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师复习计划赏析八篇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师复习计划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第1篇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化是否在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变革?文化与经济又有什么关联呢?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展望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时候，不是仅仅从经济角度去解读，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因。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有1000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

从到现在的160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怎样才能让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得到复兴。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形成自洽实体

要探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急剧衰落的原因。

林毅夫说，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国内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

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弄清楚何谓文化。

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林毅夫说，“他将文化分为3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二是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组织；三是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3个层次的划分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起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则是上层建筑。”

林毅夫进一步解释说，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这样一个上层建筑或日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以及克服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洽的。

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公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付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每个文化体应该都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并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才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

中国生产力水平能否赶上发达国家

林毅夫说，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在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

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最落后的，也正是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在器物的发明创新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中国经济基础的提升相对滞后造成的。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当乐观的。”林毅夫说。

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技术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对于西方已经处于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

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就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

以引进技术取得快速技术创新

根据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以及改革前后的中国经验，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快速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重要、最好的途径。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

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8％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条道路，在未来10年、20年、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中国能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林毅夫说。

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

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7年，用了27年的时间，人均GDP赶上美国。林毅夫说，尽管他不会过分乐观地认为，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会赶上美国，但是他完全相信，现在人均GDP是美国的2.5％的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GDP可能达到美林毅夫认为中国的文化有能力在更高经济基础上实现创新国的20％。那么，中国在2000到2030年间平均每年的GDP增长率正好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增长率相同，为每年9.8％。

靠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

从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数量预计，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将是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会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那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将会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

第2篇

今年以来，全县上下按照全县三级干部大会确定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坚持统筹发展、和谐发展、创新发展，积极应对内外趋紧的发展环境和罕见的自然灾害影响，全县经济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形势，主要经济指标中，除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没有“过半”外，其余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过半”计划。全县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是：

（一）宏观经济稳健增长。初步预计，上半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9.55亿元，同比增长13.2%，为近十几年来最快的发展速度。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6448万元，增长7.1%；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8273万元，增长14.5%；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50771万元，增长14.6%。

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上半年，全县实现农业总产值55118万元，同比增长16.6%。夏粮、夏油因实收面积增加，总产分别增长6.7%和1.0%。茶叶产业随着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市场价格的上升，实现了减产不减收。茶叶产量9065吨，同比增长7.3%，名优茶均价59.39元/公斤，同比提高22.53%。茶叶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凸现，全县茶叶纯收2.3亿元，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2%，农民人均茶叶纯收719元，占农民人均经营性现金收入的94%，占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44.1%。在市场价格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下，养殖业快速发展，猪、牛、羊、禽、鱼的产量有较大增长。

工业经济增势未减。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89868万元，同比增长72%，占全年计划的54.4%，实现工业增加值29272万元，同比增长65.9%。主要经济指标的完成量相当于去年前10个月的水平。茶叶、茧丝绸两大特色产业增势强劲，产品产量、销售收入和利税等各项指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以玻纤布、灰砂砖、石材等为主导的建筑建材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效益显著提升。

旅游经济继续升温。进一步加大了以“一泉两山”为重点的建设和旅游市场促销力度，全面开展创优创强活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旅游的格局初步形成。上半年，全县共接待游客22万人次，同比增长12.6%；创旅游综合收入4400万元，同比增长11.3%；门票收入440万元，同比增长10.2%。完成了旅游总体规划和南武当山、桃花冲两个景区修建性详规的编制。詹河风景区一期毕升大峡谷漂流项目已完工，6月开始营运以来，日漂流人数300—500多人。

财政金融运行平稳。上半年，全县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14461万元，同比增长38.41%，占年度计划的59.47%。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实现6166万元，同比增长58.47%，占年度计划的64.54%；财政总支出19615万元，占年度计划的48.70%。其中：一般预算支出16192万元，占年度预算的49.40%。总体来看，收入实现了过半目标,支出也体现了预算约束和保发展、保稳定的需要。金融服务支持发展的主动性增强，继续保持存贷“双增”态势。到6月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32.5亿元,同比增长11%，比年初增长18%；各项贷款余额9.01亿元，同比增长21.13%，比年初增长22.8%，贷款增幅仍然高于存款增幅。

（二）全民创业方兴未艾。在全民创业的政策激励和典型引导下，民众创业的热情得以激发，开始形成了“一人创业兴家、全民创业兴县”的生动局面。上半年，全县新增个体工商户1015户，累计达到8356户；新增民营企业31家，累计达到355家。在新增民营企业中，工业企业和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占到85％以上，总投资额近6000万元。乡镇“五个一”、村“三个一”工程全面推进，乡村干部带头创业的积极性高涨，以农民为投资主体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28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发展到41个，养殖大户280户。象方咀、杨柳、石镇、南河、陶河等乡镇，已经形成了乡村干部带头创业，群众大胆投资创业的火热势头。在推动全民创业的同时，招商引资工作也呈现出较好的上升趋势。到6月底，全县共引进项目87个，其中，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项目32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12个；投产项目19个、在建项目21个、续建项目25个。总投资规模21.49亿元，实际投入资金4.68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项目个数增加54个，增幅163.9%；总投资规模增长8.47亿元，增幅65%；实际投入资金增加3.04亿元，增幅190%。

（三）重点建设投入增加。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5108万元，同比增长78.85%。投资仍然是拉动全县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一是开发区建设全面提速。到目前为止，整个园区投入已达到2.36亿元。一期工程河东工业园的征地、道路、排水、供电等基础性建设全面完工，落户一期园区的12个项目，已有6个建成投产或部分投产。二期工程九龙口工业园建设进度加快。温泉镇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建设指挥部，迎风雨，战高温，冒酷暑，开展“百日大会战、大战工业园”，施工进展快、效果好，已完成挖填方120万立方米，占整个工程量的40％，房屋及地面附属物拆迁工作同步推进。二是重点项目建设步伐加快。武英高速公路建设进展顺利，连接线即将贯通，城西新区雏形初现。新建通村公路83公里，启动了红山、杨柳等处的主干道改造工程。城区建设成效明显，拦河坝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城区交通智能管理系统建成运营，莲花住宅小区二期完工。以“双十工程”为重点的工业项目建设，形成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10个重点项目有7个建成投产或部分投产，新增产值21770万元。三是农村各项建设进一步加强。完成了占河水库整险加固和退耕还林、长防林等重点工程，启动了彭畈6100亩中低产田改造、孔坊3000亩高产农田建设和136个水库移民后扶项目，解决了1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建成沼气池2800口。积极推进“百镇千村”工程建设，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效应进一步扩大，全县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由22个增加到25个，完成新农村建设规划编制的行政村达到140个。22个重点扶贫开发项目村建设加快。龙潭河村、河南畈村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四）民生问题有效改善。坚持从解决群众“最现实、最直接、最关心”的问题入手，认真抓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八个方面的实事，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631元，同比增加292元，增长21.8%，增幅比上年提高6.24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8元，同比增长19.87%。就业工作稳步推进。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2310人，997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3.62%，大大低于4.5%的控制目标。加强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新增参保人员2147人，征收社会保险费3959万元，同比增长30%。民政工作全面加强。灾民生活安置、救济工作扎实开展，497户1165间倒房恢复重建任务全部完成。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规范了城乡低保制度，8154名城镇低保对象、12359名农村低保对象、2477名农村五保对象全部由政府出资购买了医疗保险。

二、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分析

上半年，我县经济运行总体势头良好，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困难，突出表现为：

（一）多种自然灾害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今年以来，我县先后遭受了雪灾、冻灾、洪灾等多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全县累计受灾人口32.5万余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2000多亩，灾害直接损失2400余万元。下半年仍有可能出现一些灾害，多灾的影响，给实现经济预期目标增加了压力和困难。

（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使经济运行外部条件趋紧。一是由于国家严格控制用地计划，我县新增工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出现困难，一些好的项目因用地计划难批而进展缓慢。二是去年以来，央行先后5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次提高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国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资金供应将更加紧缺。三是受汶川大地震的影响，国家在资金安排上要向震区倾斜，相应会减少对其他地区的财力支持，使我们争取项目和资金的难度增加。

（三）企业发展存在严重的要素制约。一是融资难。据调查，全县54家规模以上企业，近半数存在融资困难，不少企业因为缺乏资金，生产周转和新增固定资产投入出现困难。二是用工难。英山本土企业的工资水平大都低于沿海发达地区，导致劳动力大量外流，本地企业招工难问题越来越明显，全县缺工1.5万人左右。因员工不足，部分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甚至出现弃单现象。

（四）物价指数攀升过快。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7.2%，涨幅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农资价格上涨过快，因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等生产资料涨价增加的生产成本远远超出国家给予农民的惠农补贴数额，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影响。工业原材料价格也在大幅上涨，特别是钢材、煤炭、石油等主要原材料价格猛涨，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赢利空间，居民生活压力不断加大。

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是悲观和泄气，而是为了清醒地看到差距，正视困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面临的机遇和有利条件。这些有利的方面，需要我们去认识，去把握，去利用。

