术，学术是人在世界中的缘构，也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如果人缺乏道德精神，学术建构亦不可能。唐君毅说：“故人之道德精神，如果建立不起，缘之而使当然理想、客观价值意识、历史精神，皆不能向上提挈，而向下降落崩坏，则无一人生之活动或社会文化之建设，能真实成就。”[5]70唐君毅批评了西方重视抽象概念的学术传统，他认为西方学术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西方学术重学（真理）重术（技术）而忽视了学术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唐君毅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学术与人存在在世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为依据重订了各种人文学术之高下次序：“一、为人之学，二、历史，三、文学艺术之学，四、哲学，五、社会科学，六、自然科学，七、形数之学与逻辑”[5]72。唐君毅认为，人成为人是人成就一切事之本，一切人皆须为人，一切学问皆是成人之学问，因此，为人之学居人文学术之首位。人为本，学为末，为人之学摄末归本；人为道，学为器，为人之学道器合一；人为体，学为用，为人之学体用不二。唐君毅的人文序列凸显了学问世界与人的亲缘关系，批判了西方人文序列将人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从而将人文学术重新奠基在“人”的大地上。
唐君毅还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术的序列做了新的阐发。唐君毅论述三大学科群的出发点依然以人为中心，他认为三大学科群的分际是人看事物的不同观点和态度。在这三种态度与观点中，人文学术能够自觉回顾和反省自己的反应、感通、行为，并能摄入人所面对的自然社会之事物，因此，人文学术是人之心灵与精神的学术，是人对自己行为之表现的学术，她与人之关系最为密切，应当居于人文序列之首位。反之，自然科学将对象作为离开或外在于人之主观行为与精神来认识，是一抽象的普遍者，因此，自然科学只是人看事物的一种态度或观点，并不能取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而独居首位。三大学科群中，自然科学的地位还在社会科学之下。通过对三大学科群的重新定位，唐君毅提出在人文学术中重建人的主体意识的构想。唐君毅认为，此时代的学术思想过分崇拜抽象普遍者，忽略了人生之具体存在。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学术恢复了人在学科群中地位，重新提出了学术对人心人情的感通要求，彰显了学术活动所蕴含的人之价值。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序列具有融通性和开放性，这体现在唐君毅对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和反人文思想的认识上。唐君毅认为：“人文思想之发展，一方由人对于人文本身，逐渐加深加广的思想，同时亦即由人文思想与非人文、超人文、反人文等思想，互相发生关系，而相依相涵或相反相成以发展。在此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见非人文的思想之扩大人文思想的领域，超人文的思想之提升人文的思想，次人文的思想之融会于人文的思想，即人文的思想之不断以新形态出现，以反反人文之思想。此相续不断的人文思想发展历程中，便显出一种人类之精神的向往。此种精神，我们称之为人文精神。”[6]3可见，唐君毅认为人文精神是通过反反人文思想而不断前进，这是黑格尔式的进化论。我们认为，人文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之一，人文能够澄澈、净化非人文思想，但不能取代非人文、反人文思想，人文与反人文思想之关系走在相互涵摄的路上，而不一定是进化论式的“前进”。栾栋曾对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群的关系做了论述：“从本质上来讲，人文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而不是唯一动力，人文有赖于自然力、科技力量的协调作用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反之亦然，自然力和科学力量也只有在人文力量的导引下才不至于走入歧途。与之相对应，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等于忽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学科群的通力合作和相互涵摄是文教与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7]33以涵摄化感论人文学科，突出了学科群之间的根脉勾连，强化了学科群之间的内在互化，有利于促进三大学科群之间的良性循环。唐君毅对人文群科的重新排序凸显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原属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儒家传统思想受到了西学的冲击，曾经被视为应该打倒的对象。唐君毅以西学反观中学，力图从中学中挖掘出西方传统曾经关注过的“问题”，并立足中学彰显出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文化的“视域”，这种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工作思路开发出了儒家思想的现代特征。
二、人文平视：会通中西学的方略
以道德理性开发儒家思想和以儒家“立人极”重新排序人文群科体现了唐君毅人文平视的中西学会通方略。唐君毅认为，当前世界各种文化正处于冲突融合之中，人类文化发展到了现在，应当是把整个人类文化当作一体看的时候了。平视是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中西文化各有特色，而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从而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人文平视是唐君毅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通而提出来的文化交流举措。当今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错综复杂，人类文化正在走向“由分到合”的之路。据此，唐君毅深入剖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对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提出了“平视”的设想。