（一）从发展的总体形势来看，我县加快发展的势头没有减弱。当前我县经济形势总体较好，经济运行稳定，农业特色产业支撑作用明显，旅游形势喜人，工业增长迅速，投资规模逐年扩大，加快发展的势头已经形成。上半年，全县主要经济指标都保持两位数增长，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在全市县市区中继续保持较为理想的位次。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高于全市10.4个百分点，排全市第四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于全市17.9个百分点，排全市第四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26.8%）高于全市0.9个百分点，排全市第七位；农民人均现金纯收入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排全市第三位；外贸出口增幅(127.8%)高于全市68.5个百分点，排全市第三位。可见，全县经济增长的基础比过去要牢固，增长的后劲更强更持久。

（二）从宏观政策来看，我县争取政策支持有很大的空间。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国家总体上将更加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城乡间的协调发展、城市及乡村各收入群体之间的协调发展，增加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力支持。此外，农村经济政策在保持稳定不变的前提下，还将会继续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投入等。我县作为中部地区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仍然是国家扶持的重点县份，我们向上争取政策、资金、项目的空间只会扩大，关键看我们是否善于去争取。

（三）从招商形势和现实基础来看，我县也面临较好机遇。一是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梯度转移速度加快，一些劳动密集型、占用土地资源型产业以及部分高科技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链条和产业区域进一步重新划分、优化组合，这为我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二是随着武英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我县将面临发展的大好良机，加之近几年招商引资的持久推动，会有更多的客商选择英山。三是省里已正式批准我县筹建经济开发区，为我县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了政策平台。这些都使我县在发展三农产业、开发旅游业、加快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型工业等方面拥有机遇、大有作为。

（四）从思想解放的程度来看，全民创业的热情将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今年以来，全县上下大力推进观念更新，全民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创业、创新、创优的“三创”精神正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追求，涌现出了一大批自主创业、艰苦创业、全民创业的典型。这些都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转化为加快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通过开展以效能建设为主题的“两项活动”，将对转变机关作风，提高政府执行力，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改善我县的经济发展环境。

看到这些有利的因素，我们必将信心倍增。我们一定要审时度势，善于抓住有利机遇，顺势而为，借势而上，造势而用，强势而进，进一步激活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积极因素，变压力为动力，蓄势待发，增强后劲，使英山经济社会发展得更稳一些、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三、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虽然上半年经济发展态势较好，但是有些工作完成的情况与目标要求还有差距，有些工作还是刚刚起步。因此，下半年的工作任务更加艰巨。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现全年目标，要把握五个方面：一是要坚持抗灾保规划，通过发展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二是要坚持把工业和旅游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思路不动摇，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加快骨干企业培育，加快旅游开发步子。三是要进一步推进全民创业，抓好招商引资，让更多的人投身创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四是要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着力抓好八个方面的实事，协调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五是要牢固树立保稳定促发展的思想。今年是个特殊年份，稳定工作显得尤其重要，我们必须按照“守土有责”的要求和“属地管理”的原则，认真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等事关稳定大局的工作，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的条件和稳定的保障。

（一）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一是要抗灾夺丰收。当前，要以防汛为重点，抓好洪涝、干旱、动植物疫病等多种自然灾害的防御工作，及时组织开展灾后生产自救。坚持农业损失工副业补，田地损失劳务补，半年损失全年补，种植业损失养殖业补，全面开拓农民增收渠道。要积极推进以母猪、奶牛、水稻、农民工意外保险和“两属两户”（烈属、军属、五保户、低保户）住房保险为重点的农业保险，通过保险减轻灾害损失、增加农民自救能力。二是要抓好农业结构调整。重点要培育壮大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三大产业群。种植业方面，完成好新建及改造茶园1.5万亩和林业低产林改造1.5万亩的目标任务。养殖业方面，加快发展规模养殖，巩固完善已建规模养殖场的生产经营。农产品加工业方面，要落实扶持政策，着力培植、打造加工产值上亿元的龙头企业。要积极引导农民创办各类专业合作社，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三是要抓好基础设施建设。要抓紧抢修水毁农田和农业基础设施，加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做好地质灾害防范，消除安全隐患。要大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和中低产田、低丘岗地改造，强化耕地质量建设，提高耕地产出能力；要加强沼气工程、农村路网工程建设，推动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继续抓好整村推进扶贫工作，切实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四是要进一步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进一步完善新农村建设“五个结合”的工作思路，结合“百镇千村”、“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扎实做好新农村规划编制、产业调整、村庄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在抓好示范村建设的同时，注重在面上推广示范村建设经验，扩大示范效应。

（二）进一步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坚持高标准、高规划抓好园区建设，提升园区水平。要尽快完善园区管理体制，落实开发区“三定”方案，作好园区规划，使开发区规模达到10平方公里以上。尽快完成落户一期园区的项目建设，确保在建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对新落户园区的项目，要严格审核把关，实行投资规模、建筑密度、建设期限、产业方向、投入产出比重“五定位”。要进一步加快二期园区的建设速度。园区建设必须要有热火朝天的氛围、车水马龙的场面、只争朝夕的速度、夜以继日的效率和大干快干的局面，这本身就是一种形象，一种吸引力。下半年的园区建设要实行季度现场点评制，以此促进园区和项目建设环环相扣，始终保持高压力、高负荷运转，力保9月30日前完成工业园区二期土地平整的建设任务。要落实好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各类新办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特别是注重引进“两高一低”（高科技、高利税、低污染）的企业和项目，尽快把园区建成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要进一步加快工业发展。按照培强、培优、培新的要求，加大对工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项目投入，尽快做大做强我县工业。一是着力培育骨干企业。继续抓好“双十”工程，加快骨干企业的培植，重点扶持华茂船舶等10家成长型企业和金马玻纤电子布等10个重点项目，大力发展一批税收过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的民营企业。二是要加快产业集群建设。依托特色产业和骨干企业，按照区域聚集、板块发展、定向培育的思路，加快培育茶叶、蚕桑、汽车配件、建筑建材、中药材、石材加工等产业集群，积极发展配套产业，拉伸产业链条。三是提升品牌质效。继续抓好品牌建设，扶持金马玻纤、世星汽配、安然汽车附件、志顺茶业、绿羽茶业等企业开展精品名牌创建工作，力争再创1－2个省级以上名牌。四是抓好协调服务。加强与金融部门的沟通协调，推进银企合作，引导县内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进一步发挥县中小企业担保中心作用，扩大融资渠道和能力；积极引导民间及社会资本投入工业。抓好企业用工和煤、电、油等供应的协调，支持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三）进一步做活旅游大文章。要突出“一泉两山”开发，加快“三创”工作。一是要加大规划制定和控制的力度。加快完成总体规划后续工作，尽早完成全县总体规划和南武当山、桃花冲、占河风景区等详规的评审。加强规划的执行和监督工作，坚决杜绝景区无序开发、不按规划建设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二是要加大配套设施建设力度。以社会参与为主、政府投入为辅的市场运作方式，多途径、多渠道筹措资金开发建设旅游景点，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启动武圣宫二期工程建设，完成桃花溪的后续建设，力争温泉度假村、南武当山主峰登顶索道早日动工建设，积极推进桃花冲景区经营权出让工作。三是要加大创强创A的力度。按照创强创A实施内容，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尽快召开创A现场会，细化工作方案，确保年内实现一个重点景区通过AAA验收。四是要加大旅游促销和旅游商品开发力度。努力提高英山旅游的知名度，充分发挥旅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四）进一步扩大投入。我县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拉动，没有投入就没有增长，就不能加快发展。一是抓好招商引资增投入。要进一步强化不抓招商就是不抓经济、完不成招商任务就是失职的责任意识，把招商引资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要着力解决一些单位招商积极性不高，行动不力的问题，对上半年各乡镇、各单位招商工作情况要进行专门结账，下半年要继续加大督办检查的力度，实行季度考评，年终结账定奖惩。要积极创新招商方式。大力开展以资源引资、以资产引资、以园区引资、以企业引资的招商活动，大力发挥企业主体招商的作用，积极承接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努力实现我县优势资源与客商投资愿望的成功对接。要按照“盯住、抓牢、办成”的要求，狠抓签约项目跟踪落实，抓履约率、抓资金到位，切实加强对已签约项目的后续跟进工作，尽早促成合同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见效。二是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增投入。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直接决定着发展的速度和水平，抓项目就是抓机遇，就是抓资金。对重点项目建设要落实责任，明确牵头领导和责任单位,做到项目谁主管谁负责,谁负责谁解决,确保重点建设的领导调度到位,目标责任到位,协调分工到位。要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重点抓好236公里通村公路建设，小白线、梅沙线、红岩线、陶英线等4条省际出口路的改造和配套建设，协调做好武英高速一期工程杀尾和二期工程施工工作，开工建设西汤河至城区的连接线。尽快完成城区控制性详规的编制，启动两岸建设，建设人行天桥，开工建设莲花小区三期工程，力争完成梦丝家大道两侧2000多米的排水设施建设。力争温泉度假村项目开工建设。要积极争取新的项目。要认真研究国家投资政策和方向，加紧项目可研、申报等前期工作；加大向上争取力度，确保一批项目落实到位，真正做到谋划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使项目成为发展的有效载体。三是破解融资难题增投入。要加大信用担保体系和民间小额担保体系建设，加大我县中小企业信用评级覆盖面，增强政、银、企三方互信互动合作机制建设。要坚持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举，着力提高融资比重。要以发动全民创业为抓手，激活民间资本，调动全民投资创业的积极性，鼓励更多的个人资本参股投资办企业。

（五）进一步抓好财政工作。尽管上半年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较好，但从全年形势和收入构成情况看，掉收的危险性很大。根据当前财政收入可能掉收的形势，要积极研究增收保支、以收保支的措施和办法。一是强化财税征管。加大对重点税种、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税源的监控力度，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税收征管方式和手段，及时解决组织收入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确保应收尽收，力争多收超收。特别是国税、地税部门要进一步细化超收的措施。强化非税收入的监管，加大国有资产资本运作力度，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多渠道增加财政收入。二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今年预算计划中安排向上争取和调入资金3800多万元，如果不努力，很难完成。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大向上争取的力度，确保今年上级对我县转移支付和补助资金有较大的增长。三是严控财政支出。切实加强支出管理，强化预算约束，没有预算的项目不得随意开支出的口子，原则上不得申请追加预算。要厉行节约，严格落实各项节支措施，从严控制非生产性支出，各机关事业单位要按照公务支出减少5%以上的要求，确保有限的资金优先保障人员工资、单位正常运转、重点建设和稳定的需要。

第3篇

[关键词]移民搬迁；扶贫路径；建议

[作者简介]张春美（1969―），女，江西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移民资金绩效评估和财务管理；韦晓梨（1991―），女，江西农业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江西南昌 330045）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移民搬迁扶贫路径选择及其绩效评估问题研究”（14GL20）；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路径选择及其效应分析”（16ZK3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态补偿政策对特别困难地区农户减贫驱动机制及政策优化研究”（16ZK35）

江西省是著名革命老区，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导致全省大部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深山区、库区和自然灾害频区，涉及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特困片区县58个、国定罗霄山连片特困县17个，国定、省定贫困县25个。自2003年以来，江西省对生存及生产环境较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实施移民搬迁扶持。2016年江西省完成76万人脱贫，贫困人口下降到113万，贫困发生率降到3.3%。贫困地区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继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达到9110元，收入增长率达11%左右。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提升，江西省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脱贫退出。江西的移民搬迁扶贫路径选择及取得的成效，形成了独特“江西版本”。

一、江西移民搬迁扶贫路径及其取得的成效

（一）财政补助扶贫

建立移民搬迁扶贫资金统筹整合机制，提高搬迁移民扶贫补助标准。移民建房补助由人均3500元，提高到人均4000元。县城或工业园区移民集中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由500元提高到2000元；乡镇移民集中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由500元提高到1500元；中心村移民集中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由500元提高到1000元。对建档在册的水库搬迁移民每年可获得600元的直补资金。对搬迁移民中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及特困户实行差别化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建房补助在人均4000元的基础上，每人增加补助1000元；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特困户，建房补助在人均4000元的基础上，每人增加补助2000元。对实行差别化扶持后仍然存在困难的特困户，发放扶贫解困慰问金和生活必需品。

（二）健康扶贫和社会保障扶贫

据调查，因病致贫占比45.25%，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贫困户的主要致贫因素。建立完善的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做好健康扶贫和社会保障扶贫有助于保障搬迁贫困移民的健康，防止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风险。[1]为此，江西省为移民搬迁贫困户购买每人每年90元的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大病保险、农村贫困人口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城乡医疗救助结合的医疗保障体系，贫困移民个人自负费用比例预计将下降到10%左右。同时充分发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户低保政策、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兜底”功能，确保应保尽保。2016年江西省设定移民搬迁农户低保标准为月均270元（3240元/年），农村五保户分散供养标准达到月均290元（3480元/年），分别比国家贫困标准线高出13.5%和21.9%。

（三）产业扶贫

江西省立足贫困区域的特色和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同产业，增强搬迁移民群众的“造血”功能。江西省已建立“高效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信贷扶持+组织帮扶”四位一体产业扶贫模式，在条件成熟的贫困村开展产业扶贫到户，一揽子解决贫困农户发展产业目标不准、资金短缺、经营分散等难题。例如井冈山市因地制宜，培植优势产业，建立了“一乡一品、一村一业”的产业群；贫困户以产业扶持资金、以土（林）地承包经营权参股农民合作社、股份制企业，每年可获得20%的产业分红收入。井冈山整合乡村景点资源，实施“红色旅游+扶贫”战略，让贫困户分享旅游产业发展红利；井冈山市开创了“农产品+合作社+电商平台”“红色旅游+电商平台”，利用电商平台开发“红土地绿生活”资源，打通农产品外销渠道。

（四）帮扶就业扶贫

针对搬迁移民开展就业扶贫，对符合条件的移民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介绍、技能或创业培训等免费就业创业信息服务，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业。江西省针对深山区、库区和自然灾害频发区的贫困人口较多、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的现状，开创了移民搬迁进城进园新模式，以县城工业园为龙头，将偏远山区贫困群众搬到城镇工业园区附近集中安置，并就近到工业园就业，扶贫移民搬迁进城进园集中安置是实现城乡一体化，不仅解决了工业园区招工难问题，而且稳住了搬迁移民，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鼓励企业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发展“一村一品”帮扶就业、开发扶贫就业、专岗保障就业和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输出就业等多种有效的就业扶贫政策。[2]

（五）教育扶和培训扶贫

唯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致贫的落后思想观念，提升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从根源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江西省对贫困户的子女实施教育扶贫，基本形成了“奖、助、贷、勤、补、免”的学生资助体系，实现了从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教育扶贫体系全覆盖。对贫困家庭儿童资助每人1500元，对义务教育寄宿生给予生活费补助，对高中贫困生免除学杂费，对中职学生免学费，对贫困生高考招生倾斜“四个专项计划”。对特困家庭学生，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拓宽社会资助渠道，建立“心连心”爱心资助工作平台，引导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扶贫捐款资助，保障搬迁移民子女接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同时，组织搬迁移民的技能培训和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移民的就业能力和劳动效率。

（六）金融信贷扶贫

江西省金融机构对有金融服务需求的贫困户和能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企业提供了的信贷支持。商业银行按1：8的比例提业发展贷款资金，破解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缺技术、缺服务、缺资金等问题，促进了贫困地区产业升级。截止2016年7月底，全省贫困户累计贷款户数8.5万户，发放贷款34.96亿元。主要扶持了涉农惠农项目，支持地方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在金融信贷扶贫中，开创了“油茶贷”、“光伏贷”“金穗油茶贷”等“一揽子”特色农贷产品，重点支持“公司+合作社+贫困户”、“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等产业扶贫运作模式，并实施了就业金融扶贫、教育金融扶贫、医疗健康金融扶贫。同时，开展了普惠金融服务，并尝试“电商平台+益农信息社+惠农服务点”的服务新模式，从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

（七）安居扶贫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扶贫

江西省2013年开始将居住在恶劣环境的群众搬迁出来，集中安置在城镇、园区，解决其住房和就业问题，实施安居扶贫。搬迁农户不仅可享受低价购房政策，而且享受移民搬迁、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贷款贴息、旧房拆除补助等扶持政策。例如，武县将深山区、库区和自然灾害频发区的贫困群众搬迁安置于武安锦城新区，成为全省最大的生态扶贫移民安置小区，对搬迁对象出台了对拆除原住房并将宅基地用于复耕的农户，每户补助3-3.5万元；[3]搬迁人口，每人补助6 千元；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每户补助1.5万元。同时通过帮扶安置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实施安居扶贫。

二、江西移民搬迁扶贫需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资金扶持渠道单一，资金利用效率不高

移民搬迁扶贫安置所需资金扶持的规模大。但目前搬迁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是财政专项资金。单一行政组织扶贫，加大政府财政负担和财务风险。财政扶持资金主要以中央、省、市、县（区）逐级下发的形式，容易导致扶贫开发项目资金滞后，部分资金结余较多，资金粗放式管理，使用效率不高。

（二）搬迁扶贫效果离扶贫目标尚有差距 移民搬迁扶贫主要瞄准深山区、库区、地质灾害区所涉及的县村。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部分扶贫路径的瞄准偏差，例如扶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中主要以安置区为单位，涉及到户的项目极少，贫困户难以直接从项目中获得自身利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短期效益明显，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后续项目管理和维护机制，项目的长期效益较低，难以落实到贫困户以实现扶真贫的目的；[3]安居扶贫中虽然搬迁户可以获取建房补助，但相比于巨大的建房开支和装修费，建房补助显得微不足道，大部分移民因此背负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且安置房的面积、户型未能满足贫困户需求；安置小区的配套设施不全；移民土地资源在搬迁后难以有效调剂，搬迁后食品基本依靠购买，日常生活开支大；移民搬迁覆盖率较小，整体搬迁任务仍艰巨；贫困户因资金、技能和土地等资源约束，参与到产业扶贫难度较大，最终“变相”扶持了有资金、有技术的规模农户和龙头企业，难以做到扶真贫；贫困户加入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产业基地因缺少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处于弱势地位，未能真正有效维护自身利益，无法实现真脱贫；培训和就业扶贫覆盖的面较小，每年有条件接受培训的人次很少，且培训内容的实用性不强，难以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三）群众参与搬迁扶贫的积极性不高