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有四目：一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二为充量客观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动之精神；三为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之精神；四为学术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发展之精神。[5]71此四目特殊精神重在文化之超越性，其“光辉乃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因此西方文化精神贵在学问的超越性与抽象性。唐君毅说：“照由西方传来而流行于现代中国之一学问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高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这种文化传统贯注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臻于近代而成型，唐君毅在分析形成西方文化精神的外缘条件后，对近代西方文化作了总结评述：“近代西方文化，由无数民族之战争与商业关系而生之文化接触以形成，故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与尊重个体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解之理性活动之精神也。”[6]6这些精神内涵正是中国文化所缺失的。中国文化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反本复始型文化，反本复始与向上向前向外“不能不谓之两种精神”。至此，唐君毅概括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根本性差异，这两种文化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而为文化之间的平视奠定了基础。
平视即平等互观，承认异“我”之他种文化存在的价值及其对“我”之反观意义。唐君毅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健康的心态，一为自上视下，二为自下视上，此两种心态皆有所蔽。他说：“在过去的中国，直到清末，曾以自上而下的卑视的眼光，看近邻夷狄，与近代洋夷之文化。在中古时期，回教与蒙古民族之铁蹄，皆曾横扫欧亚。而近代的西方人，则又凭藉其武力经济力，科学技术，以征服世界为殖民地。现代不少西方学者，以西方文化系统以外之文化，皆属于落后之一阶段。而近百年来的中国人，亦在吃了军事上经济上的败仗之后，乃改而以自下而上的高攀的态度，去接受西方文化。并自视为落后地区，落后文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上视下者不见，自下视上者不明”[8]369。平视是对这两种心态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对待异类文化的平等平和心态。文化是族群社会化生活的人化成果，承认异族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是承认一个族群生存的权利。平视在尊重他人生存的基础上学会欣赏异族文化，学会吸纳异族文化。人类文化发展到了全球化时代，必须从过去“灭绝他”的野蛮愚昧走向“吸纳他”的开明豁达。唐君毅的人文平视方略尽管不容易实现，但是能够纠偏返正，不啻为地球上的一缕祥和的清香。平视也蕴含着人文的融通，人文平视的归宿是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唐君毅对未来世界的人文图景有清楚的勾画。他认为，西方人文精神注重超人文、非人文的宗教和科学精神，忽视了人文的道德理性，因此，西方人文精神需要中国道德理性的补益。中国人文精神过于反本复始，偏于回归母位，忽视了人文的超越，需要吸纳西方的科学、宗教等超越性的精神。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文化之间的融通即是吸长补短，多种文化共同营造出人类文化的美好未来。在文化融合的世界图景中，唐君毅偏重道德理性色彩浓厚的中国文化。唐君毅一贯主张，道德理性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根本，中国文化是道德理性的人文文化，因此世界文化的主流在中国而不在西方，中西文化融合应该是：“斯则吾人之藉西方之国家精神，以充实吾人之文化精神，而可转以吾人之文化精神，裁抑西方国家精神，以充达吾人之仁心仁性于天下，而所想望于人类世界之社会文化组织者也。”[9]29中国文化注重人伦、人情、人性，是以人之存在为本位的人本文化，中国文化尽管在近现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如能吸取西方文化科学、宗教的超越性精神，中国文化必能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反映出新儒家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厚爱，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融合进程中吸纳他者的开新与变通。
关键词：三言二拍 翻译 传播
明代由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由凌濛初撰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被总称为“三言二拍”。小说内容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代的社会风貌,很早就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自16世纪起，“三言二拍”开始了它在英语世界里的文化旅程，期间经历了不断被翻译和误读的复杂过程，逐步被接受与肯定，如今在西方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
追溯“三言二拍”在英语国家的译介历史，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萌芽期：（18—19 世纪）
据今所知，“三言二拍”中的作品最早被译为西方文字的是《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三篇，首见于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的《全志》（迪哈尔德主编），它们也是中国小说中最早被译为西文的作品。而“三言二拍”最早的英文版本正是通由这个法文版所译成的,这正好验证了比较文学流传学中循环式圆形影响研究里关于异质文化圈的流动图的第一种方式：“英国人通过法国认识中国文化的交叉式间接影响模式”。
复苏期 （二十世纪前半叶）
进入到二十世纪，英语世界中的“三言二拍”研究呈复苏，升温的趋势。一方面，译文选篇的数量增多，涉及面增广；另一方面，关于“三言二拍”的研究著作也在西方相继问世。先说第一方面，之前的译文都是零散的穿插于各种故事集中，出现在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中。而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就出现了由豪厄尔编译的《今古奇观：不坚定的庄夫人及其他故事》。在这本书中，一共收录了六篇作品，并配有插图，在序言部分对《今古奇观》的作者和成书情况都做了介绍。这样独立完整的译本出现，在英国文学界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作为文化输出国的中国译者以及文学家，也介入到了“三言二拍”的翻译活动中。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1957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名妓的宝箱：中国10-17世纪小说选》一书中，共译了“三言二拍”中的二十篇作品。至于第二个方面，西方学者对于“三言二拍”的研究著作，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中期，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了一些专题论文发行。
丰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英语世界里的“三言二拍”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全面丰收的时期。我们同样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在作品翻译方面，出现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的全译本，而《醒世恒言》的全译本也正在进行中。著名汉学家韩南教授的译本(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在学术和研究的价值方面都达到了顶峰，堪称经典。在学术研究方面，从七十年代开始，可以说是英语世界里明清小说研究的丰收期，随着对明清小说整体研究的进展，“三言二拍”的研究也有了重要的发展，韩南教授对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基本能看清“三言二拍”在英语世界里的译介情况。从时间上看，如果将1736年约翰?瓦茨对于法文版翻译作品的改写译本作为开始，“三言二拍”的英语译介已经超过了两个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中，从无人关注到广为流传，“三言二拍”一步步走入英语语境，这正是文化语境起了作用。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特定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必然受到现实文化语境的制约。当代翻译学研究者佐哈就提出：“接受文化的社会文学条件部分地选择了翻译作品。”具体到“三言二拍”的英语译介，我认为有几个显著特征：第一，文化输出国译者的忽略；第二，文化接受国翻译力量的重视；第三，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
第一个方面：文化输出国译者的忽略。通过梳理英语世界里的“三言二拍”译介史表明，早期参与英语译介的主要翻译家多以来华的外交官、传教士为主，而后期，欧美各大高校的汉学家成为了翻译和研究的主流。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学中优秀作品的翻译，大多都得到了中国翻译力量的支持。例如明清古典小说中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老残游记》、《聊斋志异》等都有由中国译者译出的完整或近乎完整的英文译本。较之而言，“三言二拍”的英译主要是通过英语世界的译者完成，基本都属于文化接受国自发的翻译活动，文化输出国没有参与。究其原因何在？这与国内学术界之前对“三言二拍”，甚至是整个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忽视是分不开的。
第二方面：文化接受国翻译力量的重视。“三言二拍”小说中的多篇故事都有目的语国家的译者完成的英语译本，且版本众多，广受好评。韩南教授翻译的作品：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更是走进了很多美国大学的课堂，被列为参考书目。这会令大多数中国人困惑：当西方人接触中国小说时，在国内《红楼梦》、《儒林外史》已成为绝对经典，但他们却选择了“三言二拍”甚至在中国更为被忽略的李渔作品作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原因何在呢?把中国文化的西传，和西方对于中国小说的接受结合起来作历史性的考察，或许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某种答案：正是中西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引发了这种差异。首先，“三言二拍”和李渔小说契合了目的语国家的审美趣味。其次，由于译者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文化、不同政治话语系统，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将一个特定作家、作品介绍到本国，译者本人必有其对作家作品在文学、思想上的特殊理解，必然对其的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同时，文学译介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和接受，而文学接受必然受制于文化语境。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相融合，接受和理解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第三方面：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三言二拍”能够在英语世界成功地被翻译、研究，与二十世纪日益密切的中西跨文化交流活动相关。十九、二十世纪，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古典文学亦随着文化交流远游域外。“三言二拍”的英译就此经历了一个由浅而深，由零散而系统的发展过程。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丰富和深入。中国学术界对于古典白话小说及其研究起步较晚，且相对于诗词，戏曲来说不够重视，但由于韩南教授及一大批外国汉学家对此做出的卓越贡献，使得西方学术界，甚至东方的研究者都更加关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三言二拍”的研究方面，也体现在其他一些被中国学术界长期忽视的古典白话小说上。