江西省在开展搬迁移民调研过程中，发现群众参与度不高，有些贫困户不能积极有效配合工作，隐瞒收入，虚报开支，以获取政府的各项扶持补助，这种落后的“等、靠、拿”懒汉思想严重阻碍了扶贫工作的开展。部分家庭常年在外务工未能参与到精准识别工作中来，仅依靠邻居或其亲友提供资料，评估时可能存在偏差。由于部分贫困区域的群众存在故土难离思想，顾虑无法适应新的安置环境，以及考虑搬迁的经济成本和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的社会成本，不愿意参与搬迁扶贫。有些贫困户严重依赖财政资金补贴扶持，对其他扶贫路径响应度不够，对“造血扶贫”工程的参与度低，明显低于“输血扶贫”。

三、破解扶贫问题及优化扶贫路径的相关建议

（一）拓宽扶贫资金筹措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打破单一行政扶贫资金渠道，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财政资金扶持。坚持政府、市场、社会机制有机结合，逐步建立政府为主导，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力，企事业单位业、公益性慈善机构为辅助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资金扶持体系，形成“财政扶贫资金+金融信贷资金+企业投入资金+社会公益捐赠资金”的扶贫资金池。加强对资金拨付、分配、使用监督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资金预算编制体系、完善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严格项目申报、审批、管理、竣工验收、结算，并实施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检查，防止资金截留、挪用等违法行为，扶贫资金使用到真扶贫项目，提高资金扶持效率和效益。

（二）统筹一揽子扶贫，发挥协同效应

由于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在选择扶贫路径时需根据扶贫对象的不同需求实施差别化扶持，实施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实现精准扶贫。同时，需要统筹运用一揽子扶贫战略，实施多元化扶贫，并根据扶贫路径之间的内在关联度，协同运作，发挥不同扶贫路径的协同效应，以实现每个扶贫对象受益最大化的目标，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推进企业参与贫困地区扶贫，帮扶贫困对象就业，并鼓励其以资金入股、土地资源出租或入股等形式参与企业，增加其资本性收益和工资性收入。对参与贫困地区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实施税收减免税政策，培育有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能力的市场主体参与结对帮扶，健全社会帮扶体系，逐步形成全社会参与扶贫工作新格局。

（三）提高贫困群众的参与度，增强搬迁移民的内生增长能力

提高移民对扶贫搬迁政策知晓度，增强移民脱贫致富的信心和责任心。提高移民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在扶贫项目实施过程发挥移民民主决议机制，使其真正了解不同扶贫路径的意义所在。制定激励机制，鼓励其积极参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和培训扶贫，增强移民自身的脱贫能力，产业扶贫中增加贫困移民参与市场机会，使其有能力分享扶贫成果，由“他扶”转向“自扶”，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

（四）建立多维度扶贫绩效考核体系，加强督查考核

建立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多维度的综合绩效扶贫考核体系，采用分类与交叉、定性和定量考核指标，加强扶贫资金的监督和考核，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严格实施贫困退出机制，严格遵照贫困退出标准、程序、核查方法，严格评估和验收拟脱贫的县市，考虑脱贫的可持续性，确保高质量脱贫。对提前完成贫困退出的实施恰当的激励制度。

[参考文献]

[1]张琦，冯丹萌，史志乐.十三五期间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思考[J].中国国情国力，2015，（9）.

第4篇

关键词：大学科技园 孵化功能 创新型城市 系统动力学

系统分析

（一）分析方法

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简称SD）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Forrester 教授于1956年创立的一门研究系统动态复杂性的科学。它以反馈控制理论为基础，以计算机仿真技术为手段，主要用于研究复杂系统的结构、功能与动态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以Vensim软件为分析工具，利用图示化编程建立模型；运用结构分析工具研究模型系统结构，数据分析工具研究变量行为模式。

（二）系统边界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企业孵化器是经济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内涵也随着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丰富。企业孵化器是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中小高科技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和咨询等相关管理的服务体系，目的在于使中小高科技企业迅速成长，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技术创新，这一组织体制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吸引人才和造就人才的价值增值，是一种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型社会组织。

自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城市创新理论问题的研究逐渐兴起，关于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研究也有较多探讨。创新型城市是现代城市竞争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它需要依靠一定的科技、产业、经济、体制、人力、文化等核心要素的推动，形成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价值创新体系，从而促进整个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性调整，实现城市健康快速发展。

（三）变量选取

企业孵化器与创新型城市建设在理论上存在密切的互动发展关系。一方面，企业孵化器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推动力。它可以增强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使较高的创新投入资金获得较高的创新产出，实现城市科技、人才等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创新型城市建设是企业孵化器的拉力器。企业孵化器的良性运营离不开它所依赖的宏观环境，健全的服务管理体系、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是企业孵化器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该系统的变量因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主要变量因素。包括：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市场机制、相关扶持政策、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技术进步占经济增长的比重、创新人才比重、创新产业比例、法律体系的健全程度、中介机构数。二是企业孵化器的主要变量因素。包括：外部市场需求、员工的素质与能力、企业孵化环境的整合能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率、融资比率、技术创新成本、企业孵化成功率、产学研一体化程度。

（四）模型结构

通过对企业孵化器与创新型城市建设互动关系的简要分析，两者互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如图1所示。构成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基本元素包含“流”与“元素”。“流”分为实体流和信息流；“元素”包括状态变量、速率和辅助变量。本文主要运用Vensim软件的结构分析工具，来举例分析企业孵化器与创新型城市建设互动发展模型的结构。

在创新型城市的评价指标中，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是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在系统流图中，技术进步占经济增长比重的循环有38个之多，也体现了这一点。其中一个链条较多的包含了10个变量：技术进步占经济增长的比重、市场机制、政府宏观调控力度、法律体系的健全程度、外部市场需求、产学研一体化程度、企业孵化环境的整合能力、融资比率、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率、企业孵化成功率、技术进步占经济增长的比重。

负反馈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为技术创新成本，其中循环链条最多的为9个，包括技术创新成本、融资比率、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率、企业孵化成功率、技术进步占经济增长的比重、市场机制、政府宏观调控力度、相关扶持政策、中介机构数、技术创新成本，在循环中变量的作用不断放大，催生负反馈的自组织行为。

运行机理

机理原是物理学概念，本意指机械内部组织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功能原理，后被其他学科借用。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研究创新型城市与大学科技园的互动机理，必须深入以下关键点：原始动力性，即两者互动的动力源，决定着互动发展的状态及其活力；组织互动性，即城市与园区的组织结构，决定着二者相互作用与有机联系的深度与广度；功能导向性，即互动功能的性质与状态，有利于认识两者互动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因。根据图1建立的企业孵化器与创新型城市建设互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及模型系统结构变量之间的因果追踪，本文试图从以下主体角度来简要概括企业孵化器与创新型城市建设互动发展的运行机理。

第一，以政府为主体的政策扶持为主导的运行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企业―市场，三者之间的互动运行是一种动态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二是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突出充实本地区人力资本的重大意义。三是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市场，强调产学研结合是企业孵化器发展的关键。

第二，市场―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市场机制、金融活动、法律体系与以孵化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运行，突出市场机制、金融活动和法律体系对企业的技术创新都有着重要影响。

在图1所示的系统因果关系图中，有两种动力源，即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两种动力源的不同作用路径也形成了大学科技园孵化功能与创新型城市互动的两种实现模式，即市场驱动型、政府推动型。

互动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构建互动生态系统是基础

一是立足角色，找准生态位。借鉴斯坦福大学与硅谷在大学科技园区与创新型城市互动发展的成功典型经验，大学科技园区要充实孵化器的角色，孕育创业创新型发展模式。

二是构建系统的内部转化机制。在大学科技园区与创新型城市双向互动中，在关切相关利益的基础上，创新内部转化机制。如斯坦福成立了第一家大学的技术授权办公室，专门负责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后来为其他高校纷纷效仿。

三是注重经验积累。成功的互动关系来自于不断的经验积累，如Gordon Moore（2000）将硅谷经验概括如下：一是科学家成为管理者；二是把科学商业化、产业化；三是善于识别、创造和捉住机会；四是强调专业化。我国大学科技园起步有10余年历史（1999年启动， 2001年首批认定），创新型城市建设时间更短（2006年启动，2008年深圳成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相对于发达国家60余年的历史，还有待经验的逐步积累。

四是创造良好的互动生态环境。以研发及转化为核心内容，组织各种关键资源，营造宏观与微观环境，引导相关利益方的积极参与，包括大学之间的互动、政府的介入，特别是对研究的大力扶持，以及各种专门事务机构的完善。相对于市场驱动模式，我国情境下的互动发展还需要破解区域历史的影响、制度体制的羁绊，如逐步改变资源配置的纯行政方式，变条块管理模式为社区管理模式，解决好属地高校、驻地高校与地方的关系。