参考文献：
［1］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
关键词：近代；新教传教士；本地化基督教；文化推广；策略
中图分类号：B9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9-0143-03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然而，文化传播从来都不是顺畅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国度传播不同质的文化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那些“尊孔”、“祭祖”及“崇拜偶像”的中国本土的当地人接受基督福音，传教士们分别采取了一些“措施”、“策略”，来迎合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即本土化基督教推广。本文以伯格理在石门坎区传教为个案，具体研究分析了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本地化基督教推广策略及其影响。探讨近代新教传教士在本地化基督教推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的认识，对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基督教本地化推广的理论依据
评估某种文化的高低、好坏、风俗习惯的鄙陋与否，不应该以评估者自身的文化标准好恶来衡量这种评判文化的标准和观点，而应该从该民族的内在文化法则和文化背景上来理解。文化相对论认为，人类文化可以分为很多形态，而这样众多的文化形态并不是由单一的人类文化进化而来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人类文化的进化阶段），而是在异质环境下产生的异质文化形态与文化模式，而且该文化形态是与其所关联的环境相适应、相协调的，所产生的价值取向也是从该文化形态所处的环境中产生的。所以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独特性与合理性，与其他异质文化不存在高低之分。同时每一种文化都有独特历史继承性的特点。所以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在接受其他文化时往往怀有较强的抵触情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所以传教士在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传教必然受到当地人的抵触。伯格理在石门坎区传教很尊重石门坎区文化，使基督文化与苗区文化和谐共存，成功实现了本地化基督教的文化推广。用文化相对论分析本地化基督教的文化推广活动对于研究现代跨文化的交流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本地化基督教推广的因素
1.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贫困是造成宗教传播的社会基础。然而在石门坎这一落后地区，面对一贫如洗的群体，贫困的生活使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变得轻而易举。所以，石门坎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使传教士的本地化基督教推广能顺利进行。在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来之前，石门坎不仅经济上贫穷，文化也十分落后。但是这恰恰成为宗教传播加速的催化剂。石门坎苗区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促进了伯格理在当地的基督教文化推广。
2.中西传统文化差异性。历经千多年的风雨洗礼儒家思想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根深蒂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国人会对外来的事物怀有敌意，而且这种怀疑和敌对是必然的。所以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必须先把基督教中国化，通过这种方式新教传教士才能在使当地人接受基督福音。所以年轻的柏格理在1887年来到中国偏远的西南城市昭通开始传教时并不顺利。每当他和同伴行走在昭通街头，就会立即成为居民好奇的对象，被孩子们追随、被大喊“洋鬼子”及令人不快的一些称呼。因为当时的中国民众对西方人各种不满，所以让他们去接受基督教更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现状使得来华传教士不得不考虑通过中国化基督教的方式来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
3.传教者主体特征。本地化基督教推广除了与中西文化差异有关外，也与传教者的主体特征有关：第一，传教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传教者都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并且传教士大都学历高，他们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携带者，所以他们的到来其实就是一种不同文化的渗透。这样的背景使传教士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了中国，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中国文化并且适当改进文化。第二，传教士对宗教本身的虔诚信仰和执着追求推动了文化交流的发展。传教士是一特殊的群体，他们怀抱信仰，热衷于把上帝的福音传遍全球，拯救人们的灵魂。自1904年，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伯格理克服种种困难扎根贵州石门坎，并为当地的西式教育和医疗事业做出奉献，基督教为苗族带去了文字、文化和文明。创制苗文虽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翻译圣经和阅读圣经，但后来却促成了苗族文化的复兴，使苗族人摆脱了千百年来没有文字的历史。
三、本地化基督教推广策略和措施
关键词：中国文化失语；比较教学；英语专业课程；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6-0186-03
当今世界各国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文化是必要和必须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交流日益广泛，在英语专业的课程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突显出来了，英语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等五大基本技能，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习的过程，而是一个文化的吸收和传播的过程。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即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无法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反映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片面性，重视目的语文化的吸收，而忽视了源语文化的传播。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学习英语的过程就是了解对象国文化和传播本国文化的过程。语言都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并通过语言来表现文化。古德诺夫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中是这样论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
海姆斯（D.Hymes）于1972年提出“交际能力”这一概念，促使外语教学的目标从“语言能力”扩展到“交际能力”，进而发展成为“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他们所要掌握的不仅仅是一门外语的基本语言知识，而且还要领悟该语言所包含的文化底蕴，这样才能具备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我国现代大学英语专业教育则更应当重视了解西方文化和传播中国文化，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塑造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笔者认为，语言教学应当涵盖三个部分的教学内容，即“语言知识教学”、“目的语文化教学”、“本族语文化教学”。只有兼顾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讲授，学生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掌握一门外语；只有对目的语文化知识与本族语文化知识相比较教学，使学生真正运用英语语言文化的思维方式来阐释中国文化，学生才能真正成为文化的桥梁。
二、“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与当前英语教学的误区
随着伟大祖国的日益强大，汉语和中国文化也在不断地影响英语语言的发展，中西文化的差异对英语教学也有着积极的影响。上个世纪的英语教学侧重于将西方文化引进来，而时间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英语教学的一大发展方向则是要运用英语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从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开始，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文明古国就一直吸引着西方社会，但长时间的语言不通，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失语现象”。如今90后的学生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中成长起来，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熟悉程度似乎已经超过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国文化的了解，这无疑是过分强调对英美国家文化的学习而忽略中国文化的输入造成的。
1.教学目标。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指出，21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决定了21世纪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规格：这些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也就是要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拓宽人文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掌握与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专业基础知识，注重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创新的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大纲》在教学要求中明确提出，学生应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有较扎实的汉语基本功。但在课程设置中，大部分高校偏重西方文化的引入，开设了大批诸如《西方文化入门》、《英美社会与文化》、《英美文学》的课程使学生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然而，涉及到汉语及中国文化的课程较少，对于中国文化的英文介绍却鲜有涉及。这使得许多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对外交流时，无法流畅地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
2.教材。目前高校英语专业使用的大量教材都选自英美原版出版物，教师给学生布置的课后阅读任务也大多是英语的原版文学作品，其中中国文化含量几乎空白，在培养学生英语思维的同时，忘却了中国文化的英译，学生无法从教材中学习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大量的语言材料的输入才能使学生有较为自然的语言输出，教材中对中国文化的提及少之又少，学生在真实的跨文化交流的环境中必然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大批学者辛勤地引入西方文化，翻译西方经典，然而能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著作很好地介绍给西方的译者却屈指可数。