（二）优化系统行为是关键

一是优化系统参数。在复杂系统中同时有多个参数需要同时优化，如在图1中，优化相关扶持政策、提高融资比率、创新融资方式、变资金流的校内循环为校地双向甚至多向循环，达到相互影响与相互塑造的更深层面。

二是优化系统结构。复杂系统中包括多个状态变量，如何从中选择决策所依据的信息源以及如何根据所选定的信息源来决策是系统动力学模型中重要的寻优问题。如图1中的企业孵化成功率、技术进步占经济增长的比重、创新人才比重等变量在大学科技园孵化功能与创新型城市互动中成为决策依据的重要信息源。

三是优化系统边界。系统边界及边界条件变化引起系统资源的竞争和再分配。而且引起边界发生变化的条件是历史客观的，涉及的边界优化也有多个视角。在大学科技园与创新型城市互动中，大学学科群与城市产业群的匹配广度与深度，直接影响着互动程度；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提供的各类人才的产业适用性由于时滞的存在需要提前预研，这在行业型高校与资源型城市转型中更加突出；再者，还要突破地域与体制的固囿，在突围中实现突破。

（三）建设学习型组织是重要的实施策略

大学科技园与创新型城市的互动关键在于学习型组织与学习型城市主体的五项修炼，彼得・圣吉认为系统思考的修炼是建立学习型组织最重要的修炼，同时系统思考也需要有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四项修炼来发挥其潜力。

第一，以系统思考统领与强化互动发展。以系统思考为统领，在大学科技园孵化功能与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互动关系中坚持系统观点与理念，探究互动的发生条件、影响因素，发掘互动的深度、广度与可持续性，以推进整体融合获取大于甚至倍于各部分加总的效力。

第二，在开放中实现自我超越。通过大学科技园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大学功能协同，并在实现机制上实现超越。创新型城市建设在于升华城市精神，实现资源整合，创新驱动城市发展。实现二者互动，要在对客观现实正确判断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契合点、成长点，并持续推进。

第三，转变组织心智模式。在大学科技园孵化功能与创新型城市互动中，树立双赢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破解固有的行为方式。跳出体制藩篱，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服务型政府改革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在官产学研对接中，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中，提高大学的社会认可度，拓展发展空间。

第四，建立共同愿景。转变大学科技园与创新型城市在体制上游离、运作上并行的现状，建立基于超越与创新的共同愿景，并提升实现共同愿景的能力。一是挖掘持久动力，把握现代大学价值与城市时代精神的契合点；二是持续接力，不因管理层的变动而大幅度起伏；三是根植于民众，为社会各阶层高度认同。

第五，团队协作与学习。运用系统动力学工具对大学科技园孵化功能与创新型城市互动进行系统分析，本身就是对创建学习型组织的一个推演。在现实中，促进团队协作与学习，要营造集群氛围，通过中介机构与组织创新，提高面对面交流的频度。以广视野、宽角度、多领域的团队推进大学科技园孵化功能与创新型城市创建的互动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1.张波等.系统动力学简介及其相关软件综述[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0（2）

2.欧庭高.企业孵化器运行系统论[M].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

3.蒋年云等.创新型城市：广州的实践与思考[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王柏轩，刘小元.企业孵化器的运营与发展[M].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6

5.王步芳.企业群居之谜：集群经济学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7

6.阎光才.斯坦福的硅谷与硅谷中的斯坦福[J].教育发展研究，2003（9）

第5篇

摘要：文章分析了新疆地方政府行为的特性，探索了新疆经济增长的特征，通过分析明确了新疆地方政府行为在新疆经济增长中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找出了新疆地方政府行为在推动新疆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不足，从而提出规范新疆地方政府行为的建设性措施。

关键词：新疆；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时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公平与效率、城乡贫富差距、****、就业、生态环保等。这一时期，政府如何做出有效的行为，为保障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焦点。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缩影以及直接代表，其行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直接影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执行能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并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新疆地方政府行为特性

第一，作为民族自治区，新疆所考虑的利益函数和目标函数具有特殊性。新疆有13个世居民族，还有许多地方民族自治政府，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函数。

第二，新疆邻接国家和地区较多，因此新疆世居民族和这些国家民族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的共同性。而邻国经济发展水平也会直接影响本地社会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因此新疆政府必须保证本地居民生活水平高于邻国水平以谋求本地长久稳定。

第三，新疆所占土地面积大、资源丰富，但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使其如何变为经济优势，如何使不同利益团体得到满意，将是新疆地方政府采取政策措施必须考虑的重要环节，也是新疆地方政府行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核心点。

第四，对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新疆来说，社会经济的公平性尤为重要。但是市场经济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绝对公平性，这就要求新疆地方政府要考虑市场所造成的机会不公平性和社会经济收入不公平性对新疆的稳定所造成的影响。

第五，新疆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多、机构人员的组成复杂。造成机构的运行效率低，政策执行力弱，从而使新疆地方政府的协调成本更大。

二、地方政府行为在新疆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一）新疆经济增长特征分析

第一，经济增长迅速，但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1978-2007年新疆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3%，其中第一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7%，第二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73%，第三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0%。但新疆经济总体水平不高，2007年GDP为3494亿元，在全国排25位。

第二，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第二、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从改革开放至2007年，新疆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下降2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17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减弱，第二、三产业比重增加迅速，产业结构日趋合理。2007年，三次产业分别为18.0∶46.4∶35.6，比例日趋合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第三，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1980-2007年，北疆地区GDP占新疆GDP的比重由61.6%提高到66.4%，增加了4.7个百分点，而南疆地区则由31.6%下降到25%，减少了6.5个百分点。新疆人均GDP最高的克拉玛依市（62493元）和最低的和田地区（2327元）之间有近27倍左右的差距，而且这种趋势在不断地扩大。

第四，二元经济形态并存，市场体制尚不健全。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体制很不健全，新疆自然半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二元经济并存，市场体制不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积极推行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因素的作用逐渐加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因素的作用逐渐减小，但市场化程度总体偏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较小，自然因素在经济增长中仍然占主要地位。

（二）地方政府行为在新疆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第一，为新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制度环境。在改革之初我国选择的是典型的供给主导制度变迁方式，其选择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归根到底主要是“上靠中央的正确决策，下靠企业和群众的奋斗，中间靠各级地方政府的贯彻执行和组织推动”。新疆地方政府在我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与其他地方政府一样顺应了中央政府的意志，积极地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好的投资环境。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民间投融资力量比较薄弱，所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主要的投资主体。1978-2007年，全社会累计固定资产投资12642亿元。建成了南疆铁路、沙漠公路、吐乌大和乌奎高等级公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改扩建、通讯光缆等一大批水利、交通、能源等重点项目，使新疆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条件明显改善。

第三，提供比较合理的产业政策。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新疆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都相应地提出了与新疆经济发展关联的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新疆经济发展战略不断深化和完善。

第四，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搞好民族团结和稳定是关系新疆全局的大事。长期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民族团结和稳定工作摆到突出的位置来抓。一是坚持不懈地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进行汉族和少数民族“三个离不开”的教育；二是在搞好民族团结的同时，地方政府还坚持不懈地、深入扎实地抓好稳定工作。

三、地方政府行为在推动新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一）政府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工业化进程的作用薄弱

第一，产业层次低，比较效益差。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地方政府结合新疆的实际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三次产业间的比例始终不合理，这是造成新疆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2007年，新疆三次产业结构与全国相比，第一产业高7.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低9.9个百分点，工业低14.8个百分点。

第二，重工业的比重过重。2007年，新疆重工业占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7.4%，比全国平均水平（64.3%）高出13.1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型工业所占比重为28.1%和39.5%。

第三，工业化进程缓慢。从产业结构变化看，1992年新疆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使新疆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前期的准备阶段，相当于全国1970年的水平，滞后全国22年；1997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这标志着新疆正式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滞后全国27年。目前新疆工业化水平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心城市工业化程度较高，绝大多数县市工业化水平还很低。

（二）地方政府政策不够透明，政策体系不太完善

第6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海南黎族；服饰文化；传承保护

海南黎族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传承深远的民族，在服饰文化方面有其独到的特点。对海南黎族进行经济开发，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作为重要的卖点、热点是必然趋势。不过，考虑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有必要在经济活动中对黎族服饰文化进行保护。只有施行完善的服饰文化保护政策，才能确保黎族服饰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会被其他文化所冲击。

一、海南黎族服饰文化的特色

1.民族文化的代表性

海南黎族服饰文化是黎族特有的精神文化、习俗、传统和艺术文化、艺术特色的集大成者，是民族文化的经典代表。透过黎族服饰文化的特征，就可以深入了解到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特点。海南黎族服饰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黎族的织锦，它被评为“海南敦煌壁画”，是古代的“岁贡极品”，这就足以看出这种织锦的品质高端，文化研究价值高，具有极强的保护价值。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这种堪称“皇家贡品”的民族艺术文化宝藏成为重要的发觉点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黎族服饰文化在织锦上体现的最为全面，海南黎族的文化在服饰文化上的体现最为全面。黎族服饰文化直接代表了黎族独特艺术文化的最高水平。

2.民族服饰艺术的唯一性

海南黎族服饰文化与众不同，具有极高的唯一性，是当今各民族之中保存最完善、艺术性最强、风俗特点最浓厚的一种艺术形式。黎族服饰文化的唯一性首先表现在制作工艺的唯一方面。黎族织锦是当今黎族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工艺，具有长远的历史发展底蕴，与本地的棉花种植量大、棉花质地优良、矿物质染料丰富、资源丰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更是黎族特定的历史发展环境和文化氛围发展的必然结果。黎族服饰文化发展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在制造工艺上加入了艺术性的设计理念，融合了黎族的文化传统、信仰、劳动环境和生活氛围、情趣主张等重要内容；比如黎族服饰文化中的“龙被”，工艺先进、观赏价值和工艺价值世所罕见。这几个方面的表现，让黎族服饰文化唯一性的特点格外突出。

3.过往文化传统的延续性

黎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比较统一，文化传播的脉络较为明确，这使得黎族文化整体上表现较为明确和完整。以黎族服饰文化特点为例，它的发展过程，所涉及到的祭祀符号、家族标志、文化符号、传宗接代、爱情信物等方方面面都有着比较系统的文化指向性。什么样的符号代表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造型传递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图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都非常明确，且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特点，是一种在族内具有良好的延续性和系统架构的文化体系。从古至今，黎族的服饰文化传统都保留的非常完整，很少受到外族的文化干扰，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至今黎族的服饰文化依然保留的很好，且一直在贯彻和落实，在老年一代向青少年一代的传递中甚少遗漏，文化传承延续的特色非常鲜明。

二、现代经济条件下黎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1.经济和商业模式的引入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对黎族服饰文化进行开发是必然。引入适当的经济政策和商业合作模式，在不损害黎族服饰文化特色的基础上，通过良好的经济政策和商业模式为黎族服饰文化的崛起和商业化提供动力，这也是让黎族服饰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成功转型的关键。没有现代经济政策的支持，没有恰当的商业模式支持，黎族服饰文化可能会遭到外来文化的破坏，可能无法在杂乱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独立性，一旦黎族的服饰文化遭到损坏，想要重新弥补就会非常困难。要注意经济政策倾斜的同时，加大对商业合作模式的管控力度，确保以正规的投资者、商业经营计划和运作方案来开发黎族服饰文化，开发服饰产品的多元化，避免经济开发和运作过程中出现不良现象。

2.专业文化传承人才的培养

黎族的服饰文化本身在传承过程中保护的很好。不过这只是在原来的历史文化特征中进行传承。一旦引入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模式之后，传统的文化保护策略可能就无法发挥作用。对此，相关部门、政府应该考虑引入专业的文化传承培养人才，以对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充分了解，对黎族服饰文化的深入了解来参与到文化传承保护中来。要制定详尽的保护策略，对商业合作项目、经济合作项目、方案以及未来的发展价值、意义、影响等各方面进行评估和审核，找到其中存在的风险制定弥补方案，切实做好经济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保护。

3.文献资料的录入和保存

传统的黎族服饰文化在传承方面主要依靠的是本族文字传承和语言行动上的感染、言传身教。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这样的传承方式略显薄弱。可以考虑让熟悉黎族语言文化的人士参与到文化传承与开发中来，将黎族的服饰文化以文献资料的形式记录下来，开发成系统、全面、完善的文字内容，递交给政府或相关部门作为档案材料保管，确保文献资料可以保存起来。这些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可以为经济开发提供更直观的参考，避免经济行为发生不良的后果，破坏了原有的服饰文化氛围。除了做基础性的文献资料整理之外，还可以考虑将这类资料进行整合，制作科研课题，提供学术研究，促进文化部门、研究人员对黎族服饰文化有更深刻的接触，加快服饰文化的开发进程。

4.基于现有文化特色的创新和发展

为了让黎族服饰文化能够迎合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部门必须注意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大胆的创新应用。比如黎族的服饰种类、常用的图案、在不同场合的图案蕴含的意义等，进行现代化的加工和开发，通过服饰展览、服饰设计、工艺研讨会、旅游景点开发、农家住宿旅游等各种形式在黎族服饰文化中加入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理念，用创新性的举动推动黎族服饰文化的开发，为黎族服饰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提供多元化的途径和方式。现代社会，黎族服饰文化如果不顺应时代进行改变和创新是无法满足经济开发需要的，在保留其特色和底蕴的前提下进行多元的尝试，赋予黎族服饰文化新的生机和活力，对推动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三、总结

黎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很多困难，通过经济开发的形式来赋予黎族服饰文化全新的生机与活力是重要内容。不过考虑到黎族服饰文化的唯一性、代表性，在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之前，做好文化保护研究非常重要。依托专业人员的指导和参与，依托较为严格的合作方式审核和经济政策的保护性倾斜，大胆开发多元性的商业合作模式，引入社会力量和投资者参与到黎族服饰文化的开发和创建中，这对于黎族服饰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作者单位：1.桂林理工大学；2. 桂林理工大学；海口经济学院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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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茜. 无字的教科书：苗族服饰文化的课程意义解读[J]. 民族教育研究. 2009（04）

[3]许苗，钱家英. 论黎族妇女审美心理在其服饰图案中的体现[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9（07）

第7篇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专业化;资源祝福;资源诅咒

【作者】何昭丽，新疆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孙慧，新疆大学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导。乌鲁木齐，830046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1-0160-007

BLESSING OR CURSE？ ON THE EFFECT OF

TOURISM SPECIALIZATION TO ECONOMY

IN WESTERN MINORITY REGIONS

He Zhaoli ， Sun Hui

Abstract：

The rich natural and folklore tourist resources lay a solid foundation to enhance degree of tourist specialization in western minority reg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quilibrium effects between“income effect”and“resource-transfer effects”of tourist specialization. It conclud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t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s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When tourist specialization is less than 041， it shows the blessing effect， when tourist specialization is more than 041， it shows the cursing effect.

Key Words： western minority regions; tourist specialization; resource blessing; resource curse

引言

旅游专业化程度通常采用旅游收入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主要反映一国或地区的旅游业繁荣度（也有学者称之为旅游依赖度）[1]。

Lanza & Pigliaru从“旅游专业化”的角度对旅游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旅游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突破，从此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了学术界关注的新的焦点。二者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旅游专业化对国家经济增长是有利还是不利;二是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国家规模不同而有差异。[1]Lanza，Temple et al对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提出质疑，因旅游行业的效率潜力低于其他行业。尽管如此，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旅游专业化是不损害经济增长的。[2]

很多研究认为旅游专业化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且增长率高于非旅游专业化的国家。Brau，Lanza et al 将样本按照小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产油国和旅游专业化国家和非旅游专业化国家的分类，应用横截面分析显示当小国专业于旅游发展会使经济增长更快，旅游专业化有益于经济增长。[3]Sequeira 认为旅游专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确实较高。[4]Holzner研究显示旅游专业化的国家经济发展更快，且其工人阶级有更高的教育层次;旅游对于国家总输出有积极影响。Holzner的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控制初始产出水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影响后，旅游专业化较高的国家仍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投资率、中等学校入学率、对外开放度和税收。反映了旅游不仅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提升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5]

也有部分研究显示旅游专业化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阈值。Adamou and Chlorides认为旅游专业化低于一定的阈值时，旅游专业化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当超过某阈值时，旅游的高度专业化会使旅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小，直到消失。[6]Po and Huang将88个国家按照旅游收入占GDP的百分比，即旅游专业化的程度分成三个组，研究显示旅游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及阈值的存在。当旅游专业化程度低于405%或高于473%时，旅游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介于两个阈值之间时，旅游导向经济假说不成立，此研究证实了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值的存在。[7]Chang认为在旅游专业化门槛值为小于1497%，或处于1497%与175%之间时，旅游发展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旅游专业化门槛值高于175%时，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8]

关于旅游专业化受国家富裕程度及规模的影响、旅游专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学者们观点差异较大。Brau等认为旅游专业化可作为国家经济传统影响因素之外的另一独立因素，且认为对于规模小的国家，旅游专业化有利于经济增长。Copeland 和 Brau等认为旅游专业化通过改善国家的贸易条件会加快其经济增长。[9]Lanza和 Pigliaru认为旅游专业化国家一般都规模较小，且因具有高品味度、高丰度的自然资源，利于发展旅游专业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10]Sequeria 和 Campos分析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发现其只在非洲国家存在显著贡献;在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旅游专业化国家（旅游收入占出口比重在 10%或20%以上）中，存在消极影响;其余样本中未发现明显关联效应。[11]Figini and Vici按照小型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产油国的分类进行横截面数据的两组时间样本（1980-1990 和 1990-2005）研究显示：在1990年以前旅游专业化有助于经济增长，从1990年开始二者关系变得较弱，显示了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时间而变动;小型旅游专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大于小型非旅游专业化国家，因此作者不支持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增长。[12]