3.教学方法。在教师的引进中，大部分英语专业的高校更愿意引进“海归”，认为有着海外生活学习经历的教师更能胜任英语专业的教学任务，教师在课堂讲授过程中也只局限于课本和西方社会现象，而很少联系中国文化和当前中国社会，更不注重教授这些内容的英文表达。教师在理解教学方法时也有一定的误解，教学大纲中对人才培养的目标是跨文化交际的人才，绝不是仅仅从语言角度教文化，单纯地引入西方文化，而应是从文化的角度教语言，考虑和兼顾英汉两种语言及其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的相互交流。
由此可见，“厚此薄彼”是当前英语教学中的一大症结，在具体的英语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考虑到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使学生了解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又构建了不同的认知方式，形成彼此不同的交际风格与言语行为模式。在“引进来”的同时也应当考虑“走出去”。从而启发学生建立全景式的文化认知，明白彼此交际规范、词法、句法等方面的不同，这样有助于帮他们摆脱交际化外语学习中的困境，使学生能真正地运用两种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
三、从比较教学的角度消除“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当前我国英语专业课程的文化教学中存在着的三大误区：文化教学与语言知识教学相脱节、文化教学内容中凸显“文化定式”、文化知识的测试评价体系不健全。这三大误区均涉及到中西文化的比较，因此，笔者尝试从比较教学的角度来消除“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1.进行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英语专业课程设置。消除“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改善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英语课程教学设置，使之成为一个跨文化、跨语言的课程，从而解决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母语文化失语现象。如果在课堂上便将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互动性地传递与积累，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对母语文化的意识与兴趣，更能够健全学生的知识解构，同时将本专业的知识与经验与目的语结合，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对本专业的研究和考察。例如，在精读课上，可以结合文章内容，在遣词造句、篇章结构等方面融入汉语文学的相关知识；翻译系列课程中可以开设《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技巧》之类的课程，或是在翻译课程中选取一些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让学生在课堂内体会中英语言和文化异同，提高表达的准确性。
2.中国传统文化导入和渗透。学生通过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比较和对比，能更好地理解两者的异同，克服不同文化差异带来的交际障碍，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同时也能清晰地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加深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能够用英语流利地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思想精髓，有利于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例如，在介绍西方传统节日时，可以提前让学生检索资料，用英文介绍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佳节，可以邀请外教在课堂上进行现场提问，帮助学生更准确地传递文化信息。这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运用英语交流，从而减少“高分低能”带来的“聋学生、哑英语”现象，增进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3.改革和完善文化测评体系。2004年新版的《高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大纲》规定，取消快速阅读，取而代之的是人文知识，或者叫作文化常识（General Knowledge）。从考试大纲看，人文知识主要指英美文学、英语语言学和英语国家概况三个方面，具体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基本文化知识，三大板块分别所占的比例大致为：文学30%，语言学30%，史、地及文化知识40%。新大纲对增加的人文知识有说明，要求考生能基本了解主要英语国家的地理、历史、现状、文化传统等；能初步具备英语文学知识；能初步具备英语语言学知识。测试目的为“测试学生对主要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英语文学与英语语言学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由此不难看出，新大纲把英语专业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了解纳入了测评体系，但时至今日，对于本土文化的掌握程度未被纳入测评。在这一大纲的指导下，国内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纷纷加大了英语文化课程开设的比例，但有关中国本土文化的英文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并未能引起相关高校的重视。若各高校能在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英语专业的人才测评体系中完善对于中国文化英译的测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将能得到很大的改变。
跨文化能力是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是跨文化交流能力最直接的体现。中西文化差异是我们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是关键的突破口。只有抓住这个突破口，不断深入中西文化差异比较教学，不单把西方先进文化引进来，更要把中国经典文化传出去，从而真正消除“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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