虽然一些小国家因具有高品味度、高丰度的自然资源，利于旅游高度专业化发展，但旅游专业化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也不绝于耳。虽然旅游业可以通过消费收入、乘数效应等方式促进经济规模增长，但大量的案例和理论显示了旅游高度专业化即旅游依赖度高可能会产生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等负面影响。我们通过对以下国内外近年来旅游高度专业化对经济的现实影响来分析。

欧债危机爆发引起对旅游专业化与去工业化关系的反思。欧盟一些国家因欧债危机经济发展受损严重，使旅游发展去工业化现象凸显出来。因为“去工业化”是导致欧洲陷入危机不能自拔的一个主要原因。[13]工业实力弱的国家更容易陷入危机，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及爱尔兰等国。

以第一个受危机影响倒下的希腊为例。希腊债务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国际竞争力差，经济主体并非为工业经济，而是以旅游业为主要支撑。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导致世界各国的出游人数大量减少，这对以旅游为经济命脉的希腊造成很大冲击。且希腊的进口大于出口，为长期贸易逆差，且出口产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高科技产品缺乏。希腊的资源配置极不合理，为了大力发展旅游业和航运业两大支柱产业，希腊加大了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的投资力度，并且投资规模过大，超过自身承受能力，导致负债增加。截止到2010年希腊的债务总量达到3286亿欧元，占GDP的142%。以2010年为例，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达5257%，其中旅游业占比大于20%，而工业和农业占比分别为1462%和327%，远小于旅游业占比。旅游业作为希腊的主体经济，其快速发展反过来对工业进一步形成挤出效应，使希腊过早“去工业化”，因为工业化时间短，且受自然资源条件所限，所以其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工业制品主要依赖于进口，其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竞争力受到亚洲新兴国家的削弱，导致贸易赤字增加。在一些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希腊在受到外部冲击时经济严重恶化。

与希腊相似，其他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危机发生前的服务业和地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与旅游业的繁荣有密切关系。因为大量外地游客的涌入增加了餐饮和住宿的需求，造成旅游地产、相关服务业的虚假繁荣，使得大量资金、财政投向消费业，从而使得工业发展转型升级面临更大挑战。总体来看，受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影响较大的几个国家都属于经济过度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业和旅游业，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严重。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国家丧失了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旅游业发展受到影响，工业发展又落后，导致产业结构不能及时调整，从而难以应对经济危机。这种因某国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工业等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被称为荷兰病效应，经济学家常以此来警示经济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过分依赖的危险性。如Javier Capo对西班牙旅游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发现，由于西班牙凭借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尽管发展成了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但因为经济对旅游业的过度依赖，旅游业发展占据了大量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制约了西班牙其他产业的发展，造成其经济长期增长缓慢，远落后于欧盟其他国家，西班牙被认为患上了因过度依赖旅游业引起的“荷兰病”。[14]

关于旅游专业化的跨国研究已成为热点，但国内研究才刚刚兴起，且对于西部民族地区尚缺乏关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近年来旅游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如贵州2012年的旅游专业化程度接近30%。且各地政府仍计划进一步提升旅游专业化程度，因此亟须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现阶段是正向关系还是负向关系，是否存在阈值等问题的研究，这将有助于政府对旅游发展进行合理规划。

一、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理论分析

旅游业发展需要以集聚的形式展开，集聚于旅游景区或旅游中心小镇。[15]因为产业集聚，所以各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效应，因而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外部性特征。[16]旅游业的外部性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旅游消费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收入效应;其次是旅游发展对其他产业造成的资源转移效应。

（一）西部地区旅游发展的收入效应

旅游发展的收入效应包括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直接经济收入，及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间接收入。旅游业作为一种经济产业，因旅游者消费旅游产品的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收入效应。无论旅游发展是依托于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旅游业的落脚点都归根于旅游者的消费活动。旅游消费活动是以旅游产品为基础，旅游产品包含旅游资源。旅游消费不仅为旅游业创造收益，还促进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从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旅游业的收入效应大于旅游自身因旅游消费而产生的销售产品收益。

旅游发展具有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旅游的过程是消费的过程，旅游消费虽有别于其他的一般物质消费，但却从属于居民消费，因此也是最终消费需求的组成部分。投资、净出口以及最终消费等共同构成了国内生产总值。旅游消费的增加部分将直接作为GDP的增加部分，可见旅游消费需求可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旅游发展具有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从产业关联角度看，旅游产业具有综合性强、前后向关联度大的特征，因而具有较强的乘数效应。旅游消费活动围绕着食、住、行、游、购、娱展开，每一项活动都依附于不同的行业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如与交通设施相关的钢构、石材业;与酒店建筑设施相关的水暖建材业;与游客饮食相关的种植、畜牧业;与游客购物有关的轻工业等。因此旅游的发展能带动众多产业发展及相关就业，从而间接拉动经济增长。

（二）西部地区旅游专业化的资源转移效应

旅游专业化的资源转移效应是指因相关资源更多投入到旅游业发展而转移了其他产业发展的资源，继而影响其他产业发展的效应。

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与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旅游业发展离不开饭店、交通、景点等基础设施，旅游目的地旅游专业化程度越高，当地政府相对越重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旅游专业化程度越高也更易推动旅游房地产投资，这些都将影响到制造业等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量。旅游服务所需劳动力数量大、层次低，旅游专业化越高就可能将越多的劳动力吸引到旅游服务部门，从而形成对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旅游专业化越高，政府就越重视旅游业发展，因而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旅游部门而减少了对其他产业的投入。旅游专业化越高的地区，旅游在经济体中所占地位越高，政府也愈加重视旅游生态环境，为维护旅游产业的“无烟产业”特点而牺牲其他产业建设的内容。当然旅游专业化越高的地区，旅游部门也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增加寻租和腐败行为导致制度质量下降，形成制度弱化效应。

可见旅游占经济比重越高，即旅游专业化程度越高，则旅游对其他产业部门的资源转移效应将越明显。

（三）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旅游收入效应与资源转移效应的均衡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旅游对经济增长具有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即旅游的收入效应和资源转移效应，而最终的净效应则取决于二者之间的折衷效果。[17]当旅游业收入效应大于旅游资源转移效应时，旅游对经济增长为正向关系即祝福效应;当旅游收入效应小于旅游资源转移效应时，旅游对经济增长为负向关系即诅咒效应。

某个地区的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线性关系：一直表现为祝福或诅咒，也可能是非线性的关系：祝福与诅咒相互转换。国际学者通过跨国样本的最新研究显示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当旅游专业化程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时，旅游对经济增长表现为祝福;当旅游专业化程度大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时，旅游对经济增长表现为诅咒。本文将按照此思路实证研究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是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从而判断是应该控制旅游专业化程度以保持其适度发展还是继续提高旅游专业化程度，使旅游业在西部民族地区中占比越高越好。

二、西部地区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新经济地理相关理论，旅游发展对区域经济内部结构存在影响作用。因此在对这两种理论阐释具有代表性的索洛增长模型和Sachs和Warner（1995）模型[18]的基础上，将资本、劳动、技术、旅游发展及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要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从而考察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观点：旅游专业化并非总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福音，也未必总会变成经济发展的诅咒。而其对经济发展有利与否，将取决于区域自身的旅游收入效应与资源转移效应的均衡结果。因此可通过建立旅游专业化及其平方项为解释变量、经济增长速度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来考察二者的关系。为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模型将加入其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并且为了考察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存在性，将引入旅游专业化的二次方项，构建如下基本的静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式（1）中，被解释变量g表示经济增长速度，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InYit-1表示滞后一期人均GDP自然对数;TS代表旅游专业化，TS2是其平方项;X为将要引入模型的其他控制变量所组成的向量集，控制变量分别为固定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对外开放度、制造业发展、基础设施、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程度等;i和t分别代表西部民族地区各截面单位和年份，按照国家对宏观区域经济格局的划分，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因数据缺失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包括）。其中，α0～α4为待估参数;δ为随机扰动项。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滞后一期人均GDP自然对数的引入主要目的是减少各截面单位初始经济水平的差异，降低经济发展的惯性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干扰。模型中除了将旅游专业化及其平方项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还引入其他控制变量，原因是考虑到宏观经济系统的庞大复杂，经济增长因素众多，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与各经济活动时有相互摩擦，旅游业发展对各要素的挤入挤出效应等，在遵循科学性、可行性、针对性的前提下设定了本文的控制变量集。

（二）指标说明

以上各变量的计算描述参见表1，这些变量基本包含了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因素，也反映了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影响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传导变量。据此，将本文所构建的经济增长回归模型展开如下：

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增长率，不过其统计数据缺乏完整报告，但GDP增长率和年平均人口数据可通过统计年鉴获得。因此我们可以运用GDP增长率和年平均人口进行推导获得人均GDP增长率的数据，关系式如下：

第t年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第t年实际GDP增长率+1）×（第t-1年平均人口/第t年平均人口）-1（3）

在模型（1）、（2）中，若旅游专业化TS及其平方项的系数α2、α3均显著不为零，则根据α2、α3的符号可以判断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若α2>0、α3

表1经济增长模型的变量定性描述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副本的各指标数据，针对西部11省区（除外）对上述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通过计量模型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旅游对经济的祝福与诅咒检验。

（四）模型估算结果

本文主要考察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专业化与其他经济要素共同作用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无法充分把握数据信息，已导致由自由度损失而形成的估计偏误;但是面板数据模型能够控制个体差异的异质性，且能够扩充样本信息，降低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而显著提高估计的效率;因此，当前面板数据估计已成为验证经济理论、进行经济学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开展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估计解释变量系数所反映出来的西部地区样本整体性效应，所以考虑面板数据的混合最小二乘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形式，通过F检验、Hausman检验显示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且通过Modified Wald检验和Wool-dridge检验表明方程的残差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采用Stata软件中的xtscc进行修正。模型的参数联合检验理想，模型模拟效果较好，变量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见表1，另外常数项为0052，不显著，在表中未显示。

检验结果发现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专业化程度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二者均在1%水平上显著，拐点值为041。说明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专业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当旅游专业化逐渐增大，并向右靠近拐点时，旅游对经济的影响逐渐由祝福转变为诅咒效应，反映出旅游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规模效应，且边际效应递减。西部民族地区实现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的最佳旅游专业化程度均值为041，表明在旅游专业化程度小于041时，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表现为祝福效应，当旅游专业化超过041时旅游专业化表现为诅咒现象。说明旅游业专业化程度存在一定临界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否则会因过度依赖旅游业而导致旅游诅咒。

表2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估计结果

此研究的政策启示为：根据西部民族地区的固定资本投资状况、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政府规模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前提下，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表现为祝福效应而非诅咒效应。目前，众多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专业化程度都远低于拐点值041，因此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还有较大空间，可进一步提高旅游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但应控制旅游收入不能超过经济总量的041，否则旅游将会表现为诅咒效应。但是对于如何发展民族地方旅游还需更多案例支撑，因不是本文论证重点，在此不做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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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关键词] 腹腔镜；肝硬化；胆囊结石

[中图分类号] R657.3+1；R65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1）11（c）-047-03

Feasibility and efficacy analysi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reating liver cirrhosis merger cystic and calculus

TENG Fangqiu

Department of Surgery, People's Hospital of Jingzhou County, Hu′nan Province, Jingzhou 418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icacy analysi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reating liver cirrhosis merger cystic and calculus. Methods: 68 liver cirrhosis merger cystic and calculus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patients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by laparotomy,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laparoscopic, each 34 cases. The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two groups in sex, age composition and live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P>0.05). The control group in peri-operative bleeding [(192.1±42.6) ml], operation time [(122.6±25.4) min], postoperative fasting time [(2.7±0.9) d]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time [(9.3±1.8) d]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79.9±38.7)ml, (63.3±21.8)min, (1.0±0.6)d, (4.2±1.1)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control group in postoperative 1 and 7 days total bilirubin[(33.7±9.9), (19.6±6.2) μmol/L]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188.9±22.6), (46.2±13.1) U/L]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26.3±7.2) μmol/L, (16.9±7.3) μmol/L, (137.1±11.5)U/L, (38.0±6.8)U/L],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rest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Laparoscopic oper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holelithiasis combined with liver cirrhosis scheme is safe and feasible, which can obtain satisfactory curative effect, and it is deserved clinical widely.

[Key words] Laparoscopic; Liver cirrhosis; Gallbladder stones

有研究表明，随着国内围术期治疗的完善和发展，由于腹腔镜器械的改进和医务工作人员技术水平的提高，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正在逐步扩大并被广大医务工作者和患者所接受，现已有很多关于其用于治疗肝硬化合并胆囊结石疾病的报道，并显示出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1]。为了探讨腹腔镜手术治疗肝硬化合并胆囊结石的可行性及疗效，针对我院68例患者进行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09~2011年肝硬化合并胆囊结石患者68例，年龄为39~72岁，平均（53.7±17.4）岁。随机分为两组，开腹治疗组为对照组（34例），其中，男21例，女13例；≤60岁者25例，＞60岁者9例；肝功能分级child A级27例，child B级为7例。腹腔镜组为观察组（34例），其中，男23例，女11例；≤60岁者26例，＞60岁者8例；肝功能分级child A级26例，child B级8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构成比和肝功能分级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依据

所有患者肝硬化标准诊断依据《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2]。

1.3 方法

对肝硬化合并胆囊结石患者进行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检查，评估其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耐受性。对患者行B超检查，了解其胆囊状况，主要包括萎缩、管壁增厚、胆总管扩张等，判定该手术的难度，排除胆管疾病。对患者的肝功能进行分级，child A级者不需要做特殊术前准备，child B级者需要进行适当治疗和护理，待其肝功能好转后再进行手术。

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对所有观察组患者使用三孔法，气腹压控制在8~12 mm Hg（1 mm Hg=0.133 kPa），解剖Calot三角，用吸收夹对患者的胆囊动脉和胆囊管进行夹闭，切除患者胆囊，烧灼其胆囊床，放置引流管。对所有对照组患者取其右上腹经腹直肌切口，解剖Calot三角，分别切断并结扎胆囊动脉和胆囊管，切除胆囊，缝合胆囊床，放置引流管。术后均给予保肝药物治疗。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比较结果显示两组在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禁食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生化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生化指标比较结果显示，两组在术前总胆红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凝血时间（PT）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术后1、7 d总胆红素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P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目前，普通外科已经开始广泛应用腹腔镜治疗肝硬化合并胆囊结石患者，由于其手术操作时间较短，手术过程中患者的出血量较小，术后患者的住院时间较短，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已经被广大医务工作者和患者所认可，成为治疗肝硬化合并胆囊结石疾病的“金标准”[3-4]。对患者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关键的一步就是控制好术中患者的CO2气腹压，由于较高的气腹压会压迫患者的血管，从而导致血流变少甚至出现暂时紊乱的现象，尤其是对肝脏的损害更为明显。如果术中不能控制好患者的CO2气腹压，很可能引起肝硬化门静脉高压，致使患者的脾脏变大甚至腹壁发生静脉曲张，从而触发不必要的并发症。手术进行前医务工作者要充分了解患者的腹壁静脉曲张和脾脏大小的具体情况，避免在手术过程中损伤患者的腹壁血管和脾脏[5]。

本次研究选取患者在性别、年龄构成比和肝功能分级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对于患者手术适应证把握主要依赖于对肝脏储备情况的评估。child A级者不做特殊术前准备，child B级者进行适当治疗和护理，待改善患者状况后，择期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术前要控制好炎症。

在手术过程中，为了减少对患者肝功能造成的损伤，医务工作者要使用较低的气腹压并减少手术的操作时间，这样不仅可以减少麻药的用量，尽量避免全麻药物对患者身体的毒副作用，还可以减轻患者的肝负担，可谓是一举两得。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安全的，且有着微创和术后恢复快等优势，关键是掌握手术技术特点、注重肝功能分级及围术期处理。在术中严格遵守“三管”认清后再处理胆囊管和胆囊动脉原则[6]。不能过分牵拉胆囊管，使胆总管成角，将胆总管误认为胆囊管而夹闭离断[7]。由于每个患者的身体情况不同，笔者对所有患者均留置了引流管，这样可以避免某些患者由于自身凝血机制不好，导致腹腔发生再出血甚至脓肿，减少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对肝硬化合并胆囊结石患者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不可避免手术会对患者的各个脏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使得各个脏器的系统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改变。因而术后，应监测患者的各个脏器的系统功能，尤其是肝功能。如果发生腹腔引流管出血或者漏胆汁，医务工作者一定要及时采取措施，马上治疗绝不能延误病情。本次研究中并未发生出血或者漏胆汁现象。

对肝硬化合并胆囊结石患者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具有诸多优点主要包括手术操作时间较短、手术过程中患者出血较少、术后对患者的肝功能影响较小等。为了使得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能够达到更好的临床疗效，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把握好该手术的各种适应证、术前做好各种准备、术中对患者进行熟练的手术操作并在术后对患者进行严密监测。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肝硬化合并胆囊结石患者来说，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方案是安全可行的，能够取得满意的疗效，值得临床上广泛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周正东,巴明臣,陈训如,等.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肝脏功能改变原因探讨[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01,16(6):383.

[2]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修订.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J].中华肝脏病杂志,2000,8(6):324.

[3] 辛建,陶凯雄,夏泽锋,等.腹腔镜手术治疗合并肝硬化胆囊结石的临床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0,39(4):532-535.

[4] 梁立民.腹腔镜胆囊切除术428例临床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2010,17(28):173-174.

[5] 李之印,徐方,马菊妹,等.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急诊ERCP在预防肝外胆管损伤中的临床意义[J].中华消化内镜杂志,2004,21(6):408-409.

[6] 张景华,曹月敏,谭文科,等.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并发症的防治[J].中华外科杂志,2003,41(10):724.